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9·11”恐怖主义袭击，让全球保险行业惊魂未定。
世贸中心刚刚倒塌，市场纷纷担忧全球保险业可能遭受重创。悲观的观点认为，整个保险业蒙受的损失将超过千亿美元。不过，3年之后，拜美国联邦政府的巨灾补偿基金所赐，实际的数字只有300亿～400亿美元，远比预计的要小得多。
这一年，新经济泡沫破裂，使得1999、2000年兴起的各类保险网站和互联网公司，或者倒闭，或者梦碎，或者转型以求生存，比如平安花费两亿元，轰轰烈烈发动的PA18.com。
链接：折翼PA18 收编张子欣
2000年之前，尽管平安已经成立12年，但是马明哲一直保持低调形象，与媒体避不见面。
这一年，马明哲为了一个网站破了戒，这就是平安“新概念PA18”金融电子商务网站。
2000年8月18日，PA18成立时热闹非常。
“保险业巨头平安保险花费2亿元巨资打造，聘请麦肯锡亚太区合伙人、董事张子欣出任PA18网站首席执行官（CEO）”等新闻，一时间吸引了网络业和保险业的双料注意。而与PA18同时成立的泰康人寿、泰康在线以及太平洋保险的太保网，更是把整个8月变成了保险公司触网月。
电子商务诱惑难当。
在成立之初，PA18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实体，甚至专门成立了“平安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PA18同时成立的，还有位于苏州、号称投资三亿元打造的平安保险“95511电话中心”。这两个项目上线，前后相隔不过半个月。
然而两年后，当95511隆重庆祝自己两周岁生日时，同样成立两周年的PA18网站却是一片静悄悄。
PA18的影子在平安内部确实越来越淡。除了名为PA18的网站仍在运作之外，在平安内部已经找不到以PA18命名的职能部门，也不再有冠以PA18字样的职务。独立的财务和人事部门早已被总公司收回，IT部门连窝端到总公司技术中心。
对此，曾经意气风发的张子欣解释说：“2001年，董事会经讨论决定：将PA18纳入集团整体业务。”
“2001年上半年是我们最感挫折的时候。坦白地说，是因为我们摸索了很久之后，一直没有那种真正摸到路的感觉。”当时的PA18副总裁顾敏回忆说。
“我们毕竟是在一家传统企业里做电子商务，所有工作，都要从企业整体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真正在业务中体现出来，就算PA18上市了，按照当时的市场情况，整个网站的价值可能最多几亿美元。而如果将电子商务纳入集团业务后，能给平安的业务带来哪怕是几个百分点的提升，这个价值也相当大了。”
回首这一段，马明哲认为：“麦肯锡建议平安应该在网络方面发展，张子欣成立了一个IT公司负责做这个项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那时候太早了，当时中国互联网不成熟，人们还不接受这种消费模式。”
但是，这次失败也有收获，收获更为值钱的人才。
“虽然这个网络项目因时机不成熟，暂且放下，但我想，我们能不能把张子欣的团队变成平安的？我对张子欣说，你们过来，成立一个信息管理部，和IT整合在一起，开始他们就不同意。后来张子欣被我说服了，张子欣再说服其他人，我们把张子欣一套人马变成了平安的员工，张子欣担任集团副总，包括现任平安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执行官吴岳翰，集团助总顾敏，首席信息执行官罗世礼。”
就在这年11月10日23时38分，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保险成为率先全面开放的金融行业，外资巨头从来没有离中国市场的大门如此之近。多年沉寂之后，外资不断积蓄力量冲关，乃至“红”遍中国的扩张冲动；内地的民众开始憧憬外资银行、保险的优质服务；而既得利益者们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2001年，中保集团(1)旗下的太平人寿内地复业，凭借“银行保险”的利器突破重围。
继友邦之后，太平人寿成为又一家依靠业务模式的创新而一鸣惊人的公司之一。内地复业的第一个完整财年（2002年），太平人寿就揽进了11亿多的保费收入，这相当于先前中资寿险公司开业五六年的战绩。其中，银行保险几乎占接近80％。初尝甜头的太平人寿进而于2002年初确立了“以银行保险为突破，以团险业务为重点，以个人业务为基础”的业务策略。
不过，由于银保模式门槛不高，太平人寿的领先优势并未维持太长。两三年之后，银保几乎成为所有寿险公司闭着眼睛都能做的销售动作，并因价格战甚嚣尘上，而沦为少数公司努力削减的劣质业务。
于价格战的摧残之下，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节节攀升，简单的五年期趸缴投资型产品事实上已经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可图，更遑论期限更短的趸缴产品，除非投资收益出现类似2006年和2007年的重大逆转。但是，由于“银保渠道＋投资型保险”可以迅速做大规模，也有新老公司乐此不疲。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人寿挺进银保的股权伏笔。工商银行旗下的工银亚洲，通过参股太平人寿姐妹公司、同属中国保险控股集团成员的太平保险，与后者形成银保市场早期中国内地唯一一例有间接股权关系的“银行—保险同盟”。
