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未经新闻实践或刚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同志，往往以为新闻工作者就靠一支笔——能写。毫无疑问，新闻工作者必须会写作，但这些同志往往把“能写”和文学水平等同起来，认为只要能笔下生花就能应付裕如。这种想法太简单了。
任何一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要有一支得心应手的“笔”，还必须有多方面的修养。这些修养有些是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要求，例如，新闻记者应当有各方面的知识，应当有踏实、严谨、勇于深入实际的好作风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有熟练的新闻业务专业知识。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性质的新闻事业工作者还有不同的要求。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一、热爱党和人民，热爱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有在新闻岗位上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
有不少同志立志新闻工作，这种热情是可贵的，但他们往往不太了解新闻工作，把新闻工作想象得过于美妙，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身带照相机，袋装记者证，可观名胜古迹，可游名山大川；走到哪里，哪里都笑脸相迎，出门有车，进门订座，冬送热茶，夏有冷饮；手下妙笔生花，报上大名生辉。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记者形象。不错，由于工作需要，新闻工作者的活动面大，比一般人走得多，看得多，听得多；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党和人民给予新闻工作者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工作上提供许多方便，给予很多的支持。但我国的新闻岗位是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战斗岗位。这个战斗岗位是艰苦的，有一定风险的，需要有献身精神。
新闻工作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有经验的记者都有一个体会：新闻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倒不如说用腿跑出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一批随军记者和战士一起行军露宿，活跃在战斗第一线，跟着部队一起冲锋。当指战员们休息时，他们就得赶紧写稿、发稿。《徐州匪军西逃时的狼狈相》这篇特写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1948年底……我那时跟着九师在徐州正南30里的将军山下阻击敌人。当时非常疲倦，准备到师部去睡一觉。走到师部驻地的庄头上，碰到刘伟政委，他说：“南京电台宣传徐州蒋匪主动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杜聿明向徐州西南方向逃跑，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力量抓住他。”听到这个大新闻，我的疲倦全部逃到九霄云外，到伙房拿两个窝窝头，撒开两腿就向西奔……我从下午5点钟开始跑，到第二天上午11点，急行军180多里，赶到前哨阵地萧县西南的瓦子口……当时如果不亲自赶到前线，就不能及时写出这样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报道，完不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将是我终身的憾事【7】。
在现在和平环境中，“下午5点钟开始跑，到第二天上午11点，急行军180多里”的情况不大会出现，但在边疆、农村采访，长途跋涉却还是常事。在大城市，交通条件好得多了，但为发现新闻线索、挖掘材料、核对事实，同样需要满城跑。有时接连十几小时得不到休息。然而，新闻工作的艰苦不仅仅在体力上，或者说主要还不在体力，而在脑力。新闻既然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么记者的劳动不可能是机械的重复劳动。他们每日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事实，需要去了解、寻求、挖掘、研究；为了不落后，他们得永远不断地学习、思考。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曾说：“新闻工作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劳动之一，他终年不能休息，每天都要遇到新的问题，经常遇到精神上没有准备的东西，每天都要做些冒险性质的工作。”【8】这并非夸张。就拿采访来说，记者所面对的采访对象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年龄。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话要投机，就得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一般记者很少重复采访一个人，那么记者就得永远不断地熟悉、了解、研究自己新的采访对象。
新闻工作是一个有风险的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或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或在敌人占领地区秘密从事新闻工作时被敌人发觉而光荣牺牲。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值得后人永远铭记。革命胜利以后，在一般情况下，牺牲生命的危险性很小，但政治上的风险还存在。在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双方的阵线分明，敌人多是明火执仗的，而在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就复杂多了。有时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往往一时难以分辨，而新闻工作天天遇到大量的新问题、新情况，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报道、评论。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新闻工作往往容易出差错，稍有不慎，可能会犯大错误，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在宣传真理、捍卫真理的工作中同样会遇到风险。我们不必去说在十年动乱中，我们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因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而遭受的种种迫害，就以近几年来的情况说，我们新闻工作者在揭露党政机关、企业界、社会上丑恶现象的时候，同样会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之虞。这就需要有一种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忘我奋斗的精神。广东省汕尾市陆丰碣石曾是远近闻名的走私摩托车集散地。1998年新华社一名记者决心深入现场采访。他写道：
从北京出发时，我并不知道粤东地区走私具体情况。到广州与另一伙伴集合时，有朋友告诫我们：潮汕人是广东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也是民风强悍之地，杀人放火的大案层出不穷，黑社会团伙比公安还厉害。要从他们口里掏出点什么，比上天还要困难。
听说我们要去现场暗访，许多朋友都替我们捏一把汗。中央电视台的《中华之盾》摄制组曾有过惊险的经历。他们对一走私市场进行采访，当他们快速抢拍完现场正准备撤离时，路旁夹道响起一阵鞭炮声。这是集市上聚众抗法的暗号。果然，刹那间从周围涌出人流，把摄制组车队围住。幸亏摄制组及时撤退，才避免了不测之祸。深入虎穴去采访，实在太危险了，但这个题材又太吸引人。我们决定还是冒险进入现场。第二天，我们叫了一辆车，沿着汕深高速公路，直奔陆丰碣石的“赃车窝”。
就以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以现场目击，记者马上写出了一篇稿子向中央反映情况。恰逢朱镕基总理在广东视察。朱总理对此十分重视。他在八省（区）打击走私骗汇会议上公开宣读此稿。一位中央主管政法系统的领导还专门复印了稿件，送到一些与会领导手上。由此拉开了广东省打击走私摩托车的专项斗争【9】。
