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位是我国学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的命题，也是法律理论的一个元理论问题。“法的本位是关于在法这一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利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主导地位（起点、轴心、重心）的问题。”(18)法的本位是法的逻辑起点和立法取向，是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循环经济法本位的确定，既是循环经济立法的起点，又将决定循环经济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基本原则的构建。
一、社会法时代的到来：从个体权利到社会义务
公法与私法是两个相互对立而又彼此关联的法律领域，是大陆法系关于法律的基本分类。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公私法划分的理论渊源。(19)时至今日，国内外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成果已是浩如烟海。一直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标准的问题众说纷纭，利益说、主体说、强制任意说等各种观点不一而足。(20)尽管如此，一般比较倾向于认为，公法是调整国家与组织和私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管理活动的法律，而私法主要是调整私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法律。
但是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来就不是绝对的。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爆发，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直接影响到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及其理论基础。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领域控制的加强和法律社会职能的凸显，一些学者指出，当代大陆法系传统的公私法分类已经出现了危机。对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法律教学、研究、法典编纂以及法律适用中，人们产生了诸多困惑。(21)甚至已经有学者指出，在某些新兴法律领域，“公私法的二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22)。由于政府、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法律理论的基础同当代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公、私法的划分正处在危机当中。(23)人们对公私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开始进行反思。
根据梅利曼的分析，公私法划分的危机表现在十个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以下五个方面(24)：第一，国家与个人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以个人为本位的国家已为20世纪以社会为本位的国家所取代。国家政府权力的扩大，促成私权自治范围的缩小”。第二，“私法公法化”。国家扩大了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公法对私人活动的控制日益增强。如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对私人财产加以限制甚至征收，对契约自由施加各种限制等。第三，“公法私法化”。由于政府职能的扩大，传统的私法调整方式（如体现私法自治的合同）被部分地或间接地引入了公法领域（如行政合同的产生），私法关系向公法领域延伸。尤其随着社会与公共服务事业的扩大，要求公共机构根据私法准则执行公共职能。第四，社会团体兴起。“它们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在广泛的个人生活方面有着比正式成立的公共政府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在传统的作为私法主体的个人、企业和作为公法主体的政府之外产生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即NGO组织。第五，新兴法律部门勃兴。大陆法国家中一些既不是公法又不是私法的法律部门已经产生和完善起来，例如，劳动法、土地法、社会保障法和环境法等。这些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冲淡了公私法划分的边界。
新兴法律领域的产生，使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法划分为公法和私法。人们开始发现，在公法和私法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法域，即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社会法领域。所谓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社会法的调整方法是通过国家干预，对所有权、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等私法权利进行限制，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健康权、劳动权、环境权等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25)社会法的出现，是法律发展的重大变迁。
作为公法与私法相融合而产生的第三法域，社会法具有既区别于公法也区别于私法的特征，这种区别是非常深刻的。三类立法在不同的本位思想指导下分工合作。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通过市场调节机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及交易安全；公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通过政府调节机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国家安全；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通过社会调节机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社会安全。(26)所有这些区别，象征着社会法时代的到来，象征着法律理念和价值追求从保障个体权利开始向赋予社会义务的转变，象征着法律从对个体利益的强调转向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
二、环境法和循环经济立法优先追求社会义务的承担
在此背景下，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本位、优先追求社会义务承担的环境法和循环经济法应运而生。
