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将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在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1947 年11 月30 日，阿拉伯联盟宣布反对建立犹太国。从谋杀发展到小规模冲突，最后战争终于爆发了，自英国人撤退后，八万阿拉伯人（其中四万埃及人，二万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叙利亚人）与五万耶路撤冷穆夫提国民警卫队的巴勒斯坦人联合发起全面进攻。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成了叙利亚军人的教官。他们驻守在南部边界豪兰以西的德拉，时刻注视着冲突的发展。
但是，复仇失败了。1948 年5 月14 日犹太复活节，在英国托管期满之前，戴维·本·古里荣宣布以色列国独立。
1949 年初，凯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电报：
盟国搜查纳粹罪犯委员会告知英国最高指挥部，叙利亚部队里雇有前纳粹军官。已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估计大马士革政府将屈从于压力。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释。
在瑞士和奥地利，几名偷越国境分子受到盟军的追捕。美国谍报部门在发现了阿尔斯山中的不正常来往后，便以为是前“狼人”组织成员试图重新建立“阿尔卑斯山巢穴”。他们采取了监视、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组织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鲍曼到达卡斯托尔索拉罗时，形势十分紧张。然而“逃亡网”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动。这时，罗夫认为继续活动将得不偿失。他负责护送过境的最后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数不多，因而已安全脱离危险区。可是他本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他于12 月20 日发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几个可靠的人在米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维亚德拉尼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出。
此外，随着法制的恢复，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过去的那种势力。因此罗夫认为还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档案交给休达神甫为好。休达给他弄到一本护照及教皇慈善组织的各种怔件。这位前保安处军官于1 月9 日离开意大利，乘船前往丹吉尔。
1945 年5 至6 月间，德国中央保安局驻丹吉尔的行动小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东，其他人则成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俘虏，还有五六个人与罗夫保持着联系。根据罗夫的意见，他们隐藏在当地并与哈迪勃博士取得联系。后者开始在西属摩洛哥组建一支军队。他住在“非洲”饭店，罗夫曾几次汇款资助他。
当时，原属于勃兰特堡师（谍报局作战部队）和保安处的50 多名西班牙军团的士兵和士官获得得上安西班牙总督的恩准，得以参加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军。其他人则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哈迪勃博士成了这伙“老纳粹分子”的首领。凯斯登根据他在“叙利亚的经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里弗军”中的德国人负有特殊使命：监督和控制兵员征集，组织破坏别动队（居住在摩洛哥的法国人曾深受其害）。他们还在行萨拉建立了教育训练中心。丹吉尔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地位遂于1956 年6 月被取消。
摩洛哥独立后，又出现一个纳粹分子逃往南美的新的移民势潮。一部分原谍报局和勃兰特堡师成员被阿拉伯世界所吸引，越过阿尔及利亚边界，投靠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为其效劳。
负责“里弗军”和阿拉伯联盟之间联络的狄特尔·凯斯登，1955 年得知德国判处他的20 年徒刑刚刚减刑。不久，他便回到联邦德国。第二次审判后，他受到缓刑判决。后来，他可能又以记者身份重返摩洛哥。现在他住在汉堡。他的冒险生涯就此结束。
瓦尔特·罗夫没有在丹吉尔久留。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政治和财务方面的事宜。在与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后，他于1949 年10 月去了南美。
他首先抵达厄瓜多尔，尔后去玻利维亚，最后在智利阿雷纳斯角地区的麦哲伦定居。他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铅矿上。罗夫与另一个著名的逃亡分子约瑟夫·门格勒常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一个狩猎区会晤。
马丁·鲍曼的生死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战地记者约亨·朗格的发现，可以算作一种有证据的解释。
朗格写道：
1945 年5 月1 日，在马丁·鲍曼丧命前几小时，我才知道有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全国领袖。他是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我才十九岁，当战地记者受了伤，因此在健康恢复之前被安排在柏林广播电台当新闻记者。不久希特勒下台了，邓尼茨作为他的接班人，就任德国总统。总理府离广播大厦虽然近在咫尺，但总理府年发生的事件，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那些日子里广播大厦有一个战斗指挥官，当我们考虑战争是否还在继续进行时，他教训我们说：“根本谈不到结束战争。元首已另有良策。我们现在可以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谈判，并联合起来共同向莫斯科进军。”这个前景鼓舞不了任何人。
鲍曼这个名字使大家惊讶。一个柏林人问道：“呢，什么？难道将军们全都同希特勒一起下台了？谁是鲍曼？”德国妇女会长指教我们说：“他是元首秘书，是元首最信得过的人。”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觉得非常奇怪：偏偏是一位秘书将带领我们参加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鲍曼这个名字。
