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是由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某几个政治领导人首先提出的。如果依从他们的观点，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就不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就会把罪犯当作烈士看待；而尤其不能为未来开创一个先例。另外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国际法仍然可以被新的侵略分子任意歪曲。还有一些人高谈阔论，拿破仑就是未经法律手续而被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这种敌视法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正像罗马什金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比的推论不是孤立的，是与处理法西斯首要战犯的相应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某些人企图像当年处置拿破仑那样也将法西斯首要战犯禁闭起来，把他们更安全地保护起来，以便在下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重新起用他们。
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有发生，甚至有人妄想发动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纽伦堡大审判应该是一个警告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家来说，纽伦堡审判都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很早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否定审判战犯对未来的作用。1945年在纽伦堡，美国法官鲍尔斯在审讯所谓的威廉案件时说：“我坚决反对那种认为本法庭的任务就是为各国制定未来行动准则的观点。”邓尼茨的辩护人——德国海军法官克兰茨比勒——当然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泰勒指出：“纽伦堡的持续作用在于引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回忆和激发他们的良知，谁受的痛苦最深刻，那么他的反抗也就最强烈。”
在列奥·格罗斯的一篇文章里集中在理论上反映了这种倾向。格罗斯把纽伦堡被告的德国辩护士们所提出的各种辩护理由集中成为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因此而据称是普遍建立起来的个人与国际法的直接关系是判决的主要意义。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在个人与国际法之间的法律关系上的干涉主义观点，纽伦堡的判决根本不是以这种观点为指导的。另一方面，由于长年在纽伦堡作为起诉人工作的经验，使泰勒这样一位人士认识到：“今天，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纽伦堡的原则是否有理有据，而在于人类是否能够按照这些原则生存，或者，假如没有这些原则人类是否仍然能够生存。”
要么反共、反犹、法西斯主义、战争政策和背叛本国人民，要么坚持纽伦堡原则，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这都是唯一的选择。某些人认为，在这方面，政治上的教权主义与德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也不无目的。例如萨维基从西德一个希特勒的辩护士的文件中引证了一段话：“在战争期间，帕德博恩的主教克莱因博士曾手持他的主教冠冕高呼领袖万岁，福音派主教奥伯沙伊德博士也曾身穿冲锋队长的制服向教友布道。”
总的看来，纽伦堡的判决对揭露纳粹统治的独裁体制作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它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宣判德军参谋总部无罪和对德国金融寡头集团及法西斯宣传机构的宽恕。代表西方国家的起诉代表按照他们政府的指示拒绝把银行家施罗德和法本化工公司的头目列在第一批首要战犯的诉讼案件之中。并且从一开始就阻挠将之列入专为上述人士提出的第二号国际诉讼案件之中，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对没有任何根据无罪释放沙赫特、巴本和宣传机构头目弗里切持反对态度，而且尤其对宣布德军参谋总部无罪持反对态度。苏联法官所持的不同立场是对判决的重大的、理由充分的修正，弥补了由于西方国家法官的阶级立场而给这一判决所造成的缺陷。尽管如此，纽伦堡法庭所作的判决仍然是对消除德国军国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掌握在德国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也是掌握在比今天的世界形势不利得多的条件下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各国人民手中的一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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