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脱险的纳粹头目并不都是通过“罗马之路”逃到地球另一端的，有些人是靠自己碰运气争取活命的。他们或是躲在家中或是投靠亲朋以避风险。他们之中，有的逃脱了治安部门的追捕，有的则被人告发，或因不慎在搜查中被捕。大部分人后来或公开承认自己的身份或改名换姓而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人在最后紧急关头谋求同盟军谈判，以求得到宽恕。的确，在战争结束的前夕，希特勒政权的某些权贵曾试图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分别媾和，借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鲍曼、戈林、舒伦堡、邓尼茨等人似乎确有过这种打算。他们与希姆莱对立的根本原因是：这位帝国党卫军首脑、德国警察总监、黑衫队的首领、最可怕的纳粹世界观的典型代表过分引人注目，以至盟国不愿意只与他个人进行谈判。但希姆莱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为其核心人物之一的第三帝国崩溃时，他还梦想充当与盟国媾和的谈判代表。
尽管十年来纳粹党一再进行宣传，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不相信“财阀政治国家和布尔什维克会一致同意把帝国从世界版图上抹掉。”
该投向哪一边呢？1944 年9 月被任命为海军副总司令的瓦尔特·卢德—牛赖特五年后供认，当时已确确实实面临着这一问题。他说：
“提出投向东方的理由很多，而且十分有力。既然已不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扩张，何不与过去一刀两断，自动而公开地表示支持建立布尔什维克秩序呢？”
从东方不断传来的消息使这些希望终告破灭。“从那时起，”卢德一牛赖特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落入苏联人之手，逃往西方，逃向拯救者一方！”
5 月1 日，当获悉希特勒已死时，海军元帅邓尼茨便与在他身边的约德尔、凯特尔、施维林一克罗西克及几位年轻军官谈起他的处境与打算。他得到的一切消息表明：盟军要求各条战线无条件投降。但邓尼茨试图单独向西方投降。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几天以前在普拉查蒂茨镇（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群希特勒卫队的党卫军分子决定成立一个具有十条纲领的新国社党。会议是以这样的口结束的：“元首去世了！元首万岁！”但急剧动荡的局面使这一微弱的念头如同其他事件一样，成了须臾即散的烟云。
总之，只有极少数国社党和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被盟军“收留”而未被清算过去的罪恶。只有为数极少的“不可触犯者”被西方视为绝对不可缺少的人。在柏林和帝国其他大城市，英美和苏联竟相争夺德国科学界的知名人士（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于是，数十名谍报局、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工作人员加入了盟国的情报机关。他们之中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将军，十年之后担任联邦情报局局长，继而成为西德反间谍机构的头子。此人便是莱因哈德·盖伦！
这位后来被人们称为“灰色将军”的盖伦，在整个战争期间无疑是最熟悉苏军力量和真实情况的人。他是被美国人视作有用人物而未要求其“洗脑”的唯一德军将领。
盖伦于1902 年4 月3 日出生于埃尔富特，1931 年与海尔塔·冯·赛德利茨—库尔茨巴赫结婚，1920 年加入帝国军队前就读于军事学院。他逐步晋升，德苏条约签订时，他已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部准将。然而，只是到1942年4 月1 日担任“东方雇佣军”司令时，他才得以大显身手。
“东方雇佣军”是一个以东欧国家，特别是以苏联为工作目标的军事情报机构，其总部设在措森（柏林以南）邻近的美巴赫兵营内。它集中了最高统帅部的所有苏联问题专家，在整整三年中，盖伦把它办成了一个效率惊人的机构。1941 年入侵苏联的作战方案得以实施应归功于该组织。
“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就应归功于盖伦的‘东方雇佣军’、普鲁茨曼的‘狼人组织’和斯科尔兹内的突击队！”一天，希特勒曾这样说。
盖伦可是党卫军成员？有些人认为是，直至现在仍这样认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使他从未参加过盖世太保，也未加入保安处，但他曾不止一次地与他们合作共事。而且，就行政关系而言，“东方雇佣军”隶属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初，在发动神奇的“齐普林行动”时，瓦尔特·施伦堡和盖伦开始合作。这次行动是在红色苏联的中心地带空降党卫军特遣小队。特遣小队的党卫军分子伪装成苏联士兵，个个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次行动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少将汉兹·约斯特的指挥下由中央保安局六处C 组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汉格尔霍普特监督进行的。行动情报只可由一个十分内行的专家提供。于是，“灰色将军”参与了这次行动。
不久，“东方雇佣军”便与保安处中央指挥部几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齐普林行动”的特遣队甚至深入到沃洛格达和莫斯科高地，并打入苏联后方。
此后，每当施伦堡和汉格尔霍普特需要有关苏联军队的情报和资料时，便习惯于请教盖伦。而盖世太保则把这些情报当作极有“价值”的俘虏交给盖伦。这使盖伦得以更加准确地确定袭击的目标。
1945 年3 月27 日，他这样指示党卫军突击队负责人：“这是克拉科维、登布林、托恩和华沙铁路桥的地理位置，如能将其炸毁，苏军的运输就会大大减缓。”
