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存在十二年的“千秋帝国”最长寿的大人物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 月17 日死于柏林的施潘道监狱，终年九十三岁。自从1966 年10 月他的同案犯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尔杜·冯·希拉赫在关押二十年后准时被释放以来，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就一直是这座可容六百名犯人的监狱里的唯一囚犯。他住的七号单牢（面积为2×3 米），也就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牢房：一天的食宿需2800 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为了把他作为四国同盟的最后象征，不惜耗资万贯来关押赫斯，使他成为世界上单独关押最久、费用最大的囚犯，在铁门，围墙和铁丝网后面度过一生的光阴。看守他的人有33 个士兵、20 名军官、17 位文职人员、4 名医生、1 个监狱牧师和4 位监狱长。这笔开销使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纳税人破费了千百万马克（民主德国分文未出）。
从1947 年起，赫斯就被关进施潘道监狱。但他从1941 年的5 月10 日就开始丧失了自由：当时，抓获他的第一批英国人不愿承认这位“没有委任状的秘密谈判代表”，而把他当作享有特权的战俘关押起来。当时的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前来报告赫斯抵英要求和谈消息的汉密尔顿公爵说：“您想把‘元首’的副帅来英国当成最严重的事件报告我吗？也罢，管他是真的赫斯还是旨牌货，我现在正在看《马克西姆兄弟》这部影片哩！”也就是那时，阿道夫·希特勒通过德意志电台发表官方声明，宣称他的副帅神经错乱了。
正是由于1941 年5 月10 日赫斯驾机独自逃往英国，使他成了纳粹战犯中第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时间已经是1941 年5 月12 日深夜了，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公爵到达鲁道夫·赫斯住处。又冷又累地在布坎南城军医院的一间小小的阁楼上相对坐着。这位副元首还不知道，他崇拜的偶像、他的元首和挚友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同他脱离关系了。他只知道：在他面前坐着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官方代表。
经过几小时休息得很好的睡眠以后，由于高兴，他的脸上放射出光彩，全身洋溢出精力旺盛的样子。他从枕头下抽出笔记来并开始发言。
他连续谈了四小时之久。然后，坐在一张不舒适的木椅子上，听不懂德语的汉密尔顿公爵就打瞌睡了。柯克帕特里克被护士长叫去听电话——唐宁街的一次特急电话，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在电话机旁。
“如何？柯克帕特里克，您的事办得怎样了？”他问。
“我能向您保证，这个俘虏真是鲁道夫·赫斯。”柯克帕特里克答道。
“好的。但他说些什么呢？他因何到此？现在您可以说说情况了吧？”
艾登十分不耐烦地说。
“我十分抱歉，但我还不知道什么。”柯克帕特里克打着呵欠说。“到现在为止，赫斯已经讲了一个半钟头了，他给我上历史课，从维多利亚女王和格菜斯顿开始讲，中间还涉及到爱德华七世和威廉二世皇帝。刚才他对我说，爱德华皇帝完全误解了国王。他来这里的目的到现在为止还未向我透露。一旦我发现他的目的，我就打电话给您。”
当伊冯·柯克帕特里克再回到病房时，赫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他的讲话了。他概括地重述本世纪以来的德一英关系，着重强稠说，德国总是有理的。相反，英国总是无理的。这点就连英国历史学家法勒在他的《英国的对外政策和爱德华七世》一书中也这样讲过。
凌晨三点半，困得要命的柯克帕特里克打断这个饶舌的俘虏的话：“赫斯先生，我已经听了您三个钟头的政治历史讲座，我从清晨就动身到这里来看您，我想现在总应该听到您为什么到我们大不列颠来，带来些什么样的建议了吧！如果您不谈本题，我不得不打断您的谈话了。”
赫斯很不高兴，受委屈似地翻阅着他的笔记本，然后说：“我来是为了让英国政府相信，你们的国家没有取胜的机会了。和平谈判是唯一理智的建议。”
“什么东西使您这样肯定呢？”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我们已把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赶出去了。你们的军队没有力量再打回来。我们的空军将愈来愈严重地和经常地轰炸英国的城市。你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们的空军究竟强大到何种程度，我很了解梅塞施米特和其他的德国飞机制造家，我了解生产指数。我们的潜艇武器马上就要成为全世界强有力的，我们能打沉每一艘船、每个护航舰队。除无条件投降外，你们别无其他选择。如果你们的政府想继续在加拿大的战争，那我们将切断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来源。你们的人民将会饿死。我也可以向您保证，德国人民无条件地做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
