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放完后，所有的人都震惊得沉默不语。在寂静中突然清楚地听到赫斯的声音，他转身正对着戈林说：“我不相信这些！”戈林用咝咝声阻止他，他不得不住嘴。当吉尔伯特大夫晚上去赫斯牢房时，赫斯只说四个字：“我不理解..”
11 月30 日下午，赫斯一个人坐在被告席上，他的律师京特·冯·罗尔沙伊特请求法庭宣布他的委托人无受审能力。他出示精神病专家的鉴定书，鉴于法律上的意义，要求法庭予以深入讨论。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尖锐地指出：“我仅请您注意，在法庭的人中没有谁愿证明，他的记忆力丧失到使他不能接受审判的程度。如果他立即停止服用那些不关痛痒的药物，他的状况肯定能更加好些。”
冯·罗尔沙伊特博士坚持说，对赫斯的起诉应延期举行，因为他的委托人无法跟上审判。
庭长杰弗里·劳伦斯先生想听取赫斯本人的意见，冯·罗尔沙伊特博士赞成了。
赫斯慢慢地站起来，带着淡淡的冷笑望着记者席。当法警们把麦克风放到他座位时，他转动着趾尖，目光向天花板，润湿一下嘴唇，一个新闻记者这样描写现场情景说：“给我的印象是他准备用口哨吹一支小调了。”之后赫斯用鼻音说：
“主席先生，我想说下面的事：今天下午的审判开始时，我给我的辩护人一张条子，上面写如下意见：希望审判能缩短些，留一点时间让我发言。我想说的是：为了防止不顾我希望参加其他的审判并希望同我的战友们一起接受判决的愿望而把我宣布为无力接受审判者，我向法庭发表如下声明（虽然我原先打算要到后几次的审判时才发表它的）：
“从现在起，我的记忆力向外界方面恢复了。过去装出记忆力丧失的原因只是策略上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上仅仅是我的集中能力有些下降，但我的记忆力仍然不会影响我有能力来继续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向证人提问或自己回答问题。我强调，我对过去所做一切承担全部的责任。包括所有由我签署的文件。我的基本态度是：法庭与上述申明无关。”
赫斯突然坐下，并故意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面孔。记者席里登时大乱，
仿佛出现群魔乱舞一般。记者们冲出去抢电话机，劳伦斯庭长控制住自己，只说了四个字：“审判延期！”
鲁道夫·赫斯又假装丧失记忆力吗？他能这样骗过包括凯利博士和吉尔伯特博士在内的十位国际知名的精神病专家，使他们相信他患有健忘症？美国的一家报纸第二天用通栏大标题：“精神病治疗学上的一次大失败！”一位法国记者当时写道：“一个什么都假装的人，不可能是正常的。”
凯利博士甚至认为，如他相信的那样，鲁道夫·赫斯事实上有时出现的记忆力丧失也同他的记忆力突然返回一样，是一个歇底里病患者的典型反映。他写道：“赫斯的歇斯底里的秉性可从这样的事实中最好地看出，如他用否认自己的记忆力丧失来把自己置干公众注意的中心位置，甚至用不断否认的办法以求达到宣告的目的。他的这些反应在歇斯底里患者身上常常出现..”
