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 les mots pour le dire viennent aisément
（容易理解就容易表达，只要想说张口就来）
读者可以想像，在我成长为一个随机性实践者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多数朗朗上口的谚语其实都是错误的，我有多失望。借来的智慧能坏事，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不被一些动听的说法动摇。我用爱因斯坦的话告戒自己：所谓常识，不过就是人在18岁之前学来的一堆错误概念。还有：在谈话中或会议上，特别是在媒体中听起来有道理的话，就需要格外小心。
只要翻一翻科学历史读物就可以发现，差不多所有被科学证实了的伟大发现，在它们起初被发现的时候，发现者看起来都像发了疯。你去试试对一位1905年的《伦敦时报》记者说时间会随着人的旅行减缓（甚至诺贝尔奖委员会都从没有因为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方面的洞见而给他颁奖）：或对某个不了解物理学的人说，我们在宇宙中有些地方不存在时间。去向肯尼说明，虽然他的明星交易员给他挣了好多钱，我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是个危险的白痴。
风险经理
大公司和金融机构最近新添了一个奇怪的职位，叫风险经理（rise manager），号称对机构进行监控，不让它在俄罗斯轮盘赌那样的业务中陷得太深。显然，在被烫了几次之后，觉得有那个必要找人来看一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源，那个能创造利润和损失的轮盘了。虽然直接做交易员更有意思，但是我的朋友当中的一些极精明的人（包括让·帕特里斯）也觉得受到这个职位的吸引。一个平均水平的风险经理比一个平均水平的交易员要挣得多（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有多少交易员被从这个行业里淘汰出去），这是个重要的也是吸引人的事实。但是因为以下的原因，感觉设立这个职位有些怪。我们说过，现实生活的发生源是没法观察到的，即使他们真要阻止赢利交易员冒风险，由于日后他们周围的那些乔治·威尔们会谴责他们耗费了持股人宝贵的发财机会，所以他们的权力会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出现一次泡灭就得找他们负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玩政治上，发布一些含糊其词的内部备忘录保护自己，一方面警告不要冒风险，却又不做断然否定，以免丢了工作。就像一个医生在两种错误之间无法决断：错误的肯定（告诉病人得了癌症，实际上没有）和错误的否定（告诉病人他很健康，实际上得了癌症），他们的职业特性就需要给失误留出余地，他们需要做一些调节器和以便生存下去。
我把在金融随机性中实践所面临的一个两难的中心问题摆出来，作为这一章的结束。由于我在理念上与众人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既不广为人们所接受，也不好理解，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我为别人理财，而在这世界上也不光住着那些好嚼舌头、逻辑极端混乱的没钱投资的记者。所以我的愿望是让投资者普遍都做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我好与他们做交易），但还应该有少部分足够理智的人来赏识我的方法。我最大的风险就是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我的业务快消失了。真是奇怪的业务。
3
以数学方式沉思历史
蒙特卡罗模拟器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一连串随机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随机性和人工历史。年代就是美，几乎永远如此，而新手和年轻人通常都自我陶醉。把你的历史教授送去学一学采样理论的入门课程。
欧洲阔少的数学
人们心目中的纯数学家的形象，往往是一个贫血的、胡子拉碴的人，脏兮兮的手指甲也不修剪，爬在一张寒酸凌乱的书桌上一声不响地工作着。他溜着凸肚，坐在邋遢的办公室里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对环境的脏乱毫不在意。他在一个共产党国家长大，操着东欧口音的英语，带着刺耳的喉音。吃东西的时候，他的胡须上沾满了渣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沉入到他的纯理论研究中去，达到越来越抽象的层面。美国公众最近见识了这样一个专炸大学和航空公司的角色（unabomber），一个留胡子的隐居在窝棚里的数学家，打算谋杀那些推进了现代技术的人们。没有一个记者能够对他的课题——复杂边界理论（Comples Boundaries），做一个哪怕沾点边际的描写，因为能够用来形容它而又可理解的东西不存在。这是个复杂的数字，完全是抽象的想像中的数字，-1的平方根，在数学世界之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东西。
蒙特卡罗这个名字使人浮想起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皮肤晒黑了的欧洲阔少类型的都市男人正走进一家游乐场，地中海的微风和煦地吹来。他对滑雪和网球都很在行，在国际象棋和桥牌也不甘示弱。他开一辆灰色的跑车，穿着熨烫得体的意大利手工缝制的西服，小心地、流畅地谈论着世俗但真实的话题，记者们能够用简练的词句轻松地给公众描述出来。在游乐场内，他精明地点着纸牌，运筹帷幄，审慎的下注，脑子晨精确地计算出最佳注码的大小。他科就是詹姆斯·邦德的走失了的兄弟，只是更加聪明。
