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发走了，我左等右等，等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查邮箱――我们区的邮递员每天三点送信，我总在三点以前就等在公寓大门口，没有公司回信，有好几次我想驱车前往，直接打上门去，但别人连电话也不愿接，会愿见我？这期间我共打过六七次电话，但每次公司接线员那甜甜的声音总是重复同样的一句话：“We
are still collecting cvs.”（我们正处于接收履历表的初级阶段。）有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甜甜的拒绝，便大声喊起来：“I need to
talk to your boss,
Mitchell!”（我需要跟你的老板米切尔直接对话！）也许被我的怒气或我的绝望震惊，这甜甜的声音顿了一下后对我说：“Can you hold a
second? Let me see if he’s
free.”(你能稍候？我看看他是否有空。)我为自己的好运暗自庆贺，心想这下一定成了，能和雇用经理直接说上话了。但等了足足一分钟后，等来的却是一句客套话：“Thank
you for holding. Mitchell is in a
meeting.”（谢谢你等候，米切尔在开会。）“要开多久呢？”“不知道。”“我能继续等吗？”“不用。”电话挂了。 这样找工作4
在以后的七天里，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过去，米切尔要么在开会，要么在电话上，要么见客户去了，最后一次是他出差伦敦了。不管是真是假，总之，他没有时间给我。然而，就是这最后一次救了我。拿着电话发呆的我，那天突然灵机一动：我将第二个电话直接挂到了总机，请总机接线员接转公司总裁。这“胆大包天”的举动，给了绝望的我一线生机。电话接通了。
这里，我得打断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过一段让人心碎的炒股经历，这经历我一直想瞒着，因为回忆起来太需要勇气，但对我后来的求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十来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报纸去一家大陆人开的炒外汇中心去炒外汇，结果这家公司没有合法手续，被联邦政府给查收了，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积蓄：一万七千美元。查封关门的那天，我们这么多可怜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想到的、谈到的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处卖房子的广告，卖车的广告，失业工人手牵手在市政府门前做成的人体广告：“我们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门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带着他们的小狗小猫，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一大块厚纸牌，上写:我们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们去割草做家务。现在，我将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我还跟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们至少还可以领救济金，而我还领不到，因为我那时还没获得绿卡。当时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须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离开大楼，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转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后悔万端当时不该去炒股，但钱已经丢了，该怎么办呢？我不愿回家，不愿看到丈夫的失望，不愿让他伤心。我和朋友在河边放声大哭，哭够了，我们无处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门口的阶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来，洒在波士顿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进家。丈夫早已知道丢钱的事，他看见我进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人没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后告诉我他下午出去把车卖了，也刚回家。
“车卖了，你怎么上班？”丈夫刚在一家电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离家十多里路，没车怎么上班？
“换了一个便宜的车。”这时我才知道丈夫将他花六千五百美元买了仅仅几个月的七成新的红色皇冠小跑车，以四千五百美元卖了出去；又用五百元买来一辆十多年老掉牙的旧车，虽然能开，但很破旧。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喜欢那辆红色的拉风小跑车!
“至少我们能有几个星期不用担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会有薪水。”
