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外科领域里，阴证转阳证，阳证变阴证，亦并不少见，．应随时注意矛盾的转化。我在临床中，常采用消托兼施、攻补并进的方法，亦是这个道理。我等读前人书，要经过思考，学其合理部分，舍其偏见之处。就治疮疡三大迭之消，托、补而论，能消则消，不能消则托，此乃常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应灵活掌握，不可拘泥。王洪绪虽有「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之戒，我则赞成其前者，而不同意其后者。王治疮疡以犀黄、醒消、小金丹之类，以期内消，免于刀针之苦，是其可贵之处。若治之已晚，能消者无几，予常以消托兼施之法，间有可消之机，即使不克内消，亦能移深居浅，脓泄而愈，乃是上策。因此认为托法并不可畏。即以仙方活命饮为例，亦是消托兼施之剂，未成可消，已成速溃。我用托法，如疔疮火毒结聚，坚不化脓，肿势扩散，则宜清托，使其疮头早破，疔毒外泄，不致内窜走黄。又如脑疽发背，疡不高肿，平塌不起，则宜补托(补正托毒)，不致正虚毒陷。如阳虚毒陷，则宜温托，以挽颓势。此外，予治肠痈(阑尾周围脓肿)、瘭疬等症，亦用消托兼施之法，达到内消目的。
(李博鉴整理)
医海春秋
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孙允中
【作者简介】孙允中(1902～)，辽宁省沈阳市人，现年七十九岁，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午。对于胸痹、贫血、肝病、肾病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着有《儿科病中药疗法》、《孙允中临证实践录》。曾编写《伤寒》、《金匮》等讲义多种。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医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五届人大代表等
我祖籍沈阳，父亲是位遐迩闻名的医生。在家庭熏陶下，我九岁的时候，就已认识一些中药了。但是，这个本来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没继续多久，十一岁母亲死后，后娘入门，我这个曾经是双亲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家庭的弃子。多亏姨妈把我收养起来。大概是「寒梅初放」的缘故吧．我十六岁就发愤学医，手捧「四小经典」，每至午夜。二年逝去，我念熟了《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和《医学三字经》。以后，继续以三年时间背完了《医宗金鉴》的全部内容。这样，我粗知了一点正骨和运气学说，略通了一些四诊和名医方论，熟悉了伤寒和各科疾病的预后转归、审因辨证及治疗方法，且已经能够处理一些多发病和常见病。于是，便在沈阳泰和堂顶门立户，挂牌行医了。
俗话说「秀才行医，罩里拿鸡。」就是说没有文化，此业难立。而仅仅念过几天私塾的我，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深奥难明的医学理论和请屈聱牙的诸家典籍象座大山，拦住了我深造的道路。于是，在诊务之余我开始学习《古文现止》等古文书籍，力求以最大的努力来补救自己文化根底的浅薄。但是，由于祖国医学精髓的形成历尽数代，源于百家，医书汗牛充栋，文词衍变甚大，春秋和秦汉有别，唐宋与明清不一，没有相当的水平，根本无法登堂入室，所以我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毅然决定赴沪学文。在上海新民大学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为了支付简朴的费用，有空就得打些短工，尽管如此，依然是捉襟见肘，债台高筑。在饥寒交迫之中，学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和精萃著作，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及写作风格。
我的学文，绝非弃医学文，而是为了更好地学医。在考究战国时期文学的同时，我三阅十八卷《黄帝内经》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参照了诸位名家的评注，认真探求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刺法、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摄生等系统理论。这部「医家之宗」弓l起我浓郁的兴趣。在学习汉代作品的时候，又自修了《伤寒论》，钻研了《金匮要略》，详读了《种农本草经》。
一九三三年，我怀志而归，于沈阳天益堂又开始了杏林生涯。基础提高了，我开始扎扎实实地探索临床问题。苦心实践，惨淡求知。十八年里，吃在柜上，睡在诊室。白日治病救人，穷思于方脉之间；夜晚闭门思过，远虑于成败之上。说是忘了家，忘了已，不为过分。人曾笑我「什么也没得到」。是的，现在想来，只有为之奋斗的事业中取得的微小成绩，像一丝光亮一样，鼓舞着我茹苦如饴，不断前进。
祖国解放了，党的光辉照耀中医事业，也光顾了我这个普通中医学者的悲苦凄凉的心。
