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一个纵横近40年的保险巨头麻烦不断，翌年黯然离场——执掌AIG的格林伯格因为会计丑闻而被迫下台，暗示着一个大时代似乎结束。
这还不是真正的危机。4年之后，次级贷款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几乎让这家百年老店遭受灭顶之灾。唯一要检讨的是，危机的种子其时就已经种下，奈何号称“财务稳健”的AIG彼时没有警觉。
这一年，一个年仅25岁名叫“刘芳”的年轻女孩亦震动国内财经界。在当年的富豪排行榜上，她被视为拥有34亿的纸上财富，成为平安保险上市之后诸多造富神话中的一朵浪花。不过，太过离奇的简历，太过草根的经历，事实证明，她不过是一个财富的马甲。
卑微的出身，巨额的财富；境外的富豪，内地的新贵；不知情的代持者，神秘的持股会。所有的一切，如同一出悬疑剧，平安演绎了一幕地地道道的中国式“财富门”。
除了平安上市的喜气，这一年保险行业的资产规模首次超过万亿。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到2004年10月，这个数字跳至1.1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的时间，实现了资产过万亿的目标。
2004年10月24日深夜，保监会开闸保险资金投资股市。根据当时的估计，有近550亿元的保险“长钱”整装待发。
不过，保险资金“既不是解放军，也不是敢死队”。
和乐观的预期相悖，挺进A股市场的保险资金只是保险资产的战术性配置，远非战略性投资，熊市时既不会救市，牛市时也不会刹车。账户和仓位数据的蛛丝马迹都暗示，牛市时扬汤止沸，熊市时釜底抽薪，才符合这部分保险资金的资本本性。而所谓实施资产负债匹配，希望这部分战术配置资金长期价值投资，只是单相思者的镜花水月。
这一年，承人保资产管理公司初试啼声之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再度集中孵化，成为保险行业布局综合金融的重要棋子。至2006年太平资产挂牌，形成了所谓“9＋1”格局，包括中资的人保、人寿、平安、中再保、太保、新华、泰康、华泰、太平，以及外资的友邦保险资金运用中心等，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掌管着中国保险行业90％以上的保险投资。
有基金人士预言：“基金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必有一战！”话音刚落，华泰资产管理等公司，就穿上保险外衣，借银行渠道，发行了类基金的产品。
不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2月，友邦保险也动了基金公司的奶酪。这月中，号称为国内首个“基金中的基金”——“友邦金中金1号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户”（以下简称“金中金”）由友邦保险上海、北京、深圳等6个分支机构首发，并由当地的中国银行网点高调揽客。
不过，由于资本市场的不景气，银保渠道销售的友邦“金中金”，在推出后销售并不如人意，上柜仅仅2个月便草草收摊。
不过，2004年券商的行业风险整体浮出水面，多家保险公司的资金意外失足问题券商，暴露出保险投资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敲响了类似“牛奶中不要加三聚氰胺”、“做食品不能下毒”的道德警钟。
一朝被蛇咬之后，保险资金信不过券商的通道，担心直接的股票投资又落空。因此，距离真正的A股交易之前，保险和证券双方针对独立交易席位展开激烈的博弈。
2004年多家新保险公司横空出世，争先恐后充当“第一”：中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安信农业保险）、中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制保险）、中国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健康”）以及中国第一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平安养老）相继成立。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此前呼声很高、表现积极的太平人寿，意外失手，将第一家养老公司的称号拱手相让。或许印证一句古话：谦受益，满招损。
不过，基于其定位（例如农险），或者政策不配套（例如企业年金），这批新公司“活着”并不容易。
2004年12月11日，经过3年过渡期之后，保险市场将彻底开放。而监管部门抢在全面开放之前，于尘封8年之后，发放了18张以上的新保险牌照，成为一场职业经理人和资本之双重暗战。对于部分职业经理人而言，新公司的诱惑其实是一剂“毒药”。
格林伯格：大时代终结者
这一年，有一位全球保险的巨头，饱受诉讼之累。
