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开封犹太后代都聚集在教经胡同（现在被开封市第四人民医院占用）附近，1958年后陆续迁出，目前只剩下一家姓赵的住在那里。开封犹太人后代目前对犹太文化传统已经淡忘了。从日常生活上看，他们已经不遵守犹太人的传统了，虽然他们饮食上还大多保留着不吃猪肉的习惯，不过也没有人像真正的犹太人那样对牛羊肉“挑筋”了。
开封犹太人后裔与被同化了的犹太人（2） 对于西方人来说，自从17世纪开始，开封犹太人的故事就已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报道，引起欧洲知识界的重视，不断有调查和论文出现。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由于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把在华传教士赶出了国门，从此外界对开封犹太人情况就不再了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鸦片战争之后。1850年，上海派出了两个中国基督教传教士去了开封，他们写了调查报告并且发表，在外界得到了广泛报道。根据这个报告，在开封已经不存在拉比（rabbi，犹太人学者、宗教师之意，大致相当与基督教的牧师）。开封的犹太会堂也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显然，开封犹太人已经长时间不去会堂礼拜了。虽然犹太会堂当时的产权还属于开封犹太后裔，但开封犹太后裔在1914年便出售了房产。这事曾引起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兴趣，犹太人向来有互相帮助的传统，当他们得知开封犹太后裔已经把犹太经卷卖掉后，非常痛心，曾一度建立“援助中国犹太人协会”，给全世界的犹太人写信，呼吁帮助开封的犹太后裔。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遭到迫害，自然就无暇顾及开封犹太后裔了。当时也有几个开封犹太人来到了上海，被上海的犹太社团接纳并且施行了割礼，但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传统的努力了。
犹太教自从19世纪末开始，在开封犹太后裔当中就几乎消失了，但是相当一批人根据传统还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1952年的人口调查中，尽管当时开封犹太后裔已经没有多少犹太风俗了，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民族一栏还是填上了“犹太”。但是，如果按照以色列《回归法》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并不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回归法》，只有母亲是犹太人或者自己加入犹太教的人才算是犹太人，不再有犹太社团的的开封犹太后裔显然不符合这条标准。但这也是法律上的认定而已，并不能泯灭这些人按照传统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的权利。
中国在决定民族的时候，曾经也考虑过犹太民族的存在，1952年选民族代表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时候，两个开封犹太人后裔人还代表犹太人参加了。1953年的时候，中央才有文件认为中国只有56个民族，不存在犹太民族，但要适当保护他们的风俗习惯。
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封犹太人开始提出移民要求，但以色列大使馆根据《回归法》没有批准过移民申请，除非他们重新皈依犹太教。皈依犹太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要皈依，犹太人会首先告诉你成为犹太人并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如果你坚持皈依，他们还要花一年多时间观察你是否在身体力行犹太教的教义。
开封这个犹太后裔社团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他们经常接待国外到访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访问过开封，他们非常看重开封，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和中国人历史交往的友好见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到：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像开封犹太社团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其本质性原因只有两条：一是开封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中国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开封犹太社团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处于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尽管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华定居，但是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原发性的反犹主义。究其原因，潘光分析说：其一，反犹主义源自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一点在基督教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总体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影响的国家，基督教传统在中国没有根基，因此这种伴有宗教偏见的反犹狂热在中国没有思想基础。其二，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两种文明都相当重视家庭联系和教育的作用。虽然他们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异域文化，但是其核心却一以贯之，从没改变过。在一块1489年建立的石碑上，开封的犹太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
17世纪后，清王朝逐渐走上闭关锁国之路，这就使开封犹太人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处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开封的最后一位犹太拉比去世后，就无法再找到新的拉比；开封的犹太会堂被洪水冲垮后，后辈们竟不知如何修建新会堂。