一九五二年，沈阳中医诊所成立了，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救人之术，真正自觉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学术始向成熟。如果把我的学习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少年起步，青年架梯，晚年登堂」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我努力登堂入室的真正的黄金年华。
在此期间，我为了得心应手地驾驭中药，曾汲取了前辈之说，借鉴了诸家之长，记录了一己之得，汇集成册，名为《神农指迷》。这本读书笔记从药性分类，区别寒、凉，温、热、平的差异，并探讨了反佐的应用以升、降、浮、沉分类，详述了茎、根、花、叶、果的特性，并结合了三焦的理论；从药物归经分类，尽列一药多能，并重视了脏腑学说，以药物功效分类，注明特殊作用，并强调了辨证用药。垒节从人的整体和局部，药的共性和个性，具体分析了饮片的灵活运用、剂量选择、加减要点和组方原则。中医初学者都会感到记住方剂不易，理解方剂更难，在学习中我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做了一个尝试。
我们知道，《汤头歌》通篇七言，背诵中难免混淆。鉴于此因，我做了补偏救弊的努力。除了一般七言之外，力求字数多样化。编有三言句，如麦门冬汤(人参、麦冬、半夏、粳米、甘草、大枣)；参麦草，半粳枣，无粳米，用山药；编有四言句，如荆防败毒散(荆芥、防风、柴胡、枳壳、前胡、川芎、茯苓、桔梗、羌活、独活、甘草)：荆防败毒，柴壳前胡，川芎苓草，桔梗羌独；编有五言句，如三仁汤(杏仁、苡仁、蔻仁、半夏、川朴、滑石、竹叶、木通)：三仁苡蔻杏，半朴滑竹通；编有六言句，如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川楝于、当归、构杞子)：沙参麦冬生地，川楝当归枸杞；还编有长短之句，如草解分清饮(革薜、乌药、益智、石菖蒲、茯苓、甘草、食盐)；温小肠，分清方，盐苓草草益乌菖。这样字数不等，体倒不一，比较易于记忆。如果方中有方，就力求简单化，不再混为一体，盘n化瘫汤(犀角，玄参、生石膏、知母、甘草、粳米)：化癍白虎臣，犀角共玄参。其一经缩减，倏忽可记，也有助于体会方义。在可能的情况下，力求谐音化，衍变成常用语，如久咳饮(半夏、杷叶、郁李仁、杏仁)：夏李杷仁，谐为「下里巴人」，令人印象深刻。按以上方法，共编写了二百多首方歌，自己深受其益。
我曾研究了引经药，重视它们在方剂中不可低估的地位。血府逐瘀汤中柴、半、桔、枳的上下升降，通窍活血汤中葱，姜、麝香的升散开窍，少腹逐瘀汤中茴、姜、肉桂的温通下焦，身痛逐瘀汤中艽、龙、灵脂的祛风通络，膈下逐瘀汤中乌、枳、香附的疏肝理脾，补阳还五汤中黄芪、地龙的补气熄风，引经药都起着重要作用。方中活血药可以更替，而此等药不能偏废。否则一方可代六方，就没有区分血府、通窍、少腹、身痛、膈下和补阳还五的必要了。有些人拟方之后即云某某逐瘀汤加减，实际不过是满纸活血药而已。当然不能说它毫无作用，但至少疗效不着。对此我进行了长期观察，不止几个逐瘀汤这样，诸如逍遥、养心之类也是这样。
我还对佐药的积极因素，进行了推敲和验证。如真武汤仲景用心良苦，方内白芍恰到好处，既可缓和附子辛热之性而不致伤阴，又能引导附子达下元而不得上窜。与附于相配，阴阳互济；同术、苓为伍，利湿外出。倘若去掉白芍则方义太变，稍微不切就有火盛耗津之虞。如果重用自芍则功力又进，敛阴涵阳，可治虚阳欲浮之证。显然，那些恐其恋邪和视其无功，便弃之不用的人，是千虑一失了。无数的经验证明，方剂中佐或反佐的应用具有实际意义，真武汤如此，芍药汤、达原饮等方也是如此。
此外我还结合五行学说分析方剂的内在联系。如甘露消毒丹治疗湿热黄疸就是一个典型。众所周知，木气太过必然克土侮金，母病及子，肯定火为所伤，子病及母不免水受其害。本方茵、芩、薄荷清泻肝木，蔻、菖、藿香芳化脾土，贝母、射干清宣肺金，通、滑、连翘既降心火叉利肾水，一举三焦全理。实较茵陈蒿汤更胜一筹。这样体现祖国医学整体观念的实例，绝非仅此而已，像六味丸、一贯煎等，不胜枚举。
必须指出，强调使药而不能以使代君，重视佐药而不能以佐废臣，提倡五行演绎而不能牵强附会。否则，难于取效。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被派往锦州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在担任古典医籍和临床课的讲授过程中，我钻研了阴阳五行学说，写了《论阴阳学说的哲学思想》一文，以天平的形象比喻，并阐述了阴阳的斗争、互根、消长和平衡。并用《内经》所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理论。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诊一农民，张姓，男，四十九岁。主诉：五天前，突发咽紧喉痒，胸闷脘痛，恶心呕吐，赴我院急诊。心电图测知为后壁心肌梗塞。血压为零，经西医抢救，证见好转，血压尚低(70／50毫米汞柱左右)，胸痛彻背，恶寒路卧，四肢厥冷，神疲无力，面色苍白，唇甲皆青，尿频、大便溏，舌淡苔白，脉迟微弱不起。此为胸阳不振，寒邪太盛，气失宣达，心脉闭阻，治以回阳救逆，用益气复脉；熟附子、干姜、肉桂、白朮、红人参、茯苓、陈皮、半夏、五味子、炙甘草，生姜为引，水煎，二剂。