“希特勒将开始入侵了？”柯克帕特里克问道。
“这根本不需要。”赫斯答道。并且露出门牙显出固执的微笑。“如果我们占领了英国，我们还得养活它的人民。对元首来说，更简单的办法是摧毁英国的城市和工厂，以饥饿迫使那里的人民投降。”一阵自鸣得意的好笑掠过副元首的狭长的嘴。
赫斯转身朝着他，慢条斯理地一顿一挫地说：“我获得元首的充分信任，因此我也可以有全权发言。元首对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一直怀着最崇敬心理。消灭英国是违背他的整体思想的。因此元首对英国显示他的大度，他准备立刻缔结和约。条件是：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绝对统治，并保证将来不进行干涉。英国必须归还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被掠夺的殖民地。作为回报，德国保证英国在海外的帝国——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必须撤出伊拉克，因为德国支持拉希德·阿里领导下的反英势力。”
柯克帕特里克毫无表情地听完了这些“和平条件”，他一言不发。
赫斯清一下嗓门，继续说道：“我请您立即向您的政府转达我的和平建议，以便能马上开始谈判。如果时机合适，我将给您提出一个德国战俘的姓名，此人是我作和平谈判会议准备工作时需要作为副官和私人顾问的。还有一件事，”——当柯克帕特里克站起身的时候，赫斯说道：“还有一件事是应该理解的，不可以对元首期望过高，要他跟丘吉尔先生谈判。丘吉尔是主
战党代表人物，反对德国的鼓动家，你们必须另找一位元首能够接受的首相！”
当柯克帕特里克和汉密尔顿回到土伦豪森机场时，已是早晨六点钟了。两个钟头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把荒谬可笑的和平建议用电话转告给伦敦。这建议等于是要求英国无条件投降。
“您继续跟赫斯谈。”艾登要求道，“也许您能探听出一些希特勒的企图。”柯克帕特里克觉得这个任务简直是极其无聊。
在第二次拜访时，副元首显得心情很坏。他对许多事十分恼火：首先是尚未开始官方谈判，他不得不仍同一位下级官员接触；汉密尔公司仍未安排国王召见他。而按照赫斯的看法，国王是决定英国政策总路级的人。他不高兴地威胁着说，“元首不是那种随意任人耍弄的人。”
“赫斯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傻瓜，”柯克帕特里克后来写道，“傻到英国人对他所说的‘和平建议’不可能感兴趣，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愿知道。”
为了能从赫斯的谈话中得出一点积极的东西，柯克帕特里克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拜访时问道：“究竟你们原来对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曾经提出过希特勒可能进攻俄国的基本论据吗？”
“这点根本不成问题，”赫斯从心里相信这点，“元首坚定不移地格守这个条约！”
柯克帕特里克冷淡的表情里根本掩藏不住他的蔑视。他想：这个人要不是劳而无功的傻瓜，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骗子。
赫斯感到气氛在冻结。他逃遁在对英国的待遇规格的责怪中，并对已感到的几件事提出谴责。
“柯克帕特里克先生，”他面带温色地说，“我想通知您，我对在此地的住宿安排十分不满。我的印象是，我的法律地位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不管怎样，我总是帝国部长和德国的副元首。我门前的哨兵没有立正行礼，他们的脚步声干扰我。我的印象是，他们有意这么做，目的是惹我光火。这房间里的电灯泡太刺眼了，使我头疼。昨天我只好去看病。我不得不睡在床单上，依我看也不太清洁。”
然后，他请柯克帕特里克去求国王，向他“保证”给予假期，以便能去找寻一处合适的住宅。他的声音变得慷慨激昂起来：“我是没有带武器，以和平的特使身份到你们这儿来的，我希望能得到停战谈判代表的待遇。”
柯克帕特里克的回答是干巴巴的：“您持有贵国政府授予的作为特使的谈判全权证明书吗？如果您能出示一张全权证明书，我国政府自当听取您的建议，并会把您当做停战谈判代表通过中立国遣送您回国。由于您，根据您自己的说法，没有这种全权证明就来这里了，您就得先按照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作为战俘来对待。”
现在赫斯感到，他的任务已无成功的希望。他明白，他的飞行是徒劳的了，在失望中，他让自己保持绅士的风度。他怒气冲冲地对柯克帕特里克说：“如果您们不利用我飞行到此给您们带来的机会，就证明您们根本不愿跟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不仅有权利，甚至可以说有义务消灭英国，永远使英国人民屈服！”
在这次不成熟的谈判破裂以后，柯克帕特里克有礼貌地和冷淡地告了别，艾登通知他，他认为继续跟副元首谈话毫无意义。
在施潘道监狱的七号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在一封信中回忆了他飞往苏
格兰的事。他这样写道：“当时，我以为只会被关押七个钟头，一旦我说出公爵，并宣布我是以自己的名义和地位，作为停战谈判代表来传教的，就会释放我。我设想会像谈判代表那样对待我。当事情的发展证明我判断错了时，我估计会等七天——直等到一次官方的谈判为止。”
