历史上最有名的隔都是布拉格的隔都，它是流落异乡的犹太人最著名的居住地之一，并以“以色列的城市和母亲”著称。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其中展出的残存物是四十代犹太居民以及某些犹太社团的遗产。在布拉格隔都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13世纪下半叶兴建的阿尔特诺伊叙尔犹太教堂。它和坐落在附近的犹太参议会是这个著名的犹太居住区的象征。今天，这个会堂和犹太公墓依然存在。特别是那个用各式各样的石碑装饰起来的公墓，为人们提供了布拉格犹太人生活的丰富资料。
可见，隔都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如实反应了外部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同时又为它染上了显著的犹太色彩。隔都内完善的组织构成为犹太文化的保持和传递提供了必要和有力的保证，在犹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圣经》时代所形成的犹太文化传统在流散过程中，由于有了隔都这一有效的文化载体而得以完整而成功地延展，从而被称为保护犹太文化传统的“文化栅栏”。
不过，隔都终究不是一堵不透风的铁墙，“否则文化的真空也将导致文化的死亡”。到了18世纪的后半叶，隔都高墙上的裂缝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都的高墙再也不能成为隔绝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有效屏障；隔都的界限开始模糊，相对松散的隔都和社团生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壁垒森严的隔都。
反犹主义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4） 不过，在有形的隔都隔绝之墙弱化的同时，一堵无形的精神之墙——精神隔都，仍然规范和维护着犹太人的现世生活和历史传统。精神隔都作为一种与传统的隔都生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事实，指的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改变了传统的隔都生活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联系。走出了隔都的犹太人，虽然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严格地恪守隔都的规范，但是由于其内心的情感积淀，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与犹太传统和他们的犹太同胞保持一种天然的联系，从而构建了精神隔都这一犹太文化中的重要事实。
如果说中世纪仇恨犹太人的形式是因为犹太人的分离主义，那么近代反犹主义的根源则在于，犹太人被看作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宁可被驱逐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血统把他们打入了一种仅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改变的低下地位。
现代反犹主义的口号是：犹太人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人种是肮脏的。反犹主义曾警告说：应该禁止他们在外表上变得像非犹太人，如若不然，他们必然会闯进非犹太人的社会，并且用他们那种恶劣的社会和精神品质对其产生污染。他们应当受到隔离，不然他们就会败坏国家的政治、商业、报刊和艺术。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隔离，所以只有一种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灭绝。这种对犹太人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同他们的邻人一样而对他们进行迫害。因此，中世纪以来驱逐犹太人的动机亦由政治、经济因素发展到针对种族。
20世纪是长达两千年以来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年代，以纳粹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屠杀推向极端。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被屠杀的犹太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1/3以上。在欧洲，平均每7个犹太人当中就有6个遭到杀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和巨大的浩劫。现代心理学家把反犹主义解释为一种由于紧张或心理不健全而产生的厌恶感，是一种现代民众不安感的投射现象，是那种把自身的不安归集到自身以外某一物体上的心理的必然结果；而犹太人则成为能够满足这一偏执狂基本需要的、可以随时随地被归罪的替罪羊。
犹太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先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分离开来，而这种分离又不幸地成为其他民族迫害的对象。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1） 图2-4莎士比亚，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之一，其内容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剧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夏洛克，由于其特殊的犹太身份，自然成为莎剧中最有阅读张力、最具文化争议的角色之一。虽然夏洛克只是莎翁笔下的一个文学形象，但是他的遭遇却代表了整个犹太民族真实的历史境遇。