』三月十四日复诊：胸痛顿轻，恶寒大减，血压渐升(90／60毫米汞柱)，脉来较前有神，此时必予「阴中求阳」，改拟益气养阴，通阳复脉，用生脉散加熟附子、千姜、炙甘草，水煎，六剂。
三月二十三日三诊：胸痛续减，手足转温，唇甲红润，二便改善，血压逐增(104／70毫米汞柱)，舌淡红，苔薄，脉缓。重按略嫌无力，再予平补气血、通阳复脉(党参、麦冬、生地、丹参、桂枝、生姜、大枣，炙甘草)，十剂。
八月七日四诊：基本康复，气力觉充，血压回升(王60／90毫米汞柱)，时有轻微胸痛，再以上方加瓜萎、薤自，续进十剂，症状消失。
按本例乃「厥心痛」，为阳气衰微，阴邪痹阻所致。当务之法，通阳复脉，遵循「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之义，初用回阳救急汤，使「阴消阳长」，二诊以四逆汤合生脉散，防其「阳极反崩」三诊投炙甘草汤更令「阴平阳秘」，运筹两全，不致偏伤。此即张景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是也。我对五行学说的实在意义进行了研究，认识到生、克、乘、侮是人体生命过程中的运动形式，无论已病或未病，皆不例外。这一学习心得，对我理解脏腑的生理，病理以及研究临床的诊断、治疗，帮助极大。
读书贵在存疑。我学完《医学三字经》已历时四十年了，但其中「胀满蛊胀篇」所谓「单腹胀，实难除。山风卦，指南车。易中旨，费居诸」一段，一直未能了了。陈氏云云，后世相因，皆以抑术培土出其方药，结果不治者多，回春者鲜，这激发了我的求知之心。于是，深究了《周易》，联系了中医理论，明确了歌诀台义。简胲说来，「风」属木属肝，「山」属土届脾，=者合成蛊卦，其刚上，高亢而不下接，其柔下，退缩而不上交。．两不相通，胀病遂成，然此证非但有「木乘土」之由，而且存「土侮木」之因，况暂病则实，久病刚虚，疏泄失司，运化无权又属势在必然。缘肝为系血之脏，初为气滞，渐为血瘀，且脾乃仓麇之官，先必湿停，后必纳呆。拟以四消汤，理脾与疏肝同施，补益和消导并用，行气与活血相协，芳化和淡渗共济，常常疗效满意。由此体会，先精后博，博而后精，温故知新，不断修学，是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惟一道路。
自从走进辽宁的中医最高学府辽宁中医学院，在学习条件上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一切。在这里的第一个收获是脉学，我结合教学，阅读了《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脉学部分，学习了({脉经》、《三指禅》和《濒湖脉学》的全部章节，结合长辈的传授及个人的体会，写成了读书心得《指下权衡》。将二十八种脉象按浮、沉，迟、数、虚、实，归纳深浅、大小、粗细、长短、清楚与模糊，加以鉴别，指出它们所主病症的程度差异。以关前关后、左手右手相互比较，提示上下虚实、气血盈亏、阴阳盛衰的不同情况。肯定了心肾不交、脾肾阳虚、肝气乘脾、脾肾阴虚等十七种并病的复合脉象，阐释了可能出现的细微变化。并在脉象上主张形容筒赅，反对比喻繁杂。说明了取法与指下感觉。
其次，我又对舌诊进行了研究。我在了解基本知识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重阅先人记载，综合临证抬遗，从简列繁，由粗而精，将舌质分为六纲，并与深、浅、老、嫩相参，分析病机，推测趋向，把舌苔分为四十九目，且同厚、薄、润、燥合论，指明病因，谈及胃气。将舌态分为十类，尚和质、苔、脉、症共议，分析病所，细述利害。意在以纲带目，以证言类，使一般之中不漏特殊，灵活之时不失规矩。
我还对「宣可去壅，通可行滞，补可扶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镇怯，滑可去着，涩可固脱，燥可胜湿，湿可润燥」的十剂之说，有选择地收集了牛榔散、。二妙散、左金丸、交泰丸、丹参饮、生脉饮、芍药甘草汤、三子养亲汤等二百多个药少力专的小验方，既可调理阴阳、寒热、表里，虚实、气血之变，又能解除肿胀、痛麻、吐捋、秘淋、喘咳之苦，便于调节方剂中补泻并进的比重和标本兼施的缓急，不至于忙中智昏，手足无措。可是，强调选用小方，必须在精通常用代表方剂的基础之上进行。也只有如此，才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在临床中我体会到，应态度严谨，稳中求效。如此，我为自己立下了「六宜准则」，即实宜量重，虚宜剂平}缓宜味多，急宜方精；轻宜缓图，危宜速功。此外，还拟定了「十防纲要」，即；脉浮防火郁，脉大防暴厥)面青防风动，面赤防阳越；热证防戕阳，寒证防耗液久病防卫虚，表病防内邪，渴甚防脾呆，湿肿防津竭。这些看似简单，实为重要，若稍有失慎，轻者贻误病机，重者杀人致命，诚不如防患于未然之时。，．
记得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治一女性患者，三十二岁，感受风温半月有余，初起恶寒发热，鼻塞流涕，咳嗽气急，右胸疼痛，铁锈色痰。经西医检查听诊：两肺散在干鸣音；X线胸透：右肺下有密度一致之浓影】化验。白细胞19，300,分叶80％，杆状3％，淋巴17％，诊断为右下叶大叶性肺炎。曾用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红霉素、雷米封等，并服中药加昧桑菊饮，高热不退(39。c)，午后尤甚，面色晦暗，精神萎靡，虚汗乏力，胸痛气短，舌红苔黄，脉细数。素休阴亏，感受温邪，留连日久，耗津动液，颇有入营之虞。治以清气透营，滋阴退热。方用银柴胡、胡连、麦冬、白薇、生鳖甲、地骨皮、丹皮、知母、贝母、生桑皮，三剂，水煎服。
