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勃雷立感情之伦理，反对专以理性说明之主知主义。彼以为行为之动机非由理性，感情乃其唯一之根柢。然彼又非如霍布斯立图自己之快乐之感情也，沙士勃雷所认为自然之感情者，乃增进公共幸福之感情也，此乃理性所认为道德之真理者，而吾人亦自然愿望之焉。沙士勃雷可谓有乐天之道德观者也。彼以为伦理者实成立于自然之感情之上，此自然之感情为萌芽而存在于各人精神之中，乃为一全体而有美之调和者也。吾人自然求自己之利益与人类一般之利益之调和。伦理决非自外而来之法则，乃各人所有自然之倾向也。理性所命社会之义务与吾人所有自然之感情自始即不相冲突。
霍布斯谓道德上之善基于自利，沙士勃雷反对之，以为若吾人与他人全无关系，可以孤立存在，则但图自利即可谓之为善，然吾人实际皆不得不属于社会而为其一员，吾人自不得不谋社会之利益，但能自利，何足谓之善耶？沙士勃雷又谓但行为之结果于外形上生种种之利益犹未足为善，吾人之所谓善者，在其人之感情不俟外界之刺激，不俟外界之束缚，不计算其结果之为利益与快乐，全离利害之见而有增进公共幸福之倾向也，但从有权威者之命令不足为善。彼受国法之统御而勉强为善之人，若取除国法，或贻害于社会，亦未可知。如斯之人果可谓之善耶？沙士勃雷以为善者自非利害之感情而生者也。彼以博爱之感情为吾人自然之情？以之为善。但于此有宜注意者，博爱之感情亦必保其权衡始得为善，若偏于极端则亦不足为真善也。例如，怜悯之情与父母爱子之情，若过其度则反为有害。或为是等情而抑压其他善美自然之感情，或因感情太甚反致此等之感情之目的不能实现。如见他人之苦痛而怜之太甚，至不能出救其苦痛之策，即其例也。沙士勃雷又谓博爱之感情固为可贵，自爱之感情亦不可无，要在得两者之调和而已。若抑压此图己之利益自然之感情而不使之活动，则不仅危自己之保存而已，且延而危及种族之将来，从而如斯之行为不能不视为不德。人宜十分养护自己之精神与身体。专以他爱之感情为主而抑压自爱之感情，此乃反乎自然，道德上所宜排斥者也。简略言之，善者乃自他爱之冲动与自爱之调和而生者也。两者相互之间宜保持适当之关系，而此适当之比例果以如何之标准而定之乎？则不可不依增进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之倾向而定。既增进公共之幸福，即可得个人幸福矣。
沙士勃雷分感情为三种类：第一为自然之感情，此即指社会之感情也；第二为自己之感情，此指爱己之生命，欲求维持生命之良事物，欲满足肉体之欲望及对损害自己而发怒之感情也，其他如欲得名誉之情、欲求逸乐之情，亦包含于其中，第三为非自然之感情，此乃指一切恶意之冲动也，惟对于加害者之愤怒不在此例，凡自迷信而生之冲动、自野蛮之风俗而来之冲动、奔于极端之肉欲、激怒之热情、与夫一切偏于极端之感情，皆包含于此类之中。吾人有此三种之感情，道德则成立于全灭，非自然之感情而使自然之感情与自己感情保正当之关系。非自然之感情既有害于自己，复有害于社会，故不可不绝灭之，而使他爱之感情与自爱之感情于正当比例之下而得满足。实吾人之理想也。
沙士勃雷以自然之感情为各个人幸福之根源，精神之快乐本优于肉体之快乐，吾人活动博爱之感情即可得精神上最丰富之满足。第一，博爱之感情其自身即与人以快感。第二，吾人见他人之快乐（博爱之结果），亦生愉快之感。第三，有博爱之感情则为世人所敬爱，如斯之意识使人起不可名言之快感，是等之快乐皆自博爱之感情而生。沙士勃雷极力发挥博爱之感情之价值，以为即肉体之快乐，苟离此社会之感情亦不能存在活动。此博爱之感情乃求自己满足唯一之方法也。缺乏如斯之感情者，乃极不幸而可哀怜之人也。纵令此不计利害专以他人之善为目的之冲动有时似弃去己之快乐，其实终导自己于幸福也。