我的眼泪哗哗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时发誓要在股票市场或跟金融有关的地方把钱找回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手上还抓两把土！
八个月后，当我从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笔分红：扣掉税后的二万四千美元，我将丈夫约出去吃午饭，然后欢天喜地地和他一起去看车。我要给他买一辆当时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红色日本跑车米亚塔(Miyata)，那车很亮丽，只需一万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车，十分喜欢，可坚决不买，把卖车的美国大个子急得流汗。结果我们的第一笔收入，在他的建议下送了他母亲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余的，我们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司接线员转接电话时，我把最坏的结局已经想透了：不就是公司总裁不接我的电话吗？即使那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别人不要我，我得不到这份工作。谁知总裁秘书接到我的电话后，让我等等，接着很快传来宏亮道地的美国男中音，像电视广播上的声音那样浑厚、清楚、动听：“This
is Donald. Howmay I help you？”(这是唐纳德。我能替您做什么？)
在这一瞬间，我把准备了一个多星期的话，我的优缺点一古脑儿全讲出来。我告诉他――在紧张状态下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清楚――我没有商学院的学位，但是我有文学博士学位，文学是人学，我善解人意；在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我知道怎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少数族裔，我经受了很多艰难困苦，它们没有让我倒下，而是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还说，“女人总有一种土地感，坚忍不拔，长于应对生活中的不测。哪怕你们的雇佣经理再三不答理我，我也坚决不退。你可看到我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我还专门补充说虽然我没有银行工作的经验，但基于我有上述这些优点，我恳请公司一定为我提供一个成功的机会，或者至少让我获得一份除教书和餐馆打工外的主流社会的工作经验。“您能失去什么呢？录用我期间的薪水？您可以不付我！”
等我被公司雇用后，我的这位大老板唐纳德告诉我，他当时听到我在电话上一口气用流利的英文说的这些话后，十分震动，立即就想雇用我，“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向生活妥协的人，而我们公司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但按公司规矩，他仍然让我经历了七次面试，两个星期后，在拒绝了其他一百多应征人后，公司雇用了我。
这样找工作5 我的命运从此改变。 在我和公司大老板谈了近十分钟后，他说他将让米切尔立即跟我联系，安排我来公司面试。
半个小时后，米切尔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公司接受面试。
我无法言表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我慢慢地滑坐到了地毯上，让我的脑子自由地、不受约束地乱想。我想我在美国七年求学所受的一切感情之苦和经济之苦，立即就会成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会各奔东西；我们去商店，再也不需精打细算；去超级市场，再也不会专捡便宜的食品买了，更为重要的是：我再也不会因为天天要找工作又找不到而变得心灰意冷。一想到去年（1991年）4月在新奥尔良开国际比较文学会议时，见到在会议走廊墙上那一百多名求职的中国博士生和教育学硕士生的名字和与之对应的少得可怜的几个教书名额，我的心就发麻。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何况就算我这鸡蛋绕幸碰得过石头，我还有胆子抛家不顾，“走美国四方”，哪儿有工作就去哪儿吗？没有！今天是我选工作，不是工作选我。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们这一家三口，该结束东奔西颠的局面了。读博士的分离之苦，我受够了，骂我意志不坚、唯利是图吧！我要一家三口好好地生活在波士顿，置下我们的房产，实现我们的美国梦：好车，好房，好学区；银行里有存款，股票市场有债券，身上有体面的衣服，家里有无尽的温暖，心里有无限的幸福，工作上有无限的满足，生活中的一切不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面对。难道我一定要具备经济学硕士或国际金融博士学位，才能干好这份工作，实现我的梦想？我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所受到的严格训练，不是同样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吗？企业管理，管理企业，讲的不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只要企业有一个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读书的精髓就在于让我们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管理，说到底不就是找到最佳的管理方案，以帮助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获得最高利润？没有利润，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到那时，再上大学教书吧！随便什么大学都成，两年制的，三年制的，四年制的！教中文、教英文都成！
