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10 月18 日，英国皇家军队的理查德·威廉·赫尔斯通·霍廷少校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马了·鲍曼：从11 月20 日起将在“德国纽伦堡”法院大楼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他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拒不出庭，那么对他的审判仍将照常进行。
法庭规定了霍廷少校通知鲍曼的程序。通知在诉讼开始前必须每周在德国广播电台广播一次，并在鲍曼的家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公布。
霍廷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撇开被告迄今为止下落不明这一点不说，究竟该把哪个城市看作是他的家乡呢？是柏林吗？
他在柏林有过一个官邸，有人在那里最后见过他，他也是在那里失踪的。但是，他在千秋帝国存在的十二年住在首都的时间肯定很短。有人给少校送来一份报告，内称，这个失踪者在勃兰登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因此他很有可能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关于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或者，是否应该把寻找的目标集中到四十五年前鲍曼的出生地哈尔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运动的中心”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乡考虑在内，希特勒的山庄和整个上萨尔茨山地区都属这个乡管辖。即使全国领袖鲍曼曾在不同地方任职，但上述两个地方始终是他人丁兴旺的家庭和住址，况且他在这两处都有职务。
所有这一切在一大堆关于寻找鲍曼下落的文件里都未提到。这表明，纳粹头子的第一套班子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大为人所知。他总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后不让同时代的人知道自己。原来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人才了解他。
于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个占领区的所有德国电台和报纸分别广播和登载了四次《致被告鲍曼的通知》。此外，他还印了二十万张布告。这些布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马丁的特征，但是附有一张像片，以通缉令的形式张贴在德国所有行政机关和同盟国的官方办事处。合适的像片连一张都很难找到了。少校十分怀疑一张庸夫俗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够提供准确的线索。
大多数德国人为他们的失败而震惊，对把他们引入战争的“祸首”恨之入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重要的纳粹头目交出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在战前的选举中，他们几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经穿过
带字臂章的褐色、黑色、灰色或蓝色的制服，但是他们现在尝到了由于过
去的错误而带来的苦果了。他们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权务的安乐椅上专横跋扈、现在将要坐到纽伦堡法庭的两条硬板凳上为自己申辩的人了。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已经自杀，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需要“清算”的只有纳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个被告中至少有十三人担任过部长，有几个人只是因为在盟国看来名声不好才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例如：古斯达夫·克虏怕·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他是个传统的军火大王，这老家伙因精神崩溃已不能出庭受审；还有汉斯·弗里茨彻，他是宣传部的司长，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
胜，因此激怒了盟国。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讪代表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鲍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鲍曼来说，即向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见过这个名字。只有这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堡预审法官和公诉当局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了·鲍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鲍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鲍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作证说，1945 年5 月1 日深夜，鲍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鲍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者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1933 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