赫斯当时非常自信，他在英国只呆很短时间。在他的行囊中既没有带换洗衣服，也没带肥皂之类的用具——甚至连牙刷也没带一把。
这种天真的自信心，这种以为英国会为他铺红地毯的信念，是由于对英国民族的精神气质完全错误判断的结果。“您大概知道，”英国国务秘书约翰·西蒙爵士（后来的西蒙勋爵）在一次同赫斯的交谈中说，“我们的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我们不喜欢威胁！”后来约翰爵士写道：“他对英国气质的无知是令人惊异的。”
鲁道夫·赫斯，这个从少年时候就在一刻有英国标记的国际贸易中心长大的人，令人吃惊地竟会没有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他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样板：闭塞、气量狭窄，而且无知。这些特点与他那种片面强调理智的乡土观念结合起来，就成为妄自尊大无耻的“主宰者”。他在英国被关押时，曾经抱怨附近火车站的扳道的声音影响他的睡眠；而与此同时，他的东道国的首都人民每天晚上都被德国的炸弹爆炸声扰得无法入睡。
这位“摩托化了的巴齐法尔”（像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尔挖苦地称呼赫斯的那样）的荒谬的“和平建议”，按丘吉尔的说法，不是出自“一个存心办坏事的脑袋瓜”，他的和平建议“带有闭塞和玩世不恭的阴险”，当报纸出版商比弗布鲁克爵士（当时任丘吉尔战时内阁的飞机生产部长）去看赫斯时，这位被俘的副元首曾对他说：“假如能举行谈判，那末，赫斯可以在英国和德国结盟反对苏联的前提下，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
事后丘吉尔问比弗布鲁克，他是否有赫斯神经错乱了的印象？这位飞机生产部长答道：“完全肯定没有。赫斯讲话十分清楚而且有理智。可能他在医学问题方面和对阿夫道夫·希特勒的看法方面有些不寻常的见解，但他绝不是一个疯子。”
比弗布鲁克曾把他和赫斯的谈话内容转告斯大林。我们将看到，这里存在苏联人对赫斯毫不宽容的一关键因素。
1941 年5 月13 日，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如何对待副元首的指示：
“1.从整体上说，我们应把他当战俘看待。因此，把他置于国防部而不是内政部的监管之下比较合适。同时，我们还应把他当做那种受到严重指挥的人对待。此人和其他的纳粹领袖一样是战争罪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战后也许会受到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为他提供太好的活动场所将会后悔。
2.在此期间，应让他住在离伦敦不远的一座专用的房子里。他必须严格地隔离。看守人员应努力并充分地去研究他的精神状态，从他那里了解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生活上应给予照顾，让他保持健康和住得舒服。要给予充足的食物、书籍、文具和休养的条件。不允许他跟外界接触（与家人通信当然不在此例）。不允许他接待来访者，即使自称是由外交部派来的也不准。不许他看报、听广播（这个决定于1941 年6 月起取消）。他的人格应受到尊重。大约相当于对待被我们俘虏的一位重要的将军一样。”英国人竭力尽善尽美地保护这位重要的俘虏。假如赫斯遭遇不测，万一
他在被拘禁期间死去，万一他被杀害，就可能给在德国拘禁的几千名英国官兵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在英国，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德国人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是不会轻的。当局甚至担心希特勒可能打算派小分队来解救他的副元首。格拉斯哥附近的德赖门的布坎南城堡的野战医院周围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驻守。还挖起了壕沟，铺设了铁丝网。
5 月16 日，赫斯被放在卧铺车厢里运往伦敦。他在监狱里住了四天——就住在爱尔兰造反者罗杰·凯斯门特先生1916 年被绞死以前往的那座房子里。
5 月21 日，他搬进那座将成为他定居一年以上的房子里：奥尔德肖特靶场附近的默特切特宫。这座房子是维多利亚式的别墅，已经有些破旧了。对一部希区科克执导的影片倒是一个好的舞台背景。
看守这位副元首的人是苏格兰卫队和科德斯特里姆卫队的官兵。赫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因为这两个卫队属于国王的私人卫队！国王把他的私人卫队派来保卫他了。假如国王知道，他在赫斯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肯定会感到痛苦：乔治六世成了新的“父亲的形象”。对赫斯来说，国王是高尚的、值得同情的对象。他认为国王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内主战党的限制，否则他早就会召见赫斯，并且同他举行和平谈判了。赫斯信任近卫军的军官们，因为他们是国王派遣来保护他的。
他不信任自己周围的其他人，不信任三名谍报队的军官和精神病专家。赫斯认为，这位医生同普通的“家庭保健医生”一般水平。所有的人都能讲流利的德语，对赫斯的习惯来说，流利得过于快了！也许他们是犹太人的流亡者吧？这位副元首用希奇古怪的幻想一块一块地建立起一座大楼。邦迪斯·霍罗尔教授的小陈列室比赫斯这间舒适的比德迈那尔派的起居室说大为逊色了。
