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们也只有借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一句名言：“对已经拥有的，还.2
中还没有确切的对等词，其含义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任务或把事情办好
的能力”。热托精神是巴西民族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其具体的体现就是：灵
活地、富于创造性地去寻求完成目标的方法。巴西的发展模式就是不拘泥于
一定的格式，为了发展，不惜一切。
（1）民主：自然与制度
民主源于阶层、民族和种族间的差别，正如有负才有正，有差别才有民
主。巴西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制度不如说是一种自然，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传
统。巴西民族来自世界大种族，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欧洲白人（葡萄
牙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亚洲人（日本人）。正如著名的美
国社会学家T·林恩·史密斯所指出的，与巴西这一真正的民族“熔炉”相
比，美国只能称为“坩埚”。因为四百年来没有任何国家能把这么多的白种
人、黑种人、黄种人容纳在一起，而彼此间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又这
样密切接触。
尽管人口构成如此复杂，巴西在统一文化方面还是取得 了出色的成
就。在各种种族和国籍出身的全体巴西人中，存在着一种坚强深厚的感情，
认为他们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情
趣、共同的英雄、共同的历史以及共同的幽默感。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
点。没有哪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像巴西那样具有统一的宗教：有92％的巴西人
信奉天主教，而这种教义掺杂了非洲、亚洲和各种思想。形形色色的传统经
过独特的发展而熔铸成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
种族、阶级差别并不总意味着斗争，至少在巴西就是一个特例。尽管巴
西的老观念依然存在：肤色越白阶级越高；但是政治斗争的温和性构成了几
百年来巴西的社会特征，这在斗争激烈的拉丁美洲是独一无二的。巴西在政
治稳健方面体现出了高明的技巧，部分是由于官继承了葡萄牙的传统，而与
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西班牙传统迥然不同。
也许巴西人天生民主意识薄弱，也许巴西人天性温和，但至少有一点是
巴西人的共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只有稳定的政治才有增长的
经济。
（2）发展：权衡与取舍
正如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巴西人历来宁可从不完善的但却是现实
的办法中进行选择，而不愿追求理论上完善和理想的模式。因为他们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人们必须对发展模式进行权衡取舍。
众所周知，巴西经济奇迹始于军方政变。1961—1964 年，古拉特总统执
政期间，经济增长率由10.3％下降到1.5％，通货膨胀率则激增至144％。
经济、政治局势混乱不堪。1964 年3 月，军方在取得文职人员（如各大州州
长）及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废黜了古拉特。
在布兰科元帅的领导下，政府制定了以“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投
资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经济行动纲领”，到1966 年，通货膨胀率下
降到38％，经济增长恢复到5.1％。
难怪大多数巴西人认为人民放弃一部分公民权和一部分 政治权利是获
取经济增长的一种有利的权衡取舍。
毕竟，发展是第一位的。
巴西奇迹＝经济的激进性＋政治的温和性。
2.技术官员的崛起
由“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的“热托”哲学而产生的实用主义思想，渗
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人才战略成为支撑巴西经济起飞的主要因素。由于发
展迫切需要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巴西长期以来就形成了把知识界
人士当作社会精华看待的传统。尽管受过系统而严格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仅
占巴西人口的极小部分，但是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被授以公职。很多
在军事教育制度下培育出来的技术专家在巴西发展的方向、速度等关键性问
题上发挥了主要作用。
巴西人一向认为，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步伐并不最终取决于它
的资本或物质资源，而是取决于它的人力资源。正如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哈比森所看到的，“人力资源构成了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
是生产力的被动因素，人则是主动力量，他积累资本，开采自然资源，建立
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推进国家的发展。很明显，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使其
国民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中不能有效地利用，那么这个
