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是所有被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他系按所有四条起诉理由被提出起诉。证据证明，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纳粹政权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对希特勒有巨大的影响，至少到1943 年为止，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并于1945 年他被捕而告结束。他供认，希特勒经常让他了解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
破坏和平罪：戈林从1922 年加入纳粹党和接受街头战斗组织——冲锋队——的指挥权之时起，就是希特勒的顾问和强有力的助手，并为纳粹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他作为希特勒的政治副手，还进一步促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于1933 年夺得政权；他还被授权巩固这个政权和扩充别的军事实力。他建立了秘密警察，并创办了第一批集中营，1934 年把这些组织机构转给希姆莱，在同年执行了清洗罗姆的行动，并主持了把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从陆军中赶走的肮脏事件。1936 年他担任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成为德国理论上实际上的经济独裁者。慕尼黑协定签定后不久，他宣称要准备把空军力量扩充到五倍，还要加速扩充军备，其重点特别放在进攻性武器方面。
戈林是参加1937 年11 月5 日霍斯巴赫会议的五名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并且还参与了在本判决书业已作过陈述的其他许多重要会议。在合并奥地利期间，他甚至是主要人物、阴谋活动的头子。他向法庭称：“我必须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我甚至压倒领袖的异议，把所有的一切都塞进领袖的最后决议里。”在占领苏台德地区时，他一方面发挥了他身为空军首脑的作用，策划发动一场证实为毫无必要的空袭；另一方面他又起到了一个政客的作用，用虚假的亲善诺言欺骗迷惑捷克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并吞波希普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戈林在希特勒与哈查总统举行会谈时威胁说，如果哈查不作出让步，他就要轰炸布拉格。他在证词中对这次威胁供认不讳。
戈林参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国总理府召集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对其军事领导人说：“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他还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萨尔茨堡下达有关指令的会议。还有证据证明，戈林积极参与了在这以后的外交阴谋活动。经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达勒鲁斯作为与美国人联系的中间人；正如达勒鲁斯向本庭陈述的，戈林企图阻止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保证。
在进攻波兰时以及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戈林指挥着空军。
即使如他所说，他反对过希特勒进攻挪威和苏联的计划，但是很明显，这种举动仅仅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只要希特勒一旦做出决定，他就毫不迟疑地追随希特勒。从他的证词中明显地表明，这些意见分歧从来不是世界观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分歧。他对入侵挪威是“恼怒的”。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及早通知准备进行空袭。他承认，他同意这次进攻，而且说：“我完全持赞成的态度。”他积极参与准备和执行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军事行动，他供称，进攻希腊的《马丽塔》计划曾作了长期周密的筹划。他认为，苏联“对德国是危险的威胁”。但是，他又声称，在军事上毫无直接进攻苏联的必要。实际上，他在关于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只是在时间上持有不同意见。他出于战略上原因，希望把进攻时间推迟到打败英国以后再开始。他对此供称：“我的观点仅仅是由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所决定的。”
根据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认，鉴于他所担负的各种职务、参加的各种会议以及他的公开言论，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战争的动力，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制订了各项计划，是德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审讯过程中多次供认，他对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我们出于安全的动机使用这些劳动力，为的是使他们不可能在本国活动，并使他们不从事反对我们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的劳没有助于我们的经济竞争。”此外，他还供认：“劳工被强迫到德国来，我不否认有过这样的事。”说这些话的这个人就是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受权负责征募和调配劳动力。作为空军总司令，他要求希姆莱为他的地下飞机工厂提供更多的奴隶劳工：“我曾要求集中营里的囚犯为空军的装备服务，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戈林曾签署过一项关于处置在德国的波兰劳工的指令，并且用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施行细则加以补充，其中包括“特别处置办法”。他颁发了在军火工业中使用苏联和法国战俘的指示；他谈到，逮捕波兰人和荷兰人，如有必要就把他们当作战俘，并利用他们去劳动。他承认，苏联的战俘曾被安排去操纵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计划执行者的身份积极主管和从事对占领区的掠夺。早在对苏战争爆发以前，他就拟定了对苏联地区进行掠夺的计划。入侵苏联之前的两个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面负责这个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戈林为执行这项任务设立了一个经济参谋部。