我所设想的蒙特卡罗数学，就是这两者的优化组合：蒙特卡罗人的现实，去掉其轻浮的一面，加上数学家的直觉，但没有过度的抽象。这样一个数学门类肯定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它没有通常与数学相联系的枯燥感。我从成为交易员那一刻起就对它上了瘾。在处理大多数与随机性相关的事物中我都采用这种思维方式。本书中大多数的例子都是用我的蒙特卡罗发生器制作出来的，在这一章里我要对它做个介绍。不过，它远远不止是一种计算方法，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数学主要是一种思考工具，不只是计算工具。
工具
上一章所探讨的未然历史的概念可以大大地加以扩展，并可以对其做各种技术改进。这就把我们引向了我在职业中用以与不确定性周旋的那些工具。我下面就对它们做概要介绍。蒙特卡罗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应用下述一些概念来人为制造历史。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抽样路径。不可见历史有一个科学名称，叫未然抽样路径（alternative sample paths），这是从一种叫做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的概率数学领域借来的名称。路径的概念与结果相对，表明它不只是MBA式案例分析，而是对沿时间进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行考察。我们不只是关心一只鸟在明天晚上会停在什么地方，而要关心在这段时间内它可能会到访的所有地点。我们不只是关心投资者的钱一年以后能值多少，而更关心在此期间他可能要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抽样（sample）这个词强调，可能的结果有许许多多，而我们看到成为现实的只是其中一个。然而一个抽样路径既可以是确定了的，也可以是随机的，那就带来了以下的区别。
一个随机抽样路径（random sample path），也叫随机过程，是对一串实际历史事件的数学称呼，从一个既定日期开始，在另一个既定日期结束，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但“随机”这个词不可与“等概率”（意思是有相同的概率）混淆。有些结果会比其它的结果有更高的可能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随机制样路径。比方说它可以是你那当探险家的表兄弟最近一次伤寒发作，从开始到结束，每小时一次所测得的体温；也可以是你最心爱的技术股的模拟价格，每天在闭市的时候记录，比方说，为期一年。从100美元走步，在某一次，最高到达过220美元，而收于20美元，另一次则最低跌到10美元，最后收于145美元。再以你在游乐场玩一个通宵，你的财富演进状况为例。开始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美元，每15分钟做一次记录。其中一次抽样路径表明，在半夜的时候你有2000美元；而另一次抽样路径则记录着你还有20美元，仅够打车的。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es）指的是随着时间进程而逐步展开的动态事件。“stochastic”这个新颖的字眼来自希腊语，与英文“random”（随机）的意思相同。概率问题的这一分支注重于研究连续不断的随机事件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研究历史的数学。“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它里面包含着时间。
什么是蒙特卡罗发生器（Monte Carlo generator）呢？假设你用不着请木匠帮忙就能在自己的顶楼小房间里仿造一个完美无缺的轮盘。编一段计算机程度就可以用来模拟几乎一切事物，它们甚至比木匠做的轮盘更好（而且更便宜），因为物理的轮盘会因为它本身结构或你家顶楼地板有倾斜度而更容易指向某个数字。这就叫偏差。
蒙特卡罗模拟程序比我成年以后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像玩具。你可以用它来产生上万的、甚至几百万的随机抽样路径，然后观察它们当中的一些现象有些什么主导特征。在这种研究中，计算机起到工具的作用。冠以蒙特卡罗这样一个新颖的名字，是为了暗示它能够像真正的游乐场那样模拟随机事件。你设定一些条件，使之与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流行的情况相仿，然后围绕着可能出现的事件做一组模拟。用不着具备数学知识就可以做一次蒙特卡罗式的模拟，让一个18岁的黎巴嫩籍基督教徒为某一特定金额连续玩俄罗斯轮盘赌，看看其中有多少次尝试能导致发财，或者是，平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轮到他呜呼误用哉。我们可以把弹仓数量改为500个，这样可以减少死亡的概率，再来看它的结果。
蒙特卡罗模拟法最初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应用于原子弹研发阶段的军事物理学中。80年代在金融数学中流行开来，特别是在资产价格的随机漫步理论方面。当然我们应该说，俄罗斯轮盘赌的例子用不着使用这种装置。但有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与实际生活状态相仿的问题，就需要借助于蒙特卡罗模拟器的力量。
蒙特卡罗数学