国家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得到发展。”
在人力资源决定论思想的指导下，巴西十分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尤其
是高级技术人才。
表4 巴西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年份初等学校中等学校高等学校
1960 年95 11 2
1981 年93 32 12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
从六十年代起，技术官员一直是主导巴西经济发展的“领路人”。即使
在军政府期间，政策的制定都在经济学家、民族私人企业界人士、文职官员
的共同支持下进行，因而军政府颁布的报刊检查、禁止政治集会、罢工，以
及解散议会、政党等一系列法律都是为了给经济增长造就一个稳定的政治环
境，遇到的社会阻力很小。这一期间，两位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经济学家、
计划部长罗贝托·坎波斯和奥塔维奥·布良斯主持制定了1964—1966 年“经
济行动纲领”，以正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方法抑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
长。他们选择的主要武器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和强制性工资限制，同时辅以货
币政策和物价管制。这一计划使积累和收入向国家企业倾斜，为经济奇迹提
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空间。
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又就市场机制的建立、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发表了足以影响全局的看法。1967 年3 月，席尔瓦将军接替布兰科元帅担任
总统，经济学教授、圣保罗州安东尼奥·德尔芬·内托出任财政部长，他被
后人称为“奇迹之父”。在内托的经济政策中，充分体现了巴西人的“热托”
哲学。他提出了“蛋糕理论”和“结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成为巴西模式的
基础。所谓“蛋糕理论”即先增长后分配理论，它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加
速经济增长”，“只有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分配。”“结的理论”
即负债发展理论。它认为，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内积累不足，打开
缺乏资金这个“结”，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金，使巴西经济与国际经
济融为一体。内托认为，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为此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
然的；因此，政府的政策重点应该由稳定转向高速增长。内托曾公开宣称，
停滞比通货膨胀更可怕，1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负有一定的外债
并不可怕，相反，合理地利用无异于“借鸡生蛋”。
从1964 至1974 这“发展的十年”来看，坎波斯和内托这两位技术官员
在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权力。有理由认为，在巴西的
集权主义制度下，不允许国会参与决策，州长和大城市市长都由军方选定，
因此这些文职技术专家无须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并能够迅速得到政府的
肯定和贯彻这些政策的充分支持。
3.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尽管巴西经济被人们公认为是资本主义式的，但是它的突出特点是政府
承担经济与发展的主要责任。巴西人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加以指导的，而且利
用市场规律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因此，巴西政府通过
一系列管制、干预和鼓励措施，以财政和金融管理，在对市场作出指导和制
定决策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1）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与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巴西的经济计划是其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无
论是文职官员还是军方领袖，都认识到一个大国发展过程中实施计划分配资
源，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业化的必要性。巴西的经济奇迹共经历了三届政府：
席尔瓦政府（1967—1969）、军事委员会（1969 年8 月—10 月）和梅迪西政
府（1969—1974）。这段时期，巴西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其间，累计经济
增长78.5％，通货膨胀率由25.4％下降到15.1％，出口额增长2.29 倍，可
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的计划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席尔瓦执政后，制定了1968—1970 年经济发展计划。政府认为，“经济
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巴西的通货膨胀不是需求拉动型而主要是成本
推进型，因此解决的方法不是压缩总需求而是不遗余力地提高总供给。巴西