环境法是对现代法律的革命。(27)总体而言，现代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彰显权利，以权利为中心，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工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法律大都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人们利用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始终处于第一位，人们对环境的义务则相对次要。但是，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设定非但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正是在权利得到充分张扬之后人类才遭遇了严重的环境危机，而要避免环境问题的发生，有效的办法是阻止人们的权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在此背景下，环境法应时而生。
从其诞生之日起，环境法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首要价值取向，对人们传统法律权利实行限制是其实现这一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在认识上和法律上修正现有的权利本位观点，树立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导向的环境义务本位观点，使国家、法人、公民等权利主体承担起更多的环保责任。当然，生态文明下的环境法并不是忽视权利，但被强调的不应是公民环境权，也不是法人环境权，而是人类环境权。人类环境权是人类全体的权利，它不能被分配给国家、法人和公民。人类环境权概念和环境义务本位观的树立宣告人类正告别对自然世界的绝对权利的工业文明时代，而走进以强调环境义务为特征的生态文明时代。(28)这充分体现了社会法时代对于社会义务和公共利益的追求。
循环经济法循着环境法发展的轨迹，同样体现的是社会法所追求的社会利益本位。循环经济立法优先追求各个主体对社会义务的承担。这既是生态文明理念对立法的新要求，也是社会立法适应时代需要作出的积极调整。
体现这一趋势的典型是《循环经济促进法》。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从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向循环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需要，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利益和人类永续发展的需要。《循环经济促进法》正体现了社会法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和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特征，属于典型的社会法的范畴。
《循环经济促进法》涉及众多的法律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等，尤其是公众和社会组织等的参与。该法规定了上述各个主体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义务，直接体现了社会利益本位。
该法虽然与《清洁生产促进法》一样，同为“促进型法”，但它也与《清洁生产促进法》具有明显的不同。它对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规定了一些新的义务和责任，更加突出了对主体义务的要求。
根据该法第三条的规定，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方针。该规定明确宣示了循环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地位，同时对各相关主体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和要求作了概括规定。
所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强调的是既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又坚持以政府指导和推动为基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根据本法，政府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②建立协调机制，指导循环经济的实施；③完善和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建立信息和服务体系；④实施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
所谓“企业实施、公民参与”，强调的是企业和公民两类主体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力，发展循环经济，应当坚持与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加强企业管理，逐步形成企业依法发展循环经济的机制。公民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群众力量，公民参与主要体现为推进绿色消费，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实现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节约和回收。
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例，该法第十五条分四款，分别对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
第一款规定生产者自行回收、利用和处置。生产列入强制回收的产品或者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对废弃的产品或包装物负责回收，对其中可以利用的，由生产企业负责利用。
第二款规定委托回收利用和处置。生产者委托销售或者其他组织进行回收的，或者委托废物利用或者处置企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受托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负责回收或者利用、处置。
第三款规定了消费者的义务。消费者应当将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交给生产者或委托回收的销售者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款规定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强制回收目录和管理办法。(29)
除了以上条款，其他循环经济法也都作了类似的规定。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法对主体社会义务的强制性要求，这与传统立法私法自治的理念是截然不同的，与公法对于个人和组织的强制性命令的要求也不相同。而且，它与清洁生产立法对各主体义务的倡导性要求也不相同。可以说，循环经济法是同时强调强制性义务与倡导性义务的义务本位法，是社会公共利益本位法。