通过他在审判大厅扔的“炸弹”，赫斯在1945 年11 月30 日把自己置于法庭的中心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中心，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当凯利博士和吉尔怕特博士到他的单牢去看他时，他能十分精确地回答所有的问题。关于在英国监禁的情况，他是如何飞往英国的，他在纳粹党里担任的职务等。甚至他在埃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有这些先前完全“忘记”了的事情，现在都能一一精确地回答出来。
“嗯，我过去怎么搞的？”他带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完全兴高采烈的虚荣心，“好了，是吗？”
“他通过做戏引起的注意力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凯利博士写道。
根据他和精神病专家们的谈话，可以明显看出：赫斯害怕法庭可能同意律师的要求，停止对他继续审判。这样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快被人忘记的角色。而这样是他作为副元首的地位所不容许的。
这位个人主义的歇斯底里病患者的虚荣心在许多希奇古怪的要求中也表现出来：“小香肠实在是太辣了，您能帮我弄些别的吗？”“除了蛋以外，我能得到些别的东西吗？果酱或者类似的东西。还有糖。”“今天只是面包，我能得到别的食物吗？”“我嫌这奶酪太辣了，您没有别的奶酪给我吃？”
这个时期德国各地的人都在挨饿，街上常有因饥饿晕倒的人，许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
而鲁道夫·赫斯老是害怕他的食物中可能被人下了毒药。尽管普夫吕克尔大夫向他保证，没有一个医生会干出这种事来。医生们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由此看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说，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以前，医生们从来不敢用试验性的和他不称心的药物来治疗他的记忆力丧失的毛病。赫斯却带着挖苦的笑回答说：“亲爱的大夫，您不晓得我知道些什么！”他不拿人们送到他面前的面包，却选用离他最远的那盘。
在纽伦堡用餐时，他索性躺在牢房的地板上吃。打扫卫生时他一只手拿扫帚，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走路时迈着特别精确、坚挺和叉开腿的步子。在他牢房的墙壁上、门上、甚至桌子上都用黑体字写上：“请肃静！”
为自己辩护的准备工作他比任何其他的被告都做得少。代替做这方面的准备，他绘制了形形色色的设计图纸：一座规模宏伟的“元首府”，一座纪念在审判结束后估计会被绞死那些人的纪念碑。
普克吕克尔博士写道：“他一直忙着准备不久就将重建的第三帝国的各种命令规定..，并且下令和他一起被捕的人召开集会。他在1945 年12 月
的最后一天通告他们说：“你们应该鼓起勇气，就在这年就可能重获自由。当我对他说‘你们只剩下几个钟头的时间了’时，他马上改口说：‘我指的自然是明年！’”
他在一封信里告诉妻子他对审判的看法时说：“审判的一部分是可厌的，一部分是令人乏味的，但其中有一次还真有趣，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次生活中非同寻常的回忆！VVVVVV！”
赫斯在审判会后有时表现很消沉。有一回他对吉尔怕特博士承认，他对有些在审判过程中被揭发出来的事不抱任何幻想了。吉尔伯特问他：“您经常说，您是想要和平的。您就从来没有试过把希特勒从战争的道路上引开吗？”赫斯沉思了片刻后说：“我不愿谈这个问题。”
1 月底，他和他的律师冯·罗尔沙伊特博士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位律师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访给了他，这篇专访认为赫斯在草率地滥用信任和损害辩护人的秘密。由于罗尔沙伊特在一次事故中折断了腿，本来就不再来为他辩护了。年轻的慕尼黑律师阿尔弗雷德·赛德尔博士为赫斯充当辩护律师。这位律师同时还为前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博士辩护。
尽管赫斯获得像赛德尔这样算得上这次审判中最能干的律师之一的人，他还是情愿最好由自己辩护。其原因根据他妻子说是为了逃避检查官对第三者札记的检查：“赫斯先生掌握的材料可以说要比其他的人都好些，并且对每个事件都有现成材料，而请律师辩护他得先来了解案情。”赫斯不理解弗里克、弗兰克和卡尔滕布龙纳等几个被告，他们本人都是法律学家，干吗还要请律师代表自己？！
1946 年3 月12 日审判的午间休息时，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德语讲得很好的吉尔特大夫正在跟里宾特洛甫聊关于希特勒破坏的许多条约，吉尔伯特问道：“里宾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吗？为什么希特勒竟是这样一位骗子？”
赫斯跳了起来，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满着怒火的眼睛威严地走到这个美国人面前，他作了一个立正姿势，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问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国军官能容忍一个德国人侮辱他已故的国家元首吗？”
“当然不会。”吉尔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国家元首不是骗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对我们的元首作这种评论！”
吉尔伯特语塞了：“我只对你们外交官说。”
赫斯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尔怕特决斗的样子，后来他突然转身并且坐下来。
对于同希特勒无关的一切事他都记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记不清楚审判过程中的细节。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记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这回出现同那些令人感动的证人有关，这些证人是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在那些日子里，被告中曾出现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还哭了。
这回赫斯的记忆力丧失实际上又是假装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歇斯底里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作为发作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遇到应正视的现实超过患者的承受力时就会发作吗？我们已经看到，假装忘秘、逃遁到忘记中是一种天生的保护性的必然过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紧张的状况时，它就自然出现。
但毕竟赫斯的记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当
时是美方起诉人）曾经说过：“我能证明赫斯的记忆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纸条上写他的辩护提示交给其他的被告。并举出有关的书籍、文件准确的位置和发现地点。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的。”