他曾以大德意志国元帅的身份发布命令：“元帅的命令及于一切经济领域，包括粮食和农业在内。”根据戈林的由国防军印制的所谓“绿皮文件”，设立了“东方经济参谋部”。这个指示规定掠夺和毁灭缺粮地区的所有工业，此外，从余粮地区调出粮食以满足德国的需要。戈林申辩说，他的意图被误解了，但是他承认，如果俄国被征服，“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理所当然、而且有义务去利用俄国”。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绝无离开被占领国的意图，而且应当采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迁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骚乱以后，他不仅在德国迫害犹太人，而且在被占领国对犹太人进行杀害；他在德国（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对犹太人课以十亿马克的罚金。他本人在当时的言论以及他的证词都表明，他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应该如何去劫夺犹太人的财产并把他们从欧洲的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当这些国家由于德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沦陷的时候，他把德国的反犹太法令在这些国家推广实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国法令公报刊载了许多经戈林签署的反犹太人法令。虽然灭绝犹太人原来是由希姆莱负责进行的，但是戈林对此绝不是不加干预的，他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尽管他在证人席上进行了各种申辩和保证。1941 年7月31 日他发出命令指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欧洲德国的势力范围内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对戈林的量刑绝不能有所减轻，因为他从来就是、而且几乎一向是推动力，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领袖。无论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作为军事领袖，他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物；他是奴隶劳工计划的领导者，也是在德国国内和国外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实施压迫计划的主谋，他对所有这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在证词里，某些个别情节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体来说，他本人的供认就已绰绰有余地证实了他的罪责。他罪大恶极，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个人，在全部审判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宽宥的理由。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斗争中经常以阴谋挫败对手，而在大战开始后的几年里，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由戈林统率的空军为希特勒以闪电战征服波兰的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戈林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角色。从表面上看，戈林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他的个人主义。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国所获得的权力地位而对希特勒感激不尽，所以他对希特勒认为正确的一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试图以武力威胁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的话，那么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样为所欲为。而他的聪明才智（决不可只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乐的小丑而低估了这一点）使他明白，德国还未强大到足以与一个能坚决抵抗的邻国作一次较大的较量，在这个阶段，利用欺骗手段攫取领土在政治上是适宜的。所以戈林在促进德国的重整军备的同时，竭尽全力在这方面来影响希特勒。
而另一方面，戈林为了个人利益，也并不愿意进行战争。在施佩尔的《回忆录》里，他叙述了戈林把个人的享乐看得多么至高无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样，喜欢把大楼改建成像莱比锡广场国会总统府那样，或者把新庄园住宅建造成像他豪华的卡琳哈尔庄园一样。一场战争可能会给戈林的切身利益带来危害，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无疑会成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岁，他追求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希图过寄生虫的生活，只想打猎、旅游、收集艺术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宫、并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请宾客。除此之外，他还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他所钟爱的第二个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儿埃达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诚意扮演交战双方调解人的角色。因为他个人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在欧洲采取和平手段加强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须进行的战争，他才会过上安逸的日子。此外，还应考虑到的因素是戈林并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内分泌失调、高血压，吸毒瘾也经常复发。
