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傅安平这样的技术官员，企业是有需求的。傅安平是南开大学首届精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国内首批精算师。尽管一直从政，但是都没有远离其专业。傅安平先后参与筹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中国保监会，参与我国1949年以来第一部《保险法》的起草与修订工作；参与了《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的研制工作等。
纯官员出身下海的似乎只有刘京生。
1978—1996年，刘京生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1996年改建，下设财产、人寿、再保三家子公司）工作，其间赴英国4年。
刘京生其实是一位资深的监管官员。
尚在人民银行保险司监管年代，刘京生就已经位居副司长，负责财产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的监管工作。保监会成立之后，刘于2000年筹备保监会北京办事处任主任及后来的北京保监局局长，至2003年成为保监会财产险部主任。
当时，保监会只有三个办事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后面两地主政者分别是周延礼和魏迎宁。时下，周延礼和魏迎宁已经成为保监会副主席。刘京生的起点可见一斑。离开保监会之后，刘平稳过渡，主政中再，直至“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
下海相对于从政，自有不同的诱惑。
“我们这里的保险公司都是些全国性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他们总经理的收入也是我的五六倍，甚至七八倍”，为官者称。
但是，市场极为担心，官员下海将导致政企不分，监管虚化。在中国台湾保险相关规定中有“三年休息期”一说，即保险监管人员需在卸任三年后才能到保险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规定。
不过，国内保险市场的特殊情况是，除了少数人之外，尽管离开监管岗位，但是多数都没有离开国有保险的体系。
而保监会成立之初，几乎70％的官员都是从保险公司挑选，保险公司和保险监管部门之间本来就有渊源。对于多数人而言，所谓“下海”，其实是“回归”。
【注释】
(1)地下保单，即设立在境外的保险营业机构在中国内地非法销售的保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