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保险监管耳目一新。
1月下旬，于当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新任主席吴定富首倡“做大做强”。“做大做强”，以及“又快又好”，如同“解放思想”对于中国经济一样，成为影响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的标志性语言之一。
就在这一年，保监会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成为与银监会、证监会平行的专业监管机构。经历了半年多的机构改革后，保监会扩编暂告一个段落，下设部门从原来的14个增加为18个，新增发展改革部、资金部等4个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新设之发展改革部负责保险公司的重组、改制、上市等重大资本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保险行业的格局。其部门负责人为平安出身的高管袁力，袁后来升任保监会的主席助理，都与其肩负之责任重要，以及出色工作有关。
这一年3月24日，保监会发布2003年第1号令——《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下称“1号令”），偿付能力为保险监管三支柱之一。
2003年之前，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其实相当尴尬——“无法管，也不能管”，因为两大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和中国人保首当其冲地偿付能力不足，总不至于要求这两家公司停业或者破产。“1号令”让两大巨头如坐针毡，催生了海外上市的步伐。
伴随“1号令”的强力推行，一些表面光鲜的豆腐公司轰然落地，例如号称连续赢利的新华人寿，从而引发了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风暴”。
同年1月1日，修改之后的《保险法》正式施行。新法规定，法定分保每年降低5％，最后至于取消，这砸了国内独家经营法定分保生意的中国再保险的铁饭碗。
2003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3家公司的股改重组方案先后实施，前两者于年内实现海外上市，解决了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多年以后，回溯改革的逻辑，国有保险公司规模大，市场份额超过70％，是保险市场的主要矛盾。
股改上市，打通了保险的任督二脉。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包括翌年上市的中国平安，3家公司共筹集资本金487亿元。其他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补充资本金100多亿元。截至2005年年底，保险业资本金总量达到1097亿元，是2002年的2.6倍。
2003年1月1日，车险费率市场化拉开帷幕，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由各家保险公司自己制定的车险条款和费率。
不过，这项改革日后被证明是一个早产儿，遭遇全行业亏损之后，改革迅速走上了回头路。2006年开始，自由定价的车险逐渐回归大一统车险旧模式。从试点、推行，至平息，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中国式大起大落阴魂难散。
和车险相关，车贷险的风险全面爆发。
由于同业恶性竞争、银行逆向选择、购车人道德风险以及中间商渔利，加之保险公司自身放弃风险管理，2003年5月开始，有财险公司陆续退出车贷险市场。8月后，北京、广州、上海、深圳、苏州、杭州等地市场相继追随。翌年1月15日，保监会下发一纸通知，旧版车贷险走到了尽头，留下一地鸡毛。根据“重灾区”之一的广州保险同业公会的统计，2003年第一季度，广州地区的财产保险公司车贷险业务的赔付率高达135.57％，个别公司甚至高达400％。初次尝试信用保险，保险公司就为此自己的“很傻很天真”付出了代价。
这一年“非典”（SARS）时期，24家保险公司突击设计51项“非典保险”或服务。庆幸的是，这些拍脑袋想出来的产品，实际赔付并不多。
“非典”肆虐之时，马明哲却偏向虎山行，冲破重重检疫，深入“重灾区”香港，去猎一个人。这人就是时任英国保诚大中华区执行总裁梁家驹。到会面的地点香格里拉，两人相视一笑。马明哲没有戴口罩，梁家驹也是，而身边的服务员却戴着双重口罩，惊异地注视着两个不顾个人安危的狂人。马和梁都感动不已，后面的事情顺理成章，2004年，梁家驹加入平安，成为平安高管人才国际化的一个小高潮。
而对于引入高端人才，马明哲有一股狠劲。例如现任深圳平安银行行长理查德一开始一点面子都不给猎头公司，那家国际上最有名的猎头公司也下苦功，老板亲自出马，住一个礼拜等着他，以诚动人。
“后来，我建议他去上海看看。理查德于是带太太到了上海，我们专门叫几个英文好的老总陪着他。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才谈下来，真是很难。钱并不是决定一切，关键是事业、环境。”马明哲如是回忆。
世界500强是平安的梦想，但是先进入者却是竞争对手中国人寿。