戈林作为经济独裁者主管为扩充军备服务的德国经济，同时他还充当希特勒“维护欧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职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是希特勒力图不使他的部下权势过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轮番使用他们两人去完成外交特别使命，这一做法导致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永远只能互相倾轧和彼此厌恶。
1938 年里，各种事件几乎接踵而来。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届内阅“看守”成员之一陆军元帅维尔纳·弗洛姆堡所蒙受的耻辱而开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如今60 岁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对苏联开始的疯狂备战中的表现，说明他已成为希特勒战略的一个障碍。困难的问题在于，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职务，而不是简单地把他解职，因为那样做会激怒军官团，促使他们反对国家政权。
戈林是否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耻事件，就像他是否参与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法得到证实。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尽管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适的国防军总司令人选，戈林则希望成为弗洛姆堡的继任人。弗洛姆堡并不了解戈林的心计，还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为他认为，与等级森严的纳粹党内的这位“社交名人”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戈林平时注意联络这些不容轻视的局外人的结果。戈林对周围的一切始终具有敏锐的识别力。成为鳏夫已有好几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个相当年轻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女人结婚。他迷上了个叫埃尔纳·格鲁恩的女人，并竭力争取戈林同意他们结婚。结果，戈林不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还准备做他们的证婚人，并说服希特勒也当证婚人，很难猜测他这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弗洛姆堡于1938 年1 月12 日结婚，随后两人前往意大利的卡普利岛度蜜月。与此有关而无法证实的问题是，当时戈林是否已知道，埃尔纳·格鲁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她还拍过淫秽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与她动身旅行后不久，一份有关格鲁恩小姐的案卷递交到戈林手中。这份案卷来自柏林警察局局长沃尔夫·格拉夫·冯·海道尔夫之手。海道尔夫把这份案卷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汇报了此事，并表示对此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由于这一骗局而为一个妓女的婚礼当了证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择——宣布这次婚姻无效，或者辞职。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可能成为弗洛姆堡的当然继任人。在希特勒看来，弗里奇是个思想僵化、抵制陆军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动分子。对弗里奇进行“诬告”的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这个问题上受戈林怂恿的希特勒于1 月26 日能够把一份盖世太保的案卷摆在弗里奇的面前。该案卷表明，弗里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个盖世太保中的证人来当面对质。这个坏家伙名叫汉斯·施密特。他起诉说，他有一次当场抓住了弗里奇，还拿到了贿赂他的钱。一位目击者报道说，戈林听了弗里奇与这位所谓的目击者之间的对质深为恼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挥部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里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认为这种情况是令人讨厌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诫过弗里奇，以使他对这种指责有所准备。弗里奇轻蔑地驳斥了这种指控，结果被无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着给他的报偿——在国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军官团对弗里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强烈不满，大家都认为这一指控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伎俩。参谋总部要求通过军事法庭对弗里奇的指控无条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这个要求。陆军指挥部下定决心让盖世太保的手法彻底暴露，同时要求盖世太保提出他们的证据。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国防部的指挥权，同时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一样，取消了一个职位，并把与此相关的权力攫为己有。他召开自己的所谓内阁会议，戈林当然也是其中的成员。希特勒宣布说：“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采取了同样手段摆脱另一名1933 年人阁的老资格内阁看守成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长职务，而让自己的亲信之一里宾特洛甫接替了他。
这一系列变更对戈林来说几乎不能引起太大兴奋，因为事实上，这一切仅仅给他带来了一次晋升以及一根元帅杖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主持军事法庭对弗里奇进行紧张的起诉程序，并负责终究是由他创建的盖世太保不被陆军的揭露而出丑。