无法解释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审判开始前，吉尔伯特博士告诉鲁道夫·赫斯，他过去的导师和朋友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办法。
没有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赫斯说，“有一位姓豪斯霍弗尔的人想在这里为我提供证词。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吉尔伯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记起豪斯霍弗尔来，但都没有奏效。赫斯漠不关心地环视审判大厅，两臂交叉着靠在椅子背上。最后他冷冷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不要用自杀的手段来把人置于困难境地。”
一个记忆力未受损害的人，在听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讯时能够做戏似地假装记忆力丧失，要不真的是神经错乱，或者至少说情感有毛病，因为他没露出丝毫动感情的痕迹。
吉尔伯特最后问他：他是否能回忆起他在开始审判时声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恢复正常，并且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一时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吉尔伯特写道：“他又忘记了，忘记到把已忘记的东西再忘记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后，赫斯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条理的信。信中谈到他对儿子将来的教育所作的考虑，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讯地址取笑说：“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军事战犯’监狱，VVVVVV。”
当律师赛德尔博士开始辩护时，赫斯为了陈述自己的事情，放弃为他提供证明材料。他的假释的保人——有前斯图加特市长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试图为他开脱罪责，否认赫斯领导下的纳粹党的国外组织是从事“第五纵队”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记谁曾为他作证过了。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试图用一颗“法律的原子弹”对法庭的权威性提出怀疑时，赫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儿。一个美国军官给赛德尔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个纽伦堡审判告吹：这是1939 年8 月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外交协定的文本。在这份外交协定中确定了德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里宾特洛甫曾就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内容作过证。赛德尔还从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纳粹外交部派驻苏联的大使，曾参加德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在那儿取得一份有关的证词。
赛德尔博士未获准读这份文件。主席决定，应先将文件从英文本翻译成俄文，并汇编进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赛德尔博士也不肯回答这份文件从何而来的询问。因此，这份文件被当作“材料来源可疑”而被拒绝了。同理，法庭也拒绝了这位能争辩的律师的请求，邀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证。
现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协定的存在已经通过历史研究证实了。当时，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苏联的起诉代表团陷于痛苦的窘境。
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曾说过：“实际情况是，赛德尔博士拿那份文件来为鲁道夫·赫斯辩护，虽然是这位律师的良好愿望，但对这位被告来说，不仅毫无益处，而且还可能有害，这就可能给这位被告造成危险了。”
肯普纳肯定地说，苏联人对这个施潘道最后的囚徒持毫不宽容的态度，就是由于那次对这个囚犯毫无益处，但对于苏联人来说却是一次十分狼狈的进攻的反击。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像一头狮子似的在法庭上作斗争时，他的委托人却坐在一旁摆出一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面孔，两眼死盯着前方。从这时起，他的思想离审判愈来愈远，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愈来愈不关心了。
他的妻子劝他阅读美国人在慕尼黑出版的《新报》。该报上有些是非纳粹的德国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分子写的东西。在一封信中伊尔莎·赫斯谴责她的丈夫说：“我们的许多男人生活在目前已经没有基础，只有从前存在过的短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再有了。”
鲁道夫·赫斯回信说：“此外，我相信即使没有《新报》，我也能比大多数按规则地报道世界形势的人更能正确地看待事物。”
1946 年7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作了一篇在法律上来说是卓越的、生机勃勃的辩护词，文中他引用国际知名的法律学家的论述，逐条逐款地驳斥对他的委托人的起诉。这篇辩护词也有助于后来赫斯被宣布根据起诉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点（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无罪。而赫斯却呆若木鸡似地坐在那儿，律师的战斗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个已感厌烦的旁听者而已。
8 月底，这位从前的副元首的记忆力似乎又正常了。他给家里写信说：“从你们的‘笑话’中，我看到你们从乐观方面去接受赛德尔博士的通告（我可能再度完全丧失了记忆力），在这期间你们肯定已通过广播知道了又出现了‘奇迹’和我完全控制住自己不流露自己的意识了，VVVVVV。这大概被称为我可能是神经锗乱或者处于‘荒谬的想象’之中。我希望，你们能从光明方面去看待这事。卡李（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曾说过，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即使是在一段时间里被当做人民的叛徒，我再补充一点，或者被当作疯子的命运和忍受的一切，也给我带来了最新的、随着我那令人惊诧的命运而产生的笑料。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是失去控制，而是以沉着的微笑面对着我的厄运。我也将用同样的平静态度去迎接对我的宣判..”
