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缺陷的慰藉
（一）
古希腊和罗马的智慧被冷落了几百年，有时还遭敌视，文献散失、被焚，幸存下来的残卷保存在寺院的阁楼和图书馆中，到16世纪又重新得意成为显学。在欧洲的知识精英中涌现出一种共识：到那时为止，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存在于从帕台农神庙建成到罗马陷落那段时期的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半岛上极少数天才的头脑中，方今读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熟悉这些著作的丰富的内容。于是包括柏拉图、卢克莱修、塞内加、亚里士多德、卡图卢斯(1)、隆基努斯(2)与西塞罗等的主要著作，以及一些经典作品的选段——如伊拉斯谟(3)的《警句》与《名言录》、斯多布斯的《观点》、安东尼奥·德·格瓦拉(4)的《金色信札》以及彼得罗斯·克里尼托斯的《尊贵的学问》——都重新出版，遍布欧洲各国的图书馆。
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以东30英里处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坐落着一幢华丽的城堡式巨宅，黄色石墙上覆盖着深红屋顶。
那是一位中年贵族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女儿莱奥诺以及仆从和牲畜（鸡、羊、犬、马）的住家。这所房产是米歇尔·德·蒙田的祖父用家族从事渔业的收入于1477年置下的，到父亲一辈又加盖了两翼，并扩大了耕地。蒙田本人从35岁起就接管了这片产业，不过他对理家毫无兴趣，而且对农业一窍不通（“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
他宁愿在城堡一角那座塔楼的三层楼上圆形书斋中度光阴：“我一生中的多数日子，每一日的多数钟点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书房有三扇窗（按照蒙田的说法，毫无遮拦地把美景尽收眼底），桌一张、椅一把、书千卷——哲学、历史、诗歌和宗教——排放在半圆形的五层书架上。蒙田就是在这里从由马尔西里奥·菲奇诺翻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文本读了苏格拉底（“古往今来第一智者”）向不耐烦的雅典陪审团所作的坚定不移的讲话；在这里，他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生平》和1563年德尼斯·朗班编辑的卢克莱修的《自然颂》读到了伊壁鸠鲁的快乐观；也是在这里，他一再地读1557年巴塞尔新版的塞内加作品集（这位作者“特别对我脾气”）。
他自幼就是以古典著作开蒙的，拉丁文是他的第一语言。七八岁时已经学了奥维德(5)的《变形记》。16岁以前，他买了一套维吉尔(6)的著作，熟读《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斯(7)、普劳图斯(8)的作品以及恺撒的《评论集》。他嗜书如命，所以任波尔多市议员13年之后，决心引退，以便完全献身于书。读书是他生活的慰藉：
它在我退隐中慰我良多，令我摆脱百无聊赖之苦，随时助我从烦人的应酬中脱身。它能磨钝痛苦的刀锋——只要不是那无法抵御的剧痛。无以解忧，唯有读书。
但是书斋的书架及其所包含的对智力活动的无限敬仰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只要站在房间的中央，仰望天花板留心观察，就可以看见木梁上的57条语录，那是蒙田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从《圣经》和经典著作中摘录出来让人刻上去的，这些语录表现了对有思想的益处的深刻保留：
人生至乐在于绝智。——索福克勒斯
你可曾见自作聪明的人？疯子可能比他略胜一筹。——谚语
最确定不过之事唯有不确定，最可悲而最骄傲者莫过于人。——普林尼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圣经·传道书》
古代哲人相信我们的理性力量足以赋予我们其他生物所得不到的幸福和伟大。理性使我们能控制情欲，纠正本能造成的错觉。理性能缓和我们身体的原始欲望，引导我们与自己的食欲和性欲之间保持平衡的关系。理性是成熟的，几乎是神奇的工具，帮我们把握世界、把握自己。
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书斋中有一本）中对智力工作大加赞赏：
没有比做学问更美妙的职业了；做学问就是使我们在今世了解物质的无限，了解自然界、天、地、海洋的无比伟大；做学问教给我们虔诚、克己、心胸宽大，它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中拉出来，让它见识万物——最高的、最低的、最先的、最后的，以及所有在两端中间的；做学问给我们以过美好幸福生活的手段，它教给我们如何无怨无惑地度过一生。