2003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对2002年全球500强企业再排名次，中国人寿首次入列，排名为第290位。这是我国保险企业第一次入选《财富》500强。而全世界进入500强的保险公司共有48家，中国人寿列第32位。
2008年，历经“被遗漏，再申诉”的挫折，于世界500强的门外失落徘徊五天之后，平安保险最终被这份全球商业最权威的财富榜单所接纳——跻身500强的第462位，并由此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的“新科状元”，实现了马明哲创业时的梦想。
2003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中国保险行业无限风光。
人保财险和中国人寿先后成功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为“股改上市年”暂时画上句号。
截至2003年10月，保险业资产总额为8319.23亿元，接近万亿大关。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隐忧亦存。
保险的另外一个轮子——投资却没能跑起来，2003年，中国保险行业投资收益仅有可怜的2.68％，只比一年银行存款利率略高，创下近10年的最低点。长期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追求保费而忽视利润、追求单纯模仿而忽视创新的粗放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性扭转。
“做大做强”之辩证法
这一年1月24日下午，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如期于北京召开，新任的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发表了近3个小时热情洋溢的“施政演说”。
吴定富说：“在5到10年的时间内，要真正把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中国的保险业应该、也有能力为世界的保险业作出贡献。”
而到年底，两家国有保险公司先后海外上市，其中中国人寿还是香港、美国两地上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形式上得以实现。这次会议勾画的蓝图，包括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新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上市、鼓励保险到中西部等，皆成为后来中国保险发展的主轴。
但是，这次会议最富影响的却是“做大做强”这四个字。它不仅是这一会议的主题词，而且日后成为决定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战略方向之一。
“做大做强”有其深刻的行业背景。
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使得中国金融的三大支柱银行、证券、保险中，保险的影响力最不济，声音最弱小。要改变命运，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快速发展。
不可否认，“做大做强”的战略将中国的保险行业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中国保险行业近30年之最大变局。但是，实施过程中，“做大做强”被片面理解，片面执行。因为“做强”难，但是“做大”易。
而要“做大”无外乎两种路径：一是做大资本；二是做大规模。前者一方面催生了保险公司海外、国内上市的热潮，新的保险主体不断涌现，民营资本得以大踏步挺进原本相对封闭的保险行业；后者使得投资型保险风生水起，保险加入对巨额的居民储蓄的争夺。
但是，片面做大，负面影响突出。
民营资本持续注资的能力相对较弱，而短期要求回报的心情迫切。公司层面上，保险公司从传统的内部人控制，演变为资本控制，公司治理乱象不断。同时，保险不做保险，而做理财，不仅偏离了保险的核心业务，而且使得保险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高风险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样的风险并非没有征兆。
2004年4月14日，《中国保险报》发表了一篇类似评论的文章《保险业：做大做强还是做秀》，该文对于片面的“做大”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批评。
“数字大，不等于保险业做大”；“个体效益好，不代表保险业做强”；“靠技巧展业，再强大也是骗来的”；“嫌贫爱富，做大做强又有啥意义”；“做大做强了，不等于实现了小康”。
文章直指寿险产品的结构不当。
“占人寿保险新单保费80％以上的投资类险种，即使真的有可能再过几年，将保险公司总资产从1万亿做到银行业的27万亿那样大，但又能说明什么？无非是将老百姓手中的钞票从一个篮子里一起搬到另一个篮子，整个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增加，没有创造任何价值，而凭空增加搬迁费用。”
因为文字过于辛辣，再者标题容易产生歧义，这篇意在帮忙的文章，却帮了倒忙。不仅业内引发轩然大波，而且导致刊发此文的《中国保险报》内部不得不作出相关的人事调整。
