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指导性的含义
新闻指导性就是通过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来宣传一定的观点，影响受众的思想，把受众引导到既定的目标上去。对我国的新闻业来说，新闻的指导性就是新闻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党的方针、政策来影响、指导受众的思想和行动，帮助受众明白形势，明辨是非，明确利弊，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图改革开放大业。
需要强调的是：新闻指导性始终是道义上、思想上的影响，决不能把新闻指导性当作指挥权。新闻媒介从来不能对受众指手画脚，指挥受众“必须”如此、“应该”如何。
尽管新闻媒介的办报（办台）方针不同，新闻指导性有显有隐、有强有弱，但新闻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是客观存在的。从我国新闻事业历史看，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新闻指导性对人民群众的鼓舞、启迪、引导作用，产生过巨大的精神力量，而新闻的误导也同样有过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对新闻指导性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低估。
最近几十年，随着报刊的社会责任论逐步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新闻的媒介主导性理论，加强新闻指导性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责任论倡导者对报刊的五项要求中有一条就是：报刊要澄清和提出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他们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承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可能是最有力的教育工具；并且他们必须承担教育者的责任，陈述和澄清为之奋斗的理想。”【25】
新闻指导性，本来是我国新闻媒介的好传统。然而，近几年来，随着新闻媒介逐步走向市场，新闻指导性却有弱化趋势，有些媒体甚至提出“淡化指导性”。中国新闻媒介作为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尤其是各级党报，作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主阵地，就是以指导性取胜。淡化指导性无异于取消党报。而且，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市场，受众需要新闻媒介的正确指导。加强新闻指导性的方针不能变，但指导的方法必须改变，以适应新时期受众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陈述。
二、新闻指导性的具体表现
在我国的新闻工作中，新闻指导性包括指导受众的思想、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涉及的范围很广泛。
新闻指导性对受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我们以《人民日报》2008年9月2、3日两天的报纸为例说明。
1．鼓舞
以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成绩来鼓舞人民群众的士气、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流动花朵”品尝“政策甜果”（眉题）农民工子女的缴费清单（主题）》【26】，这条新闻要传达的一个思想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可以免缴学杂费了，这减轻了广大农民工的经济负担，使他们在子女读书去留的问题上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外国领导人祝贺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27】和《奥运会，中国收获世界的友善》【28】，充分肯定了北京奥运会所取得的成绩和奥运会期间中国展现给世界的风采。读这样的新闻报道，能使人民群众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看到国家的远大前景，从而能加强对我们事业必胜的信心。
2．示范
向亿万群众提供一个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先进人物、先进集体、先进事例），向社会提供一种先进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闻媒介先后推出了河北省邯郸钢铁总厂、孔繁森（援藏领导干部）、徐虎（上海市一名管道工）、徐洪刚（解放军某部见义勇为的战士）、李素丽（北京市一名公交车售票员）、李向群（解放军某部抗洪英雄）、牛玉儒（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林浩（冷静果敢、勇救同学的抗震救灾小英雄）等先进典型。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统一，给予人们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3．论证
用典型的、新鲜的、生动的事例来论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从而使人们坚定信念，提高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京津城际铁路——自主创新的“高铁模式”》【29】，以我国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的设计和建设历程为例，充分证明了国家“自主创新”方针的正确性，得出“我们应当有信心通过自主创新，引领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潮流”的结论。《质检总局不再直接选名牌“三定”方案中仍有“推进知名品牌发展战略”职能》【30】，这条新闻想说明的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三定”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据此论证国家各级质检机构正在发生的监管方式的转变将会取得良好收效。
4．启发