1945 年，瓦尔特·施伦堡（他的部下称他为小希姆莱）控制了“东方雇佣军”的电台。
尽管他与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人关系密切，可战后，莱因哈德·盖伦却自称是纳粹政权的老敌对分子。1951 年2 月1 日，他在卡尔斯鲁厄法庭上就是这样申述的。
事实上，直至1944 年，这位“东方雇佣军”长官对帝国政府的忠诚是始始不渝的，他竭尽全力去从事他所热爱的艰难的事业。但可以肯定，与最高统帅部的许多军人一样，盖伦对纳粹党的“政治家们”极其反感。他是一个保守的反共分子，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对国社党的许多事情不满。和其他人一样，他把这归咎于希特勒的亲信。“唉！元首要是知道他背后发生的事情那就好了。”他常常对人这样说。
盖伦基本上没有参与1944 年7 月20 日的谋杀案，可他与某些密谋分子过从甚密。冯·里特贝格伯爵、阿列克希斯·冯·罗纳、施蒂夫和弗赖伊塔格一罗林霍文都是他的朋友。据于根·托瓦尔德说，党卫军知道他的政治观念是比较薄弱的。然而他善于使自己成为不可缺少的人。
难道苏联不是日尔曼人扩张的天然国土吗？鲍曼说：“斯拉夫人将为我们劳动。至于他们之中那些对我们无用的人，让他们去死吧！”
在盖伦和大部分“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看来，这种政策不但是罪恶的，而且是极其荒谬的。相反，他们认为应该帮助苏联人“挣脱”布尔什维克大使馆的枷锁，建立一个与帝国结盟的自由政府。
自1942 年起，盖伦曾试图说服总参谋部和总理府。但是他的备忘录及他呈送最高统帅部的关于德军在苏联行为的报告并没有收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很可能他在一段时间里曾错误地认为约瑟夫·戈培尔会赞成他的意见。
然而，局势的发展迫使希特勒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或者说是更加狡猾的手段。1942 年11 月25 日在呈送给希特勒的一份长达17 页的报告中，盖伦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事情如照此发展下去，那么，从现在起六个月内，我们在苏联的所有情报人员就有可能背弃我们。届时，我们将得不到任何有关敌人的情报。我们有可能会赢得战争，条件是我们不能愚蠢把那些要求与我们合作的群众推到斯大林和红军政治委员一边去。”
他接着说：
“作为开始，必须重新采纳维尔弗里德·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1941 年10 月提出的主张：建立一支至少由20 万人组成的苏联解放部队与德国武装部队一道同苏联军队作战！”
希特勒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希姆菜和乌克兰帝国代表科克亦表示反对。
“建立一支苏联军队！除非我完全疯了！”希特勒吼叫道。
但罗森堡让步了。保安处助了一臂之力。盖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1942年底，他得到模棱两可的原则性同意。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一名“解放军”司令。施特里克一施特里克费尔特提出一个人选。此人是安德雷·安德雷维奇·伏拉索夫将军。伏拉索夫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额上挂着一绺丹式的头发，带一副托洛茨基式的圆片眼镜。“伏拉索夫军”就这样诞生了。
从1943 年5 月开始，“希特勒的哥萨克人”活跃在战略、军事和政治等各条战线上。但从6 月开始，怀疑论在总理府重占上风。6 月8 日，希特勒下令强行解散了这支军队。
从这天起，盖伦才明白过来。
1943 年岁末，当红军突破维切布斯克、明斯克、基辅和敖德萨德军防线，在黑海至波罗的海一线发起反攻时，帝国的命运已经注定。希望之星从此变换了位置。“东方雇佣军”司令部里堆积的电报不容置疑他说明了这一点。在他那极其肃穆的办公室里，这位身材矮小的普鲁士人默默地站立在地球仪和那划有一道道粗铅笔线条的地图之间，他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
这时，盖伦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其大胆程度远非他人所能想象。
他不但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和自由，还要保证他的整个组织在失败后不遭受破坏！他保存的卷宗具有极其重要的情报价值。他相信战后美国人将以高价收买。那时他就可向美国人提出条件、讨价还价了。
当时，这位“东方雇佣军”司令对盟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了如指掌。1942年以来，他阅读了华盛顿发表的所有军事文件。
1944 年，他获得了在科莫罗乌斯基伯爵领导下波兰军人秘密重建的“地下军”领导人名单。这一份材料对他具有特别的启发性。文件告诉他怎样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保持一支基干力量。
事实上，冀望苏联人和西方人不和的想法并不新鲜。某些纳粹权贵曾在投降前产生过这样的想法。1943 年，冯·里特贝格伯爵在和他的朋友施韦尔特费格尔副官的一次秘密谈话中谈到这种可能性。但盖伦后来使这一想法具有了另外一种重要意义。
1944 年12 月，他把“东方雇佣军”的所有领导人召到他在慕尼黑的寓所开会。他说：
“你们和我一样都十分清楚，形势正日趋恶化。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无论如何，必须使我们业已完成的事业不致付之东流。”
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措森总部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根据盖伦的命令，所有关于苏联的文件、档案都精心地拍成照片或录相；所有的档案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钥匙只由盖伦一人掌管。他对表示惊奇的党卫军队员说：“这纯粹是出于谨慎的考虑。这些副本将储藏在可靠的地方，准备原件一旦被毁后使用。像现在这样的轰炸..”
