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元，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的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因为把大病治好了，自己就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以正和，以奇胜”，一定要有想法才行。
谈到很晚，大家也吵得精疲力尽了，易小迪给大家埋了单，冯仑给每人送了一件礼物——BOSS牌的大衣，大家就各自回家，洗洗睡了。
大艺术家任志强
有天晚上，宁瀛、查建英、刘索拉、罗大佑等几位朋友在我们家吃饭，张欣和我都在场。吃完饭后，刘索拉斜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阔谈艺术。她说英国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兼画家威廉姆·布莱克说，“艺术就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他著名的一首诗就叫《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他还是20世纪一大思想者，有很多关于上帝和魔鬼创造艺术的论述。只是说好话、拍马屁、让人舒服的“艺术作品”不叫艺术，那叫宣传片，叫广告。在场的几位都是艺术家，有搞音乐的，有搞电影的，有搞文学的，我想今晚他们是凑齐了。他们热闹地谈着艺术，我早早地先去睡觉了。据说他们聊到了凌晨三点半才散伙。艺术家的生活是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的，普通人睡觉时他们在工作，他们在睡觉时普通人在工作。这让我想起了我们房地产界的任志强，他是什么话不该说他就说什么，什么话难听他就说什么。真的是应了刘索拉的那句话：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其实任志强这个人，从他本质上来说，是个正派的人，这可能是我跟他成为朋友的基本点。
另外从他的性格来说，在中国这个社会中还是很难得的。像他这种经历的人，一般来说，别人说好就是好，这种僵化一方面是受政治的影响，例如领导上面讲完了话，下面每一个人发言都说这个话讲得如何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是一个习惯，因为我每年都开人大，每一个人发言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着急，前面十个人说了，你能不能不说这个话，不行，必须说市长书记的报告如何如何好，这是政治纪律，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真正纯净人心灵的干扰。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传统，不愿意惹别人。传统就是你好我好，像任志强这样老挑别人毛病的人是少数，不是特别多。一个60多岁的人，还是“愤青”，不过在西方，80多岁的人都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们因为受政治方式的影响，所有人变得只能服从、只能说好，背后可以骂，但是在桌面上和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只能说好。所以我跟任志强开了几次会后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有时会开得死气沉沉，大家说的都是车轱辘话，困得都睡着了，突然任志强一冒泡，所有人都惊了，不知道他的话是冲着你来的，还是讽刺你，他一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都变了。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政府的几个部门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开会，邀请我和任志强参加。那次会议参会人员很多，有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建设部的，有财政部的等等，谁知任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你今天下午必须看一下项目。我说任总，北京东边到西边很远，又堵车，这个会议都是国务院组成部门级别的，人家把我们俩请过去也是看得起我们，这迟到了不好。任志强自信心强到天方夜谭的程度，他说我们俩去开会是没有意义的，你别着急，先跟我去看项目。我说不行，你可以迟到，我不能迟到，领导的红头文件来了。
会上，先是人民银行做了一个金融形势分析报告，然后谁分析谁分析，分析完了以后，我开会开得马上就睡着了，任志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迟到了一个小时。
任志强进来看见一个女的在那里发言，就瞪着眼睛看着，像老虎看着猎物似的。那位女士发完言以后，任志强站起来把她批评了一顿，语言犀利无比，那位女士哇地就哭了，号啕大哭。你说普通情况下把一位女士惹得这样哭也不好，而且都是各个部门的领导在场，她一哭，任志强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好在这时一个人民银行的人出来圆场了。下来以后我跟任总说，你何必呢，你来了把人家弄哭了干吗？任总说她的观点就是错的，哭不哭她的观点都是错的。说完以后他就走了，我和另外几个住建部的领导说，这会开的，房地产行业有一个任志强把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名声都搞坏了，人民银行能够对房地产行业有好印象吗？研究政策的时候能偏向房地产行业吗？
记得那年8月31号，SOHO尚都的方案通过了政府的审批，我们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举办了一个朋友聚会，庆祝这个新的项目——SOHO尚都的诞生，我请来了任志强。当时，正是上海出了周正毅事件的时候，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任志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北京的周正毅就是潘石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没有搭茬，下面有好几位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反驳，我说没必要。
