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那个年代（18世纪），由于弗朗西期·培根（Francis Bacon）的努力，科学完成了从完全基于演绎推理（根本不要求对真实世界做观察）的经院哲学向天真的、没有章法的经验主义转轨。休谟对这种矫枉过正很是反感。培要反对姥种很少能带来实际成果的、“纺织学术蜘蛛网”的做法。由于培要的倡导，科学转向强调经验观察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经验观察地把人引向歧途。休谟于是站出来反对这样的知识，他强调对知识的获得和解释需要一定的严谨性，这就是认识论（英文认识论“epistemology”，来自希腊文episteme，意思是知识）。休谟是第一位现代认识论者（认识论者经常被称为方爱猫扑.爱生活者或科学哲学家）。我在这里写，严格来讲，不完全正确，因为休谟发表过远比这差劲得多的言论。他是个顽固的不可知论者，绝不相信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确有可能被证实为因果关系。不过为了这本书的需要，我们不妨不去强调这个问题。
尼德霍夫——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界有它自己的弗兰西斯·培根，那就是维克多·尼德霍夫（Victor Niederhoffer）。他是站出来反对芝加哥大学学术蜘蛛网（the cobweb of learning）以及60年代有效市场信仰（effective market religion）的第一人，那是它们最猖獗的时期。与金融理论界的经院派做法形成反差的是，他研究数据，寻找其中的不规则现象，而且找到了相当多，足够他成功地开展起以随机性研究为对象的职业，并写出一本见解深刻的书：《投机家的培养》（The 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从那以后，兴起了一整个行业，它的操作人员被称为“统计学套购者”（statistical arbitrageurs）。其最有名和最成功的一些人起初都是经他培养出来的。虽然尼德霍夫受到了一次挫折，被媒体广为宣传，但他的一些弟子却做得不错，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统计学推理中加进了严谨和方爱猫扑.爱生活（methodology）。换句话说，尼德霍夫的经验主义中正是缺少一点方爱猫扑.爱生活。
我要承认，尽管我与他有那么多的学术分歧，我还是受到了他的经验主义的启发，而我在学术上的成长也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1996年他对我脱口说出，任何“可测试”的论点都应该经过测试（那么显而易见的产量，而我到那时为止却没有做过），从此我的交易风格经历了一次飞跃。他的忠告一语中的。一个可测试的论点是可以分解成可以量化的成分的，是可以对它们做统计学检验的。比如，有句经验之谈，它说：
车祸都在离家近的地方发生。
那么我们可以取出事地点到驾车人住址之间的平均距离来做检验（比方说，大约20%的车祸发生在一个12英里的半径之内）。可是，在对此做解释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种天真的解释就会告诉你，如果你在你家附近的地方驾车就比在远处驾车出车祸的可能性要高。这就是天真经验论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呢？这仅仅是因为人们总要在离家近的地方驾车（假设人们有20%的时间驾驶在12英里的半径之内），所以就有可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发生车祸。
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提出过一个本可测试而未经测试的命题，这不要感谢我的计算机，我很少把它用于非计算目的的用途。然而维克多·尼德霍夫与我之间分歧仍是巨大的：我会用数据去把一个命题证伪，但从不去证实它。我会用历史去驳斥一种猜想，但从不去确它。比如下面这样一种说法：
在一个给定的三个月期限内，市场从来不会下跌的20%。
这个说法是可以测试的，但即使被证实了，它毫无意义。我可以用找到反例的方法从量化的角度来否定这个命题，但我决不会仅仅因为过去的数据表明在任何三个月的期限之内市场从来没有下跌过20%就接受它。回到黑天鹅问题，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个论点：
论点甲：天鹅没有黑色的，因为我观察了4000只天鹅，没有找到一只是黑色的。
论点乙：天鹅不都是白色的。
不管我一辈子连续观察了多少中天鹅，今后还会观察到多少只天鹅，我从逻辑上不能得出论点甲（当然，我如果享有特权肯定能够观察到所有现存的天鹅，这种情况另当别论）。倡只要我在采样中找到一只黑天鹅，我就有可能得出论点乙。事实上，由于发现了澳大利亚，我们才得以捕捉到cygnus atratus（黑天鹅的拉丁文学名）的身影，一种纯黑色的天鹅品种，论点甲已经被推翻。读者在这时实际上见到了波普尔的影子（等我们谈完了我的半个老师维克多以后再来谈他）：在这两个论点之间有着强烈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深含于知识的基础之中。它在我作为交易员处理随机性的过程中也处一核心位置。
在以归纳爱猫扑.爱生活的时候，如果不使用逻辑方法去解释过去的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说明：
我刚刚对布什总统的生活做了一次全面的统计学检测。为期55年的将近16000次观察结果显示，他一次也没有死过。这在统计学上很能说明问题，我由此可以宣布他是个永生不死的人。
