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牙科医生只是每月一次从经纪公司寄来的报表中审看他的证券组合业绩，由于在67%的月份中他的业绩是正数，我们可以预期，他每年只会有4次心痛，而有8次扬眉吐气的经历。牙科医生学是那个牙科医生，用的也还是同样的策略。
现在让我们考虑牙科医生每年只看一次他的业绩时的情况。在预期他可以活到今年二十年里，每遭遇一次不快之后他会经历19次意外惊喜！
随机性在尺度上的这种特性通常被误解，甚至专业人员也如此。我曾见博士生们就发生在很窄的时间尺度上所作的观察进行争论（其实这种做法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毫无意义）。在我们再次往记者们身上泼脏水之前，我们好像还有更多的观察要做。
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噪音与我们所说的非噪音之间的比例来看（即左边那一列与右边那一列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做量化比较的优越条件，那么我们会得到下列结果。在一年当中我们会观察到大约0.7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月为尺度，我们会观察到约2.32份噪音对每一份业绩。以一个小时为尺度，30份噪音对每份业绩。要是以一秒钟为尺度，就会有1796份噪音对一份业绩。
几点结论：
1． 在短的时间递进尺度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证券组合的易变性，而不是它的回报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只能看到变动，几乎看不到别的。我经常告戒自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多只是变动与回报的组合，不会只有回报。
2． 我们的情感不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那个牙科医生每月看一次报表就比不时查看报表时表现得好。也许，他如果一年只看一次报表，他的业绩会更好。
3． 当我看见一个投资家用手机或掌上电脑实时监控他的证券组合时，我悄悄地笑了又笑。
最后我承认我对这种情感缺陷没有免疫力，但我对付它的办法是不让自己有接触信息的途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而且，我更情愿读诗歌。如果某个事件确实重要，它会钻进我的耳朵里。我还会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新闻（高密度）充斥着噪音，而为什么历史（低密度）一般来说就没有这些噪音（尽管有种种如何诠释的问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不愿读报纸（除仆告以外），为什么我从不对市场发表议论，以及为什么在交易间里，我常与数学家和秘书交往，而不与交易员交往。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星期六读《经济学家》比每天早晨读《华尔街时报》好（这是从频率的立场上来说的，姑且不论这两份刊物在智力等级上的巨大差异）。
最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分密切地观察随机性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情感会随着他们体验到一次次心跳而耗尽。不管人们说什么，一次负面的怦动无法被一次正面的怦动抵消（有些行为经常家家估计，负面影响的力度是正面影响的2.5倍）；它会导致感情赤字。
有些所谓的聪明和理智的人经常批语我“忽略”了每天报纸中可能存在的有价值的信息，并拒绝把噪音中的细节视为“短期事件”。我的雇主中有的人责备我生活在另一个星球。
我的问题是，我不是个理性的人，我非常容易被随机性所淹没，蒙受情感折磨。我了解，我需要在远离信息的公园长椅上或咖啡店里沉思默想，但即使这样，也只有在不让我接触到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办得到。我在生活中惟一的优点就是知道自己的一些弱点，总的来说，面对新闻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用总代表的头脑去看待业绩。沉默要好得多。第三部分还要讲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4
随机性、废话以及理科知识分子
把蒙特卡罗发生器的应用扩展到产生人工思想，并与缜密的非随机产生的思想做比较。科学战进入商业界。唯美主义的我为什么愿意被随机性耍弄。
随机性与动词
我们的蒙特卡罗机器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更有文学品位的领域。理科和文科知识分子的界限是逐步明确划分出来的，最终发展成了所谓“科学战”，以饱学的非科学家为一方，对学问毫不逊色的科学家为另一方。两种学术方式的区分起始于30年代的维也纳。当时有一群物理学家确信，科学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已经具备足够的实力，在被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内争取一席之地了。在他们看来，文学方式的思考会掩盖大量听起来顺耳的废话。他们想要把思想从修辞中剥离出来（文学与诗歌除外，那是它的正当领域）。