尽管蒙田家藏千卷书，而且得益于良好的古典教育，这段赞辞却使他愤怒填膺。这段话与刻在梁上的语录的精神截然相反。他一反平时的性格，以这样激烈的言词表达他的愤慨：
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听他吹牛……这家伙是不是在描述全能而不朽的上帝！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村妇在自己村子里过着比他（西塞罗）更宁静、平和、有恒的生活。
这位罗马哲学家傲然无视这样的事实：大多数学者的遭遇都是极端不幸的；在天地万物中唯独人被选中去承受骇人听闻的苦难，以至于在黑暗的深渊中我们常恨自己生而为人，还不如蚂蚁和乌龟。
或者山羊也好。我在离蒙田的城堡几公里外，高舍地方的小村庄中一家农场院子里看见它。
它从来没有读过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也没有读过他的《论法律》。但是它很满足，嚼着莴苣叶，时或像一位老妇人表示不满那样摇摇头。这种生存状态未尝不值得羡慕。
蒙田自己被这一想法所打动并加以发挥：像动物一般生活强似拥有巨大书斋的理性的人的生活。动物生了病本能地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山羊受了伤，能从几千种植物中找出白鲜草来，乌龟让毒蛇咬了自动就去寻找牛至，鹳鸟能给自己用盐水灌肠。相反的，人只能依赖昂贵而误人的医生（药箱里装满了怪诞的配方：“蜥蜴尿、大象粪、鼹鼠肝、从白鸽的右翼下抽出的血，还有，给阵发性急腹痛患者用的研成粉末的耗子屎”）。
动物毋需长期学习也能理解复杂的思想。金枪鱼是自发的天文学专家。据蒙田称，“不论它们在哪里遇到冬至，就留在那里直到下一次春分。”它们也懂几何和算术，因为它们结队而游，成完美的立方形：“你只要数其中一行，就可得出整队的数目，因为长、宽、高的数目都是一样的。”狗有一种内在的对辩证逻辑的理解。蒙田讲述有一只狗找他的主人，来到了三岔路口。它先望望一条路，然后再望望另一条，最后决定沿第三条路跑下去，因为它肯定主人一定选择了这条路：
这是纯粹的辩证法：那条狗用的是析取和连结命题法，穷举命题的各个部分。它是完全自学来的还是从特拉布宗的乔治的《辩证法》那里学来的，这有关系吗？
动物在恋爱问题上也占上风。蒙田怀着羡慕之情读一头大象爱上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名卖花女的故事。当这头大象被牵着走过市场时，它懂得如何把皱皱的象鼻子滑进她的领口，以任何人类达不到的灵巧手法摩挲她的乳房。
没有经过试验，最低等的农场牲畜也能胜过古代顶尖智者的超然物外的修养。希腊哲学家皮朗(9)有一次乘船旅行遇到了大风暴。所有的乘客都惊惶失措，害怕那脆弱的船不堪汹涌怒潮一击。只有一名乘客没有失态，静静地坐在一角，表情泰然自若。那是一头猪。
我们还敢说拥有理性的好处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苦难吗？（我们把理性抬得那么高，并且据此认为自己可以君临万物之上。）如果有了知识，我们失去了没有它反倒能够享受的宁静，有了知识，我们的生活状态还不如皮朗故事里的猪，那要知识做什么呢？
思想是否给了我们任何值得感谢的东西，是大可质疑的。
我们获得了反复无常、犹疑不决、怀疑、痛苦、迷信、焦虑（为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是死后）、野心、贪婪、妒忌、艳羡、桀骜不驯、疯狂、食欲难填、战争、谎言、不忠、背后中伤和猎奇。我们以公平、善于推理的理性以及判断和认知的能力而自豪，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过分也异乎寻常。
果真可以选择的话，蒙田大约最终也不会选择像山羊一样生活——那只是极而言之。西塞罗描绘了一幅理性的仁慈的图景。过了16个世纪之后，由蒙田来提出其反面：
自知说了或做了蠢事，那不算什么，我们必须吸取的更加充分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都是大笨蛋。
最大的笨蛋就是西塞罗这样的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自己竟会是笨蛋。对理性的错误自信就是产生白痴的源泉——同时，间接地，也产生缺陷。
蒙田坐在他的画栋雕梁下勾画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承认我们离古代大多数思想家以为的那种理性的、宁静的生物有多远。我们的心灵多半是歇斯底里、胡言乱语、粗鲁而躁动，相比之下，动物在许多方面显得是健康和美德的模范——对这一不幸的现实，哲学家是有责任反思的，而他们很少这样做。