同年10月，《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马斌采写了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的一份课题报告，形成文章《保险“泡沫”真相》，再度指向寿险行业的产品结构。
该文认为，“2003年中国保险密度大约40％有‘泡沫’嫌疑”。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3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同比增长27.1％。其中，人身保险实现保费3011亿元，同比增长32.4％。2003年的人身险保费中，分红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1670.01亿元，占人身保险费收入的55.48％。此外，2003年还有约94亿元的万能寿险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
郝演苏的报告称，按照美国和香港对于上市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统计口径，2003年保险费收入要进行两次剥离：第一步是1670.01亿元的分红产品的非风险保费业务收入，第二步是94亿元的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业务中的非风险保费业务收入。
“假定按照7％的标准，对包括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和万能寿险在内的1764亿元新型保险产品平均提取其中具有保险保障功能的风险型保费收入，则为123.48亿元，从而2003年对国民经济和国民人身保障最具有真实意义的风险保险费收入仅为2239.88亿元（3880.4亿元―1764亿元＋123.48亿元）。如果将其与全部保险业务收入之差的1640.52亿元均视为‘泡沫’，占比达42.28％。”
“保险泡沫论”亦在当年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表面上，这是一场统计口径不同之争；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标准之交锋。就保险泡沫争论之时，寿险业务结构明显不合理：短期分红型产品占比过高和趸缴业务占比过高。
这种结构其实是对保险资源的一种过度开发，未来的业务成长难以持续发展。果然，2004年，寿险行业就遭遇了一次罕见的负增长；同时，由于低下的投资收益率将降低产品的吸引力，导致退保率上升、续保率下降。退保与满期给付两大支付高峰叠加，有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诱发流动性危机。
此后，为从思想上彻底纠偏，保险业的监管者们于“做大做强”之后，又增加了四个字“又快又好”，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保险行业，区别于银行和证券的，独具特点的发展战略。
中再改革：大格局与走弯路
2003年1月1日，修改后的《保险法》正式实施。
这是《保险法》1995年颁布以来的第一次修改，定位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和需要，履行我国有关承诺”。过于简单的目标，甚至应急式的做法妨碍本次修改的彻底性。但是，本次修改砸了一家公司的饭碗。
本次修改之后，“法定再保险比例自2003年1月1日起由20％，逐年减少5％，2006年全部取消”(1)。
以法定业务为口粮的中再仿佛预见最坏的结局——2003年至2006年4月间，法定分保将以平均每年30亿～50亿元的幅度递减，2002年法定分保费约为180亿元，2003年约为150亿元，2004年约为110亿元，2005年约为60亿元，2006年为0。(2)
事后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再2002年的统计，其全年再保险收入为191.78亿元，其中，法定再保险收入179.12亿元。2003年，再保险业务收入为194.72亿元，其中，法定再保险为165.89亿元，同比下降13.23亿元。
同时，由于再保险的理赔有“滞后效应”，一面是收入不断减少，另外一面是支出不断增加。不仅承保利润将消耗殆尽，如果没有其他资金补充，中再的现金流就会枯竭，从而出现保险行业最为危险的信用危机，类似银行的“挤兑”。
这一切其实早有伏笔。
1995年实施的《保险法》把法定分保比例降为20％，同时预留了商业再保的空间，“保险公司可以在分业经营的原则下经营分出保险和分入保险”。
1996年7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制，成立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中保集团下属的专门经营再保险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戴凤举成为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此后近10年（至2005年6月）中再（1999年在原中保再保险基础上成立）的大事，戴凤举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和亲历者。