数年之后，当安联保险入股工商银行之后，其在中国的合资寿险公司中德安联亦复制类似的股权纽带。
不过，太平人寿和工商银行可能走得更远。一个版本是，工商银行、太平人寿的母公司中保集团，以及外资股东富通集团三方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由新公司全资持有太平人寿、太平保险、太平养老与太平资产管理四家公司的股权。
2001年，发端于1999年和2000年的投资型保险突飞猛进。
这一年，投资连结和分红类新产品保费收入412.3亿元，占寿险保费收入的32.2％，同比增加28.8个百分点。异军突起的投资型保险迅速带动当年国内的保费收入达到2109.36亿元，同比增长32.2％。
时任保监会主席的马永伟颇为欣慰：“（这）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32.2％的增长速度是过去8年，仅次于1997年的第二高增长。(2)
表7-1 1994—2001年中国保费收入列表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保监会。
这一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投资型保险随之潮起潮落。
特别是平安的投连险，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3)
“投连危机”是划在中国寿险业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对于始作俑者平安而言，投连是一杯先甜后苦的酒，一段无法回避的记忆，或许也是一个洗心革面的起点。
投连之殇
接连的降息风暴，打得国内稚嫩的寿险业晕头转向。新产品开发赶不上降息的脚步，中国的寿险行业面对两难抉择：继续卖单，利差损越卖越大；收手不卖，庞大的销售队伍面对无米之炊，甚是难以为继。
头悬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最为市场化的平安马明哲苦寻解脱之法。
1997年左右，来自海外的总精算师Travor，平安所引以为傲的“外脑”拍马赶到，向马明哲献上一计，可以拉平安出困境。
此时的平安正如火如荼地邀请“洋大夫”麦肯锡对其进行全面的诊断，同样来自海外的专业人士Travor的意见自然备受重视。
他向马明哲介绍了海外市场正方兴未艾的投资连结保险。
这种新型投资型保险的奥妙在于兼顾保险和投资，不仅可以迎合中国投资者既要保障，又要赚钱的“贪心”，而且客户完全承担其中的投资风险，平安不用再为利差损发愁。相反只要做好服务，就可以赚钱。
同时，由于当时的股票市场正处于牛市，而保险资金借基金间接入市的大门洞开，平安似乎已经看到一个无比光明的“钱”途。
何等妙计！
于是，一个名为“凤凰计划”的投连险考察研究项目新鲜出炉。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凤凰是一种高贵的吉祥鸟，同时“凤凰涅槃”也寓意着死而复生，活得更精彩辉煌。
名曰“凤凰计划”，平安的苦心可见一斑。不过，这只凤凰不仅没能浴火重生，反而带来了一场“火灾”。这是献计的Travor和欣然接受的马明哲没有想到的。
两年之后，1999年10月22日平安推出了中国大陆第一份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
这是保监会破天荒地以自己的名义批准的一款新型寿险产品（一般批准保险产品的主体都是保监会的部门）。而有据可查的资料，似乎仅有这一次，通常寿险产品审批或者报备只需要下面的专业部门就可以完成。
投连一诞生就成为“明星”，一扫此前寿险产品设计的呆板。
产品结构上，平安的投连于保险行业中引入“伞型”投资账户——即同一险种旗下设立多个投资账户，供不同客户按投资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加以选择和转换。这种结构类似基金行业的“伞形基金”，但是平安无疑比中国基金业领先。
运作模式上，投连险把保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保障；另外一部分进入投资账户，其风险和收益都由客户承担。
这样的设计使得平安完全可以挣脱利率变化的束缚，从而赚取稳定的无风险利润。
时任保监会副主席的吴小平说，平安这是在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意味着可能吃到甜头，也可能被螃蟹夹到。
一语成谶。
平安是先尝到了甜头，后来却被螃蟹夹到！
毫无悬念，于上海试销的投连成为平安攻城拔寨的利器。
2000年的中国股市基本上是一个单边上扬的市场，上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了51.73％，深证综合指数全年上涨了58.07％。2001年上半年，股指依旧震荡盘升，上证指数半年间上涨6.97％，创下2249.77点的历史新高。
