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晚年生活是苦难重重的。他于１９２３年发现患了口腔癌。希特勒当权时大肆反犹，1938年纳粹分子占领维也纳之后，他移居英国。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卒于伦敦。
弗洛伊德的声誉之隆，影响之大，在心理学家中是罕见的。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爱因斯坦（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1879年3月14日出生在德国西南的乌耳姆城，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爱因斯坦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赫尔曼·爱因斯坦和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合开了一个为电站和照明系统生产电机、弧光灯和电工仪表的电器工厂。母亲玻琳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家庭妇女，非常喜欢音乐，在爱因斯坦六岁时就教他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小时候并不活泼，三岁多还不会讲话，父母很担心他是哑巴，曾带他去给医生检查。还好小爱因斯坦不是哑巴，可是直到九岁时讲话还不很通畅，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吃力但认真的思考。
在四五岁时，爱因斯坦有一次卧病在床，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当他发现指南针总是指着固定的方向时，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这现象后面。他一连几天很高兴地玩这罗盘，还纠缠着父亲和雅各布叔叔问了一连串问题。尽管他连“磁”这个词都说不好，但他却顽固地想要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能指南。这种深刻和持久的印象，爱因斯坦直到六十七岁时还能鲜明地回忆出来。
爱因斯坦在念小学和中学时，功课属平常。由于他举止缓慢，不爱同人交往，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对他更是厌恶，曾经公开骂他：“爱因斯坦，你长大后肯定不会成器。”而且因为怕他在课堂上会影响其他学生，竟想把他赶出校门。
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在电器工厂里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事务，爱因斯坦的父亲则负责商业的往来。雅各布是一个工程师，自己就非常喜爱数学，当小爱因斯坦来找他问问题时，他总是用很浅显通俗的语言把数学知识介绍给他。在叔父的影响下，爱因斯坦较早地受到了科学和哲学的启蒙。
父亲的生意做得并不好，但却是一个乐观和心地善良的人，家里每星期都有一个晚上要邀请来慕尼黑念书的穷学生吃饭，这样等于是救济他们。其中有一对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兄弟麦克斯和伯纳德，他们都是学医科的，喜欢阅读书籍、兴趣广泛。他们被邀请来爱因斯坦家里吃饭，并和羞答答、长着黑头发和棕色眼睛的小爱因斯坦交成了好朋友。
麦克斯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启蒙老师”，他借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给他看。麦克斯在爱因斯坦十二岁时，给了他一本施皮尔克的平面几何教科书。爱因斯坦晚年回忆这本神圣的小书时说：“这本书里有许多断言，比如，三角形的三个高交于一点，它们本身虽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可以很可靠地加以证明，以致任何怀疑似乎都不可能。这种明晰性和可靠性给我留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印象。”
爱因斯坦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科普读物不但增进了爱因斯坦的知识，而且拨动了年轻人好奇的心弦，引起他对问题的深思。
图5-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十六岁时报考瑞士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工程系，可是入学考试却告失败。他接受了联邦工业大学校长以及该校著名的物理学家韦伯教授的建议，在瑞士阿劳市的州立中学念完中学课程，以取得中学学历。
1896年10月，爱因斯坦跨进了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校门，在师范系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他对学校的注入式教育十分反感，认为它使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思考其他问题。幸运的是，窒息真正科学动力的强制教育，在苏黎世的联邦工业大学要比其他大学少得多。爱因斯坦充分的利用学校中的自由空气，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所热爱的学科上。在学校中，他广泛地阅读了赫尔姆霍兹、赫兹等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他最着迷的是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他有自学本领、分析问题的习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爱因斯坦（2） 1900年，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由于他对某些功课不热心，以及对老师态度冷漠，被拒绝留校。他找不到工作，靠做家庭教师和代课教师过活。在失业一年半以后，关心并了解他才能的同学马塞尔·格罗斯曼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格罗斯曼设法说服自己的父亲把爱因斯坦介绍到瑞士专利局去做一个技术员。