不过，那也不成。在美国要能当上终身教授，也得自己给自己设立项目、给教案找资金去，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学，三分之一的时间写稿发表文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自己的科别申请各种资金，那是跟干企业一样的辛苦，清高也清高不成！这苦，我不能吃了。如果不能吃，就只好一辈子在美国教中文，学中文的美国人，总是大有人在的。哎，还是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干好再说吧！
就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又犯了一个大错：我忘了考虑应该如何准备第二天的“面视”。别人同意给我一个面视的机会，并没有说给我一份工作，面视不等于工作。我没有写错字，是面视。我得先让别人面面相视我，先让将要雇用我的人在视觉上对我有一种认同感，建立了这种认同感以后，面试（或口试）才有可能成功。可当时坐在地毯上的我，哪里懂得这些？我连舒利文这家公司具体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我没有人可问。
我跳起来，从衣橱里拿出我去年前往新奥尔良开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的黄色廉价西装套裙，在镜子前比试了一阵，觉得还可以，又找出一对大耳环套在耳朵上。我没有合适的皮鞋。校园里，哪有穿高跟皮鞋的时候呢？记得1985年夏天初到美国时，连着一周，我轮换着穿从北京带来美国的好几条连衣裙，结果被几个美国同学追着问了好几次我是否天天去派对，从此我就改了装，再也不穿裙子皮鞋，换成牛仔服运动鞋了。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暑假里，我在高档的美国和中国餐馆带过位子，当过领班和招待，那也不用穿皮鞋。我咬咬牙，决定买一双新皮鞋。我于是开车去离家不远的麻省大道上payless鞋店买了一双＄9.99的白高跟皮鞋。那鞋原价＄14.99，我暗自欢喜节约了五美元。就这样的一身装束，我第二天斗胆“面视”去了。这是一家给美国大洋行在人力资源、企业规化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司，成功形象第一，可我那一身穿戴，引用米切尔秘书后来对我的直言：惊得她差点将电话掉地上！
我当时浑然不觉。1992年的我，一来不懂公司的dress
code（职装规矩），二来也许我是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我小时的大陆教育里，从来就轻视涂脂抹粉，三是来美国后的学校环境，培养了我一副穿“破衣烂衫”的校园风。我在骨子里压根儿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被人笑话。到美国后，我只怕一桩事：早上醒来，无路可走。也怕和丈夫吵完架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地方，孤燕难飞，无人心疼！
话说回来，面试，怕不怕呢？ 怕。怕面试失误而失去机会。我怕在美国没有工作，早上醒来，就无路可走！
美国有一句名言：在美国，机会人人均等，正如在篮球场上，人人都有投篮的机会，能否把住机会，能否投篮成功，全在于个人。
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呢?更何况在异国他乡？ 我拼了：这份工作是我的！ 七次面试1
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仿佛都与七有关：七岁上小学；十七岁高中毕业后，走投无路；二十七岁与丈夫结为连理枝，不久出国；三十七岁时，在华尔街立住脚跟，受所就职的美国公司和各大银行的青睐。搬家要搬七次，找工作，也要经过七次面试。人说事不过三，我说事要过七：七次失败，第八次站起来。
我经历了七次面试，进入华尔街。这七次面试中，有两次是被人故意“忘”在了会议室；有四次是“闲聊天”，因为面试我的人，见我一问三不知，可又蛮有趣的，便跟我天南地北地聊了好一阵子；只有一次是正经的面试，那次面试让我大开眼界。
第一个“面视”我的人是汤姆。 汤姆五十多岁，在贝尔思登(Bear
Sterns)证券纽约总部卖了近三十年的政府债券，两年前从华尔街退下来，与妻子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边的高档公寓搬回到土生土长的波土顿北边小城，过上郊区的退休生活。但因为妻子烦他呆在家里，在毫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为给妻子腾出家庭空间，汤姆只好出来打工。汤姆在华尔街熟人很多，在公司工作两年来，给公司带来好几位客户，但由于他后劲不大，项目完成率低，在公司的地位仅仅是一般职员，但他毫不介意，他在公司第三会议室“面视”我时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also retired and have no place to go？”(你也退休了没去处？)