受A股市场的刺激，平安投连险的账户收益率仿佛被打了一剂兴奋剂，连创新高。例如，设立于2000年10月31日的平安发展投资账户，截止到2001年6月30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为1.1946元，与设立时相比，增长率为19.46％，与2000年底相比，上半年净值增长率为8.81％。
投连巧遇牛市，威力大增。
数字为证。1999年上海寿险年终盘点，平安保费收入近34亿元（占42％），中国人寿30亿（占37％），太保约6亿（占7％），友邦约10亿（占12％），中宏8000多万（占1％），太平洋安泰约3000万（占0.4％）。平安首次超过中国人寿，成为上海寿险业霸主。
2001年年末算账，仅仅两个年头，平安保费收入高达65.6亿元，市场占有率51％，中国人寿则剧跌至23％，友邦（14％）与太平洋（10％）不分伯仲。
时任中国人寿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静芝曾说，形势真正急转直下是在2000年，暗指投连。显然，火爆的投连成为颠覆上海滩市场格局的关键。这也为当时所谓的“两何之争”（平安上海的带头大哥何志光和中国人寿上海的领军人何静芝）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一年试点，成绩斐然。
吴小平评价称：“这一年来，平安上下非常努力，带头使中国寿险商品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可以说，平安对整个寿险行业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头作用。”根据保监会的统计，2001年投资连结产品保费收入高达106.62亿元，同比增长542.26％。
不过，投连未来的发展，显然超出了预设的轨道。
于上海试点之时，投连尚在掌控之中。第一批700名投连销售人员，都是平安的精华，具有3年以上的司龄和保险从业经历。他们一旦被发现违规销售，立即将被取消销售资格。同时平安还安排100％售后电话回访，设计了第二道防线。
营销方式上，煽动力极强的产品说明会新鲜出炉，日后也会大行其道；同时平安撰写了业内第一份产品的软文和广告，都开创了金融营销的先河。
上海试点之后，投连如野草般疯长，北京、南京、宁波等21个省会和中心城市先后开始上演投连大戏。
久违的“排队买保险”的场面再度显现。
“福州客服中心里，每个客户怀揣一个装钱的袋子，争先恐后地挤向现金收付室那个小小的窗口，唯恐晚一秒就会与诱人的财富擦肩而过，福州客服部经理王义明向办公室借来高音喇叭，搬来长凳：‘大家排行队，按顺序来，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
“那个时候，好像钱都已经不是钱了，甚至有一天一大早有个柜员在电脑下面发现了一叠5万元的钞票，过了很久才有客户过来认领！”
盛况之下，平安的部分销售开始变形——收益被放大，风险被缩小。
一些不恰当的信息到处流传，各地五花八门的宣传品层出不穷。例如，“一次性投入5万元，每年预期回报率如果是20％的话，30年后，连本带利达1068.23万元”。
销售乱象愈演愈烈。
2001年12月，平安PA18网站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纪理财”的月收益率最高为4.87％，运作14个月已累计为客户创造了16.14％的收益率。如此骄人的业绩，一直是平安的业务员游说客户最有力的佐证。
好景不长。到了2001年下半年，在清理银行违规资金、国有股高价减持、问题股地雷集中引爆等一连串打击下，股市大幅下跌，上证指数半年间狂挫25.79％。市场转头向下，投连账户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数据显示，2001年发展账户亏损454万，其中基金投资亏损305万；基金账户亏损6655万，其中基金投资亏损1972万。
投连险濒于危机的边缘。
2001年10月，保监会发布公告，针对新型寿险，例如投连、万能和分红保险，提醒消费者要认真了解产品特性，清醒认识自己将要承担的风险。这被认为是监管部门“对投连产品的风险性给予严重警告”。
2001年12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杜卫东撰写的调查《平安“世纪理财”：被隐藏了的亏损真相》。该文称，如果扣除买卖价差等各种费用，“0.67％的人赚了，99％以上客户至今入不敷出”。尽管其计算的方法，保险公司并非完全认同，但是，投连险亏损的情况引起市场极大的关注。
人潮又涌向福州平安。不过，这次客户不是为抢购，而是要求退保。平安福州分公司的“第一次退保事件”被炒作得沸沸扬扬。
很快投连“退保风”吹遍整个市场。到2002年上半年，投连险降幅高达36.04％，全国投连险退保率为4.9％。
受投连影响，平安的声誉备受影响，保费规模大幅下滑。面对这场可能危及公司生存的危机，平安不得不壮士断腕，除了拿出巨额真金白银进行补偿，马明哲亦亲自坐镇处置。
2002年在泰国芭提雅明星高峰会上，马明哲以《百年老店，诚信为基》做演讲，他对平安在投连中的失误作深深的反省。
平安总部成立了直接向马明哲汇报的危机处理小组，各地分支机构高度戒备，成立以一把手为责任人，由总经理室直接领导的投连专项工作小组，每天一会，发布投连简报和动态报告。同时启动中国保险史上最大规模的客户回访，逐步释放了风险，集体性诉讼案件得以避免。