爱因斯坦终身感谢格罗斯曼对他的帮助。在悼念格罗斯曼的信中，他谈到这件事时说，当他大学毕业时，“突然被一切人抛弃，一筹莫展的面对人生。他帮助了我，通过他和他的父亲，我后来才到了哈勒(时任瑞士专利局局长)那里，进了专利局。这有点像救命之恩，没有他我大概不至于饿死，但精神会颓废起来。”
1902年2月21日，爱因斯坦获得了瑞士国籍，并迁居伯尔尼，等待专利局的招聘。1902年6月23日，爱因斯坦正式受聘于专利局，任三级技术员，工作职责是审核申请专利权的各种技术发明创造。1903年，他与大学同学米列娃·玛丽克结婚。
在专利局工作期间，爱因斯坦被正规教育扼杀的科学激情终于重新迸发出来，轻松的工作让爱因斯坦得以继续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科学研究，在1905年，年近26岁的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光量子》、《布朗运动》和《狭义相对论》），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光量子论的提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同年，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1917年爱因斯坦在《论辐射的量子性》一文中提出了受激辐射理论，成为激光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因在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3年1月纳粹党攫取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是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幸而当时他在美国讲学，未遭毒手。3月他回欧洲后避居比利时，9月9日发现有准备行刺他的盖世太保跟踪，星夜渡海到英国，10月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新建的高级研究院的教授，直至1945年退休。1940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39年他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在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以防德国占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上空投掷原子弹，爱因斯坦对此强烈不满。战后，为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危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5年4月，弥留之际的爱因斯坦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人们团结起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对人类文明的摧残，认为和平是人类的首要问题。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
在爱因斯坦去世的前几天还录音对以色列广播，他说：“我们这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类分成两个互相对敌的阵营：共产世界和所谓的自由世界。由于‘自由’及‘共产’这两个词的意义对我很难理解，我宁愿用‘东方’和‘西方’的权力冲突来说，然而，这地球是圆的，这样‘东方’和‘西方’的真正精确意义也不能清楚。”
爱因斯坦因为在科学上的成就，获得了许多奖状以及名誉博士的授予证书。如果一般人就会把这些东西高高挂起。可是爱因斯坦把以上的东西，包括诺贝尔奖奖状一起乱七八糟地放在一个箱子里，看也不看一眼。据说他在得奖的那一天，脸上和平日一样平静，没有显出特别高兴或兴奋。
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在瑞士生活时，过的是穷学生的生活，他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一碟意大利面条加上一点酱他就感到很满意。成名后，成为教授以及后来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移民美国，他是有条件过很好的物质享受的，但是他仍保留像穷学生那样简朴无华的生活。
爱因斯坦（3） 当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时，当局给了他相当的高薪——年薪一万六千美元，他却说：“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给我少一点？给我三千美元就够了。”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衣着也是不注意的，长年披着一件黑色皮上衣，不穿袜子，不结领带，裤子有时既没有绑皮带也没有吊带，他和人在黑板前讨论问题时，一面写黑板，一面要把那像要滑下的裤子用手拉住，这种情形是有些滑稽，而他的头发却留得长长的，不加修饰。这对当年“贵族学府”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说是惊异的事，难怪他们要希望上帝叫他把头发剪掉。
爱因斯坦是很节俭的人，他在计算的纸上是两面都写，而且他把许多寄给他的信的信封裁开，当作计算的草稿纸，不让它们在进了纸篓之前失掉可以再利用的价值。爱因斯坦在外出时经常坐二、三等车，平时只吃一些简单的食物。
1909年7月，爱因斯坦应邀到日内瓦，参加隆重的日内瓦大学三百五十周年校庆和纪念建校人加尔文的庆祝活动，并接受日内瓦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庆祝活动的游行中，学校里的显要人物和政府中的大人物，都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礼帽，或者身穿中世纪式的锈金长袍，头戴平顶丝帽，而爱因斯坦却穿着一套平时上街穿的衣服，戴着一顶草帽。对这次庆祝活动所举办的盛大宴会，爱因斯坦很不以为然，他对坐在旁边的人说，“如果加尔文还活着，他会堆起一大堆柴禾，因为搞这样的铺张浪费的盛宴而把我们全都烧死。”
爱因斯坦自己曾说过：“安逸和幸福，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目的。我称这些伦理基础为猪倌的理想……”他甚至拒绝自己被安排在上流社会中，而居于与众不同的地位，对社会上对他的特殊照顾感到愤怒。
