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借力投连险，平安步步紧逼，攻城拔寨；而竞争对手中国人寿连连败退，上海等多个重镇先后失手。
平安兵临城下，国寿内部则引发了一场要不要推投连险的大争论。对于饱受降息折磨的寿险行业而言，投资型保险好像一剂补药，不仅解“利差损”之毒，而且可于短时间做大资产管理规模。
不过，投资型保险却是一把双刃剑。一年之后，领跑的平安不得不自饮苦酒，并酿成一次危机。而国寿由于采取更为保守的分红险策略，侥幸躲过一劫。
这一年，成立逾一年的保监会四处“开机构”。4月25日、26日、28日，保监会上海、广州和北京办公室分别挂牌成立。到年末，保监会已在13个中心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和保监会呼应，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时任人保总经理的唐运祥当选为首届协会会长。
这一年还有第一诞生。
6月16日，我国第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在北京揭牌。之后，6月29日、7月26日，长城保险经纪和东大保险经纪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至年底，有30多家保险代理公司、5家保险经纪公司获准筹建。
不过，相当长的时间内，中介都未能成为主力军，更和其承担保险营销转型的期望相去甚远。保险中介的真正价值要等待一家名为“泛华”的中介公司上市，以及数家PE资本投资另外几家保险中介之后，才被市场于蓦然间发现。
10月，面对脚步声越来越近的WTO，保监会一口气批准了四张有“瑕疵”，只能合资的寿险牌照——民生人寿、东方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
围绕这四家公司，中国寿险市场又一次上演了激烈的资本暗战。东方人寿更因为深陷金融巨鳄德隆，至今尚未开业，几乎成为“牌照标本”；更使得坚持其中的职业经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与资本同舞的还有北京的同城“德比”兄弟，新华和泰康。8月30日，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向苏黎世保险公司、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明治生命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招募24.9％股份的协议在上海签署。
泰康不甘落后，11月21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宣布其海外募股落幕，海外股东包括瑞士丰泰人寿保险公司、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等，泰康人寿的资本金因此达到20亿元，超过新华的16亿元。
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表面“三得利”：资金、技术和公司治理。但是为话语权和分配权的博弈，可致三种可能结局：上局，众股平等，和谐治理；中局，一股独大，稳定向前；下局，祸起萧墙，纷争不断。
引入外资之后的泰康，取上中局；而同城的新华，却得下中局。颇有意趣的是，这两家同时开业公司之间的“德比”，跨过20世纪，至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才彻底分出高下——泰康胜出。
胜出的泰康，宛如小乔初嫁。
2008年，泰康挟2006、2007年A股市场的“暴利”，以雷霆万钧之气势，喊出了“越洋计划”，即规模上超过一直稳居第三的太平洋人寿，成为中国第三大的寿险公司。但是，功败垂成，2008年8月之时，年轻气盛的泰康却因为投资型产品的规模与结构失衡，而被监管部门“轻轻地”敲打。
年轻的投资型保险，对于中国保险行业而言，或许是饮鸩止渴。
投资型保险，饮鸩止渴？
1999年开始，面对降息之痛，以及巨额利差损，三大公司各自寻找突围方向。
不约而同地，三大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偏低，投资风险部分或者全部由投保人承担”的投资型产品，成为各家公司“上规模、冲保费”的利器。同是投资型产品，三巨头的偏好不同：国寿最保守，选择分红(1)；平安最激进，借助投连；太保则居于中游，启用万能。
不同的风险选择，亦选择了各自的命运。长远而言，这类产品，尤其是一次性缴费的趸缴产品，成为保险行业可持续增长的一剂毒药。
表6-1 投资型寿险产品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无一例外，投资型产品都以火爆开头。
2000年，太保开发了国内第一款万能寿险——“太平盛世·长发两全保险”，该产品以其缴费方便、保障灵活、投资保底等卖点，切中市场的需求，仅四个多月，保费收入就达5.3亿元。截至2006年，该万能账户累计资金已超过30亿，2006年平均结算利率达到6.5％。而参与开发首款万能险的陈尉华，后来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2007年），上海金融系统的唯一奥运火炬手（2008年）。