1996年版的中保再保险定位有二：一方面承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部的再保险业务；另一方面统一经营法定分保业务。前者是一笔坏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原人保分自美国的责任险。内部估计这些业务亏损近24亿元，直到2000年中国再才卸掉了这个重大的亏损包袱。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中再共实现分保费收入79.35亿元，1998年增长到122.52亿元，增长54.4％。
这成为中再的业务家底。
盘点人事家底，戴凤举旗下，原人保再保部有所谓“108将”，只有当时的两位副手刘恩正和姚和真可以考查。前者，1992年12月至1996年2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部总经理；后任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99年3月任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稽核（副总经理级），现已退休。后者，曾任中再副总经理、股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任注册资本8亿的中再人寿董事长，却因为汉唐证券的违规投资事件而辞去职务。
1999年3月，中再独立门户，成为国务院直属的专业再保险公司。
彼时，中国再相当乐观。2000年4月，中再的掌门人戴凤举底气十足地说：“按净保费规模计算(3)，中再目前已位居世界同行前20强之列，这里，我们可以向诸位大胆地承诺：请不要担心我们的偿付能力。”
诚然，一手握法定分保的剑，一手拿商业再保的饼，戴凤举似乎有理由独享一份怡然自信。
不过由于市场的变化太快，戴凤举似乎过于乐观。此时，中再的商业险收入仅占法定险的零头；于行业内部，法定分保遭遇中国式的执行难，除去航空航天、核电站等特殊险外，1997年我国大陆市场非法定分保费1.1亿美元，其中分给国内公司不足500万美元；1998年非法定分保费7200万美元，分给国内公司不足250万美元。
同时，法定分保取消的进程比预期快。
1999年4月，于全国再保险公司工作会议上，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称：“为了促进竞争，保监会正在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一是法定再保险职能的执行主体。现在这一执行主体是唯一的，即中国再保险公司。未来保险市场中，有无必要或可能打破这一垄断局面，增加法定分保再保险业务的执行主体，引入法定再保险竞争机制？”“二是法定分保条件。(4)今后在竞争的市场中，还有无必要制定法定分保条件？”
或许连保监会也没预料到，中国再保险市场的开放会“被迫”来得更快、更猛烈。2001年9月12日，中国加入WTO的申请获得通过。中再独享法定分保蛋糕的“特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2002年通过的《保险法》修正案，为这一变化加上了钢印。
市场开放的洪流不可阻挡。甚至连冯晓增本人也在2005年6月“下海从商”，从保监会副主席转任香港的中保集团董事长，从监管者变成被监管者。
对于中再而言，失去法定保险就像昔日中国企业改革打破“铁饭碗”，其彷徨和无助可以想象。
其实，中再的困境不限于业务。2000年4月，中再的注册资本为30亿元，但是，“实收资本没有全部到位”。至2001年，实收资本只有13亿元，资本公积为3.15亿元。
一半以上的资本成为空账，中再其实是一个资本发育不良的早熟孩子。缺少资本，中再就无法提高承保能力，扩大业务的规模。同时就短期而言，期望财政不断补充资本金亦是空中楼阁。
引入资本迫在眉睫。
2000年，中再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而大胆的设想——把“客户”变成股东，用股权锁定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现在回首，这个设想似乎有点天真。因为公司有大有小，有国有也有民营，各自的诉求并不相同，用类似行政的手段去解决一个商业问题，难逃以偏概全的困境。
事实的进程也表明，这一设想无疾而终。但是，该设想并非完全被抛弃，最后的股改中，中再的确引入非金融的民营资本。
2000年8月7日，中再出炉了第一套方案。该方案和之前的设想类似，包括财政持有的国家股、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参与的法人股、向社会公众和非保险企业发行的公众股。第一套方案独特之处在于，拟在公众股中划出10％由中再公司的职工认购，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特色的内部职工股。实际上，不管职工股，还是管理层持股，因为涉及敏感的国有资产问题，在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常常不能公开实施，即使实施之后，也可能为将来埋下地雷，甚至成为私分国有资产的罪状。
这也成为中国金融产权改革的一个敏感的雷区。显然，第一套方案的“饼”因为诱人而吃不到。
2001年4月24日，中再提出第二套方案。
首先是对中国再保险公司现有的资产、业务、机构、人员进行剥离重组，改组中国再保险公司为“控股公司”，同时，控股公司与其他保险公司和非保险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中国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之后，股份公司实现国内上市，发行公众股。