由于与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没有联系，开封犹太人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最终同化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
开封犹太社团的衰落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漫长过程。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1）从开封石碑显示出的佛教文化的迹象来看，中国犹太人并不仅仅被“儒化”，更恰当的应是“中国化”。
（2）开封犹太人试图在中国意识和犹太意识之间进行协调。他们根据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犹太认同的重构，但在他们意识里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
（3）开封犹太人的最终同化模式也许是唯一的、犹太人快乐地、创造性地与一个并不知道《圣经》或一神教文明的中华文明长期交往的范例。
犹太商业活动的起源（1） 犹太文化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前后亚伯拉罕率领族人离开吾珥西迁南下进入迦南。虽然其后犹太人的先祖们曾一度离开迦南并在埃及生息约400年，但迦南对于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成长无疑具有关键意义，迦南这块土地也被希伯来经典文献称为“上帝应许之地”和“流奶与蜜之地”。
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迦南文化已经远远超过了希伯来文化，并建立了迦南国。国家的建立，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这里的一部分百姓变成了商人，他们往返于东面的两河流域与地中海沿岸之间贩运货物。还有一部分人，为过往的商队充当保镖。为了保障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迦南人在许多地方兴建了城市和城堡。这些城市和城堡成了对外贸易的中心。迦南人把他们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投入贸易，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迦南位于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半岛西部。这里面积狭小，但是从地理要素来看，却堪称地球的模型。与周围茫茫无际的沙漠和不毛之地相比，迦南地区的物产相对丰富，有些地区还特别适宜畜牧养殖等。可见，《圣经》将迦南称为“流奶与蜜之地”并非没有道理；从另一更深的象征层面上来理解，这一比喻又相当贴切地揭示了迦南这块土地所蕴涵和呈现的文化资源意义。一些著名的语种，如腓尼基语、希伯来语等都与迦南地区的上古语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联系。
迦南位于巴比伦、埃及等大国之间，且处于东西方交往的要冲，历来是强者必争之地，战争、掠夺等频繁的历史交往使迦南地区早就成为西亚地区的经贸中心。在这里，有一条热闹的大道穿过沿海平原，那些来自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畔国家的军队和商旅就从这条路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迦南在古代曾经是各民族进行商贸往来的“辐辏之所”，从《圣经》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旧约时代，迦南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纵贯西部海岸有一条国际性的商道沟通南北交通；在约旦河东还有一条被《圣经》称为“王道”的、纵贯南北的陆路，也是当时相当繁忙的国际商道。
迦南作为商贸活动的重要枢纽，对于迦南人以及犹太人的商品交换思想和商贸意识的产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根据史料记载，农业曾经是以色列的经济基础，那里的主要作物有大麦和小麦。当时巴勒斯坦盛产的油、无花果和椰枣深受所有地中海国家的欢迎。所以，人们很重视种植葡萄和果树。以色列国家的商业大都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正像约瑟福斯·弗拉维在谈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时所说：“我们不是从事贸易的民族，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国家，而且我们对经商也不感兴趣。”作为一个农业国，以色列以前根本不愿涉足世界贸易，但是迦南人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刻影响了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介入了迦南人的贸易活动之中。据《圣经》记载，在旧约的约瑟时代，希伯来人的部落就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的行列，参加了从基列贩运香料、乳香和没药的商队。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贸易伙伴遍及阿拉伯、印度和非洲等地。这是因为所罗门很懂得发展贸易的途径，他命令建立一支国家舰队并将以旬迦别扩建成船籍港。他的船队曾从这里出海，航行到那个充满神话的国家俄斐，从那里运来了黄金和象牙，檀香和宝石，猴子和孔雀。此外，希伯来水手还参加了当时的探险，他们曾航行到塔尔西斯（西班牙）。通过这些措施，所罗门终于使他的国家变成了四方贸易的主要运转地。
由此可见，与迦南人的历史交往，对犹太人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而且也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吻合的过程。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商人（2） 犹太民族在经历了迦南商贸活动的洗礼之后，其经商才能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是与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几乎成了“商人”的代名词。在相当长时期内，经商是犹太人的主要职业。在这个时期，犹太人成为一个商业民族，成为贸易的行家，他们的商业成就远在其他民族之上，这是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特殊历史命运及其民族自身特点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