他们把严谨作风带入学术生活的方法是，强调一种意见只可能属于两种类别：一种是演绎法（deductive），“2+2=4”，即，遵从有准确定义的公理框架，不能有争议（这里指算术法则）；别一种是归纳法（inductive），即，以某种方式可以论证的（经验、统计数字等），如“西班牙会下雨”或“纽约人一般都比较粗鲁”。其它所有一切都是纯粹的狗屎蛋（音乐可以取代形而上学，而且绰绰有余）。不用说，对用归纳法发表的意见进行论证会有困难，甚至于不可能，我们将在黑天鹅问题中看到一点。而经验主义会比任何其它形式的狗屎蛋更糟糕，因为它能从事欠仅凭经验而产生信心（我需要好几章来把这一点谈透）。不管怎样，在促使知识分子为他们发表的意见负责，提供某种形式的证据方面，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后来威特根斯坦、波普尔、卡尔纳普还有许多他们这类人的思想发展，其源头就是这个维也纳学术圈子。不管他们原本的想法是好是坏，它对哲学和科学实践产生的影响是有深远意义的。它对非哲学领域内的学术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发展了，虽然要滞后得多。
要区分理科知识分子和文科知识分子，有一个可以想像得到的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一个理科知识分子通常可以辩论出另一个理科知识分子写的文章，而一个文科知识分子就没法说出一个科学家随便写出的几行字与一个能妙笔生花但不是科学家的人写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当一个文科知识分子用起一些时髦的科学术语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比如“不确定原理”、“哥代尔定理”、或“平行宇宙”、“相对论”，有时是因为内容需要，但经常是把它用在与其科学意义正相反的地方。我建议大家读一读阿兰·蒙卡尔（Alan Sokal）写的那本欢快的《时髦的废话》（Fashionable Nonsense），里面有许多这种事例（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读这本书大笑不止，引得其他乘客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在文章中塞进科学术语的下脚料，你就可以使另一位文科知识分子相信，你的材料具有科学烙印。显然，对科学家而言，科学在于严谨的推理，而不在于随机地旁征博引那些唬人的概念，如广义相对论或量子测不准性之类。这种严谨性用简单的英语就可以说明白。科学是方法加严谨：即使是用最简单的散文体来写也还是可以辩认出来。举例来说，在阅读理查德·多金斯（Richard Dawkins）写的《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书时，令我吃惊的是，虽然通篇没写一行方程式，它给人的感觉好像它是从数学语言翻译过来的一样。然而它的确是有文采的散文体。
逆向的图灵实验
在这方面，随机性可以有相当大的帮助。还有另一种好玩得多的方法可以区分空谈家和思想家。有时你可以用蒙特卡罗发生器仿制一篇东西，能让人误以为它是一篇文学议论文；但你无法用这种随机的方式创建一篇科学论文。修辞可以随机创造，真正的科学知识则不可以。这就是对图灵人工智能实验的应用，只不过过程正好相反。那么图灵实验（Turing’s test）是什么？卓越的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他为人古怪，是计算机先驱，做了如下一个实验：一台计算机如果能够（平均来说）蒙骗一个人类，使他以为它也是一个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可以被称为有智能。反之应该也能成立：一个人，如果他的言语可以被一台计算机仿制，而我们知道计算机是没有智能的，而且能用来蒙骗一个人，使他相信那是由一个人类写出来的，那么这个人也就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智能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以完全随机的方式制造出一篇文字，使它大体上被认为是出自戴瑞达之手呢？
答案似乎是可以。除了阿兰·索卡尔（就是几行字以前提到的那个写了那本欢快的书的人）的骗人鬼话，他设法写了那些废话还让某家出名的报社给出版了以外，还有蒙特卡罗发生器，它的设计功能也能够编纂这类文本，写出整篇的论文来。在输入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之后，它们可以通过一种叫做循环语法的方式随机凑出句子来，再产生出语法上无懈可击，但毫无意义可言的句子，听起来与雅克·戴瑞达、凯米尔·帕格利亚以及他们那一帮人说的话很相像。由于思维不清晰，文科知识分子就可以被随机性所蒙骗。
在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一次以安德鲁·C·布尔哈建造的数据处理器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我摆弄了这台机器，让它产生出几篇文章，里面有这样一些句子：
然而，正如现实生活的辩证法所启示的那样，拉什迪著作的主题不足理论，而是前理论。论述的新语义学规范的前提暗示，性别认同感确有其意义，这一点具有讽刺意味。
有关作者作为一个观察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在许多叙述中显现出来。可以说，如果文化叙述可以成立，我们就不得不在叙述的辩证规范与新概念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萨特对文化叙述的分析认为，社会，似是而非地讲，有其客观价值。
