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周围的工作人员中，马丁·鲍曼似乎是唯一能预料到事态发展趋势并图谋潜逃的人。
狡猾、令人难以捉摸的鲍曼是纳粹党内的实权人物。从1928 年纳粹取得政权前五年开始，他便成为国社党的专职官员，并在党内担任过各级领导职务，鲍曼原是鲁道夫·赫斯的副手。1941 年当后者前往英国谈判无法实现的和平时，鲍曼便取代了他。从此，他便顺利地步步高升，反而招致许多人的嫉恨。然而，他始终是胜利者。此人外貌不扬，有着一副呆板而无精打采的面孔和一双伪善的眼睛。检察长弗里茨·鲍尔说他长着：“一副典型的啤酒鬼面孔”。
但这位啤酒鬼善于玩弄权术，逢人便吹嘘他的风流韵事。他像狐狸一样狡猾，像蛇蝎一样狠毒。那些自以为能愚弄他的人到后来到都后悔莫及！从1942 年开始，他便成为纳粹党的真正领袖。希特勒疾病缠身，又因吸毒而衰弱不堪，因而听任他为所欲为。鲍曼参加各种会议，到处插手，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与其他国社党领导人相反，鲍曼对长篇大论毫无兴趣，他对风行于党卫军内的那种颇为神秘的思想观念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唯一关心的是功名和成就；他的唯一欲望是成为新帝国的主宰。
不久，帝国再没有人反对他了，他得到戈培尔的支持。他对这位宣传家的才干敬佩不已。卡尔登勃鲁纳1942 年接替海德里希担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长后便投到鲍曼的门下，后者使他可以不通过希姆菜直接晋见希特勒。希姆莱为支付自己及情妇赫德威克的开支挪用了8 万马克党的活动经费，这就为鲍
曼留了控制他的把柄。此后，在担任集团军司令时遭到失败以及所领导的武装党卫军在各个战场上的溃败，使希姆莱的威信扫地，权力频于崩溃。
卡尔登勃鲁纳了解鲍曼的“逃跑计划”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这位帝国长官决意不使自己成为帝国的陪葬。1941 年他对他的妻子格塔说：“即使红军和财阀们打进柏林，他们也不可能抓到我。”
在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帮助下，他周密地制定了自己的逃跑计划。那个神秘的人物虽鲜为人知，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就是瓦尔特·罗夫。
不管怎样，从这时起，瓦尔特·罗夫就与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武装部队在突尼斯遭到第一次失败至1943 年8 月，他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竟在希特勒大本营八次被鲍曼接见！
1943 年秋，罗夫成为保安处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这一职务也是鲍曼为他谋得的。这时，他居住在米兰，在雷吉娜饭店租了一套不太宽敞的房间。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由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和挺进，法西斯各机关一片混乱。有的人开小差；信函被错送；车队时常迷路。在半岛上仍然忠于“领袖”的地区，安全机关已几乎完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也就是说完全为罗夫所控制。
正是在这一片混乱的气氛中，瓦尔特·罗夫小心翼翼地根据指令开辟着勃洛克道夫所说的“罗马之路”——逃亡分子最重要的潜逃路线。
到达意大利后，罗夫经常去罗马。有时他整天呆在阿罗伊斯·休达神甫的寓所里。休达是意大利半岛上德国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情者。
“我的神甫，”罗夫恳求道：“您手下有几百名信徒。请您为他们的命运想想啊！如果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该怎么办呢？”
“帝国面临危险吗？”神甫惊讶地问道。
“最好是早作安排！”罗夫以不肯定的语调说。
罗夫通过休达神甫的引见与几个有权出入于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取得联系。他会见方济会修士、耶稣会会士、克罗地亚神甫及修道会会长。他逢人就说：“共产党还很强大..战争的结局尚难预料..教皇对纳粹暴行的通谕是一次可悲的误会。”
他试探人心，盘算着对策，处处对国社党作出表示真诚的保证。他的游说收到一些成效。某些高级教士和修道士对之表示同情，并答应在“主管人”面前为其说情。这样，罗夫在几个月内便建立了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日内斯到巴里的真正的逃亡联络网。鲍曼每天听取情况汇报。
1945 年初，罗夫有幸掌握一批法西斯党的档案。从罗马撤退时，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委托德国人将这批档案运往米兰。法西斯委员会的官员未能根据墨索里尼的要求对这些档案进行分选。罗夫代他们进行了这项工作。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些档案是怎样使他如同年前在突尼斯进行的奇怪的谈判那样又一次取得了谈判的成功。
鲍曼并非无所事事。他让罗夫组织“逃命之路”，自己则全力筹集资金，以应付失败以后的局面。
他抱着这一目的与大工业人士和企业主们进行了接触。鲍曼知道，这些人已经看到这艘帝国之船即将沉没，他们再也没有热情帮助它重新浮起来。然而，他还是试图去说服他们。
第一次会议是1944年7月2日在柏林市郊沃特利茨湖边的希瓦尔茨飞机