爱因斯坦是很珍惜时间的人，他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与宴会，他曾讽刺地说：“这是把时间喂给动物园。”他集中精神专心地钻研，他不希望宝贵的时间消耗在无意义的社交谈话上。他也不想听那些奉承和赞扬的话。他认为：“一个以伟大的创造性观念造福于全世界的人，不需要后人来赞扬。他的成就本身就已经给了他一个更高的报答。”1929年3月，为了躲避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他在生日前几天，就秘密跑到柏林近郊的一个花匠的农舍里隐居起来。
作为物理学革命中的伟大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从来没有自认为是一个超人。他认识到，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前人走过的道路的延伸，科学的新时代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的合理发展，因此他总是抱着感激和敬仰的心情赞赏前人的贡献。
在谈到相对论的创立时，他说：“相对论实在可以说是对麦克思韦和洛伦兹的伟大构思画了最后一笔，因为它力图把场物理学扩充到包括引力在内的一切现象。”爱因斯坦曾几次在信中对赞扬他的成就的朋友写道：“我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兴趣、专一、顽强工作以及自我批评使我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
爱因斯坦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他没有因为埋头于科学研究而把自己置于社会之外，一直关心着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并为之顽强、勇敢地战斗。他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自己正是这样去做的。
在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战斗的历程中，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着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他反对法西斯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为争取犹太人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但他也反对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希望看到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他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支持黑人的解放运动，并呼吁“美国黑人在这个方向上所作的坚定的努力，应当得到大家的赞扬和支援”。
爱因斯坦生前不要虚荣，死后更不要哀荣。他留下遗嘱，要求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他把自己的脑供给医学研究，身体火葬焚化，骨灰秘密地撒在不让人知道的河里，不要有坟墓也不想立碑。在把他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的时候，随行的只有他最亲近的12个人，而其他人对于火化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知道。
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并且强调：“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他一生不崇拜偶像，也不希望以后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自己不过是自然的一个极微小的部分”，他把一切献给了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自由的征程，最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但是正如英费尔德第一次与他接触时所感受到的那样：“真正的伟大和真正的高尚总是并肩而行的”，爱因斯坦的伟大业绩和精神永远留给了人类。
海涅 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诗人。1797年12月13日出生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破落的犹太商人家庭。1795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1816年海涅去汉堡叔父所罗门·海涅处，爱上了堂妹阿玛丽，开始写抒情诗。1819年秋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听奥·威·施莱格尔的德国语言史课，并经常与之来往，因而受浪漫派的影响。接下来他又到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在柏林时他听过黑格尔的哲学课程，结识了浪漫派作家沙米索、富凯等，并积极参加争取犹太人解放的工作。182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１８１９至１８２３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他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
