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希腊哲学者中为最有政治之意味之一人。彼与其弟子共结一社，与当时之社会以伟大之影响，为政治上道德上一方之势力，彼之哲学以数之原理为宇宙之理法，而以调和为最能示数之秩序。乃应用此调和之思想于实践之方面，认人类精神之活动亦有调和存焉。谓多人之精神乃依此调和而互相关系的结合者。人之精神结合于一大调和之下，始能真正之活动。彼此调和，则不能不认为罪恶。欲求真正之智识而为完全之圣人。不能不由神圣调和之社交。彼抱如是之思想，遂结一有力之社于宗教道德基础之上。其建设之地在意大利之南部，与其地方以甚大之影响。于道德上行政上至诱起多少之改革。
毕达哥拉斯非能立有一定之组织之伦理说，乃以道德及宗教之目的而组织一社之人也。其社中实行之主义，在于道德上智识上及身体上之完成。于道德之方面，以重节制、养勇气、尚忠实、重法律、常自省己而不敢为非为主。欲入此社者先不可不经五年间严格之试验。此五年之间，不可不常守沈默。平常之人多于此严格试验之中失望而终变其志。失望而变志之人，终不适于求真正之智识，遂拒绝其入社。能守沈默者，乃许入社。入社之后，又选其能养克己之精神不为嗜欲之所左右者。毕达哥拉斯又亲对于此中考察其果有世俗之精神与否，果可从事于探究真理神圣事业与否。而后始为真弟子。为真弟子者皆不为生活而生活，但为真智识而生活。如斯遂至得闻超乎物质永久之真理。毕达哥拉斯为此目的之故，于诸弟子所修之学科先课数学，因数学不带物质也。毕达哥拉斯之弟子敬其师如神明。其弟子多为贵族之子弟，于社会有大势力，因而此社之势力于政治之上有大影响。若毕达哥拉斯有政治之野心，则不难为一王朝之始祖也。
就于毕达哥拉斯之道义可注意之点，为彼尊重妇人之一事。传闻妇人亦多入彼之社中焉。关于彼之伦理说特不可不注意者。则灵魂轮回之思想是也。照彼之所思，则灵魂决不与肉体共死。其灵魂移于他之形体而续其作用。肉体者灵魂之狱舍也，人不可不常保纯粹之道德，使灵魂不至为肉体所污。若其德不纯，则其灵魂或至宿于劣等动物之身体，亦未可知，故不可不勉修德义，养高尚之思想。不可不绝世俗之欲，取严肃主义，使己之灵魂至宿于高尚之形体中。盖人之精神其根本在于神。故不可不修德而清其精神，使如神然。毕达哥拉斯及此派之学者应用数之理法以说明宇宙，不仅说明宇宙间物质之现象而已，且以之说一切之事。即道德之行为，亦以数之理法解释之。如云正义之德之本质，为平方数即其一例。此乃报十以十对五以五均等报酬之意也。又毕达哥拉斯之教门人恒取独断豫言之态度。此亦可注意者也。
次约说海拉克来托斯（Heraldeitos）之伦理思想则如次。彼之伦理主义，可视为后起斯多噶派之先驱。照斯多噶派之思想，宇宙之中有一贯之至上法则，吾人宜从此法则而行。海拉克来托斯亦有相同之思想。彼谓宇宙有神之至上法则。一切人类宜从之法则，皆以此为其根原。吾人宜从此神之法则。又世有正义，此虽天地亦不能违，吾人不可不服从正义以制其行。又谓吾人人类皆有理性。此普及于人人者也。吾人宜从此理性以制其行。又谓多数之人为五感所惑，以满足劣等之肉欲为求真正快乐之道，此皆感觉之奴隶也。吾人宜脱是等之诱惑而从理性之所命。要之吾人宜依理性之力适自然之法则以制其行。