5月份，在政府要求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的紧要关头，我突然接到通知说建设部部长要见我们。我想在这种关键时刻，部长的召见一定不是给糖吃的，肯定是打屁股，所以一定要小心。早上起来，我穿好衣服，选择了与开会的会场气氛和领导心情适合的衬衣、领带，配了一件黑色的西服，然后先到办公室上班。
快到中午时，任志强打电话给我说：“下午部长要召见，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他说：“你过来，我请你吃饭，吃完饭我们一起去。”我答应了，中午就与任志强一起吃的饭。我发现他穿着一条米黄色的登山裤，就对他说：“下午要见部长，还有时间，你是不是换条裤子？”他很倔强地说：“不换了。”我想艺术家都是如此，穿衣、发型都要与众不同，光头和长头发的男人八成是艺术家；穿破衣服的一半是民工，一半是艺术家。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穿西服打领带的，显得假惺惺的，装腔作势，没有任总洒脱。
在下午的会上，部长问：“社会主义发展商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说了一大堆话，诸如遵守法律，遵守政策，按章纳税，把建的房子卖出去，不要空置，赚了钱后多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等等。从部长的表情看，他对我的发言很不满意。几个月后我才想清楚了标准答案，应该是：“要主动地服从宏观调控的政策。”而会上，任总的态度与标准答案是相反的。
有本叫《大道》的杂志要给任志强和美女李冰冰拍照片，借用我们SOHO尚都的样板间。照片拍出来后登在杂志的封面上。任志强见到我时说：“到你们SOHO尚都拍照片，尽给你打广告了。”我说：“我看到的只有你和美女，看不清楚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一定要写一篇博客，说明你和美女是在我们SOHO尚都拍的，我自己给自己打广告。”看了他的封面照片，我想，任总朝艺术家发展的道路上又迈了一大步。
革命家王石
王石这样有个性的企业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这里只写几件小故事。第一件事是在深圳桑拿房里发生的一件小事，可以从这件小事上折射出王石的性格。
一天，在深圳的某桑拿房里，王石和陈劲松一边蒸桑拿一边聊天。突然开门进来一小伙子，一声不吭拿起一大桶水全都浇到了桑拿房里烧红的石头上，桑拿房中的温度骤然升高，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陈劲松大叫了一声，马上推开桑拿房门跑出去了。留下了王石和深圳男青年还在里面坚持着，虽然炽热难熬，王石在心里面始终和这位男青年较着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的意志会先垮下来。终于，这位男青年坚持不住了，开门跑了出去，王石坚持到了最后，王石胜利了！
桑拿房的温度降下来了，陈劲松走进来对王石说：“王总，你真行！把这小青年给熬跑了。”王石说：“这人就是房地产界的孙宏斌，跑进来就是搅局来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输给他。”可以想象，王石的毅力是经常攀登珠穆朗玛峰锻炼出来的，小青年哪是他的对手。陈劲松一次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哈哈一笑。
第二件事是10年前的事。有一次王石登山回来，穿着登山服，要跟我见面，我们在国贸吃着日餐，边吃边聊。当时他要成立一个中城联盟——像王石这种有革命理想主义的，万科并不能承载他全部的理想——他想把房地产行业全部融合起来，组织400多家房地产公司成立一个联盟，他是发起人。他的设想是可以联合采购，保证产品质量，可以互相之间进行资源合作，比如你有钱，他有地，就可以一起做。这是他的设想，他让下面好几个人跟我联络，说一定要让我加入到这个联盟里面去。我没有加入，因为我认为这种大的组织，跟我当初的价值观是背离的，当时我的价值观认为，只要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巨无霸，这个行业里面的质量就提不起，服务也不会好，价格也不会便宜。只有很多很小的个体经过激烈的竞争，这个行业的价格和服务才会提高。在他看来，只有联合才能够把市场提高，我们两个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没有加入他的组织。
这次吃饭聊的就是这事。他说你得加入，前景很好。我说我没有看出好处，我就把我的价值观说了一下。虽然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10多年前，就以王石的姿态，能够请我吃顿饭，还邀请我加入他的组织，我觉得他还是很有胸怀的一个人。
第三件事，确切地说，不是具体的事，但给我的印象最深。在中国，房地产这个行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基本上没有一个行业像房地产行业这样跟政府签合同，土地是从政府那儿取得的，规划得得到政府批准，接水、路、园林、消防，政府各个部门都可以卡住你，你可能就要给一点好处，你不给好处就不放你过去，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特点。所以我想这个行业可能比一般的行业更容易腐败。但就在这样一个行业，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王石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不行贿受贿一分钱，这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这样大的公司，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私下交易，不官商勾结，就给这个行业树立了正气，树立了榜样。在中国，你真正喊出去，别人就不敢为难你。像我们SOHO中国，当初就说不送礼，逢年过节不送礼，过八月十五给政府部门连月饼都不送，就绝到这一步，也没有人卡你，因为他们知道敲你竹杠也没用，你敲了微博上给你晒出去。