所以，表述的新辩证法规范的前提暗示，意识可以被用于加强等级制度，但这必须在现实与意识截然分开的情况下才行得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则可以假设，语言有其内在含义。
有些业务演讲，虽然不是随机拼凑的，也属于这种类型，中介它们不那么文邹邹的，与文学演说所使用的词汇也不是一个类型。我们可以随机拼凑一篇演讲，模仿你的首席执行官，来看一看他说的话是有价值的呢，还是只不过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废话，说话的人凭运气而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怎么做呢？你可以随机地从下面挑出五个词组，加上一些最必不可少的虚诩把它们连在一起，攒成一篇语法上通顺的演讲稿。
我们关心顾客的利益/前方的道路/人才是我们的资产/创造股东价值/我们的远见/我们的经验在于/我们提供互动式解决方案/我们在这个市场给自己的定位是/如何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忍一时之痛求长远收益/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得到回报/我们以实力参与，克服我们的弱点/勇气和决心能战胜一切/我们热衷于创新和技术/快乐的职工是效率高的职工/力争优秀/战略规划/我们的敬业精神
如果这些话听起来与你刚刚听到的你们公司老板的演讲太相像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去找个新工作。
一切伪思想家之父
探讨人工历史的时候不对一切伪思想家之父黑格尔做些评论是很难办到的。黑格尔写作所使用的术语，在时尚的“左岸巴黎人”咖啡馆或某些大学中与现实世界极端隔绝的人文学系以外的地方，没有人能懂。我向大家展示的这一段，来自德国“哲学家”杂志（由卡尔·波普尔发现、翻译并臭骂一通）：
声音是物质组成部分分隔开来这一特定状态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这一状态之否定的变化；它只不过是那种特定性的一种抽像的，或，应该说，一种理想的理想化状态。但这一变化，鉴于上述情况，本身即是对物质特定的续存状态的直接否定；因此也就是特定引力和内聚力的真实理想化，亦即，-热。愉如被敲击或被揉搓之物体，发声物体之发热，即为热的表现形式，从要领上来说，它与声音同一起源。
甚至边蒙特卡罗机器也不会比这位伟大的哲学思想大师更有本事凑出这些随机的文字（我们需要多次反复进行抽样运行才能获得这种热与声音的混合物）。人们把它叫做哲学，还频繁地用纳税人的补贴来资助它！想想看，黑格尔的思想通常被与“科学”的历史观相联系；它所带来的成果有马克思主义政权，甚至还有一种叫做“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派别。在这些“思想家”被施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以前，应该让他们先学一学统计学抽样理论的大学本科课程。
蒙特卡罗诗歌
在某种情况下，我愿意被随机性愚弄。碰到艺术和诗歌的时候，我对谢谢和冗词的过敏就烟消云散了。一方面，我把自己界定为拒绝无聊废话的高度现实主义者，探究着运气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且我在公开场合下也这样行为举止；另一方面，我沉湎于各种各样的个人迷信而毫不自疚。那么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呢？答案是美学。有些美学形态对我们遗传特性中的某些东西有吸引力，不管它们是由随机联想产生，还是纯属幻觉在我们人类基因中的某些东西会被朦胧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深切地感动；那么为什么要与它较劲呢？
第一次听说，“凄艳尸首”那有趣面诗意的句子是随机拼凑而成的，我对诗歌和语言的爱好受到了压抑。这个说法说，根据组合学的定理，把足够数量的词汇堆砌在一起，准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具有魔力的寓意。不能否认，其中有些诗句确实具有梦一样的美。如果它们真能愉悦我们的美学感官，谁又会关心它的出处呢？
“凄艳尸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群超现实主义诗人，包括安德烈·布列顿，他们的精神领袖，保罗·艾洛瓦尔德和其他一些人在咖啡馆中聚会，并尝试了以下的练习（现代文学批语家们说这种练习源自战后的压抑情绪和逃离现实的需要）。在一张折叠好的纸上，他们每个人轮流在那上面写上事先确定好的一句话中的一部分，互不知道其他人写了什么。第一个人写一个形容词不达意，第二个人写一个名词，第三个人写动词，第四个写形容词，第五个写名词。像这种随机的（而且是集体）拼凑出来的东西中，第一个公开发表的成果是这样一个诗意的句子：
The exquisite cadavers shall drink the new wine
(Les cadavers exquis boiront le vin nouveau)
（大意：凄艳尸首欲饮新红酒）
有点意思吧？如果用法语原文念的话，诗意更浓。有不少颇给人留下印像的诗歌是以这种方式做出来的，有时还用计算机辅助。但是除了联想美以外，从严没有人真正认真看待它，不论它们是幅个或多个没有组织的头脑随机吟颂出来，还是由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用更复杂的方式炮制出来。