终于到了1946 年8 月31 日这个主被告作最后发言的日子。戈林发言后轮到赫斯，他先请求让他坐着发言，主席答应了他。然后，他抽出一大沓札记，开始作了一次奇特的、杂乱无章的讲话。除其他问题外，他还讲了：
“我的一些战友可以在此作证，我在开始审判时就曾预言：第一，这里将出现这些证人，他们在宣誓后作不真实的陈述。这样，他们便可给人留下绝对可靠的印象并获得最好的名声。第二，这样，法庭提出的代替宣誓的保证书中将会包含有某些不真实的证词，这是昭然若揭的。第三，被告们将经受一些德国证人的、令人惊异的意外事件。第四，一些被告可能表现独特的行为，他们可能无耻地攻击元首，他们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增加罪责，他们可能互相推诿罪责，但这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甚至会给自己增加罪责，这样做同样是错误的。我所有的证词都是中肯的，至少对几十桩事件是如此。我的这些证词甚至涉及某些证人和他们代替宣誓的保证书。
“我现在的陈述不仅在这里，在审判开始就说了并且做了。而且早在审判开始前几个月，还在英国，在阿伯加文尼时，我就对和我在一起的医生约翰斯顿博士说过。就在那时候，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这些话书面记下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1936 年至1938 年曾在德国之外举行另一次政治性审判，这场审判的特点是，被告们以令人惊异的方式相互指控别人犯罪，一部分人被逐个地定为战犯，这些人中有的是犯了罪，有的人则是被人作证他们犯有罪行的。当最后宣判别人死刑或对他们本身直判处以死刑的时候，他们狂热地鼓掌，为了使全世界震惊，一些外国的新闻发布官、报社的记者都这样报道：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被告方被一种迄今未知的药剂弄得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表现就跟下药者所控制的一样。从这件事情中，我回想起在英国时的某个机会，当然那时跟现在一样，我是没有可能获得有关审判的报道材料的。不过这里稍微好些，还有那些年的《人民观察家报》供我参阅。在查阅报纸时，我在1938 年3 月8 日那一期上发现了下面一段，这是一篇从巴黎发来的通讯，发电的日期注明是1938 年3 月7 日，现引述如下：
“大巴黎的《光明报》揭露了关于前面提到的在审判中使用药剂的事，这关系到一种秘密的药物。这条消息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引用《人民观察家报》从《光明报》上转载的原文）：‘这种药物能保证让选中的牺牲者完全按照发出的命令来行动和说话。’“我强调指出，在《光明报》的这篇报道中不仅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说’，而且也写了‘按照已给的命令来行动’。最后一点提到的按指令行动，这是闻所未闻的。它对解释迄今为止无法说明的在德国集中营里的人的行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人中包含那些在囚徒们身上进行可怕的、残忍的试验的科学家和医生所能干出来的事。
“这种药物对那些人无疑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一种是发布过命令和指示去于集中营里的种种暴行的人，还有发布命令去枪毙战俘的人和搞私刑或者类似的暴行的人，甚至对元首本人，这种药物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我记得，证人米尔希元帅曾在这里作证，他的印象是元首在最后几年里精神上不正常。我的一些战友也曾在这里个别地、彼此不通气地对我说过，元首的面部表情和眼睛的神色在最近几年里那些凶狠的样儿，这是一种神经错乱的特征。我可以举出有关的同志来证明这点。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英国的一次特别的机会促使我从当时的审判中想起这篇报告了。这个机会是，当我在监禁时，我的周围用一种独特的和无法理解的禁铜方式来对待我。每一个值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被定期更换，在人员换班时，一些被调出去的和新调到这儿的人都有独特的眼神，这是呆滞的和耽于空想的神色，这种症状只保留几天时间，然后又变成正常人的眼神了。跟其他正常人的眼神没有什么区别了。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报道中有一篇（这篇报道也许还能从存档的报纸中找到）是关于莫斯科的审判。这篇报道说，被告都有独特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是呆滞的和耽于空想的！我已经说过，我坚决相信，有关的政府完全不知道有人使用药物这类事件。
“还有一个历史事实，即为26370 名在英国集中营里死亡的布里会族人妇女和儿童建立纪念碑的事。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是饿死的。许多英国人，其中包括劳埃德·乔治，当时都曾激烈地抗议过英国的集中营里发生事件。同他持同样态度的还有亲眼看见过英国集中营里的惨状的人，埃米莉·霍普福小姐就可以来作证。
“当时，全世界都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清的谜，今天全世界又面临着有关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同样的谜。
“当时，英国人民面临着那个难以说明的谜，今天，德国人民也面临着
与之相类似的谜，那就是有关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是的，就连英国政府当时也面临着有关在南非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的谜。与此相似的是，今天，前帝国政府成员和其他被告在这里或在其他审判中也同样会遇到在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件这个谜。
“不言而喻，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对我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在英国监禁时期亲身经历的事件，可以起誓作证。但我不可能请我的辩护律师来准备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同样，我也没有可能，为此请另外一位辩护律师来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起誓。因此我现在声明：
（被告赫斯站起来。）
“我向万能的和无所不知的主宣誓，我所讲的全是真情，毫无隐瞒也没有添加。
“我请求高贵的法庭把我继续所讲的一切，看做是我的誓（被告赫斯又坐下。）
“我想关于我的誓言再说几句：我不是一个教徒，我跟教会没有内在联系。但我是一个对宗教很虔诚的人。我相信，我对上帝的信仰比绝大多数人都要更强烈。为了崇高的主，我请求法庭重视我的誓言，重视我依照上帝的明确召唤所作的陈述。
（转身向戈林：）
“请不要打断我。
1942 年初春对我来说..”