就我今天所知，这位秘书并没带领我们去参加战斗。我侥幸从柏林逃出来了，并于1945 年来到纽伦堡。在对还活着的高级纳粹党人的审判刚刚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采访了被宣告无罪、并刚刚获释的宣传部长在广播电台的得力助手汉斯·弗里切。从他的口中，我第二次听到了鲍曼的名字。弗里切向我讲述了一段插曲——他在1945 年5 月1 日晚要求鲍曼解散“狼人”的经过情形。我惊奇地问，这位陌生人哪来这么多权力？弗里切说：“可以说，他的权力比希特勒还多。”他当即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奥格斯堡一家印刷厂老板的妻子是半个犹太人，她应该和这个家庭分开，并被送到东方去。为了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弗里切找到鲍曼，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把这个女人弄走，会在印刷厂里引起巨大骚动，因为她深受工人们的喜爱。弗里切建议，等到战争胜利结束后，再把她送走。鲍曼表示同意，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行字，禁止把这个女人弄走。
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的人物，已成为“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他像传说中的“会飞的荷兰人”一样，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1945 年7 月，作家海因里希·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车上发现了他；
1947 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1950 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洛哥发现了他；
1951 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1952 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1959 年柏林地方法院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焦土政策”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了侦缉。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黑森州政府悬赏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深信：无风不起浪。1960 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在审讯他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1964 年1 月，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向《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包围的柏林。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明星》杂志的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曼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肯定不是在南美，”我说，“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他指给我看，他发现鲍曼和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两人躺在天桥上的地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生气了，——他故意没有说死亡，——因为“我不是医生”。他准确地叙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阿克斯曼对这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认错人。我也相信他不会撒谎，不会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免得有人继续追捕他。因为他们两人是死对头。我暗自思忖：
如果这个天桥上果真出现过两具死尸，那么，必定有人要把它们抬走。在柏林有一个机构，名称叫做“前德国武装部队阵亡将士遗属通知服务处”。当我找到它时，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热情地帮助我。该服务处没有关于鲍曼的记载，但是，大概有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号邮局（勒尔特车站）局长1945 年8 月14 日致格尔特鲁德·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的信的抄件（加盖了公章证明无误）。霍恩吕兴，疗养所，挂号，随信还附有十一张照片。信的内容如下：
“非常尊敬的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今年5 月8 日本局工作人员在横跨残废人大街的天桥发现了一具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倒下的一名战士的尸体。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由于我们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这个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时对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于五月八日同其他几个战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区残废人大街六十三号阿尔彭村（前全回展览馆公园）的墓地。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遗像将立即给您寄去..”
负责寄送邮包的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了。还有人说，有四个邮局职员曾被叫去挖坑埋尸。其中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的名字叫阿尔贝特·克鲁姆诺夫，他把我领到躺过死尸的那个地方，这也正是阿克斯曼发现死尸的地方。不过在那些天他们身上的财物已被抢劫一空了。克鲁姆诺夫告诉我，身材较高的那一个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内衣，另有个较胖的人，穿一件军灰色制服，但没有佩带军衔标志。他们穿的靴子被脱掉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一个红军战士的指示用担架把这两具尸体抬到附近的展览馆地区埋葬了。