对弗里奇的案件第一阶段审理应在1938 年3 月10 日举行。鉴于其他原因，这个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同一天，奥地利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驻军队。因此这次审讯又推迟到3 月17 日。这一天，德国由于成功并吞了奥地利，全国一片欢腾。戈林把利用这次对奥地利的政治欺骗而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自己。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舒畅。他逼迫已经被吓破了胆的盖世太保证人施密特重新作证，是他把弗里奇与一名叫作弗里施的骑兵上尉搞错了。这样，戈林满意地结束了对弗里奇的审讯，并以宽厚的态度要求弗里奇平静下来，因为他已恢复了名誉。正如戈林几周后对英国大使亨德森解释的那样，弗里奇无论如何也必须辞职，因为他同希特勒的观点是不协调的。
但是陆军有可能以此谴责盖世太保在弗里奇事件中所使用的卑鄙手法，并且弗里奇也获得重新回到陆军总司令一职上的机会。弗里奇作为旧学校出来的军官，永远感到有辱颜面，后来他在率领旧军团参加波兰战役的那一年里自杀身死。他被授命为这个军团的荣誉上校之一。这是为皇族成员保留下来的一种荣誉称号。
戈林以同样粗暴无礼的态度主持了这次军事法庭的审判，而这种态度在他作为国会议长时已有暴露，但是他的高昂情绪首先归因于1938 年3 月11日下午至晚上他成功地实现了大德意志国家对奥地利的并吞。这是戈林单独在电话机旁逐字逐句听到的消息。戈林是否直接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和弗里奇下台的阴谋活动，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幕后对他们的解职进行了同谋活动，这些事在今天显然是无法全盘加以证实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导致葬送奥地利独立的阴谋是负有责任的。戈林对此感到终身自豪。
事实上，奥地利被吞并已势在必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久前才被希特勒从维也纳召回驻奥大使巴本，早在1936 年就已使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重新参加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纳粹运动曾被取缔。被谋杀的联邦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富斯的继任人库尔特·冯·舒施尼克则试图以墨索里尼的影响来换取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戈林又竭尽全力同墨索里尼亲自会谈，以防止他在奥地利插手干涉。即使在武力解决面前也毫不畏惧的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急躁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他们谋杀陶尔富斯行动中已经证实的那样。但是，希特勒不得不顾虑到世界舆论，至少想保持合法的外衣。
希特勒的“合法”行径的内幕究竟如何，奥地利总理舒施尼克对此已有所领略。1938 年2 月12 日，舒施尼克同他的外交国务秘书吉多·施密特在希特勒的山间别墅拜会了希特勃。由将军们簇拥着的希特勒向他的客人作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必要性的讲话，他要求舒施尼克把一位天主教青年律师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任命为内政部长。戈林也对此表示赞同，因为这样可以把奥地利的警察局掌握在他的手掌之中。希特勒提高了嗓门，对奥地利总理紧逼不放，只给他7 天的考虑时间，以满足希特勒提出的强硬要求。
舒施尼克企图为缓和这种威胁而争取时间，但又不得不做出让步，2 月16 日，他按希特勒所要求的那样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内政部长。舒施尼克力图用其他方式来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最后，舒施尼克决定在3 月13 日举行公民投票，有表决权的选民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抉择：“拥护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德意志或拥护基督教的奥地利。”
这在某种方式上是对希特勒的一次直接挑衅。如果公民表决的结果对希特勒不利，那么在世界公众面前他就没有理由合并奥地利。3 月9 日，当他一听到确定在3 月13 日进行公民表决时，他的反应非常迅速。第二天，希特勒向国防军发布命令，做好3 月12 日向奥地利进军的准备。为制止墨索里尼有可能插手，希特勒派菲利普·冯·黑森亲王送信绪墨索里尼，他在信中伪称自己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遭到了舒施尼克的迫害，并向墨索里尼保证，奥地利不管有多大变化，意大利北部边界决不会受到侵犯。
3 月11 日，舒施尼克面对希特勒的要求，被迫取消公民投票。德奥边境上，坦克和轰炸机正在集结，舒施尼克于11 日下午再次作出了让步。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授权戈林继续进行谈判。戈林在电话机旁控制事态的进展，而他已负责把当天晚上的电话会谈内容作了速记。
从17 点至21 日，维也纳与柏林之间共有27 次电话会谈。这些电话会谈成为一种颇能起作用的新的侵略方法，因为边界上的德军正在行进，而且戈林的话特别有份量。速记稿一直被保存下来了，我们看到戈林当时以专横独断的强迫方式来实现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德国人要求奥地利总统撤掉舒施尼克的职务，由塞斯一英夸特来取代他，并由赛斯一英夸特组成一个纳粹主义的内阁。赛斯—英夸特一当上总理，便立刻向希特勒拍发电报请求派出德军，以恢复奥地利的安定和秩序。希特勒派驻维也纳接替巴本职务的新任特命全权大使威廉·克普勒把这份重要电报全文带了回去。
戈林是不失任何时机的。这从他在当天17 点同德国大使馆官员多姆布罗夫斯基的电话交谈中便可看出：多姆布罗夫斯基（在德国大使馆）、赛斯一英夸特同联邦总理一直谈到14 点30 分。
戈林：“19 点30 分以前必须组成新内阁，并且要有各种措施..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您说了他是联邦总理吗？”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的。”
戈林：“直接对您说了没有？”
多姆布罗夫斯基：“说了。”
戈林：“好吧，继续讲，什么时候他能组成内阁？”
多姆布罗夫斯基：“也许到21 点30 分。”戈林：“必须在19 点30 分以前组成。”
多姆布罗夫斯基：“好，19 点30 分以前。”
戈林：“现在克普勒正在去维也纳的路上，还必须要求纳粹党获得合法化。”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
戈林：“要有纳粹党的所有分支机构，冲锋队、党卫队..内阁必须全由纳粹党人组成。”
多姆布罗夫斯基：“这已解决了，在19 点30 分..。”戈林（打断他的讲话）：“必须在19 点30 分报告，克普勒已带去应进入内阁的名单。纳粹党到底现在被明确允许了吗？”多姆布罗夫斯基：“还没有..，但这没有讨论的必要。”戈林：“同党的所有组织吗？”多姆布罗夫斯基：“同这里国内所有的团体。”
戈林：“穿不穿制服？”
多姆布罗夫斯基：“穿制服！”
戈林：“好！..你要注意，每天出版的报纸必须立即取缔，也包括我们的人办的。”
多姆布罗夫斯基：“那么，关于您提及与保安系统相关的人员问题..”