第二套方案中，内部职工股不再提及。
虽然第二套没有进一步的音信，但是巧合的是，它却和人保最终的改制方案类似，因此，很难说是这一方案产生了影响，还是互相影响。此为一个意外的插曲。
一年之后，中再设计了第三套方案。内容大致为，中国再保险公司组建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以投资人和主发起人的身份控股设立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安”后更名为“大地”），后者为财产险（直接）公司，同时全资拥有中国保险报社、控股华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参股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
该方案和随后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相去不远，成为中再“一拖六”模式的雏形，也是中再所谓“二次创业”的起点。
2003年农历羊年春节前夕（据称是农历壬午年腊月廿八日），1月31日，国务院批准中再股份制改革方案。
戴凤举形容，“我们面临的形势就像1949年初解放军即将进城一样”。“进城”前的10天，1月21日，听闻风声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成立股改领导小组，由赵凤祥、姚和真、刘金屏、沈喜忠、张泓、周德英、蒋明、蒋志喜、冯宏娟等9人组成，其中赵凤祥任组长，姚和真任副组长。此外，刘金屏任中国信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组组长，蒋明、和春雷任副组长。
这些人士成为决定中再走向的“关键先生”，其中数位人士先后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等。他们的命运沉浮成为观察中再的一个窗口。
第三套方案的亮点是大地保险，中再以此挺进直接保险市场。该公司成为中再旗下最为鲜活的部分之一，其总裁蒋明原为中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被称为“人保改良模式”的大地保险，吸引了大批原人保管理者的加盟。其低成本快速扩张的模式（例如每家分公司的筹建时间限定为两个月，筹建小组控制在4～5人内，筹建一家分公司的投入不超过200万元等），使得大地保险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100亿元的规模。
数据显示，2007年大地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00亿元，达到100.7亿元，同比增长58.3％，稳居市场第5位。大地保险成立4年，实现4级跳，保费收入从15亿元、38亿元、63亿元跃升至100亿元；保单年度精算终极赔付率从2004年的69％下降到2007年的60％。大地保险号称打破了产险公司“一年发家，两年发财，三年亏损”的“中国式怪圈”。
但是，快速扩张的恶果（所谓“低成本”不过是虚像，抵不过保费规模的快速增加）最终显现，由于迟迟得不到资本金补充，2008年，大地保险的偿付能力被曝光出现不足。
尽管模式上的小修补，可以延缓这一过程，但是无法改变根本的命运。粗放式的经营，还是不能避免对于稀缺资本的过多消耗。
其实，大地保险并不是中再系统中最早暴露的短板。
因为投资违规，第一家暴露于媒体狂轰滥炸之下的“中再系”公司是中再人寿。2003年2月，中国再保险公司工作会议上，戴凤举称：“股改后集团肩负四大重任。”其中之一便是“管理好资本金，进行《保险法》规定的投资”。
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中再人寿就暴露出资本金委托投资，深陷汉唐证券不能自拔的问题。这是制度设计者们没有想到的。
2003年12月22日，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其中财政部出资39亿元）成立。同一天，旗下中再财险和中再人寿挂牌。
图9-1 资本金/分保能力不足有望放缓二线公司扩张步伐
中再人寿有一个中西合璧的股东结构，7家股东中，除了中再（集团）公司（持股45.1％），还有国际金融公司即IFC（持股7.5％），日本的东亚再保险株式会社（持股10％），新加坡的新政泰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4％），国内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以及两家民营企业——天津泰心北信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和上海宜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10％）。
中再人寿董事长姚和真曾评价自己的股东：“IFC是对公司治理结构要求最严的，因此，谈判进行的时间最长，也艰难。”“民营企业对再保险的了解不是太专业，但他们对政策、机会的领悟非常到位，认为能介入国有金融大企业的体制改造，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话音未远，2004年，中再人寿曝6亿元（后追回1亿多）左右的委托理财款身陷即将崩盘的汉唐证券，而其时其资本金不过8亿元。
面对改制后高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中再自身的资本瓶颈越来越紧。