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鲍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鲍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当局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11 月15 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当局报告说，寻找马丁·鲍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走：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鲍曼进行公审？英国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鲍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鲍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鲍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鲍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鲍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鲍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鲍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鲍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他在11 月20 日上午十点整，多少担负着一点义务地坐在离被告席只有几米远的其他辩护人中间，同时等待着能够永远离开他的座位的机会。
到开庭这一天，在原来的二十四个被告中已减去了两个人。工业家克虏伯的名字必须从名单上勾掉。罗伯特·莱这个纳粹党全国组织部长和纳粹工会“德国劳动阵线”的头子，在接到起诉书和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没过几天便在他的牢房里上吊自杀了。他建议：如果让他活下去，他出狱后将肃清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贝戈尔德希望下一个将在名单上消失的名字是鲍曼。在公审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提议，希望对马丁·鲍曼一案单独进行审理和延期审理，因为这个被告是唯一不能出庭替自己申辩的人。贝戈尔德没有看出，为什么他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概有十个月——要一头扎进一大堆文件
（到审判结束时共有5330 份）里去，并为一纸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而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提议。法庭只承认，应该给予他足够的时间来做好辩护准备工作。因此，鲍曼一案将放到最后审理。
这听起来很感慨，但是，差不多还没有过去四个星期，美国上校罗伯特·G·斯托里就对鲍曼开火了。
“虽然被告没有亲自出庭受审，但是，表明他在策划和指挥纳粹的阴谋活动方面负有责任的证据却在这里..鲍曼作为直接隶属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办公厅主任，是政治领导集团在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因素。”此外，他还控制了政府，并通过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部长而起的双重作用在纳粹机构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1945 年圣诞节即将来临。因此，当斯托里上校详细而感慨激昂地控诉鲍曼顽固迫害基督教教会的罪行时，就显得特别激动人心。而对贝戈尔德来说，这使他更加难堪，因为正是在所指控的这个问题上他是完全站在失败者的立场上的。从鲍曼亲自批阅的许多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消灭基督教。
圣诞节假期过去后，指控的矛头仍然始终对准鲍曼。这时，一位对自己的使命忠心耿耿的年轻少尉、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F·兰伯特在一月中旬投入了战斗。他带着一个世界改造者的满腔热情，怀着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那些法律大师中间崭露头角。他强调说：“这个躲在希特勒背后的人”秘密地把持着巨大的权力，他犯下了战争罪，他迫害基督教和犹太人，对东欧的平民百姓实行种族灭绝。
“每个人都知道”，兰伯特少尉提高嗓门说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
这也许超过了法庭庭长劳伦斯希望在一个法律学家身上看到的激情。对他来说，事实和客观比华丽的辞藻更为重要。鲍曼在最后几年里窃取的权力越多，他签署的决定、法律、命令也就越多。因此，公诉当局和许多助理人员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到了大量罪证，而且寻找这些罪证也易如反掌，所以他们甚至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依靠证人。一个只有少量助手的律师怎能与之分庭抗礼？
在贝戈尔德看来，这二十一个被告决不是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现在，即在战争结束和等待宣判之际，他们只在表面上是患难之交；其实他们始终像在希特勒统治下一样，是尔虞我诈的对头。赫尔曼·戈林摆出一副元首继承人的架式。卡尔·德尼茨和埃里希·雷德尔两人互不相容，尽管他们都统率过海军，或者说，正是因为他们俩人都统率过海军。尤利乌斯·施特菜歇尔受到大多数人的蔑视。军人们互相倾轧，对党棍们满腔怨恨。只有在一个方面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看法几乎和兰伯特的看法不谋而合——鲍曼是希特勒的魔王。这个该受惩罚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除死去的希特勒之外，作为希特勒秘书的他都要首先承担责任。
