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提着满满两个手提包的补药来到蒙道尔夫。这些药品含有微量吗啡。“我想，他可能是个药商。”美军监狱长B·C·安德鲁斯上校当时判断说。为此，他决定让狱医对戈林施加影响，以便让他逐渐放弃服药。尽管这意味着在以后几个月中他要忍受戒毒的痛苦。靠了这种办法，戈林于1945年11 月坐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上，又恢复到战前的样子：机敏、爱挑衅、偏激，并准备在这场自认为不得不屈从的审讯中顽抗到底，因为它是在敌方的主持下进行的。也许在他被捕后任他随便吃药，阻碍他康复更为妥善吧，因为他的康复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审判阶段竟使他对起诉人占了优势。
戈林在蒙道尔夫与其他一些有名的俘虏来往。这批人按盟国的意图将在一次公开大审讯中受到判决。戈林初进狱时体重已达125 公斤之多，他在狱中的伙食刚够吃饱，这样倒可以减肥了。戈林的仆从暂时留在那里呆了一个时期，好让戈林习惯下来，他后来在6 月被释放了。这样戈林便独自与其他囚犯相处。他的表现像个模范人。他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妻子埃米和女儿的命运，埃米也被捕了。当他战前在柏林认识的英国外交官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到蒙道尔夫来看望他时，戈林显得相当高兴，好像已甘愿听天由命。寇克派特克同时也去看过里宾特洛甫，而他的精神显然萎靡不振。
戈林愿意对奉命经常监视犯人的审问官和美国心理学家给予满意的答复。首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M·凯里博士认为，戈林很能自我陶醉，他使用美容水、香粉、香脂护肤。他穿着丝绸内衣，戴着三只贵重的戒指——特大号的红宝石、绿宝石和蓝色钻石戒指，他另外还有四只镶嵌宝石的钟表。坐牢对戈林来说还不算难熬，因为他始终对他过去的地位和功勋引以自豪。此外，他决心成为纳粹政权中最高级的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在这场预期的公开审判中扮演一个精彩的角色。不管怎么说，他到底是个历史人物，而他的起诉人料定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他对凯里博士说：“五十或者六十年后，德国将到处都有赫尔曼·戈林塑像。”
在此期间，国际军事法庭组成了。由于即将进行的审判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必须通过一项美、英、法、苏四国之间的国际协议，以确定审讯议程。1945 年夏，由盟军指定的起诉代表聚集在一起，以确定审判的法律基础。8月8 日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按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同意对战犯的审判按英、美现行法在纽伦堡法庭进行。戈林及其他被告，包括里宾特洛甫、沙赫特、巴本、施佩尔、邓尼茨和从英国监狱引渡到德国的赫斯等人，他们在9 月份从蒙道尔夫俘虏营被押到纽伦堡监狱。10 月25 日，被告罗伯特·莱伊在那里自杀身亡，这导致加强对其他在押犯人的安全措施。
审讯开始前30 天，戈林等人收到长达2400 字的德文起诉书。这份文件是美国纽伦堡军管会出色的组织工作的第一项成果。军管会的任务是，对投降后被没收、缴获的大宗德国文件进行审阅和分析。这些材料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美国方面资助并组织法庭审理，其他盟国只负担本国起诉人和法官的费用。一大批调查员和翻译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几百份作为证据提出的重要文件进行了筛选并译成英文、法文和俄文。
起诉书概述了四点主要理由。第一是“共同策划或密谋与侵略战争”，其中包括：策划侵略战争、虐待被奴役人民、宗教和种族迫害以及使用奴隶劳工。第二是“破坏和平罪”，其中主要是袭击邻国。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战争罪”——破坏战争法规——和违反人道：即谋杀、灭绝、奴役、绑架以及其他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平民采取的非人道行为；或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原因的犯罪或推行与某一罪行有关的迫害行为。”
纽伦堡审判比原先的估计要长得多，一共218 天：从1345 年11 月20日到1946 年8 月31 日。一个月后，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宣读了判决书和刑罚。法官、起诉代表及其助手、德籍辩护律师等，一大批工作人员和专家
在纽伦堡忙碌了整整一年。律师们是由被告根据盟国提出的一张可靠的德国检查官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还有很多管理人员、翻译、记者、摄影和广播技术人员及警卫人员。审讯一开始就引起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审判厅里明亮的探照灯、嚓嚓作响的摄影机和一排排麦克风，这场面使人很容易想到这好像是摄影棚而不是审判厅。戈林非常清楚，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决心尽一切可能拖延审讯时间。他毕竟是这场大戏的“明星”，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的这个角色。
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开庭时，世界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聚坐在被告席上的一群惹人注目的前纳粹大亨身上，不少人曾把他们视为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但是，在全力组织这次对他们进行审判的盟国看来，这些人是一个曾在德国夺取政权、对邻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以所谓种族原因迫害和谋杀几百万人的犯罪阴谋集团。纽伦堡审判代表世界人民谴责纳粹分子的无耻行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他们犯罪的种种证据。从另一方面说，纽伦堡审判还是以后数十年在欧洲各国、首先是联邦德国继续进行的许多战犯审判的先例。审讯第一天宣读了全面的起诉书。在法庭上，被告必须根据起诉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戈林的态度很引人注目，记者争相拍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想发表一份声明，但被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打断，而只允许他讲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1946 年3 月，戈林才被准许在法庭上再次发言。他知道自己是众矢之的。他的每一个动作、他对任何被告的每一次耳语、他对面前提出的证据材料所作的每一个不以为然的、轻蔑的面部表情都会立刻受到旁听者的议论，一直要到新闻和摄影记者对这位身穿普通制眼的被告的那种有意识的登场表演感到习以为常才平息下来。但任何人也不能剥夺戈林在德国的原有地位；由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都以自尽逃避了人间的惩罚，所以其他人与戈林相比，都没有他那样重要。