10世纪前后的欧洲已成为犹太人历史演变的主要场所，而且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依然如此。15世纪末，犹太人被赶出整个欧洲。从有关中世纪欧洲新的犹太居住区的形成和建立的大量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定居某个城市往往是由于某个世俗统治者或者主教的邀请。这类统治者或主教可能是希望通过犹太人的迁入来促进他们势力范围以内的贸易。
北欧的犹太人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巴比伦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逐渐脱离农业，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税收制度不合理，另一方面穆斯林毫不掩饰他们对农业劳动的鄙视，而且农民的声望日益下降。在欧洲还有阻碍犹太人务农的其他原因：其一，西哥特人的法律使全部犹太人丧失了他们的地产；其二，教会禁止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工星期天在田间劳动。在安息日他们自然不工作，在一周内他们必须休息两天，这样往往造成农业大量减产。第三，犹太人总是害怕再被驱逐和丧失土地。此外，犹太教的各种规定使犹太人向往在封闭的居住区内过集体生活。所以，不难理解犹太人为什么离开其祖先的行业转入商业和手工业。然而怀有创业思想的犹太人，仍然对农业感兴趣。在基督教西班牙，犹太人在靠近中世纪城市领地并受其保护的地区经营果园和葡萄园，创办了一些与农业有关的工业。
在反犹主义盛行的时期，持续的迫害破坏了犹太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犹太人不仅从手工业部门被排挤了出来，而且还失去了从事农业的机会，最后只剩下经商一条路。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他们经商的最有利的先决条件。在以后的数世纪里，他们在商业上获得了公认的领导地位。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因为他们经常受到剥削和凌辱。
图3-1巴格达，伊拉克首都，犹太人聚集地之一。
在没有受到行会章程排挤之前，犹太人作为手工业者实际上可以在各行各业工作。一些经他们介绍到西方的手工业部门几乎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犹太人在外贸方面很快就成了行家，他们不久便作为商人超过了当地的非犹太人。当时西方非常需要东方的奢侈品。穆斯林虽有许多大旅行家，但他们不敢进入敌对的基督教国家，所以，欧、亚、非之间的贸易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缺少一批联系人，好延续叙利亚人在五六世纪时曾起过的那种作用。如今这个角色落到了犹太人身上，他们比当年的叙利亚人更为胜任，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共同的语言——希伯来语，同世界各地的教友建立联系。希伯来语本来是他们的宗教用语，但是为了实际需要，它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民族语言。在9世纪，巴黎和巴格达或开罗之间的绝大部分商业事务已用希伯来语办理。此外，共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也使得西方犹太人与远东犹太人之间的往来相对容易。
在贸易领域，犹太人比非犹太人占优势的另一个因素，是犹太人的法律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譬如，开罗的犹太法官们可以确信，他们的判决肯定会得到犹太当局的承认。再如，一切商约都是用统一的法律语言写成的，立约双方在每个有犹太居住区的较大的城市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法律。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各国的犹太人彼此都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在各地犹太社团头人的保护下，外出的犹太商人感到十分安全。只要带着介绍信，他们就可以到各地经商，并能指望即使在最遥远的犹太居住区也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如果他们的船只遇险或者他们不幸落入海盗的魔爪，附近犹太区的教友便会主动地帮助他们脱险或者把他们赎回来。
中世纪欧洲的犹太商人（3） 然而，随着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发展成为一个海军强国，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开始动摇。意大利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船队拥有强大的武装，能有效地防御土匪和海盗，而且必要时还可以用武力强迫当地人交换商品。欧洲北部的商人配备有重武器，他们结成汉萨同盟，因而在贸易中也有很大的实力。犹太人无力与意大利人汉萨同盟的商队竞争，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他们被广泛地从国际贸易的领导地位中排挤出来。
在中世纪，犹太人主要以债主著称而且因此声名狼藉——虽然这后一种说法不公正。当时伊斯兰教和中世纪教会的宗教法规都禁止信徒谋取利息，于是“非信徒”便趁虚而入。在罗马和拜占廷统治时期，法律允许低利率借贷，犹太人在借贷事业上还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借贷全成了非信徒的事，这时才有相当一批犹太人选择了这种行业。但他们中大部分还是从事银行业或手工业，放债是次要的。
西方国家的教会日益严格地禁止基督教徒放债，于是基督教的欧洲便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真空，人们只好任犹太人去填补。在放债这个行业里，犹太人早已居于垄断地位。那些来自先进国家并多方拥有现金的犹太人可以公开放债，而教会则必须在某种借口下行事。此外，犹太人还受到地方统治者的保护，他们逐渐地成为国王或者皇帝不可缺少的人。