戈林：“卡尔滕布龙纳。是的，他应接管保安系统，您得留心，一旦新闻记者..”（双方含糊不清地同时讲话）。
多姆布罗夫斯基：“是的。”
17 点26 分，戈林直接同赛斯一英夸特通了电话。
赛斯一英夸特：“总统已经接受了舒施尼克的辞职..他想把总理职务交给一个像恩德这样的人。”
戈林：“那么您得注意。这就改变了整个形势。请转告总统或其他人，我们所知的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多姆布罗夫斯基会在您委托下发出通知，您已获得总理职务，纳粹党将会重新得到活动的许可，冲锋队和党卫队也许已接管各了警察局等等。”
赛斯一英夸特：“不，不是这样的，我已建议总统把总理职务交给我，但一般需要三至四小时。”
戈林：“这不行！无论如何不行。现在事情正急速进行，请马上通知总统，他现在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联邦总理的职权交给您，总理必须如上所述接管各个政府部门，您当联邦总理，陆军..。”
这时戈林又被新来的报告打断了。当他听说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拒绝接见克普勒和赛斯一英夸特后，他重又拿起电话筒，给赛斯一英夸特发出精确的指令。
戈林：“请接赛斯。”（对赛斯一英夸特）：“请这么办，您必须立即同穆夫中将（德国驻维也纳武官）去见总统，告诉他，如果不立即接受如您所知道的这些要求，那么已向边界进军和调动的部队就要开赴全线。奥地利的存在也就完了。”
“穆夫中将必须同您一起前往，要求马上召见，转达此意。请您们立即向我们报告，米克拉斯的态度究竟怎样。告诉他，这决不是开玩笑..进军令只是未发，军队已集结在边境上。如果我们在19 点30 分前得到报告说米克拉斯已把总理职位交给了您..在19 点30 分前报告！穆夫必须同往。我马上给他同样发出指示。如果米克拉斯在四个小时内还不明白的话，就让他在四分钟内明白吧！”
赛斯一英夸特：“是，好的！”将近18 点30 分，赛斯—英夸特见过米克拉斯后回来了。急于同沃尔夫冈·穆夫中将通话的戈林，此时却同克普勒讲了话。
克普勒：“我已和穆夫讲过。他现在正在楼上总统那里。总统拒绝了，我刚刚又打电话询问总统是否还希望在最后一分钟内同我谈话。”
戈林：“穆夫现在那里吗？”
克普勒：“他又下来了。此举没有成功。”
戈林：“赛斯—英夸特应当废黜米克拉斯。请你再上楼去明确对他讲，赛斯—英夸特应该把纳粹党的卫兵叫出来。部队现在在五分钟内就会得到我的进军命令。”这时电话中断了，重新接通后。赛斯一英夸特向戈林谈了一下形势。
赛斯—英夸特：“请问是陆军元帅先生吗？”
戈林：“是的，情况怎么样了？”
赛斯—英夸特：“总统仍旧坚持他的老观点。我们争取说服他。”
戈林：“您肯定能在几分钟后作出决定吗？”
赛斯—英夸特：“最长不会超过五至十分钟。”
戈林：“您要留心，那我再等几分钟。请您在总理府用加急电话向我报告，必须得快。我简直担当不起这个责任，本来可以完全不..如果不行的话，您必须马上把权力接过来，对不对？”
赛斯—英夸特：“是，是，然后我们再集合，不是吗？”
戈林：“请打加急电话给我。”
这时已过19 点了。在20 点30 分时总统仍旧毫不动摇地表示拒绝，尽管舒施尼克面对维也纳大街纳粹党游行队伍宣布他下台。他在广播讲话中说明了下台的理由：“联邦总统米克拉斯请我向奥地利人民说明，我们在武力面前作了让步，因为我们在这一灾难性的时刻不准备付出流血的代价。”随后，米克拉斯一人坚守阵地，与此同时，赛斯—英夸特以内政部长身份在电台广播中宣布，德国人即将开进来，决不允许对他们进行反抗。然后继续与戈林进行电话联系。
戈林（对穆夫中将）：“请告诉赛斯—英夸特，根据我们的看法，政府现已倒台，但他自己仍应继续在台上。他应继续领导政府，行使自己的职权，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出必要的命令。军队正挺进，已经宣布过，不论谁起来反抗，必将承担后果。但奥地利部队可以随来随往，确切地说，可以受德国国防军的保护。赛斯应设法不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
穆夫：“赛斯正在这样做。他可能已经作过一次讲话。”
戈林：他应当从现在起就接管政府，立即开始工作——最好让米克拉斯辞职。”
穆夫：“是的，但他不干啊，这事非常紧张的，我与他谈了大约一刻钟。他声明，他决不在任何暴力面前退让，也不组织新政府。”
戈林：“是这样。他在暴力面前不让步吗？”
穆夫：“他不让步。”
戈林，“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让自己束手就擒吗？”
穆夫：“是的，他就坐等在那里。”
戈林：“好吧，他就在14 个孩子身边也许只好坐等着。好，你告诉赛斯，他应该接管政府了。”
20 点48 分，克普勒又向戈林打电话报告情况。
克普勒：“旧政府已发出命令，绝不进行抵抗。也就是说不允许发生流血事件。”
戈林：“噢，这也无所谓。”