介绍先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经验、生产措施，从而给人们新的启发，指导人们结合本地、本部门的实际，举一反三，开创本地、本单位工作或生产的新局面。《组合公交破解厦门交通难》【31】，从“公交优先”、“科学创新”、“节能环保”几个角度，介绍了厦门通过快速公交缓解百姓“出行难”问题的做法，给面临类似问题的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宁波将规范3.2万“破烂王”》【32】，介绍了宁波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上的经验，探索了对从事该行业的企业和个人管理信用信息的路径。《9月1日，奥运冠军、抗震英雄、各界名人通过电视向全国中小学生讲授生命教育“开学第一课”》【33】，记录了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有关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的播出情况，借专家之口，提出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是推进生命教育的积极尝试，呼吁“安全教育当成常态”。
5．解释
对于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热点进行分析评估，分清事情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荣辱善恶，阐述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意义，从而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并作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决策参考。《投资楼市莫忘风险——理性看待深圳部分购房者的“断供现象”（上）》【34】，针对深圳房价缩水引发的一部分购房者停止按月偿还按揭贷款本息的事件，从现象入手，分析原因，作出了“断供并非良策”的判断。《循环经济促进法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减资源消耗 增循环利用》【35】，向老百姓详细解读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精神和原则。什么是循环经济？如何在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中尽量减少资源的消耗，尽量减少废物的产生？如何保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到实处？循环经济促进法怎样有效实施？对这些常见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
6．预测
从概括当前的种种变化或通过各种形式调查来预测社会或某一系统、某一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既有宏观预测，比如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趋向；也有微观预测，像原材料的供求、交通运输的状况、资金信贷的情况、各种消费的发展趋势、社会治安等等。既有长期预测，像10年、20年科技发展的趋势；也有短期预测，像几个月内各种消费品的供求预测。预测的目的或指导人们及早采取措施，调整自己的工作、生产，以适应未来的变动；或指导人们向新的方向努力；或指导人们防患于未然。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深入，社会变动的节奏越来越快，要求新闻媒介提供可靠的预测的期望也越来越迫切。
7．警戒
提供各种典型的案例，向人们敲响警钟，防止腐朽的思想、生活方式对我们的侵蚀，警惕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以及其他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
新闻指导性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迅速地在受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立刻收到明显的效果；另一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对于这两种效果，应该予以同样重视，不可偏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新闻既天天对群众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又经常有引发群众强烈反映的新闻报道，就能较好地产生新闻的指导作用。
三、新闻指导性要建立在新闻特点之上
除了新闻事业以外，其他传播工具，例如图书、电影、戏剧、文学作品等等都有指导性。不同的传播工具有不同的特点，指导性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这里讲新闻指导性，就不能不强调新闻的特点。具有指导作用的新闻，我们称之为指导性新闻。在指导性新闻中，究竟应把指导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或者说指导性寓于何处，近几年来在新闻界讨论颇为热烈。流行的提法有三种：寓指导性于知识、趣味之中；寓指导性于可读性之中；寓指导性于服务性之中。现在我们一一作分析。
1．关于寓指导性于知识、趣味之中
这个提法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新闻界很流行。在新闻报道中，能够把指导性和知识、趣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像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在新闻导语中介绍了南阳的历史，说明南阳是军事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而揭示我军占领南阳的深远意义。这段介绍为全篇新闻平地增辉，是新闻的典范之作。
但是，知识性、趣味性的新闻大多数毕竟是软新闻，只有通俗化的杂志、晚报都市报，才比较多地刊登知识性、趣味性新闻。我国的新闻媒介大多数硬新闻中很少有知识性、趣味性东西。如果指导性只能寓于知识、趣味之中，那么，我国新闻媒介的大多数新闻就很难有指导性容身之处了。而且，在大多数的知识性、趣味性新闻之中，指导性是很难结合进去的。像科技的新发现、新创造、新发明，奇闻异事、风土人情、历史掌故等等，硬要把指导性塞进去，实在勉为其难。
因此，我们说，把指导性寓于知识、趣味之中，值得我们去尝试、去总结，但绝不是指导性的主要基础所在。
2．关于寓指导性于可读性之中