沙士勃雷又谓自己感情乃直接以自己之善为目的者也，然决不可任此感情之活动而毫无限制。幽会肉体之嗜欲，常生苦痛，此甚明之事也。忿怒过度，亦生苦痛。好名之心太甚，常抱不安。过于求安逸，亦生种种之害。即爱己之生命之情若过于其度，亦反招自己之不幸。要之此等自利之感情若过于其度，则常于己不利。然则必至如何之程度始于己不利乎？此自己感情若至有害公共幸福之程度，即于自己为不利矣。
沙士勃雷又谓非自然之感情在所宜斥，固无待论。因其有害于自己，又有害于他人也，或谓满足恶意之欲望亦可以为幸福，此乃误也。爱人之事自始即使人起快感，未爱之先不必先有苦痛，既爱之后所生惟有满足。若憎怨之情，则既以苦痛为其原因，而其结果亦不过镇止大苦痛而已，以外别无所谓满足。若此满足甚大之时，则从前所受之苦痛亦必甚大。要之对他人而怀恶意，如斯之意识，即与吾人以苦痛之感情。有如斯非自然之感情者，乃极不幸之人也。沙士勃雷对于吾人之性质怀乐天之观，谓人对他人怀恶意即自觉苦痛，对他人怀善意即自觉快乐，彼实认自己之快乐与公共之快乐有完全之调和也。
沙士勃雷之伦理说又有特宜注意者，即所谓道德之感觉是也。吾人为道德之行为活动博爱之感情之时，有一种特别之感觉焉。此感觉能下道德之判断，而感道德之满足之愉快。吾人不仅受外界之刺激感种种之事物而已。即道德之行为亦为感觉之对象。凡爱之感情、深切之感情、感谢之感情、与其他种种道德之感情皆得为吾人感觉之对象焉。此即道德之感觉也。吾人于道德之感情之外又有爱道德之感情，以善为善而爱之，因善有自身之美而爱之，即此情也，恶恶之情亦属此类。此感情与对他人亲切之情及图己之利益之情异其性质。此道德之感觉可以调和社会之感情与自利之感情补其不足，而正其误谬。而两者调和之时则深感其满足焉，此乃吾人至高之快乐也。
洛克以快乐苦痛为行为之动机，沙土勃雷则谓道德者其自身即报酬也。一为他律主义，一为自律主义。又洛克谓道德上之标准自神之意志而决定，沙士勃雷亦不以为然。谓道德之原理决不为神意之所左右，吾人欲为道德之行为决无宗教之必要，宗教之所以得为宗教者实因其与道德之标准一致也。宗教之善恶当自道德之标准而决定，道德之标准决非自宗教而决定。又以来世之赏罚为行为之动机之说亦为沙士勃雷排斥。道德者乃人之性质自然而有者，非有所希望或恐怖而然也。以外来之法则教人，使适合一定之程式，自此而生之行为实无道德上之价值。要之关于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洛克之思想全然反对沙士勃雷。则宗教不可不与自然之道德一致。洛克则以神之法则为一切法则之根柢，沙士勃雷以为依伦理之法则为正。为善者不能以神之意志命之为正，不善，即神之正善亦非由神自身之意志而定，乃依道德之原理而定者也。然沙士勃雷亦非不认宗教之价值，彼以为真正之宗教在于信道德上可为完全之模范之神。如斯之宗教乃人世所不可缺者。至与道德之原理相矛盾之迷信，则其为害于世较无神论为尤甚焉。
要而言之，沙士勃雷与洛克不同之特色凡有三焉：道德与宗教以根本之法则，非从宗教而受道德之法则，一也；道德之动机非自外之结果之考察而来，乃自自然之感情而来，二也；道德之目的不在于自行为而生外部之利益若报酬，而在于伴道德之为行内面之满足，三也。
曼德威尔（Bernard de Mandeville 一六七〇－一七三三）