在莎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身份首先是一个犹太人；剧中也多次以“犹太人”或者“好犹太人”一词来指代夏洛克。对于“犹太人”这个字眼，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但奇怪的是犹太人总是受到格外的瞩目，正如犹太作家路德维希·伯尔内所说：“真是一桩奇事，我本人身受了近千次，可依旧总是那么新鲜。这些人斥责我，因为我是犹太人。有些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宽恕我，还有一些人因为我是犹太人而称赞我，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我是犹太人，他们好像在不可思议的犹太怪圈子里着了迷，没有人能跳出来。”犹太人为什么如此受到世人的注视？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标记吗？他们的独特性或者说犹太性到底在哪里？
如前所述，一般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犹太教。
犹太人绝对地信奉由他们的祖先流传给他们，并且把所有的犹太人团结成为一群具有共同信仰的兄弟的宗教；犹太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优越感。可见，把这种自信和凝聚力传递给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信仰。对于犹太人来说，有可能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始终保持对自己民族信仰的忠诚。因此，有名有姓的夏洛克总是被他的邻居们以“犹太人”相称，而夏洛克本人也乐于接受这一称呼，并且主动地将自己和基督徒们划分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威尼斯商人》是一出喜剧，但也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中最富于悲剧性者。很多人觉得夏洛克的狡猾凶狠是极其可恶的，而他的受窘与被罚则是十分可乐的；对居住在威尼斯的基督徒安东尼奥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夏洛克更是犹太恶棍和魔鬼的化身。笔者则认为，备受歧视的夏洛克所代表的是整个受压迫的犹太民族，夏洛克的遭遇恰恰反映了当时反犹主义浪潮在欧洲肆虐的事实。犹太文学家、诗人海涅在观看了莎剧《威尼斯商人》之后，就曾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民族（犹太民族）不知为了什么神秘的缘故，竟然受着上下流社会的嫉恨。”
让我们来看看夏洛克和安东尼奥的对话。“安东尼奥先生，在商场上你时常辱骂我贪财好利，我总是耸耸肩忍受下去，因为忍耐是我们民族的标记。你骂我是宗教叛徒，凶残的恶狗，在我的犹太袍上唾痰……就是你，曾经吐痰在我的胡须上，像踢野狗似的把我踢出门外。但现在你要借钱。我应该说什么呢？我是不是该说：一条狗会有钱？……或者是我应该深深地鞠躬，打着奴才的腔调，毕恭毕敬地说：先生，上星期三你吐痰在我身上，某日你又踢我一脚，又有一次你骂我为狗……”安东尼奥回答说：“我以后还许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
夏洛克遭受如此侮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
可以说，夏洛克被安东尼奥敌视的原因，可能正是夏洛克本人引以为荣的犹太情节或者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特殊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这种犹太情节，在安东尼奥眼中又恰恰是夏洛克或者犹太人骄傲自大的分离主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犹太史》一书中曾提到：“在约瑟统治时期，……阻碍同埃及社会融合的主要原因还是以色列人的宗教观点。”犹太哲学家开普兰在其著作《犹太教：一种文明》中写道：“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犹太人就因为表现出这种所谓的骄傲自大而被世人所反感和厌弃。”
很多犹太人不得不通过踏上背教改宗之路以逃避自己悲惨的命运。海涅在被强迫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之后，发明了一句巧妙的遁词，即：犹太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幸。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2） 在奉基督教为圭臬的威尼斯，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异教徒以及文化异己者，自然也是被迫背教改宗的对象。但是，尽管夏洛克在威尼斯饱受欺凌，被扣上了“恶棍”的帽子，却总是敢于坚定地认同犹太文化，建构自己的犹太身份。正如他在剧中所表白的：“我可与你购物，可与你易物，可与你同路而行，以及其他任何事情，但我却不与你同食，不与你同饮，更不会同你祷告!”