这是近几年来最为时髦的、最为流行的提法。什么是可读性？新闻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可读性是受众容易读，在西方一些国家称为易读性，主要指新闻语言问题，包括句子的结构、长短，词汇的难易程度，要求新闻语言准确、简洁、明了，让人们一看（一听）就懂。另一种观点认为可读性指的是受众愿意读、乐意读，这既包括新闻语言问题，更主要的是指新闻内容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内容人们愿意读、乐意读呢？答案更是形形色色的了。有的说要反映群众的愿望，接近群众的生活和心理；有的说要有新闻价值；有的又回到知识性、趣味性的路上去了；有的甚至还包括真实性、读者需要，把可读性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概念。
指导性新闻的基础在于事实，换言之，指导性必须寓于一定的事实之中；没有事实，只有指导，那不能称为新闻，只能是评论。而可读性讲的是新闻的表达方式，很显然，指导性不能寓于可读性之中。从可读性的第二种含义来说，指导性寓于人们乐意读的内容（事实）之中。这当然不错，但这个提法不但适用于新闻作品，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适用于理论文章，适用于一切书籍，也就失去了新闻的特点。而且，“人们乐意读”，这本身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因此，把指导性寓于可读性之中，这个提法并不确切。
3．关于把指导性寓于服务性之中
这个提法目前在新闻界同样很流行。什么是服务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服务性指的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宗旨，即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一切新闻报道、评论要从有利于人民利益出发。按这个意义来理解，向人民群众提供各种新闻是服务，指导人民群众也是服务，两者是同一类事物，那当然谈不上把指导性寓于服务性之中。从狭义来说，服务性指的是某一类新闻，即为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工作提供的咨询服务以及和人民群众日常直接有关的一些信息，像天气预报、生活消费市场行情、交通状况等等。能够把指导性寓于这一类服务性新闻之中，那当然是很理想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把指导性寓于服务性之中，充其量不过是指导人们的生活，这只能说是指导一个方面。从我国的新闻事业性质来看，指导生活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指导人们的思想、工作。把指导性仅仅局限于服务性之中，实在太狭窄了。
那么，指导性新闻的基础在哪里？指导性要寓于何处？这必须从新闻业的特点和功能出发。新闻业以向社会提供信息作为生存的依据，新闻业最主要的社会使命是传播信息。因此，指导性新闻的基础在于信息，指导性要寓于信息传播之中。完整地说，指导性新闻既要真实地、及时地传播大众共同关心的事实，又要体现一定的指导思想，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一，指导性新闻要具有新闻本身的特点，包括事实必须完全真实，要有一定的信息量，能够引起大众的共同关心。
第二，体现在新闻中的观点和新闻中的事实必须统一，事实能无可辩驳地说明观点，令人信服。
第三，选择适当的时机发表，取得最大的宣传效益。
例如，《大寨也不吃大锅饭了》（1982年12月21日《羊城晚报》），就是一条有较好的指导意义的新闻。
本报昔阳二十日电 山西省大寨大队也不吃大锅饭了。今天，他们将860亩耕地全部分给130户农民承包，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原来集体经营的一个煤窑、一座酱粉坊、三台拖拉机、200亩果园、800亩山林，也全部承包给个人。上午9时，大队党支部书记贾长锁带领着社员，从麻黄沟一直走到狼窝掌、康家岭，逐块分责任田。获得了自主权的社员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原大寨大队大队长、现任大寨公社副书记的贾承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才刚刚起步，过去搞的极‘左’那一套不灵了。我们大寨人再不走‘大寨路’了。我们曾去河南省兰考县参观，那里条件比我们差，积极性却比我们高，发展速度比我们快。我们大寨社员往地里一转，干不干两块半，不少好地荒了。大寨的‘一本经’再不能念下去了……”
“学大寨人，念大寨经，走大寨路”，这个口号在“十年内乱”时响彻全国。现在大寨人自己揭穿了所谓“大寨经验”是吃大锅饭，社员积极性不高，不少好地荒了，并且纠正过去的做法，“今天”把耕地和大队企业分户承包。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并且报道十分及时。大寨人不走“大寨路”、不念“大寨经”，这对于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对于极少数还在留恋“大寨经验”的人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
在我国的报纸上，尤其是各级党报上，指导性新闻占了新闻的主要篇幅，发表过不少好的指导性新闻。但目前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指导性新闻片面强调指导作用而忽略新闻的特点。新闻不新，新闻一开始就是“近几年来”，“最近一段时间来”；新闻缺少信息量，空话、套话很多；指导性新闻没有新闻味，只有说教味；而最突出的毛病还在于失实，为了使事实符合自己的主观设想，或改造事实，或强扭角度，或移花接木。指导性新闻缺乏新闻的特点，只能削弱指导作用。严格地说，那些过时的、空话连篇的报道，根本称不上新闻，也就谈不到新闻的指导性。
四、不同历史时期，新闻指导性有不同操作要求
新闻指导性作为政党报刊的共同特点和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传统，我们绝对不能放弃。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新闻指导性的具体做法是不同的。
我们党近几十年的历史，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不同历史时期对新闻指导性提出不同要求。
1．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当时新闻工作的环境及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的基本特点是：报纸指导一切，重点是指导工作。
（1）当时我党的报纸基本上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范围基本上在农村。因此报纸反映的内容基本上是两项：战争和农业生产。而过去农业生产是比较简单的生产。这样，报纸能够具体地作思想上、工作上的指导，甚至可以对生产作指导。