我们的生活部分是疯狂，部分是智慧。但是凡描写生活的人总是恭敬地对其中一大部分讳莫如深。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弱点，不再以自己并不掌握的本事自诩，那么——根据蒙田慷慨的救赎哲学——我们以自己特有的半是聪明、半是笨蛋的方式，终究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程度。
（二）性缺陷
既有肉体又有思想实在成问题，因为前者与后者的庄重和聪明形成诡异的反差。我们的肉体发出气味、感觉疼痛、萎缩、跳动、抽搐、衰老。它迫使我们放屁、打嗝，放弃明智的计划去和人上床，出着汗，发出急吼吼的呻吟，那声音就像美洲的野狼隔着旷野互相召唤的嚎叫。我们的思想受制于肉体任性的或者有规律的起伏。我们整个生活观可以因一次午餐过量造成消化不良而改变。“我在饭后与饭前判若两人”，蒙田说：
当我身体健康，又逢阳光明媚时，我是个和善的人；只要有一个长进肉里的脚趾甲，我就会变得暴躁，脾气坏得谁也惹不起。
最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免于受肉体之辱。蒙田说：“试设想柏拉图患了癫痫或中风，然后将他的军，要他求助于他灵魂中所有美妙而高贵的功能。”或者设想在一场研讨会中，柏拉图忽然要放屁：
主管我们排泄的括约肌有自己收放的规律，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愿，甚至违反我们的意愿。
蒙田认识一个人能做到随自己的意愿控制放屁，而且曾经伴着诵诗的节奏放过一连串的屁。不过这个人的本事并不足以改变蒙田总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压倒我们的思想，括约肌是“最冒失，最没规矩的”。蒙田还听说过一件悲惨的事：有一个人的屁股“特别暴躁难缠，逼得它的主人不断地放屁，连续40年，终于要了他的命”。
难怪我们总想否认与这些令人难堪和屈辱的器官共存。蒙田遇到过一位女士，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消化器官有多讨厌，就想在生活中只当它们不存在：
这位女士（是最了不起的妇女之一）……认同这种意见：咀嚼会使面部变形，严重损害女人的优雅、美丽；所以每当肚子饿时就避免公开露面。我还认识一位男士，他不能忍受看他人吃东西，或是人家看他吃东西，结果他填饱肚子时必须避开一切人，比他出空肚子时还要紧。
蒙田还知道有的人为自己的性欲所折磨，终于自阉。还有一些人把搅拌雪与醋的压缩器施于自己的过分活跃的睾丸，以此来压制性欲。马克西米连皇帝意识到王者之气和肉体不相容，下令任何人不得见到他的裸体，特别是腰以下。他特意在遗嘱里规定，安葬他时必须穿着整套内裤。蒙田说，“其实他还应该加一条附录：给他穿裤子的人必须蒙上眼睛。”
不论这种激烈的做法对我们有多大吸引力，蒙田的哲学却是调和的哲学：“最愚蠢的自讨苦吃就是蔑视自己的身体。”不要企图把自己切为两半，我们应该停止同自己令人尴尬的皮囊打内战，而要接受它，承认它是我们存在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既不可怕也不丢脸。
1993年夏，L. 和我一起到葡萄牙北部度假。我们沿着米尼奥的村落行驶，然后在维亚纳堡的南部住了几天。就在这里，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在一家俯瞰大海的小旅馆里，我发现——毫无先兆——我已经不能做爱了。要不是我去葡萄牙之前几个月恰好读到蒙田《随笔集》的第1卷第21章，那我简直无法挨过这一关，更不用说提起这件事了。
在那里面，作者讲述他一位朋友听说一个人正当要进入一个女人身体时突然阳物不举。这一颓萎的尴尬局面对蒙田这位朋友造成的印象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下一次同女人上床时这一图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十分害怕同样的灾难又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结果为这一恐惧所征服，果真阴茎硬不起来了。从此以后，不论他多么想要女人，他就是无法勃起，每一次失败的羞耻的记忆又变本加厉地嘲笑他、折磨他。
蒙田的朋友认为能够坚定不移地、理性地操纵自己的阴茎是正常的男性特征，他在这件事上失败之后就成了性无能。蒙田认为错不在阴茎：“除非是真正的性无能，只要你做成了一次，你就再也不会无能。”自以为能用精神来完全控制自己的肉体，认为这才是常规，害怕背离它变成不正常，正是受这种观点的压迫，那位朋友才会失败。解决的办法是把图像重新画过：只有接受在做爱时对阴茎失控是一种无害的可能性，才能预防这种事的发生——那位受打击的朋友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他同一个女人上床时，学会了：
事先承认他有这方面弱点，并且公开说出来，从而心理放松，不再紧张。把病态看做是预料中的，就会少一些受压制感，心理负担也就不那么沉重。