新闻工作会造就一批而且也需要一批在社会上有名气的记者，但新闻工作也同样需要有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坚持在自己岗位上的无名英雄。例如当一名编辑，在群众工作部处理来信，在资料室工作，当校对等等，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不会比记者少，有些甚至还需要更高的水平，付出更多的心血，却终年不会在报上见到他们的名字。
新闻工作这一切特点，需要任何一位立志从事新闻工作或正在新闻岗位上的同志十分热爱党的新闻工作，需要有一种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为党和人民利益而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它可以使你从不知到知之，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它可以推动你不知疲倦地去工作，把个人的一切融化在党的新闻事业中。那种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可以推动你无私无畏地去工作，在任何挫折、任何遭遇面前挺起腰杆，不怕失败，不怕打击，不怕孤立，像革命先烈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不会像姚文元那种文痞，专以邀功请赏为能事。它可以使你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事业的关系，不计个人名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新闻工作是崇高的、光荣的、幸福的，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可以获取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新闻工作是整个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为党和人民擦亮眼睛，它给人民以方向、力量和希望，它为党宣传，为人民呼喊。幸福之花是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的勇士而开的。如果有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从新闻工作中捞取个人名利，一旦幻想破灭就怨天尤人、悲观失望，那只能说明这些同志还不了解新闻工作的特性。
二、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十分熟悉党的方针政策
从多年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比较重视，因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搞好宣传报道的一个依据。不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新闻工作者寸步难行。但有的同志往往比较忽视理论修养，在新闻队伍中流行这样的口头语：政策是实的（实用），理论是空的（无用）；政策是硬的（必须的），理论是软的（可紧可松）。或者认为，理论修养对搞言论的同志必不可少，对搞新闻报道的可有可无。这种认识，使得不少同志放松了理论学习，严重地影响新闻工作的质量。
“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这是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的一句名言。
我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新闻工作要指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给人们以前进的方向，必须以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光辉思想赢得人心。人民群众通过新闻事业不但要了解新闻，还要受到思想上的启发，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能豁然开朗。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善于从理论上来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办不到。报纸上有些新闻、评论，人云亦云，套话空话连篇；就事论事，只会罗列一些事实，而不能作深入的分析；只会用“应该”、“必须”来发号施令，而不善于通过分析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这反映出我们理论水平比较低。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说：文章的好坏，首先要看内容是否好。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思想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决不能说是好文章。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有些问题上站得比别人高一些，看得比别人远一些。这靠什么？不靠聪明，而要靠我们真正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锻炼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10】。
新闻工作天天面对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问题，并不是靠几个现成公式就能立刻分清是非好坏来的。恩格斯说过：“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11】这就使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但容易犯错误，并不等于可以原谅自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认识到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就要去研究如何避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办法之一，或者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1991年3、4月间，上海《解放日报》接连刊出署名皇甫平的三篇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想》（3月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3月2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22日）。这三篇文章就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就当时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作者明确地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干部的任用上，作者提出要重用一批敢说敢为的优秀青年，并尖锐地提出：“只有那些‘口行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才毫无疑问决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来。”这三篇文章，立刻轰动海内外，外电纷纷报道，人们争相传阅，因为它们切中时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态势，就像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12】这三篇文章就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邓小平理论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典型范例。
我们都知道，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但要在实践中考察它执行的情况，而且还要从理论上去正确理解它、把握它，然后才能恰如其分地宣传它。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了片面性、简单化的毛病，群众也指出新闻媒介在宣传时忽“左”忽“右”，忽儿提倡，忽儿批评，“东一榔头西一棒，急刹车，脑震荡”。产生这种毛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在宣传过程中犯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