但是，中庸的万能并不是最火爆的创新产品。
1999年10月，平安推出国内第一个投资连结保险，其热销情况一度让竞争对手中国人寿各省市场频频告急。
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安（市场份额42％）就超过中国人寿（37％）成为上海市场的霸主。到2001年，中国人寿的份额更是惨跌至23％，而平安寿险的市场份额已经升为51％。
面对平安的压力，中国人寿何去何从？
中国人寿内部争论激烈。有亲历者称，当时任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良温（李后来成为中国人寿主管精算和产品开发的副总经理），坚决反对推出投连险。
中国人寿产品开发部副总经理彰井泉曾吐露选择分红险的缘由：“1999年寿险经营形势严峻，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七次下调，保监会出台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规定，中国人寿也推出了系列保障型产品，但市场不认可。经过市场调研，中国人寿将产品创新的重点定位于分红保险。”
2000年年中，国寿个险渠道开卖第一款分红险——国寿千禧理财，拉开国寿著名的“分红险风暴”。其风头远远胜过了传统型的保险产品而成为新宠。
本质上，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将上一会计年度该类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以现金红利或增值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的一种保险。
全国市场看，2001年分红保险实现保费163.03亿元，占全年业务保费收入的46.57％。保监会亦专门点到：“寿险分红险产品已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
再接再厉，2001年7月，国寿开发了银行渠道销售的国寿鸿泰两全分红保险，并于当年9月份推向市场。在到年底不满3个月的时间里，便成功实现保费收入49.4亿元的好成绩。
部分国寿分公司更是迭创神话。例如，山东省仅鸿泰产品一项就创下10天创收保费10.5亿元纪录，而经济相对落后，位于西部的陕西省也在短短的7天时间实现收入保费7.5亿元的奇迹。
事后统计，2002年上半年，国寿鸿泰实现保费收入340.8亿元，而当时中国人寿的全部保费收入不过733亿元，该险种实现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比例接近一半，成为有据可查的销售最多的单一寿险产品之一。
国寿鸿泰的卖点突出，迎合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保本，免税（免交利息税），红利回报，上不封顶，保险保障（死亡风险保障），等等。
分红险极大地放大了国寿的规模。2002会计年度，中国人寿分红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共计人民币666.8亿元；截至2007年10月底，七成业务为分红险的中国人寿总资产已突破1.23万亿元，可运用投资资金已超过1万亿元。
继国寿鸿泰之后，中国人寿先后推出国寿鸿祥、国寿鸿鑫、国寿鸿瑞等系列分红保险，业内称之为国寿“鸿系列”。通过“鸿系列”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一举扭转了节节败退的颓势，并小胜平安一筹。
从2001年下半年起，资本市场低迷、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下降，误导行为终于导致投连险的退保风波，平安备受挫折。到2004年2月份，根据上海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在上海寿险市场上，中国人寿的份额重新上升为32.3％，平安降为28.75％。
不过，中国人寿并没有获得全胜。这批主要以五年期为主的分红险，将导致2007、2008年中国人寿面对最大的支付洪峰。
另外一面，分红险的分红难言满意。一位网友于网络上“晒”的数据称，2002年2月，该网友购买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应为“中国人寿”）营销员推荐“只赚不亏的好产品——国寿鸿泰两全保险”（鸿泰两＝本金＋保障＋利息＋红利）存款期限为5年，当时宣传单上有这样一份表格：
单位：元
2007年2月27日到期提取时，只拿到了本息11146.50元，比银行存款利息少了7元，比到时的鸿泰保险5年期宣传表上的“利息＋分红＝2043.48元”，少了896.98元。
分红险的分红居然少于同期的银行存款！换句话讲，除了少量的死亡保障之外，这笔钱存银行还比保险合算。更为恶劣的是，于分红险的销售过程中，部分代理人甚至宣称：选择买中国人寿的分红险就是买中国人寿的原始股，而且每年还可以分红。这实际上是严重的误导。
对于行业，投资型保险的崛起，彻底颠覆了保险尤其是寿险行业的产品格局。