（2）农村群众的文化水平低，可以看懂报纸的读者大多数是干部，报纸实际上是办给干部看的，干部需要报纸指导他们的工作。工作经验、方法的介绍和示范，先进单位的成绩，这些都受到干部的欢迎，也就等于受到大多数读者的欢迎了。
（3）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报都是综合性的报纸，一个解放区仅一种报。报纸对所有工作都作指导。
（4）由于交通阻隔，开会通信不容易，党内文件传送困难，因此通过报纸传达中央指示，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各项工作，是党的工作特别重要的一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的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36】我们翻看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可以看到，报纸的指导作用不仅是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大量地表现在工作的计划、步骤、措施、经验、方法上，甚至对农业生产的安排、耕作方法的具体指导。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党内文件和具体工作部门的工作指导。
2．计划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计划经济要求高度的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基本特点是多侧面的印证：印证党和政府各种举措、方针的合理性。
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发展，受众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多样化的需求。但是，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和经济，国家对企事业和各群体、个人的要求是高度的集中统一，不允许有任何计划外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新闻媒介唯一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进行宣传，向人民群众宣传不折不扣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所以，新闻指导性集中表现在：鼓舞——鼓舞全国人民克服困难的高昂士气；示范——不断地树立先进典型供人民学习、模仿；论证——说明国家方针、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让人们群众自觉地执行。
3．市场经济年代的新闻指导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群体的多元，决策主体的多元化，由此决定的新闻指导性的特点是：阐释信息的意义。
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事业成为独立法人，它们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了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于是，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国际国内市场（那不仅仅是商品市场，同样包括生产要素市场）的瞬息万变，都关系到所有企业的存亡兴衰，牵动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人们要了解宏观的、微观的形势，也竭力想把握这些变化的意义、趋势以及对本行业、本企业、本人的影响。人们在计划经济年代要读报、了解形势，那基本上是出于政治觉悟的考虑。而现在，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把握形势、获取信息，那基本上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新闻指导性应该和计划经济年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闻指导性除了继续发挥鼓舞、示范、论证等等作用外，重点要在“解释”上下工夫。
解读的关键是“勾连”。“关系决定需要”，这是新闻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人们对信息需求是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受众没有关系的信息，受众决不会感兴趣。问题在于，许多新闻关系到了受众的利益，但受众认识不到、感受不到，因此不感兴趣。比如，希腊离中国十万八千里，希腊金融危机跟我们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解读，让受众明白，希腊虽小，但影响到整个欧洲，对中欧贸易带来巨大冲击，影响中国成千上万企业，那受众就会关注它。
“勾连”就是找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从时间上看，解读就是用昨天的事情解释今天事件发生的原因，预见明天的走向；从区域上看，解读就是阐明国外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影响，全国发生的事件对本地的影响；从层面上看，解读就是解释宏观层面的变化（比如中央新政策出台）对微观层面的影响（本行业、本单位、本人）。
在全球化时代，真正是“天涯若比邻”，蝴蝶效应处处显现。一般受众认识不到，媒体就有责任去解读，让受众认识到，这就可以说：信息是银，解读是金。日本学者新井直之就曾预测：“今后的报纸，解说的重要性将日益增加。如果说，报业史的第一阶段是‘政论报纸’的时代，第二阶段是‘报道报纸’的时代，那么，今后的第三阶段就可能是‘解说报纸’的时代。”【37】国际上很多的媒体为应对互联网上海量即时信息的挑战，扭转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减少的颓势，已将报道重点转移到信息解读和提供意见上来。例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新闻周刊》决心调整风格，转型后的最新一期杂志2009年5月18日刊登的主打文章是一篇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独家专访。今后将在“有独立观点、发人深思的原创性报道”上投入更多精力，减少对“一目了然新闻”的报道【38】。
五、纠正新闻指导性的不恰当做法