蒙田的坦率使我这个读者的心灵也得到解放。对突然出现的阳萎摆脱了暗室中不可言说的羞耻感，而用这位决不厌弃肉体的哲学家见怪不怪、世事洞明的眼光重新对待之，对蒙田描述的下述现象的个人负疚感得到了缓解：
这个器官（普遍的）不听话，我们不要时它不知趣地勃起，我们最需要时它却又不配合。
一个跟情人失败后只会嗫嚅着道歉的男人其实可以再振雄风的，他应该宽慰他所爱，承认他的无能属于范围广阔的性事失败的一种，既不罕见，也不特别。蒙田曾认识一位加斯科地方的贵族，他同一位女士在一起时出现了阳萎后，逃回家去，把自己的生殖器割下来，给那位女士送去“以补过”。蒙田建议他应该换一种做法：
如果（两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该急于行事。最好……等待合适的时机，而不要第一次不成功就绝望，使自己陷入永久的愁苦境地……一个男人如果第一次不成功，可以先做一些温柔的试探表达迸发的激情，而不要顽固地证明自己的缺陷就此到底了。
这是倾诉我们性生活中最孤寂的时刻的一种新的语言，亲切而不张扬。蒙田开辟了一条通向寝室的私密忧愁的道路，抽掉其羞耻感，自始至终努力使我们与自己的肉体和解。他把人们私下都经历过而极少听到的事勇敢地说出来，拓宽了我们敢于向爱人和向自己表达的范围——蒙田的勇气基于他的信念：凡是能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就没有不人道的，“每一个人的形体都承载着全部人的状况”，这状况就包括——我们不必为之脸红和自怨——有时阴茎不听话而出现阳痿的风险。
蒙田认为我们之所以跟自己的肉体有那么多麻烦，部分要归咎于在体面的社会中缺乏坦诚的探讨。有代表性的小说或图像中从来不把女性的优雅与她对做爱的强烈兴趣相联系，提到权威人士也从不提他们的括约肌或生殖器。国王和贵妇人的肖像画从不鼓励我们去想象这些显赫灵魂会放屁或做爱。蒙田用唐突而优美的法文填补了这种图画：
Au Plus eslevé throne du monde si ne Sommes assis que sus nostre clu.(10)
Les Roys et les philosophes fientent, et les dames aussi.(11)
他原可以换个说法，不说“屁股”而说“臀部”，不用“拉屎”而说“如厕”。1611年伦敦出版的兰德尔·高格拉夫的《法语与英语词典》（有意进一步提高法文的年轻人和所有最想达到对法语最准确的把握的人都可参考）解释“拉屎（fienter）”一词专指虫豸、走兽的排泄物。蒙田之所以用这样强烈的语言，那是为纠正哲学著作和上流客厅里同样强烈的对肉体的否定。认为贵妇人从来不用上厕所，国王没有屁股，这种流行的看法使蒙田觉得该是提醒世人他们既拉屎又有屁股的时候了。
亨利三世
卡特林·德·梅迪奇
人类的生殖活动十分自然，十分必要，十分正确，它们究竟做了什么使我们觉得尴尬而难以启齿，把它们排除在严肃的、规矩的谈话之外？我们不怕说出“杀戮”、“偷盗”或“背叛”这样的词，但是另外那些词我们却只敢悄悄地在牙缝里嘀咕。
蒙田的城堡的邻近地带有几片山毛榉树林，一片在北边接近卡斯蒂永-拉巴塔耶村，另一片在东边接近圣维维安。蒙田的女儿莱奥诺一定对那树林的静谧和壮观很熟悉。但是树名却不让她知道，因为法文中山毛榉树“fouteau”与“foutre”相似，而后者是同女人性交的意思。
“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感情充沛一点的女孩子像她这么大已经到了法律允许结婚的年龄了，”蒙田这样谈起她女儿，接着谈她14岁时的情况：
她苗条而文静；一直独处闺中由母亲一手带大，所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些，刚刚开始脱去童稚之气。她在我面前读一本法文书，刚读到“fouteau”这个字，那位照顾她的保姆就急忙打断，粗鲁地拽着她，让她跳过这一令人尴尬的沟壑。
蒙田苦着脸说：20个粗野的男仆也没有这道叫她一遇这个字就跳远的严厉命令更能让莱奥诺意会到“fouteau”一词下面隐藏的内容。但是在那保姆——她主人称之为“老丑婆”——看来，这个字非跳过去不可，因为一位年轻女士的尊严决不能同她几年之后和一个男人在寝室中必然会了解的事联系起来。
蒙田指责我们通常对自己的描述漏掉了许多本色的东西。部分是为了纠正这一点，他才写自己的书的。他38岁退下来时就准备从事著述，但是不能决定写什么题材。要写一部惊世骇俗的书，同那半圆形的书架上千卷书中任何一种都截然不同，这一想法是逐渐在脑子里形成的。他抛开了千年来写作中的忸怩，毅然写他自己。他下决心明明白白地写自己的思想和肉体，1580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出版，8年以后第三卷在巴黎出版。他在序言中宣称：
如果我处在那些仍然享受着美妙的造化天工的自由民族中间，我保证一定会心甘情愿将自己完整的、赤裸裸的肖像呈现在你们面前。
迄今还没有任何作者愿意在读者面前一丝不挂。有的是关于圣人、教皇、罗马皇帝和希腊政治家的正式的、衣冠楚楚的肖像。甚至蒙田也有一幅托马斯·德·勒（1562—1620）画的肖像，穿着市长的长袍，戴着1571年查理九世赐给他的项链形圣米歇尔骑士勋章，神情俨然，深不可测。