对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玩家来说，美国纽约州前总检察官斯皮策（Eliot Spitzer）是著名的“煞星”。这位仁兄借力电子邮件等新手段，传讯和调查了一大批金融巨子：沃伦·巴菲特、格林伯格、迪克·格拉索（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花旗集团前董事会主席兼CEO）；他痛下杀手的500强大鳄包括：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美林、安然等，他也因此成为“华尔街头号公敌”。
这一年他的目标对准了保险。
他指控马什公司（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Inc.，MMC(1)，简称“马什公司”）(2)，这家有着130多年声誉的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商，在帮助公司客户选择保险公司的过程中操纵投标、虚假报价，并接受保险商巨额回扣。其核心在于保险公司向保险经纪商支付“或有费用”（Contingent Fees），即生意成交后的佣金。
传统模式下，经纪公司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推荐保险公司。当交易一旦成功，经纪公司会从客户支付的整体费用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给自己的佣金，其余作为保费交给保险公司。
“或有费用”模式下，除了传统的佣金，保险公司则以额外的“或有费用”作为对经纪公司的奖励。但是，这种报酬会导致利益冲突——经纪公司究竟是为保险公司，还是为客户服务？这显然背离了保险经纪的立业之本。
“潜规则”被曝光之后，保险业人人自危。而法庭上，斯皮策颇有挑逗性地说道：“相信我，这只是开端。”
斯皮策的起诉书中还提到了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包括安达保险公司（ACE），AIG，哈特福德金融服务公司（Hart ford），慕尼黑美国风险伙伴公司（Munich American Risk Partners）等。
不仅如此，斯皮策还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保险的“第一家庭”。
斯皮策发难短短11天之后，马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格林伯格（Jeffrey Greenberg）辞职。杰弗里·格林伯格恰为AIG“老板”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的长子。
老格林伯格一家是“一门三杰”。
自1967年老格林伯格担任AIG首席执行官以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家公司的权力王座。除了长子，其次子埃文·格林伯格（Evan Glenn Greenberg）亦是保险公司高管，出任百慕大保险行业翘楚ACE公司的总裁兼CEO。
巧合的是，ACE亦被纳入斯皮策的起诉书。不过，斯皮策眼中真正的“大鱼”是AIG。
2005年2月，AIG接到了斯皮策一纸传票，宣称公司涉嫌通过与“股神”巴菲特旗下的通用再保险公司（General Re）之间总额为5亿美金的有限保险（finite insurance）(3)进行财务欺诈，美化会计报表，并涉嫌欺诈投资者。
面对斯皮策的穷追猛打，AIG迅速“舍车保帅”。
3月14日，AIG的执行董事们解除了格林伯格的首席执行官职务，实际上，这些执行董事基本上都是格林伯格一手提拔的。两个星期后，在斯皮策的高压下，董事会宣布解除格林伯格董事会主席一职。
表10-1 美国国际集团卷入的部分诉讼事件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平心而论，相比格林伯格创造的辉煌业绩，AIG在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策、联邦检察官乃至美国证交会联合调查下暴露的虚报利润之类的丑闻似乎有点微不足道。
只是法不容情。
亦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股票价格，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格林伯格深谙华尔街的规则，在这个股东金钱权益至上的粪坑里，必须永远满足股东们无法遏制的欲望和信心，否则再大的金融帝国都会全盘崩溃。对于以“We Know Money”为口号的AIG来说，格林伯格的结局真是绝妙的反讽。
真不知这位火暴脾气，经常大发雷霆，甚至会因为对两个儿子工作的不满而把他们赶出公司的老者，情何以堪！
戏剧性的是，2008年3月10日，已经成为纽约州州长的斯皮策因涉嫌嫖妓的丑闻被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报道一出，仅仅90分钟后，斯皮策便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向公众致歉。两天之后，斯皮策正式辞职。这位哈佛法学院毕业、律师出身、曾任纽约州总检察长，掀翻无数金融大佬的仁兄，却自毁长城，用了短短三天便结束了他15个月的州长生涯。