我非常感谢汤姆，他在我以后学习华尔街的运作、行为方式、待人接物方面，成为最称职的好老师，他与人无争的天性，他的随和，他冬天里站在公司门外，穿着白衬衣、结着红黑两色领带抽雪茄的模样，永远留在我北美的记忆中。
接着他问了我好几个有关政府债券方面的问题，我当然是一问三不知。看得出来，他有些惊讶，顿了一会儿，他开始问我的背景，这时我才知道他根本没看过我的背景材料――履历表早被米切尔扔进垃圾桶了，汤姆当然什么也没见到。好在我随身带了一份履历表，原来准备面试完了交给人事部的。我从假皮制成的黑色公文包里将它取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到汤姆面前。汤姆匆匆略过，然后与我讲起他的四个儿女，最小的女儿今年从南加州大学毕业，要去泰国当传教士。我于是讲起我在吉林大学的英语老师瑞安女士。因怀疑她在学生中传播宗教，学校当局要让她辞职。七十多岁的瑞安博士,年轻时的未婚夫在二战中的欧洲战场阵亡后，终身没有婚嫁。她从英国辗转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了中国，才重新发现生的意义，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但最后也只好辛酸地离去。
我们就这样不沾天不接地谈了两个小时，他离开会议室时告诉我他将叫迈克和我接着聊。等他走了三十分钟后，米切尔的秘书进来告诉我，今天的面试到此结束。
“我不见迈克了吗？” “他在电话上，一时下不来。我在电话上通知你下次来面试的时间。”
我要求见米切尔或大老板，但被告知二人正开着会。我于是起身离去，心里七上八下。
第二次的“面视”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我照样穿着黄色西服套裙――我确实不知面试从此就会这样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否则我也许会忍痛去买两套西服。我去到同样的会议室，耐心地等。工作后我才知道，进入华尔街的大洋行或大公司，七八次面试是家常便饭，要想进入高圣或所罗门兄弟这些九十年代辉煌一时的投资银行，二十次的面试也是有的！后来大老板告诉我，马拉松式的面试是就职前的“必修课”，因为银行靠团队精神取得实效获利，团队或小组的成员，不仅要在知识上互补或加强，更要在性格上互补或加强。耐心，是华尔街人欠缺的美德，因此，对耐心的考验是十分必要的。一人为集体、集体为一人是华尔街的立根之本。如果十个人“面视”你后，一个人对你感到不舒服，你被录取的希望也会落空。
耐心和认同是多么地重要！ 但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应征方式，我从来没有求过正式的职，打餐馆或去外面代课教书，我都只须面试一次，且每次都中，立马上班。
七次面试2
第二位面试者让我在会议室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来我与我的银行客户打交道时，他们有的曾让我等上两个小时！银行的业务――特别是在交易楼层与全球上市公司两个部门――那是没有刀枪但仍然伤亡惨重的地方，紧急情况随时出现，等别人干完更紧急的事再和你谈，是我们这个行道恪守的原则。人要干成事，既要有热情，更要有耐心！
迈克是美国典型的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婴儿潮”代言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加州见克利大学念量子物理博士学位时，曾因反对越战而蹲过监狱。我们成朋友后，他和妻子爱玛曾一块儿到我家做客。爱玛完完全全是美国电影“Forest
Gump”里Forest的女朋友珍妮的翻版：金色长发，高挑身段，长袖长裙，神经质的谈吐，反应快得惊人，同时抽烟不断。谁也说不清楚是迈克害了爱玛，还是爱玛害了迈克：两人在博士将要毕业的最后一年，爱玛怀孕了，于是两人都中断学习。
“就那么一次****(操)，生活就给****掉了!”迈克的口头禅就是这么个“操”字。不是吗？他会反问。生活就是这么****来又****去的，没错！
“你也等着用钱？”这是迈克面试我的第一个问题。
迈克并不指望我的回答，他告诉我人的命运是由一系列错误决定的，比如说五年前的1987年年底，他当时所在的美国证券公司在美国股市崩盘时投在以色列市场的一笔股票生意，却意外地赚了钱，因之他也分到一笔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那笔酬金从此给他带来厄运，如今害苦了他。没那酬金，今天他就不会“沦落”到这步田地――他是该请大博士给他做咨询的，而不是给人做咨询。
“为什么呢？” “因为忘了付税。”迈克耸耸宽阔的双肩，百般无奈地丧气地说。
三万一千美元的酬金，应该有50％以税收形式给政府上缴个人所得税，但因为是年底，迈克不知为什么给忘了，所在公司的财会部门也没报上去，结果这一万五千五百美元便以每年25％的利息递增，再加上政府罚款，三年后，迈克欠政府五万多美元。雪上加霜，1989年到1992年，美国经济底朝天，迈克到哪儿去挣钱？华尔街那几年的股市，跟这两年（2000―2003）一样惨，股票掉得让人心惊肉跳。政府的税收是不能拖的，罚单一到，要么卖房子，要么进监狱，迈克把房子卖了，还了“山姆大叔”(Uncle
Sam――美国政府的代称)，全家五口包括两个即将上大学需高昂学费的儿子，搬进了一个小小的三居室公寓，人人怒气冲天，全怪迈克。
迈克早于我十个月进这家公司，他的当务之急是挣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他面对的是那些向高科技公司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者，替双方介绍业务与人材。如果是在1998年、1999年，迈克挣大钱的计划一定能如愿以偿，提前实现，但在1992年、1993年，高科技行业中，“网络”二字还十分鲜见。