但是这位身着长袍的西塞罗式的人物并不是蒙田的《随笔集》所要披露的自己。他着意要表现一个完整的人，塑造一个与多数肖像所造成的印象迥异的人的形象。所以他的书里包括他的膳食、生殖器、粪便、性征服和放屁——这些细节过去很少见于严肃的著作，对以理性动物自居的人的自画像来说是尖锐的讽刺。蒙田告诉他的读者：
他的生殖器是组成他自我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之所以为我，每一样器官都同样的重要，而没有任何器官比这一件更造就我为真正的男人。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
他觉得性事都是嘈杂而凌乱的。
在任何别的领域你都能保持某种体面；任何其他活动都接受礼仪规则，而就是这件事只能当做是杂乱无章的，或是可笑的。你倒试试看想出一个聪明、规矩的法子来做这件事！
他坐马桶时喜欢安静。
在所有自然的活动中，这件事是我最不能容忍打扰的。
而且他上厕所很规律。
我的大便和我从不失约，每天一起床必到（除非受到急事或疾病干扰）。
我们之所以重视周围那类肖像，是由于我们把它作为生活的榜样，别人自称如何，与我们自己某些方面正好相符，我们就接受下来；人家身上可以表现出来的地方，我们也善待自己身上的，人家避而不谈的，我们也视而不见，或者有所体验也感到羞耻。
当我设想男人反应最灵敏和最明智的（性交）姿势时，同时又觉得一个人竟敢自以为在这件事上反应灵敏和明智简直是厚颜无耻。
并不是说明智是不可能的，而是蒙田要细致地界定明智的定义。真正的明智必须与我们的基本自我相适应，不过分高估智力和高度文化修养在生活中的作用，并理解我们肉身凡胎有时会有急迫的、极不光彩的欲求。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哲学主张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肉体，决不让自己的生理和情感方面占上风。这一主张很高尚，来自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但同时也是做不到的，因而起适得其反的效果。
巍峨的哲学巅峰如果没有人能呆在上面，规则如果超过我们的实践和能力，又有何用？
按照另类物种的标准来规定人的责任，是很不明智的。
肉体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战胜的。但是，正如蒙田希望提醒那“老丑婆”的，至少不必逼人在尊严和对山毛榉（fouteau）这个字的兴趣之间作选择。
可不可以这样说？在这个世俗的囚牢里，我们身上既不是纯肉体的，也不是纯精神的，硬把一个活人撕成两半适足以害人。
（三）文化的缺陷
另一个造成缺陷感的原因是人们急忙、傲慢地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正常的和反常的。我们的经历和信仰常常遇到不屑一顾的态度：一句略表惊讶的问话：“真的？多怪！”伴随着耸耸眉毛，就轻易地把我们的合法性和人性给否定了。
1580年夏，蒙田完成他毕生的心愿，第一次离开法国去旅行，骑马出发经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到罗马。与他同行的有4名青年贵族，包括他的弟弟贝特朗·德·马特库隆，还有十几名仆人。他们的计划是离家17个月，行程3000英里，骑马经过的城市包括巴塞尔、巴登、沙夫豪森、奥格斯堡、因斯布鲁克、维罗纳、威尼斯、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最后于1580年11月的最后一天傍晚时分抵达罗马。
一行人一路走过去，蒙田发现每到一省，人们对“正常”的观念就有变化。在瑞士小镇的旅店里认为正常的是床高出地面许多，需要台阶上去，周围有漂亮的帐子，旅客应该有单独的房间。而几英里以外的德国，正常的是床贴着地，没有帐子，旅客四人一间房。那里的店主人提供羽毛被，和法国旅店的被单迥异。在巴塞尔，酒里是不掺水的，一顿饭有六七道菜，而在巴登，星期三只吃鱼。瑞士最小的村庄也至少有两名警察守卫，德国人每一刻钟打一次钟，在有的地方甚至一分钟打一次。在林道，端上来的汤是榅桲叶做的，肉菜在汤之前上，面包是茴香做的。
法国旅客最不能入乡随俗。他们在旅馆里对那些摆着陌生食品的柜子敬而远之，要求供应他们在家乡习惯的“正常”菜肴。他们避免同任何不会说法语的人说话，认为他们不会说就是犯错。挑剔地啄着那茴香面包。蒙田从自己餐桌上望着他们：
他们一离开自己的村庄就好像鱼离开了水。无论到哪里，都紧抱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外国的方式骂个不休。遇到一个同胞……就当作喜事来庆贺……他们郁郁寡欢、小心翼翼地旅行，把自己紧紧裹在大衣中，保护自己免受那陌生地域的感染。