不过，就在格林伯格离职之后，AIG的某些不近情理的做法，令人心寒。2005年7月8日，格林伯格掌控的SICO公司（即Starr International Co., SICO，中文译为胜达国际）向法院起诉AIG，要求AIG归还其占有的艺术品和斯塔尔的其他物品，这些东西的总价值超过了15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幅梵高的名画。
格林伯格掌控着三家以创始人史带命名的公司：C.V.Starr、Starr International和Starr Foundation。这三家公司宛如三驾马车，代表着声望、权力和金钱：Starr International是AIG的最大股东；C.V.Starr是一家同AIG有很多业务联系的保险经纪公司；而Starr Foundation则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之一，曾经代表AIG进行慈善活动。
从AIG“下课”后，格林伯格出镜率仍然很高，也曾经考虑通过C.V.Starr和Starr International Co.等平台对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展开投资。即使离开AIG，格林伯格依然有通道影响这家公司。
表10-2 格林伯格实际控制AIＧ
数据来源：AIG2003年的委托书。
这些公司和AIG之间存在独特而复杂的股权安排。根据美国国际集团2003年的委托书（proxy statement）所显示的数据（如上表）来看，格林伯格本人和整个管理层在AIG直接拥有的股票并不多，分别只占1.74％和2.07％。
但是，SICO和C.V.Starr这两个“模糊不清”的公司却不是这样。
《财富》杂志资深记者卡罗尔·卢米斯曾经调查，Starr International拥有AIG股份的16.2％，是AIG最大股东。约300名被集团视为特别宝贵的人才得到集团奖励的一种奇特形式的限制性股份，如果他们留在公司直到65岁，他们将一直获得这样的奖励；C.V.Starr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控制了AIG的2.4％的股票。大约40名AIG最最宝贵的人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这两家公司都对公司股票的持有者（即AIG的精英人物）出售股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通过这种方式，AIG一方面可以牢牢控制高级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控股权，防止被收购。
媒体的报道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1955年建立的Starr Foundation的全部资产部是AIG的股份，大约占AIG股份的2％，这里的主管也几乎全部是前AIG的高管。
最为令人惊诧的是，平安保险似乎学习了AIG的员工持股模式，掌握了四两拨千斤的控制术，实现了管理层对于公司的控制，并打开了财富之门！
马甲刘芳牵出的平安财富门
除了格林伯格，这一年，另外一位小人物也震动中国。于一场资本盛宴之后，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刘芳，女，1979年6月7日出生，高中学历，家庭住址是北京东城区某街道。1997年高中毕业的这位姑娘却拥有超级财富。2004年胡润百富榜中，刘芳曾排在第16位，财富达34亿元。
当然，这不是真相。刘芳不过是平安巨额财富故事中一个代持股的马甲而已，真正的豪富正躲在幕后疯狂地喜悦。全部的隐情，于平安上市之后，暴露于阳光之下。
先抽取三个片段。
1988年3月，平安保险创办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00万元，只有两家股东：深圳蛇口社会保险公司（持股51％，代表招商局）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信托投资公司（持股49％），公司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2002年6月26日，保监会以一纸批复（保监变审［2002］54号）确认，平安的发起人为5家：中国工商银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然而，短短4年之后，平安的发起股东多数物似人非。除了新豪时之外，其余已经不在大股东之列。
表10-3 截至2006年12月31日平安前10大股东
注：上表中股东性质含义为：SS：国家股股东（State-own Shareholder的缩写）；SLS：国有法人股股东（State-own Legal-person Shareholder的缩写）；FLS：境外法人股股东（Foreign Legal-person Shareholder的缩写）；未标注者为社会法人股股东。
其中还有奥妙。