所以我看好王石，这一点是他对房地产行业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企业家的角度看王石，把王石这个个体的企业家放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去，也许更能看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在中国经济成长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这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王石、柳传志、张瑞敏，任志强也算一个，但任总能量大从第一代蹦到第二代了，他既有第一代企业家的特征，也具有第二代企业家的特征。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共同的特点是，从骨子里相信市场经济，相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中国和中国的人民富强起来，摆脱吃不上、穿不上和住不上的窘迫困境。但在他们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也没有别的适用法律来保障他们作为企业家应得的权利和利益，很多事情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企业家在利益面前没有明晰的法律标准，自身的约束力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这一代企业家能活下来的无一例外都是不太注重钱的，同时对自己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有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他们自己在企业没有股份，也没有过高的收入。那个时代也有的人认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就应该得到自己的那部分财富，这部分人都成了中国市场化、走向富强道路上的牺牲品，牺牲的太多，存活下来的太少。存活下来的这几位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奉献精神，都是可敬的。无论是死去的还是存活着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为未来市场经济的推进铺平了道路，成了案例，成为了建立法律和制度的案例。存活下来的更伟大，对今天更有意义。
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般地成长了，全世界第一大银行是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全世界第一大房地产公司是中国的万科，万科一家公司一年开发房子的套数比全香港一年开发的套数还多。
但中国公司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十分艰难的。万科当初走背字时，曾请求一家公司成为万科的大股东。那家公司提出的条件是让王石配合他们打压万科股票，他们进入，再给王石一些黑钱。王石扬长而去，临走时说，你不仅看不起我们万科，你还看不起我的人格。
我们这些人应该属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企业家，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再看看比我们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更有创造力、更有见识，三五年一代企业家，人才辈出。相信五年、十年后的中国比今天更强大，更富裕。市场经济会为中国创造巨大财富。希望大家记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除了伟人们指点江山，还有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和寻找。不要忘记那些牺牲者、失败者，更不要忘记像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这样的成功者、幸存者。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
李敖和陈文茜
2008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我再次到了台湾。原以为两岸直航就可以方便一些了，但我们作为专业人士被邀请访台仍要绕道香港，仍需要起早贪黑，花费一整天时间在路上。上次去台湾走马观花，在台北仅住了一天，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台北，甚至连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没有去。据说北京故宫里很多值钱的文物，都让蒋介石运到台北了，一共有60多万件。到了台北后，先见到两位老朋友李敖大师和陈文茜，他俩与我是分别单独见面的。他俩都是极有意思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时常能听到他们妙语连珠，笑声不断。他们喜欢互相贬损对方。陈文茜养了一只小狗，给这只小狗取名叫“李敖”，并说这只狗和李敖一样胆小。李敖的胆小是有名的，担心坐飞机不安全，在台湾住了快60年了，只在香港和大陆待了12天，其余时间都在台湾。也许是年轻时坐牢，把胆子坐小了。但说话胆子比任何人都大，谁都敢骂。当时台湾人都在谈论陈水扁“洗钱”的事，比谈论北京奥运会的人还多。我问陈文茜，李敖为什么不出来评论呢？陈文茜说，李敖只会把钱藏在书架的书里，还常常被他老婆发现，他哪里懂得什么是“洗钱”，什么是“私人银行”呢？陈文茜说，李敖是活在历史中的人物，活在“五四时期”的人物，对历史包括一些细节都很熟悉，但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不了解。的确，在我的书中他发现的错误都是历史年代的错误，如我误把道光年间写成了光绪年间，爱因斯坦发表E=MC2公式的时间误写成了1946年，等等。