对于可能“解救”他们的俘虏问题，英国人其实不必为此担心。希特勒对接他的朋友和副元首回国一事根本就不感兴趣。元首有一次在饭桌上说：“如果赫斯回德国来。他只能在枪毙和疯人院之间选择。即使在战后我也不愿看见他。他必须自己在国外找到一个新的栖身之所。”
的确，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在他刚飞走几天后，就成为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党卫队的特务机关的副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一伙深入讨论的话题。他们的结论是：死赫斯比活赫斯要好些。
1941 年5 月19 日晚上，德国空军对伦敦及其周围城市作了一次猛烈的轰炸。高射炮兵、消防队和战地救护车的男男女女紧张地投入战斗，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在伦敦北面五公里处的卢顿附近，两名跳伞者飘落到地上。完全偶然地，他们携带手枪。在审讯时他们沉默不语，但他们身边有一张地图，汉密尔顿公爵的住宅邓吉维尔·希尔是用红铅笔划了圆圈的。而邓吉维·希尔是鲁道夫·赫斯给他的元首留下的地址。根据战争法，这两名党卫军被当作特务枪毙了。他们穿的是便眼，而他们表示想去见的那个人，在跳伞时至少还穿着制服。
英国政府不愿承担风险，他们对副元首逗留的地点严格保密。在同国防部通讯联系中，默特切特宫使用的是商号署名“Z 联合公司”。对外必须避免透露出政府同这位俘虏进行官方会谈的任何迹象。国务院秘书约翰·西蒙勋爵扮成“精神病医生格思里博士”，而柯克帕特里克以他的助手麦肯齐博
士的身份来此。三个月以后，比弗布鲁克爵士扮成“精神病医生利文斯顿博士”被允许进入默特切特宫。
在施潘道的单牢里，鲁道夫·赫斯回忆了默特切特宫的生活。他写道：“我被运往奥尔德肖特附近的一座别墅，我在那儿居住了一年多。洋溢着浓郁香味的紫藤花园绕着整座别墅，绚丽彩的杜鹃花满园开放。如果不是为防备周围敌对的群众而将我置于铁网和哨兵的拘禁中，那我对这个地方真该心满意足了。餐厅和音乐室同哈尔拉辛的布局一样，是设在花园的平坦的地方的。”
“那位指挥员（和平时期的职业是工艺美术师）是一个地道的艺术家。他弹奏的莫扎特的曲子堪称绝妙，外边是温暖的夏夜..”
当他在英国被拘留大约25 年以后，鲁道夫·赫斯从施潘道写出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谈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监禁的。它谈起来倒像是一个迟到的、译成密码的、赫斯就当年对英国医生和看守们的奇怪指控的道歉和辩护：
“像拿破仑这样一位勇敢和沉思熟虑的大人物在监狱时的变态心理也证明了，他在整个囚禁期间，直到他的生命终止时，都生活在深深扎根在他的脑海里的一种想象的痛苦中——即有人要谋杀他。认为狮子（圣赫勒拿岛监狱的监狱长）‘可能是英国内阁派来的刺客和下毒者’。这种思想就是他‘指控的资料来源和折磨他到死的、令他担心受惊的根源’。”
毫无疑问，赫斯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比作拿破仑——这只能从监狱的变态心理的角度去理解。
赫斯的受迫害狂在英国时也表现过吗？精神病和心理学医生们承认此事。他们说，赫斯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精神变态者。他易于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大肆渲染他的想法。但他又不是法律上认可的精神病患者。有一回他自己对一位精神病医生宣称：他曾经故意装出迫害狂的样子，心里希望被当作重病号对待，也能像其他的战犯那样交保就医。他在英国时还曾建议为了恢复他的健康，“提保给予假期”到瑞士去。但这个建议被英国当局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事实是，这位副元首在英国时自认为是“不中用的失败者”，因而十分痛苦。他的朋友和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已宣布跟他脱离关系。在德国已经有计划地消灭对他的记忆，他的名字已不再为人提起，英国政府并不把他当作谈判伙伴，不愿跟他合作干任何事。关于他那轰动一时的飞行的报道早已被其他新闻所挤掉。他周围的军官们把他当作“讨厌的人”对待，尽管是一个已经被扔掉的孩子，但自大狂的赫斯仍企图再度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
他首先抛出了想在战后修建房子的计划，一座在德国，一座在伯爵领地苏塞克斯，一座在苏格兰。人们怀着善意的宽容，对这位“胡思乱想者”听之任之。但对他设计的住宅中拥的180 个人同时就餐厅并无多大兴趣。
1941 年6 月15 日，赫斯穿上全套制服，企图来一次慷慨激昂的自杀。他跨过楼梯的栏杆往下跳，摔断了腿。经过几周的治疗他的精神又恢复了。他又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了。他把医生和护士们指挥得团团转，每个钟头把他们呼来唤去，大声地呵斥他们，在腿部敷上石膏的日子，赫斯过着像一出歌剧中女主角般的明星生活。
“犹太人有种神秘的力量，使你进入催眠状态中。”1945 年2 月5 日，赫斯对精神病医生H·V·迪克斯中校这么说。这位医生在默特切宫时曾照料他，在阿伯加文尼时曾看过他一次。赫斯提出一份可能已被用这种方式进入