事实上，“真正的”数学家不喜欢蒙特卡罗方法。他们认为蒙特卡罗方法剥夺了数学中的机巧和雅趣。他们管这叫做“蛮力”。因为我们可以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或其它计算机手段）取代相当大一部分的数学知识。比如，一个没有正规几何学知识的人可以用计算机算出神秘的，几乎具有神性的pi值。怎么做呢？在一个方形里画一个圆，然后随机地向这个图形里“射出”子弹（就像在游艺厅里那样），并规定射中图中任何一点的概率都一样（这叫均匀分布）。圆圈里的子弹数被圆圈内外的子弹数除，就可以得出神秘的pi的倍数，其精确性几乎是无限的。当然这样使用计算机未免大材小用了，因为pi值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计算出来，但与一行行的方程式相比，这种方法可以让使用者对所研究的问题多产生一些直觉灵感。有些人的头脑和灵感就有这种倾向，只有用这种方法九能够搞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我自己就属于这种人）。对于我们的人脑来说，计算机的方式可能不自然；但数学也一样。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也就是说，我不能像说母语那样自如地谈论数学，而是带有一点外行“口音”。因为我对数学特性本身没有兴趣，只对它的应用感兴趣，而一个数学家则有兴趣要对数学加以改进（通过定理和和证据）。现实情况是，除非我有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动机（加上一点贪心），否则我连集中精力解一道方程式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我的多数知识都来自衍行证券的交易——期权迫使我学习有关概率的数学。许多身不由已的赌徒，虽然其智力在其它情况下一般，但在强烈的贪婪心的驱使下获得了令人惊叹的数牌技巧。
另外一个类似情况是语法：数学通常就是一沉闷的、没有洞察能力的语法。有些人是为语法而喜欢语法，有些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其兴趣在于消除语法错误。我们被称为“股市分析员”，和物理学家一样，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而且是工具本身。数学家是天生的，从来不是造就成的。物理学家和股市分析员也一样。我对我所使用的数学的“雅趣”和“质量”并不关心，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就行。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使用蒙特卡罗机器，它们能把事情办成。而且把它们用于教学目的更是非常合适，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要用它们来举例。
实际上，概率是探索工作中一个深入思考的领域，因为它对不只一门科学产生影响，特别是所有科学之母：知识的科学。要想评估我们所积累的知识的质量，主不能不把获得这种知识过程中有多少随机性因素考虑进去，并且从你的论点中把可能掺和进去的偶然机会因素清除掉。在科学中，处理概率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一样。事实上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这样做过，其中多数人还到了痴迷的程度。我崇拜的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和凯恩斯，都是以这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学术探索。爱因斯坦1905年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几乎是以概率观点研究连续随机事件的第一人，那就是在表态液体中悬浮分子的演化。他所写的论布朗运动理论的论文可以看做是金融模型中使用的随机运动理论的理论支柱。至于凯恩斯，对一个有常识的人来说，他不是那个穿花呢外套的左派人士喜欢引用的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概率论》这部权威、深刻、影响深远的著作的作者。因为在涉入隐晦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前，凯恩斯是个概率学家。他还有一些其它的有趣的特点（在经历了格外富裕的生活之后，他的交易帐户泡灭了，人们对概率的理解并不总能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读者能够料想到，对概率的这种深入探讨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走进哲学，特别是研究知识的哲学分支，被称为认识论或方爱猫扑.爱生活，或科学哲学，因卡尔·索罗斯而得以流行。这个主题我们将留到本书后面部分再探讨。
在我顶楼里的乐趣
制造历史
90年代初期，像我在数量化金融领域里的许多朋友一样，我对各种各样的蒙特卡罗发生器上了瘾。我自学了它的编程方法，为我自己能够制造历史而感到得意非凡，我成了半个造物主，制造出虚拟历史，并观察各种结果的分布情况，就像过电一样刺激。这种分布情况能显示出对随机性的抵御程度。因为这，我相信，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做了非常幸运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数量化的期权交易员的职业，其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我白天差不多有95%的时间可以用来思考、阅读以及搞研究（或在健身房、滑雪场，或为了效率更高，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进行“沉思”）。我还享有特权经常在我那装备齐全的顶楼里进行“工作”。