五月二十二日复诊；热减(37。c)，症状亦轻，复投三剂，诸症消失，脉静身凉。
按：桑菊饮乃辛凉轻剂，主治风温初起，邪袭肺卫之证，但若热邪不解，留连日久，入于阴分者屡见不鲜，吴鞠通曾立有青蒿鳖甲汤，并指出；「邪气深伏血分，混处血络之中，不能纯用养阴，又非壮火，更不得任用苦燥。」要言不繁，阐明治则，案中所用清骨散，即仿其意。
一九七二年七、八月间，我在病房用王肯堂《证治准绳》十昧温胆汤加强心药，抢救十一次心波骤停的张姓男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良好。当时中医认为「寒涎沃胆、胆寒肝热，心虚烦闷，心悸不眠之证」。后来在病房实习的青年大夫，看我用十味温胆汤，心有怀疑，径自改用生脉散加减，用完两剂后，心波骤停又反复发作，于是患者主动要求服用十味温胆汤多剂而愈，后调理月余出院。
一九七五年五月九日应邀会诊一许姓，女，八十一岁，华侨(居菲律宾)，在归国参观途中，至香港偶感风寒，头痛，咳嗽，身冷，乏力，抵沈后洗澡一次，病情加重。某医院诊为支气管肺炎(由葡萄球菌所弓l起)，用红霉素、氨基苄、青霉素配合中医治疗。认为邪入阳明，投以生石膏、知母、竹叶等，病势不减。
会诊时见其人体质较弱，恶寒发热(38。c)，咳喘，咯稠粘痰，胸闷气短，胃脘饱胀，呕逆不欲饮食，大便溏，面色苍白晦暗，精神萎靡不振。左脉弦细略数，右脉弦数，舌质粗糙，苔白腻。按伤寒六经辨证，此太阳表邪未解，传入少阳。发热恶寒，胸阎呕逆不欲饮食，脉弦，皆少阳证也。古云。「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且「伤寒中风，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邪在半表半里之问，惟和解经枢，疏表达里，若用大剂寒凉之品，冰伏其邪，易成坏证，宜慎之又慎。治少阳证则小柴胡汤为宜，故取小柴胡汤加味：柴胡、黄芩、半夏、甘草、生姜、桔梗、枳壳、白干参、瓜萎、杏仁、桑叶、桑皮、紫菀、双花，水煎服，日服三次。
五月十二日复诊：服药后精神转佳，面有笑容，胸闷气短减轻，咳喘亦减，舌质暗红，苔黄白，胃脘稍有不适，二便如常。风寒之邪已从表解。痰热交滞，气机不畅，仍以和解为主，去桑叶之轻宣，加槟榔阻舒通气滞。另用羚羊角1克，煎水，随时饮之，以清热化痰。
五月十八日，上方续服，诺症悉失，已下床活动。
按《伤寒论》指出：「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或咳痰，小柴胡汤主之。」本例为年逾八旬之老人，身体素虚，久居热带，不胜风寒，表邪不解，而见苦满、喜呕、不欲食等少阳病主要症候，用小柴胡汤，最为对症。若见其发热、咳喘，便误以为阳明里热，而用白虎汤，则甚不适宜。「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表邪不解不可用清法，此为经验之谈。
通过这几个病例完全可以证实：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伤寒的六经辨证，内经的阴阳八纲辨证，杂病的脏腑辨证，如掌握恰当，运用灵活，真能效如桴鼓，药到病除。
(孙继先整理)
我是怎样学习中医的中医研究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沈仲圭
【作者简介】沈仲圭(1901～)，浙江杭州人。早年受业于王香岩先生。一九二八年任教于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一九三。年任教予上海固医学院，一九三二年又任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抗战期间，曾任北碚中医院院长。解放后先任教于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五年受聘到中医研究医教育外，早年起即为多种中医刊物撰文，为普及中医知识做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养生琐言》、《伸圭医论汇选》、《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等。
我生于一九0一年，祖籍杭州。父亲是清代两浙盐运使署房吏，家凌小康。到我中学=年级肄业时，家已衰败，只得改弦学医，拜本地名医王香岩先生为师。王师为湖州凌晓五门人，擅长治疗温热病，和善治杂病的莫尚吉同为杭人所称道。我在师门上午随诊，下午摘抄医案，同时看书学习。
满师后，我一面作小学教员，一面钻研医学，并执笔写文，投寄医刊。当时如王一仁主编的《中医杂志》，吴去痰主编的《神州国医学报》，陈存仁主编的《康健报》，张赞臣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新生命》等刊物，登载拙作颇多。
我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南市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职，该校为盂河丁甘仁先生所创办。我在该校执教时，丁氏巳去世，长孙丁济万继其业，在上海白克路悬壶，同时主持校务。所用教材，有的自编讲义，有的选用古今名著。教员有程门雪、陆渊雷、时逸人、余鸿孙及我等。