1945 年4 月4 日，莱因哈德·盖伦和他的两名主要助手来到萨克森州巴特一艾尔斯特市库特旅馆。这两名助手是武装部队的反间谍军官、两年来担任“东方雇佣军”副司令的格尔哈德·威塞尔中校和1941 年被任命为东方战线侦察和渗透处长的赫尔曼·保恩中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盖伦说：
“从现在起的三个月内，战争将结束。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只有依靠我们了。我深信，和平以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联盟将告吹。只有站在美国人一边，我们才能保存最基本的力量，拯救祖国。我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有决心与我一起进行一次尝试吗？”
保因和威塞尔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投降前一个月零四天，波恩一华盛顿轴心开始形成。
第二天，盖伦派人把照片和文件装进50 个铁箱并搬上一辆卡车。九天后，当参谋部向南撤退时，他把这些文件档案隐藏在温德尔斯泰因（阿尔高）靠近米埃斯巴赫镇的一个偏僻农场里。
4 月10 日，希特勒任命威塞尔代替盖伦。但这已经太迟了。
计划照常执行。15 日，“东方雇佣军”从措森撤出，一部分人开往弗伦斯堡，其他随格尔哈德·威塞尔前往巴伐利亚。
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同美国人建立联系。对此，“灰色将军”也是富有经验的。他派人试图在图林格进行的第一次接触失败了。他派出的使者不由分说都被拘捕。因此，他决定设法与对方的一位高级军事长官对话。
4 月20 日，盖伦在米埃斯巴赫镇被捕，并被立即递解到盟军刚刚建立的一个“监察所”。他要求与该地区美军政治负责人对话，受到士兵的挪揄。美国人只图搜捕党卫军队员和盖世太保分子。他们从未听说过“东方雇佣军”这一组织。“1945 年5 月，美国人总共只有7 名苏联问题专家。”这位联邦情报局局长后来说。
盟军到7 月才开始注意前“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的情况。这次，西方情报人士空前活跃起来。
罗克斯将军曾要求列出德国情报机关所有重要人物的名单，盖伦当然是其中之一。这样，人们便开始猜测他曾经发挥的作用。当苏联人在奥伯泽鲁尔拘留营跟踪他时，他已被押到埃德文·西贝尔特准将面前。
“你叫莱因哈德·盖伦。我虽然不十分了解你们组织的背景，我认为..”
