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商人在中国：哈尔滨（2） 工业企业方面：自中东铁路修建后，哈尔滨犹太人相继建立了邦纳和明达诺维奇面粉厂（日产面粉48万公斤）、德里金和帕图申斯基面粉厂、斯季德尔斯基面粉厂（日生产面粉19万公斤）和索斯金面粉厂等。英籍犹太人卡巴尔金在旧哈尔滨（今哈尔滨香坊区）创办华英油坊，其规模和设备都居哈尔滨油坊业前茅，占地36万平方米。一昼夜加工大豆100吨，制油11吨，并能生产出独特的“板粕”53吨。其制油工业占有专利，为哈尔滨独有。大豆出油率可达12%~13%，所有精致豆油除在市内销售，还销往欧洲市场。创建于1904年的哈尔滨老巴夺烟厂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影响，能生产16种品牌的香烟。图3-16犹太马迭尔宾馆旧址，始建于1931年。
1952年，该厂由哈尔滨人民政府接管，定名为“哈尔滨制烟厂”，即今天的“哈尔滨卷烟厂”。斯季德尔斯基还在哈尔滨创建了斯季德尔斯基林业公司。据1927年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纂的《北满和中东铁路指南》一书统计，20世纪20年代，在北满的东部林区拥有林场的俄商中，斯季德尔斯基家族拥有林场5段，计6485平方公里。所占比例之大，几近垄断，成为中东铁路主要木材供应商。
商业贸易方面：法籍犹太人约瑟·卡斯普于1913年创建马迭尔旅馆。
旅店不动产资金约70万元（银元）。设有高级房间66个，还有饭店、跳舞厅、电影院、理发处、汽车市等。马迭尔是哈尔滨最早的高级旅馆，曾有许多名人显宦下榻此处。1909年，犹太企业家PM卡巴尔金在伦敦同英国资本家合作成立了“华英东方商业公司”，并在哈尔滨设立分公司，资本金17万英镑，主要从事出口业务，向境外出口豆类、豆油、豆饼和各种种子。犹太人还在哈尔滨开设了珠宝行，莫斯科药房、广济大药房等多家药房。
近代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社区组织、经济、文化等活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东亚犹太人最大的活动中心，在世界犹太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犹太人对哈尔滨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这一段历史，很有现实意义。
首先，近代犹太人在哈尔滨所从事的宗教、社区组织、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哈尔滨的文化生活，引进并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哈尔滨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
其次，哈尔滨犹太人曾积极从事经济活动，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创办实业，兴办进口公司，对哈尔滨及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黑龙江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出口贸易。
随着犹太人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增强，在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哈尔滨犹太人具有现实意义。哈尔滨犹太人的研究是中国犹太学和世界犹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犹太人曾是近代犹太人在东亚的聚居中心和精神中心，目前仍保存着大量的犹太人遗迹、史料。哈尔滨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有的已跻身世界名人之列，以色列几届政府中的一些部长就曾是哈尔滨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一直将哈尔滨当作自己的再生之地和故乡。
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 早期希伯来文化始终对异质文化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宗教影响方面。正如顾晓鸣先生所说：
图4-1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以《十诫》为内容的文化规范、圣经故事和人物以及那个“上帝”和教规，有着某种在世界性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类共同的文化特征，使犹太教得以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所谓“母亲宗教”，并通过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渗透到了世界各个地区。
犹太人被马克思称为“早熟的民族”。一个早熟的民族在幼年时期领悟的东西是如何作为世界文化整个发展的“胚芽”，在不同民族移植、嫁接和复现的过程中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呢？在这方面，犹太教显然是世界文化史上极为典型而重要的因素。这一切是出于历史的偶然和连锁反应，还是存在着一种规律？它对于理解世界文化史和寻求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为民族宗教的犹太教，它的一些概念、习俗、术语、典故及思想不仅孕育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借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潜在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希伯来文化不仅聚合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较为合理地看待神圣与世俗、信仰与功利、传统与变革、凝聚与分化等思想范畴，而且还对文化冲突与适应、文化分离与整合、文化同化与保持、文化纷争与涵容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诠释与昭示。
希伯来文化对欧洲知识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英、法、意等国曾经掀起了学习希伯来文化的热潮，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如：加尔文、马丁·路德等都潜心研究过希伯来语。这一时代是不同思想交汇影响的时代，是人类文化交往史上的一次奇迹，而广大的犹太学者们则承担了文化交往的中介者及推动者的角色。