克普勒：“我想问一下，是否柏林会有一名人士通过广播电台向奥地利人讲几句话？”
戈林：“是啊！我还不清楚。现在你要注意：最主要的是，英夸特现在要夺取整个政府，占领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
克普勒：“我们现在有政府了。”
戈林：“是的，您们就是政府。您要注意。下面这份电报让赛斯—英夸特发到这里来，您要写上：‘奥地利政府在舒施尼克政府下台后肩负的任务是在奥地利恢复安定和秩序，谨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请求，支持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并协助制止流血事件。为此目的，它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派出德军。’”
克普勒：“现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正在大街上进行，但很有秩序。”
戈林：“所以您要注意，赛斯必须守住边境，以防某些人携带财物越境。”
克普勒：“是的。”
戈林：“然后..现在他首先要执掌外交政策。”
克普勒：“是的，我们还没有人。”
戈林：“是的，这没关系，现在赛斯—英夸特必须进行领导，委任几个人。他应当委任那些我们向他建议的人选。他现在应当组织一个临时政府。至于总统会讲些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
克普勒：“是的，这些事都还没有做。”
戈林：“不，他现在应当成立政府，并把这事向外国宣布。”
克普勒：“是。”
戈林：“他是在奥地利唯一还有实权的人。”
克普勒：“是。”
戈林：“我们的部队今天越过边境。”
克普勒：“好。”
戈林：“好吧！让他尽快把电报发来。”
克普勒：“赛斯—英夸特应向总统府发出这份电报吗？”
戈林：“请您把电文给他当面看，对他说，我们请他——他不需要自己
克普勒：“是。”
戈林：“为此您再打电话给我，给领袖或给我打都可以。好好干，希特勒万岁！”
午夜，米克拉斯总统终于让步了，同意任命赛斯—英夸特为联邦总理，同时他自己引退了。这种“合法性”最终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维护。黎明时分，德国军队作为对赛斯—英夸特草拟的电报的回答开进了奥地利。
在此期间，墨索里尼通过菲里亚·冯·黑森亲王向希特勒保证，奥地利并不使他感到兴趣。希特勒马上歇斯底里地表示感谢说：“请转告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如果奥地利的事务现在得以完成，我准备同他甘苦与共，这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英国和法国已经回避对奥地利的支持。舒施尼克于3 月11 日已探询过伦敦的立场并得到了回答：英国无能力保护奥地利。正当德国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消息传来时，即将离任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正同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告别午宴上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难堪的时刻！
戈林结束了他的电话征战之后，从德国总理府驱车前往“飞行员之家”参加一次盛大招待会。这次宴会也邀请了各国外交使节。亨德森大使也是来宾之一，他在这次招待会上审阅了即将递交德国政府的官方抗议照会；这份照会是曲他的秘书伊冯·柯克柏特里克给他带来的。全体来宾都感到很新奇，因为每个直接或间接听到赛斯—英夸特和舒施尼克广播讲话的人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危机。
戈林在这次招待会上，以平易近人的友好姿态出现，把一些重要贵宾拉到一边单独交谈，使他们平静下来。他还向捷克驻柏林公使沃约特赫·马斯特尼博士保证说：“我用名誉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应有丝毫理由对此忧虑。”
但同时他又警告马斯特尼说，他听说捷克军队在进行军事动员。德国对此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招待会上，国家歌剧院的歌舞演出结束后，戈林急忙去找亨德森谈话。亨德森劝告戈林要做得缓和一些，尽管他内心里接受了这一事实：德国和奥地利终将合并，而且舒施尼克的态度显得愚蠢。戈林向亨德森保证德国军队将尽快撤出奥地利，在奥地利那里应当奉行自由选举。这时马斯特尼离开会场，去了解他的国家所谓进行动员的消息是否属实，然后他又回来向戈林保证说，这种谣言缺乏任何根据。