不管诗歌是由蒙特卡罗发生器随机产生出来的，还是由小亚西亚的瞎眼人吟颂出来，语言有力量带来愉悦和宽慰。如果相要测试它有多大理性效用，把它翻译成符合逻辑的论点，就会不同程度地剥夺它的力量。一个关于语言角色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虽然我们日常使用语言进容光焕发不得废话，但这种严峻局面却没有对神圣语言造成侵害，它们至今仍然存在。闪米特诸宗教，也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原始基督教，它们懂得，应该使语言远离讲究实际的日常应用，避免方言土语的侵蚀。四十年前，天主教会把礼拜式和祷告词由拉西文翻译成方言土语；可以说这后来导致了对宗教信仰的下降。忽然间，宗教把自己置于理性与科学那没有美学标准的评判之下。希腊东正教会则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本应该将祷告词由教会希腊语翻译成一种闪米特语系的方言，那是安提奥克地区的格列科叙利亚人（位于土耳其南部，叙利亚北部）的语言，却最终选择了经典阿拉伯语这种完全死亡了的语言。这样我的同胞们就有幸用两种已经死亡了的语言的混合体——科伊内语（教会希腊语）和古兰经阿拉伯讲进行祷告了。
那么这个问题与我们这本关于随机性的书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基因强调，我们需要一点罪孽。甚至，那些通常能够找到一些很深奥的途径来逃避现实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理解，维系着我们正常自下而上的，不见得是我们自己那会打算盘的本性。在事关日常生活水平细枝末节的时候，我们无须讲究理智与科学。只有当有可能伤害到我们、以及威胁到我们自下而上的时候才有这种必要。而现代生活则好像要求我们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在涉及诸如宗教和个人行为之类的事情时要变得极端现实和理智，而在涉及完全由随机性控制的市场和其他事物的时候则尽可能的不理智。我遇见过一些同事，一些“理智”的、拒绝无聊与废话的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喜爱波德莱尔的诗或晦涩的（并且经常是看不透的）作家如埃利亚斯·卡内蒂、勃格斯、或圣-约翰·佩尔斯。但他们入迷地听着电视“权威”的“分析”，或购买他们对其一无所知的公司的股票，依据就是他们那些开昂贵轿车的邻居的指点。维也纳学术圈子在贬损团格尔式的冗长的哲学时解释道，从科学立场上来看，它纯粹是垃圾，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比音乐差。我要说，我发现经常读读波德莱尔（Baudelaire）比听CNN新闻或乔汉·威尔的演说愉快得多。
意第绪语里有一句谚语：如果要强迫我去吃猪肉，那我就要吃最好的。如果我会被随机性所愚弄，那应该是美的（而且无害的）那种。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三部分还要再谈。
最不适者生存——
进化论也地被随机性愚弄吗？
对两个偶发事件的研究。偶发事件和进化。“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在非生物学领域中如何变成了被曲解的概念。生活不是连续性的。随机性如何愚弄进化论。对归纳法问题的准备。
卡洛斯——新兴市场的巫师
我一度在纽约若干联欢会场合经常遇到卡洛斯。他出现处的时候，总是穿戴得无可挑剔，然而在与女士相处的时候却有些腼腆。我会时不进地逮住他，并试着刺探一些与他的谋生手段有关的情况，也就是买卖新兴市场债券的业务。他很码头，有绅士风度，肯于满足我的要求，但神情有些紧张。他英语虽然讲得很流利，但似乎需要格外耗费一些体力才能讲得出来，以至于弄得他头部和肚子的肌肉都抽搐起来（有些人生就的不适合说外语）。什么是新兴市场的债券呢？“新兴市场”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委婉说法，用于定义一个不十分发达的国家（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对它们的“新兴”我不赋予这种确切地语义）；这种债券就是这样一些外国政府发行的金融工具，多半是指俄罗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土耳其。当这些政府运转不良的时候，这些债券几分钱就可以成交。90年代初，投资者们突然冲向这些市场，买下越来越多的外国证券，底线越推越远。所有这些国家都建趣了可以收看美国和大屏幕电视机，这样他们就赶上了地球村的步伐。他们都与同样的权威们和金融娱乐员们有联系。银行家会来对他们的债券投资，这些国家就用这些收益建造更好的酒店，这样更多的投资人就会来光顾。在某个时候这些债券成了时尚，价值也从按分卖涨到了按美元卖；对这种债券了解得微乎其微的人也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卡洛斯据说出身于一个有贵族血统的拉丁美洲家庭，在8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搞得一贫如洗。我还很少遇到来自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的什么人，他的家庭过去不曾富裕到拥有整个一个省，或曾经给俄罗斯沙皇供应成套的多米诺骨牌的程度。