应该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发展经济，增长优先于稳定。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有：
鼓励银行信贷；推动民族私人资本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支持金融财团的建立；
颁布491 号法令，规定出口产品免税额和出口补贴；建立价格委员会稳定价
格。
军事委员会执政时期虽然短暂，却在巴西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政府行动基础和目标计划（1970—1971）”提出了
向发达国家进军的口号。巴西政府看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发
达的沿海巴西”与“落后的内地巴西”之间的反差极为强烈，全国44％的人
口集中在仅占全国领土面积的10，9％的东南部4 个州，并拥有全国65％的
国民收入。五十年代，库比契克政府曾为此而迁都位于中西部高原的巴西利
亚，但地区差距仍然很大。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全国一体化计划（1970 年1106
号法令）和社会一体化计划（1970 年12 月），以政府财政支出的形式，进
行农业、交通运输建设，落实“土地再分配和鼓励北部、东北部工农业发展
计划”，大力开发落后地区经济。
承袭军事委员会的经济计划，梅迪西执政后，制定了第一个全国发展计
划（1972—1974）。该计划更加强调向发达国家进军的目标，实施以中心带
动边缘的战略，以经济发达的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和米纳斯古拉斯州作
为龙头，带动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
历届政府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落后地区发展所必须的资
金，扩大了国内市场，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另一方面，巴西政府在其宏观管理和干预中采取了更多的灵活性手段，
大力刺激私人企业的发展。巴西的私人企业90％以上是雇员不足二十人的小
企业，力量薄弱，在资金、技术、生产规模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巴西政府对
私人企业一直是给予善意的支持和保护。巴西银行设有专门资助本国中小企
业的开发局；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工业资助特别是不仅规定优先资助中小企
业，而且对购买民族私人企业机器设备的厂商提供优惠贷款。
在国家的扶植下，巴西私人资本迅速扩张，市场范围也日益扩大。1973
年，巴西私人企业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6％，超过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
业的比重。
（2）国有企业：经济推动力
在巴西的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一直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在巴西的
经济奇迹阶段，国家资本企业进一步发展。1966—1976 年间，巴西新建国有
企业210 家，占国有企业总数的60％。这十年间，政府固定资本投资在GDP
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左右，强大的国家资本力量是巴西经济迅速发展的
源泉。
1971 年，巴西最大的25 家公司中有17 家是国有企业，其资产总额占全
部25 家公司的82％；迄至1973 年，巴西最大的IQ00 家公司中，国有企业
拥有资产净值的50％和销售总额的17％。
国有企业占优势的主要是金融业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投资需求量大的部
门。
第一，巴西政府控制了全国的银行业。政府拥有本国最大的银行——巴
西银行的控股权。 1972 年，巴西银行的存款额是本国最大的私营商业银行
存款额的9 倍。联邦政府还直接控制各大政策性银行，如巴西东北部银行、
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全国住房建设银行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储蓄银行网。此外，
巴西还有32 家受州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和开发银行。
1972 年，整个金融系统给私营企业的贷款中，有60％是由官方金融机构
贷放的。到1974 年，全国经济开发银行的全年贷款业务就达13 亿美元，而
同年全国住房建设银行的贷款额则接近20 亿美元。
第二，巴西政府控制了钢铁工业。由于私人资本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
无力提供钢铁工业在经济起飞时期所必需的投入，联邦政府就不得不成为新
建钢铁企业的控股人。 1971 年，国有钢铁公司的销售额占钢铁工业总销售
额的一半以上，其资产额占行业总资产的四分之三。此后，政府又投资创办
了包括全国钢铁公司、圣保罗钢铁公司和米纳斯吉拉斯钢铁公司在内的巴西
钢铁公司，国家在钢铁工业方面的控制权进一步得以加强。
第三，采掘业的民族主义色彩十分浓厚。成立于1942 年的多西河谷公司
是一家集铁矿、铝矾土开采，铝和钢制品生产于一体的国有企业。出于保护
本国不可再生资源的目的，政府通过多西河谷公司垄断了本国的矿产开发。
1974 年，多西河谷公司出口了价值四亿五千万美元的铁矿石，占巴西铁矿石
出口的75％以上。
第四，政府对石油开采和加工实施了垄断政策。巴西石油公司是巴西最
大的企业，它完全垄断了石油勘探并几乎垄断了石油化工业。据美国《幸福》
杂志的评定，1990 年巴西石油公司名列世界100 家最大工业企业的第52 位，
当年资产总额为71.3 亿美元，雇员达5.9 万人，销售额为165 亿美元。
巴西石油公司与世界老牌大石油公司，如埃索石油公司（ESSO）、英荷
壳牌石油公司（Shell）、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Richfield）、德士
古公司（Jexaco）展开竞争。1971 年，巴西石油公司占据了总销售额的41