1946 年3 月中旬，当戈林在自己的案子中作为证人受到美国公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法官的诘问时，他认为第三帝国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但是，“在战争期间，尤其是从1942 年起，鲍曼先生对元首本人有决定性影响。那是一种不祥的影响。”
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和在党卫队中权力仅次于希姆莱的人物恩斯特·卡尔膝布龙纳赌咒发誓地说，他对成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一事一无所知。“千这种勾当的人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
反基督教的《神话》的作者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拒绝为纳粹党的反教会方针承担责任。因为他没有让人把他负责的部门当作“精神警察”来滥用，应负责任的是鲍曼，他受希特勒的委托，“代表纳粹党的教会政策”。同样，罗森贝格在“处理东方问题”（即奴役和歧视当地居民的问题）上也是贯彻了鲍曼的严格要求。被告巴尔杜·冯·希拉赫报告说，鲍曼曾唆使别人反对他，因为作为全国青年领袖和维也纳大区领袖的他，没有给教会制造过任何困难。贝戈尔德问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谁应对组织人民冲锋队、对那些延长战争的、毫无意义的、只会造成继续流血的召募群众的活动负责？凯特尔回答：“鲍曼。鲍曼拒绝任何磋商、任何合作，拒绝关于人民冲锋队反对军事机关的任何消息。”
被告汉斯·弗里茨彻说，甚至戈培尔都“非常害怕马丁·鲍曼”。这个纳粹宣传部长，同时又是党的全国领袖，在内阁中至少同鲍曼是平起平坐的，他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两年里重新受到希特勒的器重。他对“他的每一次有可能被党内激进分子误解的行动”，都要尽力向鲍曼申辩。鲍曼如果送来一份电传打字文件，那就会使“戈培尔博士的全部机器都迅速开动起来”。
5 月底，审判已进行了半年。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的辩护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他虽然希望能够磨掉一些这个或那个罪证的棱角，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对于判决来说，罪证已经绰绰有余。
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地一再企图证明他的诉讼委托人业已死亡。如果他能把迄今只受盟军谍报机关审讯的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和鲍曼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传到法庭作证，并在那里询问他们的话，他也许会获得成功。
庭长劳伦斯大法官准许让那两个应证明鲍曼已经死亡的证人到法庭作证，但立即使他们的证词失去意义：“被告是死是活，这毫无关系。问题在于，他有罪还是无罪。”
“阁下，”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抱怨说，“我的处境极为困难。我已经听到许多证人的证词并且已经竭尽全力，但我找不到任何能够减轻被告罪责的材料。所有的证人都对被告恨之入骨，并极力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过。”几天前（那是1946 年5 月28 日的审讯记录），鲍曼的一个同事，一个名叫赫尔穆特·冯·胡梅尔的人在上萨尔茨山被捕。“我将到他那里去，也许能得到新消息。”
这个冯·胡梅尔确实是鲍曼的心腹之一。他是负责上萨尔茨山地区、梅克伦堡的几处庄园及希特勒私人会计处的总务主任，此外，他在上萨尔茨山地区领导纳粹党办公厅的一个分支机构，因为鲍曼希望一旦要和希特勒在那里作数月之久的逗留时，能随时拿到最重要的文件。但是冯·胡梅尔显然不能或者说也不想公开抨击他从前的上司，因为他没有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现。
他的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个消息大概也传到某些被告的耳朵里去了，因为六月中旬，对鲍曼怀有刻骨仇恨的戈林在审讯开始前假惺惺地向贝戈尔德打听，是否终于找到了能为鲍曼减轻罪行而出庭作证的证人。这位前德国元
帅认为：“他毕竟有过许多女秘书。”但是，律师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想替他说句好话。”戈林得意洋洋地对其他被告说：“如果希特勒早一点死，我作为他的继承人根本用不着考虑鲍曼的问题。在我能够下令处死他之前，他手下的那伙人就会把他干掉的。”贝戈尔德在寻人方面并不走运。1946年6 月底，他不得不再次向法庭说明，他现在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想当着法官们的面询问希特勒的女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但她在不久前从美国上乌塞尔妇女拘留营里出来后被送回老家度假，从此就隐姓埋名了。辩护人想让她来证明，他的委托人绝不是自己决定干坏事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被希特勒左右的人。贝戈尔德也希望从纳粹党办公厅其他领导人那里得到同样的证词。虽然局长赫尔穆特·弗里德里希斯和海因里希·瓦肯霍斯特不知去向，但在1946 年6 月29 日审讯开始前不久，美国人仍通知他，他们已把国务秘书格尔哈德·克洛普费尔局长从一个拘留营押送到纽伦堡监狱了。
因此，贝戈尔德本来是可以立即让人传唤克洛普费尔到庭的，但是他却不敢这样做。经过多次失望之后，他现在也不想再公开经受一次沉重的意外打击了。他要求延期审理鲍曼的案子，直到他和克洛普费尔谈完话为止，法庭在此期间可以审理被告弗里茨彻一案。