虽然维克多和我的交易方式正好相反，以至于他的许多笔交易最后成了我的资产（inventory），我对他仍然十分尊敬。他靠卖出无钱期权（out-of-the-money options）过活；我靠把它们买进过活（卖出无钱期权是说，某人打赌某事件不会发生；而买进它不过是说不是说，我打赌它可能发生）。他力图获得稳定收入，我则更喜欢抓住稀有机会，取得大笔的回报。虽然我们在交易风格上看起来是针锋相对，但在外在的个人性格上却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也许值得在这时提出，因为我们都把个性融入到自己的交易活动当中，一般人所谓的“工作”和“休闲”对我们来说没有明显的区别。作为交易员，我们两人都试图以经营一间科学实验室来过把瘾。我们两人都与学者和科学家过从甚密，而不与商圈里的人交往（与成功的科学家交流可以避免我们自己的思想平庸化）。我们两人都以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学者方式来生活，徜徉在书海之中，对20世纪的种种时髦点缀之唯恐不及。我们两人都张扬自己的个性，而避免与芸芸众生的知识见解有任何雷同之处。我们两面三刀都热衷健身活动成癖，不可一日或缺（不过他好与人一争高下，而体育中的竞争却令我反胃）。维克多的模仿对象似乎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像他心目中的英雄弗郎西斯·盖尔顿，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弟，一生碌碌无为，但却是一切应用统计学家的真正启迪者），而我则像一个真正的维多利时代的人，总的来说是个古典主义者，至今仍沉湎于希腊罗马文化之中。我是在那种文化中长大的，我心目中的英雄主要出自文学作品。我们两人都回避媒体、电视、报纸，不过维克多的固执和坚决远甚于我。我们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无聊的闲言碎语（属于左边那一列的噪音太多了）。
推崇卡尔爵士的人
下面我要探讨我是如何了解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那是通过另外一个交易员，他也许是我惟一真正尊敬的另一个交易员。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和我一样，我尽管是一个大量看书的人，却很少真正被我所阅读的任何东西所感染，进而使我的行为方式发生任何持久一点的变化。一本书可以给我留下强烈的印像，但当又有一些新的例子像（一本新书）在我头脑中取而代之的时候，前面的例子像就会场淡忘。我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发现事物（试回想第二章中炉子烫手那一节），这些自己发现的事物才可以持久。
别人的思想能植根于我头脑中的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卡尔·波普尔的思想。我是通过交易员兼自封的哲学家乔治·索罗斯所写的文章发现了卡尔爵士（或者也可以说是重新发现）。索罗斯似乎就是为了倡导卡尔·波普尔的思想而活着的。我从乔治·索罗斯那里学到的东西，实际上与他矗想让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不大一样。在事关经济学和哲学方面我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不知怎么的，我被这个匈牙利人的魅力所折服。和我一样，他以做交易员为耻，而宁可把他的交易活动做为他学术生活中一个不太重要的延伸部分（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中看出）。由于我从严不为有钱人所打动（这种人在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所以我从来不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当做我的角色模仿的对象，连一点这种想法也没有。或许相反的情形倒有可能，因为我憎恶有钱人。总的来说，是因为人暴富之后通常就伴随着一种史诗般的豪气。索罗斯似乎是惟一一个与我这种价值观相同的人。他愿意让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位中欧地区的教授，由于自己的思想碰巧有效而成为有钱人，并以这样的看法来认真对待他（只是由于得不到其他学者的认可，才使得他想要利用自己的金钱来获取头牌地位，类似于一个人想要博取一个女孩子的欢心，用尽了各种招术，最后只得借助一辆红色法拉利来勾引她）。此外索罗斯虽然在文章中写得不很清楚，但他懂得如何对付随机性，他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批判性的开放，对改变自己的意见不以为耻（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对待人就像对待一张餐巾纸）。他四处声称自己不可能无懈可击，但正因为他有这种自知，才有更大的能量，而其他人则自视颇高。他理解了波普乐，他是按照波普尔的思维方式生活的。