前面说到，目前有一些新闻媒介要“淡化指导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众不爱看指导性新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寻求指导；另一方面，那些指导性新闻却备受冷落。原因何在？原因之一是指导不得法，不但不被受众接受，而且会引起反感。
1．纠正图解政策的做法
图解政策，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根据意图找材料，编辑根据领导上的宣传意图制订报道计划，记者带着观点下去找材料，按图索骥，然后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写成新闻。
根据意图找材料，先有观点，后有事实，观点在事实之前，这等于要客观实际符合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要自己的思想去符合客观实际，这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
违背马列主义认识论，新闻中的事实就不是从现实生活的总和中抽出来的，而往往可能是随便抓来的个别事例，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把次要的强调为主要的，把偶然的、个别的说成是必然的、普遍的，甚至把错误的写成正确的。这样写出来的新闻必然是概念加例子，一般化、概念化。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对这种根据意图找材料的方法有一个深刻分析：
记者实际上只要熟悉党的政策条文，并且根据这些条文搜集到一些能说明这些条文正确的材料和实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他无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需要独立思考……
很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要求报道的，也就是这样来作报道的。这就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情形：许多同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发什么新闻，而是用主观愿望去套实际情况，按照自己愿望发新闻，因此，要什么有什么，要好有好，要坏有坏，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
这是主观主义的报道方法。这种方法，说得不好听些，和作“广告”没有什么很大不同。其结果就是所谓“概念加例子”，就是所谓“赶浪头”、“随风倒”，就是一般化、片面性【39】。
朱穆之同志讲这些话已过去了50多年，但在中国新闻界，这一顽症至今还未能解决。
正是这种图解政策的做法，妨碍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使得我们的报道往往一般化、概念化。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带着一定的意图下去采访也是需要的。但政策条文、报道意图不应该成为凝固不变的框框。一切具体的观点、结论，只能产生在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以后。记者应在现实生活中考察党的政策贯彻以后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深入了解成绩和效果、问题和困难、失误和倾向、群众的反映和生动活泼的创造性，这样来检验自己报道思想是否正确，从而选定报道的题目。
2．改变公报式、命令式的做法
新闻工作中有时有这样的情况，一谈到报纸要加强指导性，报上就增加会议新闻、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经验介绍以及许多技术性、业务性的报道。把指导性新闻写得像会议公报，像对读者发出指令。而读者对此却不感兴趣。
这是对指导性片面理解而得出的一个片面的结论。所谓片面理解就是把报纸混同于党政机关向读者去发号施令；以指导者自居，想对业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这就离开了报纸的特点去理解指导性。
会议新闻、领导指示并非不可见报，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登报？报纸既然是面对众多读者的，那么一般来说，就要选登与众多的读者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这样，读者才会有兴趣，才愿意读它。
具体业务工作也并非不能上报，事实上，许多新闻报道离不开业务工作。问题在于：这种具体业务工作所包含的意义是否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需要跳出具体的工作圈子，把个别的业务、经济现象上升为普遍性的业务、经济问题，从社会看企业，从思想看事件，才有广泛的社会兴趣。这样的指导性群众怎么会不欢迎？
增加指导性，不能靠数量上取胜，更不能靠发号施令，靠说教，关键在于新闻能否真正抓住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能否启迪读者的思想，能否令读者信服。
3．防止片面性、简单化
从历史和当前的实际工作来看，如果说失实是新闻中的突出问题，那么片面性、简单化是宣传上的突出毛病。在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改进宣传工作。许多代表、委员尖锐地批评有些新闻媒介在宣传上长期存在片面性的毛病。这种片面性宣传损害了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严肃性，搞乱了群众思想，妨碍了改革的进程。片面性、简单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某一项政策、规定时，往往只有质的概念，而缺乏量、度的把握，说了不少过头话。真理往前多走一步，便成了谬误。比如，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全国大多数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区、有些农户开始先富起来。选择一些典型，宣传农村大好形势，可以鼓舞全国人民。但在一段时间里，全国有许多新闻单位连篇累牍地报道万元户、万元户村的新闻，这给城镇居民造成错觉，似乎农村万元户遍地皆是，农民都已发了大财，似乎中央只关心农民，不关心城镇工人，产生一种“失落感”。又如，中共中央为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示要重奖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有些新闻单位在宣传这一规定时，不断加码，重奖的数目从一万元、二万元到十万、几十万，奖得越多越先进，结果使这一规定又走了样。任何一个事物，质和量、度是密不可分的。质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质决定于数量的界限。一旦量变超过了质所规定的限度，事物的质会改变。因此，我们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既要有质的规定性，又必须把握量的规定性。