当然，夏洛克也会为自己的不幸辩护，且听听他的申诉：“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他，同样的医药可以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吗？”然而，威尼斯人对夏洛克寻求平等与公平的呼声置若罔闻，夏洛克的诸多努力最终只能付之东流。
《威尼斯商人》最终还是在夏洛克改宗基督教的欢乐场面中结束，但是反犹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和消失。因为早期基督教的反犹太倾向是基于信仰的，它排斥的只是犹太异教，因而犹太人只要改宗基督，根据《圣经·加拉太书》论述的普世基督徒平等原则，他就不该再受歧视。15世纪以来的世俗化淡化了信仰至上，其结果是在西班牙等地强化了反犹行为。如果说过去的反犹主要是反对犹太教，表现为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那么现在的反犹则是反对犹太血统，由于血统肮脏或血统不纯，即使改宗基督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因而反犹运动便由企图同化犹太人（诱逼犹太人改宗），发展为隔离、驱逐乃至消灭犹太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是因为其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犹太人……也就是说，是反犹太主义者建构了犹太人”。犹太学者A·赫歇尔在分析了犹太人的伦理品格与面向世界的胸怀后也指出：“犹太人付出了一种代价。为了做一个正常人，他须是一个高尚的人，为了做人，他须不仅仅是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民族，犹太人须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可见，夏洛克所遭遇的迫害，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整个犹太民族几千年流散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每一个犹太人被迫害，实际上都是整个犹太民族在随着他遭受侮辱。
图2-5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重要港口。
生活在威尼斯的夏洛克，具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放债人，这两种身份决定了他不仅要忍受排犹行为的无理压迫；而且要忍受整个基督教社会对高利贷者的偏见、诅咒，这更使他的境遇雪上加霜。众所周知，在中世纪，最为人所不齿的职业就是放高利贷。然而，生活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却不幸与这一职业挂上了钩。在很多人眼中，犹太人就是高利贷者的代名词；事实上，犹太人的称谓本身在某些西方语言如英语中的Jew，德语中的Jude，都同时包涵“放高利贷者”的含义。
由于反犹主义的存在，犹太人在职业选择上的余地很小。从5世纪末开始，欧洲便出现了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法令，农业因此成为犹太人最早受到限制的经济领域。到了11世纪，为了垄断当地的手工业，欧洲城市非犹太手工业者纷纷组成行会，又将犹太人从手工业和作坊中排挤出去。之后，随着意大利威尼斯等商业城邦的兴起，十字军东征打通了欧洲通向东方的商道，欧洲非犹太人在商业领域中的崛起，犹太人的经商之路也被堵死。当时，西方国家的教会严格禁止基督徒放债，于是基督教的欧洲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真空，人们只好任犹太人去填补，于是越来越多在商业领域受到排挤的犹太人开始转向放贷业。可见，反犹主义与中世纪犹太放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放债才遭受人们的憎恶，而是因为遭受憎恶才走上放债之路。
当然，看似有利可图的放债业对于犹太人来说也并非完全自由。只要非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的积极性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他们就会给犹太人规定许多禁令。例如：16世纪初，法律规定波兰贷主的利率为百分之八，而犹太贷主的利率只是百分之三点五。他们也以同样的办法排斥犹太人做包税人。尽管有这些不平等的规定，犹太人在经济上仍然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但是，这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剥削和凌辱，他们不但要向国王支付比其他臣民高得多的税款，而且每当国库空虚或者统治者本人需要金钱的时候，他们还会被课以补充税。可见，没有金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身之物，没有金钱，犹太人就无法生存，犹太人只能用金钱来换取生命和一席寄居之地。
“夏洛克”与世人心目中的“犹太人”（3） 尽管犹太放债活动为教会、国家、贵族、民众提供了他们所急需的资金款项，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贡献支撑着欧洲的社会，推动着被今人称之为社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的到来，但长期以来，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不仅没有得到肯定，而且随着西方社会以歪曲历史的手法把放高利贷者同犹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导致了犹太人和基督教环境的对立。犹太放债人夏洛克由于和基督徒打官司而倾家荡产的事实，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