说点题外话，波普尔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听说。在我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出头那段时间里我曾一度听说过卡尔·波普尔，那是当时欧洲和美国推行的目标教育的一部分。但是以当时所做的那种介绍来说，我对他的思想不理解，也不觉得它对人生能有任何重要性（跟玄学思想一样）。在那个年龄上，人会觉得是书都有必要读一读，没有工夫去停下来做一些思考。以这种匆忙态度很难发觉在波普尔的思想里包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因为那时我受到文人雅士文化的薰陶（读了太多的柏拉图，结识了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太多的黑格尔思想，认识太多的伪科学知识分子），或许是因为那种教育制度（有太多的猜想被当做真理来灌输）；或许是因为我那时太年轻而又阅读了太多的东西，因而无法与现实世界联系。
于是波普尔就从我头脑中溜走了，没有一个脑细胞能留住他的一点东西。在一个少不经世的男孩子的精神背囊中是留不住这种东西的。另外当起交易员以后，我步入了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阶段；我需要以不依靠随机性的方式来挣一些钱。在黎巴嫩战争中我刚刚失去了前途和财富，是像过去两百年来我家庭中几乎每一个成员那样过着优闲舒适的生活。我突然感到经济没有保障，担心自己成为某个公司的雇员，被他们调教成一个“有敬业精神”的公司奴仆（每当我听到敬业精神这个名词，就联想到低效与平庸）。我需要有银行帐户的支撑，这样才能买来时间用以思考和享受生活。我最不愿做的就是一上来就谈大道理，以及到本地的麦当劳去上班。哲学对我来说变成了某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在手头有了充裕的时间时所干的事。它是为那些不懂得数量方法和其他能带来成效的工作的人们保留的一种活动。它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仅限于很晚的时候进行——但前提是，你要尽早，最好是第二天，就把这段废话连篇的小插曲忘掉。直到我在交易员的职业生涯中站稳了脚跟，波普尔没有再出现。
地点，地点
据说，人们往往记住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环境中被一种主导思想所征服的；宗教诗人和外交家保罗·克劳代尔就记得他在巴黎圣母院里皈依（或者说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确切地点，准确到具体某一根圆柱附近。同样，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我受到了索罗斯的启发，在18街第五大道的巴恩斯&诺布尔书店里读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50页，狂热地买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带波普尔署名的书，生怕它们脱销。那是一间灯光晦暗的侧室，里面有一股刺鼻的霉味。我生动地记得那些思想划过我的脑海犹如神的启示。
后来证实，波普尔与我起初对“哲学家”的看法截然相反：他是个典型的决不接受我无聊废话的人。那时候我做期权交易员已经有两年了，我觉得很气愤，我完全是被金融方面的学术研究人员愚弄了，尤其是因为我所挣的钱竟来自于他们所提供的模型的失败。我那时已经开始与金融方面的学术人士交流起来，这是我涉足衍生金融工具业务的一部分。但是我很难把有些关于金融市场的基本问题与他们沟通（他们对自己的模型有点过分信任了）。我头脑中一直盘绕着一个看法，觉得这些研究人员漏掉了一点东西，可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令我烦恼的不在于他们知道些什么，而是他们怎样才能知道它。
波普尔的答案
波普尔给归纳问题带来了一个主要的回答（对我来说他的回答就是全部回答）。没有比波普尔对科学家做科学研究的方式起到更大影响的人了，尽管许多他的哲学家同事认为他相当天真（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优点）。波普尔的观点是，科学不应该像它听起来的那样被认真对待（波普尔在会见爱因斯坦的时候，没有像他自己一样把他当做半神话人物来对待）。实际上只有两种理论：
1、 众所周知的错误理论，这些理论已经经过检验并已被充分摒弃（他称它们为已经被证伪）。
2、 还没有被看出来是错误的理论，还没有被证伪，但是面临被证伪的结果。
一个理论为什么永远不能是正确的呢？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天鹅是否都是白色的（波普尔借用了康德的思想，认为我们的感官机制是有缺陷的）。测试机制可能就有错误。反过来，我们却有可能说有一只天鹅是黑色的。理论是不能被证实的，我们可以再次把棒球教练约吉·贝拉的话解读一遍：过去的资料确有不少优点，但它也有坏的一面，而正是这坏的一面，才能坏事。所以我们只能是暂且接受一个理论。处于这两种类型之外的理论就不是一个理论。一个理论如果提不出在哪些条件下它会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么这个理论就可以被认为是骗术，否则无法摒弃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占星术士永远都能找到一个适合用来解释过去事件的理由，他可以说，火星的位置可能是对的，但还是稍差一点（同样的，在我看来，一个交易员如果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改变想法就不是交易员）。实际上，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伪的牛顿物理学与占星术的区别就在于下面这个有讽刺意味的事实：牛顿物理学是科学，因为它允许我们在知道它错了的时候去把它证伪，而占星术不是，因为它拿不出可以让我们否定的条件。