催眠状态的人名单，包括有：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里奥大元帅，1944 年7 月20 日事件的刺客，温斯顿·丘吉尔，鲍罗斯将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第六集团司令），安东尼·艾登，布里加迪尔·里斯（英国首席精神病专家）等等。这张名单也包括鲁道夫·赫斯自己。
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鲁道夫·赫斯要求哨兵给他一把切面包的小刀准备自己烤面包吃。他走到卧室，穿上制服，用刀刺进自己胸部的左下方。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缝两针就行了。但赫斯又成为被关注的中心。监狱当局问他“企图自杀”的理由，在琼斯博士和菲利普斯博士两位大夫的日记里这样写道：“病人陈述，刀是犹太人递到他手里的，以便让他自杀。他是唯一能识破黑暗势力的催眠术的人。因此，犹太人想干掉他。”
难道鲁道夫·赫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吗？如果联想到他的出身，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点。1919 年在图勒会时，赫斯曾经是这个组织的信徒。在其他人种学派别和小组中，包括以有争论的、歇斯底里的马蒂尔德·鲁登道夫为主的小圈子里，那些“受到教育的”乡巴佬的头面人物也参加这种胡扯的无聊行为，并且也相信这种蠢话。
里斯博士在1942 年时曾对赫斯作了如下诊断：“按照我的看法，赫斯是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人。他的这种不稳定的性格肯定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迄今为止我对他了解，用行话来说，我不得不称他为精神变态者，甚至精神分裂者。这意味着，他的性格正在分裂为双重性。同这种类型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很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反映特别敏感。从他的气质和生活方式来看，他现处于某种危险中：他显得很忧郁，因为他对自己感到失望了，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这位偏执狂的幻觉世界充满了造成他幻党的恐怖形象，对于现在身处英国的赫斯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又患了逃遁综合症，逃遁在健忘和丧失记忆力中。
1941 年12 月4 日，他第一次声称记忆力完全被摧毁了。没多久，记忆力又恢复了。因为一个军官给他带来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的传说，使他感到亲切。直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一切都记不清楚”的话不宜在这种情绪表现时，才又检点了些。
1943 年秋，他在一天夜里突然又出现了记忆力丧失症。他什么也记不得了，既想不起青年时代在亚历山大，也想不起在德国时的地位；既想不起他的家庭，也想不起他的朋友和导师卡尔·豪斯霍弗尔。
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少校的诊断书是这样写的：“赫斯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健忘症，这种病跟许多士兵在战争中处于严重负荷下形成的那种健忘症相同。这种健忘症在和平时期居民中也有出现。当某人处于自己无法抗衡的境遇时，也往往酿成这种健忘症。这类记忆力丧失属于自我防卫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精神病专家们的诊断，赫斯的被迫害狂在健忘症发作时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去了。一旦赫斯的记忆力恢复，他那恐怖的精神错乱的幻觉世界又重新轮廓分明地呈现出来了。
赫斯曾经宣称，他在英国是完全故意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就连对自己的妻子也必须装出这种样子，因为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
1944 年1 月15 日他写给妻子的信说：“我现在已坐了好几个钟头，一直在思考跟你们写些什么？但毫无进展。这有其特殊原因，遗憾得很！
由于你们将有经过或长或短时间后，最终会注意和知道这件事，我干脆告诉你们：我几乎完全丧失了记忆力。过去的一切都像在一片灰色的迷雾中，就连最理所当然，最应该记忆的事我也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患这种病？我不知道。医生对我解释一大堆道理，但连他解释的东西也在记忆中消失了。医生保证，无论如何能慢慢治愈的。但愿他说得对！
这就是我不能给你们写封合乎情理的信的真正原因。写这样的信所需要的记忆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另外的原因还有，写信时不得不拿出材料和激情。你们最后的一封信我是去年9 月13 日收到的..”