根据《2007中国保险市场年报》，截至2007年末，投连险占寿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为8％，万能险占比17％，分红险占44.9％，三者相加，投资型产品的占比已高达70％。
但是，以投资型保险为主的产品结构，容易导致保费规模的巨幅波动，进而影响保险公司现金流的稳定。实际上，就在投资型产品火爆两三年之后，一场寿险负增长不期而遇。2004年上半年，上海等市场先后出现寿险负增长，为这种失衡的结构敲响了警钟。
如出一辙的，台湾市场也出现了投资型产品投诉大幅增加的问题。第一类是过分强调前几年高报酬，且诱导保户可提前赎回，完全未将资金可能被套牢风险告知保户；第二类是因投资型保单费用结构不合理，保户不明了初年度所缴的保险费被扣除高额的附加费用，等到接到保单账户价值的通知后，才发觉投资金额大幅缩水的争议。
链接：“负增长”惊魂
2004年的初春，中国的寿险行业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负增长。
负增长从上海发端。1月，上海寿险市场出现了罕见的同比下降。上海保监局的数据，截至2004年1月，上海保险市场上人身险保费收入20.4亿元，同比减少2.6亿元，减幅为11.37％。
这也是上海首次出现产寿险增幅倒挂，以往通常是寿险保费增幅远远高于产险增幅。
就全国数据，2004年全国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7.2％，大大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和GDP的增长背道而驰。(2)
负增长让市场百思不得其解。从统计的角度，同比增长小，乃是前一年的基数太高。拜分红险所赐，2003年，全国保费总收入达到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
时任上海保险监管局局长孙国栋认为，上海寿险出现的负增长，属于为保险业转型期的“阵痛”。
主流意见皆认为，涨幅下降原因是保险公司主动调整业务结构与受升息影响。不过，首都经贸大学金融保险系朱俊生、庹国柱在《2004年中国保险市场回眸》中称，国内寿险业务失衡在于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和趸缴业务占比过高两个方面。而趸缴比例较高的短期分红型业务比重占比过高，其实是对保险资源的一种过度开发，其发展难以持续，寿险业目前增长趋缓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同时，2004年的金融大环境对拓展长期性寿险业务来说非常不利。第一，传统型长期寿险在低利率环境下缺乏吸引力。第二，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效益低下，投资型产品难以拓展业务。
以投资型产品为主的保险产品结构必然导致保费收入的大起大落，或者随着资本市场涨跌，或者浮沉于利率的变化。
但是，投资型保险，加之银保（含邮政）渠道，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短期做大规模的不二法门。
明争暗斗“挖角”战
2000年，金盛人寿数百名代理人，随销售主管集体“跳槽”另一家保险公司，这成为至今所知的最早的保险行业群体性“挖角”事件。
同一年，于广州开业的信诚人寿，因为挖角同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自此，“挖角”这一外来词在国内保险行业大行其道。
2000年10月13日，中信集团与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合资的信诚人寿，几经曲折之后落户广州，正式开业。信诚人寿开出了诱人的条件，不但营销管理人员的底薪要高于其他公司，个人代理的佣金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同行。信诚毫不隐晦，他们只是秉承了英国保诚在东南亚内勤员工要保持比同业高出5％～10％的比例以及外勤员工永久利益佣金制度。
不仅如此，信诚的部分员工更有鲁莽之举。当地媒体报道，12月10日，信诚的员工闯到另一公司代理人资格考试现场派发招聘资料，引起了对方不满，双方为此而打了起来。
非常之法有非常之效。短短的3个多月中，信诚的营销队伍已超过1000人，其中一半是从同业“挖”来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信诚，惨遭“挖角”的中国人寿、平安保险以及友邦保险等公司奋起反击。告状文书雪片一样飞到了广州保险业公会。同业公会显然无法坐视不理。当地媒体报道，12月19日，广州地区全部6家寿险公司（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平洋保险、友邦保险、泰康人寿、信诚人寿）再加上新华人寿广州分公司（筹）的总经理坐到一起举行闭门会议，并就“反不正当增员决议”（讨论稿）达成基本共识。
不过，信诚并不心悦诚服。
信诚公司高层人士指着决议的讨论稿直言，“这是历史的倒退，保诚集团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同意，就等于出卖了广州地区1万多名保险代理人”。