虽然夏洛克因为坚持割安东尼奥的一磅肉而被很多人唾弃和讥笑，但是他的这种行为恰好反映了犹太民族遵守契约的文化传统。也许现代夏洛克——美国犹太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一席话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夏洛克，他说：“金融市场不是不道德的，而是超道德的，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努力在竞争中取胜。我向往成功，但我并不想为追求成功而丢掉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严格区分商业活动与个人生活的原因。我发现，先挣钱然后再把金钱送给别人要比把道德考虑引入我的经营活动更容易一些。”根据这番话，是否我们也可以做如下猜想：夏洛克只是按照契约、按照市场规则和他本人作为金融业参与者的身份来行事，而安东尼奥先是傲慢地签订契约，然后又想办法毁约的行为才应该受到唾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夏洛克虽然只是莎剧中一个小小的文学人物，但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反犹主义的受害者，以及作为犹太放债人的身份和遭遇，却成为整个犹太民族几千年流散经历的典型案例。从犹太文化和犹太历史的角度入手重新审视夏洛克，一定能使我们对这个人和这个人所代表的民族多一分同情和关心。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1） 犹太人似乎生来就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他们与金钱似有不解之缘，而西方人更营造了关于“犹太人与金钱”的种种神话。犹太人擅于理财，在于犹太人对金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认知，由于犹太人的历史境遇，金钱在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指令，从而影响和决定了犹太人对金钱的实际行为。但在“犹太人与金钱”的种种神话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距离。“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决非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命题。
图2-7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
在德文中“Jude”除了有犹太人的意思之外，还有高利贷者和商人的意思。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犹太人是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又说：“犹太人的神成了世俗的神、世界的神，期票是犹太人真正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期票。”作为商业民族，犹太人具有一系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商业观念。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说过的一句名言——“有金钱的地方就有犹太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的一种普遍看法。在“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上，西方人营造了无数的“神话”，即使像莎士比亚这样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也在《威尼斯商人》中不无偏见地塑造了著名的夏洛克形象，夏洛克及其“夏洛克效应”，给犹太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诚然，在犹太人中的确涌现了无数巨贾富商，犹太人在挣钱方面也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获利的犹太艺术”。金钱是进行商品交换不可或缺的手段，犹太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看重金钱。马克思说：“犹太人的世俗的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上帝是什么呢？金钱。”又说：“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
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特别善于赚钱的民族，仅仅从犹太人天生精明是无法解释的，其中蕴涵着更为深刻的犹太人对金钱的独特观念，因为在犹太生活中，金钱已生成和表现出一种特定的文化指令，并影响和决定了犹太人对金钱的实际行为。由于特定的历史遭遇，犹太人生发了一种对金钱的不同寻常的理解。通常情况下，金钱被视为一种决定生活水平高低的物质力量，但在犹太人眼中，金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决定着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且常常更决定着生活的本质——即生存和生活的权利，也就是说，犹太人往往视金钱为“生命的一种根本性的保障力量”。在漫长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作为外来客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和争取生存的权利——包括物质生活的权利和精神信仰的权利。
犹太人在银钱业上的崛起，许多人解释为犹太人被迫用金钱购买生存权。没有金钱，犹太人在敌人面前就没有任何护身之物。因为犹太人到处要纳税，特别是在寄居国，没有金钱，犹太人就不可避免地注定灭绝。这已被公认为犹太人善于理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涉及到伦理问题：出钱购买生存权是否道德？如果不道德，那么是谁造成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犹太人善于理财的原因，犹太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作为一个最下层的商业民族，犹太人十分重视礼仪，在经商之中以银钱业为最可取，因为只有这一行业允许一个人全心全意致力于法律研究。因此犹太人之所以不得不经营商业，尤其是银钱业，以及他们的交易之所以成为一种受礼仪上限制的部落商业或民族商业，是有礼仪上的原因的。”
犹太人每每受到异族人的桎梏和胁迫时，唯有金钱可以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释减这种外来的压力。犹太人以金钱购买生活权利的事例，在罗马、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各地都有突出表现。官方在向犹太人收取这笔特殊的财政收入时，曾经确立了年保护金、税金等等名目繁多的称谓，能出得起大价钱的犹太人，有时还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成为能够出入宫廷的“特殊的犹太人”。人们常说：“金钱在犹太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便是强调了金钱与犹太人生活、犹太人生存的紧密联系，所以“犹太人视金钱如命”之说，就不应再被简单地理解为仅是一种贬义的嘲讽，因为对犹太人而言，视金钱如命恰是一种真实和无奈。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2） 由于犹太人对金钱的特殊认知及其历史处境，犹太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去获取钱财并尽可能地想方设法成为富有之人，虽然历史上大部分犹太人不可能也并未做到这一点，但无论怎样，以“护身符”和“生存权利”为内核的金钱的意味一旦形成，便必定会在犹太生活中产生相应的现实效用。