颇有意味的是，投连事件不久，平安即被某媒体发起的首届“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评为最受尊敬企业。对于投连之殇，平安认为“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一群不恰当的人，卖给了不恰当的客户”。
但是，这是全部真相么？
实际上，就在媒体追打之时，就曾经有友邦的精算师撰文质疑称，就产品本身而言，同样存在重大的瑕疵——平安的获益可能多于客户，直指平安投连的收费。数据显示，第一代投连的费用普遍偏高。例如，主险合同包括5.26％的买卖差价、每月0.1％不等的资产管理费、投资账户转换费（首次转换免费，第二次按投资单位的1％收取，不得超过100元）以及退保费等。
这些费用远远高于开放式基金。或许有鉴于此，此后的新型投连险，绝大部分都大幅降价，部分公司的买卖差价甚至为零，完全和开放式基金类似。
由于初始扣除的费用偏高，如果按照标准缴费，客户第一年能够进入投资账户的资金相当有限。这样，即使平安在2000年和2001年上半年的投资赚大钱，客户能够分享到的仍然是少数。
高费用显然会侵蚀客户中短期的投资回报。
2003年5月，保监会下发《个人投资连结保险精算规定》。平安等开办投连险的公司先后停止了原保单的销售。至此，第一代投连产品折戟沉沙，淡出市场。
投连危机是中国保险史上第一次因为产品问题引发的公共危机。
但是，这样的危机并没有因为平安的教训而消失。经年之后，中国人寿的分红、友邦的重疾以及财产保险行业的交强险，分别因为“分红不如存款”，重疾“保死不保生”，以及“交强险暴利”说而备受质疑，并掀起巨大的风波。
时过境迁，风雨之后，马明哲对于当年的投连危机亦有检讨和思考。马明哲在平安金融学院的讲话回忆：“当时整个公司陷入了上下各自为政，政令不通，指挥失灵的状态。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极为心痛！”
投连之前，平安其实是有预判的。“事实上，公司在推出投连产品之前，是提前考虑到产品风险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执行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最终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我们这支队伍。”
情况远比预期危险。
“那时候，由于队伍执行的偏差，使公司与客户之间产生了许多争议，一些客户对我们不再理解不再信任，甚至发生了些不理性行为。一边是上海分公司遭到近百个客户群诉围攻，一边是北京方面有客户到保监会门口静坐，而保监会是连连来电通知哪些地方又出了问题。”
无法回避。
“为最大程度挽回、重塑客户对平安的信任，公司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推动实施了‘百万客户大回访计划’。”
“我自己也曾在东北的一些机构，和几名公司领导一起回访过一些客户，通过回访，很多客户都表示理解公司，接受了产品，并表示不准备退保。”“前后我们总共回访了全国104万名投连客户，此项工作堪称平安史上的壮举，绝对值得写进我们的教科书。”
“这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那就是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和公司存亡的角度看待执行的问题——企业成功不仅在于战略，更重要是执行力。”
平安的分业抗战
分业经营是一把刀。
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以整顿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控的局面。
落脚保险行业，1995年10月1日出台的第一部《保险法》也明确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此时内地保险主体尚少，需要动手术的便是四家综合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新疆兵团保险以及平安保险。
首当其冲的是最听话的中国人保。
1996年，中国人保改组为中保集团，其下分设中保财产、中保人寿和中保再保险3家子公司。1998年，中保集团再度改革，被一拆到底，形成3家完全独立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
2000年前后，新疆兵团保险和太保紧随其后，做完分业手术。新疆兵团保险改为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在把原有的寿险业务消化完毕后，成为专营财产险业务的公司，同时业务经营范围由兵团范围扩大到全疆。