这时，遇事一向沉着冷静，对贝戈尔德甚至怀有好感的大法官却失去了耐心。
“您为这个案子已准备好几个月了，”他用威严的口吻大声说道，“法庭的意见是，您应该进行辩护。如果不能用克洛普费尔的证词，那就用别的材料。”贝戈尔德无可奈何，只有再三恳求：
“阁下，我掌握的材料少得可怜。我甚至不知道，在我审问这个人之前，这些材料是否能站得住脚。”
就这样，他终于争取到了延期审理的机会——不过只有几小时。鲍曼过去的部下克洛普费尔认为，他的上级并不像辩护人所希望的那样，是无影响和无权无势的人。在同一天，贝格尔德也把这个证人的名字勾销了。
他只好另寻出路。现在他试图根据文件“提出一个小小的证据，证明被告并没有起过像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强加给他的那种重大作用”。但他对此也感到理由不够充分。于是他在递交自己的报告后深表遗憾地说：“作为律师我很不情愿毫无根据地做什么事情。因此，我只能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演讲。这不是敷衍塞责，而是因为，在没有被告协助的情况下要从文件中找到积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7 月3 日他终于被允许传唤他的最重要的和最后一个证人埃里希·肯普卡。此人出身于鲁尔区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一直受到崇拜元首的思想的熏陶。多年来他都是他的偶像的“私人司机”。在第三帝国末期他管理总理府地下车库的全部车辆，他还承担了一项为焚烧希特勒和刚刚成为他的妻子的新娘埃娃夫人的尸体提供汽油的任务。肯普卡是鲍曼的部下。他在法庭上称鲍曼为“我的间接上司。”
肯普卡和他的直接上司有专线联系。这在贴身司机和他们的主人之间是常有的事。由于这个原因鲍曼便算计起肯普卡来，这象算计所有未经他的允许而直接去见希特勒的人那样。另一方面，肯普卡也像鲍曼的所有下级一样，对这位全国领袖向他们发号施令时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慨。
肯普卡在回答贝戈尔德提出的问题时谈到，1945 年5 月1 日至2 日夜间，
他从总理府突围出来时在魏登达姆桥边如何遇见鲍曼，以及他们的另外一些从希特勒地下避弹室逃出来的人如何企图在德国坦克的保护下突破封锁线等细节。鲍曼当时走在第一辆坦克的旁边。
“坦克恰好在鲍曼经过的地方爆炸了。”贝戈尔德问：“您此时看到马丁·鲍曼在熊熊烈火中倒下去了吗？”当时，肯普卡已被喷射的火焰刺得睁不开眼并被爆炸声震昏了片刻，他回忆起“那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天塌地陷。可以说一切都飞上了天一样”，并“肯定地认为鲍曼已由于强烈的爆炸而丧了命”。
这些证词并没有使法官们感到满意。他们寻根究底，想知道那次战斗的细节。他们问肯普卡，他是否同鲍曼谈到过最好走哪条路才能逃出柏林以及他本人是在什么地方被俘的。“在贝希特斯加登。”——他回答说。什么时候？“1945 年夏。”这次审问的结果也没有达到贝戈尔德预期的目的。肯普卡作证说，如果身穿党卫队副总指挥制服即将军制服的鲍曼死在魏登达姆桥边，那么这具尸体在次日早晨一定会引起苏联人的注意，如果他只是受了伤，那么苏联人会把他抓起来。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肯普卡也没有亲眼看见鲍曼死去。而另一方面，肯普卡成功地偷偷穿过了苏联的包围圈，甚至还逃到了巴伐利亚南部，并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既然希特勒的司机能这样做，为什么他的秘书就做不到呢？“我可以作证，希特勒已经死亡，”证人肯普卡向法庭担保说。而鲍曼呢？他没有回答。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然后把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的一份宣誓声明交给了法庭。声明说，元首卫队队长、党卫队将军约翰·拉登贝尔曾向她报告过鲍曼死亡的消息。但是律师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有了肯普卡的供词，这份材料是一文不值的，因为这位拉登贝尔和鲍曼一样难以找到，而且也许同样逃之夭夭。
1946 年10 月1 日在纽伦堡宣读了判决书。三名被告被认为“在被控诉的问题上无罪”，并被释放出狱。七名被告被判处十年以上直至无期徒刑。约十二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鲍曼。他的判决书是由苏联的约拉·T·尼基钦科少将宣读的。
鲍曼被宣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而指控他犯有反和平罪的罪名被取消了。
判决书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鲍曼知道希特勒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他只是在当上了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后，也就是说，在1941 年5 月鲁道夫·赫斯逃往英国、希特勒已决定进攻苏联后，他才跻身于元首之幕僚之列。
在这一点上，法庭犯了一个于被告有利的错误。但这对一个只要被纽伦堡军事法庭的人捉住就要被送上绞架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946 年1O月15 日清晨，开始执行死刑判决。这时十二个犯人中只有十个被交给了行刑队。另外两名犯人，一个（戈林）在夜间服毒自杀；另一个鲍曼下落不明。
然而，此时无论法庭还是辩护人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曾亲眼看见马丁·鲍曼怎样死去，甚至是在距他很近的地方看到的。在盎格鲁—拉克逊的谍报机关里，有一份与这个案情有关的审讯记录，上面印有“绝密”的字样，因此它被锁在保险柜里。阅读这些材料时，就像亲身经历一次奇遇一样。
1945 年10 月下旬，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场大雪，把一群年轻人从高山上的一间茅屋里驱赶到巴伐利亚群山之间。这些年青人过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在门敏根，他们装扮成美国人。为首的是一个在半年前还是希特勒