2004年，中国再保险集团及下属再保、直保子公司共实现保费收入205.95亿元，其注册资本金与自留保费比已经达到1∶5。而外国的再保险公司，如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2004年分别为114亿美元和94. 7亿美元，他们的当年保费收入分别是131.7亿美元和119亿美元，自留保费占资本金的比例也远远低于我国规定的1∶4。(5)
破解这一难题，还须强人，并由这位强者把中国再带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台阶——亚洲最大再保险公司。不过，时至2003年，被戴凤举称为“后生可畏”的此公尚身处中再体系之外，于宦海浮游。
链接：富豪张荣坤的保险黄粱梦
中再人寿的股东中，最为低调、同时也最受关注的便是来之上海的民营企业——福禧投资。其“老板”张荣坤，纵横上海政商两道，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开的资料显示，200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张荣坤以49亿元财产总值名列第16名。
崛起时生猛，败落亦生猛。张荣坤成为又一位涉猎中国保险业，最终铩羽而归的富豪。
2003和2005年，张荣坤先后染指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和中再资产管理公司。福禧投资先后在保险业砸下近4亿元，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11.03％的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10％的股权、中再资产管理9.9％的股权、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15％的股权。
而张荣坤本人也曾担任中再人寿和中国保险报的副董事长职位。介入中再，福禧投资达到了一个顶峰。
耐人寻味的是，一位上海的富豪何以有通天的本领，获得北京一家金融企业，中国唯一一家以再保险为核心业务的保险公司的股权，尚是一个谜。
未曾料想，上海第一民营企业后来骤然崩塌，其单最后还是由中再来买。2007年07月，保监会公告，福禧投资分别持有的中国财产再保险、中国人寿再保险、中再资产管理公司的1.6亿股、8000万股、1980万股，转让给中再集团。
一次漂亮的恋爱，却不是一次幸福的婚姻。
人保股改：先嫁靓女
人保的改革，打破了国有保险公司多年积蓄的坛坛罐罐。这之前，人保已经经历两次大的改制。
1996年，分业大势，人保一分为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人保财险、人保寿险和人保再保险等3家全资的子公司。
“机构体制改革引发了许多善后工作，机构分设、人员分流、财务划转已基本到位。绝大多同志认为，这次人员分流和财务划转基本做到了客观、公平、合理。当然不可能做到彻底的公平，如茶壶和茶碗分开，但茶杯和杯盖就不可能再分开了。”时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永伟形象地比喻。
1998年，人保集团再度分拆。集团公司撤销，旗下3家公司分别独立门户，成为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再保险3家单独的公司。
2000年8月，原保监会副主席唐运祥走马上任。这一年9月，中国人保将股份制改造列入日程表。这家上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公司，下至4000多个乡镇代办处超级国有公司，其改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人保的重组改制棋分三步：第一步全面重组，第二步整体改制，最终设立股份公司，第三步海外上市。
2002年，中国人保对全系统4500多个分支机构进行了全面“盘点”，清理家底。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人保的股改方案——设立人保控股、人保财险和人保资产。
这样的腾挪既便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又实现了主业和辅业的分离。
1996年原人保分家之时，来自海外的不良保单已经剥离给了中再；而本次改制，则是要解决剩下的部分，例如乱投资时代遗留的大量“三产”，乃至坏账等。
股改开始之后，新人保金蝉脱壳，所有的坏账均被剥离。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将经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非保险资产，并代表国家持有中国人民财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股权。人保控股公司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单列市）设立办事处或工作处，其中如广东省将设立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广东省办事处和深圳办事处，负责省内与保险业务无关资产。
而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保险直接相关的资产将划入人保财险，并且由其承担海外上市的重任。将优质资产剥离出来上市，国内A股市场初期最常见的操作手法，同样用于海外市场，并且屡试不爽。