但是戈林在背后，在同其他被告一起吃饭时或在他的禁闭室里——在那里他经常受到美国第二号心理学家G·M·盖伯特博士的监视——竟破口骂人：“人们现在说些什么，对我根本无所谓！我对此毫无兴趣！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是怎样说的！我知道，只要一切顺利，他们就会怎样向我们欢呼并把我们捧上天的！我对这些人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又说：“对德国人来说根本没有一点儿民主..我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在外面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失败了，在这种时候人们都来诽谤我们的党，而他们却力图保住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脑袋。”戈林试图对其同案被告施加影响，他的做法过于明目张胆，所以他被强迫单独吃饭。这使他忿懑不平，并说：“我是这批纳粹党人的头头，但这决不意味着我是最危险的。此外，上校还应考虑到，他现在是在与历史人物打交道。不论谁是谁非，我们在这里都是历史人物，而他却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法庭放映了德国人所犯的暴行的影片以后，戈林的态度暂时有所收敛，他对盖伯特说：“我对所有这些情况始终还是难以理解的。”他认为，这些暴行都是希姆莱一手秘密干下的。
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 月8 日开始，进行了13 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 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性。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罗姆暴动之后就阻止过不必要的杀戮的温和派。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他完全有理由参与干掉这些人，因为他们密谋推翻合法选出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对纽伦堡种族法承担全部责任，但又补充说，这些法律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财产、权力和影响在德国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颁布的。在这方面，戈林供认：“我在此声明，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我得到过领袖关于实施和贯彻这些法律的口头和书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有我的签字。我曾表示过赞同，所以现在我承认对此应负的责任，我绝不试图以领袖命令作为我的挡箭牌。”
戈林对他的扩军计划、对自己建立的空军以及他在德国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也同样感到自豪，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虽非行家，但起了推动作用并为这一事业发挥了我的才干..这样我才担起了经济的领导任务，”
戈林在自己单人牢房里，依然像演员一样询问盖伯特博士：“嗯，今天会是怎么样呢？您不会说我是个胆小鬼吧？..是的，这是相当紧张的，我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您也许会感到吃惊。我只写很少几个字的提纲。”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为他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离题太远，他对独裁国家的哲学所作的解释显然使他感到得意；他叙述带有某种嘲讽。他说：
“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的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在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战，或‘我不参战，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怎么想像它会领导一个国家呢？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权力给予每个士兵、如果去问每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可能成为一条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坚持领袖原则的国家里却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正是我想强调的。”
在美国首席起诉人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主持的审讯中，戈林看来有时似乎占了上风。
杰克逊：“您谈了领袖原则，您向我们把它描写为一种体制，在这体制中，只有权威居于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权力，对吗？”
戈林：“为了消除误解，请允许我再次简要阐述一下，我认为：在德国议会制中过去是由最高机构负责的，它对议会中的相对多数负责，由他们实行独裁——而我们在领袖原则中，情形刚好颠倒过来，就是说从最高领导出发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而且实行自下而上的负责制。”
杰克逊：“换句话说，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许这是一种政府形式，即被我们称之为建立在民众赞同基础上的政府形式并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
戈林：“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号召民众，对我们的体制坦率地、明确地发表意见..我们选择了所谓公民表决的道路..，而且领袖始终认为，违反人民的意愿，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谈到德国进攻苏联时，法庭上的人们紧张地倾听着这两人之间的对话：
杰克逊：“您认为德国在这个时候进攻苏联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性吗？”
戈林：“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危险尚未达到顶点的时候，在这一时刻进攻也许还不那么必要。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杰克逊：“您当时是整个德国的第二号要人！”