（2）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方针政策，而是孤立地、静止地宣传党的某一项具体政策、规定，造成宣传上的左右摇摆。例如，在宣传农村要兴办乡村企业、增强农民的商品观念时，强调了“无工不活、无商不富”，而忽视了“无农不稳”这个基本点，造成许多地区只管工商、放弃农业。在企业管理上，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就把企业的一切成绩归功于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人的觉悟决定一切，忽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必要性；而在宣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时，又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在宣传提高经济效益时，强调了企事业单位要盈利（这是正确的），但当宣传精神文明时，却又去宣传有些工厂的工人利用上班时间，拿了工厂的许多材料免费为居民服务，这种慷公家之慨的举动也受到赞扬，似乎一讲到金钱就玷污了精神文明。1998年国务院提出要确保当年8％的经济增长时，许多新闻媒介大力宣传高速度，在某种程度上使有些地方和有的企业忽视了产品的质量、成本、经济效益，忽视了我国国力的实际状况，助长了各地在建设速度上的盲目攀比。
（3）脱离具体的条件，脱离历史的环境，简单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当宣传承包责任制时，提出“一包就灵”，把过去的一切管理方法一笔否定；而当宣传租赁制的优越性时，又全盘否定承包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提出以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搞活中小国有企业。不少新闻媒介又唱起：“一股就灵”的赞歌。从“一包就灵”到“一租就灵”再到“一股就灵”，这样简单化的宣传怎么能让人信服？
片面性、简单化，表现在推广一些先进典型的过程中，不顾时间、地点、条件，搞一刀切、一律齐。“文化大革命”中，大力宣传“农业学大寨”，要求“学大寨不走样”，从劳动组织、评工记分、农田基本建设都跟大寨一模一样，这样的指导，给全国农业生产造成灾害性后果。在报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地方能做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其实，这必须作具体分析，有些确实是主观上不努力，有些就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蛮干。对于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地都应该贯彻，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地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办。例如，农村政策放宽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宣传上要注意什么呢？邓小平同志这样及时地告诫我们说：
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40】。
（4）在先进典型的宣传中，往往强调革命精神而忽视科学态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中华崛起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是非常必要的。但革命精神、拼搏精神必须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丢弃科学态度，只讲拼搏，那只能是蛮干。然而，我们有些新闻报道，恰恰把蛮干当作拼搏，不讲起码的科学精神，甚至去赞扬无知。比如，有家省报刊登长篇通讯，介绍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我们身边的赵春娥》，说有一次，“她头被砸出一条长口子，鲜血直流，缝了好几针，第二天照样上班”。“几年前，她患胃病……一天只吃一馒头，还是带领大家加班干活”。有家中央报纸发表《一块熊熊燃烧的优质煤》通讯，介绍一位青年掘进工的先进事迹。文中写到，有次他的脚脖子被十字镐扎了半寸多深的洞，医生给他治疗后，反复告诫他伤脚不能动，不能沾水，谨防感染。但他第二天照样上班。工友劝他别拿身体开玩笑，他竟回答：“我个儿虽小，连骨带肉也有上百斤吧，这么个小窟窿，连二两都没有，有什么了不起？”三天后，果然伤口感染。有的报纸宣传“为四化建设‘超负荷运行’的人”。这种种宣传，违背最起码的生理知识，不但不能使读者感动，反而有点可怕了。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宣传重点。那么，宣传重点和宣传的片面性有什么区别？“重点”是根据事物内部矛盾的不平衡原理而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分清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一个时期的主要倾向、关键问题，这就叫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而“片面性都以只有极端才是真理这一点为根据而自命为真理；结果任何一个原则都只表现为脱离某一他物的抽象，而不表现为整体本身”【41】。
我们在宣传上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简单化毛病，反映有些新闻工作者理论基础较差，政策水平不高，缺乏对实际生活的真知，更不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也反映有些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习惯于政治运动那一套宣传报道方式，闻风而动，大轰大嗡，一拥而上，一风而吹。为防止宣传上的片面性、简单化，我们要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全面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