显而易见地，汇丰保险、汇丰银行同受汇丰控股的控制而形成关联，两家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19.9％的股份；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因存在控制关系而形成关联，两家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8.96％的股份。
关联交易远不止这些。
其中，新豪时投资、景傲实业与江南实业之间因实际出资人存在重叠而形成关联，3家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13.88％的股份。这3家公司合并为平安高管和员工的持股平台。
欲解开平安股权之谜，必须从头梳理。
1988年3月，平安保险草创。当年4月28日，平安保险一届一次董事会在蛇口举行，会议确定当时的工商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鉴庭为董事长，马明哲为总经理。
1992年，股东已经从2家变5家，分别是招商局、工商银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深圳市财政局和平安员工合股基金。
合股基金首登舞台。
平安员工合股基金成立于1989年，1992年改制为职工合股基金公司，1996年更名为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坊间曾经臆测，新豪时乃意取马明哲之姓。因为新豪时的英文为New Horse，而Horse的中文意思为“马”。
平安A股的招股说明书称，“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投入资本22362883.55元，占公司权益总额的10％”。其中的细节是，1992年12月31日，中国平安员工持股方案获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准。平安综合服务（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公司，于当年度出资2236.3万元，购买中国平安10％的股份；次年再次出资4196.1万元，认购1398.8万股。
这种做法其实风险很大。
马明哲在回忆这一段时称：“为强化平安的内部凝聚力，我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推出了‘员工合股基金’——员工持股计划。现在说起员工持股、MBO、股权激励等，都是些很时髦的词汇，但在当时却是风险极大的动作，因为国家政策不允许，甚至有的人带着有色眼镜，抨击我们搞资本主义，使我们承受沉重的政治压力。”
不过，合股基金设立之初，不少员工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发达的机会，甚至不愿意参与。例如，平安一度把增资扩股作为业务考核指标分派到各个分支机构，要求各机构必须完成规定的募股额，否则影响机构负责人年度考核。
1993年1月1日，平安在全国范围内定向募集法人股，以6元的招股价扩股49％。股东数目由原有的5家增加到114家。
1993年12月，摩根和高盛各自出资3500万美元溢价入股平安5.56％的股份（1997年，两公司持股比例各增到7.63％。至平安上市前一度当时各占6.86％的股权）。
不过，直接持有股份的并非摩根和高盛。1994年，高盛公司及摩根·士丹利分别通过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摩氏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出资，成为保险行业“代持股”的又一典型案例。从1994年至2004年，外资股东获得20倍的回报。
1994年7月平安开始对下属的大连、广州、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6家分公司进行资产一体化改造（即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6家分公司吸收合并为公司全资附属机构），在当地入股上述六家分公司的股东转换为公司股东。截至1995年4月，公司完成资产一体化工作。
1992—1995年间，根据人民银行的要求，平安清退不合格股东并退回认股款。1995年12月6日，平安股本增加到15亿元人民币，股东单位为54名。
表10-4 截至1995年12月31日平安前9大股东
数据来源：平安A股招股说明书。
1997年，平安实行股份制改造，中远集团、深圳市财政局、工商银行、招商局和新豪时为5大发起人。
同时，1997年，平安进行增资。当时平安拟将股本从15亿股增扩至25亿股，其中包括2.8亿股外资股。但是，直到1997年4月3日，2.8亿外资股未能募到，除此之外，公司增扩的7.2亿内资股全部到位，增资价格1.76元，发行人实收资本达到人民币22.2亿元。
表10-5 1997年平安增资的认购情况
其中合股基金，新豪时投资再度认购5654.8万股。
引人注意的是江南实业，这家公司大手笔认购2.7亿股，持股比例为12.25％。不过，此时的江南实业并不是后来所谓的平安高管集体持股平台。