犹太人首创的犹太教，成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母亲宗教”，并通过这两大宗教文化，其影响所及覆盖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区，渗透到世界各地数十亿人的许多民族之中。犹太教、是西方文化的二大来源之一。恩格斯就曾说过，基督教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而基督教为“西方的世界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影响根深蒂固；但这个宗教也深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它批判地继承了犹太文化的某些传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人类对客观现实世界的一种把握、一种创造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积淀。东西方文化历来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同创人类文化的辉煌。任何绝对的文化中心主义，民族或种族中心主义，民族歧视，都是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近现代以来，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犹太伟人层出不穷的现象，也是犹太文化世界品性的一个反映。
犹太人以客民的独特生活方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全球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沟通，客观上为全球一体化，率先做出了贡献。所谓全球一体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不依具体环境、地域、社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为转移的趋势或走向，其基本内容是以各种方式沟通地球各洲、各国、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间的联系，增进彼此了解，不断建构全球性共识文化，加深全球的整体意识，即“地球村”意识。犹太人因无疆土的限定，没有国家藩篱，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文化本身就是全球多元文化的一种整合，同时它又是对全球一体化的一种支持和付出。犹太文化孕育了犹太人的特定的品格与智慧，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先来看看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基督教应感谢犹太教；因为她告诉基督教“除耶稣外，还有独一的神，活的上帝”，《圣经·旧约》为《新约》铺平了道路。《新约》中的《福音书》是有关1世纪之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生活的写照，其主人公是活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人。客观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人智慧的结晶。
最早的基督徒用《旧约》使人皈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领域内，没有哪一个宗教有这样一本雄辩而令人信服的《圣经》。所以与其竞争者相比，基督教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犹太人把先知——正直和真理的启示者——以及对救世主的信仰赠给了基督教，因为他们是能够创造这种感人神话的唯一民族。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才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向既定目标前进的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只有对救世主的信仰能够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慢性悲观主义。这种历史观是犹太人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他古代民族都相信有一个黄金时代，但他们所说的黄金时代总是在过去，即历史之初。只有犹太民族认为黄金时代在未来，把历史解释成一个内容丰富的、不断向前发展的运动。这个运动将随着救世主的降临而告终。与以前的宗教相比，这是一种真正革命的思想。从前，没有哪个民族把人类命运想象成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循环，想象成不受生老病死这个无情规律制约的过程，人类可以摆脱强制的、即天命的奴仆身份，人类是一种理性的、敢于冒险去进行选择的生物。
基督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脱离了犹太教的束缚，到中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神学和伦理体系。虽然其中还有犹太教的影子（即《旧约》），但已全然没有了犹太教的精神。
犹太文化与伊斯兰文化（1） 历史上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种族上是近亲，在地理上是近邻,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远古时代,他们来往密切,并有着相互联姻的历史记载。第一圣殿被毁以后，流落在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带来了犹太文化,并对伊斯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对半岛上的反伊斯兰势力采取强硬政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并出现了宗教冲突。但当伊斯兰政权稳固之后,双方又出现了和睦相处的局面。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期,许多犹太人取得了很高的政治、军事地位，为王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阿拉伯人的宽容与监护下，西班牙等地的犹太社团才发挥了自身的创造力，形成了灿烂的文化。