青年团里级别最高的人：全国青年领袖、三十五岁的阿图尔·阿克斯曼。有些年育的纳粹党员曾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继承人。
在刚一开始进攻苏联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时，他是元首地下避弹室里与希特勒较为亲密的随从，他和其他人一起从那里向外突围，在魏登达姆桥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也在场。
他向审讯者们——其中也有休·R·特雷弗一罗珀少校（他原来的职务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供认，战斗结束后，他先是同鲍曼以及另外几个从总理府逃出来的人一起继续往前跑，——但是，这伙人不久就分散了，——后来他在勒特尔车站附近的一座天桥上看到两具尸体。他认出一个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施姆费格尔，另一个人是马丁·鲍曼。
关于阿克斯曼的这份报告以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也许人们要问，这些谍报人员出于什么动机要暂时封锁有关鲍曼的最新消息呢？在特雷弗—罗珀写给他的同事们的一些信里可以找到某种解释。首先是肯普卡叙述情节与阿克斯曼所说的有相互矛盾之处。谁说错了？或者谁在撒谎？也许他俩的话都不可信。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因为蓄意进行欺骗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再去寻找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两个人都坚持说他们决不是鲍曼的朋友，这使他们的证词难以使人相信，因为如果要共同对付占领国的话，这些“老战士”应该把他们私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置之脑后。
谁编造了鲍曼的下场的假话，谁都根本得不到信任。这两人都是证明希特勒已经死亡、他的尸体已化为灰烬的重要证人。他们的证词中哪些是真实的呢？
苏联人证实，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一位病理学家写了一份详细的鉴定。他在鉴定中确认，元首天生只有一个睾丸。美国情报机关知道，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希特勒的一位私人医生奥多尔·莫尔（他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残废人）就关在他们的一所拘留营里。美国人当然已向他详细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法庭现在宣布鲍曼已经死亡，然而过不多久他又重新出现，那么德国人中那些冥顽不化的纳粹分子至少会这样猜测：鉴于有关希特勒的尸体一事众说纷纭，也许元首还活着。自然一个复活的鲍曼也会动摇人们对情报机关的工作的信任。
特雷弗一罗珀在他那本二十多年后仍然是唯一的一本资料性著作《希特勒的末日》中写道，阿克斯曼的证词在纽论堡“虽然可供参考，但显然并未引起人民的重视”。在文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当时由于鲍曼下落不明使得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在积极进行调查。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下述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为什么那些肯定在密切注视着审判过程的谍报工作人员对阿克斯曼的证词只字不提？特雷弗一罗珀显然早已认为这个证词是真实的。纽伦堡审判过去几年以后他写道，这种说法“除时间上偶有差错外..已准确地得到了证实”。
法庭在判决书中对贝戈尔德间接予以表扬。
尼基钦科少将宣读判决书。他说：“不得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鲍曼的辩护人，对驳斥这份（关于鲍曼的罪行的）证明材料已无能为力，——从这些有鲍曼签字的文件上就不难看出，——即使被告在场，辩护人也无法驳倒它..辩护人说，鲍曼已经死亡..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确已死亡，因此法庭决定，..对鲍曼进行缺席判决。”
如果他重新露面，而且有可以减轻他的罪行的理由，那么判决还可以修
改。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多少得到些安慰。因为当他在法庭上抱怨“最高公诉当局不再支持”他证明鲍曼已经死亡所作的努力时，他曾预料，“就这样结束，今后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会层出不穷”。至今，已经有一些假鲍曼写信给他进行招摇撞骗了。
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在全世界大约发现了四十八个所谓的“鲍曼”，这些鲍曼的故事越来越带有神奇的色彩。这很像苏格兰的尼斯湖怪兽，只要有人对它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揭开一层虚假或欺骗的迷雾。有关这些以后还要谈到。
但是，在谈及其他问题之前，必须弄清，这个马丁·鲍曼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怎样扶摇巅上，在几年之内成为欧洲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的？为什么认识他的人寥寥无几？为什么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仇恨他？他们对他的恶劣品质感到愤慨。但是，谁要是能从“无名的冲锋队员”（这是纳粹分子对他们的一般成员的美称）一跃而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那他也必定具备某些“才能”和“德行”。