李敖和我见面时也不忘贬损陈文茜，说女人太厉害没有好下场，陈文茜则说，是没有好下场，但比嫁不出去更坏的下场是嫁给李敖。李敖在与我对谈时，劝我改行，我说我除了盖房子，也不会干别的。他说，本·拉登赚够了钱都改行去炸美国的世贸大厦了。我说，我怕爆炸声，小时候过年我连鞭炮都不放，就是因为怕这声音。我给李大师建议，住在北京，与凤凰卫视签约，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在台湾太小了，限制了他的发展。他说，他要和新加坡的“黄河”卫视签约了，并让我转告凤凰卫视的王纪言台长，凤凰再不与他签约，他就往“黄河”里跳了。
CHAPTER FOUR 要幸福
我跟张欣称得上“闪婚”，当时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好在我们之间还有爱，虽然初期因为价值观的冲突一度令婚姻陷入绝境，但她的忍让帮我们挺了过来。经历了许多事情后，现在，我们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向一致。
闪婚
我和张欣两个人从过去的经历，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从出生地、成长环境来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是从中国的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阶层。她是在北京出生的，整个经历都是比较国际化的，而且她整个受教育、工作的背景应该是这个社会中比较高端、精英层的——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出来以后在华尔街工作……这么两个在外人看来完全不搭调的人，认识不久就决定结婚，外人看来几乎形同儿戏。所以当我们俩宣布要结婚的时候，张欣那边的朋友非常不看好我们的结合。她们说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文化背景、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人价值观跟他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他走过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她有几个朋友说，你们的婚姻最多维持半年的时间，因为在一起生活基本上是不能够避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冲突最厉害的就是对每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分歧。我觉得对的事情她则觉得是不能够容忍的，我认为干净的事情她则觉得非常脏。我们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要结婚了，我们商量着说买点家具吧。那时候家具市场很小，我们去的是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家具展。逛家具展的时候，我觉得家具花花绿绿的很时尚。她看完以后说不行。我说你看结婚的时候买个大红大绿的多喜庆，她说这个家具不好。我当时在万通工作，特别忙，能抽出时间买家具都很不容易，但转了一上午却没买到我们都满意的家具。按照我的审美观，我无法理解这些家具为什么张欣接受不了，我说我这乡下人在北京城里面买到家具不是挺好的吗？她却断然说不行。
没买到合适的家具，我们就准备离开军事博物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饮料卖，在军事博物馆门口有个推着板车卖葡萄的老大爷，我们都渴了，我建议买些葡萄解渴，那葡萄摊上苍蝇特别多，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近苍蝇“嗡”地飞走了。结果张欣说葡萄也不买了，我说这不是挺好的葡萄吗？我说你看要买结婚家具，家具没买成；渴了说买葡萄，葡萄也没买成。这时她一下子就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赶紧安慰她。她哭着说，就是因为嫁给你，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是我真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北京城里面苍蝇多，乡下县城里面苍蝇更多，在我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婚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买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面很古旧的穿衣镜，还是她从香港家里托运过来的。我们就买了个床垫放着，一直没有自己的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她只从香港买了几盏灯，而床、柜子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买。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洗热水澡，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24小时热水，都是用煤气罐烧热水，煤气灶经常熄火，我觉得在北京生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觉得在北京这样的生活如同炼狱。因为她原来一直在香港，包括在英国读书，在这些地方生活得都比北京好，到北京来了以后，还一直咳嗽。基本上从我跟她认识，一直咳嗽到2011年。她一直不太适应北京的生活。2012年夏天我们到美国去，让美国医生做了全面化验，化验之后说是过敏，是胃里面的某种气体刺激嗓子造成的过敏，尤其是吃薄荷之类的东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气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们天天怕外面污染，就在自己家里面用花盆种薄荷，我们吃新鲜的薄荷，用新鲜的薄荷沏茶喝，所以一吃薄荷类的东西就咳嗽。我问医生怎么治疗，他们说这个很简单，只要吃一点药，不要让这种气向上刺激嗓子就不咳嗽，终于在十年后治愈了咳嗽的问题。由于我们两个人在方方面面的差异，导致了很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疾病。
冲突至绝望