英国的抗议照会被下列理由驳回：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纯属德意志人民自己的事；德国军队只是应奥地利新政府的电报请求而进军的。
希特勒胜利地进入了林茨。在那里他受到赛斯—英夸特和希姆莱的特别欢迎。希姆莱是为检查有关接管奥地利秘密警察而飞到奥地利去的。希特勒立即指示草拟一个重新统一法，以此确定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第一条规定：“奥地利是德国的一个邦。”该法规定在1938 年4 月10 日在奥地利就同德国重新统一问题进行一次“自由的秘密的公民投票”。
回到卡琳哈尔庄园的戈林同在英国的里宾特洛甫通了电话，并强调了这个问题上的纳粹主义观点。
戈林：“现在在奥地利是一片无法形容的欢腾，您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
里宾特洛甫：“是的，这实在使人难以想象，不是吗？”
戈林：“是的。相反，人民的喜悦完全消失了..领袖昨晚同我谈话时无比激动..有人描述说，我们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最后通牒最初是由纳粹党部长和国民负责人提出来的..您谅必会想到，舒施尼克作了强有力的讲话，声称祖国阵线将战斗到底；人们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会这样来投降的，所以赛斯—英夸特请求我们刻不容缓地进军。”
里宾特洛甫：“我认为，这里也将会承认..，前天我对在我这儿停留较久的哈利法克斯说过英国整个舆论界对奥地利发展状况将会怎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1938 年3 月14 日，希特勒才进入维也纳。在这之前，希姆莱已证实，在维也纳的30 万犹太人并不像希待勒所描述的那样会对他产生什么威胁。许多对纳粹怀有刻骨仇恨的人遭受迫害的清洗运动开始了。迫使大批犹太人浪潮滚滚而来，许多人在纳粹统治的最初的日子时自杀。舒施尼克是兼并后被捕的许多奥地利人之一。
戈林迫害犹太人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戈林借助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提供给他的全部工具，着手剥夺富裕犹太人的财富，使他们的公司“雅利安化”，把他们从经济领域中赶出去。在这一阶段的德国反犹政策还包括把犹太人从德国驱赶出去。他们被迫逃亡国外，而且在逃亡前只得把自己的财富和不动产留下。
1938 年，凡属犹太人的经济财产都被注册在案。戈林特别恼火的是，1938 年11 月10 日夜间，即“砸琉璃窗之夜”，犹太人的大部分财产被毁于戈培尔一手策划的集体迫害犹太人事件中。这些暴行被官方视为对谋杀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的“自发的反应”。这位外交官于11 月7 日在巴黎被一名犹太青年用手枪击中，并在两天后死去。纳粹暴徒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在这个可怕的夜里得以发泄无遗。11 月12 日，戈林在他的航空部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了解这次事件所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戈培尔亲临会议，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莱出席此会。到会的还有经济界头目如瓦尔特·冯克，他是继沙赫特之后、戈林属下的经济部长。
戈林的讲话一开始就对这次行动造成了的破坏明确地提出了批评。库存的贵重货物，包括纺织品仓库，仅仅因为它们属于犹太人的财产，都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同时还不断发生抢劫事件，更增加了本来就很高的保险损失。仅进口窗玻璃一项，估计就要花费300 万德国马克。戈林吃惊地叫嚷：“不能再这么蛮干了！”他接着说，这不仅给犹太人，而且也迫害了德国经济以及非犹太人的德国保险公司。戈林补充说，我们所要对付的是犹太人，而不是他们的财产。戈林还强令大大压低所有已上报保险公司的损失数字。戈林还详细地谈了今后没收犹太人财产所应采取的方法。与会者坦率地讨论了今后犹太人在德国和德国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下面是戈林与保险公司发言人希尔加尔德的讨论记录，这段对话明显地表现了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残暴态度。