计算机革命的附带好处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潮水般涌来的没完没了的电子邮件，或能够进入聊天室，而在于我们突然获得了高速处理器，每钞钟可以发生一百万条抽样路径。我说过，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一个不情愿的解方程的人强，也很少能在这方面大显身手，我更善于列方程式，而不是解方程。突然间，我的机器使我得以用最少的精力来解最难对付的方程式了，于是就很少有什么难以获得的解决方案了。
佐格勒布挤满我的顶楼
我的蒙特卡罗机器带我进行了几次有趣的探险。在我的同事们沉浸在新闻报道、中央银行通告、赢利报告、经济预测、体育赛事的结果，还有，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公司政治中的时候，我开始在与我的老本行金融概率相关的领域里摆弄它。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进化生物学是个很自然的扩展领域，它所能提供的信息的通用性以及它在市场中的实际应用都很吸引人。我开始模拟一种叫佐格勒布（Zorglubs）的快速突变的生物在各种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种群演变，并观察到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其中有些结果我在第五章里做了重新演示。作为一个要逃离生意场上无聊气氛的纯业余爱好者，我的目的中介要培养起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直觉感受，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的直觉感受，与专业研究人员过分详尽的精细方式大相径庭。我还摆弄过分子生物学，用我的发生器制造出随机出现的癌细胞，观察到它们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当然了，制造佐格勒布种群的用意在于模拟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例如上升和下跌，“蠢牛型”、“猛熊型”以及“谨慎型”交易员的繁衍情况，并观察他们在短期内和长期内的存活情况。在这样一个结构里，“蠢牛”交易员因股市反弹而获利致富以后会用所得的收益买进更多的资产，使得价格上升，直到他们最终彻底破产。而熊型的交易员则很少能在繁荣期大捞一把以便支撑到下跌期。我的模型显示，几乎没有人最终真正能够挣到钱：熊们在股市反弹的时候像苍蝇一样一哄而散，牛们则在曲终人散之时因纸面上的利润消踪灭迹而最终遭到屠戮。但有一个例外情况：那些做期权交易的人（我称他们为期权买家）具有令人瞩目的生命力，而我就希望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可以买保险来对抗泡灭；他们能在夜晚睡得安稳，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业务受到威胁，那也不会是因为单独某一天的结果造成的。
如果说这本书的调子似乎受到达尔文文化和进货论思想的浸染，它也丝毫不是来自正规的自然科学训练，而是来自我蒙特卡罗发生器教我学会的进化论的思想方式。
我要承认，在需要验证一个想法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不再每每产生用发生器做随机性模拟实验的俗念了。但是多年来使用蒙特卡罗机器，使我在思考一个现实结果的时候不会不去参照没有成为现实的那些结果。我管这叫做“参照多重历史进行总结”，这是从富有色彩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恩曼那里借来的一句表达方式，他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了分子力学的观察当中去。
用蒙特卡罗机器一而再地制造历史使我想起在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由像阿兰·若贝格理列（Alain Robbe-Grillet）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实验小说（所谓新小说）。在那些小说里，同一章的内容写完了以后又再重写，作家每次都将情节加以改变，就像是一条新的抽样路径。这么一来，作家就得以从他所创造出来的过去场景中解脱出来，使自己获得任意回溯更改情节的自由。
无视历史的教训
关于以蒙特卡罗机器的视角看待历史的话题，现在再多说一句，像梭伦那样的经典故事中所包含的智慧，促使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与经典历史学家做伴，尽管有些故事，像梭伦的警告之类，因年深日久而不免有些渲染的万分。但是，这样做有悖事理：因为对于人类来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并不是我们的天性。现代市场中的起起落落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同样的起因，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说的历史，指的是那些趣闻逸事，而不是理论化的历史，不是那种大规模的历史复古主义，导致像“历史的终结”这核弹头的呼声（它是伪科学，因为它从过去事件中提取理论，而不考虑这种事件的组合也许是随机产生的；它很有可能是伪科学，因为没有办法在有监控的实验条件下论证其说法的真伪）。我说的不过是这样一种历史，它的深邃程度正好满足我的需要；通过参照过去事件、通过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思想并善加利用，使我固有的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使那些似乎能妨碍我向别人学习的头脑缺陷得到纠正。我所愿意培植的是对老年人的尊敬，它能使我在见到头发花白的人的时候不自主地更加肃然起敬。不过这种态度对于我作为交易员的职业生涯却有侵蚀作用，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年龄和成功与否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我有两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方法：通过阅读前辈的著作来了解过去，以及依靠我的蒙特卡罗玩具来了解未来。