曼德威尔攻击沙士勃雷之乐天观，以为人类自然之性质决非欲图公共之幸福者，且谓自利之性质从来之宗教若伦理所认为恶者可以促社会之发达。彼以为伦理决不能与社会以幸福，对于文明之发展无所贡献，人若真实行伦理之所说则反为社会及文明之害。常人之所谓伦理其实非真伦理，不过虚名而已。盖各图己利而竞争，可致社会之发达。若救人之苦痛，以慈善为事，则反可以灭杀奋发之气，增长惰弱之风。又如抑制禁压所有之欲望，乃从来所认以为德者，此乃灭绝人类活动之主义，何能望社会之发达耶？所谓德，所谓伦理，不过为统治人世者所设之方法，以德之美名诱有不德之性质之人类，使行所谓德行而已。为德者誉之，为不德者斥之。因人之有名誉心也，遂至牺牲自己之利益焉。故人之为善去恶，实利用自利之感情之结果也。
巴特拉（Joseph Butler 一六九二－一七五二）
巴特拉之学说与沙士勃雷之说甚为相近，彼采用沙士勃雷道德之感觉之思想，与之以更高之权威，名之曰良心，而以良心为道德之原理。彼反对曼德威尔悲观之道德观，谓人有自然。从此良心之声图自己之利益与社会一般之利益之向倾。彼又谓此良心在吾人精神之中即神之声也，彼又谓吾人有自爱心与良心相并而存，此自爱心乃有理性之人类求自己真正之幸福之心也，此理性之自爱心与良心决无冲突，乃圆满调和者也。其所以不如此之调和者，则皆由神之统御而来，此全智全能之神之所为也。善行为，必有幸福伴之。善行为与幸福于现世已大抵一致，于来世则更可全然一致，此亦以神之存在为根据者也。故可云彼之学说为有神学之色彩之沙土勃雷主义。彼于一面又立自爱之原理，谓人乃求自己完全圆满之幸福者也，此为快乐主义颇有神学之功利说之意焉。然彼非明立功利说者，乃在沙士勃雷与功利说之中间者也，可谓为两者之间过渡之状态。
巴特拉之学说中最有特色者，良心说也，较之沙土勃雷道德之感觉尤著。良心者乃反省之能力，有下道德之判断之权威，非可与其他之感觉同一视之者也。其他之感觉各于其范围内应外来之刺激对之为冲动之反应，良心则与之异，乃就是等一切之冲动下价值之判断者也，乃命令统御此等冲动者也，人有统御种种之欲望使吾人不为强烈欲望之奴隶之力，故良心之能力与此等冲动之欲望全异其性质。夫人类者本有可活动于种种之方向之力者也，而此种种活动之中，有适于行为者之真性质者。有不然者，有自然者，有不自然者，自然之行为乃从良心之命令者也。如此之行为非必与最强之冲动一致，为最强之动机与否与吾人行为之为自然与否无关系，有从最强之动机而行邰反于本来之理性者，故良心者乃比其他之欲望更有权威特别之能力也。而此特别之能力使吾人直觉何事当为何事不当为。良心何以有如斯特别之权威耶？此乃神所与之能力也。吾人所以能不从种种之冲动而有从理性之命令之倾向者，乃神之全智之所使然也。彼如斯以良心为与神有关系，又以良心为自然者，欲不假天启之观念而基于人类精神自然之构成以说其成立焉。
彼与良心以伟大之权威，以之为道德之原理。同时又认自爱为自然之原理，谓良心与自爱之两原理相并而行互相调和，乃教吾人以正道使吾人得正当之满足者也。良心命吾人以义务，而义务即所以致吾人之幸福，求如斯之幸福。乃真自爱也。自爱决非与良心冲突者，于自然之状态，两者常互相调和。其所以有如斯之调和者，实因有完全善美世界之统治之故也。于此有可注意者，此自爱云者，乃有理性之生类真正之自爱。此自爱之所命者乃求满足为理性之生类之全体之心者。满足特殊之欲望，求一时之快乐，决不得为理性之生类真正之自爱也。满足为全体之自我，乃为自爱。自真满足自我之目的而起之行为乃道德上之善也。但满足依某刺激而生之冲动，决非真善。故依特殊之刺激而爱他人或憎他人或仇他人之动作，非可褒者，此等固非自欲真得自我之满足之动机而来者也。人往往有抵制一时强烈之情欲者。此乃欲满足真正之自我自爱之结果也。凡禁止体欲之事要自理性之生类自然之自爱而来，故巴特拉之所谓自爱与霍布斯之所谓自爱不同，非任情纵欲之谓也，真自爱者决不可不节制其欲。