大学本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他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拉美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走这种路子，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便使他们国家的经济摆脱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造成的种种罪恶）。他成绩很好，却苦于没办爱猫扑.爱生活文找一个好的主题。他也没有受到他的论文老师的重视，因为那个老师认为他没有想像力。卡洛斯最后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并在华尔街谋了一份职业。
卡洛斯1992年受聘于一家纽约的银行，就职于该行刚刚起步的新兴市场专柜。他的才干正适合走向成功：他能从地图上找到那些欠发达国家的所在位置，“低值债券”就是这些国家发行的美元面值的债务工具。他知道什么叫国内生产总值。他看起来认真、有头脑、会说话，尽管他操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银行里觉得，就像他那样的人放到客户的面前很体面，与那些不修边幅的其他交易员相比，那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卡洛斯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能看到那个市场逐步发展的过程。他加入那家银行的时候，新兴市场债务工具的交易市场还很小，交易员们在交易场地上的位置也是人们不愿决心书要的。但这项业务很快发展成为银行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而且不断增长。
卡洛斯在新兴市场交易员群体中是个典型。他们来自各个新兴市场国家，是一群都市化的贵族，这使我想起沃顿商学院的国际学生咖啡聚会。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长驻伦敦的墨西哥人做俄罗斯证券，伊郎人和希腊人专做巴西债券，阿根廷人做土耳其证券。与我所接触的真正的交易员不同，他们一般都彬彬有礼、衣冠楚楚、喜欢收藏艺术品，但没有智慧。他们好像过于墨守成规，不像真正的交易员。你可以想见，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会持有大都会歌剧院的月票。真正的交易员，我相信都穿得邋遢，通常相貌不佳，有学术好奇心，如果垃圾桶里有能透露出信息的东西，他就会对垃圾桶感兴趣，而不对挂在墙上的塞尚的油画感兴趣。
卡洛斯当交易员兼经济学家当得有滋有味。他在拉美许多国家里有一个庞大的朋友网，对那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认为有吸引力的证券他就买下来，或是因为它们能支付好的利息率，或是因为他觉得他们在今后会供不应求而升值，所以也许称他为交易员是错误的。交易员做买和卖的交易（他可以卖出他所没有的东西，以后再买回来，希望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挣利润，这叫“做空头”）。卡洛斯只是买进，而且他是大规模地买进。他相信持有这些证券可以赚到很好的风险贴水，因为借钱给这些国家是有经济价值的事情。做空头，在他看来是没有经济学意义的。
在银行内部，卡洛斯就是新兴市场的参照系。他可以随时说出最新的经常数字。他经常与董事长共进午餐。在他看来，交易就是经常，而不是别的什么。这种观点对他来说一直很正确。他一次次得到提升，直到他成了这家公司的新兴市场专柜的头牌交易员。自1995年开始，他在新职位上的成绩呈现几何级数上升，使他的资本稳步增长（即，银行把更大份额的资金交由他运作），速度之快，以致于他无法将新增的风险额度用尽。
好年景
卡洛斯之所以能够享受好年景，不仅因为他买了新兴市场的债券，而它们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之内上扬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买进跌价的债券。在价格经历恐慌的时候，他做积累。如果在10月份伴随着股票市场要崩盘的虚惊出现了价格低迷那会儿，他没有买进，以巩固自己的实力的话，1997年就会是一个坏年景。在克服了这些命运中的小小挫折以后，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决不会错。他相信自己有天赋的经常直觉，使他能够做出良好的交易决策。在市场探低之后，他会核对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如果它们仍然稳固，他会买入更多这种证券，等到市场复苏的时候再清仓。回顾一下卡洛斯初涉新兴市场到1997年，他最后一次拿到奖金支票这段时间里这些市场的债券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道上扬的斜线，偶尔有些波折，比如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贬值，随后又跟着较强力度的反弹。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偶尔的探低，后来被证明是“绝佳的买进机会”。
直到1998年夏天卡洛斯才真正见了分晓。这最后一次探低没有再兑现为反弹。迄今他的业绩纪录中只有一个季度不佳——但那毕竟是个不佳的纪录。在往年他总共累计赚到了将近8000万美元，在一个夏天他损失了3亿美元。