一九三0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一年，我再次副上海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三人所创办，聘章太炎为名誉院长。陆渊雷讲授《伤寒论》，章次公讲授药物学，徐衡之讲授儿科，我讲授中医常识及医案。由于师生共同努力，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如中国医学史专家范行准，浙江中医学院教授潘国贤，均在该院毕业。
一九三二年九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我第三次到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职。该院系上海国医学会设立，实际上由上海名医朱鹤皋出资兴办，教务长为蒋文芳。教材全用讲义，有的参以西医学说，有的纯是古义。学生大都勤奋好学，成绩斐然，如著名中医师肖熙即是该院高材生。此为三个医学院校的概况。
那时中医界出版的医学刊物可分为三个类型：一为中医学术团体主办的，如《神州国医学报》、《中医杂志》等，一是以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为宗旨的，如张赞匿主编的《医界春秋》，陆渊雷主编的《中医薪生命》等；一为宣传中医常识，唤起民众注意卫生的，如陈存仁创办的《康健报》，吴克潜创办的《医药新闻》，朱振声创办的《幸福报》等。但总的来说，当时研究学术未成风尚，刊物稿源常虑不足，因此更促进了我对写稿的兴趣。
另外，那时要在十里洋场以医业立足，颇不容易，大都先做善堂医生，取得民众信仰，然后自立门户。如陆渊雷是善堂医生，章次公是红十字会医院医生，徐衡之家境宽裕，自设诊所。由于反动政府崇西抑中，设备完善的西医院专为官僚富商服务，贫困的劳动人民只能到善堂求医。即如《神州国医学报》编辑吴去疾终因业务萧条，抑郁而死。又我老友张汝伟，虽自设诊所，却无病人上门，赖其女资助，生活艰难。那时上海虽有声望卓著的中医，但为数不多，太多数中医同道门庭冷落，为柴米油盐操心，那有心情研求学术。回忆往事，令人感叹不止。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千方百计排斥和摧残祖国医学。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办法，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各地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向反动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取消提案。当时裘吉生、汤士彦和我等，作为杭州代表出席会议，强烈呼吁，一致反对，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提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只身逃难入蜀，到达重庆，任北碚中医院院长等职。
解放后，我在四川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任教，那时副校长胡光慈，教务主任任应秋，均为西南中医优秀之士。我在那里讲授方剂、温病，编了两种讲义，讲义稿后在上海、南京出版。
一九五五年底中医研究院在首都建院，应钱信忠部长的邀请，我与蒲辅周、李重人等大夫从四川词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迄今，韶华荏苒，忽忽二十五年过去了。
以上谈了我学医的经过。下面再谈谈我的治学体会，约有下列几项：熟滨精思不断总结
古人读书，有「三到」之说，即口到、眼到、心到。口到是指朗诵，眼到是指阅看，心到是指领会和思考。后人又加上手到，即要求勤记笔记。这四到，概括了读书的基本方法。
我青年时代，因文化程度不高，感觉古典医籍深奥难馑，故采取了从流溯源的学习方法，即先从浅显的门径书学起，逐渐上溯到《伤寒》、《金匮》、《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和当时一般中医学徒一样，首先读《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书，做到能熟练地背诵，即使到了现在也大半能记得。根据我的经验，年青时要读熟几本书做底子。因年轻记忆力强，一经背诵，便不易忘记，可以终身受益，同时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
我酷爱读书的习惯，即在那时养成。我平生所读之书，以明清著作为多。清末民初，浙江桐乡大麻金子久先生曾对门人说；「《内》、《难》、《伤寒》、《金匮》为医学之基础，然在应用时即感不足，如《金匮要略》为杂病书之是早者，然以之治内妇科等病，不如后世医书之详备。所以唐宋诸贤补汉魏之不足，金元四家又补唐宋之不足，迨至明清诸名家，于温病尤多发挥。」金氏这段话，与我治学之路正复相同。我细心阅读的书有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治《伤寒》、《金匮》，宗《医宗金鉴》，温病宗《温热经纬》。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清·国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以及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均是煌煌巨著，内、外各利具备，也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它如本草、方书、医案、笔记等，平居亦常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另q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列。