集合此等思想，皆可代表后起斯多噶派之伦理说。斯多噶派之学者，认有普泛之客观法则，谓人宜从之。而此法则自其一面观之，为理性之法则；自其他面观之，为自然之法则；又自其第三面观之，为神之法则。如此普泛之法则，乃吾人可据之标准也。又海拉克来托斯认此世界全体为善良而完全，而立乐天之世界观，亦与斯多噶派之学说一致。彼之哲学以变化流转为宇宙之真相。无时不有矛盾，无时不有竞争，而转变为生一切事物之根源。一切事物生于如斯变化之上，一切之现象生于如斯矛盾与竞争之上，其全体成一大调和。此大调和即一切现象之总和，与神之观念一致者也。穷极之调和成立于此冲突之上。宇宙虽常有变化与竞争其全体实善理且正。吾人观其外貌，虽见为不善不正，然自神观之，则善而且正。此明与斯多噶派之学者以世界为完全之思想相类。
次略述兑莫克利托斯（Democritus）之伦理思想则如次。海拉克来托斯之思想为斯多噶派之先驱。兑莫克利托斯之伦理说，则可视为伊壁鸠鲁派快乐主义之先驱。兑莫克利托斯明以快乐为最高之善，彼实为唱快乐主义最初之哲学者。彼于此点与伊壁鸠鲁派之伦理主义相似。又谓吾人宜善为思虑分别，勿为现在之快乐致招将来之大苦痛，宜自加节制以期得终局之最大快乐。此亦与伊壁鸠鲁派之说一致。又谓精神之快乐优于肉体之快乐，吾人决不可为肉体上之苦痛快乐所左右。又谓依智识之力以除畏死之心，尤为要事。此皆于伊壁鸠鲁派之伦理说中可得见之思想也。
诡辩学者（The Sophists）
梭格拉第以前之哲学，专用力于宇宙之说明，而不置重于伦理学上之解释。有组织之伦理说殆可云绝无之。有组织之伦理说，于梭格拉第以后始得见之。对于从来之传说与习惯生疑惑之念，不欲全不思索而漫然从之。见常识所认为德义之中含有多数之矛盾，欲于常识之道义以外求以定之标准。于是始可得见有组织之伦理主义。故依历史之次第，有组织之伦理说发生以前，不可无怀疑批评破坏之时代。而如斯批评从来传说之思想，怀疑破坏，为有组织之新思想开辟道路者，实为诡辩学者。从来之希腊哲学者，专用心解释外界之世界，至诡辩学者始用心于全异之方面，引入从来不注意之新原理于哲学之中。从来以智识之根源为有客观之存在。诡辩学者则全反之，以为全存在于主观。据彼等之所说，吾人日常所遭遇天壤间之事物，皆自各人之主观而观察之。离吾人之主观，决不能有普泛客观之存在，故不能离主观而有客观之真理。如斯不置重于客观而置重于主观，乃从来哲学所不见之新见解也。吾人既不认有普泛客观之真理，则于道德上亦不能认有普泛客观之原理。其存在者惟各瞬间现于各个人者而已。吾人可据之标准，存于各自主观之意见，无论用如何之方法，苟能证明自己之意见为真实，即可认为最后之真理。
诡辩学者取如斯主观之原理个人之原理。于其基础之上破坏从来以客观说明之思想，于道德之方面于理论之方面遂不认有普泛之真理。主观之意见较国家之法律与社会之公论尤尊，遂破坏传说习惯，虽宗教之信仰亦谓当以主观律之。
诡辩学者无所谓爱国心。彼等破坏国家之法律与一般之习惯，毫不以为意。其无爱国心也，抑自有其原因。彼等以学术与口辩游历种种之国，卖学鬻辩以为生活，非固著一定之国者。此其无爱国心之原因也。
诡辩学者既以各人各瞬间主观之意见为判断一切穷极之标准，各自之主观所认为正与善者，苟能证明其为正为善，则无论何者皆为正善。故其结论于道德之方面遂至采极端之自利主义。各个人各瞬间所认为有利于己者，即善也，彼等所谓善者既因人而不同，即在同一之人亦因时而不同。其立论如此，其行事亦如此。此决非可以持主社会之学说，不过破坏旧有之传说，为组织新学说之预备而已。而组织新学说者，则梭格拉第其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