炉子烫手
我在上面说过，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是我的天性。我们有足够的依据来相信，我们作为直立人的遗传特性中不具备传递经验的功能。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小孩子们只肯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他们非得要等自己的手被烫着了才不会再去触摸燃烧的炉子；其他人的任何警告都不可能导致最微不足道的谨慎行为的产生。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恩曼和阿莫斯·特弗尔斯基根据人们在选择有危险的医疗方案时所做的选择观察到了这一点。我自己就是这样，在发现和预防的领域里极为懈怠（也就是，我拒绝根据从别人身上统计出来的概率推断自己面临的风险，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在需要进行医疗的时候又十分激进（我被烫着的时候会过度反应）。这与在不确定状态下应有的理智行为不一致。这种与生俱来的无视他人经验的态度不仅限于儿童或像我这样的人；它以相当可观的规模影响着企业决策者和投资人。
在我那些同事当中，凡我知道无视历史教训的，都有声有色地泡灭了。而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至今还没有泡灭。但有意思的还不在这一点上，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模式中有引人瞩目的雷同之处。1987年股票市场崩盘，有人泡灭；1990年日本股市坍塌，有人泡灭；1994年证券市场崩溃，有人泡灭；1998年在俄罗斯有人泡灭；还有在2000年因购买纳斯达克股票而泡灭的人。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全都说过类似“时代不一样了”或“他们那个市场与我们的不一样”这样的话，而且还举出过似乎十分站得住脚的理性论点（具有经济学性质）来说明他们的话多正确；他人的经验教训就在那里公开摆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得到，每家书店里都有许多书介绍各次崩盘事件的详情，但他们不肯接受。除了这些经过概括的、由体制内部原因引起的泡灭以外，我还见过几百个期权交易员因犯下愚蠢的错误而泡灭，离开了这个行当。他们不听前辈的警告，和小孩子们非要去摸炉子一样。我发现，在对待怎样发现和预防我有可能染上的疾病方面，我个人的态度与此很相仿。每个人都想念自己相当的与众不同，结果当被诊断出得了病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摊上我？”的震惊就格外沉重。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专家们把这种无视历史教训的一种表现形式称为历史决定主义（historical determinism）；总而言之我们以为我们会知道历史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相信那些经历过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人们当时就知道他们在体验剧烈的历史事件，而且，如果这些事件重演一遍，他们会一望即知。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探险影片，因为我们事先知道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很难想像，亲历了历史事件的人们当时会不知道那个时刻有多么重要。但不知为什么，不论我们对历史有怎样尊重，它都不能很好地落实到我们对当今事物的处理中去。
我的梭伦
梭伦的警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一个原因。我曾重蹈与过去完全相同的路线，循着小亚西亚的狭长地带，回到故事的原发地。我的祖先的确有过富极一时之后在一代人之内又变为一贫如洗的尴尬体验。我身边的人们只知道生活在稳定、直线地改善，觉得这种剧烈的倒退是不可能发生的（至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我身边的人们要不就是（迄今）还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家庭磨难（大萧条时期除外），要么，更普遍地来谙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历史感的熏陶，所以不能回过头去思考一些问题而我的祖辈是地中海东部希腊东正教徒、遭受过侵略的东罗马帝国公民。对有我这种背景的人来说，我们的灵魂中似乎生来就带有那段悲哀历史的记忆。大约500年前4月里的一天，君士坦丁堡在入侵的土耳其人的铁蹄下退出历史，使我们成为灭亡帝国的飘零子民。我们成了伊斯兰世界中非常富有的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财富非常脆弱。另外，我还生动地记着我自己尊贵的祖父，前副总理，他的父亲也当过副总理（我从未见过他不穿西服的样子）住在格里法达的一幢没有什么特征可言的公寓里，离雅典不远，他的房产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被炸毁了。顺便说一句，经过了战争的浩劫以后，我发现屈辱的贫困远比物质的危险更严酷（对于我来说，似乎保持着全部尊严而死，远比一辈子当看门人更可接受，这也就是我讨厌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我可以肯定，梭伦对失去他的王国的忧虑远甚于失去生命。