到13世纪前后，放债才成为法国犹太人以及后来德国犹太人的主要行业。但即使在这时，犹太人也绝不是唯一的债权人。像以前一样，基督教商人，特别是佛兰德人和伦巴底人在外国一直还是债主。但犹太人受到世俗权威的更多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伦巴底人和教会银行家不愿多同世俗人打交道，认为他们太不可靠；另一方面还因为捐税和国家的其他收入是随着犹太人的财富而增加的。这样，就形成了犹太人垄断借贷业的局面，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禁止他们从事其他行业。法国和德国的犹太居住区的扩大是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并进的。在所有新建的重要城市里，都住有犹太人。但是，他们特别喜欢定居在河川流域，即商业干线一带，例如美因兹，这里常有大批商队去亚洲和欧洲。尽管偶尔有人践踏犹太人的权利，犹太人有时也不得不忍受某些暴徒的迫害，但是一般说来，他们作为精明的商人和熟练的手工业者，在各地均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所操的行业对依赖土地的封建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不列颠群岛，犹太人定居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从诺曼人占领至1290年颁布驱逐犹太人法令为止。此后，英国犹太人便踪迹全无了，其迅速的程度就像他们流星般地出现在英国一样。当年，犹太人被英王召到英国来，为的是让他们填补经济上明显的空白和扩大金融市场。这些犹太人当时被定为高利贷者，主要为国王的政治和经济冒险筹划资金。英国犹太人在英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寥寥无几，只有全国人口的百万分之零点一；但是据估计，他们向国王交纳的税款却达三千英镑，换句话说，他们交纳的税款占总税款的七分之一。
在漫长的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被吸引到西方去了。但是，由于西欧惨绝人寰的反犹运动，在16世纪初出现了犹太人的东迁。土耳其人是一个喜欢征战和务农的民族。他们把帝国内的贸易几乎全都让给了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去经营。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发现无数犹太人。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每个犹太团体都很团结。无论何时犹太人被某个国家驱逐出来，他们都会汇集到土耳其。几十年后，犹太人已经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他们诚实可靠，因而获得了一定的信任。犹太人中有各种手艺人，他们依靠出售产品维持生活。在土耳其，犹太人可以在家里、商店或者街上搞自己的营生，无须操心自己的手艺是否熟练，更不必忧虑自己的知识是否够用，只要向苏丹纳税，交付店铺租金就可以了。因为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反，土耳其不限制犹太人从事任何手工业和商业。16世纪中叶，犹太人已成为土耳其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1574年。
直到18世纪末，东欧犹太人的居住区主要在克里米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等地。早在第二圣殿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犹太人就已迁到了上述地区。犹太移民首先来到南俄，并建立了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团。在这里已经发现了许多完整的或残缺不全的有关犹太人生活的铭文，其中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世纪。那些从古代就定居在黑海北岸的犹太人把一神教传到了东欧。虽然黑海沿岸的城市与草原各省有一定的交流，但在长达600年的时间里这个犹太居住区却局限于黑海北岸。10世纪末，东欧犹太人的居住中心移到了基辅这个繁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著名的犹太居住区。
犹太人在基辅的对外贸易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这种贸易在一个时期里曾是俄国和拜占廷之间的桥梁。但在11世纪末，随着意大利城邦的兴起以及十字军东征和基督教向东扩张，基辅不得不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于是和德意志的贸易开始活跃起来。开辟从累根斯堡或布拉格经波兰或匈牙利到基辅的新商路的任务，又一次落到了犹太人的肩上。为了旅行安全，这些犹太人组成了武装商队。据记载，这些商队除犹太人以外，还有非犹太雇佣兵参加。
经济来往自然导致文化的交流。西方学者不时地陪同德国商队来到东方，俄国犹太人则旅行到西方，进入德国学习。直到20世纪，这里的犹太人同巴比伦的联系都没有中断。
14世纪末，波兰和立陶宛合而为一。这时，波兰犹太人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给他们签发了特许证。鉴于中欧已给予犹太人特权，这里的人们也允许犹太人在重大法律问题上享有自治权。
犹太商人在美国 犹太民族在北美新大陆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前的一个多世纪。一般来讲，历史学家都将1654年作为犹太人定居美国的开端，因为此前美国境内的犹太人要么是暂时旅居的犹太人，要么就是不能被明确识别为犹太人的犹太人。但是当1654年来自巴西的23名塞法迪犹太人（注：原指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后泛指从地中海沿岸移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抵达美国，在今日纽约登陆时，古老的犹太民族在北美新大陆的历史便也拉开了序幕。
此后一百多年中，约有数千名犹太人从南美和欧洲移居美国。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时，约有2500犹太人定居在美国东岸，其中大多数是从事商业的塞法迪犹太人。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犹太人再次涌入美国，这是因为北美是没有反犹传统的新大陆，就像著名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所大声疾呼地那样：为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包括犹太人，美国必须成为逃离欧洲压迫的人们的避风港。这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
总体来讲，虽然美国犹太人的总数只占美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迄今也没有超出3%,但是他们却总是生机勃勃、好学勤奋，在美国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开拓进取，贡献才华。以至于一提到美国犹太人，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华尔街、好莱坞等等。