“你，你叫埃德文·西贝尔特。你生于1897 年，你是准将。你在担任武官和西点军校教员后，曾在炮兵服役。你现在情报部门任职。”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这是我的职业。”
此后他们还进行过多次谈话。这样，双方建立了联系。盖伦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位美国人，他比当时他的大部分同事都更乐于听取盖伦的意见。盖伦向他炫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他的情报的价值。
“我未能说服希特勒。”他说，“我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你们一起共事。我知道艾森豪威尔已经下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妨碍目前正在与苏联进行的谈判。但是，事实摆在面前。不要以为斯大林会落入你们为他设下的圈套。现在，第三帝国已寿终正寝，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不断加剧。你们可以看看在东欧发生的情况。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可能都将落入克里姆林宫之手。对此，你们不能不作出反应。”
西贝尔特佩服不已。他特别感到惊讶的是，盖伦提议把档案材料交给他。1945 年8 月，他决定请示华盛顿战争部。他立即得到华盛顿的赞许。
8 月底，盖伦前往美国，阿尔贝特·邵勒、霍斯特·希孟兹、施特法努斯和海因兹·赫尔陪同前往。他们在华盛顿呆了一年。
谈判并非十分顺利。美国人试图首先占有“东方雇佣军”掌握的档案材料。但盖伦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同意把所有文件交给你们，条件是使用这些文件的组织必须由我一人负责建立。此外，我希望能够挑选我将来的助手。我还希望永远不利用这个组织反对我的国家。”盖伦说。
美国人终于让步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盖伦的预言得以证实。
1946 年3 月，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战略情报局在陶努斯山建立了第一个“观察所”。“冷战”开始了，铁幕在伤痕累累的欧洲落下了。
1946 年7 月6 日回到德国时，盖伦将军向格尔哈德·威塞尔和赫尔曼·保恩通报了他的谈判结果。美国政府准许在它的监督下建立一个德国情报局。该局主要处理苏联问题。前德国中央保安局和保安处人员可以进入该局工作，如果他们表现忠诚的话。
这一消息得到战略情报局上尉埃里克·瓦尔德曼的证实。联邦调查局诞生了。但它当时还未使用这个名称，暂时还只是称为“盖伦组织”。
这位前“东方雇佣军”领导人立即着手创建他的情报网。他发挥了当年的聪明才智。该组织最初的两个办事处设在陶努斯山中。一个设在布卢休斯美军营房附近的建筑物里；另一个设在克朗斯堡城堡。“蜘蛛协会”帮助挑选物色“候选人”。
当时，战略情报局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当这位“灰色将军”经过法兰克福时，大概无意中碰旧了西蒙·维森塔尔和纳粹分子追捕者、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查德·赫尔姆斯。
经盖伦保释并任用的有前哲学教授、德国中央保安局领导人、分管盖世太保驻巴黎分部的弗朗茨·西克斯。
弗朗茨·西克斯生于1909 年8 月12 日，1930 年加入国社党（党证号码：245670），193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教授。他曾要求并获准加入党卫军，从党卫军巴特托尔茨容克学校毕业后升为党卫军中校。1936 年他一面在柯尼斯堡大学执教，一面负责保安处总部图书馆和新闻组的工作。两年后他又上升为党卫军上校，参与德国中央保安局二处C 组（国内问题）的领导工作，后来担任该处处长。
1939 年他成为海德里希手下负责监管入侵和占领波兰的心腹班子成员，同年担任柏林大学政治系主任，后来又成为德国中央保安局七处“思想问题”研究组负责人。1941 年，他率领一支保安处侦察队（莫斯科特遣队）开赴东方战线，直抵维切布斯克，并在那里活动了两个月。
1948 年4 月10 日，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西克斯有期徒刑20 年。1951 年1 月31 日根据约翰·麦克洛伊高级专员和美军驻西欧总司令托马斯·汉迪的请求，他被减刑10 年。
1952 年提前释放后，他立即加入了“盖伦组织”并在盖伦手下工作达8年之久。1960 年以后，西克斯担任弗里德里希沙芬柴油机公司曼内斯分公司广告服务部主任。