转机出现在2005年6月。这个时候原江南实业股东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之关联公司无力偿还兴业银行广州分行4.35亿元到期贷款。作为中国平安部分高管代理人的中国平安副总经理王利平以代偿贷款条件，受让前者20.4526％江南实业股份。
当月20日，王利平与中国平安89名高级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签署《委托持股及管理公约》，确立高管层委托其持有江南实业，从而间接持有中国平安的内资股份。
2006年，受托人王利平再度受让原景傲实业持有的江南实业42.8874％股权。此时，平安高管群体对江南实业的控制权已达63.34％，持股框架搭建完成。而景傲实业也是一家颇有神秘色彩的持股公司，它将成为平安第三个员工持股平台。
1997年的这次增资，前五大股东中只有工商银行碍于政策限制未有参与。
2002年，工商银行、中远集团、招商局先后减持平安股权，平安的十大股东中，除深圳市政府旗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外，其余几大股东持股比例都不超过10％。而这些交易，成为资本大亨们分享平安创富神话的最后良机。
2002年10月，汇丰斥资6亿美元，认购2.46亿股，参股平安10％，折合每股认购价20.13元。汇丰位列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之后成为第二大股东（其时第三大股东为江南实业）。
2003年，为上市之前摊薄每股股价，平安将公积金转增股本，10送10股。汇丰的成本下降至每股10.06元。
2004年，平安发行H股13.8亿股，每股发行价10.33元，同时原发行的外资股转为H股。注册资本变更为61.9亿元。2004年6月，平安上市后股权摊薄，汇丰斥资12亿港元增持平安股权至9.9％，成为中国平安第一大股东。
2005年5月9日，汇丰从高盛和大摩手中购买9.91％平安股权，从而使持股量跃升至19.9％。摩根、高盛当年分别以区区3500万美元入股平安，退出时溢价达20倍，堪称摩、高在中国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如前所述，除了新豪时和江南实业，景傲实业为平安员工持股之另一平台。不过，景傲实业的身世最为独特。
成立于1996年末的景傲实业其实是由原两家股东深圳景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20％）和深圳傲实装潢设计有限公司（出资80％）两家股东而得名。1999年10月15日，深圳工会企业管理委员会批复平安信托工会与平安证券工会分别受让上述两家股东全部股份，自此景傲实业成为员工受益所有权计划的集体参与人全资所有。2004年12月，在受让江南实业所持有的中国平安3.31亿股权后，景傲实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平安内部员工持有平台。
2006年11月，深圳正直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5％新豪时投资股份亦转让予景傲实业，后者又因此间接持有上述部分的中国平安股权。
自此，新豪时投资与景傲实业的最终股东变成中国平安工会、平安证券工会和平安信托工会3家。
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通过增发11.5亿新股回归内地后，新豪时投资与景傲实业的内资股身份获得流通可能，此时两者合计的7.21亿股，占到中国平安73.45亿总股本的9.81％。
当然，平安众核心高管，比一般员工还是多一个通道——借道江南实业。
至此，平安的股权腾挪大致厘清。
此时，可以简略地回顾平安5大发起人的命运。除了员工持股的新豪时坚持至今，并获得巨额财富之外，其余4家股东均在平安上市之前，全部或者部分出售自己的股份。
最早的发起股东，工商银行因为分业的变故，不得不于2000年将其持有的3.9亿股转手给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拱手让出第一大股东的位置。
另外一家发起股东，招商局也在2002年平安上市前夕，出售了自己的股份。这一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将持有的平安股份转让给3家，分别为1.4亿股给宝华投资，1.9亿股给源信行投资，4400万股给上海银峰投资。这笔交易让招商局错失分享平安上市后巨额财富的机会，但是却使得接盘的3家公司几乎是一夜暴富。同时，由于宝华投资和源信行投资的身世扑朔迷离，引发了一次媒体关于影子富豪的大调查。
2002年，5家发起人之一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也转手了部分股份，接盘者分别为广州市恒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1亿股，中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6645万股，天津泰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7771万股。具体的交易价格至今是一个谜，不过，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恒德贸易实际与香港富豪李兆基，及其五弟李兆楠渊源颇多。