伊斯兰信仰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即：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安拉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和受拜者；也是清算日的掌权者和裁判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古兰经》是安拉降世的最后一部真经。伊斯兰教虔诚地信仰真主，听从真主的一切命定和安排。认为今世将会毁灭，毁灭后还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有天国和火狱，人的灵魂不灭。今世顺从真主走正道的人则为今世的吉庆；人死后，由于今世的善功，经复活日的审判而进入美好的天国。如果今世行恶，将被判入火狱。万能的真主时刻监视着每个穆斯林的言行，并根据他们言行的善恶来审判他们。每个穆斯林今世的行为都能在来世得到报应。
如前所述，犹太教是伊斯兰教的“母亲宗教”；在伊斯兰教的观念领域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犹太教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第一批穆斯林，包括穆罕默德在内，一定非常熟悉犹太教。仅从犹太教的基本思想多次反映在伊斯兰神学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犹太教对阿拉伯人的影响了。
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创建者对犹太教、犹太历史表现了极大兴趣，吸收了犹太文化的许多内容。从《古兰经》中可以找出许多《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事迹、大事记和信条。伊斯兰教也承认其始教祖是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而穆罕默德则是更伟大的先知。犹太教及其广泛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形成。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宗教习俗、文学和政教制度都受到犹太文化的直接熏陶，使犹太文化传统、遗产在穆斯林身上得到发扬光大。犹太文化也在穆斯林影响下获得突破，阿拉伯人的经历对犹太人具有无可估量的裨益。面对这生存于其中的更大世界的挑战和引诱，犹太人曾一度放弃了本民族的方言，操起了阿拉伯语，学习和研究阿拉伯文著作，探索包括《古兰经》在内的阿拉伯文诗集、历史、哲学和文法原著；他们还把许多其他文字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再一次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人、传播者。阿拉伯保留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典籍，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来源。犹太人在此期间经历了适应环境的意义深远的历程，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就。犹太文学、哲学、神学、政治等得到复兴，一批有杰出才华的诗人、思想家、哲学家脱颖而出，为犹太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令人仰止的贡献。应该指出，在吸取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犹太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动摇犹太教的根基。
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说明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像犹太人一样，穆斯林也信仰这唯一的神。人们可以不通过中间人接近他。同样，穆斯林也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应该对他在尘世的行为负责，正义是道德的最高标准等等。穆斯林和犹太人对于施舍也有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施舍是热爱正义，而不是寻求博爱的行动。此外，伊斯兰教接受了犹太教的历法、安息日和犹太人的饮食规定。虽然他们作了某些修改，但这两个宗教有许多礼仪是相同的。这里仅举出两个令人信服的例子：第一，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朝着固定方向祈祷。第二，祈祷前必须净手。人们在研究了《古兰经》之后，会认为穆斯林已经把希伯来智慧的结晶吸收到他们的宗教经典中去了。可见，阿拉伯人善于把各种精神财富融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善于把各民族不分地理和社会界限地纳入一个唯一的大帝国。
犹太文化与伊斯兰文化（2） 公元7~12世纪是犹太—穆斯林和睦共生的时代。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在阿拉伯人的宫廷中充当顾问，甚至是军事顾问。这些宫廷犹太官吏由于擅长外交和语言，很快地晋升到最高行政职位并且能够顺利地处理国务，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只有犹太人熟悉地中海的两个封锁的阵营——讲罗马语和希腊方言的基督教阵营和讲阿拉伯语的伊斯兰阵营。也只有犹太人可以容易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凭借自己的语言走遍各地。在各重要的商埠都有他们的教友，因而他们有许多便利的条件，可以做可靠的中介人。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越过阿拉伯半岛，开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的征战历史。阿拉伯人面对的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丰富的文化传统，成为这些文化智慧的受惠者、保存人和传播者。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它不仅创造了富比罗马帝国时代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架起了古代文明与近代文艺复兴间的桥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是近亲，同属闪米特语族。在阿拉伯人的征战中，在其所建立的以伊斯兰教为统治宗教，以阿拉伯语为主要语言的世界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基本上和睦相处。犹太人交纳了特别人头税后，当局还允许他们不改变宗教信仰参与社会生活，甚至享有内部自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两个民族开始了他们的文化互动关系。