人保资产将负责托管运营人保财险的资金运作，以及政策允许时受托管理其他社会资金，成为人保布局混业经营的重要棋子。
2003年7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这个已经使用了54年的保险品牌将被“中国人保控股公司”所代替。同一天，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全资发起设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家开国大典20天后问世的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形式上翻开新的一页。重组之后，人保控股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155亿元人民币，股份公司为8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00亿元人民币，人保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仅为1亿元人民币。
改制之后，掌门人唐运祥豪言，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将发展成为综合性多元化的国际金融集团。此时，谁也没有料到，“控股”这种貌似先进的架构会被扬弃，2007年年中，人保控股复名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6)
公司改制的同时，人事布局同期完成。
原人保总经理唐运祥，改任人保控股公司总经理兼人保股份公司、人保资产公司董事长；原人保副总经理王毅，任人保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原人保资金运营部总经理张鸿翼，担任人保资产公司常务副总裁，主持日常工作。
作为新人保的开山元老，3人的际遇各有不同。唐完成人保财险海外上市之后，于2007年退休。
2008年4月，因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爆发风险，王毅“突然”空降至该公司，担任党委书记、总经理，以一种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式离开人保。而原中国信保党委书记、总经理唐若昕被免职，成为保险行业少数被罢官的高管之一。
张鸿翼则是3人中最早黯然离开。接任者为原泰康人寿副总裁任道德。任道德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泰康人寿一直分管投资、财务等要害部门，功勋卓著。
2003年11月6日，中国人保财产正式在港挂牌，募集资金54亿港元。人保上市成为当时全球最大IPO，人保改革看似完美收官。
但是，这次改革留下了后遗症。
2008年初，人保回归A股之说甚嚣尘上。其中关键的争议就在于究竟是集团整体上市，还是旗下子公司人保财险单独回归A股。
表面上，这是人保在短期和长期利益、局部和整体利益之间的权衡，实质是公司战略决策的选择，而平安集团上市，整体分配战略资源的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共识，让无数董事长们心动不已。
同时超常规发展的人保寿险，其需要的资本金越来越多，尽管向财险和资产管理公司摊派，但是集团公司已经捉襟见肘。例如，2007年6月，人保寿险完成增资改制。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和人保资产分别为人保寿险注入资金9.69亿元、8.12亿元和2900万元，人保寿险从一个区域性外资寿险公司变身为全国性寿险公司。至2007年底，人保寿险的省级分公司从最初的4个迅速增加至29个。
人保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人保寿险实现保费收入44亿元，是2006年的五倍，人身险保费在人保集团总保费的占比首次突破10％。2008年实现过百亿的保费收入是基本目标。百亿保费要求更多的资本注入以维持偿付能力，显然，集团的奶水已经无力喂养快速长大的寿险公司。
从另外一个角度，今日之困境其实是为当初优质资产轻装上市的政策买单。不仅如此，上市之初，风光的人保或许没有预计到，伴随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展开，以及新公司的竞争，老弱的人保会经历一次业绩的大衰退，骨干大流失。
上市后的第2年，2004年，人保财险的市场份额和投资收益双双下降。其中，市场份额已经是连续3年下降：2002—2004年，中国财险在非寿险市场的市场份额依次为70.5％、66.8％、58.1％。而2004年投资收益仅为3.04亿元，总投资收益率0.6％，净投资收益率2.5％，这拖累净利润下降为2.08亿元。
不仅如此，2004年，中国财险交易类及非交易类证券的净亏损为9.48亿元，较2003年度的净收益2.60亿元减少12.08亿元，中国财险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证券市场持续下跌，导致交易类基金投资未实现收益减少9.37亿元，交易类债券投资未实现收益减少0.77亿元。
对于市场而言，不好是一定的，但是这样差的成绩单完全超出预期。
绵绵阴跌之下，中国人保需要一位牛人带来拐点。此时这位牛人还在另外一个大山头，做着自己“二当家”的交椅。
国寿重组：人造美女