迈克的“黑色幽默”使我在就职后好几次遇到困难想辞职不干时救了我。他让人开怀大笑，他奇特的语言和视角，为生活的各种不幸添加风趣。
为了瘦身，迈克从不吃午饭，只喝水和咖啡，喝得牙齿发黄。
“我早已没钱吃喝，也不能吃喝了，”他说，望着我们在公司餐厅吃烤鸡，喝新英格兰牛肉浓汤，他只舔舔干裂的嘴唇，“如果再长胖，我连衣服也没穿的了。”他说，然后拍拍挺着的胸脯和肚子，白衬衣绷得紧紧的，像一只青蛙的大白肚。
我和迈克是隔邻，他来上班后就一直不停地打电话，一天要打三五十个电话。有一天我走进他的隔子间问他嗓子累不累，他一边在电话上跟他的客户大声说话，一边用手指着他桌子上玻璃瓶里的一大包黑乎乎的东西,对我摇头。见我无反应，他抓过笔在纸上写道：“Chinese
herb: Miracle Throat. Don’t you know? It’s from yourhome
country!”（中国草药：奇迹喉。从中国来,你不知道?）他也许讲的是“通大海”？我大笑起来了：那是我小时候害百日咳用的土法，如今在美国大公司派上了用场！后来我在电话上声音说哑了时，也喝上了迈克的“奇迹喉”润嗓子，喝得喉咙没见好转，口还特干，整天嘴唇脱皮。
那天面试，迈克和我谈了一个小时五十五分钟，全跟专业无关。我们谈到陈冲，中国的人权问题，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海湾战争，我的学校和他的学校，美国梦与中国梦，中国的福州与唐人街的“蛇头”，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最后他说：“永远记住一点：实现美国梦是要花大代价的，我们应该时时问自己：值得吗？Freedom
is not free for the taking.（自由不是不花钱的。）” 七次面试3
第三次“面视”是在第二天上午9：30分罗兰对我进行的，这是七次面试中最正式的一次。罗兰有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男子的形象，很像电影“华尔街”里的投资银行家，风度翩翩，信心十足。他的提问全是一本正经的，如：你为什么要考虑这家公司？（仿佛我有什么其他选择似的！）你的就职目的？计划？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你所学专长？对公司的要求？对这个职位的不明白处？
后来我知道罗兰以前在美林证券当了好几年经纪，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不愿再继续为客户输钱，输得连一个朋友也不剩，才转行到人力资源部，专门到大学和研究生院替银行招聘有“有可塑性”的年轻经纪人。但人力资源部的薪水对挣惯了佣金的罗兰来说，实在是个“侮辱”。在万般无奈受不住经济压力的熬煎下，他辞职到舒利文做人力资源和人才推荐，专门为美林提供券商人才，获得“只有苍天才是顶”的佣金。每年我们公司新招雇员或开办企业领导陪训班时，都由罗兰上主课，他懂美国股票，讲话又清楚又宏亮，像电视广播，又喜欢帮助人，且没有任何架子。这是我最喜欢这家美国公司的一点：人人都没有架子，除了我的小老板米切尔。所有的人暗地里都叫他Asshole(屁眼)。
正是从罗兰那里，我得知我将要从事的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什么：人力资源加“猎头”。 这是什么工作？我看着他，不懂。
“就是如何把人放在最好的位置，让他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只有将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与每天从事的工作划上等号时，人的创新精神、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罗兰讲。他讲得没错：从A公司拉人到B公司，旨在合理安排公司的人力，使其在公司得到最大的利用率。
“但如果从A公司把人拉到B公司，这不是挖A公司的墙角吗？”我开始怀疑这种工作的道德性。
“如果这位A公司的人能被轻易地拉到B公司的话，那么这人在A公司的位置，要么定位定错了，要么能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要么人事纠纷不断，要么环境不合适，要么薪水与能力不符，要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原因很多。但依我看，主要还是定位定错了。位定错了，价也一定会定错，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发生，首先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把一个不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从A公司拉到B公司，从而使他得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做有错？而且A公司应该谢天谢地，因为少了一个没有必要呆在A公司的人。人才多得是，没有谁是不可缺的。A公司可以汲取教训，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人。”
一瞬间，猎头变成了伯乐，但我思想还是没转过弯来，我的路太直：读书出国，出国读书，不知道还有替人更换工作的工作。
“你现在还不明白，没关系。我们的工作在无形中也提醒我们的客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怎样评估一个人才，给他定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价格。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看我们前两个月刚做的一个抽样调查：在五十个被电话调查的人中，有四十八个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比例大得吓人，而且还个个原因不同。八个小时要在班上，可又不喜欢这个班，这不是找罪受？这太残酷！正是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帮助他们将不高兴、不健康、没有热情的每一天，变成愉快、健康、有创新的二十四小时。”