我们俩从刚认识开始，反差就非常大，矛盾也很突出。大概在我们结婚三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处在了几乎分手的状态，她因此远走他乡，去了英国。原因有很多方面，比如关于公司治理。我认为我治理公司的方式是对的，我原来的公司办得挺好，因为当时其他合伙人从来不参与管理，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管理公司就是我自己把问题想清楚，给每一个人布置的事情都很具体，然后你去把这个事情做完就完事，别问为什么，去执行即可。我觉得这样比较简单，而且每一个人任务特别明确，时间也很明确。
跟张欣一起办公司后，感觉事情变得特别复杂。当时公司连10个人都不到，她强调让公司这些人都坐下来，每个人都得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西方的管理思维里特别强调要说不一样的观点。她觉得如果像国内开会那样，上面领导讲一句话，下面所有人都说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些人坐在一起，天天不干活，就在一起讨论，任何事情都得反复地讨论，讨论得我非常焦虑。我跟她说，这不是办公司的样子，办公司是一个人想清楚了，说给别人去执行就可以了。办公司跟治理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治理国家要民主，办公司就得独裁。她始终特别反对这一点，认为任何事情都在一起探讨，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我说公司里面这样探讨下去肯定会出问题。
最后我们两个人基本上谈任何事情都谈不到一起去，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质量的标准也不一样。最终导致双方的崩溃，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她只身一人去了英国，在熟悉的环境里，她觉得很舒适，有几个朋友带她到苏格兰去打了一个多月猎。我那个时候觉得心里面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陷入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思。其实我对主流的思想并不顺从，那个时候觉得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离我们非常远，想让这些思想打动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非常困难。可是又没有别的思想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就又翻开佛经看。在佛经里面也寻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后看到了禅宗。禅宗里面没有多少经文，都是故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每个故事都是反逻辑的。佛教的一些大师对禅宗存有偏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的东西。然而恰恰是这些小儿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比较受用，随后，我就到了日本的京都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有价值的时光。京都这个城市有点像中国的西安，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那里的人非常谦和礼貌，一路陪同我们的是一位快80岁的老人，做事情非常认真，包括吃的食物。
京都有个二条城，对日本人来说，那就是他们的故宫。我在二条城看到，人们脱了鞋，安安静静坐着，没有烧香，没有拜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坐两个小时。前面是特别著名的一个园子，墙很低，破破烂烂的。后面的院子里面有泉水，人们都安安静静地在从那里取水喝。从二条城出来以后，我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应是简简单单的，如果掺杂进太多外在的东西，比如烧香、献花，反而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美好、这种爱、这种感动都冲淡了。
在京都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北京，我们俩的关系仍没什么改善，我对婚姻基本上都绝望了。有一天她从英国打电话过来，她说她读书、工作都在英国的环境中，那里确实是她比较熟悉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我，她就不可能到中国来，就跟中国没有任何的牵挂，言语之中透露出她还是想回到中国的意思。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半个多小时，我说你还是回来吧，然后她就回来了。回来后她说再不跟你闹矛盾了，公司的事情你管吧，我就负责管理家里的事。这一次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张欣打开了我的视野
婚姻危机过去了，我们俩办的SOHO中国公司的业务仍没有什么起色，她退出后，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伙伴寻找工作，慢慢地，公司的业绩有了明显的进步，真正要建房子的时候，我一个人已经不能承受那么大的工作量了。所以等到张欣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们俩又开始在一起共事。第一个项目做的就是现代城。
现代城这个项目是按照张欣的价值观做的第一个住宅，上市以后，行业和市场上的争议非常大。多种批评涌向我们，有人说你们选的门的把手都是直的，跟工业化的东西一样。把手都有曲线，你们选的把手怎么这么难看。张欣说建房子的时候，一般中国常用的落地式的玻璃，不要窗台，有些人也接受不了，有个老太太上来收房的时候，往下一看，吓了一跳，这样高的楼，前面一米她不敢去。老太太拽着我，说她害怕，吵着要退钱。
我们现代城的房子没有用花岗岩、大理石、亮面不锈钢等光洁度较亮的材料，而是用的青石板和一些亚光不锈钢等产品。有一个小伙子责问我，说你不选高级材料，选青石板做材料，你见没见过真正的豪宅，去没去过香港啊？批评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和任志强还不认识，他批评得最厉害。他通过媒体、写信批评我们。最长的一封信是一万两千字。但是我们坚持一步步做，一直做到现在，任志强也不再批评我们了。