占星术由于有辅助假说掺和进来，所以没法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点就构成科学和胡说的分界线的基础（称做“分界线问题”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对我来说更有实际意义的是，波普尔在许多方面与统计学家有矛盾。统计学揄的基础是，我们认识总是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他拒绝盲目接受这种观念。在有些情况下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些情况。不少有真知灼见的人，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就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贬低卡尔爵士的人当中，有一些被泛称为贝叶斯概率主义者。他们相信，以有利的条件反复做同一个实验，我们最终会坦然地相信“这能得得通”。在我第一次见到偶发事件在交易室里肆虐时候，我立刻就更深地理解了波普尔的观点。卡尔爵士担心，有些知识不会随着信息的增加而增加，但倒底是哪些知识，我们无法确定。我之所以觉得他对我们交易员来说很重要，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和发现对于处理我们已知的情况，就不如处理我们还不知道的情况更重要。他的著名语录：
这些人有爱猫扑.爱生活，但又对自己的想法持高度批判的态度；为了确定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他们首先试图确定自己是否有可能错了。提出大胆的设想，再用严格的措施力图驳倒自己的设想，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些人”指的是科学家。但是科学家中也是什么人都有。
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大师的思想背景：在科学成长的过程中波普尔是个反叛者。从第四章举出的维也纳学术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把哲学从辞藻和修词引向科学和慎密。波普尔理智地进入到这个已经发生剧变的哲学世界。19世纪的法国由奥古斯特·孔德首介了一个运动叫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指把事物做科学化的解释（实际针对普天下一切事物）。从此以后那些人有时就被称为逻辑实证家。这就相当于把工业革命引入软科学。对实证主义我们不必去细说，我要说的是，波普尔是实证主义的解毒剂。在他看来，对事物做验证是不可能的。实证主义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危险。吹毛求疵地讲，波普尔的思想看起来天真而且原始，不过它确实奏效。值得注意的是，贬低他的人把他称变天真的证伪主义者（a nave falsificationist）。
我是一个格外天真的证伪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我就靠这个活着。我实行的是极端而顽固的波普尔主义：我在所有的活动中对能反映某些客观实际的理论进行推测，但有一条定规：不让偶发事件伤害到我。事实上，我想让所有能想像得到的稀少事件来帮助我。我理想中的科学，与我身边那些四处张扬，称自己为科学家的人不一样。科学不过是个沉思的过程，不过是个形成设想的过程。
开放的社会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与开放社会的概念是紧密在一起的。开放的社会是指，那里不认为有房屋的真理存在；这样就允许有相反的思想出现。卡尔·波普尔同意他的朋友，低调经济学家冯·哈耶克的意见，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价格可以把信息散布开来，而官僚的社会主义则会把它压制下去。证伪主义和开放社会这两个概念都是反直觉的，都与我在白天的交易员业务中所采用的处理随机性的严密措施相连系。很明显，在处理随机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需具备开放的思想。波普尔相信，任何乌托邦的思想必然是封闭的，因为它压制对自己的否定。极权主义就是这种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是个不能够开放让人们去证伪的社会。我从波普尔那里学到的，除了区别开放与封闭社会以外，还有区别开放和封闭的头脑。
人无完人
关于波普尔其人，我还有一些让人头脑清醒的资料。接触过他的人发现，他在个人生活当中相当非波普尔主义。哲学家兼牛津大学资深教师布莱恩·玛吉与他做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朋友，形容他不食人间烟火（年轻时代除外），音调地集中在他的工作上。在他漫长的行涯中（波普尔活到92岁），后50年是在对外封闭的状态中度过的，与外面世界的喧嚣刺激相隔绝。波普尔还常为别人提供“有关他们的职业和私生活的坚实可靠的忠告，尽管他对这两者都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有这一切，自然了，都与他自己在哲学中所声称的（实际上也是真诚的）信念和实践直接相抵触。”