螺旋桨制造商家里召开的。党卫军中央经济管理处的三名高级官员如该处处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上将，也出席了会议。鲍曼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他强调指出，无论局势发展如何，必须保存德国的经济打击力量。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第二天，当他再一次赴会时，罗夫被美国巡逻队拘捕，并被关进圣·维多尔监狱。但一位神甫设法将他转移到米兰军队医院，后来又送到格迪集中营。在那里，他与吕沃米不期而遇。后者使罗夫获释，并告诉他谈判已达成协议。于是，档案一份份交出。据此，意大利游击队进行了一次清洗。由于罗夫提供了材料，米兰特工的镇压行动进行得非常迅速。
形势的发展不乏微妙之处：在停战协定缔结以后，保安处的一名高级军官还在教会的支持下在米兰组织逃亡活动！
然而，罗夫并不自由自在。共产党对他存有戒心；与他接触的天主教高级教士力图从他那儿觅取情报。不过折衷的办法总是存在的。罗夫一方面向教会提供情报，一方面向游击队提供档案。他终于使十几名保安处成员从格迪集中营获释。他还保护一些平民先后从克里斯托福罗和卡斯特尔索拉罗镇转移到米兰郊区。当休达神甫让他去日内斯会见红衣主教希札时，往返旅途都得到游击队的保护。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安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潜入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惯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这位前保安处官员有一个亲密的合作者：克鲁诺斯拉夫·德拉加诺维奇神甫。神甫仪表堂堂，脸色红润，噪音沙哑。
德拉加诺维奇出生于波斯尼亚。他曾是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政治统一的狂热支持者。1938 年后，他与“乌斯塔什”首领，著名的安特·帕夫里奇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 年南斯拉夫失败以后，帕夫里奇从意大利返回南斯拉夫建立克罗地亚傀儡政府。德拉加诺维奇遂应聘为爱格兰大学的神学教授。而他的一位密友、第三帝国的狂热崇拜者拉多斯拉夫·格拉瓦则成为帕夫里奇的心腹。
战争期间，德拉加诺维奇不遗余力，四处活动。他为强迫数千名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接受洗礼（这些改宗的教徒洗礼后，有的被立即枪杀）奠定了法律基础。然而，他似乎不赞成帕夫里奇的克罗地亚人把这种特殊的“改宗”变成他们施行暴力的机会。
1943 年，德拉加诺维奇以克罗地亚国家驻梵蒂冈的官方代表身份回到意大利。从各方面说来，这一职位是十分重要的。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瓦尔特·罗夫。两人在伊利里亚·圣·耶罗姆教会所在地维亚多玛塞里长谈了数小时，两人一见如故。
“为了阻挡魔鬼的道路。”神甫说，“我要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联盟！”
德拉加诺维奇想必是在法西斯垮台之后与希特勒的叛逆者结成了联盟。1945 年大批逃亡分子向他投奔而来：帕夫里奇的“乌斯塔什”分子、流亡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但是，他那过分显露的活动，不久便引起了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后者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离开维亚多玛塞里。
不久，红衣主教希礼把他派到日内斯。之后，逃亡分子便络绎不绝地来到他的办事处。他们中不但有逃亡的南斯拉夫人，还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党徒。德拉加诺维奇办事处在罗夫逃亡网和美国天主教难民组织的资助下，使大批“有问题”的人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零花钱和通行证逃往国外。
1950 年，日内斯办事处被关闭。德拉加诺维奇回到罗马教会。因处境日益困难，他仅在那里隐居了几年。当教皇十八世着手改善罗马教皇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时，德拉加诺维奇不得不自行引退，从此再也没有跨进梵蒂冈的大门。
德拉加诺维奇禀性凶残、刻毒，他至死还与原“乌斯塔什”分子和反对铁托的地下反对派勾结在一起。1967 年，当他参观喀斯特山洞（1945 年1月帕夫里奇支持者在此被处死）时，南斯拉夫情报机关派人绑架了他。从此，他便销声匿迹了。
1946 年年底，瓦尔特·罗夫在米兰的助手中有一个26 岁的青年，此人就是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施伦堡的合作者狄特匀·凯斯登。他的惊险经历充分展现了逃亡网的活动。
凯斯登是在纳粹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当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他除了他的党内同志外，别无其他朋友。纳粹主义是他的唯一信条。在马林堡全国政治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希特勒青年团中央工作。1940 年赴前线参战，成为第十帝国团的著名勇士。他三次受伤，因而获得伤员勋章和德意志金质勋章。