％，拥有石油勘探、提炼和市场经销方面的资产总值的81％。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巴西的经济奇迹时代也就是巴西国有企业的兴旺发
达时期。此间巴西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运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诚然，
国有企业虽然有国家财政的强有力支援，但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也是一切信
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所普遍持有的观点。但是，一连串的数字可以说明巴
西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例如在1974 年，多西河谷公司六亿五千万美元的销
售额中，纯利竟高达一亿五千万美元。在证券交易所中，许多巴西政府控股
的企业——巴西银行、巴西石油公司以及巴西全国钢铁公司——的股票都成
了投资者眼中的“热门股票”。
有理由认为，巴西国有企业的高效率来自其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巴西的
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愿意任用三十多岁的青年技术专家担任办公司的负责人，
并不惜工本培训公司员工。如巴西石油公司成立不久就聘用了美国大石油公
司的第一流的地质学家，所付的薪金在当时看来是大得惊人。
（3）基础设施投资：公共品供给
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观点看，交通运输、电力、通讯和科技产业具有较
大的“外部性”，因而一般私人资本不愿承担这些产业的开发，政府便责无
旁贷地成为这些公共部门的供给者。根据耶鲁大学教授赫希曼的观点，随着
制造业的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瓶颈”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只有突破这一
瓶颈，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据统计，政府支出份额占GDP 的比重从1957 年的17％扩大到七十年代
初期的大约30％，这样高比率的政府开支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经济和社会的
基础设施的投资上。
A. “公路时代”与交通运输建设
军政府提出了公路一体化计划，把公路建设作为交通运输发展的主攻方
向。这一时期，巴西重点修建了三大公路体系：一是开辟通往内地新垦殖区
的公路干线；二是修建通往边境城镇国际公路干线；三是连接各州首府和重
要城市的州际公路干线。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巴西建成了东北州际公
路、贯通南北的贝伦—巴西利亚公路、库亚巴—圣塔伦—布朗库公路，以及
横贯东西的亚马孙大公路，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巴西的“公路时代”。
表5 巴西的公路网 （单位：公里）
年份已铺路面公路未铺路面公路总计
1955 3.133 74.165 77.298
1965 26.546 109.192 135. 738
1973 67.607 143. 909 211.516
资料来源：巴西全国公路局
巴西大力发展了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业，从1967 年至1974 年，巴西远
洋商船队的总吨位增长到5 倍，铁路运输量也大为增加。
（B）电力：实用主义的典范
直至六十年代初期，巴西的电力工业一直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两家公司垄
断。巴西并没有简单地实行国有化，而是实行了政府与外商的联合经营，结
果却是卓有成效的。从1962 年至1971 年，国有的巴西电力公司发电能力比
重从36％上升到45％的用电量。
（C）电讯业的大规模发展
电讯业是具有自然垄断性的部门，巴西的国有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有绝对
优势，1965 年，巴西电信公司成立，揭示了电讯产业民族化的序幕。自从1969
年第一个通讯卫星地面接收站投入使用开始到1974 年，巴西基本建成了卫星
通讯体系；1970 年，圣保罗建成了长途直拨电话系统；1974 年全国建成电传
网，电传站达1.13 万个，比1968 年增加15 倍。
现代化的通讯系统为现代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迅速、及时的信息服务。
（D）科学与技术：投资保障
巴西政府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在科技上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1973 年7
月，政府批准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基本计划”，每年预算三亿美元，高于
七十年代联合国每年对世界各国的技术援助总额。
这一计划的纲要如下：
第一，发展核能源和海洋技术，并促进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第二，加强企业吸收技术的能力；
第三，建立全国科技的情报系统，以巩固各研究机构的相互支援制度；
第四，促进“产学结合”。
4.负债发展战略
根据1978 年巴西计划部提交的报告，从1964 年起，利用国际金融市场
作为投资款项的源泉，就成为巴西经济模式的重要特点。军政府采取了积极
引进外资的政策，1968—1974 年，流入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27.87 亿美
元，为1964 年以前流入巴西的外资总额的1. 73 倍，其中四分之三集中于
制造业。
奇迹期间，借贷资本成为巴西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1975 年借贷资本额
比风险资本（直接投资）高1.4 倍。另一方面，借款渠道由官方借贷为主转
为私人贷款为主。基于巴西人的“热托”思想和“蛋糕理论”，以外债促发