例如讨论稿第二条，关于保险代理人转换保险公司的规定，代理人的有关手续“经转入代理保险公司时，应先送交广州保险业公会审查同意后，转入代理公司才予吸纳”。信诚人寿直言，这分明剥夺了代理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
据媒体报道，信诚“挖角”事件，甚至惊动了华人保险圈的“大佬”们。有媒体报道称，友邦保险的母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副董事长谢仕荣专门致函信诚人寿的中方合资者中信公司，指责信诚人寿在广州采用重金引诱等不恰当的方式四处招揽保险代理人。
存在即合理。“挖角”所以大行其道，自有其庞大的市场基础。
截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保险公司52家(3)；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上升至110。短短七八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同时，相对于银行、证券行业，保险行业的人才积累最为薄弱。
2001年底，新开业的中意人寿在广州故技重施。同一年，伴随新华、泰康的扩张，内资公司间的挖角亦并不逊于外资公司。这一年，太平人寿复业，平安严重失血，其上海的创业团队几乎被席卷一空，太平人寿亦被称为“小平安”。
2004年，保监会新批18张牌照，掀起了另外一场声势浩大的“挖角”之争。
人才，保险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血脉，终因极度匮乏，而演化成一场空前激烈的抢夺战。不仅中、高阶管理人士流动频繁，而且一家公司的营业部被另一家公司成批制地挖走也不是“奇闻”。
和广州一样，面对业内频繁的挖角，各家公司都求助于同业公会或者行业协会，各地公会也出台各种各样限制恶性挖角的所谓“自律公约”。
表6-2 各地防止挖角的“公约”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不过，和车险行业出台的价格同盟类似，寿险的自律公约最后多数形同虚设。
其实，“挖角”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被挖角的经理人，冲动是魔鬼，新的冒险机会，成为部分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坟墓。而对于挖角者，通过“挖角”，公司虽然可以迅速拉起队伍，做进保费。但是，此前“挖角”的公司，很快可能变成被“挖角”的对象，而通过“挖角”建立起来的队伍，其实本身的流动性就是最强的。
因利而来，也会因利而去。通过挖角，保险公司除了强化非健康的兄弟袍泽之谊外，很难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仿佛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当潮水退去，一切均将复原。
同时由于频繁“挖角”，保险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金水涨船高，但是公司的管理水平却停滞不前。
2007年的全国保险会议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严厉批评这种反差：“保险公司管理水平比较低，经营成本特别是部分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却在不断攀升”。
保监会的数据显示，产险的综合成本从2005年的97.5％上升到2006年的102.7％，寿险公司营业费用从2005年的269.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40.2亿元，增幅高于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长速度14.7个百分点。
这是保险监管高层首次对于行业薪金水平提出批评，亦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对应措施，保监会随后会同人事部，对国有保险公司高管薪酬进行清查，国有保险公司薪酬总体水平增长幅度不应高于公司效益增长，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和员工薪酬水平保持合理比例。
不过，那些推波助澜的民营和外资公司则不在其列。2008年初，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曝天价年薪6616万，引发巨大的争议。
客观分析，这份薪酬的获取形式是合法的。但是，唯一的命门在于，天价年薪忽视了中国国情，市场的草根情绪普遍不能接受马明哲本人平均每日进账18万多，这样令人咋舌的“高薪”。
平安叛将录（1）：创业元老之离散路线
所有的挖角大战中，平安最易受伤。