在对历史的思考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非同小可的方面，与其它事物相比，可能特别适合于市场：不像许多“硬”科学，历史容不得实验。但不管怎样，总的来说，历史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总有力量把多数可能的场景重现一遍，使坏家伙们遭到灭顶之灾。在市场上人们常说，坏交易总会逮住你。概率数学家们给了它一个新颖的名字：遍历性。它大体上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所有非常长的抽样路径最终都彼此相像。非常非常长的抽样路径在其特性上，与蒙特卡罗发生器模拟出来的平均值短一些的抽样路径的特性相仿。第一章里那个赢了彩票的门房，即使他活1000岁，也没有指望赢得更多的彩票。那些虽有技能，但在生活当中并不走运的人最终会有出头之日。幸运的傻瓜也许在生活中得益于某次好运气；但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上，他会慢慢地退回到一个不那么幸运的白痴的地位上去。每个人都会回归自己的长期属性。
经过掌上电脑提炼的思想
爆出一条新闻
我的克星——记者，以乔治·威尔看待随机结果的方式来到这本书里。下一步我要展示，我的蒙特卡罗玩具如何教会我去偏爱经过提炼的思考，我指的是基于我们周围的信息所做的思考。但要剥离那些没有意义的、能转移人的视线的噪音。对于噪音和信息之间的区别，本书主题（噪音有更多的随机性）有个类比，那就是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为了表现称职，记者应该像历史学家一样地看待问题，并把他所提供的信息的价值贬低一点，比如应该这样说：“今天股市上扬，但这一信息主要出自于噪音，所以并不十分要紧。”他把自己手中的信息弄得这样无关紧要，肯定会丢了饭碗。不光是让记者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有困难，可悲的是，连历史学家自己也越来越像记者了。
对于一个思想来说，年代就是美（探讨这个问题的数学依据还为时过早）。现实生活处于随机状态下，与被媒体浸透了的主导文化所告诉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梭伦的警告正适合地这样的随机现实，也强化了我看重经过提炼的思想的本能，而不是更新潮的思想，不管它表面看起来有多么精致绝妙。这又是我在床边堆积起老古董大部头书的一个原因（我坦白地说，我目前惟一阅读的与新闻有关的东西，除了《经济学家》以外，是《清谈家》（Tatler）、《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和《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中的高档次社会闲杂故事，这些故事远使人更感兴趣）。除相对于墨迹未干的的新潮观念的粗滥，玩味经典古老的思想更为得体以外，我还花费一些时间对进化论和条件概率的数学依据做些思想酝酿。一个思想，跨越这么多的周期而存活了这么久，相对而言就表明了它的正确性。噪音，至少是某些噪音，已经被过滤掉。从数学上来说，进步意味着一些新的信息要比那些过去的强，但并不是说平均起来新的信息会顶替过去的信息。这也就是说，在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有系统地摈弃新的思想、信息和方法。答案明确得令人吃惊，总是这样。为什么？
赞成“新事物”甚至更加“新新事物”的论点是这么说的：看看新技术的到来，如汽车、飞机、电话和个人计算机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文化程度一般的人所做的推论（也就是排队概率思考的推论）会导致人们相信，新技术和新发明一概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是，答案并不是那么明显。在这方面，我们好像只看到并且只承认那些胜出者，而排队了失败者（就好像断言演员和作家都有钱，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多数演员能干上待应生的工作就觉得很幸运了，因为长相不那么好的作家们通常在麦当劳卖炸薯条）。失败者呢？星期六的报纸上刊登着几十项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专利。人们容易认为，因为某些发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新发明应该受到赞许，并且因此应该喜新厌旧。我持相反的意见：错失像飞机和汽车那样的“新新事物”的机会成本，与人们为了取得这类瑰宝（就算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改善，但我本人常对此抱有怀疑）而不得不忍受所有那些垃圾的毒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与此完全相同的论点也适用于信息。信息的问题不在于它分散的人精力而且通常无用，而在于它有毒性。再往下我们会在讨论信号过滤和观察频率这类技术性更强的问题时审视一下高频率出现的新闻及其值得怀疑的价值。在这里我要说，尊重经过时间检验的信息，就使我们有理由排队与多嘴的现代记者进行任何交流。这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在不确定条件下，一个参与决策过程的人的指导性原则应该是尽可能不要接受媒体影响。即使在时刻敲打着我们的“最新”消息中能有什么比噪音再有价值一点的东西，那也只不过像一堆草垛里的一根针。人们没有注意到，媒体里由别人付了钱来抓住你的注意力的。对记者来说，很少有“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么说一说。