以色列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其著作《犹太史》中也曾对这段黄金时光有过描述，他说：“在阿拉伯——犹太关系的黄金时代，令人惊异的和睦共处曾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才能可以为伟大的目标服务。犹太人的创造力在埋没多年后终于得到了发挥，犹如江河奔流，一泻千里。它不仅丰富了犹太文学、宗教和教学，而且在中世纪初叶也滋润了欧洲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地。如果没有犹太政治家、金融家、科学家、翻译家和促进国际贸易的商业家，地中海地区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犹太人促进了文化交流，为中世纪后期欧洲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就中国犹太人来讲，肖宪教授指出：中国犹太人和中国穆斯林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这两个外来民族和宗教群体都起源于中东，其宗教信条、文化习俗有很多相近之处，但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迥然不同。其次，这两个民族进入中国的时间非常相近，都是在唐朝因商贸交往而来到中国经商、定居，并在宋、元时期通过一定程度的“中国化”而被中国社会所接纳。第三，这两个民族来到中国后，其宗教文化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挑战，都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权威构成威胁，没有试图征服中国人，而是接受了中国人的统治。第四，这两个民族都在中国社会建立了自己的社团，拥有自己的宗教场所，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仪式和教育体系。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相比，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这是导致中国的犹太人被同化的主要原因。其一，与中国的穆斯林相比，来华的犹太人的人口规模很小，犹太社团也很分散。其二，由于中国穆斯林绝大部分聚集在西部地区，即使在明、清两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他们也可通过陆路保持与外界的联系。而犹太人则在明、清两朝完全失去了同其他地区犹太人的联系。其三，犹太人和穆斯林到中国后的本土化方式各不相同。穆斯林进入中国后，逐渐将其宗教经典翻译成中文，并以中文进行宗教教育，使宗教文化得以传承和推广。在犹太社团中却只有拉比才熟悉和了解犹太教及其文化传统，拉比的消失导致犹太社团失去了文化特性而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其四，在分布的地域上，犹太人集中在开封等中原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深而易于被同化。而穆斯林则在西部地区，受到的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小。
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荒地。如前所述，犹太文化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曾说：“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支都可算独立发生的。到汉以后犹太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的中古哲学。”
犹太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交互影响的作用。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在内在逻辑上，与犹太文化的承接关系尤为明显。在从事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如果忽视对犹太文化的研究，将使很多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同时，研究犹太文化，也会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图4-3哈尔滨犹太新会堂
文化的比较必然涉及异与同两个方面，即庄子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用今天的话说，异即是特殊性，同即是普遍性。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其中自不能没有大体相同的部分；否则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将是不可能的。由于中西文化有“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根本差异，宗教在双方文化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犹太文化是宗教文化，注重宗教生活；即便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信仰上帝，至少也是大多数犹太人信仰上帝。犹太人有一种全民族性的对宗教的迷恋。服从上帝就是善，背弃上帝就是恶。与犹太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注重世俗生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道德，尚亲和，讲仁爱，讲忍让，讲义务，讲忠孝。如果说犹太人是将现世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上帝解决的话，那么中国人则把它托付给了伦理道德，用的是世俗方式，试图通过良好人际关系的协调来达到人人为善的理想社会的实现。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全民族的共同的信仰。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没有占据统治性的地位。在中国，没有一个像犹太教那样被推到至高无上地位的、超越一切的神灵，没有一个作为全民族精神依归的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价值体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