在所有到达美国的犹太人中，德国犹太人更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他们很快便融入了美国社会的主流，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是因为德国犹太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比较高，一批来自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在新大陆传播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已崭露头角。从经济活动方面来说，他们也已经从刚来时的小商贩逐步上升为中产阶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营着大中型商店。到美国内战爆发时，已有15万犹太人定居美国。
图3-520世纪30年代抵达美国的犹太移民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犹太人移民潮。在短短40年里，共有300万犹太人涌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是俄国东欧的犹太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贫穷，而且由于不懂英语，对美国社会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美国的生活都要依靠犹太组织和慈善团体。他们仍然习惯性地聚居在一起，于是在美国的东部和中部出现了很多犹太社区，当时，犹太人社区一般都是贫民区。虽然东欧犹太移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但是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下一代送到学校去接受教育，这一坚持不懈的努力很快见效，经过一二十年，他们的下一代已图3-6爱因斯坦，举世闻名的德裔美国科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具有较高文化，成为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一项关于纽约东欧犹太移民的调查显示：第一代男性移民中612%的人在从事加工业，只有275%的人在经商。这个百分比在第二代男性移民身上发生了改变：只有326%的人在从事加工业，578%的人经商。就整体而言，到20世纪初，犹太社团不但在人口数量上激增而且在人口质量上迅速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了在美国社会中的竞争能力。受过教育的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多地进入白领阶层，特别在商业、金融、新闻、医疗、律师、电影等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居住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600万。其中纽约220万、洛杉矶50万、费城至少30万、芝加哥20多万、迈阿密20多万、波士顿17万、首都华盛顿特区17万。虽然反犹主义偏见仍然存在于某些美国人的思想深处，但是就总体而言，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之后并未爆发大的反犹恶潮。这是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实力逐渐增强的明证。
美国犹太人在科技文化领域群星灿烂，美国最有影响的200文化名人中，一半是犹太人。100多名诺贝尔奖美国得主中，半数是犹太人，还占名牌大学教授近1/3,律师的1/4，大学生的1/5,还有爱因斯坦等大批著名科学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媒体由犹太人创办，一大批著名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是犹太人。美国几乎所有大电影公司都由犹太人创建，如华纳、派拉蒙、米高梅等，还有许多犹太大导演、影星。当代美国文学、戏剧、音乐等一流作家的60％是犹太人。
犹太人上世纪初开始担任政府部长、州长、市长等要职。基辛格曾任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的国务卿。克林顿政府有5位犹太要员，布什总统也有3位犹太幕僚。他们还担任多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现有犹太人参议员10人，众议员27人，有200多犹太组织，“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是最强大的“院外集团”，对美国决策的影响举足轻重。任何总统都不敢忽视犹太势力。民主党上届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就是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有朝一日当上美国总统，人们也不会感到奇怪。
犹太人在经济金融界实力首屈一指，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拼搏，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已成为中产阶级。他们主要从事工商业、金融业和专业技术工作。根据1988的调查，有47%的美国犹太人年收入在4万以上；而在非犹太人中，只有25%的人能达到这个水平。同时，只有10%的犹太人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而在这个水平以下的非犹太人比例为29%。20世纪中叶，犹太工商业者已经在服装业和零售业中居于统治地位。而到了上个世纪末叶，他们进一步控制了皮毛业，在粮食加工业、电子业、餐饮业、娱乐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等领域的实力也大大增强。虽然“犹太人控制着华尔街”这句话有点夸大其辞，但是犹太金融家在美国金融界的实力的确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如库恩—洛伯公司、塞利格曼公司、莱曼兄弟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等都是金融业颇具影响力的巨头。犹太人艾伦·格林斯潘曾长期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犹太人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拥有实力雄厚的量子基金，被称为世界头号“金融大鳄”；全球富豪榜第二的“股神”巴菲特等也是犹太人。
图3-8巴菲特，最伟大的投资家，有“股神”之美誉。