在纽伦堡审判战犯期间，当对杀害几百万犹太人一案进行审理时，纳粹政权的最后一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供称：“干这件事的人现在全都死了，他们是希特勒、希姆莱、鲍曼、海德里希、艾希曼。”他误以为艾希曼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在列举名字的时候忘记了诡计多端的主犯之一戈培尔。这些人都分别扮演各自的角色，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操纵杀人机器的开关；戈培尔装出狂热的样子一再煽动恐怖暴行；希特勒作为真正的发动机，以谈话的方式向他的党内同志发出秘密处决命令，而自己却不承担杀人犯的罪名。
鲍曼所扮演的角色最好还是用一件事实来说明。这件事发生在1940 年的最后几个月。汉斯·弗兰克总督被召进总理府述职，汇报已被确定为犹太人放逐地的波兰占领区的情况。谈话时鲍曼自然在座，东普鲁士大区领袖科赫和维也纳大区领袖冯·希拉赫也被请来一同进餐。饭后，希特勒像平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他的客人们则装出一副忠实信徒的样子，阿谀奉承地对主人的高谈阔论频频点头称是。鲍曼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作记录。他在一份详细的谈话纪要里记下了这次席间谈话的主要内容。
弗兰克吹嘘说，波兰的许多地区，包括他的官邸所在的克拉科夫在内，几乎已将犹太人全部肃清。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被赶进隔离区。然而，他却竭力反对过于匆忙地把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送到他那里去，否则犹太人隔离区将面临人口过密的危险。倘若要把波兰的几个县并入德国版图，那么，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就更少了。但科赫坚持要把居住在他的辖区内的犹太人和波兰人遣送出境。冯·希拉赫也要求说，必须把还居住在维也纳的六万犹太人送往督辖区。
一丝不苟的记录人鲍曼没有忘记会后要把这次谈到的具体事项变成实际行动，几天以后，他提醒希特勒别忘了维也纳的犹太人，以此唤起后者早已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宣布的、从青年时代就产生的对犹太人仇恨。希特勒的决定很简短：“由于维也纳住房紧张”，应“加快速度，即在战争还在进行期间把仍居住在维也纳大区的六万犹太人遣送到总督辖区去。”鲍曼将这一决定写信通知拉默斯。拉默斯再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冯·希拉赫。按照官方规定的途径，他同样要把这道命令传达给党卫队和警察局头子们。从当时的
形势来看，对期限的规定——信的落款日期是1940 年12 月3 日——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估计第二年就能取得胜利的和平。因此，上述命令的后面还加了一句话：“遣送一事”应“于明年年初着手进行”。
在这次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多半同其他人一起签署），向党和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搬弄是非的人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在这一行动中他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独创精神。他看起来远远不像在顽固地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那样卖力气。在希特勒看来，他是一个理想的替身，在这个替身的掩护下，自己可以在世人和后代面前把自己突出表现在犹太人身上的杀人嗜好隐藏起来。鲍曼也为能充当这样的角色感到自豪。在希特勒的席间独白里，如果有几句反犹言论，鲍曼就添枝加叶地把它们变成一项指示。只要他够激进，他在这方面就绝不会因为积极而犯错误。这对他来说是令人鼓舞的。
他能把小小的不满变成一次全国性行动的事实，就颇能说明他的这一特点。他肯定没想到，历来受到那些炫耀德国国粹的人推崇的花体字——书写体和印刷体——可能是犹太人发明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提出这样说法时，负责出版事业的全国领袖马克斯·阿曼和受纳粹党出版总社控制的技术企业的老板、及“印刷厂主阿道夫·米勒先生”于1941 年1 月初被召往上萨尔茨山。希特勒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旧体字，即古罗马字今后应被视为通用的字体。”犹太人发明的施瓦巴赫字，——鲍曼在通函里宣布说，——在学校和印刷厂，在街道路标上和文件里，总之，在一切地方都必须尽快予以废除。为了办这件事而浪费的人力和物力，使那些负责军工生产的人感到震惊。
公诉人在纽伦堡指控缺席受审的鲍曼从1941 年起，也就是自赫斯驾机出逃后，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几乎全部反犹法律。然而，法庭并未调查，除了属于职权范围内的签字以外；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比如，在新扩张的德国领土内实行的种族法，或者没收已迁走的犹太人的财产的法令。尽管他或者他手下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国务秘书克洛普费尔一直参与了法律宗旨的确定和条文起草，但他和他的全权代表们的行为中引人注目的东西与其说是阴险狡诈，不如说是官僚者的老奸巨滑。凭着这一点，他们把他们的惨无人道的法律之网上的最小的漏洞也给堵死了。
克洛普费尔参加了1942 年1 月20 日召开的所谓万湖会议。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出风头。这次会议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制定了消灭犹太人的方案。鲍曼留在“狼穴”，尽管那些天他在那里无事可干。然而统帅希特勒却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挫败苏联红军想突破德方因严寒和撤退而受到削弱的中部战线的企图。因此，他没有时间过问其他事情。鲍曼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柏林，然后直奔上萨尔茨山。我们从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知道这些决定，却想把决定的贯彻执行让给希姆莱和他手下的人。