三、循环经济法是“管制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的融合
从调整手段上看，传统环境法主要是“管制型立法”，即主要依靠行政主管部门的管制手段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的不断改进，在传统命令控制式的管制手段之外，环境保护领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以激励引导为取向的促进式手段，其典型立法代表是《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比，《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坚持促进型法特点的同时，更多地融合了管制型法的强制性特点。可以说，循环经济法是“管制型立法”和“促进型立法”的有机融合。
（一）“管制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之比较
所谓“管制型立法”，是为了应对市场失灵而引入的政府宏观调控或政府干预手段，(30)从而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予以管理的立法模式。“管制型立法”又称“管理型立法”。这种立法模式强调政府强制性和命令性以及相对人的义务和服从。“管制型立法”是一种传统的立法模式，它符合现代政府管理职能张扬的理念，容易被政府、社会接纳。自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形成以来，政府的有形之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制型立法将政府的这种权力渗透规范化，为政府的干预与参与提供了法制保障。而且“管制型立法”符合传统法律“权力—义务”、“义务—责任”相对应的法律规范设置模式。(31)因此，长期以来，“管制型立法”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是政府行政立法和社会立法的主导模式。
相对于“管制型立法”而言，“促进型立法”是一种不同于“管制型立法”的新兴立法模式。从实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法制建设，都一直不断有大量的促进型手段在经济领域和立法领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量促进手段的有效运用，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型立法”在我国经济社会立法中已经广泛存在。(32)与“管理型立法”相比，“促进型立法”主要有以下方面的不同。
1.适用的背景以及主旨不同
一般说来，“管制型立法”通常发生在这类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甚至出现市场的过度竞争，国家不得不加以干预的情况下，即“管制型立法”主要解决“需求”问题，在整个社会运行和政府干预的意义上，属于“后置性”的。“促进型立法”则不同，它通常是针对那些社会关系尚未得到良好发育、市场规模并未形成而急需鼓励形成市场规模的领域，因而“促进型立法”主要解决“供给”问题，(33)具有积极的市场导向和社会导向功能，对社会发展具有引导意义。
2.法律规范的设置类型不同
“管制型立法”在设定权利义务的模式上强调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对应，即权利的享受以义务的承担为条件，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管制型立法”在设范模式上，大量采用强制性规范，包括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促进型立法”则不同，在设范模式上，它虽然也强调政府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参与，但不像管制型立法那样强调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对应，在设范方式上采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和鼓励性规范，虽然也有一些义务性规范，但是很少。(34)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促进型立法在较多情况下具有内容上更加灵活、可问责性较差等特征，或者说“促进型立法”对相关主体的道德责任与综合素质有较高要求。
3.调整方式不同
“管制型立法”主要是通过行政“规制”的方法让“发展有规则地运行”，其具体措施包括强制、限制、禁止、监督、检查和惩戒等。虽然“促进型立法”与“管制型立法”都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但“促进型立法”主要是通过“引导”的方法鼓励社会经济或某一（些）产业、事业的发展，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指导、鼓励、扶持、推动等。比如金融政策优惠（如低息贷款）、财政政策优惠（如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优惠（如税收减免）、竞争政策优惠（如垄断适用的排除）、产业政策优惠（如投资鼓励）等。
4.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不同
“管制型立法”强调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角色，通过强化政府的行政职权和规定公众的强制性义务来规范社会的运行秩序。而“促进型立法”则强调政府的服务角色，通过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责，突出政府在推动相关产业、事业和领域发展中的服务主导地位。换言之，在“促进型立法”中，政府的行政功能由“管理行政”为主转向了“服务行政”为主。
5.政府责任的强弱不同
“管制型立法”中的政府责任的规定比较少，而且基本上是法律责任。在“促进型立法”中，把政府作为法律实施的核心主体，规定大量的政府职责，希冀通过政府来实施法律的绝大部分规定。而且，“促进型立法”中规定的政府责任通常是一种综合责任机制，包括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等。这主要是受促进型立法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有关，也与促进型立法的阶段性、补充性或者政策性特征有关。但是法律中对政府不履行职责以及政府服务功能不到位等法律后果或者说法律责任，却很少作出相应的严格规定，有的甚至没有规定。一方面这与“促进型立法”的促进性特征相关，另一方面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模式中只规定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有关。
6.公众参与程度不同