六个月过去了，仍然一直没有收到家属的回信。战后查明：赫斯与其家属的通信联系被英国方面的、德国方面的、还有国际红十字方面的原因给耽搁了。由于一个官员的疏忽，信件被搁置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
1944 年2 月26 日赫斯给他妻子写信：
“又通信了，从去年9 月起我就没收到你们的信。当你们不能写信时，我也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我需要写信的激情。没有你们的信，我委实不知道从何说起和说些什么。因为——如同我已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即使只算是暂时的，如医生向我保证的那样）。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
他一直记得他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在上学了。
1947 年3 月10 日（在他被判决后的半年），赫斯在一封很详尽的信里报告说，他仅是装出丧失记忆力的样子，为了能作为重病号交换遣送回德国。字里行间显出孩子般的自鸣得意。因为他成功地蒙骗过了一批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这里援引他信里的原文如下：
“有时，我的信从英国寄出如此迟缓，与我装出记忆力丧失有关。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是很难写信的，假如我既要装出记忆力丧失，又要再写信，这至少冒着很大危险。如果我疏忽了这点，就可能铸成大错，甚至导致揭露我在弄虚作假。目前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只知道还有一个家，别的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家庭的地址我也‘记不起来了’。尽管你来信的信封上都写的有，但我却‘忘记’我保存有这种带地址的信封，直等到我从家里收到新的信件时，才促使我按照来信去研究姓名、地址、通讯处。你们新寄来的信里经常包含一些我能借以假装引起激动的事情，回信时就可以写这些事，而无须费力去掩饰已丧失了记忆力。简而言之。我不得不常常等待你们的来信，直到我自己又能再回信时为止..“这场戏最后竟扮演到如此地步，我甚至让医生给我注射治疗记忆力丧失的针剂。除开始时拒绝外，其他没发生什么事。我不愿再加深我对周围长期以来怀着的、被我夸大了的猜疑。幸而医生立即预言，不能保证通过打针能重新恢复记忆力。最糟糕的是：注射这种针剂时必须同时使用麻醉剂。在注射时，‘为了重新统一意识和潜在意识’，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提问，这一来，我不仅面临说出从我的德国立场来说是‘秘密’的事情的危险（这也许就是这种针剂发明者的宗旨吧！）而且还有其他的危险：这种状况可能引起我原来的老毛病——头晕病——的复发。
“但是，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批准注射以来，我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有人故意给我注射比通常使用的剂量更大的针药，但我在耗费一切尚有意识力的情况下，仍完全成功地保护了我的意识，同时又装出丧失意识的样子来。
“有这种情况下，我回答所有问题时当然用‘我不知道这个”，在字与字之间的停顿用轻声、无声和丧失智力。最后装出我只记得我的姓名时我也
是用这种腔调说出来的。终于我决定‘苏醒’过来，用惊诧的目光慢慢地回到现实中来。这是一场壮观的戏，而且表演得完全成功！现在人们绝对相信我的记忆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希望通过交换俘虏被遣送回国，我却没有忘记。这期间有人暗示我，我是‘去皇后岛’。就是说，我相信，瑞典的运送伤病员的船下一个航班就会带我走。你能想象出我心中是如何期待着呀！但船一次又一次开走了，并没有送我走。
“我的医生们在实验的基础上已用麻药证明我的记忆力丧失。以致后来出现了我认为有理由暴露我是假装的时候（早些时候在英国已做过一回），大夫先生们起初就不愿相信我是假装的事实。直到我背诵他们在我“丧失意识’时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用当时那种的语气、腔调重演我‘苏醒’的那场‘戏’以后，他们才承认，我把他们弄得如堕五里雾中了。用英国话说，意即我把他们当‘傻瓜’愚弄了。总的说来，为了能回归德国，为了呼唤神灵的庇佑，我当时确实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神灵另有决定——也许这样更好些..”