所谓手到，就是要记笔记。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地方节录下来，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是又进了一步。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
这四到，不仅互相关联，而且互相促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由于教学须编讲义，写稿须找数据，只好多读多看，勤记勤想，周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
持益多师不耻下问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求师问业，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迨至壮年入蜀，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环境、民情风俗、用药习惯等等，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解放后到了北京，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名医云集，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各出所学，互相切磋，获益良多。
古人为学，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很有道理。司马迁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来由于「天人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历览天下名山犬川，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版图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发病特点等，各地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医学流派等，这是由来已久了。如《素问·异法方宜论》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治疗的差别，提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主张。因此，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不但不耻相师，还要转益多师，不周于门户之见，也是克服局限性，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我自己曾从「行万里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有深切的体验。
老前辈读书多，经验丰富，并有某种专长，向他们请教，得益甚多。同辈亦可互相研讨，交流经验。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各地中、青年中医，与我联系者颇多，对于中青年医生，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例如，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写了《银翘散的研讨》一文，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做到集思广益。
努力实践逐步提高
从前有人说，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与实践。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比如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学医人费」之讥；反之，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又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写道：「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我从前曾写过一篇《肺病失治记》，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可以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我曾治疗粒细胞白血病，有二例得到缓解，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病治愈较多等等，反过来，对我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即臌胀)之治疗规律，经过临床实践，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如大戟、芜花、甘遂之类，虽能水去腹小，但不久叉复膨脖，反复施用，元气大伤，终至不救。