1967 年，“灰色将军”该退休了。为安排其接班人，他又留任一年。接班人是他多年的助手格尔哈德·威塞尔。1968 年1 月10 日，根据基辛格总理的提议，后者被任命为联邦情报局局长，5 月1 日就职。情报局当时已臻于完善，它的工作效率之高令人吃惊。
格尔哈德·威塞尔，57 岁，中将，他曾出任联邦德国驻华盛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代表，后来统治“情报帝国”。他手下有500 名官员，4000 多名谍报人员。他的办公室在联邦情报局总部。总部位于普拉赫（慕尼黑郊区）一处围有电网的府邸中心，占地20 公顷。
莱因哈德·盖伦住在巴伐利亚施塔贝格河畔一处价值25 万马克的寓所里。该寓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1965 年作为酬劳馈赠给盖伦的。据邻居们说，他几乎只来这里过夜。他的名字列于知名人士名册。备注栏里写着：“国家官员”。
苏联人未能把盖伦这样的人抓到手。只有几个较低级别的谍报局和保安处人员投靠他们。一般说来，克里姆林宫对来自盖世太保成员的“为时已晚的合作”建议一直迟疑不决。东方人通常是通过警察和警察机关的人来了解认识第三帝国的。他们不能容忍这些人不受惩罚而逍遥法外。在苏联，“盖世太保的助手们”至今仍受到谴责。
其实，不少“褐色和黑色分子”在两个德国都重新谋得了职业，虽不说受到重用。
最后对垒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巨人之间进行着一场决斗。德国和苏联处于前沿，其他国际力量皆无足轻重。双方遭受的损失和投入的兵力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在1945 年战争结束之前，苏联的兵力相当于对方的二倍，坦克和自动炮相当于对方的三倍，飞机相当于对方的八倍。他们抗击了28 个旅和237 个师。从元旦至5 月15 日，德军在东线各个战场上损失100 多万兵力、12000 辆坦克和自动炮、近3 万门野战炮和6000 架飞机。
“红军发起的战斗决定了德国世世代代人的命运。”埃乌格尼·波尔丁将军后来这样说。
在美国人到达之前，饰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红旗已在国会大厦上空飘扬。
这里还要叙述的是一个奇特人物的故事。我们已像提到鲍曼和门格勒一样多次提到过他。此人就是帝国刑事警察局长、秘密警察首脑、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党工军准将海因里希·缪勒，浑名“缪勒—盖世太保”或“盖世太保—缪勒”。战前，甚至在战争期间，此人鲜为盟国情报机关所知。一直到1945 年以后，他在警察机关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才使他成了新闻人物。
在耶路撒冷审讯中，检察长没有忘记指出他曾是阿道夫·艾希曼的上级。
当时有人说，缪勒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粗暴、诡计多端。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不怕犯下任何罪行。缪勒曾度过艰难的青年时代。他身材矮小，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他常常受到侮辱和嘲骂。他的一生大抵就是这样度过的。他那农夫般原粗脑袋、乱得光光的两肋和颇为滑稽的中分式头发常成为被人取笑的话题。只要握一下他那汗漉漉的手，人们就会感到不快。缪勒也觉察到自己常常使人不快或引起别人的反感，可未了他反而以能使别人不快为乐，虽不说自以为得意。他有些自卑，但又野心勃勃。他不太聪明，缺乏政治修养，然而十分顽强，而且像野兽那样凶残狡猾。
缪勒14 岁辍学，进入慕尼黑地区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当学徒。他的工作令人满意。但他的雇主不肯对他委以重任。他们认为他缺乏风度，在公众面前拙于言辞。小伙子虽有责任心，但并不出众。他只能“按资历晋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飞机制造厂关闭，缪勒因此失业。他于是选择了他后来的终身职业：警察。
起初，缪勒受雇担任慕尼黑警察局助理警察。他给人的印象十分平庸，但是缪勒毫不在乎。他花了十年时间才爬上秘书的位置，又过四年后才被任命为便衣警察。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他转而为纳粹效劳，如同他后来不论为哪个政府服务一样，他只把这当作是谋生，从没有什么政治偏向。
1933 年初，他被调到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工作。几个月前还审问冲锋队和党卫军肇事者的缪勒，从此便加入“反共斗争”的行列。他积极肯干，忠于职守，可也与人结下了仇怨。他虽不失时机地表示同情国社党，但他知道巴伐利亚国社党领导人不喜欢他。某些冲锋队领导人甚至公开对他表示憎恶。假如他不以新任慕尼黑警察局长希姆莱不久前任命的刑事政治警察处处长海德里希为保护人的话，他大概早就被解雇了。