要说明犹太哲学是理性和信仰的结合，迈蒙尼德哲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因为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在他看来，信仰而无理解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信仰作一番理性的考察，使之成为不违反理性的信仰。通过他的理性的考察，《圣经》中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被解释成按上帝的“理智”造人；“看见”、“看”、“望”在被用于上帝时，“都是指理智的把握，决不是指眼睛的看到”。这样一来，犹太传统中的人格神就被抽掉了神人同性论的特征而被理性化了。同时，迈蒙尼德又始终把信仰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上。当亚里士多德派的宇宙永恒论和犹太教关于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学说发生冲突时，图4-4哈尔滨犹太新会堂内部照片迈蒙尼德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犹太教信仰一边，认为犹太教的创世论远比宇宙永恒论更为可取。还有，在论述先知何以作出预言的时候，迈蒙尼德把上帝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认为神不但是预言的最终源泉，而且在预言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着直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理性和信仰是同时共存、互相补充的，只有具备高度发展了的理性能力的人才有可能将潜在的预言现实化。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是调和理性和信仰，使《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论”，犹太教传统中的“先知论”等，都成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哲学的内容既是有关宗教的，又是理性主义的。在他那里，犹太教的主要信仰和习俗与希腊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在理性主义的分析和论证下结合起来，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给人一种有机统一、和谐一致的感觉。诚然，迈蒙尼德对信仰和理性的调和尚未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但在所有的犹太哲学家当中，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最出色、最成功的。
和以儒家、道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相比，犹太哲学的特点更加彰显。从内容上看，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尤其是在先秦的孔孟思想中，对终极实在的信仰和追求没有凸显出来。《论语》中确有不少地方谈到天、天命和鬼神，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但是，孔子并没有宣称他的伦理主张来自上天，而自称他所讲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尤其是周礼。可见，在孔子那里，天命和人伦、信仰和理性是没有被结合起来的。同时，就思维方式而言，儒学中理性思维的特征不够显著，直观的陈述或比喻多于理性分析和逻辑论证。道家的形而上学以天地万物之源的道为根本，因而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但道家和儒家哲学一样重视直观或形象的描写和陈述，没有突出理性的分析和证明。这和犹太哲学既坚持传统的犹太教信仰，又使之和希腊的理性主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做法相比，显然是大不相同的。
犹太哲学既然是用理性的方法、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对犹太教的信仰和习俗的研究，那么，犹太哲学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宗教哲学。信仰和理性的统一是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犹太哲学的根本特征实际上是一般宗教哲学的基本特征的具体表现而已。
图4-5哈尔滨犹太新会堂内部照片
总之，犹太文化追求实在的意义，中国文化追求现世道德的意义；犹太文化重精神、重宗教生活，中国文化重世俗、重现实生活。犹太文化强调出世，中国文化强调入世；犹太人强调对上帝——神的崇拜，中国人强调对祖先——人的崇拜。犹太教因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产生了始祖“原罪”的概念，而中国古代社会则认为祖先圣人品德高尚，罪恶是后代子孙不尊祖德的结果，是“后罪”的概念。犹太人为摆脱困境，指望的是上帝的救赎，依靠的是神的力量。而中国人注重的是人的自我拯救，依靠的是人的力量；犹太人有会堂，人们去那里聆听圣言，忏悔罪过，中国人有宗庙，人们去那里缅怀祖先的德行。犹太人今世所要做的是赎罪，中国人今世所要做的是修德。这些都是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迥然不同之处。
犹太人的历史教育（1） 犹太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据《圣经》记载，来自阿拉伯沙漠的犹太先民们曾浪游四方，两河流域的乌尔和尼罗河三角洲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后因灾荒迁往埃及，并在埃及受到法老奴役多年，之后由民族英雄摩西率领他们逃出埃及，摆脱桎梏，经西奈沙漠定居于巴勒斯坦。公元前1012年，大卫统一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国势达到鼎盛。在其子所罗门统治时期（前972~前932年），建成了耶路撒冷第一圣殿。这时的以色列虽不能凭武力称霸，却也是西亚南疆颇负盛名的繁荣之邦。但好景不长，所罗门死后，国家南北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太两个国家。以色列定都撒马利亚，犹太则仍以耶路撒冷为都。
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陷撒马利亚，灭了以色列，并掳走27290人。从此以色列民族不论南北皆不断处于外部强国铁蹄的蹂躏之下。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了耶路撒冷城，圣殿遭洗劫焚毁，犹太王被挖去眼楮，系上锁链，举族押往巴比伦，在那里度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囚徒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幸运的是，新巴比伦王国国运不长，公元前539年即被波斯消灭。波斯人出于拉拢人心的战略考虑，把犹太人送回巴勒斯坦，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再建圣殿，恢复家园。