他在年轻时代也不比这强多少。维也纳学术圈的成员总躲着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与众不同，而是因为他是个社会问题。“他极具才智，但以自我为中心，既不可靠又自负，脾气暴燥，自以为是。他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辩论中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取胜。他对群体力量不理解，也没有能力做相应的调整适应。”
我不准备对有思想的人和把思想付诸实施的人之间的差距做一般性的探讨，只是想把有趣的基因问题提出来。我们喜欢发表有逻辑性的和理智的思想，但我们不一不定期乐于把它付诸实施。这话听起来有些古怪，但这一点只是在很晚近的时候才被发现（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从基因上就不适合理性化，不适合以理性的方式行事。我们只适于在某种已定的、不复杂的环境中，以最大可能性将我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听起来同样古怪的是，一贯进行自我批判的乔治·索罗斯，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似乎反倒比波普尔更波普尔。
帕斯卡的赌注
我说明一下我自己处理归纳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结论。哲学家帕斯卡宣称，人类的最佳策略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因为假如上帝存在，那么相信上帝的人就会得到报偿。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信仰上帝的人也损失不了什么。与此相应的是，我们有必要在知识中接受不对称；有些情况下，利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是有帮助的。但我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依赖于它。
所以我要像帕斯卡一样，发表下面的论点。如果统计科学能够在哪些方面给我带来好处，我就用它。如果它带来一种威胁，那么我就不用。我要去掉过去资料中的危险成分，只利用它的精华。在此前提下，我要利用统计学和归纳法来下富有进取性的赌注，但我不会用它们来对风险和资金管理。我吃惊地发现，我所知道的所有幸存的交易员似乎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根据从一些观察中得来的想法（其中包括过去历史）进行交易，然而他们又像波普尔派的科学家一样，采取措施以确保如果他们弄错了的话，损失会摄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而且这种概率不从过去数据中得出）。与止洛斯和约翰不同的是，他们在采用一种交易策略之前就知道哪些事件会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而且为此留下余地（而卡洛斯和约翰则不然，他们不但根据过去历史下注，而且用它们来衡量自己面临的风险）。一旦那种情况出现，他们就会中止交易。这叫做止损点（stop loss），这是个预先确定下来的退出点，是一种防范黑天鹅的措施。我发现人们很少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
多谢梭伦
最后，在结束第一部分的写作的时候，我要承认，描述梭伦的天才智慧的过程，对我的思想和个人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通过撰写第一部分，使我更加有信心，从媒体中抽身并与商业圈子的其他成员（多半是其他投资人和交易员）拉开距离，对这些人我越来越瞧不起。目前我体验到的这种经典的喜悦，是我告别童年以来还没有经历过的。由于逃避了新闻污染，我的头脑才使我得以安然躲过了过去15年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牛市（也使我因为它的谢世而职业性地发了财）。我现在正想着下一步：要重新建立一个较少信息、较多决定性的古代社会，好比说生活在19世纪，但同时还要能享受到技术进步的一些好处（比如蒙特卡罗机器），一切医学领域里的突破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在社会公平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这样一来我就拥有一切事物中最好的东西了。这就叫进化。
第二部分
打字机上的猴群
——幸存者以及其他认识偏差
如果有人把不计其数的一群猴子放在一些打字机（要造得结实）跟前，让它们胡乱敲击键盘，肯定其中有一只猴子会打出一篇一字不差的《伊利亚特》》推敲起来，这种想法就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有趣了：因为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不过让我们把这处揄再推进一步：就算我们找到了那只出类拔萃的猴子，有哪位读者肯拿出比重的积蓄来打个赌，认为这只猴子下和篇就能打出《奥德赛》来呢？
在这个故事里，有意思的是那第二步。已经完成了的业绩（在这时指的是打出了一篇《伊利亚特》）对于预测未来能有多大关系呢？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如果是以过去的业绩为根据，仅仅依赖于过去时间序列的一些属性，那么就会面临与此相同的问题。试想那只猴子出现在你家门口，带着它那令人民绝的过去的业绩。嘿，它写出了《伊利亚特》，赶快，跟它签合同让它写出续篇来。