本书前面提到，海德里希很快便发现这位前装配工学徒工作积极卖力。两个月之后，缪勒便得到赏识。他不但受命负责监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还受命监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一年后，希姆菜兼任柏林盖世太保首脑并着手统一全国的警察组织。希姆莱把海德里希召到柏林，委托他负责盖世太保中央总部的工作。海德里希也考虑物色几个有责任心的部下，于是决定提拔缪勒作自己的助手。
从此，事情便一帆风顺。海德里希对他赞不绝口。缪勒加入了黑衫队，由于其他原因，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他几乎不穿党卫军制服，极少参加党卫军的各种庆典纪念活动）。他先后晋升为党卫军少校（1935 年）、党卫军中校（1936 年）和党卫军上校（1937 年）。1939 年，他终于爬上了他的最高职位：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盖世太保）处长。
自然，这一晋升没有堵住人们的嘴，有人照常对他说三道四。“缪勒曾获铁血勋章，可他是战前才加入党的！”某些人嘀咕道。
但是，随着“盖世太保一缪勒”在警察中权势的扩大，对他品头论足的人渐渐少起来。他们知道，即使党的大区领袖和党卫军队长们也不敢冒犯他。再说，缪勒并不过分贪婪。他想揽权，但不愿抛头露面。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将永远是一个高级警察长！”然而，始终有人对他怀有敌意。国外保安处处长施伦堡便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这是两个彼此格格不入的人。施伦堡精明强干、思想敏锐、富有教养，与缪勒粗犷的个性形成明显的对照。尽管如此，每当敌人的间谍网
在帝国活动猖獗时，他们还是要在一起共事。他们之间职责的划分是件困难的事，通常要经过激烈的争论才能确定下来。
在罗特·卡佩尔（约色交响乐队）——当时最著名的苏联间谍网——事件中，盖世太保和保安处进行了公开的竞争。在消除了这一间谍网后，缪勒试图扩大战绩。他责成他的一个部门继续使用查获的电台，以期“腐蚀毒害”莫斯科的情报机构。然而这样的行动本属于保安处的职权范围。施伦堡在战后还报复说，缪勒曾利用这些电台与东方进行接触。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晚上，缪勒喝多了，对我说：‘我越来越相信斯大林是正确的！’”
1945 年4 月29 日，希特勒得知希姆莱背叛后，便对在他面前的帝国党卫军领袖的唯一同僚、埃娃·勃劳恩的妹夫、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费格来因进行报复。这时，缪勒也正在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须臾，缪勒离开了避弹室。他告诉戈培尔说他要去宣传部，遂即消失在夜幕之中。
8 月，在全德国搜捕他的盟军逮捕了一个名叫瓦尔特·卢德斯的人。卢德斯说：
“缪勒在逃跑时已被击毙。我在靠近总理府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把他埋葬在格罗塞尔—汉堡格尔街的犹太人公墓。接着我便去哈尔门，通知了他的家属。”
然而，缪勒的家不在柏林，而且他的寓所位于几乎与哈尔门相反的方向。
9 月17 日，在格罗塞尔一汉堡格尔街公墓进行了挖掘。卢德斯指点了一个墓（G 区第一排）。墓中的尸体已无法辨认，但死者的衣服和佩带的勋章似乎是盖世太保首脑之物。死者的家属住在慕尼黑，见到衣服和勋章后也予以承认。
缪勒真的死了吗？
1953 年，柏林户籍登记簿上记载说，一个名叫H·缪勒的人死于1945年12 月15 日，死亡证号码是11706/45。1958 年7 月1 日，一位住在西柏林的妇女在一家殡仪用品商店定制了一块盖墓石板，上面写着：献给亲爱的父亲海因里希·缪勒，生于1900 年4 月28 日，死于1945 年5 月。
当局试图查清此事。与此同时，瓦尔特·卢德斯失踪了。但格罗塞尔一汉堡格尔街的坟墓仍在原处！1963 年9 月，西柏林市市长命令开墓验尸。法医发现墓中的遗骨至少属于3 个不同的人！头盖骨是一个35 岁男人的（德国投降时缪勒45 岁）。犹太人墓地的安葬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无可怀疑的了！
事实上，海因里希·缪勒确确实实与苏联人进行了接触。但与施伦堡所说的情形相反，他并未使用“红色交响乐队”的发报机。因为那会冒很大风险，后果也很难预料。
因怕部下告发，早有预谋的“盖世太保—缪勒”直到1944 年才向他的一名联络员、柏林陆军警察上士格尔哈德·狄茨说了他的打算。