图5-3海涅海涅早在２０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这些诗句中所抒发的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淳朴真挚，民歌色彩浓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是德国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在1821至1830年期间，海涅曾到德国各地和波兰、英国、意大利旅行。182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次年又出版“悲剧—抒情插曲”。1827年他把早期抒情诗汇集在一起出版，题名“歌集”，引起轰动，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哈尔茨山游记”等散文作品，也引起巨大反响。海涅这个时期的抒情诗和游记，大多抒写他个人的经历、感受、憧憬，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海涅深受鼓舞，决定前往巴黎。在这儿他结识了大仲马、贝朗瑞、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和李斯特、肖邦等音乐家，并与空想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交往，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时期他写了“论德国宗教和的历史”（1835）和“论浪漫派”（1836）两本著作。为了和激进派诗人内容空洞的“倾向诗”进行斗争，他写了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1843）。1843年底，海涅和马克思在巴黎结识。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发表了《新诗集》（1844），其中包括一部分以“时代的诗”命名的政治诗，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这些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两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1848年革命前夕时代的最强音。
海涅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忍受瘫痪的痛苦，在“床褥墓穴”用口授方式创作了许多优秀诗篇，其中包括《罗曼采罗》（1851）、《1853至1854年诗集》和一些遗诗。这些中虽有悲愤忧郁之作，但大多数仍充满战斗的豪情、对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具有坚定的信心。
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逝世，葬于蒙马特公墓。
路透（1） 保罗·朱利叶·路透(Paul Julius Freiherr Von Reutor 1816~1899)，原名I·B·约瑟法特，1816年7月21日出生于德国卡塞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29年在哥廷根任银行职员。40年代初到柏林谋生，并于1844年在改奉基督教，同时更名路透。1845年经营过书店和出版业。
路透——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物。这不仅由于他所开避的、囊括了大半个世界的通讯事业，不仅由于他的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才能，还由于他那为获得成功所必备的骑士般的大无畏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他的名字和以他命名的那个通讯的历史，不仅是世界通讯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部传奇。他的创业史是从1848年开始的。那一年年底的一天，他离开政治上日益反动的普鲁士，来到了世界文化之都——巴黎，会见了法国报业巨头查理·哈瓦斯。那时，哈瓦斯正苦于人手不足，恨不能一个人分成几个人用，有人竟不招自来，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尤其当得知路透还精通英、法、德三种文字，更是如获至宝，当即答应了路透的求职请求。路透就这样成了哈瓦斯社的一个成员，投入繁忙的通讯业务。他每天从来自欧洲各地的报纸中挑选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并译成法文，作为该通讯社的新闻稿件，然后分送到巴黎的报纸和国外的订户。远至圣彼得堡的宫廷都有他们的联系对象。
犹太人先天的竞争意识使路透无法久居人下。既然翻译和提供新闻稿件的工作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对此自己又得心应手，为什么不可以个人单独经营呢？不过，这等于向自己提供了就业机会、慷慨扶持自己和器重自己的恩人挑战。又是犹太人先天的自我意识起了作用：“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你的蜡烛照不亮我的房间。”
经过一段内心矛盾，路透还是横下一条心，走上独自经营通讯业务的新的旅程。在差不多是白手起家，人员又极缺乏(只有他和妻子两人)的情况下，困难自不必说。然而，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废寝忘食，夜以日继日地干，他终于在被认为是“莽撞的冒险”中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欣然服输的哈瓦斯投来了赞羡的目光。
在巴黎几个月单枪匹马的经营，路透和妻子已不胜疲惫，加之，二月革命后拿破仑三世登上帝位，言论自由很快成了过眼烟云。在巴黎继续从业，前景堪忧。于是，路透决意转回德国。但是，到了柏林，却见沃尔夫已捷足先登，建立了办事处。他们夫妇只好另作图谋。他们得知普鲁士政府已开通了柏林至德国与比利时交界处的亚琛之间的电报线，便萌生了利用现代通讯手段从事新闻消息提供的设想。坐落在通向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途中的亚琛正好可以充当集中信息并向亚琛地区和比国提供信息的基地。那时，布鲁塞布和安特卫普尚未架设电报线路。于是，路透就把从德国各地收到的汇兑和证券交易的行情(当时新闻通讯的主要内容)通过火车送到那里。据说，当时途经亚琛的列车不装上路透的快讯稿件就不开车，出现了人们争相订购路透的快讯稿件的情景。后来，因亚琛地区的订户住所远近不同，收到稿件有快有慢，某些银行家发出了抱怨，促使路透过送稿办法进行了改革，索性不用邮递，改为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订户召集到一间大房子里，使他们在同一时间里收到应得到的消息。可是，从亚琛到布鲁塞尔有170公里，按当时最新式的火车平均每小时13公里计，也得9个小时方可抵达，这很难说是“快讯”了。路透苦苦地思索着解决问题的办法。骑马信使，专职邮差，种种方案都在他的脑海中盘旋过，没有一个使他满意，忽然，能捎信的鸽子使他开了窍。他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兴奋不已地大声说道：“办法找到了，用信鸽！两个小时足够。”
于是，路透从一个饲养信鸽的旅店老师盖勒那里租用了40只信鸽，让它们充当亚琛——布鲁塞尔邮路的“信使”。此招果然奏效。在当时两地之间没有电讯相通的情况下，起到了提供最快的新闻稿件的作用。