15世纪中叶，德国南部各省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取暖设施：卡斯登炉。那是一种可移动的铁盒子，用长方形的铁片焊接而成，里面烧煤或木柴。在漫长的冬日里，有很大优越性。封闭的炉子比明火壁炉产热量要大4倍，而且还节约燃料，还不用打扫壁炉。热能被铁壳吸收，然后逐渐均匀地散发到空中。炉子周围装有管子，既可通风又可晾衣服，一家人可以把炉子周围作为冬天的起居室。
但是法国人对此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制作明火壁炉更省钱；他们嫌德国炉子不提供亮光，而且吸收太多室内的水分，使气氛压抑。
这个题目竟造成地区隔阂。1580年10月间，蒙田在奥格斯堡遇到一个德国人，他作了长篇发言，批评法国人用明火壁炉取暖，然后描述铁炉的优越性。他听说蒙田只逗留几天（15号到达，19号离开），对他表示同情，列举离开奥格斯堡的种种不便之处，其中包括回到明火壁炉时会感到头昏——这头昏正好是法国人责怪铁炉引起的。
蒙田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在巴登，他分到一间烧铁炉的房间，在习惯了炉子发出的某种气味后，他一夜睡得很舒服。他发现有了这炉子，他起床穿衣时就不用先披上毛皮晨衣。几个月后他来到意大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表示十分想念那小旅店的铁炉。
他回家以后，衡量了两种取暖方式的利弊：
的确，那炉子的热气使人有压抑感，它的材料还散发一种气味，不习惯的人会感到头痛……另一方面，由于它散热是均匀的、有恒的、达到整个房间，不像我们的壁炉那样制造看得见的火焰、烟尘和干燥，这些条件使它足以与我们的炉子相抗衡。
使蒙田感到恼火的是那位奥格斯堡的先生和法国人都不假思索地坚信自己的取暖方式优于他人的。假如蒙田从德国归来后在自己的藏书楼中安上一个奥格斯堡的铁炉，他的同胞们就会以他们对待任何新鲜事物的怀疑态度对待之。
每一个民族都有许多风俗习惯，不但不为另一民族所知，而且被认为野蛮、怪异。
当然，铁炉或者壁炉都没有任何野蛮或怪异之处。任何社会自己确定的关于正常的定义似乎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总是不公平地排斥大片实践的领域，视之为异端。蒙田向那位奥格斯堡的先生和加斯科的邻居指出，铁炉和明火壁炉在可以接受的取暖方式的广阔天地中都有其合法的一席之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拓宽读者对何谓正常的狭隘的地域观念，而追随他最喜爱的那位哲学家的脚步：
人们问苏格拉底为何方人士，他不说“雅典”，而说“世界”。
这个世界最近出现的奇事出乎任何欧洲人的想象。1492年10月12日星期五，蒙田出生前41年，哥伦布到达佛罗里达湾的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接触到了关纳哈尼印第安人，他们从未听到过耶稣的名字，赤身裸体到处走动。
蒙田对此事产生强烈兴趣。圆形藏书楼中有好几册关于美洲印第安部落的书，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的《印第安部落通史》、吉罗拉莫·本佐尼的《新世界纪事》和让·德·莱利的《巴西游记》。他从中读到：南美洲人喜欢吃蜘蛛、蚱蜢、蚂蚁、蜥蜴和蝙蝠，“他们把这些东西煮熟了浇上各种汁吃”。有些美洲部落的处女公开展示她们的私处，新娘在婚礼日可以纵欲狂欢，男人可以同男人结婚，死人给煮熟，跺成酱用酒拌了，在祭神的集会上由他的亲属吃下去。有的国家女人站着而男人蹲着小便。有的国家男人让前身的汗毛生长而剃去背上的毛。有的国家男人行割礼，而另一些国家的人特别害怕龟头见光，“小心地把包皮拉下来盖上，用绳子扎好”。有的国家见人打招呼是把身子转过去，背对他，当国王吐痰时，宠臣伸手去接，当他大便时，“侍卫们把他的粪便用细麻布包起来”。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在秘鲁，大耳朵是美丽的：她们用人工尽量拉长耳朵。有一个还活着的人说他在东方见过一个国家特别推崇把耳朵拉长，坠以各种珠宝，以至于他常常遇到可以让他连衣服带胳膊穿过耳朵眼的妇女。别处有整个民族都讨厌白牙，刻意把牙染成黑的。还有别的地方是染成红色……墨西哥妇女认为低额头是美的表现，所以她们把身体别处的毛都拔掉，单单让前额的头发长得浓密，而且还用人工突出这一点。她们如此崇拜大乳房，故意把它翻过肩膀喂孩子奶。
从让·德·莱利的书上，蒙田知道巴西的图比族人赤身裸体如在伊甸园，一点不感到羞耻（当欧洲人送给那里的女人衣服时，她们咯咯笑着拒绝了，她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么不舒服的东西来加重她们的负担）。
男人和女人都像刚从娘胎里出来时一样一丝不挂。——让·德·莱利，《巴西游记》（1578）
给德·莱利的书作版画的人（他在巴西呆了8年）特意要纠正欧洲流行的图比族人和野兽一样浑身是毛的说法（de Léry: 'Ils ne sont point naturellement poilus que nous ne sommes en ce pays'）(12)。图比族男人剃光头，女人留长发，扎漂亮的红辫子。图比印第安人喜欢洗澡，一看见河就跳下去互相擦洗。有时一天可以洗到12次。