实际上，精神病专家迪克斯中校和埃利斯·琼斯博士一起，于1944 年5月7 日用一种麻醉剂为赫斯做了检查。这是一种用于其他健忘症病例行之有效的药物。这次麻醉检查的记录和赫斯在书信中陈述的基本点是一致的。里斯中校仍然持这种观点：赫斯记忆力丧失是事实，只是一部分是假装。他认为，另一部分应诊断为“真的”，这是在歇斯底里病发作时，诱发出的一种健忘症。
在任何情况下，赫斯都想尽量避免注射第二次麻醉剂。1944 年6 月6 日，他所作札记如下：
“绝不再注射第二针！第一针对记忆力毫无改善，却引起最厉害的精神烦躁。在检查时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作的回答，证明了记忆力仍然存在，只不过一时紊乱罢了。医生们确信：回到德国后记忆力肯定能恢复。因此不用担心和激动，假如记忆力仍旧坏到目前这种程度，你甚至不能再认出你过去曾经见到过的人来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再注射第二针！”这是赫斯作为“保护记忆力”的手段贴在墙上的札记。
1945 年2 月4 日，在他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前不久，赫斯声称，他的记忆力差不多正常了。
当他在头天得知他的名字被列入战犯名单，并且被一个军事法庭提起公诉后，马上又出现彻底的健忘症。
1945 年10 月10 日早晨，他在梅因迪夫大院收拾行李，其中有少数装有食物样品的小包裹，他想携带去做物证。他从房间的墙上取下他儿子和妻子的照片，却将他崇拜的偶像阿道夫·希特勒的巨幅照片留在墙上。这种照片原来是挂在房间的最佳位置的。
下午，他在精神病专家埃利斯·琼斯博士、一名保健员和一个中士的陪送下，抵达已成为废墟的纽伦堡市的机场。从前他曾多次在这个机场上举行过党代表大会，在几千名褐衫队员的面前向希特勒报告会议开始。
鲁道夫·赫斯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他的监禁快要结束了。他觉得，这是一起精神案件，在审判以后法庭就会释放他。
在1945 年10 月10 日这天，法庭的20 间单牢都被副元首一伙被告住满了。几天后，前海军大元帅霄德尔从苏联被押送到这里时，22 个被告就全部
到齐了。在主要战犯名单上有两个缺席：马丁·鲍曼被认为是失踪的人，对他将进行缺席审判；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身患重病，老弱和由于中风而瘫痪在他的住宅布吕恩马里赫宫里，他后来被宣布为因重病无力接受监禁和审判的人。
美方监狱长科洛内尔·B·C·安德勒斯在单牢办公室里接待鲁道夫·赫斯。赫斯身穿飞行服，没有带军衔标志，外面罩着一件英国式的带帽的粗呢大衣。脚上穿的是他那双用软皮革制成的飞行员专用的黑色长统靴。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医生道格拉斯·M·凯利博士写道：“赫斯的身体状况极好，虽然他很瘦。由于他的姿势笔挺连续不断地做立正动作，显得如此军人化，仿佛他虽经过竭力争取还未获得军衔肩章一样。”
赫斯不仅在科洛内尔·安德勒斯面前立正，而且还笔直地举起右臂行礼，他十分奇怪，这姿势竟引起哨兵大笑。当安德勒斯告诉他，除文具、家属照片和生活用具以外，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都须交公保管时，赫斯愤怒地抗议道：“我是高级官员、军官和战俘，我要求把个人杂物都带进单牢里去！”他对那批小包裹看得特别重要，要掌握“物证”。他从英国带来的食物和药物样品必须交给一名中立国的化学家检验。
最后，他同意将带来的“宝贝”当着他们面开列寄存物件清单，封好并签名盖章。与默特切特宫和梅因迪夫·科沃特住宅里的舒适设备相比，纽伦堡革牢的设备真令赫斯心酸和失望。他进了一间设备十分简陋的单牢，12 平方米大。设备有：一张铁的行军床、一把简易的木椅子、一张小桌子。屋角里有一个不带座圈和盖子的抽水马桶。沉重的木门上的小窗口一直是开着的。门前站有哨兵。单牢里的灯不准关，在夜间只稍微调昏暗一些。
在此期间逝世的德国监狱医生路德维希·普夫吕克尔在他遗留下来的一篇文章中说：
“就在头一天晚上，我就被叫到赫斯牢里几次，因为他抽筋了。每次我都看见他的双臂抽筋得变了样地躺在床上。全身都因抽筋而颤抖。在一次间歇里，我检查了这个病人。发现他的胃和胆囊的部位根本没有任何病变。”
有趣的是另一段：“未经专门治疗和护理，他那全身性抽筋时的变态不多一会儿就自动恢复..”