这种效用一旦实现，哪怕是部分实现以后，犹太人便又陷入了一种新的更加困难的处境：作为流浪客民，“犹太人”的身份本身已足以构成欧洲主民排斥的一个把柄和理由；而作为有钱的犹太人——那些从事着金钱的事业和会挣钱的犹太人，则又为欧洲主民提供了难以容纳的另一个有力的把柄和理由。在此双重的把柄与理由之下，对犹太人的诸种限制与重压便接踵而来，换句话说，犹太人生存的“费用”开始涨价，进入欧洲生活的“门票”价码越来越高。于是，犹太人必须加倍努力、加倍挣钱，方可支付购买生存权利的不断袭来的“通货膨胀”。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循环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金钱在犹太生活中的意义，也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促使货币增长的机制：犹太人须用金钱去购买生存的权利，因而犹太人须努力挣钱；当犹太人有了这种购买生存权力的能力时，犹太人便又因为有了这种能力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从而面临着更高的购买价码，因而犹太人又须从更高的起点向新的目标迈进，去获取新的购买能力。在此循环过程中，犹太人的获利意志和获利技巧都得到了突出的锤炼。
犹太人看重所有的金钱，他们认为“金钱无姓氏，更无履历表”，任何钱都没有干净不干净之分，赚钱的方法只有效果的好坏之分，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使用什么方式进行什么经营，只要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赚钱就应该心安理得、毫无愧疚。
例如：犹太人独特的商业观念是“厚利多销”。“薄利多销”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商人都认可的经营原则，但是犹太人却特别反对这个原则。他们认为：让利竞销无异于自己在颈上加索，让利竞销是和死神赛跑，愚蠢之至。为了达到厚利多销，犹太人精于分析市场和消费者心理。他们抓住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总是着眼于高档商品行业，钻石珠宝业便是犹太人最看好的行当。以色列没有钻石矿藏资源，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加工企业，以色列的钻石交易有限公司加工生产的钻石占全世界总加工生产量的60％。
图2-8海涅，德国犹太裔文学家、诗人。西方有句成语说：“犹太人进市场如鱼得水。”犹太人的获利艺术一方面是出于生存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犹太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领地。基督教世界曾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对经商、获利的行业采以鄙视的态度，“商人”与“小人”往往是同义语。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因素普遍生长的时候，那种死抱着宗法风范的贵族迷仍然大有人在。所以德国犹太裔文学家、诗人海涅曾认为，是欧洲人自愿放弃商业领地并迫使犹太人走上商业之道的。
即使把宗教和种族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单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相互制约和复杂冲突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演进。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犹太人在与欧洲非犹太人的经济关系上曾上演了一个三幕剧：“……在第一幕中，犹太人正像他们之不可或缺那样的不得人心，但是由于他们的非犹太人迫害者在经济上没有他们就过不下去，图2-9波兰克拉克市，公园和广场的“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标志。
所以他们所受的虐待是被保持在限度之内的。一旦新兴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获得了为自己所有的充分的经验、技能和资金，感到他自己能够取当地犹太人之位而代之的时候，第二幕就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西方国家中拉开了。在这一阶段里——英国是在13世纪达到的，西班牙在15世纪，波兰和匈牙利则在20世纪——非犹太人的资产者运用他们的新到手的力量得以排除他们的犹太对手。在第三幕中，一个现已确立起来的非犹太人资产阶级已变成了这样的犹太人经济艺术的老手，以致他们的败于犹太人之竞争的传统恐惧，已不再强制他们放弃重新使用犹太人的才能为他们的非犹太人的国家经济服务的这种经济利益了。本着这种精神，塔斯康政府在1593年以后，允许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暗奉犹太教的难民定居于勒格浑；荷兰从1593年起就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而在1290年曾感到强大得足以排除犹太人的英国，在1655年感到更强大得足以再让他们进来了。”
虽然由于宗教、种族等原因，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但“西欧犹太人与其非犹太邻居之间的距离在实践上并不如在理论上那样巨大和不可逾越”，特别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他们的邻居”。而这种联系又是一种时而容纳时而冲突的联系，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不断“排挤——接纳”的循环往复中，对金钱的内涵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在犹太人看来，金钱是其生存的必要保证，却不是其生存的唯一目的。对他们而言，没有金钱万万不能，有了金钱并非万能，因为在许多特定的复杂情形下，金钱远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有了这一层理悟，犹太人便会更加珍惜金钱的作用。可以说，犹太人是在生存的磨难中铸就了对金钱的深刻认知、铸就了非凡的经营之道的。