一般做推论的时候有个主要问题，就是那些以从数据中找出结论为职业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快而且带着更强的自信落入陷阱。我们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陷进去。在对概率法则略知一二的人们当中，以后面这种原则为基础来做决策的想法比较普遍：如果一个人的业绩以一种一贯的方式表现得相当出色，那么他肯定在哪些方面做得对路子，否则就是非常不可能的事。于是人们就格外看重优秀的业绩纪录。他们把这样的成功运营业绩作为判断的准绳，并且认为，如果某人过去比其他人做得好，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比多数人做得好的可能性就很大——应该说是大得很。不过，一般来说，对概率的一知半解带来的危害比一点不懂更大。
它取决于猴子的数量
我不否认，如果有人过去比众人都做得好，那么就可以推想他有能力在未来也做得好。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这种推想的说服力有可能很弱，非常弱，以至于毫无用处。为什么呢？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他的职业中随机成分有多少，以及参与运作的猴子数量。
初次采样的规模关系极大。如果这场游戏中只有五只猴子，那么我对写出伊利亚特的猴子会格外地另眼相看，以至于怀疑它是不是古代那位诗人的转世。如果有十亿十亿十亿只猴子，那么我就不一定那么大惊小怪。事实上，如果连一只猴子都没有全凭侥幸（无法事先指定）敲打出一篇名著（例如，卡萨诺瓦的《往事回忆录》之类），我反倒会感觉意外。我们甚至于可以指望其中一只猴子为我们提供一份前副县长总统戈尔的《均衡地地球》，说不定还删除了原文中的一些空洞套话。
这个问题进入商业圈子以后带来的恶果比对其他各行各业更严重，因为它高度依赖随机性（我们已经不厌其烦地将依赖随机性的商业活动与牙医行业做了对照）。从商的人数越多，就越有可能从中产生纯侥幸的大明星。我很少看到有人去数猴子的数目。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很少有人去数市场中投资人的数目，以便计算出在一段市场历史和投资人数已经给定的条件下，成功运营的条件概率，而不是成功概率。
现实生活是险恶的
猴子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其他猴子是无法计数的，更不要说看到它们了。它们都被隐没起来了，因为人们只看到胜出者——败下阵去的人就完全消失掉，这很正常。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幸存者，也只有幸存者，他们使我们留下关于机遇的一种错误认识。我们就对概率做出反应，只对社会对概率的评价做出反应。就像我们从尼洛·杜立普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受过概率训练的人，在社会的压力面前也会有不理智的反应。
关于这一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的是这样一些情形，人们不理解偶发事件，似乎既不接受综出现的概率，也不接受一旦它们出现以后的可怕后果。第一部分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似乎还没有其他人以文字形式加以考察。但是一本写随机性的书，如果不介绍一下，人除因偶发事件造成扭曲观念以外，还会有哪些可能的认识偏差，那么这本书就不完全。第二部分的任务就相对平淡一些：我会很快地把随机性中的若干认识偏差做一个综合介绍，目前已经有许多文字在探讨这个问题。
这些认识偏差可以概括成以下几点：（1）幸存者认识偏差（也就是打字机上的猴子问题），这种认识偏差来源于我们只看见胜出者，并因此对机遇形成一歪曲的看法（第八章和第九章，太多的百万富翁和煎鸡蛋）；（2）导致极端成功的最经常的原因是运气使然（第十章，失败者担待一切）：（3）人类的生理缺陷导致我们无法理解概率（第十一章，随机性和我们的大脑）。
8
隔壁有太多的百万富翁
幸存者认识偏差的三个示例。为什么公园大道上只能有少数人居住。隔壁的百万富翁穿戴得太寒酸。专家太多了。
如何消除失败的刺痛
算得上幸福
马克和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住在纽约市的公园大道上，。不论市面是繁荣还是萧条，他每年都能挣到50万美元。他不相信近一阵子地繁荣能维持住，而对自己最近在收入方面的陡增也还没有从思想上适应过来。他年近五十岁，身材圆胖。由于五官臃肿，所以看起来好像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身为纽约市的一名律师，他的生活似乎挺舒服（虽然也有些难言之隐），但是在曼哈顿居民当中他是比较稳当的一处。马克显然不属于那种会去一家挨着一家泡酒吧，或参加特利贝卡或苏荷区深夜聚会的人。他与妻子有一所乡间别墅和一片玫瑰园。像许多在年龄、思维方式和生活条件方面与他们相仿的人那样，他们更加关心的事情依次是：物质舒适、身体健康以及社会地位。工作日里，晚上九点半以前他没有回过家，有时快到午夜了还可以见到他在办公室里。到了周末，他疲倦得在三个小时车程的“回府”途中就睡着了：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马克躺在床上恢复和调养。