太保仿照人保，一分为二。太保改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太保集团发起设立太保寿险和太保产险，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太保分业极大地解放了寿险的生产力，太保产、寿险分业经营后，寿险业务发展迅猛。统计显示，截至2001年11月底，太保集团实现保费收入204.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9％。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78.6亿元，同比增长24％；人身险保费收入125.5亿元，同比增长68.3％。
同为股份制公司，平安要固执得多。
几乎和国务院的规定同时，1993年，马明哲就在平安内部提出了平安走综合金融集团化的发展道路。当年年底，外资股东高盛、摩根登堂入室，极大开启了平安的国际化视野。(4)但是，平安做金融控股、搞综合金融集团的战略设想，和监管层分业经营的思路背道而驰。
宏观层面，1994年到1997年，分业经营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坚决地贯彻和执行，通过假回购、真拆借，大量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引发股市波动。于是1997年，中国的决策层再次强调“分业经营、分业管理”。
平安不得不孤独地“违逆龙鳞”。平安心仪的模式是：集团控股模式，即由一个集团公司（或控股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产、寿子公司和投资子公司，由集团控股公司对业务、财务、投资、人事、计划和风险内控等重大决策进行统一管理的分业模式。(5)
这和监管层的要求直接相悖。
平安从1996年即开始着手分业准备，但是方案并未顺利通过，1998年和1999年分业方案更是两度被驳回。
平安集团现任副董事长孙建一回忆当时的压力：“分业的时候，保监会召集全系统开会，监管领导当众批评对分业执行不力的平安，马总回来说，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向我射来，但我觉得很坦然，我相信综合金融是国际趋势，对平安也是有利的，那就坚持吧。虽然事后证明平安是对的，但这一挺7年的艰难常人无法体会。”
面对困境，马明哲的策略是一个字“拖”。
不仅“拖”，平安还不放过吃“窝边草”的机会。1996年，平安完成对工商银行珠江三角洲金融信托的收购并更名为平安信托；同一年更在信托公司名下正式成立平安证券。
不过，“拖”亦有代价。
当时马明哲求见监管部门的领导，曾遭遇提出“只谈五分钟”都遭拒的尴尬。同时。平安分业没有完成之前，监管机构一直不审批平安新的分支机构。1994年至1998年期间，平安经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批准，在郑州、太原、兰州及部分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但是保监会成立后，只核准了其中少部分分支机构开业，仍有43家分支机构尚未恢复业务。直到分业改革完成之后，这些遗留机构问题才一并解决。(6)
跨过20世纪，宏观环境天翻地覆。
1999年10月22日，经过25年12次的尝试，美国国会最终决定废除《格拉斯·斯蒂哥尔法》及《银行控股公司法》的限制，取而代之以新法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新法案允许美国金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分公司从事任何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金融业务，而不受到法律约束，从而结束了美国半个多世纪分业经营的局面，宣告混业经营的正式到来。
同时，中国加入WTO在即，本土金融企业即将被卷入更大的开放与竞争的形势，鹿死谁手尚难预料，监管层的思路从“管制”防风险，开始向“促进发展”转变。
2001年12月7日，保监会同意了平安按保险集团模式进行分业改革。2002年4月2日，平安分业改革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平安成为最后一家完成分业经营的保险公司。2003年2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平安金融控股架构正式确立。8年的磨蹭，平安终于获得了一张完全的金控牌照，成为当时继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之后第三家金融控股集团。
2003年底，平安集团凭借平安信托，和汇丰联手收购了福建亚洲商业银行（后平安取得控股权），更名为“平安银行”。平安成为首家并购银行的国内保险公司。但是，随后于广发银行的世纪之争中，平安最终不敌花旗银行和中国人寿，成为其实施银行战略以来最大的挫折之一。
平安之版图中，未来3～10年，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将成为平安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5～15年，消费信贷、年金、健康险、第三方资产管理等业务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汇丰的客户平均从汇丰购买4.9个产品，花旗是6.7个，汇丰单一客户的平均利润1629元，而平安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