经过亚历山大王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统治之后，犹太人所生息的巴勒斯坦地区于公元前65年又被罗马帝国所灭，犹太人的国家不复存在。罗马帝国设犹太省，对犹太人进行压榨和奴役。
公元135年，耶路撒冷城被彻底破坏。杀戮之后残存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民族飘泊史。
在长达两千年的流散漂泊中，犹太人不断被屠杀、驱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使这个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我们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烙印的真实记录。面对如此不堪回首的历史，犹太人的选择就是不再让这些悲惨的历史重演。过去的苦痛就是将来的教训。而学习历史不是要罗列过去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只停留在过去，还要对未来敞开自己的胸怀。对犹太人来说，历史就是对现在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发问。
犹太人认真记忆民族历史的原因之一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让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认识到犹太人的一体性。但是，历史教育更大的作用是对人格的全方位启发，这一点犹太人也是认同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不仅是强调光荣的历史，还要正视历史中的失败﹑挫折﹑迫害和没落，从中进行反省，取得教训。在这层意义上，犹太人试图将教育定义为“痛苦的教育”。他们不但告诉孩子们人生有喜悦和幸福，更告诉他们人生会有黑暗和失意。
举例来说，犹太人的教科书中不会单纯记录犹太人怎样遭法西斯屠杀，而是在罗列了历史事实之后要求学生思考和讨论：如果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学生们会被要求参考各种关于集中营生活的文章，把自己想象成受害者，提出一系列问题，并同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进行座谈。
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们更能直观地认识历史，并从中进行反省：法西斯德国的罪行虽然不可饶恕，但是也要和德国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这就是犹太人对历史采取的归纳法的态度。从失败中，能认清善与恶，正面事物和负面事物，并进行区别。犹太人最忌讳的就是无视事实，对所有的事情都采用一刀切式的处理方法。
犹太人的历史教育（2） 在犹太人家里，小孩子稍微懂事，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孩子去舔《圣经》上的蜂蜜。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孩子知道书本是甜的。古时候犹太人的墓园也常常放有书本，说是在夜深人静时死者会出来看书。当然，它还象征着生命有结束的时刻，求知却永无止境。犹太人家庭还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传统，那就是书橱要放在床头。要是放在床尾，就会被认为是对书的不敬。犹太人不焚书，即使是一本攻击犹太人的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的一次调查表明，在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450万人，就有100万人办有图书证。
犹太人不仅爱书，而且还非常尊重学者。当其他民族将王侯、贵族、军人或商人的地位放在学者之上的时期，犹太人却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在古代的犹太社会里，凡是被称为“塔尔米特·赫里姆”的人，即精通犹太法典者，都不必缴税。因为大家认为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心力，对整个社会有着莫大的贡献，所以不但不让他们缴税，而且要以整个社会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犹太教拉比——即教师和智慧的人在犹太社会中也享有极高的声望。有一条犹太格言是这么说的：“即使变卖一切家当，使女儿能嫁给学者也值得；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当学者的声望从宗教学问转移到市俗学问上时，大学里的学位特别是高学位成了犹太学生追求的目标。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没有比家庭中有一位或几位博士更为荣耀的了。其结果是在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学科领域中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专业人才，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比例。
在犹太社会里，教师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父亲还重要。假如父亲和教师双双入狱，而且仅能救出其中一人的话，孩子们通常被教育先去营救教师，因为在犹太社会里，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非常重要。
理性的思维方式是犹太人家庭教育的基石。几乎每个犹太家庭的孩子都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你将带什么东西逃跑呢？”要是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母亲将进一步问：“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呢？”要是孩子回答不出来，母亲就会说：“孩子，你要带走的不是钱，也不是钻石，而是智慧。因为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你只要活着，智慧就永远跟着你。”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裔美国人赫伯特·布朗说：“我的祖父常问我，为什么今天与其他日子不同呢？他总是让我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出理由，然后让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都鼓励我提出疑问，从不教育我依靠信仰去接受一件事物，而是一切都求之于理。”犹太人一心追求知识，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运用知识来谋生，并将这个传统代代相传。