金钱与拿钱换命的犹太人（3） 犹太人在银钱业上的才能与精明，既为所在国统治者带来财富，方便了社会上银钱的流通，但又使自己成为反犹迫害的对象。这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掘墓的怪圈。为什么犹太人要进入这种是非之地去招惹杀身之祸？其原因是基督教信徒与犹太民族在宗教信仰、民族利益、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为了增加捐税，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主张“犹太人是有益的，对普通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这时犹太人放债取利是“有益的”，也即符合道德的。所以这些国家实行了保护犹太人的政策。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禁止犹太人从事其他行业。中世纪史料表明，当时贷款利率偏高并不是犹太人自己决定的，而是教皇或国王他们决定的，为的是能从中分享利润。如在西班牙，决定贷款利率的法令是由国王本人亲自制定和颁布的。这些政策把犹太人引向了铤而走险的道路。因为当地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利益的旗号下对犹太放债人进行清算和迫害，包括在道德上加以谴责。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犹太人经商艺术的成功及其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特殊认知以及犹太人的历史处境外，还取决于一个十分不容忽视的因素，这就是犹太人之间所固有的特殊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散居欧美各国的犹太人能够尽可能地结合在一起，在人数、经济力量等方面，化劣势为优势，从而在错综复杂的经济文化之争中站稳脚跟。
犹太民族就其本身的气质而言，是一个复杂、多变、爱争论的民族，即使在其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宗教意识上，自古而来也分化成多种教派、教义，有些矛盾冲突还相当尖锐。但在异邦居住地，犹太人往往能够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方面是其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又是其生存环境使然，特别是外族人的种族歧视使然。在世界任何一地，涉及到某一个犹太人的事情，往往也是牵扯到整个犹太人的事情；就像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涉及到以色列，往往也就意味着涉及整个犹太世界。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经济、文化斗争中，人们常形象化地用“油浓于水，血浓于油”的说法来形容犹太人的团结，这种团结对犹太人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犹太人的流散经历导致了犹太人对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这在他们的经济伦理中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充分肯定。
资本主义的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理性主义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对待世界的文化传统，使犹太人中科学家层出不穷，为整个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上，犹太人是世界其他民族的28倍，经济学奖中三分之一的得主是犹太人。
犹太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说：“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我们从来也不希望从犹太教中找到犹太人商业伦理的全部奥秘，但是我们认为从犹太教中寻找犹太人商业伦理的奥秘和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中寻找犹太教的奥秘同样重要。宗教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原始的文化，而原始文化往往具有“种子”文化的意义。一个民族文化的进程往往受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但那些“种子”的信息往往是后来民族文化必然遵循的内在逻辑，它决定着一种文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犹太人与金钱”的问题虽以经济的形式出现，但却蕴涵着浓厚的宗教、社会、种族、历史等多种因素。犹太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机制和文化背景，靠着百倍的努力创造了一种经济成就的“神话”；而西方人由于复杂的文化原因则演绎和生发了一种带有虚幻因素的“犹太神话”——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存有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共同营造了一个深厚的文化密码，以此为窗口，可以从中窥视千百年来犹太人的生存史、发展史，窥视犹太民族与异族文化的深刻冲突与联系。第四节
哭墙与祈祷的犹太人（1） 哭墙（WailingWall）也称西墙，是犹太教的遗迹，位于耶路撒冷东区老城。哭墙的历史要追溯到古代的大卫王。
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犹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公元前10世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即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圣殿被付之一炬。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后，耗时20年，又在原来圣殿的位置上重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第二圣殿。公元70年，罗马大军征服巴勒斯坦后，残酷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第二圣殿被夷为平地。犹太人流散后，犹太圣殿始终未能再恢复重建。后来，留在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人在原圣殿的废墟上用石块垒起一堵长48米、高189米的大墙。由于这堵墙是在原第二圣殿西外墙的位置，垒墙的大石块都是原来圣殿用过的材料，是当年圣殿留下来的唯一遗迹，犹太人就将这墙称为西墙。据说罗马人占领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常聚在这里哭泣。此后千百年中，流落异国他乡、屡遭反犹之苦的犹太人，常来此号哭，以寄托其故国之思，此墙因此又名哭墙。如今每到犹太教安息日，总会有人到哭墙去表示哀悼，进行祈祷。他们或围着一张张方桌做宗教仪式，或端坐在一条条长凳上念诵经文，或面壁肃立默默祈祷，或长跪在地悲戚啜泣。