他们睡在长条的仓库式的房子里，可容200人。床是棉织的，像吊床一样拴在柱子之间（图比人打猎时带着床走，午后把它吊在树间睡午觉）。每6个月整个村子搬一个新地方，因为居民认为换换景色对他们有好处（'Ils n'ont d'autre réponse, sinon de dire que changeant l'air, ils se portent mieux' —de Léry）(13)。图比人的生活十分有规律，常常活到100岁，老年也没有灰发或白发。他们还非常好客。每当村里新来一个人时，妇女都要掩面哭喊道：“你好吗？你大老远的来看我们，辛苦了！”马上就请客人喝图比人最爱喝的饮料，是用一种植物的根做的，颜色像红葡萄酒，味道很辣，但是对肠胃有好处。
图比族的男人可以娶不止一个妻子，据说对她们都很钟爱。蒙田讲述称：“他们整个道德观只有两点：作战坚定和对所有妻子的爱。”妻子们显然对这种安排很快乐，没有表现出任何妒忌心（性关系是很松的，惟一的禁忌是不得与近亲同床）。蒙田尽情地描绘细节，而他的妻子就在城堡楼下：
他们的婚姻有一个美好的特点值得一提：一如我们的妻子竭力打掉我们对别的女人的柔情，他们的妻子以同样的热情替自己的丈夫争取其他女人的爱情。她们对丈夫的名誉比什么都关心，因此不惜下功夫争取自己的同行——妻子，越多越好，因为这可以表明丈夫的价值。
无可否认，这一切都十分奇特，但是蒙田并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
蒙田属于少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久，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就从欧洲到那里进行探险。他们得出结论，土人比畜生好不了多少。天主教骑士比列加格农把他们称作“长着人脸的野兽”；加尔文派牧师里切尔认为他们根本没有道德观念，分不清善恶；罗朗·儒贝医生检查了5名妇女之后就肯定她们是没有月经的，因此干脆不属于人类。
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后，西班牙人就开始像杀野兽一样屠杀他们。到1534年，即哥伦布到达后42年，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就遭毁灭，人民不是被杀就是变成奴隶。蒙田在巴托洛梅·拉斯·卡萨斯的《西印度群岛的毁灭》一书中读到这一野蛮行为。（这本书是1552年在塞维利亚出版，1580年由雅克·德·米格罗德翻译成法文，题为《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群岛，即所谓新大陆，犯下的残酷暴行》。）印第安人是毁于他们自己的好客和他们的武器太弱。他们向西班牙人开放他们的村庄和城市，而他们的客人却完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们。他们的原始武器当然敌不过西班牙人的大炮和剑，征服者对俘虏没有丝毫仁慈。他们杀戮儿童，挑开孕妇的肚子，挖人眼，把整个家庭活活烧死，夜里放火烧村庄。
他们训练猎犬追捕逃到森林中去的印第安人，把他们撕成碎片。
用铁链把男人锁在一起，送到金矿、银矿里去劳动。一个人死后就把他的尸体从锁链上砍下来，而锁链那一边的同伴还继续劳动。多数印第安人在矿里都活不到3星期。妇女则当着她们丈夫的面被强奸后毁容。
最常用的肉刑是割下巴和鼻子。拉斯·卡萨斯叙述有一个女人看见西班牙人和他们的狗来了，就和她的孩子一起上吊死了。一名士兵走到他们跟前，用刺刀把孩子劈成两半，一半喂了他的狗，然后找来一名修道士给孩子的另一半行安葬礼，以保证那孩子在基督的天堂有一席之地。
被强迫男女分居、处于孤寂焦虑之中的印第安人大量自杀。从蒙田出生的1533年到他的《随笔集》第三卷出版的1588年之间，据估计“新大陆”的土著居民从8000万下降至1000万。
西班牙人如此心安理得地屠杀印第安人是因为他们自信知道一个正常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根据他们的理性认识，穿马裤、有一个妻子、不吃蜘蛛、睡在床上的才是正常人：
他们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举止，乃至长相、衣着都跟我们的大不相同。我们有谁不把他们当野人和走兽？有谁不认为他们的沉默是由于愚笨和兽类的无知？反正……他们对我们的吻手礼和复杂的、深深的鞠躬完全不理会。
他们也许外表像人类：“啊！可是他们不穿裤子……”