最为市场化的平安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的“黄埔军校”，遍布于行业的平安人才，成为平安对于中国寿险行业的最大的贡献。巧合的是，每次平安人才的大流动，均对应新保险牌照的派发。回顾过去10年，这期间有三次大的牌照发送。
第一次是1996年，人民银行批准了泰康、新华、华泰、永安、华安等5家新公司。此前，国内只有5家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太平洋、平安、天安和大众。
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生命、民生、东方和恒安4家“壳”公司破土而出。几乎同期，太平人寿和太平保险以“复业”的名义获得当时依然稀缺的保险牌照。
第三次乃至2004年，监管部门一口气批准了18张以上的新牌号，再度引发平安后起人才的纷飞。
这三次牌照的批发，以及随后兴起的各地分公司扩张浪潮，诱发了平安内部的高层人事动荡，亦铸就了平安保险“黄埔军校”的人才地位。
1995年以前，平安的三位核心创始人——马明哲、孙兵、李钢分别端坐在集团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位子上，孙、李在平安的地位仅次于马。
巧合的是，孙兵、李钢的职业生涯均起点于人保吉林分公司。吉林人保南下闯深圳的不独孙、李二人，后继者还包括后来的平安产险协理、保监会主席助理袁力等，而马明哲本人亦为吉林人氏，成为平安早期极为独特的“吉林现象”。
新华人寿组建之初，向孙兵伸出橄榄枝，平安第二号人物、时任常务副总经理的孙兵毅然离开平安，出任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随同孙兵一起离去的还包括平安总部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孙伟光等多名大将。
同一时期，曾任平安保险寿险协理和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刘经纶也另觅新主，就任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总裁。此前的1996年，原任平安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陈剖建也从平安辞职，出任天安保险公司董事长，并连任至今。
孙兵等的前后出走，引发了平安的第一波人事地震。追寻孙兵等的脚印，2000年前后，4家“壳”公司，以及紧跟其后的太平系列，再次激发了平安高管的创业激情。
其中，引人瞩目的有3人，李钢、田地和赵卫星。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平安集团副总的李钢，自其参与创建平安直至离任，从来都是个风头很劲的“主”。1995年，美国林肯金融集团曾以数十万美金的年薪，盛情邀请这位当时平安最年轻（30多岁）的高管加盟。不过，此时的李钢却婉拒林肯金融，并成为平安总部副总，分管寿险和投资。
但是，1997年底，李钢被安排调任平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当年最热闹的事情是，平安保级之时，据称李钢携巨额现金至现场，大声“冲啊”，激励士气，最终保级成功，现场数人民币分发给球队。1999年底，保级将军李钢作别平安，出任筹建中的生命人寿董事长。
颇有轮回的是，时隔不久的千禧年初，平安将林肯金融集团的Stephen Meldrum和林肯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Stephen Clinton招至麾下，有意思的是，此二人正是当初代表林肯金融力挖李钢的直接当事人。
或许巧合，就在李钢宣布“不玩了”的时候，平安高层人员就相继有寿险协理何志光、黄萍、产险协理蔡生等宣布离开。何志光随后参与太平人寿的复业，率领太平人寿打下今日之江山，追随何志光的还有平安寿险上海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后为集团团险事业部主持工作的副总严峰。
而蔡生先就职于华泰保险，后栖身华安保险，经历了这家公司从国有股份制至民营股份制的全部变化。
2000年前后，还有一位平安的“大佬”离开，这便是平安保险第三任常务副总经理赵卫星。自1990年加盟平安，赵卫星就一直掌握着平安的财政大权和财务细节。但是，2000年上半年，赵分管的财务工作被转交给平安从香港引进的安达信高级合伙人汤美娟负责，他分管的投资工作则由安信基金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徐建军负责。2000年6月，赵卫星辞职，赋闲在家达半年之久。国庆之后，应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运祥力邀，赵卫星加盟人保，先后任人保财务部总经理和人保副总经理，2004年后又参与新公司国民人寿的筹建。
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
赵卫星走后，他原先分管的财务和投资两个部门人员也纷纷“跳槽”：平安集团原财务部副总经理劳文革、平安证券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浩、张惠、杨新民等相继辞职；赵先前分管的投资部负责人杨晓东、詹余引等人也因种种原因离开。