主席：“我提请被告注意，他已经讲了20 分钟了。法庭已对被告说过，在这个审判阶段不允许在此长篇大论地演讲。
“我们想听所有的被告讲话，因此，法庭希望被告赫斯能结束他的讲话。”
赫斯：“主席先生！我注意到并计算过了，我是唯一的、迄今为止尚未能有机会以任何方式在此表达自己意见的被告。正因为如此，我这里所要讲的一切，本应该是我作为证人早就讲过的了，要是法庭先前能就有关问题向我提出问题的话。正如同刚才我陈述的那样..”
主席：“我无意赞同被告的辩论。法庭有规定，被告们只能作简短的发言。被告赫斯曾有充分的机会，出庭作证或宣誓提供证同，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他又来提异议。但他应同其他的被告一样，只能限制作简短的发言。”
赫斯：“主席先生，我将因此放弃我要继续陈述的，想接着刚才已经讲过的事继续再讲。我请求，仅仅听完我几句结束的话，这是踉刚才讲过的没有关系的一般性讲话。
“我的辩护律师以我的名义在法庭前所进行的论证，让人民和历史将来对我再进行鉴定。只有这个对我才是主要的。
“我的辩护词不是否认起诉者有权对我和我的同胞们起诉，我不抗议蓄意损害我和我的人民的声誉的意见，我把这些谴责看作是一种荣誉。命运让我若干年来一直处于我的人民千年历史上才出现的最伟大的儿子的影响之下，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不愿把这段历史从我的生命中抹掉。
“我有幸得知，我完成了对我的人民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德国人、一个民族主义者、作为我的元首的忠实信徒的义务，我绝不后悔。
“假如能从头开始，我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做。即使我明明知道，到头来等待我的是一大堆燃烧着的烈火为我执行火刑。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将来我将站在水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
除最后一段戏剧性的夸张外，这篇结束语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逃避现实躲到一座自己设计的梦幻大厅的文件。最后一段的特色几乎跟希特勒1924年在慕尼黑卢膝堡大街的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的调子完全相同。
鲁道夫·赫斯明白：他无法否认集中营里的暴行，这是有文件证明，有怔人，有幸存者的。当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放在眼前的时候，是没有人能抹杀得了的。因此就不得不找出一种解释，而赫斯凭藉他对数学和逻辑学的天赋理解能力，就推断出：不革是集中营里的人受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就连那些发布命令的人也受到那种秘密药物的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陷入那种卑劣的秘密药物的催眠作用的影响下！
由此联想起在战后流传的一则灭绝人性的政治笑话：1945 年5 月，阿道夫·希特勒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暗堡出来，站在俄国将军的面前报告说：“潜伏的特务希特勒报告：命令完成了！德国已经摧毁！”
对鲁道夫·赫斯来说，他在法庭上讲的结束语不是政治笑话，在他许以“日后给予高的奖赏”而让英国的法西斯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先生偷运走的一份手稿中，他列举了“密谋者”的姓名。
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意见是，形成赫斯在法庭上那篇结束语的中心思想的唯一可能是刺激。这不仅由于他飞行计划的失败，也由于许多暴行的被揭露。这篇结束语是歇斯底里患者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的明证，是赫斯在药物文献里找到的逃遁入口处。
在法庭发表最后讲话的当天，他写信给妻子说：“当然要估计到死刑、坐牢或进疯人院。”
接着，他的虚荣心又一次表现出来了：他担心他在法庭上讲话的最后一段，即对元首的信仰的表白，不会被报纸和广播所采用。他虚荣到了如此程度，甚至以为当局可能会压住他这篇危险的讲话。因此，他在信中附入一份抄本。
伊尔莎·赫斯马上就向她的丈夫证实了此事。电台，至少是英国广播电台没有删去他的最后一段的讲话。她诧异地补充道：“你又何必要按照报纸的报道来说话呢？我们简直无法理解。我们对你抄写的东西已经看得很多了！”