彼称如斯之自爱心为理性之自爱，此巴特拉之学说与沙士勃雷之学说不同之处也。沙士勃雷谓吾人自然之精神状态由种种之感情组织而成，此等自然之感情乃本相调和者也。巴特拉则谓吾人自然之冲动不可任其自然，必有规正之之原理立乎其上而统御之，使得其调和，善良之精神状态始可得而有也。而如斯之原理自然存于吾人之精神中，其他种种之欲望自然服从此原理之统驭。彼认自爱与自爱外之冲动有如斯之束缚之关系，此其与沙士勃雷不同之处也。沙士勃雷不认有如斯束缚之关系，以为全体互相调和，可谓为绝对乐天之道德观。巴特拉则于精神之关系中认有规正之范围，而立乐天之道德观于其上焉。吾人所以有此规正之要素，而由之以达真正之目的者，乃人类自然之性质使之然也。其说自然之性质与沙士勃雷固无所异。
巴特拉谓吾人所有自然之冲动有规正之之必要，而规正之之原理乃人类自然而有之者也。彼于一方面以良心为道德之原理，又于他方面以理性之自爱为统御吾人之行为之原理，是于精神上之生活认其统治上有两权威者也。巴特拉不以自爱为从属良心之原理，谓此两者相并而立。非以一方从属于他方之下者也，此两者互相独立，其权威乃同格者。又因此两者为吾人固有之性质所有之故，破一方以从他方非所以从本来之性质也。彼以此两者为常相调和，谓此两者之间不相调和之事实际决不得而有之，假令有之。则当以舍良心而从理性之自爱为正当。何则，于自己为真幸福与否，乃吾人所有观念之中最必要之观念也。于自己为真幸福与否，乃最为直接之动机。德与义务使吾人为善而避恶，斯固然矣。然所以尽此义务全此德者，亦因欲满足吾人真正之自我之故。巴特拉之言如此，已暗示功利主义之旨矣。但此所谓幸福云者，非指一时特殊之快乐，此不可不注意者也。彼又于他处极力主张良心之权威，谓从良心之声而行，乃得真正之幸福最正确之方法也。良心之命令可以直觉而知之，不赖此直觉之良心，而欲计较利害以决定行为，势不免有不正确之点。故关系世俗之利害以决定行为，乃甚为危险之事也。良心之命令最为明白，最为正确，此乃吾人最可信之指导者也。若良心与世俗之快乐互相冲突之时，吾人不可不舍其不正确之方面而选正确之良心。彼于此等处又谓宜舍求幸福之动机而从良心，而以良心为重于自爱焉。
巴特拉于一面说良心，于他面说理性之自爱，谓种种冲动之动机为此两权威所统御，始得有圆满之精神状态，此乃人类自然之性质也。彼于一面立精神统治之调和主义，又谓顺自然而生活乃所以全德，彼谓精神中之种种冲动宜调和而统治之，此柏拉图之学说也。彼又谓宜从自然而生活，此斯多噶派之学说也。而柏拉图之学说斯多噶派之学说皆以从理性为本，良心者普泛之理性也，自爱者个人之理性也。巴特拉谓此两种之理性乃互相调和者，而立彼特殊之伦理说焉。至于从自爱之命令之理由，彼谓此殆无证明之必要。自爱之动机乃人类自然而有者也。人为理性之生类本有反省自己之利益自己之幸福之能力，自然而有自爱之心。而幸福利益于能意识之生类为穷极之目的，此乃无疑之事，故人人各追求自己之幸福乃明白之义务也。彼之说自爱宜从之理由不过如此。然则宜从良心之理由果如何耶？彼谓道德之义务乃自事物之自然而生者也。如克拉克之所言，于行为之关系适与不适自然存在，吾人于一一之事情，于其事物自然之关系，自有如何之事当为如何之事不当为，道德之义务，此乃良心之所直觉也。要之巴特拉之学说盖混合功利之道德主义与直觉之道德主义者也。彼有时排斥功利主义而倾于直觉主义，有时又排斥直觉主义而倾于功利主义。如斯之状态，遂成为起于彼以后学者之问题。于是功利论者起焉，直觉论者起焉。故巴特拉于英国伦理学史中颇占重要之位置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