除了寿险，平安产险也相继生出诸多人事变故。
最为著名的为产险协理袁力出走平安，转任保监会多个要职；原车险总监藏家瑞改投华泰，而平安产险上海分公司原总经理许跃宁则出任国内首批公估公司上海大洋保险公估董事长；华泰保险中也曾经有多位平安“叛将”，任职北京、深圳和广州等地的“诸侯”。
同时，为弥补本土人才留下的空挡，抑或是因为海外人才动了本土人才的奶酪，从1996年开始，先后共有50多位外籍专业人才进入平安的管理层。其中包括台湾市场的培训人士，以张子欣为代表的麦肯锡成员，香港寿险精英梁家驹等，纯正的老外总精算师Stephen Meldrum，前首席财务官和总经理汤美娟，等等。
时间顺序上，最早是台湾市场的寿险培训人才。而自张子欣之后，平安的人才国际化便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香港、澳门相继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的脚步，这给予了平安引进海外人才有利的市场环境。2004年，平安高管人才的国际化达到了一个高潮——香港人梁家驹入场后，便是一马平川。
这些外援的身影还包括：产险的陈强（原为美国环球保险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平安证券总经理叶黎成（原唯高达证券行政总裁），平安信托董事长童恺（原高盛亚洲执行董事），前平安银行行长陈昆德［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台湾）副总经理］，平安资产管理杨文斌（安泰日本首席投资执行官），等等。
鼎盛之时，平安保险总部的财务、精算、IT、培训、投资、营销等主要业务门市部的负责人都由外籍人士担任。彼时，国内保险业90％的外籍专家在平安。当然，这些外部引入的人才薪酬也高达数百万港币，甚至超过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顶级管理人员。不过，马明哲认为这些付出是值得的，“他们为平安带来的收益够平安为他们发500年工资”。
同时，相对于频繁变动的本土“叛将”们，进入平安体系的海外人才，除少数之外，更愿意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显然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平安2007年回归A股之时，马明哲认为平安的第三大投资亮点是“国际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根据平安推介的资料，目前平安集团和寿险公司高管层面，外资团队占60％，本土人士占40％。
不过，马明哲仍然强调，除了海外人才外，平安也注意培养本土的精英，只不过方式有异，“平安不是把人送往海外，而是在实战中培养。每一个海外人才签约之时，都有一条要指定培养3～5个本土的人才”。
银保生猛崛起，转型知易行难
除了投连，平安于20世纪末的另外一个创举就是引入银行保险。
2000年8月，平安保险率先在银行柜台推出了分红型储蓄保险“千禧红”，由此拉开了银行保险之巨幕。
银行保险业已成为中国寿险行业中与个险和团险并列的三大支柱性渠道之一，并且不断改写历史。2001年11月，刚刚复业的太平人寿，借银保之力快速攻城略地，刮起了一阵太平旋风。2002年，复业后第一个完整经营年度，太平人寿即实现银行保险保费收入11.6亿元，创立了新公司低成本高速度进入市场、取得规模效应的一道典范。
太平人寿远不是最生猛者。
2008年1～6月，上海银保重排座次。“新兵蛋子”人保健康以33.7亿元的半年成绩单，领跑上海银保市场，一举超越此前稳居上海银保市场“一哥”的新华人寿，以及“老兵油子”泰康，这两家公司银保分别收入21.5亿元和15亿元。
其产品“常无忧”在上海的农行、中行、工行强势销售，月均保费自3月起维持6亿元的高台运作。
借银保之力，人保健康一举站上36.3亿元的保费平台，直接杀入三甲，仅次于平安、国寿，成为上半年上海保险市场的“探花”，市场占有率飙升至13.83％。
业绩成长之快，令人侧目。
后生们崛起之前，平安是银行保险的急先锋。
1996年，平安在上海成立银行保险部，1998年在深圳总部成立代理部，2000年10月银行保险市场开始真正启动；2001年第一季度即完成全年指标（5亿～6亿元），全年进账20余亿，占到平安寿险的近三分之一，一举成为平安寿险的三大支柱之一。2002年，平安已经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0余家股份制银行“一网打尽”，全国共有合作签约银行网点1万多。仅网点数量，平安达到一个高潮。
紧随平安，中国的寿险公司掀起了银行保险的热潮。
2002年，国内寿险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6.56％，而银行保险同比增长达到400％，实现业务收入388.42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7.07％；2003年银保实现业务收入764.91亿元，已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5.92％。(4)