平安综合金融的协同效益也开始显现。2004年到2005年，平安寿险交叉销售平安产险8.73亿元和13.38亿元。同期，平安产险交叉销售平安寿险5.40亿元和2.52亿元。
但是，究竟要不要综合化，H股上市之时，平安亦无数次被专业投资者问及，全球已经不流行综合金融了，平安为何还要做？
马明哲对之曰，“国情、司情和做法”，“公司已经拥有庞大的客户群、销售渠道，并建立良好后台，拥有了成本和品牌的优势”。
天下大事，从合至分，再至于合，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一个轮回。面对混业，乃至更为摩登的称谓“综合经营”的趋势，一个横跨分业监管鸿沟的超级监管呼之欲出。
1998年，英国以及日本将国内金融业的多个监管者合并为超级监管机构后，丹麦、冰岛、韩国、挪威、瑞典和德国等国也纷纷开始效仿此种单一金融监管模式。2008年，华尔街深陷次贷危机，握有更大权力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业的超级监管者。
就中国市场，2006年也曾讨论，中国将建立一个规格高于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和财政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计划。
车险费改生死劫
2001年10月1日，全国车险市场产品费率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改革突破口选在广东省（包括深圳）。
和中国其他商品价格改革类似，中国商业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管理经历了从无监管，至严格监管，再到逐步放松监管，之后可能又部分收紧的过程。
时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夜，选择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监管层显然受到“春天的故事”的影响，期望拉动一场全国性变革。由于机动车辆保险在整个财产险中占有极大比例，也是各家财险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车险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国内之车险改革也选择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保监会的决心很大：“我国将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简称车险）费率改革试点，车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订、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即从10月1日起，广东省的同一家保险公司，在不同城市可以实行不同的车险费率。在同一城市，各保险公司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费率标准。”
但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常常陷入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2001年试点，2003年正式推广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没能逃脱这个魔咒。
新进广东市场的华泰保险打响了车险降价的第一枪。2001年12月18日，就此拉开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车险价格大战。华泰的方案是：将市场车险客户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车险费率一律调低至55％；第二类是事业单位、银行系统（均系国有企业）等单位自用车辆则下调至35％；第三类是个人用车等非营运车辆则下浮25％，出租车等营运车辆费率不变。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大幅降价并没有吸引保户蜂拥而至。业务量反而下降了10％，保费收入下降50％。其中的原因在于车险的客户其实是掌握在中介渠道手上的，华泰的折扣表面上让客户得利，其实是让中介受损，显然中介不会把业务“卖”给华泰。
吃了大亏的华泰，后来在掌门人王梓木的带领下，洗心革面，远离赌博，远离车险，专心投资实业，略有小成。
掌握客户资源的中介成为中国车险行业的一个“寄生虫”，他们挟市场以令公司，吃拿卡要，拖欠保费，提供虚假信息（应收账款问题和客户资料失真是埋藏在车险经营中的“两大毒丸”，但是这鲜为外界知晓），甚至内外勾结，理赔时跑冒滴漏，但是只买保单的保险公司却不得不低头，长期以来无力改变现状，直到各家公司被迫加强电话直销的渠道才略有改观。