见我仍一脸狐疑，罗兰转了话题：“这样讲吧，我们都希望结一次婚，然后终身幸福，那该多省时间、精力、心力和感情？但事实是我们也许得结三次婚，才能找到幸福。工作也是一样的。哪有一次就订终身的？我父母亲那一辈可以，我们这一辈办不到。你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结构不同了，我们工作的工具不同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大气候变了，我们的机会增多了，我们的选择增多了。一生换三五个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换得有道理，要换得高兴。我们的大老板唐纳德会跟你谈到公司性质、操作规则、运作方法、职业道德和信用体系这些问题的。他从事人力资源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雇用了我们所有的人，将一个几十万的小公司在几年内发展成七千四百多万的好公司，他干的一定都是守法的事，对他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否则，联邦政府早将我们给关掉了。”
我没做声。我还是有些想不通，但我想不通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你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时，有人帮你？为什么我没遇上这样的好事？
“如果我们被关掉，这些国际猎头公司，如Russell Reynold’s，Korn/Ferry（光辉国际）和Heidrick ＆
Struggles（海德思哲）也得被关掉。他们都比我们的名声大，他们的股票在纳斯达克交易场上天天上扬。我们只限于美国国内，而他们的高水平管理人才搜索和领导资询服务，则遍布全球。目前，他们还没有进入中国大陆，但香港、台湾、新加坡已是他们的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这样有亚洲背景的人。日本方面，我们全球组的三位雇员已从这些老猎头公司口里，夺走了一片面包。可惜你今天见不到比尔和日本人大和。大和原来在李曼兄弟（日本部）(Lehman
Brothers, Tokyo)做外汇交易，1987年股市崩盘后，他来波士顿大学念书，毕业后不想回日本来我们公司工作，我们公司正给他办绿卡。你有绿卡吗？”
“我丈夫工作的电脑公司正给他办，我也会顺带给办了。”我如实回答。
“比尔是美国人，纽约州立大学东亚语系毕业，日语专业，在日本留过学，还在通用电器（日本部）工作过好几年，搞销售。比尔和大和是一对好搭档，一个会说，一个知道说什么。他们刚完成一个大项目，得了一大笔佣金，公司送他们去欧洲度假去了。日本组还有一个美国姑娘叫尼可，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的，日语讲得和东京人一样。她给米切尔做助手，也刚完成一个项目，公司奖励她两千美元‘放肆购物’(Shopping
Spree),今天去Filene’s(妃琳大百货商店)去了。今天这三个人你都见不到，很遗憾。” 七次面试4 在他结束面试前，一位有着满头银发的中年男子推门进来。
“Hi, Donald. How’s
going?”罗兰打招呼道，“这是我们正在面试的应聘者Jeannie。这是我们公司总裁Donald。你们见过面吗？”
我摇摇头，但他推门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已经猜到了他是谁，从他不凡的气质，他善意的眼神和友好的微笑里，我知道他是公司的大老板，那位在电话上替我开了门的大好人。
“How do you
do?”唐纳德将手伸向我。我立刻起身――我已经半起了，立即站直，赶紧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那手又大又厚实又温暖，给人可靠的感觉。他有力的握手，使我突然感到美国人，不，整个美国,对人的真挚与热情。来美国七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握手。
“Nice to see you
here（在此见到你很愉快）！”唐纳德热情洋溢地说，他的声音如同电视播音员那样浑厚动听，清楚和不可抗拒，过了好一会儿，那男中音还在会议室里回荡。然后他转向罗兰，“你高圣的客户在电话上，但愿不是要毁约？”
罗兰说了声抱歉，便匆匆出了会议室。 “我希望能和你聊上两分钟，但有一个领袖人物培训班正等着我，对不起，我也得走。” “Please
do.(请走。)”我认真地说，力图将这两个英文字说得标准。
“希望在新雇员培训班中见到你。”他说，然后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转身离去，同时将门轻轻地带上。
于是,我又一个人给留下了,不知所措。是否我也该走？我偷眼向留了一条缝的门外望去，正好看见三位秘书在同时接着电话，除了她们带有英国口音的美语（后来听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为了营造某种高雅气氛，这些接话员在电话上模仿英国女孩子说话）在空气中轻轻回荡外，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在她们的正对过有一只巨大的鱼缸，在清彻透明的水中，一群色彩斑斓的金鱼和热带鱼在随意地游着，令人安详宁静。鱼缸的正上方是一块描金挑木，上面书写：Our