当帝国濒临崩溃之际，他在柏林指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加强营。他是该营唯一的幸存者。凯斯登当时藏在沙森瓦尔德大街一栋大楼的废墟里。起初他想投降，但耳闻的各种消息使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月飞行起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年此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12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大部人决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了此地。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
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
“不要无礼！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原来，“逃亡网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东的。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
“怎么啦？”
“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护照！”
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 年12 月23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根据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4 月30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元首已经死了，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鲍曼修订了自己的计划。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只有从北方才能出逃。发给邓尼茨的电报显然是他借以潜逃的一个借口。
5 月1 日这一天，鲍曼命令武装部队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向苏联人提出最高统帅部投降的要求，但以保证战败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这一要求后来遭到拒绝）。他还要求党卫军头头解散“狼人”组织的所有抵抗小组。接着，他穿上一套陆军制服和一件深色皮外衣，走向地下避弹室。
纽伦堡审讯时，他的女秘书埃尔斯·克鲁克尔说：“当帝国长官正准备逃跑时，我见到了他。他最转身对我这样说：“‘好吧，再见了！’”
晚上10 点钟左右，一小组人离开了总理府。他们是马丁·鲍曼、埃里希·肯普卡、希特勒青年团团长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四个人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后，到达维登塔梅尔桥。阿克斯曼认为只要德军的装甲车行动灵活，是能够冲破苏军坦克封锁线的。但实际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一辆掩护他们前进的装甲车被反坦克火箭弹击中，爆炸了。由此，人们对鲍曼的下落便众说纷纭。
1946 年7 月3 日，肯普卡断言：“鲍曼肯定在那辆先头坦克爆炸中被炸死了。我认为他当场就已死去。”希特勒的座机驾驶员汉斯·保尔（1962 年11 月16 日被审问）以及阿图尔·阿克斯曼都持同样的看法。但他们的具体陈述则毫无一致之处。
人们以为已死去的前宣传部国务秘书威尔纳·诺曼1950 年在迪塞尔多夫露面。他持相反的看法：“鲍曼当时安全地逃出了柏林。”
当时，坦克爆炸时，诺曼刚刚追上鲍曼、斯坦普弗格和肯普卡。他们知道这里苏军的防守十分严密，难以突破，便决定朝另一个方向逃去。这个小组开始时向施普雷河方向进发，接着沿铁道一直走到勒尔特车站。但车站已
被苏联人占领。双方交火，但无一人受伤。于是，大家决定分手。鲍曼和斯坦普弗格大夫以及其他两名在途中相遇的军官结伴而行。阿克斯曼自个儿走了。威尔纳·诺曼也独自一人离去。
不一会，阿克斯曼又被迫折回。当时，在离因瓦里登大街不远处的铁轨旁，横着两具尸体，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马丁·鲍曼和斯坦普弗格。”阿克斯曼后来在法庭上说，“他们的脸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仰躺着。我摸了一下鲍曼，他没有反应，呼吸也停止了。但我既没有看到伤口，也没有看到血。枪声还在响，我只得离去。”
其他见证人证明，鲍曼被埋在离那里不远的莫比特老区市场。1964 年根据西柏林市长的命令，在现场进行挖掘。什么也没有发现。
1952 年，一个叫佩尔特·弗朗兹·古邦斯基的人向因斯布鲁克的警察当局报告：1945 年12 月12 日，我把鲍曼从巴伐利亚的赖兴哈尔送到意大利边界。当时我没有辨认出是他，因为他蓄着小胡子。