马克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安分的各部分会计，工作时用的黄铅笔削得尖尖的。他对尖铅笔强烈执着，所以他口袋里随时都装着卷笔刀。马克很早就显示出天资聪慧，高中成绩极为优异。他先读了哈佛大学，后又去了耶鲁法律学校。人们会说，这很不错了。后来他随着职业的发展搞起了公司法，开始为纽约一家名声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办理大案，忙得几乎没出息时间刷牙。这并不是过分夸张，他几乎每顿饭都在办公室里吃，逐渐堆积起了发福的体态，而上司的器重也使他慢慢靠近合伙人的地位。在通常需要的七年时间里他当上了合伙人，随之而来的，也是通常伴随着的那种个人代价——他的第一个妻子（在学校里认识的）离他而去。因为这位律师丈夫形同虚设，情感交流越来越少，她产在厌烦了。滑稽的是，到最后她又与另一位纽约律师生活在了一起，先是搬过去，后来又结了婚。估计情感交流的平淡程度仍然差不多，只是那人知道怎么让她高兴。
过多的工作
马克的体形越来越松驰，所以他那量身定做的套装时不时需要到裁缝师傅那里去回炉，尽管他有时也用突击禁食的方法减肥。从被遗弃的失落感中恢复过来以后，他开始追求起他的专职助手詹妮特，并且迅速地跟她结了婚。他们很快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买下了公园大道的公寓和乡间别墅。
詹妮特最密切的生活环境包括：孩子们就读的曼哈顿私立学校的其他家长，还有他们所住的这幢合作公寓大楼里的邻居。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位置比较靠下，甚至可以说是恰在最底层。在这个圈子里他们要算是最穷的了，因为这所合作公寓里的住户有极其成功的公司执行经理、华尔街交易员以及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他们孩子所在的学校里有公司偷袭人（秘密购进某公司股份而袭取控制权的人）与他们的花瓶太太所生的第二批子女。要是把年龄差异以及其他这些母亲们像模特一样的长相等因素考虑进去，那些孩子甚至有可能是他们的第三拨孩子。相比之下，马克的夫人詹妮特，和他自己一样，只是一副“乡村别墅加玫瑰园”式的平凡外表。
你是个失败者
马克留在曼哈顿居住的策略也许是理智的，因为他的工作时间那么长，要来回通勤科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他妻子詹妮特这方面来说，代价就太高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而言属于非成功人士，这是由他们所在的公园大道居住区这一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每隔个把月，詹妮特都要过一回难关，去忍受精神紧张和屈辱，因为她到学校去接孩子们的时候会在那里受到某个孩子的母亲的辱慢，或者在公寓的电梯里会碰到戴着更大钻石的其他女人，而她家住的却是公寓里最小的户型（G型）。她丈夫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成功？难道他不够聪明，或不够勤奋？在学习能力测试中他不也得了接近1600分吗？为什么这个罗纳德什么什么的，他的老婆甚至从来没向詹妮特点点头打过招呼，身价就值几亿美元，而自己的丈夫读过哈佛和耶鲁，智商又那么高，却连一笔像样的积蓄都很难攒下来的呢。
我们不准备过深地触及马克和詹妮特私人生活中的契诃夫式的苦恼，但是他们的案例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能说明幸存者认识偏差（survivoship bias）中的情感效应。相比之下，詹妮特觉得她丈夫是个失败者。但是她错了，原因是她计算概率的方式太笼统，她用了错误的概率涵数来推算地位等级。与一般美国大众相比，马克已经非常成功，比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同胞都强。与他的高中同学相比，他属于极端成功的人。如果他有时间去参加定期的老同学聚会的话，他自己会验收证这一点，他是他们当中的顶尖人物。与哈佛的其他人相比，他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强（当然，这是从经济条件上来说的）。与他在耶鲁学法律的同学相比，他比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强。可是与他在合作公寓的邻居相比，他处于最底层！为什么？因为他选择居住在已经成功了的人士当中，这个地区里，失败者是被排队在外的。换句话说，失败了的那些人根本不在这种采样中出现，于是反衬得他好像没有一点成功可言。居住在公园大道，你就见不到失败者，你只见到胜出者。由于我们被剪裁成居住在非常小的社区里，所以很难估计出，在自己居住的这个范围狭小的地理区域以外，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就马克和詹妮特而言，这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情感压抑；在这里，我们这位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位极为成功的男士。然而，由于她没有办法感性地把他与另一种采样做比较，并得出客观评价，所以她所能看见的只能是相对失败。
有的人也许会很理智地对詹妮特说：“去读读这本书，一个数学型交易员写的，书名叫《成事在天》，谈的是人生当中被扭曲了的机遇。它可以帮助你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增加一点统计学的观念，这样可以使你感觉好受一些。”作为作者，我愿意收取27.95美元（本书英文版定价——编者注）向人提供这么一副万灵药，不过我只能说，我估计它最多只能提供一小时左右的安慰。詹妮特恐怕需要点力度更大的东西才能有所缓解。我已经重复过，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无法变得更加理智，或在社会的轻视面前保持情绪不受影响，至少在我们目前的遗传密码中没有这么一条。理智思考不会带来任何安慰。作为交易员，我对这徒劳、违心的努力有些心得。我会建议詹妮特搬出那个地方，到一个蓝领居民区去居住，那样他们就不会受到邻居的羞辱，而且在等级次序中上升到超过他们的成功概率。他们可以从反方向来利用这种扭曲。如果詹妮特对社会地位比较在意，那么我甚至可以推荐其中某些大型住宅街区。