business is public trust（公众信任是公司之本）。 我打量着我所在的会议室，除了一盆兰花外，便是门上的烫金粗体字：People
make the
difference（人创造企业的不同），这个烫金匾在公司的进门处也有一个。这家公司看来真的相信他们从事的业务：人力资源。公司处处在提醒人的重要和如何用人的重要。
等了十来分钟也没人来，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我的英语金融词汇生字本拿出来翻看，消磨时间。等我看完时，已是下午五点，我看见有雇员下班，我于是也起身，走了。
我认为今天两个人，罗兰和大老板，面试了我，大老板的关，我过了；罗兰这一关？我不知道。
在后来两周的培训班上我再见到大老板时，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成为公司一员的。但美国公司聘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哪怕他是大老板。”
第二天，按米切尔秘书的电话指示，下午两点我又去公司进行第四轮面试，这次是去见斯蒂汶，公司的另一位有资格的成员。但我等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下班也没见到人。六点钟，秘书进来告诉我斯蒂汶临时有急事去伦敦见客户去了，但她先前不知道，是刚知道的，她十分抱歉让我久等。尽管我和米切尔的秘书在电话上谈过好几次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十分惊讶她原来不年轻。她的声音在电话上听起来只有二十岁，但人却五十开外了。有好一阵子，我无法将那年轻甜蜜的声音和我眼前有着无数小细纹的脸连在一起。那张脸上，只有那大大的深蓝色的眼睛，还表示出她以前曾经非常漂亮过。
“真的？”我不相信她刚知道这事，但我也没办法。
秘书看我很伤心的样子，便安慰我说斯蒂汶是个大好人，不是他不愿面试我，是因为他确实有急事要飞伦敦。她告诉我斯蒂汶的专长是金融IT复合人材。他以前替王安电脑公司做过事，在你们亚洲新加坡工作过三年，还会讲两句中文。他去年被米切尔雇来开辟伦敦市场，因为斯蒂汶有海外工作的经验。
“只要米切尔要你，斯蒂汶不会反对。”秘书说。 七次面试5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米切尔和斯蒂汶这两人可能勾心斗角，一个和亚洲打过那么深交道的美国人，还在亚洲住过，一定不像道地的美国人那么容易对付吧？我觉得道地的美国人总是比其他国家的人少那么一个心眼。以后公司发生的“办公室政治”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
第二天，米切尔秘书电话通知我又去公司。“这是你的第五次面试，”她在电话上对我讲，“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不要灰心。”
我到公司后，她给了我一份“公司目标”，说是米切尔让我读的。“他等会儿就要来考你，赶快看。”
我立刻看起来，这是一份最标准的人力资源/人才猎头公司的公司简介和目标： 公司简介：通过全球范围索求人才，促进金融全球化
舒利文是一家独立的有限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管理人才搜索和企业领导咨询服务提供商，为各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与金融业提供人力资源的服务。其宗旨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招聘，促进金融全球化。本公司通过其波士顿总部和设在全国的八个分支机构（包括设在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的纽约分公司），为不断发展的全球资本市场提供高级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债券销售、外汇交易、银行财务及高科技信息技术人才的搜寻服务。
舒利文目前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从事人才搜寻，公司利用其在各市场的庞大网络，为客户提供顶级营销人才、交易员、金融IT复合人才及财务人才。公司擅长于帮助其客户扩展业务能力及信息技术覆盖面，公司拥有一批敬业、高效的人力资源资深招聘专家，在金融人才招聘行业地位巩固，在纽约、芝加哥、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均有辉煌的业务纪录。
公司的金融部门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实干精神的专业人员，其成员有的曾在华尔街顶级公司从事过推销、交易和信息技术工作，有的成员具有公司财务工作经验和研究才能，这对于创建一个高效、成熟、团结的团体至关重要。公司的另一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具有丰富的集团招聘经验。我们相信，这样的市场知识和坚定的职业道德，对于当今全球市场的工作至关重要，并使舒利文公司与其他大大小小的招聘公司相比时，与众不同。
舒利文公司专业人才招聘方法：
舒利文招聘专业人员采用直接、团组式招聘方法，为我们的客户和应聘者提供最高水准的职业服务。访寻工作做到绝对机密，严格为客户和应聘者保密。舒利文公司对市场情况了解透彻，其招聘人员决不将其访寻范围局限在少量应聘者之中，而是将目标投向整个具有潜力的应聘者人才库，经过缜密的比较和筛选，选出最有资格的人才。我们的座右铭是：决不浪费我们的客户及任何人的时间。对应聘者的资格确认过程已在客户提出要求之前进行，故能确保履行我们对客户和应聘者的承诺。
过去三个月完成的人才推荐范例： 纽约，高级外汇交易员。招聘单位：北美商业银行，专门从事各类挂牌资产和产品的交易。