即使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的那段时间里，他在反犹活动方面基本上也没有超过党的领导人照例应达到的程度。他要求大区领袖们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如果他们“不立即遵守某些规定的话”。这个作法同样适用于某个“雅利安人”。此外，鲍曼还负责监督下述规定的执行：从1941 年9 月5 日起，德国境内的全部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内，在公开场面
露面时必须佩戴黄色犹太教六芒星。几年前他就建议过要犹太人戴类似标志。当然现在这不再是他个人的创造了。同他在其他方面始终干劲十足不一样，他在迫害犹太人方面大概有数月之久裹足不前。此刻是他已经知道了希特勒的决定，还是他比其他所有干部都要早地获得了“最终解决”的计划，因此认为自己已经不屑过问细枝未节了？无疑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设想的。
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记下了希特勒1941 年2 月2 日在总理府当着鲍曼、施佩尔和凯特尔的面进行的谈话。希特勒预言道，战争结束后德国再不会有犹太人了。如何处置他们，他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而且外交部还为此提出过把所有犹太人运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去的计划。但目前在战争期间这是不可能的。希特勒不无疑虑地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犹太人。他说：“要是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安置几百万犹太人就好了，当然根本不会有这么大地方。”这段时间希特勒再也不说移民和东方的永久性定居点了。鲍曼知道，海德里希正准备遣送事宜，而且从1941 年10月起就付诸实施了。就是说，还是在万湖会议之前几个月就开始送了。起初说是到东方集中路过那里。但鲍曼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悉，东方将是犹太人的最后一站，是他们的生命的终点站。他一直呆在他的元首身边，因此，每当希特勒在同他私下交谈中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取舍时，他也许在希特勒作出杀人决定方面起了催化作用。
1942 年1 月20 日举行的万湖会议，作出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去劳动的决定。在劳动中“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减员而死亡”。剩下来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因为这些人“一旦获释将会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力量”。尽管警察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牺牲品带走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竭力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放逐行动还是瞒不过德国人民的眼睛。五月中旬，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进午餐时对“所谓的市民阶层..现在为被送往东方的犹太人流鳄鱼眼泪”怒不可遏。此外，从东方回国休假的人也透露了他们在东方的见闻。据说，犹太人在那里遭到了有计划的屠杀。
因此，到了1942 年10 月，鲍曼觉得有必要给大区党部定一个——尽管是拐弯抹角的——表态的调子。必须提醒人民群众回忆一下在犹太人和日尔曼人之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如果说犹太人现在被关进集中营而且必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时对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只能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他绕了许多圈子以后终于用最后一句话，用纳粹语言中通用的行话暗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就这一点来说，这封信泄露了天机。
鲍曼继续随大流。1942 年10 月他让在此期间取代达勒而爬上了粮食部长宝座的赫尔伯特·巴克明显地减少了犹太人凭供应卡购买的定量食品。然而这一措施也并非他的发明。在一个月以前，戈培尔就已经切断了柏林犹太人的一切配给品供应，并禁止他们饲养家畜和做“雅利安”理发师的工作。
与之相反，鲍曼却始终以刻板的谨慎态度关心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军人可以获得娶同犹太人结过婚的妇女为妻的特许。鲍曼向希特勒报告了这一情况。于是党组织便从一封通函里得知希特勒的决定：“同犹太人结婚的德国女人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种族本能，因而她们今后同军人结婚的问题将不予考虑。”
有人向鲍曼报告说，在审查希特勒的女厨师的家庭出身时，发现她有一
位祖母是犹太人。真是咄咄怪事。因为希特勒常常称赞这个女人的烹调技术，有时甚至请她共进晚餐。大家心里明白，一个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女人是不许呆在元首身边的。然而，当鲍曼向希特勒报告这一情况时，后者却怕辞退这位女厨师。管家鲍曼便出面寄给这位正在休假的女厨师一封解雇信。但这又不合希特勒的心意，他不愿失去他那可口的菜汤。因而又撤销了解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