三分天下之势铸成。
2003年1月1日后，监管层放开银行保险代理中“1＋1”模式的限制，一个银行的网点可以销售多家保险公司产品，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导致了手续费的恶性竞争，甚至形成一些手续费支付的“潜规则”，保险公司微利、无利，甚至亏损；同时，银保产品和销售都同质化，例如产品多数属于储蓄替代型产品，期限短，保障低；销售则主要依托银行储蓄柜台和人员，无法深入。
在“银行—保险公司”的零和博弈中，掌握资源的银行往往独占主导地位。与银行代理保险手续费收入节节攀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银行保险网均产能和人均产能低下，国内银行保险事实上已经落入“无利润”的商业模式陷阱。
为摆脱恶性竞争的陷阱，平安率先突围。希望重塑建立在简单“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协议”（期限1～2年）基础上的短期利益关系。
2003年10月17日，马明哲和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刘明康交换一纸昂贵的8年婚约——3年之内，平安将得到中行（全国）70％的优质网点独家销售其保单（第一年40％，第二年50％，第三年达到70％）；由平安出资，与中国银行总行共建银行保险部；中国银行将成为平安的主办行，到2003年底，平安全国机构的资金清算和结算将统一到中行账下；中银国际将得以与平安三大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高盛以及新加盟的汇丰并肩成为平安境外上市的主承销商之一；双方交叉销售（保险，证券等）产品；协议为期8年。
原本秘密的协议被媒体曝光之后，掀起轩然大波。平安和中行之约，颠覆此前简单销售的银保合作模式，震动了其他三大行，同时为时下当红之银行保险公司埋下伏笔。
不过，8年太长，只争朝夕。
或许是因为这张婚约太“贵”，其实后来并没有完全实现。2004年开始，平安自身也对银保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转型；2005年中行在香港成立了中银保险，开始向内地进军。
回溯银保在中国发展的10余年，银保转型总是知易行难——或者转型不成，重拾旧路；或者一收了之，银保硬着陆。前者似乎不胜枚举，后者如中国平安。
数据显示，早在2001年，平安银行保险的合作者就已经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8家银行，覆盖全国136个城市中的17540个银行网点，而银保专管员队伍也达到近千人。巅峰之时，平安的银保业务平台高达百亿。
但是随着2004年的战略调整，平安银保几乎被腰斩。2004、2005年银保规模保费收入分别同比下滑55％和28.2％，总规模也从2003年的百亿之上直落到2005年52.24亿的历史低点，进而维持于所谓“盈亏平衡点”的60亿元左右。2007年，略有反弹。根据平安的年报数据，2007年，平安银保规模为72亿元，同比增加16.5％。
诚然，利润相对不高的银保被大幅裁减无可厚非。不过，硬着陆式的调整亦有负面的影响，其中尤以银保队伍流失，客户关系易分难合最为伤痛。
链接：梁家驹探路新银保
传统银保收缩之时，平安却开始尝试新的增长路径。
平安在深圳建行启动了IC（IC，Insurance Consultant，保险顾问）计划，即保险公司把顾问式销售派驻银行网点，销售保险产品。2004年10月开始，当时平安有六名IC经理进驻建行深圳分行六个网点的贵宾理财中心。
这背后的设计师就是华人寿险业达人之一的梁家驹。2004年，外表儒雅清矍，中午不太吃饭的梁家驹，从平安创业元老王利平手中接过寿险的大旗，成为平安高管人才国际化的一个高潮。如今，平安前100位高管中有超过60位来自海外，他们带来的是平安内部体制的国际化。
鲜为人知的是，梁家驹是“非典”横行之时，马明哲挺进重灾区香港，不戴口罩，亲自“猎获”的结果。
值得马明哲冒险的梁家驹，是华人保险圈最资深的人士之一。
1975年，梁家驹即在保险行业开始其从业生涯，就职于美国友邦保险公司。1989年已经成为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的梁，转任台湾南山人寿（南山人寿实际为AIG在台湾市场的寿险公司），最终职位为南山人寿总经理。1996年到2003年梁进入英国保诚集团，为保诚大中华区执行总裁。2004年受马明哲力邀加入平安，2006年起分别出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和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至今。
进入平安之后，梁家驹改良平安的银行保险模式，引入昔日在英国保诚时所创立的“渣打模式”，即平安在深圳与建设银行合作的IC模式，而香港汇丰保险通过这种模式用3～5年的时间超过了友邦，成为当地寿险市场新契约销售的第一。
两年之后，IC计划持续向前，推广至建行深圳分行的20多家支行网点。