展成为主导性发展理论。1968—1978 年，巴西外债总额由33. 72 亿美元上
升到435. 11 亿美元，增长了10.9 倍。外债总额占GDP 的比重由11.4％上
升到22.8％，外债本息占商品劳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3％上升到63％，这
一期间，欧洲货币市场私人银行贷款比重由28.6％上升到60％以上。这一结
构变化的意义在于巴西可以摆脱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种种约束，自由地借入
资金，用于发展计划内的任何项目。
可以说，国外的资金是巴西经济奇迹的重要基石。尽管二十年后的人们
对此有种种非议，但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只有大量吸收国外的资金，才能
动员起巴西的人力、物力，造就巴西的经济奇迹。
（二）从专制到自由——原西属殖民地和发展模式
1.阿根廷：独立的价值＝？
从1946—1976 年是庇隆主义统治阿根廷的三十年。庇隆执政期间，提出
了著名的“正义主义”治国论，即“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大
口号，庇隆把经济独立视为实现政治主权和社会正义的基石。利用阿根廷独
立一百三十一周年的时机，庇隆政府专门发表了一篇《阿根廷经济独立宣言》
庄严声明：“阿根廷人民的坚定目标是取得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就是意
味着打碎资本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枷锁”，实现经济的“阿根廷化”。
可见，经济独立是庇隆政府在经济上追求的战略目标。
庇隆政府主要的政策措施和听取得的经济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作用。庇隆就任
总统后不久，就采取了赎买外国资本的重大行动。1946 年，庇隆以1.5 亿英
镑赎买英国资本的24，000 公里铁路，以1，100 万英镑赎买法资铁路，以
3. 19 亿比索赎买了美资电话公司。在五十年代，即使在阿根廷经济严重恶
化，急需外资补充本国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阿根廷人也表现不同于一般的民
族主义精神，显然不同于巴西的实用主义哲学。从1945 年到1955 年，外国
资本从42.6 亿美元下降为18.6 亿美元，占国内固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
15.4％下降为5.1％，外资企业汇出利润从2.53 亿美元下降到1700 万美元。
第二，加强国家资本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庇隆大力兴办国有企业，
由国家直接掌握命脉部门和重要资源。阿根廷现有的国有企业，如阿根廷航
空公司、水利电力公司、阿很廷钢铁合营公司、国营石油矿藏管理局等，大
多是由庇隆一手创办的。庇隆政府以政策、法律和财政手段大力干预经济。
主要措施有：成立阿根廷贸易促进会，负责农产品购销；改组国家银行，进
行有力的金融调控；控制物价、提高工资、促进社会公平化。
这段时期，阿根廷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本国资本额从1945 年的
233.94 亿美元增加至1955 年的349.24 亿美元，增幅为49.3％。国民经济的
基础产业获得发展，使阿根廷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加速工业化进程。庇隆政府于1946 年10 月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目的是发展内需为主的工业部门，规定在五年内投资66.63 亿比索，进
口两万套工业设备。
lq45—1955 年，阿根廷GDP 由55.38 亿比索增长到79. 95 亿比索，增
长了44.4％；同期的制造业产值从12.63 亿比索增至23.33 亿比索，增幅为
84.7％，制造业在GDP 中的比重由1945 年的22.8％提高到1955 年的29.2
％，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1976 年3 月，阿根廷武装部队发动政变，陆军司令魏地拉出任总统，以
“恢复、调整、发展”作为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目标，并任用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家马丁内斯·德奥斯为经济部长。德奥斯一反庇隆主义思想，认为七十年
代阿根廷经济“滞胀”的根源是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太多和闭关锁国的经济
政策，因而他提出了“回到市场经济”的口号，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私人企业
在经济发展中的“真正动力”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企业间
的自由竞争。
魏地拉政府的经济措施有： （1）国有企业私有化；（2）减少国家干
预；（3）削减公共开支；（4）鼓励出口，实行自由贸易政策；（5）对外国
资本全面开放；等等。
自由主义政策在1976—1979 年间带来了阿根廷的经济繁荣。 （1）国
际收支连年顺差，外汇储蓄在1979 年达到104.8 亿美元；（2）财政赤字从
1975 年占GDP 的12.5％下降到1978 年的2％；（3）通贷膨胀率从1976 年
的499％下降到1978 年的75％；（4）农牧业有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繁荣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危机却是毁灭性的。从七十年代末至
八十年代初，自由主义政策使民族工业遭到外国资本的强烈冲击，制造业增
长；外债从1975 年的60.26 亿美元激增至1981 年的356.71 亿美元；国内市
场萎缩，失业率急剧上升；金融市场极度混乱；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率到1981
年增至42.9％；通货膨胀率到1981 年又回到三位数（109.6％）。
阿根廷经济在风雨飘摇中进入了八十年代..