人保财险最大IPO的记录仅保持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中国人寿上市，成为当年的全球最大的IPO。
但是中国人寿重组之前，没有人敢断言它能成功海外上市。
作为当时中国人寿的掌门人，2000年王宪章受命于危难之际。王就任时，中国人寿背负着数百亿元的利差损，公司保费负增长10.63％，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中国平安和外资保险企业兵临城下，虎视眈眈。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宪章需要突破重围。
和人保一样，中国人寿一样受累于历史负担。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寿最大的坏账不是乱投资，而是巨额的利差损。
利差损究竟有多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难解之谜。上市之时，中国人寿的公司招股书披露了接近真相的数字，按香港会计准则计算的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股东权益为负的1764亿元，其中主要即利差损所造成。
如何破解千亿利差损就成为决定中国人寿重组成败的关键。
和中国人保类似，中国人寿的股改方案也是将总公司分为存续公司和股份公司，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不过，中国人寿的整容手术更“处心积虑”。
2002年12月23日，中国人寿的股改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半年之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3年9月30日，中国人寿股份与母公司中国人寿集团签订了重组协议以及相关的四个协议，协议的生效日期为2003年6月30日。
根据重组协议，中国人寿集团将把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保单以及相应的资产（转移保单和转移资产）投入新设立的中国人寿股份，中国人寿股份向母公司发行200亿股作为支付的对价。
所转移的保单包括三部分：一是所有依据1999年6月10日及以后中国保监会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订立，并在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保险合同；二是1999年6月10日以后签订的一年以内的短期保险合同；三是前两项的附加保险合同，以及相应的再保险合同。三项合计共4457万份保单。中国人寿股份接受在2003年6月30日（重组生效日）与转让资产和保单相关的所有权利和利益，并将承担转让资产和保单相关的所有债务与责任。所有未转移的保单（共计6861万份保单）以及其他非核心业务留在了集团公司。
表面上，利差损剥离给了母公司。实际上，仅仅依靠中国人寿集团公司是无力承担的。由于中国人寿国有独资的性质，财政部最终出面承担亏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与财政部决定成立一个特殊目的基金（Special Purpose Fund），来解决中国人寿未来面临的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该基金将由集团公司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并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财政部以及中国人寿集团的2～3名代表组成，负责基金的管理。遇到特定重大项目，将由财政部批准。一旦非转移保单下的所有给付责任都已满足，或者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特殊目的基金将解散。
该特殊目的基金的资金来源将包括集团公司保留的保单所对应的投资资产、非转移保单续期保费收入、中国人寿集团所能享受的部分所得税退税、特殊目的基金投资所得的利润、集团公司从股份公司所获得的现金股利、集团公司出售股份公司股票的所得，以及财政部在特殊目的基金出现亏损时注入的资金。
财政部在文件中承诺，如果基金出现亏损，财政部将以注资方式提供支援，保证非转移保单持有人应该获得的给付和赔偿。
不过，这个基金从成立之初注定会入不敷出。2005年7月18日，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2005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情况分析会上首次公开披露了保险业13个风险点的研究进展。其中，“防范和化解中国人寿集团利差损风险”赫然在列。(7)
解决利差损之后，中国人寿的海外上市悬念不多。
中国人寿路演之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由于中国寿险企业是首次香港、纽约两地上市，多数媒体对于上市流程并不熟悉。同时由于海外证券监管机构对海外发行上市前的信息披露有严格限制，因此，中国人寿上市前一直保持沉默，以致引发媒体颇多猜测，甚至对海外审查过程中的必要质询产生误解，误传为中国人寿海外上市受挫、时间拖延到次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