发生了什么事？6月份当市场开始探低的时候，他那些友好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他，这次低价抛售只不过是新泽西州一家对冲基金“变现”(liquidation)的结果，而那家对冲基金是沃顿商学院以前的一个教授经营的。那家基金专门经营抵押证券，主要是因为这些被称为红利大户的基金参与了建立一个“多样化”资产组合的活动，这种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是由高回报证券组成的。
摊低成本
当市场下跌开始的时候，他积攒了更多的俄罗斯债券，平均价格约为52美元，那就是卡洛斯的特点：摊低成本（average down）。他认为，问题与俄罗斯无关，俄罗斯的命运也轮不到某个疯子科学家经营的什么新泽西来做决定。“看着我的口形，我说的是：这是变现！”他冲那些对他这种买进的做法表示怀疑的人嚷道。
6月底，他的1998年交易收益已经从6000万美元降到了2000万美元，这使他很生气。不过他计算了一下，如果市场能够回升到新泽西抛售之前的水平那么他就可能赚到1亿美元。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断言道。这些债券 ，他说永远永远不会跌到48美元以下。他冒的风险只不过是那么一点点，而有可能获取的收益却不是个小数。
于是到了7月，市场又跌了一些。作为市场水平标志的俄罗斯债券的价格现在到了43美元。他的情况大为不妙，但是他去增加了赌注。到这个时候他已经低于本年度指标3000万美元了。他的老板们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可是他不断告诉他们，不管怎样，俄罗斯不会下沉。他重弹起那种老调，说俄罗斯太大了，想沉都沉不了。他估计，只要花费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把它们解救出来，这样做会使世界经济获得巨大的收益，如果他现在清仓的话毫无道理的。“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买进，而不是卖出。”他反复说，“这些债券现在的交易价已经非常接近它们可能的缺省价值。”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拖欠，而且没有钱来支付它的债务利息，这些债券也很难有什么变化。他的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来自于其他交易员和新兴市场经济学家（或者说是交易员和经济学家的杂交品种）的交谈。
卡洛斯把他大约一半的净值，当时值500万美元，投入俄罗斯本金债券。“这些利润够我退休用的了。”他对具体执行这笔交易的股票经纪人说。
沙地上的警戒线
市场不断突破沙地上的警戒线。8月初，它们的交易价在30左右，到了8月中，它们跌到20左右，而他却不准备采取行动。他觉得屏幕上的数字与他这种买“价值”的业务不太相干。
他的行为中已经开始显现出厌战情绪。卡洛斯变得易激怒，并有些失态。他在会议上对一个人嚷：“止损的说法是臭大粪！我不会买高卖低的！”在他一连串的成功过程中他学会了蔑视和责骂那些不是新兴市场专业的交易员，“1997年10月在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后，如果我们撤出了，我们就不会有那些漂亮的1997年业绩。”人们都知道他爱这样说。他还告诉公司领导层，“这些债券的交易价格现在被压得非常低。现在谁要是能往这个市场投资就会实现精彩的回报。”每天早晨卡洛斯都要花上一个小时与全球各地的市场经常家探讨形势。他们所说的似乎都一样：这种抛售过头了。
卡洛斯的柜上在其他新兴市场也蒙受了损失，他还在俄罗斯国内的卢布债券市场损失了钱。他的损失越堆越高，但他不断告诉公司管理层有关其他银行的巨额损失的传言，那些损失都要比他的大。他觉得向管理层显示“在同行业中他做得还算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整个体系出了毛病的表现；这表明整个行业的交易员也遇到了麻烦，本身就说明自己也有问题。交易员头脑的天性应该指导他去做其他人不做的事情才对。
快到8月底的时候，领头羊俄罗斯本金债券的交易价格低于10美元，卡洛斯的净值几乎被减下一半。他被解雇了。他的老板、交易部门的头也一样，银行总裁被贬到一个“新设置的位置”上去。董事会成员无法理解，在一个政府连他自己的雇员（叫人担心的是，这其中平常还包括武装士兵）工资都付不出的时候，银行怎么还能冒这样大的财政风险与它周旋。遍布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们尽管互相交流得那么频繁，这个问题却是他们忘了考虑的几个小问题之一。老资格的交易员马尔蒂·奥康奈尔把这叫做救火队效应。他观察到救火队员们的空闲时间比较多，他们把过多的时间用于互相交谈，最后他们就许多事情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会令局面外人，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觉得可笑（他们会发展出非常想像的政治观点）。心理学家给了他们一个更别出心裁的名称。但是我的朋友马尔蒂没有受过临床心理学的培训。
国际货币基金那些傻子们被做假账的俄罗斯政府带着兜了个风。让我们记着，人们在评价经济学家的时候，不是用科学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对现实生活懂得多少，而只是看他们听起来多么富有理智。但是，债券的价格是糊弄不了的，它比经常家懂得多，比新兴市场部那些卡洛斯们懂得多。