2.墨西哥：“稳定发展”、“分享发展”和“石油发展”
墨西哥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发展史，是对自由模式和干预的不断选
择过程。
（1）“稳定发展”战略：自由＋干预
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墨西哥采取了适度的经济自由与适度的国
家干预双管齐下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墨西哥奇迹”。
在此期间，墨西哥一方面在基础产业领域大规模进行国有化，另一方面
又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新兴工业部门；一方面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另
一方面又极力鼓励外国资本投资于本国制造业。
在农业中，墨西哥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力图建立现代化大农业；推j 佃
农业技术进行“绿色革命”；积极发展出口农业。
稳定发展战略的成效是显著的，1955—1970 年，经济保持了稳定、高速
的增长，GDP 年均增长率为6.5％，制造业在GDP 中的比重由1960 年的19.2
％上升到1970 年的23.3％，逐步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自给能
力大大提高，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1955 年的7％上升到1970 年的24.
的意。粮食产量由1950 年的414.6 万吨增至1970 年的1258＞4 万吨，墨西
哥由粮食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2）一分享发展”战略：民族主义道路
鉴于稳定发展战略带来的对外资的依赖加深，国内贫富分化等问题，1970
年埃切维里亚政府执政后，提出了“分享发展”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加强
国家干预：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实现非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在保持经济
效率的同时力求平等的发展。
埃切维里亚政府大幅度提高公共开支，发展基础工业、农业和社会福利
事业；改革财税制度，力求税率公平；调整工业结构，在基础产业中实行“墨
西哥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大学和技术学校。
“分享战略”实施的最初几年，确实带来了经济增氏和社会协调发展的
“双丰收”，1970.1975 年，GDP 年均增长5.7％，经济结构进一4 步完善，
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分配逐步平等化，但是，过大的公共开支带来
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外债也在五年内增加了六倍，普通群众的新增收入也被
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所抵销。
墨西哥陷于经济瘫痪和社会动荡之中。
3.“石油发展”战略：新一轮自由主义
1976 年12 月，洛佩斯·波蒂略执政，为了克服危机，再次实行了较为
宽松和开放的经济政策，迅速地恢复了墨西哥经济。
波蒂略总统在1977 年9 月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墨西哥在最
近几年将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碳氢化合物的生产国和出口国..石油发展
将有力地支持工业的发展并保证使国家的经济独立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波蒂略政府的《全面发展》计划提出以石油出口提供的资金发展钢铁、
石化、电力和机器制造等部门，以实现进口替代。波蒂略政府还提出了改革
农业结构、鼓励外国投资的经济战略，充分体现了指导思想的灵活性。
从1978 年至1981 年，墨西哥出现了以“石油繁荣”为特点的经济高涨
时期，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3％。1982 年，墨西哥石油出口的收入达140
亿美元。石油收入成为其他产业的重要投入，此间钢铁、化肥、石化和电力
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失业率从8.1％降至4.5％，居民收入也稳步提高。
但是，从1982 年4 月起，墨西哥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经济增长率为—0.2
％，失业人数超过1000 万，物价上涨率高达98.8％，外债总额达850 亿美
元，仅当年还本付息就需158 亿美元。其根源在于墨西哥经济对于石油出口
的过分依赖，1981 年国际市场石油供过于求，价格连续下跌使墨西哥经济全
面陷于困境。
墨西哥从一种“单一经济”中走出来，又回到了另一种“单一经济”的
轨道上，其经济失败是不是一种历史无奈的嘲弄呢？
自由、统制；内需、外向；独立、开放..难道拉丁美洲永远也走不出
发展的怪圈吗？
四、危机与再抉择
（一）危机：失去的十年
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辉煌之后，拉美经济陷入一系列深刻而尖锐的经
济矛盾之中，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地区发展、贫富差距等社会与经济问题
在八十年代同时爆发，使拉美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整个八十年代
成为拉美失去的十年。
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评论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贫困的根源时，都爱借用列
