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马明哲已经接触到了商业保险，“当时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在华的外资企业都必须买保险。但那时候中国保险业刚刚恢复，提供给所有外资企业的保险只有一个产品。而且价格贵，服务态度差。社会又有需求。我便下决心搞一个保险公司”。
1986年正逢招商局集团庆祝成立一百周年，马明哲从招商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到了机会——保险招商局，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商业保险公司。
面见袁庚，成为马明哲的又一次鱼跃。
“小马是哪个单位的？我见过，面熟。”见面之后，笑眯眯的袁庚试图让马明哲轻松下来。马明哲则把准备多日关于重操旧业，创建一家现代商业保险公司的必要与前景，表述得简明扼要。以实干家著称的袁庚很是赞同。
“袁董，你写信，我去跑。”灵机一动的马明哲抓住机会。
随后，袁庚给当时国务院财经小组副组长张劲夫、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副行长刘鸿儒等写信，希望能够延续保险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写道。
未成曲调先有情。
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两家保险公司递过来的名片启发了开始筹办新公司的马明哲，这家将要成立的保险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传统文化，暗扣保险理念。此后，“中国平安，平安中国”营销口号让这家公司占尽口彩。
不过，即便怀揣袁庚的亲笔书信，马明哲申请牌照之路也并不平坦。多次被驳之后，马明哲决定直闯中南海找张劲夫。临行之前，招商局集团北京办事处的人一本正经地告诉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万不要随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则，很容易会被当成特务，藏着的机枪就会伸出来！”
马明哲信以为真，在中南海始终战战兢兢，亮着双手，不敢稍有停留。(7)这成为艰难申请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
见到张劲夫，马明哲印象深刻。
“也许是天意，领导接见了我这样的小人物，张当场就批示我的建议（设立新保险公司）可行。我着急地问，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带回去，他说‘这东西怎么能带呢’。”
1988年3月21日，马明哲们(8)的奔走终有结果。人民银行同意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受当时政策所限，统一招商局集团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出资49％和51％，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注册资本4200万元。
这一张牌照于当时极为珍贵，不仅成就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未来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后的1996年。
马明哲认为，平安之所以能够获得牌照，是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首先是）改革开放提出外商来投资的需求，这是核心，没有这种需求国家是不会批准的，这也是所谓的天时；而深圳作为特区却有地利之优；我以保险招商局重操旧业为理由，打动了袁董，并获得支持。”
4月15日，平安赚取了第一笔保费43998元。
5月27日，平安开张。旧历载，1988年5月27日乙巳时（上午9～11点）宜求财、见贵；庚午时（11～13点）宜祈福、求财、开市、交易。
不管这一黄道吉时出于有意或是无意，但是马明哲开始了中国保险史上一段最为著名的“马氏传奇”。
对于“袁董”，马明哲感恩备至。对于网上流传的，马曾为袁司机，因此受到额外恩惠的传言，马明哲幽默地谦虚道：“袁董那时候就是个神啊，能在电梯遇到都是荣幸。我在上山下乡时确实做过司机，这在当时还是选拔去的，但我哪里有给袁董做司机的荣幸？”
早在平安保险成立前一年，招商局集团下的另一家金融机构——招商银行于1987年成立。人们曾如此描述这两家深圳金融机构的“穷”出身：“蛇口中心区的招商路不过数百米，马路南头，招商大厦敦敦实实地盘踞着，招商银行在一楼，像个现在的支行，马路北头是平安保险，也在一楼，像个专卖店或事务所。”马明哲坦言：“那时哪有所谓一楼，整个平安也就在一楼一个小小的地方，只有600平方米，扣除洗手间和楼梯就只有400多平方米。还赶不上现在平安大学的一个大教室！”
马明哲就职平安保险第一任总经理，在招兵买马的过程中，有很多来自原人民保险公司的科长、处长扳着手指头算了算马明哲的行政级别：“哎呀，他马明哲才顶多是个科级干部嘛。”
不过，成立之初的平安却获得了部级领导的敲打——成立之际，陈慕华还通过人特别转达一句话：“希望把平安办成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的对象。”
此后的20年，平安借外资，用洋人，搞股份制，做员工持股，坚持金融控股，尝试海外上市。马明哲善用他山之石的本领有口皆碑，他那句“有桥就走桥，没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桥论”，成为不可复制的业界经典。(9)
创业之路，筚路蓝缕。
1988年平安成立之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改革开放尚处于初始阶段，整个国家的政策法规、人民意识、社会环境都落后。不要说是平安，甚至有不少人都不知保险为何物。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还被以为是卖保险箱的。