偶尔一次我乘坐6：42的火车前往纽约。我诧异地观察到，一群群神情压抑的上班族（他们好像都希望自己此刻能身处其它地方）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中，读着某些公司的日常运作业绩。而这些公司，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已经关张了。我觉得琢磨不透的是，他们的这种压抑，是因为读着这张报纸呢，还是因为压抑的人们倾向于读报纸；还是因为，当人们生活在自己祖居地以外的时候就会一边读报纸，一边显得困顿压抑。虽然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会觉得这种对噪音的专注是对人智力的侮辱，因为我会认为多数信息没有统计学意义，不能帮助我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但现在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快乐，很高兴看到白痴式的决策活动这样大规模地进行着，在他们阅读过后的投资指令多半会有过头反应。换句话说，我现在把人们阅读这种资料视为一种保障，使我能够继续与被随机性捉弄的傻瓜做期权交易，这是一种很有娱乐性的业务。
席勒续篇
关于信息对整个社会所起的负面作用，其大部分思考都是由于罗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引发的。这种思考不只限于金融市场；他1981年的论文总体上可以看作是初次用数学方式深入思考了社会这个整体的处理信息时采用的种种方式。席勒1981年的论文对市场的易变性作了评价，从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确认如果一支股票的价格是“某物”[如某公司贴现以后的现金流（discounted cash flows）]的估算值，那么相对于那个“某物”的可以把握的表像（他用红利（dividends）来表示）来说，市场价格就实在太灵活了。价格的动荡超过了它们按理说应该反映的那些实质情况，它们明显地反应过度，忽而太高（价格超过了利好消息的幅度，或在看不出有什么原因的情况下提高），忽而过低。由价格和信息之间这种不稳定关系而造成的差异，意味着某种与“理性期待”相关的东西没有起作用。（不管价格是抬得过高还是降得太低，它都没有合理地反映出证券的长期价值）。市场肯定出了问题。席勒于是宣布市场不像经济理论所确定的那样作有效运行（有效运行的市场意味着，简单地说，价格应该与所有存在的信息相适应，因此完全不能被我们人类所预测，同时还阻止人们通过推导判断而获利）。这种说法触怒了金融界高层的一些虔诚派别，他们发出号召，要巢灭犯下如此叛逆罪行的异已分子。有意思的是，而且是出于某种巧合，这个异已分子正是前一章里被乔治·威尔痛斥过的那个席勒。
对席勒的批语主要来自罗伯特·C·莫顿。攻击从纯方爱猫扑.爱生活的角度出发（席勒的分析非常粗糙；比如说，他在该用“收益”（eamings）的地方使用了“红利”（dividends）就相当站不住脚）。此外，莫顿也是在捍卫官方的金融理论立场，市场需要有效运行，不可能用银托盘把机会送上门来。然而同是这位罗伯特·C·莫顿后来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对冲基金的“创始人之一”，其目标是要利用市场的非有效运作获利。先不去说莫顿的对冲基金后来因碰到黑天鹅问题（他本人自然否认，这很典型）而相当精彩地泡灭，他之所以“创立”这样一个对冲基金就暗示出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得承认席勒关于市场非有效性的观点。现代金融教条和有效市场的捍卫者发起一个基金来钻市场非有效性的空子！这就像是教皇皈依了伊斯兰教。
但是当今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提供者拿出所有的刷新资料，“爆出新闻”，以无线方式电子化地传递给你。未经提炼的信息与经过提炼的信息之比正在上升，在市场中达到饱和。而前辈们的信息则不需要作为迫在眼前的新闻传递给你。
这并不是说所有新闻记者都被随机噪音提供者所愚弄。在业务圈子里有一群有头脑的新闻记者（我要说，伦敦的阿那托利·卡列茨基、纽约的吉姆·格兰特和阿兰·艾贝尔森就属于这类人的代表，但是在金融记者当中他们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盖利·斯蒂克斯是科学记者中的代表）；只是，占据显要位置的媒体新闻手法是一种不假思索地提供噪音的过程，使它能捕捉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一种机制能把这两者分开。事实上，有才华的记者通常容易受到惩罚。像第十一章里那个律师，他对事实真相不感兴趣，只关心他的论点能否动摇陪审团，因为他深刻了解他们的智力缺陷，新闻手法所关心的是如何用充足的新闻资料来捕捉我们的注意力。我那些有学识的朋友们又要疑惑了，记者们的这种毛病谁都看得出来，我有什么必要变得这样情绪化呢。然而我的职业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依赖他们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情报。
老人统治