1851年夏天，路透移居英国，开始了他人生之旅最辉煌的时期。
靠着在法、德两国的经营中打下的基础，路透开始在这里营造他的庞大的“通讯帝国”。首先，他还是运用他的提供“快讯”和“快讯中的快讯”的策略。
1853年，路透得知“磁力电报公司”和另一家电报公司在联接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海底铺设了一条电缆。两公司用快艇在爱尔兰南部的昆士兰海迎候从北美开来的载有新闻稿件的船舶。这比南安普顿至美国的距离缩短了400余公里。他们没想到，一个工于心计的竞争对手已悄然出现在他们的身旁。路透秘密地在对手已占据的昆士兰西90公里处的克鲁克黑文修建了一个电报基地。在这里，路透社在海上值班的小舢板用信号示意基地的联络艇从北美来的船上取下稿件。其他报社要在拿到稿件后再航行100多公里返回科克市方能发报，而路透社的联络艇则只要开至不远处的克鲁黑文即可。这样，到别人开始发报的时候，路透社编成的通讯稿件早已到订户手中了。
路透（2） 人们惊讶地发现，就是这位开初住在伦敦金融街一家股票交易所的两间出租房屋里的犹太人，不久便以他一手经营起来的路透通讯社，掌握了“欧洲大陆有关金融方面的情报”的主要输入和输出渠道，在交易所、银行、股票商、投资公司和贸易公司的广泛领域，伸展自己的巨大翅膀。紧接着，他又把目光瞄准《泰晤士报》，一心要把通讯运营的疆域扩展到报业的市场。
《泰晤士报》是英国一家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它在新闻界的权威地位使得向它兜售新闻稿件的路透社曾吃了闭门羹——“《泰晤士报》无意采用贵社提供的消息”。但挫折没有使路透认输，打消在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一试身手的念头。他转念一想，何不采用迂回战术，在眼下欧洲各地政局处于混乱的状态下，利用路透社在欧洲各地建立了电报网的有利条件，先迅速提供各种政治方面的新闻。这样，《泰晤士报》的铁门便被撬开了一条缝。随后，路透社又扩大战果，先征服伦敦的其他报社，再迫使《泰晤士报》就范。办法果然灵验。在以《广告晨报》为首的伦敦各报纷纷接受了路透社优惠提供的欧洲各地乃至中东方面的政治信息，并相继与路透社签订合同之后，处于孤立状态的《泰晤士报》便不得不很快与路透社签了供稿合同。这家大报的门终于向路透打开了。
这次成功，给与路透的并非只是经济上的利益，主要还是精神上的激励和鞭策。他明白了，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勇于进取，而且要不断创新，永远保持竞争中的优势。他认为，不仅要先于别人得到和发出稿件，而且还要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高质量的稿件。他给自己的通讯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注意获得重大的独家新闻。路透又下了一盘赢棋。
1855年，法奥之间战事在即，人们关注的是，拿破仑三世在2月7日的国会上将说些什么。路透社立即给驻巴黎的记者发去急电，要求他们极秘密地接近皇帝的亲信人员，想方设法从那里了解拿破仑三世的国会演讲稿的内容。
记者接电后立即行动，结果，事先得到了实际上是对奥直接宣战的布告的皇帝的讲演稿。此事简直使路透大喜过望。他马上不失时机地制定了秘密发布计划。为此，特地包租了“海底电报公司”的巴黎——伦敦间往返电报线作为传递专线。终于，抢在皇帝发表演讲的同时，播发了这个消息，开了国际通讯史上的一个先例。那一天，《泰晤士报》根据路透社提供的稿件，全文刊登了拿破仑三世的讲话。其他报刊则以“号外”的形式，使用“路透社电讯稿”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巴尔扎克，这个有名的讨厌新闻记者的大作家闻知此事，也掩饰不住对路透的惊讶和钦佩，意味深长地向巴黎报界披露了他们也许谁也不曾料知的一个秘密：“你们在不同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消息，其实来源同出一处。”
名声越来越大的路透通讯社和路透本人，越来越注重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意义，注重自身形象的影响，认为这是通讯社赢得信誉，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利和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举一例为证：1859年4月16日，法奥两国爆发了战争，撒丁也派出了军队同奥地利作战。与别的通讯社不同，路透社同时向交战两方的三军都派去了记者进行“三重访问”。结果，唯有路透社记者受到了优惠的待遇，引起了其他记者特别是三军本国记者的嫉妒与气愤，甚至发生了与路透社记者争吵和动武的现象。但是，军方人士冷酷地告诉他们：“如果各位不愿意在这儿工作，就请你们离开。”见势不妙，那些有怨气的记者，便不得不接受“让路透社先采访”这一既定的事实。路透社良好的新闻作风推动了工作的高效率开展，同时使那些想中伤他们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路透通讯社就这样，一步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赢得信誉，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不仅已有十足的把握雄踞欧美，而且在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们的电报线路又从欧洲经俄国，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再从土耳其经波斯延伸到东方的古国印度。到了1870年至1872年，电报线又从新加坡延伸到中国。后来，日本也正式纳入了路透社的“势力范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路透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业——成功的历史，就是一部跨越洲际的国际通讯社的历史。1899年2月25日，他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人们在伦敦皇家股票交易所里为了竖立了一尊大理石雕像。路透的名字与他的“通讯帝国”一起，在世世代代的人们中流传。
洛克菲勒 约翰·洛克菲勒（1839~1937年）美国实业家、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出生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小村的贫寒犹太人家庭。犹太人认为金钱是给上帝的礼物，是上帝给人以美好人生的祝福。对金钱的热爱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生存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更是美好人生的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由于他们的背景和所处的职业地位，形成了对金钱的独到的看法：“赚钱不难，用钱不易。”