这样的笑话不仅平安遭遇过，很多恢复国内业务之后第一代的保险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对于平安而言，打开局面更难。
彼时，整个商业保险市场刚起步不久，人保还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对于初来乍到的平安，深圳市一位公安局长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不过，平安硬是虎口夺食。
平安“经营方式比较灵活，业务发展很快”，1988年成立后前7个月的保费收入就为600万元，至1990年已经达到5962万元，增长了近10倍。
这背后的秘诀其实也简单。
曾担任平安产险副总经理的孙建平回忆，到平安报到的第二天，深圳代理处的主任孙兵（后离开平安，出任新华人寿总裁）指着窗外国贸高楼，说：“这半个月先跟着我跑。我们这半个月的任务就是摸情况，从51层深圳房地产公司开始，一直到最底层。”
这仅仅是表面。
彼时的平安洋溢着一种创业的精神。例如，平安的常务副总孙建一来平安之前，已经是武汉人保的一位年轻的副总，但是到了平安竟从业务员做起。
马明哲亲眼看见，当时财务部一位20多岁的经理，拿出一张8分钱的邮票和信封冲孙建一说：“哎，老孙头，帮我寄封信。”孙建一应道：“好，我去。”于是，孙走路去邮局。
对于“老孙头”，孙建一曾有一自我说明。他在《老孙头自白》一文中写道：“想当初，当科长，主任找我谈话：你现在职务高了，要去掉小孩子气，拿出工作魄力来；当副总，组织部找我谈话：你是最年轻的局级干部，不能骄傲。在人保系统开会，便觉得小孩参加大人聚会。而到平安，称呼多了，叫‘老孙’还嫌嫩，后面加了个‘头’，‘老孙头’，索性倚老卖老。”
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英雄主义成为平安初创时最为特别的气场。其实，当时的平安并不能天天都能吃肉喝酒。实际上生活条件艰苦，员工全部住在6～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有的甚至睡在办公室。有员工到北京出差，住的地方太差，甚至被老鼠咬伤脚趾。那个时候平安几乎每个业务员身上都怀揣“三宝”——地图、名片和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因为担心被误解为当时流行的“皮包公司”）。
贫贱不能移。于艰难困苦之时，马明哲为平安画了一个大大的饼。
1995年，马明哲曾向公司1000名员工赠送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亿兆传奇》，讲的是台湾国泰人寿创业发展历程。国泰用30年时间，成长为台湾最大的保险企业，总资产达到近3500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相当于1000亿元左右）。
除了书，马明哲还在每本书里都附了一封短信。
信中，马明哲激扬不已：“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比国泰人寿更壮观的奇迹。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希望同样的历史，由平安人来创造。”
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想，于10年之后果真成为现实。
2005年国泰总资产大约是4600多亿人民币，如果单纯按保险业务计，剔除银行资产后，国泰的总资产和平安相差不多（平安的总资产为3000多亿元）；从公司市值看，国泰和平安均已是千亿市值公司，而后者的成长性更好。
不过，在马明哲实现“亿兆传奇”之前，尚有多个磨难于前等着他，这其中就包括分业之争、投连风波，甚至包括针对其个人财富神话的质疑等。中国保险业自诞生以来，一直就陷于一个怪圈，理论与实践脱节，发展与规范脱节，监管与市场脱节，走一步算一步，行的是“先污染后治理”之道。
这个怪圈，年轻的平安保险同样会亲历。
【注释】
(1)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而下海创业的企业家，其中多数为青年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
(2)《上海地方志》记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于1979年5月1日恢复建制。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对外办理保险业务。
(3)《上海地方志》记载，1984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脱钩，确定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领导的副局级经营实体。1985年升格为正局级。
(4)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专业再保险公司。
(5)王安：《保险中国200年》，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0页。
(6)成立一年多之后，国民人寿遭一家名为“国民保险代理公司”的代理公司状告“名称侵权”，败诉后被迫更名为“嘉禾人寿”，成为保险行业首例，亦是唯一一例。
(7)《平安之路20年》，“百年圆梦”。
(8)时任招商局集团副总的车国宝亦为平安牌照奔走良多，而招商银行的牌照和车国宝直接相关。
(9)“过桥论”意味着，如果这河上有桥，付点过桥费就可以跑过去，那何必冒着危险、花费时间摸着石头过河；马明哲还有一句仿“猫论”的名言，“不管洋猫土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成为平安吸收海外人才和智力的逻辑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