有的同志认为，我在写新闻的过程中，仅仅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或用事实说话，通篇只见事实不见理论，也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呢？确实，有许多新闻并不需要有理论色彩。然而，对记者来说，理论的重要不在于你笔下有多少理论色彩的文字，而在于在选择事实、分析事实、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反映出记者的思想水平。
三、乐于深入实际，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新闻事业必须真实地迅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动，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始终和实际、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没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在新闻工作中，和实际保持联系有两种联系法。一种是“蜻蜓点水”。这些同志往往关起门来想点子，凭着经验吹路子，跑到下面找例子。这种联系只是表面上的接触，并不叫“深入”。这些同志往往迷信自己的“灵感”、“聪明”、“点子多”，他们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这是新闻、评论中平庸之作的致命伤。另一种是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就是长年累月地深入下去，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去了解现实的变动，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创造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意见、呼声。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好作风。
一切真知灼见，一切对实际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得来的。这是已被新闻史和当前新闻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通讯集而闻名。1935年7月开始，他为了实地考察，历经川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爬过大雪山，穿过瘟疫区，晚上睡牛棚，露宿野外，有时和腐尸为伴，历尽险恶，四次险些丧生。“西安事变”刚刚发生，外面谣言四起，他为探求事件真相，只身闯进西安，后又秘密去延安。他就以这次自己亲身的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揭开了中国西北部神秘的内幕，唤起人民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揭穿了国民党对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使许多奇谈怪论不攻自破。这两本通讯集里有具体的叙述、形象的描写、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都给当时读者很大的震动。范长江的这些成就都是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得来的。“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应该有一缸水”，其实当记者何尝不如此？“百里挑一，以一当十”，这是有经验记者的口头禅，意思是说：要从一百个事实中挑出一个事实来，才能使这个事实起到十个事实的作用。要收集大量丰富的材料，那就只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还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增强了对群众的感情，产生了真诚地为群众服务的愿望，说群众想说的话，与读者共悲欢哀乐、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真正成为群众的耳目喉舌。邹韬奋以他在《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出名，这个小言论最大的特色就是抓住了群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而且以最通俗的群众语言像朋友谈心那样来写作。韬奋小言论的成功就在于他热爱群众，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大量的来信，他每封必复，开始亲自写，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才请人代笔，但发信前一一过目，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从群众的大量来信来访中，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用自己的笔为群众呼喊，群众来信成为他的小言论的“维他命”。就像他自己所说：“每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之前，要费很多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13】
就因为这一点，在他的笔下，倾注了群众的思想感情，跳动着群众的脉搏，受到群众的欢迎。
一切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一切想真正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热爱群众，有一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四、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看过《燕山夜话》的人都赞叹该书作者学识渊博，文笔优美。这和作者邓拓博古通今分不开。论历史，他是有名的明清史学家；论文学，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论新闻，他写过几百万字的社论，是位政论家。邓拓掌握丰富的知识，写作杂文自然游刃有余。
要求新闻工作者都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当然要求过高，但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却是从事新闻工作所必需的。
知识帮助记者深入采访，与被采访对象有共同语言。没有丰富的知识，采访难以深入。对被采访对象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同志喜欢和记者采取讨论方式来交谈，而不喜欢“你问我答”方式。在这样的讨论方式中，记者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就讨论不下去。即使在“你问我答”的方式中，记者的问题提不到点子上，或老问一些很浅的问题，答者也会索然无味。有位记者去访问地质学家，听不懂地质名词，连连请人家解释，一个、二个、三个……解释多了，地质学家不耐烦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通俗地质读物给记者，请他读完后再来采访。