哭墙是犹太教圣殿两度修建、两度被毁的遗迹，是犹太民族2000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是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祈祷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祈祷的目的，人们最大的心愿，不过是在很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两个字——和平。众所周知，在属于同一语系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耶路”的意思是“基石”或“城市”，“撒冷”的意思是“和平”，“耶路撒冷”即为“和平之城”。但是这座有3000年历史的和平之城却很少有和平，它总是与征战、暴力、流血、死亡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时最久、影响最广泛的巴以冲突就发生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犹太人称巴勒斯坦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早期的希伯来人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这里和上帝立约，最后从这里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流散的犹太人始终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不能忘却的精神之都，相信他们终有一天要返回那里。耶路撒冷同时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地。相传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后的第九年，从麦加乘飞马来到耶路撒冷，踏着一块巨石登上七重天，聆听了真主的启示。阿拉伯人打败罗马人征服耶路撒冷后，便在那里建造了两座清真寺，一座叫“岩石圆顶清真寺”，另一座叫“阿克萨清真寺”。
犹太人在流散时期开始后，大规模流入阿拉伯地区，与伊斯兰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接触和碰撞。由于生活在阿拉伯地区的犹太人不承认穆罕默德为他们的弥赛亚，使原本就存在的文化冲突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而变得越发激烈。公元7世纪，阿拉伯大军征服了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1300多年里，阿拉伯人一直在这里生息繁衍，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到中世纪后期，巴勒斯坦又被土耳其征服，成为庞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复国主义者的一个口号就是：“巴勒斯坦有土地而没有人民，犹太人有人民而没有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奥斯曼帝国衰败之后，巴勒斯坦是一块无主之地，那里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至于生活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就像生活在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一样，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返回和建国。为了在巴勒斯坦建国，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纷纷到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游说，寻求支持，但他们却从未考虑过要征求当地阿拉伯人的意见。当犹太人源源不断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国之后，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冲突就悲剧性地发生了。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已经独立了的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等国立即出兵，想消灭这个新生的犹太人国家，帮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可是几次残酷的战争之后，以色列没有被消灭，而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却沦为难民。对此，阿拉法特在1974年的联合国会议上曾说：“欧洲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对犹太人欠下的道义之债却要让巴勒斯坦人民来偿还。”
哭墙与祈祷的犹太人（2） 再来看和平之都耶路撒冷的命运。根据联合国1947年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耶路撒冷将由国际共管，但这一决议实际上未能实施。1949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之后，耶路撒冷被分割成了东西两半，东边被约旦夺得，西部则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这种分裂持续到19年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不但夺得了东耶路撒冷，而且还占领了阿拉伯人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地方。在战争结束不到三个星期的1967年6月27日，以色列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正式宣布东西耶路撒冷合并，并完全处于以色列主权管辖之下。1980年7月，以色列国会再次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永恒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这一行为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直到现在，各国驻以使馆都还设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外国使团的首都。1993年9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开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逐步实行自治，但耶路撒冷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1994年，以色列国内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发现以色列国民在其他问题上意见纷纭，但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95%的被调查者都反对把东耶路撒冷划给阿拉伯人。许多犹太人声称：与巴勒斯坦人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一事是不容谈判。