纽约，拉美衍生证券交易主任。招聘单位：某顶级美国投资公司。 纽约，股票衍生市场场外交易商。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芝加哥，定量分析研究所长。招聘单位：某国际衍生品专卖公司。 香港，高级基金管理人。招聘单位：某美国顶级投资公司。
如贵方有意，请与我直接联系。文件下面签署米切尔的大名。
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米切尔没来，但我却见到无意中推门进来的好几位要用会议室的雇员，其中一个当两小时后又推门进来见我还坐在那里看天花板时，不禁深表同情地说：“全球组的门槛真是太高了！别人的时间不是时间？”
又到下班时间了，正在我焦急地坐立不安时,秘书又来了,说是米切尔突然有客户从南美来，太忙，没顾得上面试我，请我原谅。但他另外安排了两位雇员“面视”我，就是她身后西装笔挺的比尔与长得很英俊个子高高的日本人大和。两人看来关系很好，用日语说说笑笑地走进会议室，很随便地在我对面并排坐下，翻开记事本。客气一番后，他们告诉我因为是做日本市场，他们上夜班，我可以与他们先吃晚饭，边吃边聊，吃完饭后，看他们怎么工作。“随您的意。”比尔说。
我哪有心思吃晚饭？我针对手中的公司简介，问了他俩好几个有关工作道德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回答跟罗兰一个样，接着比尔开始问我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从债券、股票、外汇、金融机构到银行的区分。他问得这样细，甚至问到1792年梧桐树下二十四位股票交易员签定的第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条约（Buttonwood
Agreement）以及美国前十大银行的名字、业务、相同处与不同处和各自的擅长。 七次面试6
我有一个优点：好学。好学是转行成功的关键。在过去的两天中，我已老老实实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把能找到的关于投资银行、商行和华尔街历史的资料，读了好几本，并且还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把这些公司名、产品名记在小本子上，然后“死记硬背”。我当时确实不懂这些专业词汇，也对它们没有兴趣，但由于求职心切，只好死记硬背。（这些关于华尔街的知识，如今全被我用进了由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华尔街英语：走进华尔街》，2002年。）我直言告诉比尔我的知识全是这两天从书上看来的，其实不懂，兴趣也不是很浓，很多字也不认识，比如，什么是金融派生物？
“你以后会对这些词汇产生兴趣的，不用急，工作一段时间后，它们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告诉你很多做人的道理，让你大输，也会让你大赢。”比尔十分轻松友好地说。也许是感到无法再问我专业知识，他转了话题，开始给我讲他转行的经历，怎样从在日本销售美国汽车到他为什么要回美国，因为他爱上了一个美国姑娘，而这姑娘想立即结婚，但比尔的积蓄不够。“我得加快挣钱的速度，这个工作看起来潜力最大。”最后这一句话他用日语对大和说，两人笑了，我也笑了。我在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生院，前后学了一年半的日语，能听懂一些。好了，面试于是用英文和日语同时并进，比尔连比带画不停地讲了半个多小时。
哦，他真爱说话，而且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我听不进去！
和他相反，日本人大和几乎没说什么话。以后我们一块上夜班时，大和也不怎么说话，而且很少说英语，但他十分敬业，下大雪也从不提前一分钟离开办公室，急得公司警卫和他跳脚。
一个小时后，我又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家。
第二天一早,秘书又给我打电话来，通知我还需要面见三位雇员，但因那三人还在国外休假，整个面试要推迟到下周才能继续进行。
“米切尔今天不能见我吗？”我差点在电话上尖叫起来，我已经见了五个人，包括大老板，六个，去了公司四次，白等了两个下午。这不就是华尔街的一个人力资源/企业咨询/猎头公司吗？我不来了!但我用手捂住了口，控制了自己。如果这些哈佛毕业的、李曼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公司退下来的人都到这家公司来，一定有其原因。从我见到的四个人来看，他们都是上得了大场面的人，和我以前在学校和生活中见到的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更像好莱坞电影里走出来、头上时隐时现有着光环的人物，而且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那么好听！他们讲话也那么爽直，那么不绕圈子，不像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经历：教授说话，要么客气得让你不知所云，要么客气得让你梗在心里。后来我发现，这是典型的企业特征：语言的不同使用，表现着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我后来不仅要在谴词造句上改变自己，更要在性格上改变自己，我再也不能像当学生或在学校时那样，有什么想法，只须在心里推敲，然后自圆其说就成；现在，我要眼睛往市场看，往客户看，要“投其所好”，说话要直言，两分钟内把自己陈述清楚，不能绕圈子，不能将一句话拉成十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