路易是一个邻柜的资深交易员，在这些有钱的新兴市场交易员面前受够了屈辱，他当时在场，并且洗耳恭听雪了屈辱。路易当时52岁，生于布鲁克林，并在那里被培养成交易员。在30年的生涯当中每一次可以想得起来的市场周期他都经历过，而且存活下来。他平静地看着卡洛斯在保安警察的押送下朝门口走去，好像一名俘虏被押向角斗场。他操场着布鲁克林口音嘟囔着：“经济学，什么经济学，都不过是市场动力学而已。”
卡洛斯现在已经退出了市场。历史或许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证明他是对的，但这不会对他是个差劲的交易员这一事实有所帮助。他具备一个善解人意的绅士的所有品格，可以做一个理想的女婿，但是一个差劲的交易员的所有特征他差不多都具备。而且，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最有钱的交易员往往是最差劲的交易员。关于这一点，我要叫它做横断面问题：在市场中的一个特定时间里，最能赢利的交易员不过是最适应最近形势的人。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在牙科医生和钢琴家身上，因为随机性的性质就是这样。
约翰——高回报业务交易员
在第一章晨我们与约翰，尼洛的邻居相遇过。他35岁，从佩斯企业研究生院毕业后，就在华尔街作为一家公司的“高回报”债券交易员，工作了7年。他以创纪录的短时间被提升到了10名交易员之首，这还得归功于他在两家相仿的华尔街公司之间跳了一次槽，使他得以签下能够慷慨地分离利润的合同。根据这份合同，每个日历年年终时他赢利的20%是他的报酬。除此之外，他还被允许把个人的钱投资于他的业务当中——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特权。
约翰不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是人们认为他有做生意的天赋，人们说他很“实际”，很“专业”。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天生就是一个生意人，从严不说一句稍微有点不着边际或不合时宜的话。在多数场合下他保持沉静，很少有任何形式的感情流露，即使他偶尔说句粗话（晕是华尔街！）也总显得那么恰如其分，听起来，怎么说呢，那么专业。
约翰的穿戴无可挑剔。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每月去伦敦一次，他那个单位在媾有个分支机构，观察欧洲高回报业务的动态。他的深色的职业装是由萨维尔路公司量身定做的，打着莫拉加默领带——这就足够传达出这样的印象，他是华尔街成功人士的缩影。每次尼洛与他不期而遇之后都会觉得自己穿戴得寒酸。
约翰的业柜台主要从事一种叫做“高回报”业务的活动。这种业务买进“便宜”的债券，而以产生，比方说，10%的回报，而他那个机构的贷款利率是5.5%，这样就有4.5%的净收益，也叫利率差（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这个数字看起来小，但他可以举债经营，并利用举债因数使利润成倍地往上翻。他用这种办法在许多国家运作，以当地利率借款，然后在“有风险”的资产中投资。他轻而易举就能横跨数块大陆聚敛到30亿美元以上的面值的这种交易。他以卖美国、英国、法车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期权来为他的利率风险对冲，这样他的赌注就限于两种金融工具的差额上。他觉得这种保值策略很安全——像茧子一样把他与全世界利率的险恶浮动隔离开来（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懂得计算机与方程式的股市分析员
约翰有一名助手叫亨利，是个外籍股市分析员，他的英语没法让人听懂，但人们相信他在风险管理方法上至少与约翰一样有能力。约翰不懂数学，在这方面他依赖亨利。“他的头脑和我的业务直觉”，他总爱这样说。亨利向他提供对资产组合总体的风险评估。每当约翰觉得担心的时候，他就要求亨利再提供一份最新报告。约翰聘用他的时候，亨利是运营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他的专长是一种叫计算金融的领域，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门学问似乎完全是关于彻夜运行计算机程序的。三年之内，亨利的收入从5万美元升到了60万美元。
约翰为他的机构产生的利润多数都不像前面说的那样来自金融工具之间的利率差。它来自于约翰手中所持有的有价证券的价值变化，主要原因是其他交易员想要得到它们，他们在模仿约翰的交易策略（这样就导致这些资产的价格上升）。利率差变得与约翰所认为的“公道价值”越来越接近。约翰相信他用来计算“公道价值”的方法是稳妥的。他有整个部门作他的后盾，他们帮助他分析和确定哪些债券有吸引力，有资本升值的潜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赚到如此大笔的利润是很正常的事。
约翰为他的老板稳定的赚着钱，甚至可能比稳定还更好。每一年他所创造出来的收益与前一年相比都几乎翻一番。在最后那一年，他的收入经历了量的跳跃，分派到他的业务名下的资金之巨，膨胀到了连他最荒唐的期望都没有达到过的地步。他的资金支票是1000万美元（税前，总纳税金额可达到几乎500万美元）。约翰的个人净值在他32岁的时候达到了100万美元。到了35岁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600万美元。这当中大部分来自资金积累，但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个人资产组合的利润所得。在这1600万美元中，有1400万他坚持保留在他的业务投资当中。由于有举债经营（即，使用借来的资金），这就使得在他的业务中总有5000万美元是他个人的资产组合，其中3400万是从银行借来的。举债经营的后果是，哪怕一笔小损失也会有复合效应，使他面临灭顶之灾。