通过这次谈话我还了解到，克鲁姆诺夫由于做了这些事已经受到法兰克福检察署委托的柏林警察局的讯问。显而易见，我是在同政府竞争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门对记者的传统的不信任态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这样做，因为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库尔特·沃尔特和我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组关于纳粹政权的《最后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关于鲍曼之死的材料。接着不久一位名叫赫尔贝特·赛德尔的柏林读者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1945 年5 月初他（当时十五岁）在勒尔特车站的货车上翻箱倒柜地找吃的东西的时候，曾经从残废人大街天桥上躺着的两具死尸旁边走过。他也像克鲁姆诺夫一样没有发现死者身上有任何伤痕。
我心想，要是还能找到那些当时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证件的人，那么也许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图姆普费格尔之外，鲍曼也死在这个地方。然而没有有关当局的协助，我再也无法前进了。
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首席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曾经调查过鲍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偏见的、乐于同人合作的律师，如果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查清案情的话。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后来当我由于工作而受人攻击、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他成了我的患难之交。但遗憾的是，他已看不到这篇报道了，因为他已于1977 年退休后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时地找到了他；检察官里希特决定在几天之内在克鲁姆诺夫指出的地方进行挖掘，寻找死者的遗体。这件事应悄悄进行，不让报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场，因为我的调查己深入到这一步了。但是当挖掘工作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在场的记者至少有四十人，他们都是这次挖掘的见证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新的建筑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使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在寻找埋葬地点时搞错了位置。七年后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遗体。
里希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发现的线索是对的。我们现在通力合作，我们决不放弃努力。他冲破检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个制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尔泽的证词告诉了我。这个工人曾在勒尔特车站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他也看到过那两具死尸。施特尔泽在他的证词中说，当时在这家工厂里工作的还有一个外籍工人——法国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是件战利品。有一位同事证明说，这个法国人从大衣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历本，根据日历本上的亲笔记载来看，它的主人是全国领袖鲍曼。
检察官里希特寻找这位同事——施特尔泽模糊地记得他的史字叫布鲁诺·弗希纳——的努力迄今毫无结果。当我下一次去柏林采访时，我首先查阅了柏林的电话簿。然而电话簿上登记的名字叫费希纳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对象。于是我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布鲁诺·弗希特迈耶尔的人，他就住在离发现尸体不远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厂附近，他证实说，他看见过鲍曼的日历本。他报告说，那家工厂的一名叫恩斯特·奥托的车间主任当时把那个小本装进口袋保存起来了。
现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个法国人——他的名字据说叫莫里斯或是与这大致差不多的别的什么名字——和向车间主任奥托打听日历本的下落。检察官里希特请求法国警方予以协助，但法国警方的寻找也毫无结果。《明星》杂志记者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找到了车间主任恩斯特·奥托的行踪；他离开了他在柏林的家，并同英格·施旺特一起迁往上述地点。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难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却知道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当时把那本记事本交给了他的父亲。她的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苏联人任命为柏林市中区的代理区长。父亲对她们说：“你们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为奖赏。”
恩斯特·奥托和英格·施旺特于1945 年夏天被一个苏联军官叫到卡尔斯霍斯特大本营去了。他们在那里被询问了两天，后来果然得到了有营养的奖品。莫斯科记者列甫·别苏缅斯基可以在他于1974 年出版的关于鲍曼的书里充分利用这本日记。
然而，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经得到了几页从这个日历本上抄下来的副件；这是民主德国司法当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让我把记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来，我在《明星》杂志的同事阿尔明·冯·曼尼科夫斯基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间出版的《鲍曼书信》上曾提到马丁的一位情妇，简称“M”。现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头发现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曼雅·贝伦斯，以及她在德累斯顿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她演出剧场的电话号码。