一家专业车险公司的高管曾经开玩笑，车险就好像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谁能破解，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广东试点之时，一边是华泰的明折；另外一边其他公司表面上没有参与打折，但都加大了“回扣”的比例，打起了暗折。
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一场血雨腥风的价格大战拉开了帷幕。6折、5折、3折、最后打到了2.8折。市场用“割肉”、“出血”、“自杀”来形容2002年初广东市场的车险价格战。
深圳市场也不例外。
车险费率放开后，情况就比较混乱，车主购买车险曾经一周一个价。有时是9折优惠，有时是7折，有时是5折，最低曾经达到过2.8折，莫衷一是。
2.8折的车险是否能够赢利，显然不能。粗略估计，车险综合赔付率平均在45％～60％左右，税收总计大致为6.5％，保险公司平均费用率大致为15％左右，车险代理手续费低水平估计平均15％～20％左右，剩下的即为最大的折扣空间。
费率市场化之后，车险行业逼近全行业亏损的危险境地。同时，2001、2002年受银行汽车信贷的支持，新车新手大量上路，风险集中爆发，这成为压垮中国车险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全行业亏损成为挥之不去的艰难宿命。人保财险上市之后，第二年就交出了不及格的成绩单，皆拜车险亏损所赐。
和彩电业的价格不同的是，保险的亏损会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产生一种可怕的“假赢利”幻觉，这种幻觉使得保险公司在价格战中异常“勇猛”。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虽然每个月需要支付一大笔理赔费用，但只要所收入的现金高于理赔费用，它仍然会打价格战，饮鸩止渴，并以此恶性循环。
亏损的风险惊动了高层。
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想到了所谓商品行业的“价格同盟”来应对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从彩电业到空调业，从电脑业到民航业……中国的企业都曾经先后有过价格同盟的经历，但其结果却总是差强人意，或者不了了之。
链接：保险价格同盟的“囚徒困境”
《中国保险报》报道，当年短短的六个月里，广东车险五次价格同盟，五次均因内部出现“叛徒”而告吹——谁叛变，谁得益；早叛变，早得益。
极端的情况下，下午缔结同盟，晚上修改政策。“囚徒困境”成为车险价格同盟挥之不去的魔咒。
价格同盟不行，各公司又搞起了《自律公约》，其核心条款是：保险公司给予中介的手续费将不超过保费的15％；将组成“广州地区车辆保险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研究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中各种违规、违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和行为。
但是，《自律公约》也没能管住市场。
价格同盟和自律公约均落空，但是广东车险改革事关全局，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2002年7、8两个月，深圳、广东、成都、北京等地保监办携手出击。
新举措中，广东、深圳两地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必须将本公司关于车险业务费率浮动的方案报备，并严格执行报备方案，否则将视为违规经营严肃处理。北京则在8月15日对新车投保启用带“N”字标志的新保单，新保单将严格执行不超过8％的返佣标准。
北京保监办还要求保险公司要“严格费用支出标准、清理查处不符合规定的代理机构、严格车险单证管理、不与外地保险公司合作车险业务”。
监管重手出击之后，价格大战略有好转，但是治标不治本，治本尚需要时日。
车险费率市场化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
“中国的财险业就像一个还没有出过门的孩子，如果家长一下子把他推到大门外的闹市上，他将会感觉无所适从。”“韩国在1994年就推出了车险费率的市场化，但直到2002年才把车险费率全面放开。所以费率市场化是应该有一个过程的，不要过快。”
同时，费率放开后，各个保险公司应该有一个完整的精算队伍，掌握大量的数据进行反复的核算，但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具有这样的实力。而盲目地在费率上进行价格竞争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车险费率改革试点跌跌撞撞走到2003年。
2003年1月1日起，全国各财产保险公司开始实行由各公司自主开发厘定的车险条款费率。4月1日，车险原统颁条款停止使用。2003、2004年，恶性竞争之下，全国的车险几乎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做得越多，亏得越多”。