1946 年9 月30 日宣判的日子，整天的时间都在宣读判决的理由，直到二天凌晨才宣读对每个罪犯的判刑。
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鲁道夫·赫斯似乎并不理解这事跟他有关。美国记者乔·J·海德克尔报道了现场情况：
“他完全心不在焉。在膝盖上放几张纸，不停地写。戈林弯下腰对着他说，现轮着他了，要他注意，但赫斯光火地打了一个手势，拒绝戈林的提醒，继续写他的秘密札记，毫不关心法庭关于他说了些什么，也一直没有带耳机。当戈林最后悄悄地在他耳边告之判决的结果时，他也只是魂不守舍地点了一下头。”
根据起诉款第一条和第二条，他被宣告无罪。他对法庭的判决没有什么反应。
三个被告：汉斯·弗里奇、亚尔玛。沙赫特和弗朗茨·冯·巴本被宣告无罪。法庭命令担任军事法庭检察的将军立即将他们释放。其他的被告将于午饭后个别地带上法庭听候宣判。
14 点30 分，法庭在审判厅举行第四百零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会。
乔·J·海德克尔描写赫斯接受判决时的情况：“门（的扶手）轻轻地在转动，就像鬼神的手在启动那样。门打开了，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用女性般纤弱的手势把门推开，他站在那里跷动着趾尖，用漆黑的眼窝东张西望，看着天花板。每个人都猜他大概马上就要吹口哨了。‘被告鲁道夫·赫斯！根据起诉书你被认为犯有罪的各项，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赫斯没有听宣判，直至一个刑警在他的肩上轻轻地敲一下，他才转身蹦蹦跳跳地直到消失在出口处。”
当赫斯被带回他的牢房时，吉尔伯特博士在等待他。他写道：“赫斯神经质地、趾高气扬地说他根本就不留心听，判什么样的刑对他都无所谓。当看守把他的手铐打开时，他问他为何被铐上，而戈林却没有？他笑了并且接着用充满神秘的腔调说，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天，鲁道夫·赫斯写信回家：“这期间你们已知道判决的结果了吧？当然也有关于我的：‘无期徒刑’。VVVVVV。
“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估计自己是被判处死刑的。假如我认为，判决对我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对这样的结局便谈不上满意这个词。既如此也就排除‘满意’或者‘不满意’这些念头。我自己倒是平心静气的，只是想到我使同志们痛苦了，使他们无法忍受我对事件的态度，我当然十分明显地不想听取对我的宣判了。我没有戴耳机，并且从主席用英语讲话以后，就不再注意听了。事实是，我是不久前才偶然得知判决的情况的。判决理由是由一个俄国人宣读的，既然我没有戴耳机，也就不愿白费力地去听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了..”
当他听说，德尔博士为他递交了一份呈请恩赦的请求时，他给这位律师写了一封十分光火的信：“监狱长通知我，您为我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呈递了一份请求恩赦书。我认为，这是背着我的并且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把呈交这样一份恩赦书看作是有关尊严的行为。”
德尔告诉赫斯，此事不仅关系到一般意义的“恩赦”，而且涉及到法律上确定量刑的轻重，最后才算使赫斯息怒了。
1946 年10 月15 日22 点45 分，戈林在他的单牢里吞服氰化钾自杀。
在戈林自杀的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即10 月16 日凌晨1 点01 分，在监狱的健身房里开始执行其他十名战犯绞刑。3 点09 分，宣布最后一名死亡。
根据判决，鲁道夫·赫斯被搬到牢房的二楼，底下的一层楼只住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了。在10 月16 日深夜到次日凌晨，他躺在他的单牢的地板上，凝视着反光灯，哨兵通过门缝纹丝不动观察着这位从前的副元首，当局不允许狱中再发生自杀事件了。
几天后赫斯写信回家：“这十一个人的死意味着什么，现在能预料的极少。对此我能写的就更少了。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的中心，我们所遭受到一切，是时代转折的分娩前的阵痛。一切似乎是消极的，但总有一天会诞生出新的和伟大的来..”