希尔加尔德说：“对我们的公司来说，我们已有一个极好的国际基础，我们不能使保险公司的信誉受到损害。如果我们现在拒绝承担合同规定的法律义务，那就会损害保险公司的名声。”
戈林说：“现在，我通过国家法令、即通过法律来干预，已经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希尔加尔德说：“我想要说的也就是这件事。”
海德里希：“可以安心付给保险费，支付后再没收回来，这样就在形式上顾全了面子。”
希尔加尔德离开会场之前，戈林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作出了总结。
戈林说：“犹太人必须上报所受损失，他们获得保险费，而保险费又可以由我们没收。所以从最终的效果来说，总还是对保险公司的一大功绩，你们并不需要赔偿损失。希尔加尔德先生，您该满意了吧。”
希尔加尔德说：“我根本不认为，不支付一项损失是一大功绩。”
戈林：“我来说一说吧！如果您们在法律上负有支付五百万的责任，那么像我这样一位丰满的天使突然来到您们身边并对您们说，您们可以少付一百万，因雷雨天气又再少付一百万，这不是功绩吗？我还得直接同您们安危与共，还应该怎么说呢？我对您们是很清楚的。您们应当暗自高兴。您们已通过欺骗手段大大获利了。”
希尔加尔德说：“结果它（指保险团体）还是最后的受损者。这就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但不会有人在我面前否认这点的。”戈林说：“那么请您们关照，不要打碎这么多玻璃窗！您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派出您们的代表马上去宣传解释！”与会者津津有味地讨论着犹太人今后的地位问题，戈培尔对此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硬的态度。当他要求为犹太人特设车厢时，戈林插嘴说：“如果只是火车满员才把犹太人赶出去，那么，他在火车运行时独自坐在厕所怎么办？”有人提出从奥地利和德国逃亡国外的犹太人数字。戈林发表意见，要对仍然留下的犹太人进行有计划的隔离。他说：“亲爱的海德里希！您必须在所有城市大规模建立犹太人隔离区。”戈林在结束讲话时说：“对全体德国犹太人强征10 亿马克特别税，作为对他们的卑鄙罪行的惩罚”。
1939 年1 月，戈林倡议建立犹太人移民局，由海德里希领导；以后通过种族屠杀“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由他来负责处理。
要把戈林从顶峰到迅速没落的生涯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当时曾有机会常在戈林身边进行观察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描述，戈林到1939 年初一直身居高位。施佩尔在战后的一次审讯中说：“戈林是个聪明人，常常提出许多蛮干的主意，理解力也极强，但他缺乏韧性..，他肩负事情太多。他的主意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他并不是很讲究实际的人..。1939 年前，戈林的精神状态极佳，他实行同工业界愿望相反的四年计划，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直到这个时候，他总还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些良好素质和充沛的精力。在1939 年以后他的精力衰竭了，剩下的只是他的恶劣品质。”
接替戈林部分工作的青年建筑师施佩尔在战争时期被任命为军备和军火生产部长。当他还是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建筑艺术顾问时，就已认识戈林。他在《回忆录》里描写道：“如果戈林决心要干什么，那他从不考虑钱的问题。例如，戈林改建了坐落在莱比锡广场后面一座花园中的前普鲁士商业部长官邸。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约有140 平方米，他坐在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大写字桌后面，座椅形同御座。再加上他拥有的卡琳哈尔庄园，就使他看上去是名符其实的希特勒的“武士”、德国“文艺复兴的侯爵”和权贵。1939 年初，埃本斯但的遗孀去世，于是她的继承人戈林便取得了费乐膝施泰因城堡和毛特多尔夫宫，把它们并入自己的其他庄园，戈林乐于把自己想象为德国最大的富翁，也许在人们看来他还是拥有无限资金。在这些资金面前，他原有的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就显得大为逊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