1944 年11 月，他派狄茨越过苏军防线与红军领导人接触。狄茨没有带去书面信件，只是带去口头建议。缪勒建议，一旦柏林被攻占，就在格鲁瑙街一处房子里碰头。
1945 年2 月3 日，狄茨到达奥得河西岸库斯特林高地的苏军防线。他作了俘虏，被押解到基辅。狄茨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说明来意，但没有任何表示投诚的证据，谁也不相信他。一直到被押送到库拉乔夫280—18 号俘虏营后，他才得以与试图核实他口供的一位十分精明的军官谈话。
苏联国家安全部特遣队参谋长芳加马诺夫中校仍持怀疑态度。
“帝国盖世太保首脑准备投靠你们。”格尔哈德·狄茨反复这样说，“你们前去会晤，不会有任何危险。”
4 月28 日晚离开总理府后，缪勒隐藏在一所飞行员学校附近。一个名叫埃芬贝尔格尔的防空部队的士官认出了他。29 日至30 日夜，他在波茨坦广场脱掉军装，换上便服，接着便前往格鲁瑙街赴约。
恰好，库马诺夫也同意赴会。陪他同行的有几名苏军战士和一名前政治警察局的女秘书。后者认识缪勒，表示愿意前去辨认。幸好他带上了这位女秘书，否则，他怎么能相信，在4 月30 日下午5 点，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步履沉重、面无表情的人竟是海因里希·缪勒呢？那位少妇一眼便认出了缪勒。
“就是他！”她低声对她身边的中校说。
“盖世太保一缪勒”受到可以说与他身份相称的对待。他被护送到卡尔斯霍斯特；英国人到此地后，他又被送往施普雷河畔的富尔斯坦瓦尔德镇。一些军官和政治委员不停地轮番盘问他。
缪勒曾认为失败后，德国将遭到血洗。他以为投靠胜利者还可以为自己谋条出路！他很快就感到失望了。经过几天的盘问后，他预感到苏联人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审讯。5 月底，缪勒通过一位给他医治由于空袭造成眼伤的年轻医生口中得知，他将被转押到莫斯科。“去莫斯科，干什么啊？”“我不知道，这一切不取决于我。”这一消息对这位盖世太保头子说来，似乎是凶多吉少。自从被捕后，他未能会见他希望与之商谈的政治领导人。缪勒是趁一个奇特的机会逃脱的。可惜人们对他逃跑的经过没有获得材料。7 月15 日左右，他在拉贝瑙镇重新露面。在那里，他混入了苏台德的一群难民中。在贡茨堡地区，他终于弄到一张通行证，署名是戴宁格尔。幸亏这张通行证，缪勒才回到德国西部并顺利地到达巴伐利亚。他在慕尼黑呆了三天。他很可能还回到他的哈尔拉青寓所（盟军尚未发现此处寓所）取走了部分文件。在两个多月里，缪勒东躲西藏，以图争取时间。他始终是那样的顽固、那样的多疑。在施利尔泽河畔的诺伊豪斯镇一位前慕尼黑政治警察局职员家住了几天后，他又躲到拜利希一策尔一位医生家里。
10 月初，他来到法军占领的库夫斯泰因。这时，他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眼病复发，也懒得再跑了。一天，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曾在盖世太保工作过的小官吏，打电话给法国人：“我手中有些文件。如果你们保证不逮捕我，我准备把这些文件卖给你们。”
这类交易在当时多有发生。法军当局表示同意并商定了接头地点。缪勒换得了一点钱和一袋粮食。他提供的文件被送到因斯布鲁克司令部鉴定。
11 月16 日，双方又一次通话，提出再次见面。但这一次会晤对缪勒来说却是个圈套。法国人审查后认为这样重要的文件不可能落入一个下级官员之手，肯定此人是个“大猎物”，必须查明他的身份。
这一天，缪勒差点被捕。根据他的习惯，约会前几小时，他察看了约会地点，发现那里布满了士兵和警察。于是他立即返回，销毁了手中的文件，两小时后，逃往布伦内罗山口。
施特津镇是“罗马之路”上的一个关键地点。缪勒在那里与瓦尔特·罗夫的两个部下邂逅。其中一个是原盖世太保分子，曾在德国中央保安局四处B 组艾希曼手下工作过；另一个人是党卫军上尉弗朗茨·罗斯特尔，改名叫哈达德·萨伊德。缪勒通过他们了解到罗夫组织的逃亡网。可他先前对此却一无所知。
他立即前去米兰，接着又抵达罗马。在罗马，罗夫给他物色了两名保镖。
1945 年12 月20 日，这位前盖世太保首领登上一艘200 吨位的快艇。这艘快艇为登奥多拉尼伯爵的一位朋友所有。这时，缪勒的伤眼发炎，艇上的医生要他立即进行眼科手术。快艇不得不半途折回。
回到罗马以后，休达神甫从契维塔韦基亚请来一位眼科大夫为缪勒作了两次手术，并让他住进布拉恰诺的一家教会医院。直至1946 年5 月，缪勒才病愈出院。
从这以后，缪勒的行踪使人难以捉摸。很可能是出于警惕，这位前盖世太保首领与罗夫保持着距离，也可能是他还抱有为共产党阵营效劳的念头，他不愿意成为教士和前纳粹分子的负担。1947 年两位保镖和罗斯特尔逃往乌拉圭后，人们对他后来一年的活动便全然无知。
在《逃离纽伦堡》一书中，瓦尔纳·勃洛克首夫断言，缪勒在伊斯坦布尔与苏联情报机关进行了接触。
可以肯定的是，缪勒从未去过南美。他只到过近东。1949 年有人在大马士革见过他。他改名柯衡..