2003年，深圳市财政局将其持有的1.7亿股转手深圳市深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名义上亦退出平安大股东之列。
从一家只有两家公司的国有公司，成为一家汇丰参股，并占第一大股东的混合所有权公司，平安的股权之跃，不可谓不惊险。
这惊险一跃的背后，是多少创富的神话。追查这些暴富者的来龙去脉、资本手法、隐身之术，以及真实身份成为2004年媒体最为热衷的话题。
首当其冲的是平安的高管们，不过，其实马明哲们的拿得股份并不多。
据中国平安A股招股说明书，中国平安的17名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共持有4.47％的员工投资集合权益单位和26.54％的江南实业股权。而新豪时与景傲合计持有中国平安9.81％股权，江南实业则持有中国平安1.89％股权。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调查，平安的员工投资集合（新豪时和景傲）受益单位的份额自2001年10月后，未再增加。截至2006年末，该公司员工投资集合有18969名权益受益人，共持有4.31亿份权益单位。其中，马明哲在员工投资集合中占比1.10％，占平安现有股本总额的0.1％。
不过，平安尚有另外一个平台——江南实业。其中马明哲持有5.86％，孙建一持有3.83％，副总经理陈克祥持有3.81％。将员工投资组合与高管持股两者合计，所涉17名高管人员共间接持有中国平安1.64％的股权。
表10-6 平安高管间接持股 单位：％
数据来源：《理财观察》杂志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平安招股说明书。
因此，2008年6000千万“高薪风波”之时，当被问及为何不像台湾首富王永庆那样不领工资，马明哲坦言，“王永庆不领工资，因为他是老板，而我是打工的。我是职业经理人，肯定是要领薪酬的，最重要的是我的贡献和表现对得起这份薪酬。”
马明哲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示：“个人的股份不多，但我非常满足，因为我最在意的，是全公司有近1.9万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合股基金是我个人生涯中最大的成就之一。”
链接：平安上市“潇洒走一回”
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这家内地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保险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于全球发行集资净额约为143亿港元，毫无悬念地成为2004年度亚洲最大规模的IPO。
上市的历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媒体事后解释称，平安上市需要突破四大政策藩篱，有的甚至是禁区：一是国内首家金融控股集团实现海外上市；二是员工法人股，即平安员工通过员工股权计划间接持有平安的股权，而同城兄弟招商银行在2002年上市前，就因政策禁令全数回购了以前发售的员工持股；三是允许外资策略投资者在上市后将外资股转为H股，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设定禁售期一年，汇丰禁售期三年；四是上市以后H股与策略投资者的外资股总比例将达到48％左右，但是平安仍要保留中资企业身份。
平安启动上市计划之时，香港市场已经错过了2003年的火爆。
3月2日，平安向联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时，恒生指数由14000点左右震荡下滑，5月平安上市前夕跌至11000点左右。同期中国人寿遭遇美国集体诉讼案又为中国企业海外IPO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概念股还处于低迷时期。
6月7日，马明哲率领红队，张子欣率领蓝队，平安正式开始全球路演。为期12天的路演中，平安路演团共举行超过100场推荐会，会见了400多位基金经理，回答了投资者数千个问题。
其中绕不过去的就是投连风波和利差损。平安招股书显示，假设以12.5％贴现率贴现，精算师估计以前发售的高利率保单的现值为―221亿元。
6月19日，红、蓝两队会师纽约，依据承销团提供的簿记内容确定价格。考虑为“投资者留下一些赚钱的余地”，平安的定价为10.33港元，对应的市盈率为24.7倍，高出全球多数同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价格略有超过汇丰在平安上市前除分红后的每股成本约9.5港元。
2004年6月24日10点，马明哲在电子交易操作界面上输入了2318的股票代码，屏幕上出现开市价及第一笔交易：10.50元，高于招股价10.33元。
面对国际投资者和媒体，马明哲用一句歌名回答记者关于股价的问题：“股价起落很正常，我们是潇洒走一回。”
很快舆论对于平安创富路径的调查，立即让“潇洒”变得敏感而脆弱。