这个调查结果让我想起亨廷顿所说的几句话：“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是无法解决文化问题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都不可能得到轻易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
如今，巴以之间又多了一道人为的屏障：巴以隔离墙！虽然犹太民族两千年的流浪生活和苦难经历曾赢得了世界的同情，但是以色列修建隔离墙的行为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顾名思义，隔离墙只能是分离之墙和隔绝之墙，它绝不是一堵安全之墙和和平之墙。在犹太分离主义这堵无形的高墙和哭墙这堵和平祈祷之墙依然巍然耸立的今天，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不禁使我想起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隔离的“隔都之墙”。
笔者认为，进入全球化，唯一的出路不是隔离，而是和平共处；只要隔离墙还存在，哭墙就不会停止哭泣！犹太民族也只有从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墙的阴影里走出来，打破“墙”的历史怪圈，中东和平才能够真正实现！
开封犹太人后裔与被同化了的犹太人（1） 我们尊马可·波罗为“促进中外交流的大师”。其实，比他来得更早并对华友好的是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是马可·波罗的同乡，自称为“安纳科的所罗门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犹太法学博士之侄”。他是1270年从意大利半岛来华经商的。他深深叹服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图2-13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线路图
用了280页羊皮纸写了厚厚一本书，歌颂他居住了6个月的城市，起名叫作《光辉的城市》。遗憾的是，这本书未能出版，原因是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天主教会的专横与无耻，指斥教士们竭力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制造不和。否则的话，响当当的“马可·波罗”名字就换成雅可布了。
明朝时，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开封有犹太人，他猜想这些犹太人保存着犹太律法《摩西五经》。他的发现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前来考察。结果发现：开封犹太人信奉的是“一赐乐业教”，与“以色列”（Israel）一词同音，跟中国的回族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宰杀牛羊时要挑去脚筋（因此中国人又称他们的教为“挑筋教”），其习俗与欧洲犹太人完全相同；他们主要居住于中国的开封，在泉州、杭州、广州等地也有一些。这些传教士还发现：中国历代君主和民众对犹太人不薄，犹太人在中国融合和同化的速度很快。
犹太人以何种方式来到千里之外的中国？对于犹太人来华线路基本分为“陆路”说和“海路”说。“陆路”说主要指循“丝绸之路”前往中国的线路，同时也不排除从印度、阿富汗进入中国西藏，再进入内地这一路线。“海路”说主要指从海路抵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然后再由陆路到中国一些主要商业城市。
一般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来到中国,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予以佐证。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或迹象。不过，直到宋朝，在开封才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
10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以色列经过丝绸之路来到宋朝首都开封。犹太人最早定居开封，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经商，当时开封人口达到100多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人口甚至比今天的80万左右还要多。
宋代帝王曾友善地对犹太人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开封）。”明白地告诉他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住在中国帝王身边也可以。帝王的话使处境已开始变得艰难的犹太人大受感动。他们在中国娶妻生子，参加中国的各类科考，担任各级文武官吏。宋代犹太人在开封有1000多人，到明代已发展到5000多人。在其他国家里，犹太人是不愿意改变自己信仰的，即使被迫改宗，心中仍笃信着本族信仰。在接受了中国朝廷“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约法三章之后，这些犹太人决定定居下来。欣然加入中华民族行列，这在世界史和以色列史上是个奇迹。最初的移民一共有17个大家族，到现在则只有七个姓氏：石、高、艾、李、张、赵、金保留了下来。其中，除了赵是宋朝皇帝赐姓之外，其他都是据原来的犹太姓氏转译的，例如李，就是利未的音译，而石和金，则是犹太姓氏的意译。目前开封犹太后裔还有618人，其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开封，散居到了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成都、上海、南京、深圳等其他城市。在他们原有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还是写着“犹太”，甚至还有两名开封犹太后裔曾在1952年去北京代表犹太后裔参加国庆观礼，并且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接见。前些年更换户口本时，大部分人都被改成了“回族”或者“汉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