2006年初的启动仪式上，仅限于深圳一地的实验，居然吸引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与时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联袂出席。几乎与此同时，有关建行和平安可能成立银保公司的传言不胫而走。
颇有趣味的是，马明哲于现场大爆私料，称常振明和梁家驹之间其实早有渊源。因为2000年前后，时任保诚大中华区执行总裁的梁家驹，与当时代表中信集团的常振明经过最后40分钟的谈判，最终敲定保诚与中信之间合资信诚人寿的协议。
梁家驹有言，IC经理的产能很高——普通的业务员达到4000～5000就已经相当不错，而IC经理一般都能够做3万～4万。2008年，平安的IC的试验将扩大到青岛等四个城市。除了IC，平安还在江苏南通试点FPM（财务规划经理，Financial Planning Manager）模式。
银保转型10年，筚路蓝缕。究其缘由，乃是没有资本整合下的转型，注定难以汇成燎原之烈火。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银行保险能够穿越熊牛，则可能打破微利的怪圈，实现超额收益。其操作手法是，低利率时买进，高利率时候卖出。反之，如果是高利率时买进，低利率时候卖出，这会遭遇市场更大的报复。例如2008年市场热卖的，盯住三年期定期存款的部分产品。
但是，谁又能够做到超越熊牛呢？似乎只有银保公司。不过，此前分业经营的政策桎梏割裂了银行和保险之间的资本姻缘。
转机出现在2008年1月16日。这一天，保监会和银监会签署《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银保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下称“备忘录”）。政策松动之后，资本层面的整合难以避免，银保转型即将超越修补的阶段，而进入一个更为广大的维度。
四大国有银行中，除尚未完成改制的农业银行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均初步落定成立银行保险公司的资本计划。
其中，工商银行可能和中保集团实现资本整合，囊括太平人寿、太平保险、太平养老和太平资产等四家公司；建设银行则会整合一家和建设银行渊源颇深的新公司——幸福人寿，幸福人寿目前的股东结构中，负责建设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信达资产管理为大股东之一；中国银行则会通过旗下中银保险的平台，设立一家寿险公司。
此外，交通银行已经和中保康联缔结一纸协议，即将改造成为一家交通银行主导的银保公司；不仅如此，北京银行传言亦垂青太平洋安泰，打着类似的寻亲盘算。
或许，银保的天是明朗的天。
四“壳”公司浮沉
2000年光景，中国市场一纸牌照尚属难求。
这一年8月，新华人寿以每股5.20元的高价，出让近25％的股份给苏黎世保险为首的外资公司。如此高价，并非新华人寿价值几何，而是稀缺牌照的溢价。此时，中国正处于加入世贸的艰苦谈判之中，开放与否尚存巨大的变数。
2000年10月，一下子有4家新寿险公司拿到筹建批文，成为保险行业最为特殊的“壳”公司。这4家人寿保险公司分别是总部设在天津的恒安、设在北京的民生、设在上海的东方和生命。
此次获准筹建的4家公司中，民生人寿、生命人寿和恒安人寿其实是“老面孔”，其筹备时间均已超过5年。这3家公司几乎是和新华人寿、泰康人寿和华泰财险公司同时筹备的。1996年上半年，当时的保险业监督机关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后3家公司的建立，但并未批准民生人寿和生命人寿筹建。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接管永安。曾任生命人寿筹备组的张洪涛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回忆：“人民银行原来是打算在1996年下半年批准我们（生命人寿）成立的，但后来发生了永安保险被接管的变故，为了审慎起见，监管机关放缓了中资保险机构扩容的步伐。”
张洪涛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学系主任，国发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她是保险行业少见的横跨学界与商界的一位女强人。颇为意外的是，当生命人寿真正开业之时，张洪涛已经和生命人寿无缘。不过，2004年，张东山再起，再度获得一张保险牌照，并成功筹办了新公司正德人寿。
“壳”公司是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的产物。
当初，在关贸总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在讨论第六项“影响服务贸易的政策”第二款“合资伙伴的选择”时，中国政府提出外资保险公司选择合营的中方公司，必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鉴于国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相对较少，因此，保监会提出组建“壳”公司的建议，并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