因与德国人合作被利比亚当局驱逐的一个名叫阿布·杰达的人帮他与埃及人取得了联系，并劝他去开罗拜见一位伊斯兰协会的领袖马斯礼将军。于是缪勒乘船抵达塞得港。在那里，他受到一个名叫哈桑·加法尔的人的接待。到达开罗后，马斯礼将军替他引见了埃及德国侨民的最著名领导人。
1953 年6 月18 日，埃及共和国在法老统治过的这块古老土地上宣告成立。1954 年11 月14 日，穆罕默德·纳吉普被他的总理加麦尔·纳赛尔推翻。
两年后，第二次阿以战争爆发，后因英法干预而告终。但在此后的10年内，“开罗的德国人”在埃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缪勒一直呆在开罗，他这时变得格外谨慎，并给人以谦逊的印象。他改名阿明·阿普德·麦吉德。他的医生不是别人，正是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实验员”汉斯·埃兹尔博士。1960 年，纳赛尔从克里姆林宫取得火箭，缪勒被委以重任，负责建立火箭安全保密系统。
在60 年代，德国侨民过着几乎是封闭式的生活，很少与外界往来。几乎所有的前纳粹头目都起了阿拉伯人的名字。某些人还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些人中有：改名叫阿里·纳海尔的前保安处驻波兰分处处长莱奥保尔德·格莱因；改名叫恩瓦尔·本·萨拉姆的前盖世太保驻华沙犹太人办事处处长贝尔诺尔德·本德尔；改名叫约成·德莱塞尔的前迪塞尔多夫市盖世太保分子若希姆·道默林；改名叫哈米德·索里曼的前乌尔姆市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泽尔曼；改名叫纳衣姆·法希姆的原卡尔登勃鲁纳在中央保安局的合作者海因坦克希·维莱尔曼博士；前维也纳盖世太保分子，改名叫路易斯·埃尔哈格的路易斯·海登和弗朗茨·希托弗尔等。
从1964 年开始，这些颇不平凡的合作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其中有几个人成了以色列情报部门的“炸药包裹”的牺牲品；有些人则因欧洲公开了他们的身份，不得不重新转入地下。1967 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离开了阿拉伯联盟共和国。
和往常一样，逃亡心切的海因里希·缪勒这次还是最先离开了开罗。不过，他没有返回西欧，也没有去社会秩序混乱的拉丁美洲国家，而是到了他20 年前曾准备在那里稳身的东方。苏联对埃及的影响，一个由阿里·沙博里领导的亲莫斯科集团的存在，使缪勒没费多大周折就同苏联取得了联系。“我知道他们终究会这样对待我们的！”这位前盖世太保头子高兴他说道。1964 年1 月12 日，西德《明星》画刊刊登一篇题为《“缪勒一盖世太保”在阿尔巴尼亚》的报道。此后不久，一名由苏联长期关押后释放的前保安处特务说：“缪勒现在苏联，在莫斯科工作。我曾见过他两次。”
尾章 纽伦堡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否就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世界弄事法庭意义的国际法庭呢？或者说，纽伦堡法庭是否就是四个国家共同组成并由这四个国家任命了法官和起诉人的法庭呢？国际军事法庭本身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回答：“签字国设立了本法庭，规定了本法庭所要遵照执行的法律，并制定了规章，以使审判能正常进行。因此，它们共同所做的正是它们之中每一个国家单独所能做到的事。因为，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均有权设立特别法庭，以行使权力。”所以国际军事法庭不是世界刑事法庭。十九个国家签署的具有立法性质的伦敦协定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后来关于承认法庭条例和判决的决定证明了，共同主持审判的四大国在这一诉讼过程中通过惩罚对它们本国公民犯下罪的战犯而维护了人类的利益，因而也维护了德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明确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着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在未来必将设立某种永久性的世界刑事法庭，甚至对这一法庭的条例已经有了许多拟定的方案。按照这些方案，具有防止和抵抗侵略职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将失去它的权限。如果有一天确实再次需要组成一个制裁战犯的国际法庭的话，那么根据安理会作出的对当前存在的侵略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合法分配席位和合法行使程序的情况下——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会对这一项共同的任务袖手旁观，正像1945 年所根据的具体情况那样，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有人担心，被逮捕的侵略者会在既没有中立国代表又无本国代表的情况下提交审判。各国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无需害怕这一点。在破坏世界和平的罪犯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中立，也不存在民族的团结。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就这些法官的倾向性而言，他们过去有倾向性，将来也会有倾向性，而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不可能没有倾向性。
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抵制关于设立一个长设性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据称是可能的和合乎原望的某些危险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反对以此来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1945 年前后流行的一种不无危险的论调。这种论调主张以一般的行政机构的政治决定来代替正规的司法程序。乍看起来，那些主张不经过长时间的司法程序而由政治性的临时法庭来裁决的观点好象是合理的。特尔福德·泰勒在一篇悼念杰克逊的文章中谈到了1945年4 月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上展开的一场辩论。辩论的题目的是：《法在各国人民之间的作用》。文章说，美国副总统芬奇当时曾声称，没有一个法庭会审判希特勒无罪，因而，所有的审判不过是可笑的官样文章。美国最高法官斯通和当时的政治家科德尔·赫尔都同意芬奇的这一看法。法官断言，辩护方面绝不会像起诉当局那样有这么多的时间提出证据，实际辩护方面得到的时间要多得多，这就是说，一项行政命令会更好些，因为命令是不加掩饰的、简单的，完全不是作为司法部门的合法行为，而是公开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强迫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