犹太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喻为“背着很多书本的驴子”。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随时发问。怀疑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知道越多，就越会发生怀疑，而问题也就随之增加。所以，许多犹太人父母在孩子放学后，第一句话就会问：“今天，你又提问了吗？”有人称犹太民族是一个企图揭示自然和人类秘密的哲学家民族，喜欢思考宏大、深刻的问题，喜欢抽象，喜欢逻辑。提问成了犹太人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美国工业管理委员会发现，犹太母亲的就业率低于其他民族，她们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确保孩子上学。而当时同为移民的意大利人对美国的教育疑虑重重，特别是来自西西里或意大利其他贫瘠地区的人，他们把孩子当作田里工作的好帮手，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剥夺。由于看不到孩子上学的重要性，其结果是：逃学多、辍学早、成绩差、少年犯罪率高。而犹太儿童则因学习成绩好，懂事和行为良好，被老师所喜欢。
犹太人家庭在历史教育和知识教育方面受到了高度评价，而在这些方面，非犹太人家庭则显得相形见绌。可以说，爱因斯坦的成就，与他在童年时代受到良好教育直接相关：他母亲对他的音乐熏陶，他叔父对他的数学启蒙，他父亲在他做出了蹩脚的小板凳后仍加以鼓励的情感教育，对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色列的宗教文化观教育 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和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使西方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独特之处表现为献身社会，笃信宗教，政治意识敏锐，财力雄厚和文化上富有创造性，这些特点是以色列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与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墨西哥人等非欧洲民族相比，以色列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方面是最为成功的。他们一方面通过犹太启蒙运动在物质层面上实现现代化，逐渐融入到其居住的西方国家的现代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犹太性，维护其对犹太传统的认同。
现代以色列人遵循前辈的传统，把教育继续视为以色列社会的一种基本财富以及开创未来的关键。教育体制的目标是把儿童造就成与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共处的富有责任感的成员。以色列的教育以犹太人价值观、热爱祖国、自由与宽容原则为基础，设法向学生传授高层次的知识，并着重传授对国家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科学技术技能。学校分4种类型：公立学校，大多数儿童在此类学校就读；公立宗教学校，侧重犹太学科、传统和习俗；阿拉伯及德鲁兹学校，用阿拉伯语教学，特别侧重讲授阿拉伯和德鲁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私立学校，由各宗教团体和国际团体赞助。
以色列建国时只有65万犹太人。建国后，以色列议会克莱塞特通过了《回归法》，赋予了每一个犹太人定居以色列的权利。自此，饱经磨难的犹太人纷纷从世界各地移居以色列，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六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共有280万人移民以色列。
以色列是个民族大家庭，其居民在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渊源的新社会，它今天仍然在不断地交融和发展。在以色列650多万的人口中，773%是犹太人，154%是阿拉伯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余下的73%是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和其他不以宗教划分的少数民族。
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必须为其子女提供教育。而对于一个人口很少、处于战争状态的小国而言，接受新移民并解决新移民的生计问题和子女的教育问题，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以色列政府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其成就，为世界所瞩目。
以色列的新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大。更为严重的是，经过近2000年的大流散，有很多犹太移民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犹太人的民族属性。他们不会讲希伯莱语，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宗教了解甚少。如果要将这些移民改造成以色列公民，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犹太人的礼仪教育、文化教育、宗教教育，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犹太人。