在我们夫妻俩的合作中，张欣充当的角色是一个新概念引进者，第一步她把国外新东西带进来，第二步她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建筑师带到中国来、带到北京来。
在最初的时候，我也觉得张欣设计、建造的东西跟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一致。后来我们不断地出国学习，每年基本上都出国两次，第一次是夏天，第二次就是圣诞节前后。我们不断研究国际的建筑，研究别人的产品是什么样的。这对我来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跟张欣的结合，无论是组建一个家庭还是创办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她打开了我的国际化视野，就像打开一扇门一样。
我现在想，如果没有我跟张欣的结合，我可能也会到国外去参观，但很难深入到西方社会的主流人群里面去，或许只是以一个游客的方式去看一看名胜，去参观参观，见一见人，可是对西方人真正的价值观，他们所崇尚的东西，包括我们常说的普世价值的标准，是很难有深入理解的。就这样在慢慢的相处中，我们的价值观逐渐趋于一致。
有一段时间，张欣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她成为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国际顾问，还成了美国外交协会的理事。美国的外交协会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中国的外交协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外交协会是一战时期成立的。一战的时候还没有美国的国务卿，组织机构设置也没有国务院，所以对外政策都是由美国外交协会制定的，它的理事都是退下来的国务卿、退下来的财政部部长等这样一批人。2012年她还成为哈佛顾问委员会成员，这对我们的家庭、对我、对我们公司的国际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2007年对SOHO中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里程碑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成为了上市公司。上市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融到一笔钱，其真正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公司变成了一家开放的公司，我们上市IPO的时候融了19亿美金，在最近一段时间，又取得了境外利率较低的25亿美金债券，这样强大的资金后盾，为SOHO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而且，我们也实现了跟世界上各类资源的整合，比如工厂、设计师等国际一流资源。
教育的烦恼
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又开始显现出来。实际上，张欣常常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要上中国的学校、参加中国的高考、受中国的教育，还是让我们的孩子更国际化一些，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这是两种路子。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还是从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这两种路子的条件我们都具备。在这两种道路的选择中，我的观点是未来的世界是人类一体的世界，无国界的世界，不要太区分中国和外国，甚至不要太区分东方还是西方。从这个世界的本质来看，并无大的差异，所以我认为孩子受国际化的教育是最佳选择。张欣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一定的偏离，我觉得可能是人们缺什么就想什么，因为我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所以特别向往西方的教育。而张欣从小受西方教育，反而向往中国的本土教育。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孩子大了以后，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对人们之间的交往的促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之间组建家庭、通婚再生孩子，国界、洲界很快就会消弭。张欣一开始不同意我的观点，坚持让孩子上国内学校。我也没跟她争，只是甩手让她去办孩子上学的事。其实这并不代表我认同了她的观点。对于国内学校，我比她熟悉，办起事来会顺利很多，但我让她自己去办，让她感受一下国内学校的氛围。结果她一连去了几个国内学校，回来很失望。学校都是强调钱，却鲜有谈怎么教育孩子的问题。最后，孩子还是被送到国际学校去了。我们周围很多家长都选择先把孩子送到中国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再申请美国学校，结果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且会遭遇文化冲突的困扰，接受新文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一开始就读国际学校的孩子。我们的小孩在升学过程中就特别容易，面试也好、考试也好都很顺利。朋友的孩子读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还有一个朋友因为是法国国籍上了法国的学校，法国学校跟英文世界也不接轨，现在小孩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语言和文化融合与接轨的压力。
我觉得未来是人类一体的社会，英语还会像今天一样是国际主流沟通语言，整个的知识体系也基本上建立在英文这个知识体系上，因此，我们不要让小孩走过多的弯路。