图5-4洛克菲勒幼年时洛克菲勒曾将别人送他的一对火鸡精心喂养成群，挑好的在集市上出售。12岁时积蓄了50美元，他把钱借给邻居，收取本息。在克利夫兰商业学校毕业后，曾任一运输公司会计，三年积蓄900美元。他未参加南北战争，却在战争中捞取了17万美元。他沉默寡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金钱上。23岁时，他到了钻出美国第一口油井的石油城，经实地考察，决定从事风险不大、不会亏本的炼油业。第二年与他人合资7万美元在克利夫兰建立了一家大炼油厂，采用可提炼出优质油的新技术，把竞争者远远抛在后面，获利100％。1870年，他把两座炼油厂和石油输出商行合并，创建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吞并了该地区20多家炼油厂，控制该州90％炼油业、全部主要输油管及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全部油车。又接管新泽西一铁路公司的终点设施，迫使纽约、匹兹堡、费城的石油资本家纷纷拜倒在其脚下。接着，为控制全国石油工业，他操纵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和伊利公司同宾夕法尼亚公司开展铁路运费方面的竞争。结果，在8年内，美孚石油公司炼油能力从占全美4％猛增到95％。美孚公司几乎控制了美国全部工业和几条大铁路干线。1882年，它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后来，洛克菲勒财团又形成由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等四家大银行和三家保险公司组成的金融核心机构，这七大企业控制全国银行资产的12％和全国保险业资产的26％，洛氏家族通过它们影响工业企业决策。
洛克菲勒财团创办基金会，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团体赠款，扩大影响和势力。洛克菲勒财团还指派亲信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如曾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腊斯克都担任过洛氏基金会董事长的职务；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之孙）的外交政策私人顾问。该家族的成员也活跃于政治舞台，左右内政和外交政策，如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曾担任1974~1977年美国副总统。
犹太人洛克菲勒在自己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变成了当时的世界首富的时候，依然感觉不快乐，因为他知道这些钱还没有发挥它们的作用。别人劝他把这些钱留给他的孩子们，洛克菲勒激动地回答：“哦，他们不需要这些钱，这些钱是从大众那里来的，因此也应该回到大众那里去，到它们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洛克菲勒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帮助成千上万的食不果腹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吃上饭，并且让他们上学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主要投资在医疗教育和公共卫生上面。他的基金会先后投资达75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而且他还让自己的孩子们尽可能地把钱花在那些需要它的人们身上，他的孩子们秉承了他的愿望，整个洛克菲勒家族的捐款和赞助达到了１０多亿美元。
今天，即如果约翰·D·洛克菲勒（1839~1937）还在世，他的身价折合成今天的美元约有2000亿——根据2003年的《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当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身价为407亿美元。漫步纽约街头，你随处可以体味洛克菲勒家族过往的辉煌:摩根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生命科学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的洛克菲勒大学，甚至青霉素能够普及成为一种通用药品，也同洛克菲勒及其家族大有渊源。老洛克菲勒的遗产依然支配着世界石油产业，他本人也堪称今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西方石油工业的人格化象征。
对于洛克菲勒来说，金钱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用金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他拥有的金钱是他所作出巨大社会贡献的标志。而且他要别人明白金钱只是他美满人生的一个尺度，是他高尚人生信念的一种表达。
毕加索 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1881~1973年)出生在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马拉加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位美术教师，曾做过美术馆长。14岁的毕加索考入父亲任教的巴塞罗那美术学校高级班，16岁毕业时画的《探望病人》一画参加全国美展，具有相当写实的造型水平。以后又考取了马德里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但他更喜欢的是在美术馆和街头自由吸取艺术营养。
毕加索一生中画法和风格可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时期是：“蓝色时期”；第二时期是：“玫瑰红时期”；第三时期是：“黑人时期”；第四时期是：“立体主义时期”，分成分解和综合两种形式；第五时期是：“古典主义时期”；第六时期是：“超现实主义时期”；最后是“抽象主义时期”。