戈林：“这与我第二号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无关系的。这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观点。领袖作为第一号人物看到了某一种危险存在，而我，作为第二号人物——如果您愿意这样表述的话——是想采取其他战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贯彻我的意图，那我也许真的成了第一号人物了。正因为头号人物持有另外的见解，而我又是第二号人物，所以只好贯彻他的意图了。”瑞典人达勒鲁斯的招供对戈林是不利的。达勒鲁斯供认，戈林在他为和平斡旋时欺骗了他，并在希特勒当着达勒鲁斯的面像疯子般表演时表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当戈林再次出庭时，他力图把达勒鲁斯的证词说成是纯主观的想象，以挽救败局。但当美国起诉人杰克逊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后的谈话中对待犹太人所持的态度问题，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为枪毙1944 年3 月从斯塔拉克第三空军监狱越狱逃跑的50 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一事与戈林进行了对质，这时戈林无言对答。在谈到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戈林的回答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断言，您直到1943 年为止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营的情况吗？”
戈林，“集中营后来的情况，即在我主管之后是怎样的，我是不知道的。”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忆一下在这个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吗？特别是臭斯威辛集中营，仅这一个集中营就屠杀了400 万人。您回忆起来了吗？”
戈林：“这一点我只是在这里才知道的。对我来说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证实。”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如果您认为这是未经证实的，那么请允许我提请您注意霍特尔的证词。他是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外事处四科副科长。他说，有400 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害，另有200万人通过别的方式被杀害。我们假定这些数字一个是俄国提供的，另一个是德国提供的，我们还假定它只有百分之五十是正确的，那么就是200 万人和100 万人。请问，您还能在本庭坚持认为，在德国像您具有这种权势的一位部长对这些事件会毫无所知吗？”
戈林：“我还是这么认为。正因为这样才说明这些事是对我保密的。我甚至认为，就连领袖对事情达到这种程度也是近乎闻所未闻的。这也说明，希姆莱对这些事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数字或其他什么情况。”
在审讯快结束时，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又回到本题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您还是说希特勒和您一点儿都不知道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吗？”
戈林：“至于希特勒，我说过，我不相信是这样的；至于我，我说过，连这事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都不了解。”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也许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知道的，但是您应该知道有这么一项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戈林：“不，我知道驱赶犹太人，但不知道灭绝犹太人。我只知道，在这方面的个别情况出现了违法行为。”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谢谢。”
苏联首席起诉人R·A·鲁登科将军也负责这类问题的审问。
鲁登科：“我审问您，您要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应当了解这些事实的。”
戈林：“为什么说应当？我对这些事实要么了解，要么不了解。您充其量只能问我，但断定我了解情况未免太轻率了。”
鲁登科：“您必须进一步认识自己。几百万德国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您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戈林：“但是也有几百万德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
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使戈林受到又一次的反击。他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是为前德国司法部长、被告威廉·弗里克请来的辩护证人。他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戈林与罗姆暴动和弗洛姆堡事件的关系，以使戈林很不明智地试图让他的辩护证人施塔默尔博士给吉泽维乌斯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保持缄默。当这一企图在法庭上被揭穿后，戈林更加丢尽了脸。此外，吉泽维乌斯还力图把戈林与国会大厦纵火案联系在一起，沙赫特和施佩尔的证词对戈林的压力也很大。他的境况更为恶化，而且他对自己不再处于旷日持久的审讯的中心地位而开始感到无聊，所以他在法庭上时常抱怨坐骨神经痛，并在几次审讯中缺席。他向盖伯特博士诉苦说，所有人都同他作对，而且背叛了领袖的遗志。
6 月份，施塔默尔在他辩护的总结发言里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挽回被告的名誉。他声称，戈林曾真诚地力图制止战争，他个人不能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承担责任；他只是为国家利益才掠夺艺术品，他并未参加把集中营扩建为死亡工厂的活动。最后，这位辩护人的结论是：“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毁了他自己。”
法官杰克逊勾划了一幅戈林的可憎形象：
“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军人又是强盗。他到处插手。他利用他的冲锋队的彪形大汉使这帮人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制造丑闻，以摆脱桀傲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是在犹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英国主要起诉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从起诉当局的角度总结了戈林罪行：