围绕平安的影子富豪，是市场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而2004年真正造成轰动的，是平安的另一大自然人股东，一个年仅25岁的神秘美女——刘芳，她以34亿元的身家，排名2004年胡润百富榜第16位。对于刘芳，胡润的简介中仅有寥寥数语：“刘非常神秘，但在今年夏天平安保险上市后登上财富舞台。”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芳，女，1979年6月7日出生，高中学历，家庭住址是北京东城区某街道”。
媒体按照工商登记中的住址，找到刘芳家。“这是个非常狭窄拥挤的小四合院，不到100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四户人家，外加门脸处开的一家破旧的刀削面馆。房屋基本属于年久失修，满是油毡和水泥修补的痕迹，过道中溽热的空气令人喘不过气。”
邻居们告诉前来探寻富豪的媒体，刘芳已经搬走，“她爸没当过什么官，是首汽的出租车司机，叫刘振江；她妈在一个机械厂当工人，两人都退休了”。
刘芳显然不是这笔巨额财富真正拥有者。
同时，另外一个神秘人士浮出水面——郑建源，郑乃是源信行投资的创始股东之一和法人代表。此时，市场更多相信郑建源是这笔财富的实际控制者。2003年，郑建源被胡润贴上了中国第六大富豪的标签，身价高达33亿元。
郑建源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根据香港媒体的资料，现年不到40岁的郑建源，英文名Vincent，祖籍广东汕尾，幼年在汕尾陆河县度过，及后移居香港，出身草根的他考取香港富豪郑裕彤奖学金，获郑裕彤（香港媒体称为彤叔）资助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修读金融经济学，毕业后回港加入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中国部，后转到德意志银行亚洲证券部，任亚洲区董事。
郑建源和郑裕彤的渊源可见一斑。
因此，市场普遍猜测，郑裕彤才是幕后真正的大老板。香港的媒体称，“郑建源成立宝华投资，专为城中富豪在中国大陆寻找项目投资”。
《商务周刊》报道，2000年4月27日，郑建源以500万注册了宝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前身——北京新源联动投资管理公司（2001年12月，北京新源联动公司更名为宝华投资）。当年10月27日，他又以300万人民币注册成立源信行投资公司，并担任两家公司的首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办公地点均为北京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3号新世界北办15楼。
这两家公司均是接盘平安股份的关键公司。2002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出让平安的股份，接手者就是宝华投资、源信行和上海银峰投资。
但是，如果认为郑建源和刘芳一样只是一个马甲，不合事实。
香港媒体调查，2004年7月平安于香港上市后，原本住在太古城的郑建源，2004年年末即以928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独立屋轩德荪道十二号。而2007年2月，平保A股上市前一个月，他更花1.45亿元买入旁边十一号的独立屋。
郑建源除了豪买独立屋，更爱买车，名下便有5部名车，包括过百万元的法拉利，及4部共过200万元的平治，无独有偶，车牌数字同是1898。
实际上，从平安收获颇丰的郑建源现在已经自有山头。2003年年中，郑建源的宝华集团再以1.1亿元收购了浙江省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后将其改名为国民信托，并于2005年迁往北京。
香港的媒体报道，国民信托现时6名的公司董事中，有5位曾在新世界系及周大福（郑裕彤为周大福掌门）内任职。
令人惊奇的是，2007年9月，汇丰银行透露消息，将于国民信托共同筹建合资保险公司。合资公司资本金初定为5亿元人民币，预计双方各占50％的股份。
为何“恐龙型”的汇丰会弃平安，而选择“蚊子型”的国民信托，市场啧啧称奇。
资本变幻何其多！
除了郑建源的宝华和源信行平台，郑裕彤还有另外一条通道曲径通幽。2000年前后，武汉市武新实业有限公司一举获得深圳市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等10家公司，总数高达9700万股的平安股票。武汉武新一战成名，成为平安完成公司规范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后最大的买家之一。
武汉武新出身显赫，早在1992年，香港珠宝大王郑裕彤的中国香港新世界与武汉建设投资公司各出资50％成立了武汉武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郑裕彤之长子郑家纯担任董事长。虽然武汉武新的股权几经辗转，但是仍未脱离郑裕彤财富体系。同时，透过武汉武新，郑裕彤还持有另外一家公司生命人寿超过10％的股份，为大股东之一。