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大概已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天桥上的死者是马丁·鲍曼了。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在什么时候死去和怎样死去的。只是尸体还没有找到。然而，不论检察署还是《明星》杂志都无法把柏林的数千平方米宽的地区彻底翻个底朝天。不过柏林当局向我保证，一旦那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要破土动工的话，一定立即通知我。
1965 年11 月，《明星》杂志副总编辑罗尔夫·吉尔豪森作出决定：现在是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了。调查结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鲍曼死了》。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是一个传奇的结束，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对报告作者的“围攻”。有一位家住维也纳专门追捕纳粹分子的西蒙·维森塔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多次发现鲍曼的踪迹，他在一次记者执行会上宣布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明星》杂志是纳粹刊物，约亨·冯·朗格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他的企图只是在于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使之免遭追捕。约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顶头上司、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尔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杀犹太人而被处决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鲍曼在阿根廷潜伏下来了。鲍威尔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他指责我的调查报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尸体并没有找到。作为反诘，我要求他通缉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作为党卫队医生曾经用苏联战俘作实验。鲍威尔发火了：“那样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样清楚，此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尸体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驳倒所有的批评者，就必须找到鲍曼的尸体。然而到哪儿去找呢？
也许他的尸体像无数其他战死者一样在此期间已被移葬别处了。我的三位记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尔奈留斯·梅菲尔特和格尔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帮我寻找。我们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单，访问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国都传开了。有一次当我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新闻处办点事的时候，一位负责西德报刊的助理员问我，在进午餐的时候，是否愿意给他提供一个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文化人旅馆”品尝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您的工作会危及您的前程。鲍曼并没有死。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他住在南美，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我根本不想看他们的证据。
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
因为，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万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
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18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
“这就是说我们有钱了！”
“我考虑的不是钱。陶贝尔手中有一份能使我们获救的文件。”
这份文件就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所有治安分子的秘密名单，即全部“犹太人合作者”的名单。1943 年以后，很多人改邪归正，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波兰抵抗运动。将来他们或许会在社会上、甚至可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取得较高地位。“揭露”他们在占领初期的立场，对她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
1945 年2 月，维尔玛取得了这份文件。
红军迅速挺进，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门格勒和他的姘妇趁混乱之机，于2 月5 日下午跨出死营的大门。门格勒放弃了正在进行的试验，放弃了他的实验室和研究课题。他穿上破旧的衣服，很容易就使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逃亡的以色列人！
维尔玛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她不像其他逃亡分子那样向西或向北逃跑，而是迎着敌人向东南方向走去。到达第一站扎科巴奈后，门格勒和维尔玛自称是从奥斯威辛逃出的犹太人，于是受到波兰慈善组织的接待。
该城已被苏联人占领。经过4 年的战争，红军因他们过去所受的苦难而开始向战败进行清算。他们是以残酷的手段夺得胜利的。
两腮刮得净光、身躯高大的斯拉夫人，哥萨克骑兵，切尔卡塞蛤，成吉思汗时代装柬、赤脚、骑着枣红马的蒙古人，俄罗斯大草原和亚洲的游牧民潮涌般地向中欧进军。
1945 年8 月，门格勒和维尔玛到达布拉格。他们仍然装扮成犹太人。在布拉格郊区，一个名叫格鲁恩费尔德的人为他们搞到了国际难民组织提供的身份证，并告诉他们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10 月，两人进入奥地利，11月又抵达瑞士，这时他们已基本上脱离险境。
1946 年1 月，门格勒迁居苏黎世维尔玛的双亲战前购得的一座小旅舍，后来又平安地回到德国。