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的犹太商人使美国成为以色列的最亲密盟友，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一旦美国遇险，只有两国会全力援美——英国和以色列。第一次中东战争，兜里只有15美元的梅厄夫人到美国募捐，带回7千万美元和军火。靠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才屡屡渡过难关，至今以色列每年从美国获得至少50亿美元。
美国成为犹太人的“天堂”，其中固然有美国崛起的外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以犹太教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才把流散化为有土壤就萌发的动力。第四节
犹太商人在中国：上海（1） 图3-9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遭到纳粹的疯狂屠杀，为了躲避此次劫难，众多犹太人纷纷向外逃亡，图为波兰犹太人的逃亡情形。
犹太人来到中国，大致形成四次潮流。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一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这种看法已从考古发现中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证明。这批犹太人后来便形成了著名的开封犹太社团。第二批抵达中国的犹太人主要是鸦片战争后抵达中国香港、上海的英籍塞法迪犹太人，主要目的是来华经商，在商业领域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三批抵华的犹太人主要是19、20之交来到中国的俄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图3-10哈尔滨皇山犹太公墓，奥尔默特祖父等600余位犹太人安葬于此。
他们主要是为躲避发生在东欧和俄国的反犹主义迫害以及国内动荡而来中国谋生的，主要居住于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城市。也有一部分人南下至上海、香港。第四批来华的犹太人主要是为躲避纳粹大屠杀而来沪的难民，他们大多来自中欧的德国和德占区国家。
（1）犹太商人在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是上海却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到1940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开埠之初的上海，对外贸易几乎全被外国人垄断，而犹太商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支。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口岸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就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太商人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作为英国犹太人，不仅活跃于孟买的工商业界，而且在1840年后也积极投身于中国上海的工商业活动。他们在通过鸦片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开始转向土地投机，并且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地产大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又开始参与到上海的金融、制造业和公共事务中去。张仲礼教授指出，沙逊家族之所以选择上海作为其发展在华的商务基地，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收入所得税等低于香港，另一方面是上海业已成为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且他们早已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沙逊家族的在华商务活动，一方面存在鸦片贸易等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向中国引入了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理念，还为上海的市政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沙逊家族的建筑如和平饭店、锦江饭店等至今还是上海有名的近代保护建筑。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利用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他经营。
图3-11上海和平饭店，由南北两栋大楼组成（南楼又名和平汇中饭店），南楼建于1906年，北楼建于1929年，现均被国家列为近代优秀保护建筑，为五星级旅游涉外饭店。
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太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从1869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正式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税，工部局从1865年开始实行土地估计，并从1869年起作为一项正式措施，每隔几年调整一次。据统计，从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19次调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实际上也就是增税一次。而房地产业主可以将这些税赋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产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利润丰厚且稳定的行业，越来越引起上海犹太商的兴趣。同时，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还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土地资源有限但未来需求巨大，房地产业有着十分可观的增值潜力。
除了主要进行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经营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近代上海犹太人经济活动的触角还深入到金融业、制造业、公用交通和商业娱乐等领域。