10 月18 日，星期四，由英国少校艾雷·尼夫向这位从前的副元首递交国际军事法庭对威廉·戈林和其他战犯的起诉书共二万五千字，分为四条：
共同策划和密谋罪：被告们共同制订和推行独裁政权的侵略计划，并一起犯有其他破坏行为。
破坏和平罪：被告们在其64 个侵略事件中共破坏了36 项国际条约，进行了侵略战争发动世界大战。
战争罪：被告们掀起一场惊人的大屠杀。大批杀害群众，施用毒刑，奴役劳工，命令或纵容经济掠夺。
违反人道罪：被告们迫害政治反对派，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数民族，并犯有灭绝种族的罪行。
根据以上四条鲁道夫·赫斯被起诉。
当天晚上，美国监狱心理学专家G·M·吉尔伯特博士到每间牢房，要求纳粹显贵们谈谈看了起诉书副本后的第一个反映。赫斯用英语写道：“我记不得了”。
鲁道夫·赫斯再一次逃遁在丧失记忆力的情况中。凯利博士写道：“他
声称，记不清出生日期、出生地点、飞抵英国日期或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实或早期生活的片断；记不清在英国拘禁时的遭遇，就连最近飞到纽伦堡的经过也模模糊糊；他忘记了被关进纽伦堡监狱的具体细节，唯一的例外是：他再次问及他那批小包裹，并再三要求保证这些东西是存放在安全的、非有关人员禁止入内的地方。”
凯利的每项建议，用催眠法或用注射药剂的办法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症，都被赫斯拒绝了。其他一些促使他的记忆力复苏的尝试也无效。在看有他的镜头出现的新闻周报时毫无反映。他声称，认不出戈林、豪斯霍弗尔教授、威斯特·威廉·博勒（他的国外组织的领导人）了。监管人员带他去见他的女秘书们（希尔德加德·法特和英格堡·施佩尔），他也记不得这两位夫人了。当希尔德加德·法特给他讲他的家庭、他在哈尔拉辛的住宅时，他失神地瞪着前方。当英格堡·施佩尔试图用全家福照片重温他的回忆时，发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表情，凯利博士报告说：“赫斯急忙用左手向施佩尔小姐示意，并轻声说：‘我不需要帮助！’尽管他后来否认这点，但这是很明显，他不愿冒背叛自己的风险。”
法庭主席、庭长劳伦斯委托一个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小组对赫斯进行检查，专家小组必须弄清下列问题：
“1.被告对起诉书能采取态度吗？
“2.被告的精神是否健康？关于这点法庭想知道：被告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力来理解审判的过程，正确地为自己辩护，询问证人，对证人提出异议，能理解提供的证词的每一个细节。”
这个由三名美国的、三名英国的、一名法国的和三名苏联的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得出下面的结论：“现在他患的不是‘精神病’这个字狭义上的病症。他的记忆力的丧失程度还不至于完全妨碍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并阻碍他有能力和进行自卫，或阻碍他对过去的某些事情的理解，而这些事情在审判时可能被当作罪行。”另外，美国专家还加上这几名话：“此外，存在有夸张他的记忆力丧失并借此抗拒医生检查的倾向。”这些美国医生还说：“目前，被告的歇斯底里的行为一部分已成为习惯，只要他仍处于受罪的威胁下，这些习惯就将延续，这种行为可能削弱正常形式的辩护。”
庭长劳伦斯决定，在11 月30 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来决定被告鲁道夫·赫斯是否有接受审判的能力。但是既定的审判仍应按事先的安排，于11 月20日上午10 点开始。
出庭受审那天，赫斯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灰公使装。这还是在阿伯文尼时买的。现在衬衣领子的尺码比这位消瘦了的大人物大两号或三号。跟过去在生活中一样，赫斯坐在“第二位”。甚至在纽伦堡，戈林也使他失去“第一”的地位。这位副元首的右边是前纳粹元帅戈林。左边是里宾特洛甫，前纳粹外交部长。
在法庭军事长官查尔斯·w·梅斯上校喊“注意，开庭了！”之前，赫斯悄悄对身旁的戈林说：“您将看到，这些妖魔鬼怪就要消灭，在一个月以内您就会成为德国人民的元首！”戈林示意阻止他。后来戈林对吉尔伯特大夫说：“现在我相信赫斯疯了。”
起诉书宣读完以后，赫斯取下头上耳机，鄱开一本书，开始看起来，他看的是路德维希·托马写的《猎人洛伊泽》，当他看到有趣的段落时，就毫无拘束地放声大笑起来。
记者R·w·库珀描写了他对开庭第一天的印象：“赫斯侧乎对一切都不明白，样子有点‘希奇古怪’。他那阴沉、生硬的形象，像兔子一样的佯笑，显得对周围所发生的事丝毫不感兴趣（不管是真还是假），仿佛这些事与自己无关。他不带耳机坐在那儿，埋头读一本巴伐利亚的小说，不时用他那双因看书太久、酸痛了的眼睛对审判大厅东张西望，带着讽刺的冷笑打量着记者席和旁听席。”
下午，赫斯的胃痉挛又发作了，并经主席允许回到他的牢房。
第二天，21 名被告（罗伯特·莱伊已于10 月25 日在他的单牢里上吊死了）奉命一个一个地声明，他自己认为是有罪还是无罪。赫斯走到麦克风前说：“不！”主席接着说：“这将作为‘无罪’记录下来。”
11 月29 日放映了一部文献片，这是美国摄影师们在刚解放的德国集中营现场拍摄的。吉尔伯特博士仔细观察并记录了每个被告对这部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证明的影片的反映。他的记录中关于赫斯是这样写的：
“他呆望着屏幕，像一种吃死尸的恶魔似地用那双凹下的眼睛瞧着..当展现一座集中营里尸骨堆成山时，赫斯不知所措地瞪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