五年中，门格勒如同其他无辜的德国人一样，过着艰难但还处于平静的日子。他有时在贡茨堡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有时去慕尼黑。当时正值欧洲复苏的年代。生活用品奇缺，实行限量供给。人们到处用铁十字勋章和奖章交换军用饼干和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1950 年夏天，这位以残酷著称的学者去意大利作短期消遣旅行。他游览了贝加莫、佛罗伦萨和西西里岛。他有时也去苏黎世，可能是去会见维尔玛。人每次回来都带着大笔钱财。
直到1951 年才有人对他起诉。在此之前，门格勒的名字还未被列入盟国搜捕的人员的名单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手中拥有用以讹诈的文件是他基本上无需隐藏的原因。和正在逃跑中的其他纳粹分子的情形相反，一段时间后他才受到警察的通缉。所谓“门格勒之谜”就是在这几年形成的。
1951 年6 月门格勒博士从巴塞尔乘火车抵达马赛，接着搭船去阿根廷。
在布宜诺斯利斯，他接管了他父亲开办的农机厂——卡尔·门格勒—索恩公司。但他关心的不只是生意，他还在当地德国桥民中行医，为知名人士治病。通过他们，他第一次得知瓦尔特·罗夫组建的“罗马之路”。
三年后，即1954 年3 月，他正式向波恩法庭提出并获准与妻子离婚。离婚判决宣布后，他又重新结婚。有人说后妻是他的已在前线阵亡的哥哥卡尔的妻子，也有人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名叫马坦克塔·马丽娅·维尔的年轻犹太女子。
这个逃亡分子只是在1957 年才真正转入地下。虽然他掌握着得以保命的材料，但在第一次审理集中营案件后，他便确信，人们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1957 年，门格勒的名字终于被列入战犯搜捕名单。1959 年，西蒙·维森塔尔通过奥斯威辛国际委员会秘书长赫尔曼·朗格邦得知这个逃犯的地址，并报告了波恩当局。1959 年7 月5 日弗里古尔格地方检察院发出逮捕令。联邦德国向阿根廷提出引渡该犯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门格勒已经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 年首次与他相识的罗夫给了他一切可以期望的保证。
“从现在开始，”罗夫告诉他说，“你在国际保安处保护之下。这一组织是我们建立的。它保障所有原‘罗马之路’活动分子的安全。该组织的活动分子原是盖世太保、谍报局和保安处的成员。”
门格勒开始改名换姓。他有时叫海尔默特·格利哥—格里哥里，有时叫海因兹·斯托贝尔特，还取名拉尔斯·巴尔斯特罗姆或福斯托·林东。后来他开始旅行。
1959 年5 月，他在阿根廷智利边界的巴利罗切疗养地圣·卡洛斯定居。第二年（1960 年5 月11 日）艾希曼被绑架以后，有人在秘鲁利马北部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见过他。几个月后，他又移居巴拉圭。这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处。后来他一直隐居于此。
巴拉圭地处拉丁美洲中部，与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接壤。从它的首都亚松森出发，几小时后便可到达乌拉圭和智利。这个只有200 万人口的国家，95％的人是西班牙和瓜拉尼混血种。它成了前纳粹分子可靠的隐匿之地。
罗夫说：“我们在那里很受人同情。”
巴拉圭的德侨不超过3 万人左右，但在巴拉圭有着重要影响。一部分人从1945 年起就开始定居于此。其他人则是1959 年9 月16 日庇隆政府垮台后被迫从阿根廷迁到这里来的。
从政府上看，巴拉圭比其他邻国更稳定。59 岁的阿尔弗来多·斯特罗斯纳将军于1954 年8 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来蝉联总统职位。总统不忘自己的血统（其祖父母是德国人），因此执意聘用来自帝国的人作顾问和教官。前盖世太保分子当上了警察，前党卫军队员和纳粹党官员则被安插在政府机关工作。
总统对德国人言听计从。某些部长甚而认为国家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人。恩卡纳西翁市（第二大城市，有35 万人）最有权势的人物阿尔帮·克鲁格负责保障他们的安全。
当门格勒决定移居巴拉圭时，他已经取得了巴拉圭的公民资格。1959 年11 月27 日亚松森颁布国籍法。登记时，门格勒把他的律师塞萨尔·奥古斯多·沙那勃利亚的地址（亚松森，富尔热尼科·莫尔纳大街507 号）作为自己的地址。根据现行法律，有两名证人证实他居住马拉圭“至少已有5 年”。其中一人是瓦尔特·荣格，1961 年返回德国时受到过法兰克福检察长的审问。另一名证人是亚历山德尔·艾克斯坦，他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一个狂热的仇犹分子，曾任巴拉圭军队参谋长。在对玻利维亚的查科战争（1931—1934）中，他曾与斯特罗斯纳并肩战斗，后来通过联姻成为其近亲。1955年他与门格勒相识并成了他的朋友。
这位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来到亚松森可谓是回到了故乡。他先是住在阿斯特拉一家旅社，其老板是一个名叫贝特·福斯特的德国人。当然这只是他的临时栖身之地。1960 年阿尔邦·克鲁格邀请他搬进自己的庄园。不久，门格勒迁居恩卡纳西翁和霍赫纳市之间的蒂罗尔旅馆。
1961 年，根据国际保安处头目们的建议，门格勒在上巴拉那鲍曼庄园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此处环境甚佳，与巴西和阿根廷毗邻，最邻近的城市是埃尔多拉多。市内有一个电报局、一座豪华的旅馆。一家德国马尔膝斯银行分行，还有一家主要经营卡尔·门格勒一索恩有限公司农机的阿根廷里加尔多·加菲帝公司分公司。
在经济上，门格勒不虞匮乏。除了托管经营的家庭工厂外，他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德罗法姆钢铁公司50％的股份（400 万马克）中分得红利。
他与人频繁的来往终于引起欧洲方面的注意。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传出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在南美不同地方都有人发现门格勒。
“他来欧洲旅行过；他回贡茨堡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有人在亚历山大旅行时认出他。”一些追求耸人听闻的消息的记者这样写道。
据威尔诺·勃洛克道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关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一派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策略派”）则担心门格勒被捕后可能会揭露使当局难堪的情况。
就算重演对艾希曼采取的十分成功的行动也的确会冒很大风险，难道就不能不经法庭审判而立即将他处决吗？
“努拉·埃尔多克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维森塔尔声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女犯努拉·埃尔多克是一位年轻的犹太女子，她曾去巴拉圭探望她的母亲。一天，她与门格勒不期而遇，她立即认出了他，门格勒也发现了她刺在前臂上的花纹，两人默默地打量了一阵。几天后，努拉·埃尔多克便被暗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