那1400万美元只花了短短几天工夫为化为子虚乌有——与此同时还让约翰丢了饭碗。这一切都在1998年夏天，随着高回报债券的价值烟消云散而发生了。市场进入了一个激变阶段，他所投资的几乎每一笔业务都同时反过来与他做对。他的保值措施不再起作用。他发疯似地责任亨利，为什么没有预测到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也许是计算机程序中有没发现的缺陷吧。
他对第一笔损失的反应很典型，那就是对市场变化不予理睬。他说，“人要是都听信市场基调的来回变化，人会发疯的。”他这话的意思是说，这种“噪音”是一种低劣的回馈，有可能被来自相反方向的“噪音”所抵消，这是把亨利向他做的解释用浅显的英语转达出来的意思。可是这种“噪音”仍在同一个方向上持续加剧着。
就像《圣经》中描述的那种周期一样，经过7年时间才造就成的像约翰这样的一位英雄，只需7天时间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白痴。约翰现在成了个贱民；他没有工作，他打来的电话没人回。他的许多朋友也是同样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他有那么多信息在手中掌握，他的完美无缺（因此，在他眼里这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和技能的要件），还有精密严谨的数学测算，他怎么能失败呢？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他把随机性的阴影忘掉了呢？
由于事件展开得太迅猛，再加上他一时间回不过味来，约翰过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市场探低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举债经营的规模十分巨大。更令他震惊的是，根据他们的计算，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在10 24年里才有1次。亨利把这叫“10希格玛（∑）”事件。实际上亨利把这种几率加倍了，但这似乎无关紧要。这样概率就变成每10 24年中发生两次。
约翰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场动难中恢复过来呢？也许永远都不能。原因并不在于约翰损失了钱财，赔钱这种事对于好的交易员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是因为他泡灭了：他损失的比他原计划赔进去的要多，他的自信心垮了。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约翰有可能永远不能恢复。这个原因就是，从根本上来说，约翰从严就不是一个交易员，他只不过主不是那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碰巧在场的人之一。
约翰自称被“毁灭”了；但他的净资产仍然接近100万美元，这个数字，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居民都会羡慕。不过，某个财富水平从高处降下来达到，还是从低处升起来达到，这还是有区别的。从1600万美元下降到100万美元的道路就不像从零美元上升到100万美元那么令人愉快。此外，约翰羞惭万分，他怕在街上碰上老熟人。
从总的结果来看，最不幸的似乎应该是他的雇主。在这次事件中，约翰提出了一点钱，是他节省下来的100万美元。他应该庆幸，这次事件实际没有损失他自己的一分钱——除了情感上的流失，他的净值没有变成负数。但他最后一个雇主的情况就不是那样了。在7年当中，约翰为他的雇主——纽约投资银行赚了大约2亿5千万美元，然而在仅仅几天之内他使他的最后一位雇主赔进去6亿美元。
他们共享的个性
我要事先提示读者，不是所有的新兴市场和高回报交易员都像卡洛斯和约翰一样的言行举止。悲哉，只有最成功的那些人，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在1992到1998年的牛市周期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才是那样的。
在35岁的年龄段上，约翰和卡洛斯都还有机会创造一番事业。如果他们把目光投向金融市场以外的地方，那应该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很可能经受不住这次事件。为什么？因为在与他们分别探讨这次事件的过程中，人们很愉就可以看出，他们作为极度成功的随机性傻瓜，具备相同的个性更令人揪心的是，他们的老板和雇主也共享同样的个性，所以他们也一样永远离开了这个市场。我们将会看到，本书自始至终描述着这种个性的典型特征。还有，也许对这种个性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定义，可是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它。不管约翰和卡洛斯什么样，他们终究还是随机性的傻瓜。
受随机性愚弄的市场傻瓜
这些个性中大部分都与表P-1的右列——左全混淆现像很相像——这能说明他们是怎么样被随机性愚弄的。下面对这些特点简单描述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