在这种屠杀背后是混乱的推理：把正常和不正常区别开来的逻辑出自典型的演绎法，我们从几个特例推出普遍规律（正如逻辑学家所提出的：我们观察到A1是?，A2是?，A3是?，所以得出结论，所有的A都是?）。要判断某人是否聪明，就去找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过的每一个聪明人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遇到第一个聪明人看来像图1，另一个像图2，另一个像图3，我们多半会得出结论：聪明人一定读很多书，穿黑衣服，表情严肃。再看到图4那样的人，我们很可能认为他愚笨而不屑一顾，甚至以后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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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旅客对卧室里的德国炉子惊恐而反感，他们肯定在来德国之前在本国见过许多好的壁炉。或许其中有的像图1，有的像图2，有的像图3。以此推理，他们得出结论，优良的取暖设备的要素在于明火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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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这种心智的傲慢而叹息。南美洲的确存在野蛮人；但不是那些吃蜘蛛的人：
人人都把他们不习惯的事物称作野蛮；除了本国的舆论和风俗，我们没有其他标准来衡量真理和正确的理性。我们总是认为本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十全十美；一切行事处世的方式都是既深刻又完美！
他并不是想要取消野蛮和文明的区别；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样的原始）。他只是要纠正我们作出这种区别的方法。我们国家可能有许多美德，但是其依据不是由于它是我国的。一个域外国家可能有许多缺点，但不能简单以它的风俗不寻常来认定缺点。以国籍和熟悉与否作为区别好坏的标准是荒谬的。
法国的礼俗规定，如果鼻通道有障碍物，必须擤到手帕里。但是蒙田有一位朋友对此作了思考之后，认为可能直接用手指擤鼻涕更好些：
他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问我那脏鼻涕凭什么有特权让我们必须准备细麻布手绢来包起它，然后小心翼翼地带在身上……我想他说的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囿于习惯势力，我连这一点奇怪之处也发现不了，而我们对他国的类似的奇怪风俗却如此深恶痛绝。
以小心说理取代偏见，这是衡量一种行为的正确方法，令蒙田感到沮丧的是那种轻率武断的态度，把自己不熟悉的等同于缺陷，全然无视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关于心智谦逊的基本教导：
问彼何所知，答曰所知惟一事，即我无所知，是为古往今来上上智。
那么，假如我们遇到含蓄的指我们为不正常的表示：用一句略表惊讶的问话：“真的？多怪！”同时耸耸眉毛，就轻易地把我们的合法性和人性给否定了，该怎样呢？蒙田的朋友在加斯科涅用手指擤鼻涕就遇到了这种反应，这种态度走向极端就会灭绝南美洲的部落。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对于不正常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的。要摆脱它的束缚，只需多了解超越时间空间的风俗习惯。在特定的时间为某一群人认为不正常的事物不一定永远如此。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超越边界。
蒙田的书房里摆满了帮助他超越偏见的局限的书。有历史书、旅行日记、传教士和船长的报告、异域的文学，还有穿着奇装异服的部族吃着不知名的鱼的图画集。通过这些书，蒙田能够为自己身上那些在当地罕见的特点找到合法性——罗马性、希腊性，更接近墨西哥人和图比人而不是加斯科涅人的一些方面：宁愿有6个妻子，或剃光背上的毛，或一天洗12次澡；他只需求助于塔西陀的《编年史》、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国历史、戈拉特的《葡萄牙史》、勒贝尔斯基的《波斯史》、利奥·阿弗里卡纳斯的《非洲游记》、卢西尼亚诺的《塞浦路斯史》、波斯特尔的“土耳其与东方历史丛书”、明斯特的《宇宙志》（其中还有关于“稀有动物”的图片），就能稍慰自己这些方面带来的孤寂之感。
何处认为何事为反常
当别人自称掌握普遍真理使他感到压抑时，他可以依法将所有古代伟大哲学家关于宇宙的理论罗列出来，然后证明，尽管每一位都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是达到了可笑的程度。经过一番比较之后，蒙田讽刺地表示他完全不知道是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