此外，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贯彻了自己的思想进去，美德教育是最重要的，而诚实是美德的基础。现在孩子们在这点上做得不错。比如有时候晚上上网睡觉比较晚了，他都不会撒谎说提前睡。孩子小的时候，处于青春期时不懂事，叛逆，会比较难管理些，平时要多跟他们沟通，鼓励他们说真话。只要说真话、诚实，他们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可以纠正、可以弥补的。必须要让诚实在他们的心中扎根。
要有光
没有怎么给张欣买过礼物。我买的话，她不一定喜欢，她喜欢的就会自己去买。我买东西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过完圣诞节之后，所有衣服的价格、东西的价格打五折。圣诞节之前，按照西方的习惯买个小礼物，互相之间送一送。国外的圣诞节的礼物，你就买一个小小的香皂，不见得多贵，主要是心意，礼物贵还是便宜并不重要。
我不是个浪漫的人，没有送礼物的习惯，不像西方人那样喜欢送礼物、写卡片给爱人，表达爱意。这可能和我生活的背景有关。我觉得送花、送礼物，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任志强却比较注重花和礼物，尤其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你要送他礼物他会非常开心。我则无所谓，并不在意谁送东西、谁不送东西，也没有刻意给张欣制造浪漫。
但还是有许多事能把我和张欣吸引在一起，比如我和她常常探讨比较一致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看法完全一致的事，就是美国的大选。其实这跟我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关联，我们一起讨论美国的两党竞选，非常有兴致。中国开会大都是死气沉沉的，永远提不起兴趣。美国大选有激烈的辩论，也有激昂的演讲。前两天，她在饭桌上讲对奥巴马的就职演说的感触，我抽空看了看他的演讲视频，就理解了为什么奥巴马的讲话能让张欣感动，那里面有我们关注的平等，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国家，国家有尊严，国家的人要有尊严，不能有歧视，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每年我们都会抽出时间到最偏僻的农村，去给幼儿园的小孩和三年级以下孩子普及美德教育。并不是我们出钱给别人去做，而是我们要亲自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那些村子开汽车走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县城。我觉得我们帮这些留守儿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东西。张欣是公益组织Teach For China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她这个项目是把两个美国的大学生和两个中国的大学生送到中国最偏僻的学校里面做两年老师，然后再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通过这些事情，我发现了张欣身上很多可爱的地方，看到了她的爱心，觉得她真是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心中常常想，如果对方是一个特别爱占便宜、自私、贪得无厌的人，你永远不会爱起来，而你要看到她身上发光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才能够被吸引。这或许也是我幸福的光。
在我的经历中，能够吸引我的女性大多是快乐的人，或者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能让死气沉沉的山村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有些知识青年很调皮，有的偷鸡摸狗，有的打架斗殴，只有其中一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她整天都很开心，从来也不嫌农村脏，毫无条件地帮助每一个人，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令人难忘。所以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还是跟他身上的性格、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CHAPTER FIVE 要有梦
你幸福吗？这是2012年的一个年度热点话题。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每人都有一个评判标准。我认为，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来自于你内心，来自于为社会服务后的充实感、满足感。如果问到我，我会自豪地说：“我很幸福。”
你幸福吗？这不太好回答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到如何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1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莫言的回答里，透露着些许无奈。当央视记者问他“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
无论莫言老师“奖金买房子”是调侃还是真有需求，都折射出了人们与居住的关系。可能与幸福无关，但肯定与内心相连。
居住能改变人的生活，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居住条件、生活条件都是我们的思想和智慧进步后的副产品。
今天，“居住”的概念大大地扩展了，它与其他的空间概念的界限也模糊了，这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将非常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观念、工作观念，也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