双重的幸存者认识偏差
更多的专家
我最近读了一本最畅销的书叫做《隔壁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是由两位“专家”写的，内容有极强的误导性（还算有点可读性）。在这本书里，两位作者试图总结出有钱人普遍具备的一些特性。他们考察了一组目前富裕的人群，发现这些人都不大可能去过奢华的生活。他们把这种人称估积累者，他们宁愿推迟消费也要聚敛资金。这本书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举出了一个简单的、反直觉的事实，证明这些人一般不容易让人看出来非常有钱。很明显，要想显出有钱人的外表和有钱人的行为举止，就需要花钱，且不去说花钱的过程也要占用时间的。过富裕者的生活要花很多时间：购置入时的服装、培养出对波尔多葡萄酒的鉴赏能力、了解哪里有高档饭店……所有这些活动都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分散主人公去办他们眼里的正事的精力，也就是积累名义上的（也是印在纸上的）财富。这本书的寓意是说，最有钱的人往往是在那些不大被人认为有钱的人当中。而在另一方面，行为举止和外表都有钱的人，由于他们的净资产严重流失，给他们的经纪人帐户造成可观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关于积累金鱼这种事，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尤其是这个人傻到连从他的财富里先支取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的想法都没有（除了时而能够数数自己的金钱，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以外）。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谈。对于牺牲我的个人爱好、学术乐趣和个人价值标准去变成一个像华伦·布菲特那样的亿万富翁，我没有多大兴趣；要是让我采取一种斯巴达式（甚至守财奴式）的生活习惯，住到创业初期的房子里去，那我肯定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这样一个亿万富翁。他如此有钱却过得如此清贫，为此人们大加选赞誉，这里面有些东西我理解不了。如果是为清贫而清贫，那么他应该去当僧侣或社会工作者。应该记住，变富的过程完全是一种自利的行为，而不是为了社会。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社会可以利用人们的贪欲，而不必依靠他们的慈爱之心，与此同时，社会也用不着格外把这种贪欲拔高成道德上（或精神上）的成就（读者很容易看出，除了像索罗斯那样的极少数几个例外，有钱人都不能使我有所触动）。成为有钱人并不意味着直接取得了道德成就。但这还不是这本书的严重失误。
我们说过，《隔壁的百万富翁》中的主人公都是积累者，是为了投资而推迟消费的人。不可否认，这种策略可能行得通。花掉了的钱不会结出果子来（除了给花钱人带来快乐以外），但书里许诺的好处似乎被过分夸大了。仔细再读一读他们的立论，显示出他们所给的事例中包含了双重剂量的幸存者认识偏差。换句话说，这本书有两个复合型的错误。
只有胜出者才能被人看到
第一个偏差在于，被他们的范例所选中的有钱人实际上属于打字机上的幸运猴子。两位作者只看到了胜出者，但他们根本没打算对这样的统计结果做矫正。他们只字未提有些“积累者”积累的东西不对头（我家庭里有些成员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们所积累的，到头来只是一些行将贬值的货币，以及某些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公司后来却倒闭了）。书中没有一处提到，有些人投资在胜出者身上凭的是运气；毫无疑问这些人会在这本书里找到位置。可以有一处办法来纠正这种偏差：把你的百万富翁的平均财富值削减下去，比方说，削减50%。这样做的依据是，由于有这些偏差，被观察的百万富翁的平均财富被拔高了许多（而现在则是把失败者的效应考虑进去）。这样做了以后，结论肯定会不一样。
牛市
至于第二点，也是更严重的一个失误，我已经在归纳法问题中探讨过。事情集中在历史上的一段非常时期；买进它的题材意味着承认资产价值的当前回报率是永久性的（在1929年那场大崩溃开始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请记住，资产价格经历了历史上最强劲的牛市（到写这本书的时候仍然如此）。在过去20年中价值确实得到了天文数字般的攀升。自1982年以来，在股票中投资的每个美元平均差不多翻了20番，这里说的还只是股票的平均价格，抽样数字中有些人投资的股票可能还表现得高于平均数字。实际上每个观察对象都因为资产价格膨胀而发了财，也就是说因1982年以来金融证券和资产价格膨胀而发了财。然而一个在不那么辉煌的市场时期采用同样策略的投资人肯定会念出一本不同的经。设想如果他们那本书写于1982年，也就是延续了多年的对股票价值做通涨调整的做法结束之后 ，或者写了1935年，人们对股票市场失去兴趣以后，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