这对于新移民子女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尽快结束从原居住国的文化到希伯莱文化的跨越，必须尽快地适应以色列文化，以便尽快地融入以色列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为此，以色列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对新移民子女进行犹太意识教育，通过学科教学（尤其是历史、文学和地理教学）和学校课外活动，将一些基本的犹太民族传统的知识和价值观，如安息日、节日、犹太纪年、犹太风俗和犹太生活方式，引入学校生活，并已经成为今天以色列中小学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国立世俗小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语言学习，文化遗产，人文社会科的总教学时间为40%。在文化传统教育中，《圣经》与犹太学课程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色列国立普通小学从二年级起开设《圣经》与犹太学课程，每周2学时。在国立宗教小学，学生用于《圣经》和犹太学的学习时间占总学时的40%。在国立普通初中，《圣经》和犹太学课程每年级平均每周近47学时。在国立宗教初中，《圣经》与犹太学一周为14~26学时。在国立普通高中，《圣经》和犹太学课程每年级平均每周3学时。在国立宗教高中，《圣经》与犹太学课程平均每周每年级667~867学时。在希伯莱文学与表达、艺术、历史、地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等科目中，也同样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宗教传统。另外，在学校自主支配的20%的时间里和学校的课外活动中，也常常有有关宗教和传统的内容。由上可见，以色列为了对新移民子女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几乎采用了所有的手段。
犹太八杰一、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科、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1856年5月6日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之家，是其父母八个子女中的长子。
弗洛伊德说：“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犹太裔血统对于弗洛伊德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来自犹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侮辱和歧视。更确切地说，使弗洛伊德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所遭受的压迫和歧视。弗洛伊德曾说：“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
他也曾愤慨地说：“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得为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或如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感到羞耻？！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采取了昂然不接受的态度，并始终都不为此后悔……”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以至他的整个一生，就是在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度过的。
图5-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过着俭朴的犹太教生活。弗洛伊德的父亲严格地遵守在些犹太教法规，使弗洛伊德从小接受了犹太教教育，也使他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念过大学，但他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木德》并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弗洛伊德的母亲也是一位慈善的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弗洛伊德对母亲很孝顺。他在著作中提到他母亲时说，他的自信以及对事业的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尊敬母亲。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他在八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大。母亲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这个大儿子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就。
弗洛伊德果然不负众望。他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开业行医，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并终生从事精神病的临床治疗工作。在探寻精神病病源方面，弗洛伊德抛弃了当时占主流的生理病因说，逐步走向了心理病因说，认为被意识所压抑的心理过程转换为躯体的症状而表现出来，则成为癔病，可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在此基础上，他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病起源于心理内部动机的冲突。在技术上，他抛弃了古老的催眠术，代之以自由联想，也就是让患者想起什么就说什么，由此发现隐藏的病因。他分析许多病例后确信，性的问题对神经症的发生起重要作用。发现不但父母常有乱伦冲动，这种冲动更多地表现在儿童，甚至在婴儿期，即所谓的俄迪普斯情结。他发现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性，认为“梦中概括了神经症的心理学”。他思考敏锐、分析精细、推断循回递进、构思步步趋入，探讨问题中，往往引述文学、历史、医学、哲学、宗教等材料，揭示出人们心灵的底层。
弗洛伊德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析》（1900年）、《性学三论》（1905年）、《心理分析导论》（1910年）、《文明及其缺陷》（1929年）。他的著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新的精神分析学会在欧洲大城市中纷纷建立起来。荷兰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协会以及英国心理学会都邀请他为名誉会员。总之，在１９１９至１９３９年间，他的名誉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