偏爱经过提炼的思想意味着偏爱老投资家和交易员，也就是在市场中历练最久的投资家。这与华尔街的通常做法相反。他们喜欢获利最多的人，在可能的情况下越年轻越好。我用蒙特卡罗模拟器模拟过在不同条件下（十分接近历史上出现过的条件）各类交易员群体混杂的情况，发现选择老牌交易员有非同寻常的优越性。选择标准是他们经验的累积年头，而不是他们的绝对成功次数（前提是他们存活下来而始终没有经历泡灭）。“适者生存”是在投资媒体中唱滥了的调子，但似乎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在环境转换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第五章里将要看到的那样，就不容易看清谁是真正的最适者，而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也不一定是那最老的，原因很简单，岁数大的人在偶发事件中历练的时间更长，所以确实更有能力抵御它。进化论中有一个选择配偶的论据与此相仿，我觉得好玩。它认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条件下，妇女偏爱选择（经过权衡）身体健康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为自己的配偶，而不是健康的年轻男人，因为前者已经有证据证明自己的基因更好。花白头发阶段，他就有可能对生活中的变故更具有抵御能力。有意思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寿保险公司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对二十多岁的人和五十多岁的人收取同样的保险费，表示他们有同样的预期寿命：一个人一旦跨过40岁的界限，就证明很少有疾病能够伤害到他。
下一步我们用数学观点来重新阐述这些观点。
蒙特卡罗的菲洛斯特拉图斯：
论器噪音与信息的差别
聪明人听出意义，傻瓜只听见噪音，根据菲洛斯特拉图斯的名言：“众神看到未来的事物，凡夫只看见眼前，而聪明人则看到即将发生的事物”，希腊现代诗人C·P·卡瓦菲于1915年写道：
在深沉的冥想中，传来事物临近的隐蔽之声，他们那隶然恭听着。而外面街市上，人们则一无所闻。
我努力长久的思考，怎样用尽可能少的数学来解释清楚噪音和意义的区别，以及时间尺度在评判历史事件时为什么那么重要。蒙特卡罗模拟器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么一种灵感。我们先从投资界借用一个例子（那是我的专业），它比较容易解释，又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情况。
让我们制造一个已经愉快退休的牙科医生，他生活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城里。我们知道他是个优秀的投资家，预期他能够在国库券的基础上获得15%的回报，每年的出错率为10%（我们称之为不可靠性）。这意思是说，在每100条抽样路径当中，我们预期其中有68条能归入15%的赢余回报在+-10%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回报率在5%-25%之间（说得更技术性一些，在钟形正常分布图中68%的观察记录落入标准偏差的-1到1之间）。它也意味着有95条抽样路径归入负5%和35%之间的范围内。
显然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乐观。牙科医生在他的顶楼里给自己修建了一个舒适的交易台，准备每个交易日都一边啜饮去掉咖啡因的卡普奇诺咖啡，一边监视市场动态。他生性喜好冒险，所以他觉得，比起给公园大道上那些很难伺候的小老太婆钻牙，这项活动就有意思多了。
他注明接受一项连续向他报价的网上服务，现在这种服务只要他买咖啡的钱的一个零头就可以得到。他把自己的证券存量输入电子表格，这样就可以实时监近他的投机证券组合的价值。要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里。
每年15%的回报率加上10%的不可靠性（或称不确定性）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特定年份里他都有93%的赢钱概率。但是放在一个较狭窄的时间尺度上来看，这就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一秒钟内，挣钱的概率只有50.2%，就像下面表3-1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时间递进的幅度非常小，那么这种观察得来的数据就会显示几乎没有收益。但是牙科医生的心灵不会告诉他这些情况。由于他很情绪化，每当屏幕上出现红字，说明他有了损失，他就会心头一跳。当运作成绩为正数的时候，他会感到一些快慰，但其力度与出现负数时他所体验的痛感不能相抵。
表3-1达式 在不同尺度下赢钱的概率
尺度
概率
1年
93%
1季度
77%
1个月
67%
1天
54%
1小时
51.3%
1分钟
50.7%
1秒钟
50.2%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牙科医生在情绪上会筋疲力尽。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来单位来审视他的运作业绩，那么一天（设每天为8小时）当中将有241次给他带来快慰，239次给他带来不悦。如此，放在一年来看，这两个数据分别就是60688和60271。如果我们考虑到，带来不快的一分钟所事业的不快的力度要大于带来快乐的一分钟所带来的快乐的力度，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高频率检查他的业绩时他会蒙受很大的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