夫·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
不幸。”但是拉丁美洲各国在八十年代却陷入了同一种困境——经济停滞、
恶性通胀、债台高筑、投资锐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社会内聚力，以及由于广泛的
社会和政治冲突，经济政策便缺乏一种连续性，拉美的经济进程一直处于忽
左忽右的摇摆之中，发展所遇到的社会阻力断送了一切经济增长进程。
1.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1950—1980 的三十年间，拉美地区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5.6％，而1980
—1989 年急剧下降到1.1％。从GDP 的总量来看，1960—1970 年累计增长
100.8％，1970—1980 年增长了72％，而1980—1988 年仅增长11.66％。从
人均GDO 的角度看，六十和七十年代，拉美地区人均GDP 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2.8％和3.o％，而1980—1988 年为—0.8％。1990 年的人均产值下降到了
1976 年的水平。1989 年和1990 年，拉美地区GDP 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为
—1.5％和—0.5％。一个地区的经济整整十年未能摆脱停滞和衰退实属罕
见。
2.通货膨胀居高难下
据拉美经委会统计，拉美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由1980 年的56％上升
到1990 年的1491％。许多国家由于财政赤字严重，滥发货币，造成四位数、
甚至五位数的恶性通货膨胀。1985 年，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创23000％的
纪录，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破坏。此后在巴西、秘鲁、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等国
也相继出现了四位数的通货膨胀，就是素以货币稳定著称的墨西哥，1987 年
的通货膨胀率也创该国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60％部分国家通过压缩公共部
门的开支，整顿国有企业，控制货币发行量等各种措施，制止了通货膨胀，
如玻利维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国。但是仍有许多国家处于恶性通货膨
胀之中。1990 年，尼加拉瓜的通货膨胀率达到8500％；其次是秘鲁，为8291
％；巴西居第三位，达到2359％；阿根廷居第四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
造成经济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资本大量外逸，社会矛盾激化。
3.债务负担沉重，资金大量外流
债务问题是八十年代拉美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1982—1989 年，拉美国
家以偿付外债的形式向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资金已接近2500 亿美元，而本地区
的外债总额仍不断上升，1989 年达到4159 亿美元，比1982 年增加了1000
亿美元，相当于拉美各国当年出口总额的300％和地区GUP 的51％。在大量
资金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外流的同时，拉美国家难以得到新的贷款，因而出现
严重的资金往外流的现象，平均每年净外流的资金达250 亿美元。
4.投资大幅度下降
七十年代，拉美地区的投资额约占当年GDP 的22—25％。八十年代，在
债务重负下，拉美各国资金短缺，普遍采取了紧缩政策，从而导致投资的急
剧下降。1980—1988 年，拉美地区投资占GDP 的比例平均为18％，投资的下
降使拉美技术更新停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据统计，1982—1988
年，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巴拉圭对资本品的需求减少了60％，巴西
减少了55％。1989 年拉美国家实际工业生产能力比1982 年债务危机爆发前
减少了15％，有些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的倾向。拉美地区工业总产值占GDP
的比重由1980 年的34.6％下降到1986 年的32.6％。
5.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减少
1980—1988 年，拉美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减少了2983.9 亿美元，其中出
口减少了554 亿美元，进口减少了2429.9 亿美元。拉美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
地位持续下降。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
拉美国家的出口受到严重阻碍，在出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还债，拉美
国家只有压缩进口。
6.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90 年拉美地区人均消费水平比1980 年下降了13％，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由八十年代初的1.1 亿上升到1989 年的1.6 亿。失业和半失业遍及
所有国家。由于物价上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如墨西哥等国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