阿图尔·阿克斯曼可能是弄错了。诺曼的说法符合实情。威纳尔·勃洛克道夫等几位作家的解释及我们获得的材料与一般看法相似：这只狡猾的狐狸确确实实逃走了！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撤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 月2 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德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逻部队。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海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 月12 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 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无清晨。四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 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四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 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 年4 月，鲍曼决定会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 月4 日，鲍曼来到日内瓦。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着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甫的寓所。后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 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1951 年6 月，这位前帝国长官离开了意大利，和四个克罗地亚人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轮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只在那里逗留几天，小心翼翼，竭力回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国侨民领袖。只有极少数几个知道他来到阿根廷。他们在靠近智利边境的巴利罗切西部为他买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后，鲍曼才恢复与罗夫的接触。1952 年夏天，罗夫陪同鲍曼去巴塔戈尼亚作过短期旅行。
同年，他离开巴利罗切，在巴西和马拉圭接壤地区购买了一处更舒适更安全的寓所。这时，在欧洲又开始流传有关鲍曼逃亡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鲍曼让人在当地德国侨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还让他的朋友在离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村举行了一次假安葬仪式。1960 年，根据彼恩当局的要求进行了挖掘，开墓后查证。死者是一个几年前死去的名叫霍尔蒙西亚的巴拉圭公民。
从此便流传着种种关于鲍曼行踪的传闻。有人说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见过他，有人说在西南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带丛林中见到过他。但每次搜查都一无所获。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几年来，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人员多次向他“透露”鲍曼的藏匿处。他说，这些报告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鲍曼隐居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罗切和瓦尔的维亚之间有一个“禁区”，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鲍曼居住在某地的证据，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4小时后，我就会失踪。”他写道。
1962 年5 月，一位维森塔尔的合作者与帝国长官的前女管家保拉·里埃格莱取得联系。女管家始终跟随鲍曼的妻子，直至后者于1945 年逝去。她说：“我肯定他还活着。”
勃洛克道夫认为，马丁·鲍曼1967 年还隐居在上巴拉那。“除极少数人外（其中包括门格勒博士），他几乎不与当地的其他任何德国人接触。1955年以后，他甚至再也没有见过罗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围垦荒种地的人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佛来米人和荷兰人。这支‘农民军’负责他的安全。”
鲍曼可能在着手撰写国社党从掌握政权直至崩溃的历史。他放弃了建立秘密纳粹党的计划。但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 岁的米兰少女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 年3 月6 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四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般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茨将军麾下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