知识帮助记者辨别真伪、是非，找到问题的关键，而不会轻信上当。美国《纽约时报》曾有一位总编叫卡尔·范·安德（1904—1925年任总编）以他对数学、化学、物理学的造诣开创了美国的科技报道。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世人称之为“只有他和上帝”才领悟的天书。但安德却以丰富的学识意识到这一理论的潜在意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介绍相对论，几年后就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美国老少皆知。有一次，安德收到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篇讲稿，当他仔细核对时，发现讲稿中一则公式错了。他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没错，爱因斯坦就这么讲的。”安德说：“那么，一定是爱因斯坦讲错了。”最后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吃一惊：“安德是对的，我在黑板上抄写时把公式抄错了。”这则奇闻，一时成为美国报界的美谈。这样的编辑当然是很罕见的。但掌握必要的文史地理知识、自然知识，不要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却是对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然而常识性的错误，在我们有些报纸上却是屡见不鲜。例如，中央一家报纸报道军民合力扑灭一家银行火灾的消息，不到一千字，却多处出现常识性错误。消息中说，“银行库存150万现金撒满一地，分文未失。”按规定，金库现金是保密的，只有银行行长才知道并不得外泄，记者怎么知道的？“哗啦一声，一只柜子摔下来砸开了，钞票、账本撒了一地。军民在烈火中抢救撒在地上的钞票。”这又是外行话。银行钞票都放在保险箱里，不可能摔下来就砸开。银行失火，关键是首先抢救账本，钞票不过是纸币，只要不流散出去，烧了也无所谓，可以重印。“副教导员李银海踢开着火的大门，冲进金库……”谁都知道，银行的大门不是木制的，而是铁门。铁门怎么可能一脚踢开？记者不深入实际，又缺乏银行的普通知识，轻信别人的介绍，闹出这一些笑话来。有一篇报道勘探工作的消息说，某一钻探队钻了1.2万多米，“这一钻进深度，相当于把我国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山顶钻透到山脚以下三千多米”，这是缺乏科学常识的错误比较。珠穆朗玛峰高8848.13米，指的是海拔高度，不是山顶到山脚的高度，从山顶钻到山脚并没有这么高。还有“高炉出钢”、“年降水量二百一十天”，把软体动物鱿鱼、墨鱼、章鱼说成“鱼类”等等说法，被人们传为谈笑资料。还有人由于孤陋寡闻，把有些东西动不动就称为“世界第一”、“世界之最”。更有甚者，一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直播中，居然不知道每年的十二月份是30天还是31天，说要回去查一查，真是出尽洋相。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知识还能帮助记者、编辑把新闻、评论写得丰富、生动、深化了主题，更富有说服力。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中，交代了南阳的历史背景。这一交代使人明了南阳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而深化了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
新闻工作的性质要求记者才思敏捷，写得快。这和作者的知识修养有很大关系。古人说：落笔原非倚马才。没有平时的知识积累就不可能有倚马可待的本领。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工作时，无论社论、新闻，常常一挥而就，又快又好。这不但因为恩格斯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对现实的深刻了解，还因为恩格斯有渊博的文史、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赞扬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4】。而马克思本人也同样如此。拉法格曾说：“马克思的头脑是用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而且他又非常善于利用长期脑力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观察”，所以，他能迅速解决各种难题，“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事实和见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脑海”【15】。
从目前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急需一批学者型的或称专家型的记者、编辑。这批记者、编辑应有广博的知识，又在某一专业，如金融、经济、法律、农业、体育等领域，有一定的造诣，成为里手行家。尤其在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台的新闻透视等栏目中需要这样的学者型记者、编辑。我们有些新闻报道，写得外行看不懂，内行不要看，就因为记者本人似懂非懂，结果抓不到要害，写不出通俗易懂的文章。新闻界有句流行话：记者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因为有些深度报道写得太幼稚，尽说些外行话。
五、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
一名新闻工作者要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仅仅是：一名编辑、记者，不仅应该精通一行，而且要样样都能拿得起来，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包括各种新闻体裁，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调查报告等等。因为只有熟悉新闻业务的全盘工作，才会从整体上去处理自己的局部工作；只有熟练地掌握各种新闻体裁，才能恰到好处运用各种材料。现在各新闻单位都有一些这样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发挥了业务骨干的作用，但数量实在太少。不少记者、编辑的业务路子很窄，当记者的不会当编辑；写新闻的不知道写评论；能写消息的不会写通讯、写特写。一个萝卜只能按在一个坑里，临时有紧急任务，编辑部常常派不出人去。新闻工作的实践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来。
当传媒进入数字化时代，更需要有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而且一专多能有了新的内涵。数字化媒体是多媒体的融合。所以，一名记者不但要有采、写、编、评的能力，而且文字编写、视频、音频、照片拍摄都能拿得起，还要能出镜，在现场播报新闻。这是一种全能型的记者。
数字化媒体还特别需要专家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在高风险社会里，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现象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这特别需要对此做出解读，有深刻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信息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真知灼见。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新闻工作是艰苦而又光荣的、有一定风险而又崇高的工作。只有具备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才能成为党的宣传员、人民的情报员、历史的记录员。
注释
【1】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版。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第171—173页，（下）第623—624页。
【3】 〔美〕J·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4】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256．
【5】 《美国媒体：歪曲事实》，原载泰国《亚洲时报》2003年3月7日，《参考消息》2003年3月17日转载。
【6】 转引自《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7】 阎吾：《亲临火线，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载《新闻业务》1958年第3期。
【8】 《谈谈报纸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9】 《一个记者的反走私经历》，载《中华第三产业报》1995年11月20日。
【10】 转引自顾行：《谈谈记者的基本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9页。
【12】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3】 转引自胡愈之：《人民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6日。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5】 〔美〕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