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的前任总裁谢跃认为，费率市场化之前，国内车险经营基本是全行业盈利，因为盈利的奥秘在于保险主体垄断和保险价格垄断，保险价格由监管部门统一制定。垄断地位的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价扭亏为盈，有规模就自然产生利润。
但随后保监会不但放开了经营主体，而且放开了车险的价格。整个态势发生逆转。于是，2003、2004年全行业两年连续亏损。
穷则思变。
2003年下半年开始，保险公司纷纷对车险费率进行上调。
以北京市场为例，《国际金融报》2004年11月报道，车险涨价经历了四轮。第一轮调整：从2003年七八月份开始。年初车险费率改革中大打价格战的保险公司发现，1—6月份的车险赔付率远远高于年初制定费率时的预期出险率，有些地区的车险赔付率甚至高达三位数，于是纷纷调整车险业务的承保条件。如限制承保某些车型的盗抢险，某些特异车型被拒之门外。
第二轮调整：从2003年12月起，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轮由人保发起，人保悄然将原来的投保车损险、三者责任险10％的优惠取消；平安产险提高了车损险的系数；其他各家公司也开始在个别险种上提高了一些车型的费率。
第三轮调整：2004年5月1日，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新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实行，各保险公司纷纷提高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幅度高达10％左右。
第四轮调整：2004年6月初，占北京车险市场份额近70％的人保公司第三次上调车险费率，上调幅度在20％～30％左右。
这期间还发生一次“绝对免赔额”风波。2003年，深圳一些保险公司在车损险条款中，引入了“绝对免赔额”的新概念，即这个免赔额之下，保险公司不理赔，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
2004年2月，人保率先动作，实行“绝对免赔额”制度，此举遭到投保人的强烈不满，并惊动了保监会。仅仅事隔一天，这一备受争议的车险新规就被监管部门以“未按规定的程序履行报批手续”紧急叫停。
引入绝对免赔，保险公司意图改善财务报表。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小额索赔占了绝大部分，1万元以下的案件占80％左右，3000元以下的案件占50％左右，1000元以下的案件占40％左右，个别案件的索赔额只有几十元。而小额赔案投入的精力几乎和大额赔案相当，保险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道德风险已成为保险公司处理小额理赔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同年11月，一味坚持的人保启用新版家庭自用车和营业用车车损险产品。在条款中引入了可选择的500元的绝对免赔额的规定。此举再次引起较大争议，被指“变相涨价”，并被中消协点评为“霸王条款”。
《道路交通法》以及交强险制度的出现成为车险改革的一个转折。不过，交强险本身在2007年会产生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论，成为保险行业又一次典型的公关危机。
2006年7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正式实施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推出了包括车辆损失险和商业三者险两个险种的A、B、C三套商业车险产品，由中国人保、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等3家公司分别推出，其他保险公司则须从中选择一款使用。
同时为遏制行业恶性竞争，并且监管部门下达车险优惠不得低于七折的“限折令”。车险费率市场化的最后一点痕迹也被抹去，一次曾经设想宏大的尝试悄然落幕。
2007年3月，保监会在回顾2003年车险费率市场化时称：“在2003年实施车险管理制度改革之后，各公司推出了个性化服务的产品，对繁荣车险市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一些公司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注重价格，不注重服务；注重技术，而不注重消费等等这些问题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至于一些产品出现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这对于整个车险的总体发展都不是很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