事实上，曲线持股平安的香港富豪，岂止郑裕彤一人。被香港财经界尊称为“四叔”的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也通过内地胞弟（五弟）李兆楠染指A股市场，平安保险十大股东之一的恒德贸易恰为李兆基兄弟的平台。
2007年度胡润百富榜上，李兆楠身家高达160多亿，排名第34位。
2008年3月3日，恒德贸易所持这部分禁售股份解禁。平安发布的第一季度报表显示，恒德贸易持股已由原来的2亿股减至1.2亿股，仅此一项，套现超过50亿元。
阳光触不到的投资黑箱
2004年，中国的证券行业最黑暗之时，问题券商的地雷先后引爆，波及保险行业，而保险投资的黑箱也浮出水面。
虽然保险法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保险资金还是陷入了危险游戏。
2004年6月，市场传出中国人寿被托管在闽发证券的4.12亿元国债无法转出。8月，新华人寿与南方证券又暴露问题，振荡接连不断。
10月21日晚，中国人寿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一项高达4.46亿元的国债投资未能收回。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中国人寿为这笔账面价值为4.12亿元的国债，计提了3.2亿元的减值准备，做好了这些投资全军覆没的打算。
9月10日，中国财险发布公告说，公司在汉唐证券的账户内存有总面值3.565亿元的国债和5685万元的现金。2004年9月3日起，汉唐证券的资产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经营。这些资金被“冰冻”，不能再交易。
为此中国财险计提了0.78亿元的减值准备。2005年7月14日，中国财险再度警示，称该公司托管于国内一家规模相当大的综合类券商的5.99亿人民币国债，可能无法收回。
汉唐的受害者还包括中再人寿，这家公司有4亿元左右的委托投资款陷入其中，占其注册资本金的一半。
被曝光的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蹊跷的是，保监会曾于2000年5月9日下发《关于暂不允许委托证券公司管理运用资产的通知》。因此，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异口同声，自己的这些钱，并不是委托理财，而是所谓“托管”，或者被券商挪用保证金。
更为吃惊的是中再寿险。保监会在进驻中再人寿后，对董事长姚和真进行了调查，却发现姚和真对流入汉唐证券的资金竟然一问三不知。
资金被套之后，各家走上了问责、追讨之路。就在中再人寿“失足汉唐”事件曝光的当月，中再集团总经理戴凤举因为年龄原因请辞，原保监会财险部主任刘京生强力接任。刘京生上任的第一个月，即提出五项专题调研，其中一项就是研究“化解中再人寿资金风险”。
2005年12月，中再寿险总经理冯宏娟与董事长姚和真一起被双双免职，同时被免职的还有汉唐证券项目主要经办人、中再人寿总经理助理任奇。冯宏娟与姚和真成为少数因投资失误，而被免职的保险公司高层领导之一。同为保险行业稀缺的女性高管，两位品尝到了人生的不同滋味。
同在2005年，先于中再寿险，人保资产提前换将。这一年5月16日，原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任道德空降上海，出任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事发突然。甚至半个月前，4月29日，任道德仍然以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的身份出席泰康人寿在北京举办的泰康“爱家之约”升级新闻发布会。当时，任除了担任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外，还兼任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泰康的投资享有重要的话语权。
任道德受命于危难。
业内普遍认为，任道德的受命和人保前一年尴尬的投资收益，以及国债托管失陷汉唐证券有关。不带一兵一卒的任道德，很快稳住了人保资产当时已经涣散的人心。之前的3月份，人保资产8个部门中有5个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挂冠而去。(4)
这次人事调整的前一个月，人保资产原副总裁宋福兴更早一步离开上海，返回北京。此时人保资产可以说是半个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富于魅力的任道德在短时间中止住了下滑的势头，不仅如此，利用2006年和2007年的有利时机，任道德帮助人保资产赚进大把真金白银。截至2007年6月底，人保资产受托资产约600亿元，上半年投资收益超过9％，高于行业平均5.8％的水平，已经进入保险业内前三位。在人保资产2007年半年工作会议上，新到任不久的人保集团总经理吴焰，特别肯定了2006、2007两年来人保资产在投资能力、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