“戈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应负的责任是无法否认的。他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但是在建立这个罪恶体系的人物里，他是除希特勒以外的最大的人物。有谁比他更了解发生的那些事件，或更有机会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呢？他们领导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阴谋策划侵略战争，实施暴政。这些事件都离不开纳粹国家各机构密切的配合。如果不是纳粹统治集团有计划地强迫军队执行命令，他们不会侵入异国领土，不会开枪，不会投炸弹，不会去建造毒气室，不会去驱赶受害者。在全德境内所犯下的，如今已昭然若揭这一系列罪行，必然涉及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构成这一条锁链的各个环节。因为如果没有每个人的配合，侵略计划也好，大规模屠杀也好，都是不可能进行的。纳粹分子借以对领袖忠心效劳的领袖原则正是纳粹和这批人的创造。”
戈林在1946 年8 月31 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了最后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两点。第一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屠杀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对这种罪行完全不可理解。我愿再次向尊敬的法官先生明确他说明：凡是我有权力能够加以制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下令实施其他暴行。”
第二点是涉及戈林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压迫和剥削占领区人民的问题，戈林说：“我既不想也没有发动过战争。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我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胜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坚决地否认说我的行为是受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即通过战争去压迫外国人民，消灭他们，掠夺他们或奴役他们，或对他们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动机是对我的民族的炽热之爱，是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为此，我请求万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为之作证！”
对他的这一呼吁无人予以理睬。法官们坚信戈林参与了纳粹政权的许多丧心病狂罪行。一个月后，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开庭，法官劳伦斯勋爵宣读了对戈林的最后判决：
“戈林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本人的供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了。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有。”
戈林是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判决书的第一名被告。当审判大厅的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时，肃静紧张的气氛更为强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然后，法官劳伦斯勋爵宣判说：“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你的种种罪行判处你绞刑。”
戈林通过耳机听到这一判决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此时，座无虚席的法庭也鸦省无声。戈林把耳机扔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次离开了法庭。“死刑！”他对在下面等着他的盖伯特说。戈林的双手微微抖动，请求让他自己一人耽一会儿，他的双眼流出了泪水。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戈林一直担心他的妻子和女儿。他被捕后，埃米·戈林也被捕受审，她被准许把女儿埃达留在身边。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 年3月。盖伯特博士在她被释放之后曾去看过她。后来还允许她与戈林通信。她被释放的消息使戈林在精神上稍许轻松了一些。自9 月中旬起，埃米·戈林也和其他犯人的妻子一样，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去探望丈夫。当然他们间隔着一道金属栅栏。有一次探望时，她把埃达也带去了，然而这被证明是一次疏忽，因为戈林一见他的小女儿就昏倒在地。直到死，他都同其妻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宣判死刑后，埃米被准许最后一次探望她的丈夫。
戈林曾要求他作为军人应以枪毙处决，不应蒙受绞刑之大辱。他的申请被驳回，戈林因此决定自杀。1946 年10 月15 日晚，他在自己的单间牢房里服了毒药。当看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时，戈林已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已死去。这样，只好由里宾特洛甫来充当候死队的头目了。戈林的尸体与被绞死者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随风飘散。
戈林是怎样躲过各种搜查而成功地把纳粹头目一向随身携带的毒剂胶囊一直隐藏到临死之前的呢？这个谜直到1967年9月由当年的监狱长美国人安德勒斯上校公布了戈林的诀别书以后才最后解开了。诀别书的日期是1946年10 月11 日。内容是：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毒剂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到蒙道尔夫时，我身上共有三粒胶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它在搜查时可能被发现；第二粒在我每次脱衣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在这里的单身牢房里巧妙地把这粒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胶囊现在还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盒的护肤膏里。对受命检查我的人都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只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行刑方式改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