突出“公众参与”是现代立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规范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是指公共权力在作出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的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的个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它是公众通过直接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的过程。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遵循“公开、互动、包容性、尊重民意”等基本原则。“管制型立法”和“促进型立法”中，都有社会公众参与的内容。但是，“管制型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只是作为管理的补充因素而存在，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来说，公众和社会只被视为参与行为的限制性主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主体地位，参与者的行为不对管理事务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促进型立法”往往将“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作为政府公共事务和决策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通过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政府有效干预和社会参与的有机配合与协调。“促进型立法”把公众和社会定位在实质性参与主体的位置上，认为公众和社会的参与是必需的。或者说，“促进型立法”是通过鼓励和促进公众与社会的参与作为法律调控目标实现的途径。政府在实施管理的同时，接受鼓励和促进参与，从而实现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目标。这是法治社会背景下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虽然“促进型立法”和“管制型立法”存在以上区别，但二者同时紧密联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部分法律可能同时兼具“促进型立法”和“管制型立法”两种模式。因为在许多法律中，往往是“促进型立法”与“管制型立法”二者的结合，只是有时“促进型立法”的色彩浓些，有时则“管制型立法”的色彩浓些，譬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虽然属于“促进型立法”，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强制性规范。第二，“促进型立法”有时只是“管制型立法”的过渡。譬如，当通过“促进型立法”将某一产业或行业扶持发展起来之后，“促进”就会被“管理”所取代，从而使市场规范化运作。在此意义上，“促进型立法”可以看作是管制型立法时机还不成熟时的“前奏”或者“序曲”。一方面，“促进型立法”在现有管制型立法不及或不合适的领域对管制型法律予以补充；另一方面，“促进型立法”在所促进和调控的领域走向成熟的时候，再将其所调控的事务让渡给“管制型立法”予以规范。
（二）循环经济法是“管制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相结合的新型立法
法律规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保障实施的行为准则和标准，(35)它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依上述“促进型立法”和“管制型立法”的原理可知，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所采用的法律规范的类型不同：“促进型立法”主要采用的是任意性规范，包括授权性规范、选择性规范、指导性规范等，其基本特征是规范的内容允许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自行决定或双方商定；“管制型立法”主要采用的是强行性规范，包括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其基本特征是规范的内容不允许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或双方随意更改、放弃或违背，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36)
就我国循环经济法而言，在立法起草过程以及《循环经济促进法》通过后，《循环经济促进法》到底是采用“促进型立法”还是采用“管制型立法”，理论界存有分歧。有的主张循环经济法为“管制型立法”，即循环经济法应定位于规范法、强制法或“硬法”，持这种主张的人多从实践需要角度出发，强调循环经济立法应当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并注重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制度性、可操作性，要求将循环经济法设计为发展循环经济活动的准则、规范和“硬性”条款，以制裁那些不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的单位和个人。有的主张循环经济法为“促进型立法”，即将循环经济法定位为政策法、促进法，以指导、引导我国循环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37)持这种主张的人多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并借鉴日本等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强调我国应当先行出台一部统领循环经济发展全局的政策法，然后通过制定、修订循环经济专项法的形式建立完备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从我国环境资源的严峻状况看，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也应当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具有硬约束，要有操作性。因此，我们较为赞成第一种意见，即以“管制型立法”为基调，以“促进型立法”为补充。
具体而言，对于发展循环经济比较急切、影响利益比较大的事项可以采用“管理法”模式，譬如某些产品和包装物的强制回收、重点企业的取水用量定额控制、清洁无害原料的采用、矿山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选矿回收率、矿山水回收利用率的硬性规定、尾矿的综合利用、粘土砖的限制使用、毁田烧砖的禁止、一次性消费品的限制生产和销售、资源化过程的环保要求、报废车船的禁止拼装使用等内容就可以采用强行性规范进行硬性规定，对于相关主体违法这些要求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另外，对于那些难以规制、确实需要自动参与、不宜由政府干预或目前尚不急切的事项就可以采用“促进型”模式，譬如，节能产品的使用、再生产品的使用、产业园区废物交换使用、能量梯级利用、水的逐级利用和循环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的研发和采用、余热余压的综合利用、能效标识的采用、废物回收和交易、次小薪柴的综合利用等内容就可以通过任意性规范进行，比如采取税收优惠、财政倾斜等鼓励措施，或采取其他的引导性措施，从而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管制型立法对义务提出了强制性要求，促进型立法对义务提出了倡导性要求。管制型立法与促进型立法相结合的特点，使循环经济立法充分体现了对社会义务的本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