为了接持七个被判监禁的人，施潘道监狱被改建和修复了。在准备工作未结束以前，这批犯人仍留在纽伦堡的单牢里。
赫斯写许多信回家，谈到拜罗伊特艺术的庆祝活动，慕尼黑旧城的重建方案、莱茵一美因一多瑙运河的设计方案（赫斯想借助一条穿过施瓦本的侏罗山脉的隧道将这三条河接通）等等。
1947 年7 月18 日，星期五凌晨四点，赫斯和其他六名同牢犯在纽伦堡监狱中被唤醒，用两辆救护车运到纽伦堡机场，然后用飞机送到柏林的加托夫。
11 点钟，副元首抵达柏林一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地址是威廉大待24 号。
1984 年：在施潘道的一间同厨房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坐着一位90 岁的老翁。他住进这间牢房那年才53 岁；他在英国被俘时只有47 岁，这是“一个最好的年华”。
这位七号单牢里的孤独的囚犯有一回在信中给他的妻子这样写道：
“命运已经把变成一个你想象得更老于世故的人了。就连每年四季变化中最凄凉、易引起人们伤感的现象在我身上都毫不起作用了..牢房如晚秋时节的阴暗，又湿又凉；太阳很晚才露脸，午后就又消失了；大自然失去了生机垂死了；光秃秃的树木、枯黄的叶子随风飘零..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往往能使一个人把周围世界伤感地比喻为自己坐在一根要掉落的树枝上的叶子，就连这些最悲伤的自然现象也不能引起我心里丝毫的反应了..”
有时他一个星期不说一句话。不跟哨兵们说话，不限监狱长们说话，也不跟医生们说话。这时他给周围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对周围不关心的人，是一个心理学家们称作“孤癖”症的人。
但就是这个人，在给妻子和儿子的信中却显示出简直惊人的、广泛的兴趣。
这个几十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过着被强制孤居生活的人所写的一封信件竟陈述了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惊人的理解和见解。
“我相信，最有效的大城市交通问题临时解决方案（即使根本不能做到）是：公共交通即使不能做到免费供应，也应办得尽可能的方便。车辆的座位总数能满足人们任何时候到他们的目的地需要。即人们每小时蜂拥去上班或下班都能有个座位。并通过订公共通车辆优先行驶的法律，使人们能比用自己的小轿车还要快得多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而一个城市制定这样一大批真正方便的、受欢迎的车辆所花的费用，肯定要比亲身建公路和修立交桥、停车场之类的费用要节省得多。”
就儿童缺少游乐场和休息所问题，他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会使一位有开拓精神的家庭部长毫不迟疑地就签名表示赞同。
但从施潘道寄出的信件中也有些唱的是另外的调子。对发展援助的意见有种族主义者的印迹。比方，他是这样谈及非洲人民的：“是由于他们不具备创造能力”，由此得出“以至处于他们难以理解的长期停滞在同样原始的文化阶层”。他非常赞赏吉泽尔·维尔辛写的关于非洲的一本书。赫斯还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维尔辛当记者时认识他的，并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忠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新闻记者。与此相反，赫斯认为彼得·格鲁贝斯关于东非的报告是一本“令人沮丧的书”，“使我十分震惊”，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毫无疑问，鲁道夫·赫斯应负掀起希特勒个人崇拜的狂热的主要责任，也应对令人窒息的、无限制的阿谀奉承的空气泛滥负主要责任。他把他那神化了的元首在公开的演讲中称作“人性化了的纯理性”；他在公开的演讲中训诫
人们要狂热地“盲目服从”；他颁布法令，不得批评希特勒，正如他后来在施潘道写的信里说的：“..这个德国人曾经倾向于在一切可能的方面夸张，总是狂热地承认那些跟时代的列车相反的、极端的东西。”——这是引咎、自谦，还是后来的观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蹲在柏林施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七号单牢里的人是个疯子。鲁道夫·赫斯的所有信件可以证明这点。他思考各种问题，并试图用清晰的（有时是过于繁琐和迂腐，但有时还是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罗杰·曼维尔和海因里希·弗伦克尔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同一个时期里，每隔30 天寄出的几封信清楚地反证了那种认为这个写信的人是患着精神病分裂症或者任何其他精神病的假定。”
早在1948 年，美国精神病专家莫里斯·M·沃尔什就到施潘道为赫斯作了检查。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囚犯“在现阶段没有患任何形式的精神错乱”。在那次检查时，他的记忆力跟三年半以后的检查一样正常。
同样，似乎可以确定：鲁道夫·赫斯的内心同他的过去、跟纳粹主义、跟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德国和另一些国家，有许多人至今仍怀念纳粹，并公开地或秘密地赞赏希特勒。西方国家可以看到，并没有因此无故把这些人投入监狱或者强制这些人作精神状况的检查。没有人来烦扰他们，他们是受法律保护的，当局对他们很宽容。