毕加索从不执意拒绝接受当代人类文明事件的压力，也从不否定不论是来自他的内心世界还是来自他的家庭感情的推动和激励；他从不对他同时代的人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提出的主张视若无睹，也从不对古老的历史文明或者所谓原始文明的深邃而富有魔力的启示视而不见，这也正是这位艺术家的特点之一。但是，他既不乔装打扮，也不改变本色；他永远是他自己，永远保持着他那猛禽般狂暴的豪情和那紧抓现实不放的作风，永远保持着他那异乎寻常的巨大魅力和巨大热情。他没有固定的主意，而且花样繁多，激昂或狂躁，可亲可憎，诚挚或装假，让人喜欢又招人讨厌，变化无常不可捉摸，但他永远忠于的是——自由。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位画家像毕加索那样以惊人的坦诚之心和天真无邪的创造力，以完全彻底的自由任意重造世界，随心所欲地行使他的威力，他不要规定，不要偏见，什么都不要，又什么都想要去创造，他在艺术历程上没有规律可循，他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又回到现实主义。从具象到抽象，来来去去，他反对一切束缚和宇宙间所有神圣的看法，只有绝对自由才适合他。有了毕加索，绘画破天荒第一次在表现形象方面不仅得以再现现实的外表，和通过现实来表达情感，而且还表现有关对现实本身的感觉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表现就变为讲述，也正因为如此，艺术家所具有的全部经验在每一幅绘画中都能发挥作用。绘画不再是形体美的抽象理想或是用诗情画意的手法来体现视觉表象，绘画成为艺术家面对某一事物或某一事件有感而生的思想的客观叙述。肉眼可以看到的现实的外表形式与绘出的形象二者之间的那种外部相似性，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了，艺术家也不必再在自然的广阔天地中去闯荡，去寻找“图式”和“印象”；因为艺术家本身就带有自身丰富的认识经验和感情经验。因此，从不临摹实物作画的毕加索就曾说过：“我不是在寻找，而是在发现。”
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20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过。他说过：“当我们以忘我的精神去工作时，有时我们所做的事会自动地倾向我们，不必过分烦恼各种事情，因为它会很自然或偶然地来到你身边，我想死也会相同吧！”
1973年他静静地离去，走完九十一岁的漫长生涯，他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一生。
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当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福特政府国务卿。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因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随父母迁居纽约。在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之一沃尔特·伊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那场历史灾难。基辛格到美国后，他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高级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有5000学生，其中犹太人很多，当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是毕业后做一名会计师。
但是，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事却改变了基辛格的命运。1943年他加入美国籍，不久应征入伍，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军队中，他有幸遇到了同是德国裔的列兵克雷默尔，后者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在他与基辛格的初次交谈中，克雷默尔就认定基辛格是一个天生的奇才。1944年9月，基辛格所在的部队——美军第84师被派赴欧洲战场。第二年初，他们开进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在二战的最后几个月，他从第84师调到第970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1945年3月，基辛格还被任命为接管德国被占领城市的官员。在其任职期间，基辛格表现了卓越的行政能力，并克服了对德国人的报复心理而谨慎地使用了自己的权力。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1957~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是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1969~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70年代初，他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他的中美苏“大三角”的论点，以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来制衡前苏联。他本人亲自出马，于1971年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第二年访华铺平了道路。他主张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一定意义上讲，他是冷战的见证人，也是维持冷战不向“热战”发展的倡导者。他提出的“力量均衡”的观点得到了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崇，也被美国的许多西方盟国所遵循。基辛格也曾深度介入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推进的美苏关系解冻、为中国的开放访问中国等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1973年，他因成功促成越战停战协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