犹太商人在中国：上海（2） 金融资本是近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上海塞法迪犹太商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对金融资本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犹太商锐意拓展其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的逐渐扩大，市政建设和外国侨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兴办公用事业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上海犹太商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也投资了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业，投资金额达300万元，接近其各业投资总额的1/3。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了米勒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行业。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辐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图3-12上海犹太人居住地
从积极因素来讲，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向闸北和吴淞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太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犹太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其次，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
第三，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上海犹太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达到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
犹太商人在中国（3） 图3-13建于1920年的上海犹太免费食堂和犹太养老院。
但是，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太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为犹太商人在上海的商业活动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总的来说，上海犹太人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如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犹太商人在中国：哈尔滨（1） 哈尔滨是近代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也是犹太人在现代中国成长和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文化中心。由于沙俄的反犹、排犹政策，大批居俄犹太人外迁。19世纪末20世纪初，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为部分在漫长岁月里四海漂泊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家园，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纷纷投奔哈尔滨，并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
图3-14建于1916年的哈尔滨加麦尔多希犹太会堂外景。从1899年第一位犹太人迁居哈尔滨，到1985年最后一位犹太人在哈尔滨辞世，犹太人在哈尔滨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程。这里的犹太人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图3-15犹太国民银行旧址，始建于1931年。
在哈尔滨定居期间，犹太人创办了犹太宗教公会、犹太妇女慈善会、贫病救济会、养老院、建立了犹太会堂、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以及大量的工贸企业，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犹太社区体系。同时，还通过出版报刊传播犹太文化，表达政治主张，同遍及欧美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保持联系。哈尔滨的宽容为长久以来渴望自由的犹太人提供了飞翔的广阔天空。他们凭借自己的商业智慧，与哈尔滨人民休戚与共，创造了无数经济奇迹，成为哈尔滨早期金融业、工商业的奠基人及哈尔滨最早走向世界市场的开拓者。他们拉近了哈尔滨与国际市场的距离，使这里的商贸活动异常活跃，由于他们把中国的大豆首次出口到欧洲，使之成为国际市场的热门货，获得了“世界性商品”的美誉。哈尔滨也拥有了自己最早的银行、商场、保险公司、啤酒厂、卷烟厂、高级宾馆等。20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房地产业和工商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侨居哈尔滨的各国侨民最多时达20余万人，以从事工商业者居多。在哈尔滨的在业犹太人当中，从事房地产和工商业者达半数以上。在业人口比例比俄罗斯人高出7倍。这充分说明了犹太人坚韧顽强的生存能力和无与伦比的商业智慧。在教授、律师、医护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文化艺术专家、会计统计人员等智能型产业中，哈尔滨犹太人也以占在业人口3375%的比例独占鳌头，成为当时活跃的，较有影响力的商业势力。
金融方面，哈尔滨远东商业银行创办于1922年，注册资金40万卢布，主要以犹太工商业者的资金为主，1936年关闭。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1923年开业，是由犹太人集资创办的一家民营银行。该银行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结束最晚的一家外籍侨民经营的民营银行。1959年该行更名为哈尔滨市人民银行外侨储蓄所。哈尔滨协和银行，1926年由9名俄籍犹太人创办。并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支行，交易人员多为犹太皮毛商。1934年该行更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