但这位白发苍苍的副元首只住在一个大监狱的小牢房里，这已成为很久的历史怪事了。施潘道经历了冷战、封锁柏林、赫鲁晓夫对柏林的最后通谍等危机，它在过去的同盟国之间的种种危机中存在留下来了。在施潘道监狱里，美国人、苏联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月复一月地干着同样的事，仿佛他们自从共同战胜希特勒的帝国以来，本身就毫无改变似的。施潘道监狱仅是一个时间的外壳，在它里面时钟停留在1947 年上。
1969 年底，鲁道夫·赫斯在柏林英国陆军医院住了几个小时，施潘道监狱上演了一出幽灵似的、使人联想起荒诞剧的戏：苏联人坚持要按照这个囚徒仍在戒严号单牢里那样。机关枪手们在探照灯的照明下，子弹上膛瞄准那已经没有犯人逾越的院墙；看守们按规定时间检查已不在其中的犯人的牢房；每餐的饭菜仍按规定时间送往牢房，然后又端回厨房去。作为从前（盟国的）一致性的最后痕迹，施潘道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在这儿显示出它在逻辑上的荒唐的结果。
而那个1946 年在纽伦堡作出的判决的法庭如今又怎样呢？更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物：形式上和法律上，那个于1945 年10 月18 日组建的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存在。四个参加国中，没有任何一国宣告过脱离。理论上说军事法庭似乎明天就可以聚集在一起。
这个法庭当时是经过十分强烈的产前阵痛才组织建立起来的。并且早在战争结束时就曾出现过四个盟国之间的严峻冲突，斯大林曾建议过总共要枪毙50000 名纳粹骨干，他是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的祝酒词中提出这个建议的。丘吉尔用雷霆般的声音和愤怒得涨红脸反驳说：“当我和我的人民的荣誉被这些下流东西玷污的时候，最好让人亲自把这些家伙带到这儿的花园里就枪毙他们。”英国人和法国人倾向于用所谓“拿破仑式解决办法”，他们想把纳粹领导人流放到像圣赫勒拿这样的岛上去，美国人想举行正式审判，他们达到目的了。
国际知名的国际法教授雅赖斯隐瞒了自己的怀疑，也隐瞒了自己的希望，他说：“这一法规的章程抢在一个世界大同的国家的法律前头了，这章程属于各国人民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
从这些要求和期望中得到什么呢？
1947 年11 月21 日，联合国大会派一个国际法委员会在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和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一项惩治“破坏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法典，在这个草案的第一章里这样写道：“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就是破坏国际法。对此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和集体都将受到惩罚。”
这个委员会延续了十年终于结束工作。在最后的宣言中这样写道：“当今的时代以其无数尖锐的危机很难订出控制这问题的合适的规章。”说得刚好相反：委员会可以说无法反对伤风败俗的罪行的法律，因为潜在的和公开的罪犯实在太多了！委员会作出的结论绝不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而是得不到各国的支持。
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是经过一个正规的法律程序的审判，认为他犯有参与密谋准备一场侵略和破坏和平罪。他是纳粹高级领导人之一，是希特勒最亲信的人。根据他自己的“为了驯服而驯服”的理论，无法想象他不支持，或者对元首的破坏国际条约和推行侵略战争保持沉默。而根据起诉书的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项，鲁道夫·赫斯被宣判为无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差不多40 年对在施潘道的鲁道夫·赫斯仍继续执行这样的判决，而当时作为判决依据的法律却至今仍未在联合国大会得到通过。而且，这些法律准则在全球的许多战场上被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家政府所蔑视。
一切为了争取释放鲁道夫·赫斯的尝试都因苏联的固执的、毫不宽容的反对而失败了。而提前释放跟赫斯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雷德尔和冯克时，苏联却没有提反对意见。但释放赫斯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不是讨论的题目”。
当纽伦堡对赫斯的判决由法官的多数作出决定的时候，法官尼基钦科曾要求把他的不一致的意见记录下来。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因此，不容怀疑，赫斯和其他主要战犯一起犯了违反人道的罪行，考虑到赫斯曾是希特勒帝国位居第三的重要政治领袖，并考虑到他在纳粹政权所犯的各种罪行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对他唯一正确的量刑标准是死刑。”赫斯幸免于绞刑，按苏联人的意见，他至少得在监狱中过他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