由此体验，益信朱丹溪《格致余论》的一段话，为至当不易之论。丹溪说：「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益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故治此症必须「和肝补脾，殊为切当」。
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患者李某，广西梧州某厂工人，患阳痿已数年，伴有腰酸腿软，心悸失眠等症，来信要求处方。我分析病情，认为系心肾两亏，拟赞化血余丹加减，并改为汤剂。他照方服用月余，诸症消失，一九八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
赞化血余丹，方用血余、熟地各24克，首乌(牛乳拌蒸)、核桃肉、苁蓉、茯苓、小茴香、巴戟、杜仲、菟丝子、鹿角胶(炒球)、当归、枸杞各12克，人参6克。照方十倍量，炼蜜为丸，每丸9～15克，饭前服。功能补气血，乌须发，壮形体。按此方补而不峻，滋而不腻，有补气血、益肝肾之效。因历用有效，放附记于此。
长期以来，我还结合临床，努力学习西医知识，以为他山之助。在《新编经验方》等书中，尝试结合西医学理，说明中医方剂的使用，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我一直认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
自从一九二四年杭州三三医社出版了我先师遗着《医学体用》后，至今我已先后编写了中医书籍十多本。已出版的有《养生琐言》、《诊断与治疗》、《仲圭医论汇选》、《食物疗病常识》、《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中医温病概要》、《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医学碎金录》、《新编经验方》共十二本。近年来，我又编写了《论医选集》、《中医内科临证方汇》二本，共三十余万言，其它论文、医案三十余篇。我年虽老迈，但在有生之年，愿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学到老学不了
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沈六吉
【作者筒分】沈六吉(1901～)，上海嘉定县人。现任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从事中医临床近六十年，解放前即有声于时。一九五六年起供职于华东医院以来，治慢性肝炎，重症肝内妲管炎、胆结石、尿路结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危重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流行性出血热及严重褥疮等疑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音。
余十四岁时，母患右胁背剧痛，中午延请邻近医生出诊，直至夜半才姗姗而来。余焦急无计，只恨自己不能医病，私念余若能医，誓必为近邻先诊，从此渐渐关心医疗，喜翻医书。其时，我乡白喉流行，枉死者众。有人印送《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余取面阅之。觉延医之难，如被误洽，命即难保，由是学医之志，油然而生。又观沈归愚所作《叶天士传》。叶临终戒其子日：「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徐灵胎亦有「医非人人可学」之说，大致谓「非聪明敏哲，虚怀灵变，勤读善已，精鉴确识之人，皆不可为医。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叉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观此，足见为医要求之高。但余以为有志者事竞成，决不知难而退，凡属利人济物之书，皆喜阅读。
一日，比邻名医吴达候先生见余所作《秋夜泛舟》诗：「明月出高枝，凉生潮长时。书声传远树，渔火映垂恩。露重孤帆稳，风斜一雁迟。江寒万籁寂，侑酒只新诗。」叹日：年少有此才华，如能学医，必有成就。先君松甫公与余亦心折先生之鼎性端方，学有根柢，其为医又非时下可及。因于一九一八年夏，受业于其门。师以自撰《内经精要》三十万言授余，抄而读之，并习汉以后诸名著，重视晦证实习，大有左右逢源之乐。
达候先生精神饱满，出诊同家，虽在深夜，犹为吾人讲授，其声琅琅，洒然不倦。不独推祟《内》、《难》、《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书，尝言行医尤要者为以仁存心，见义勇为，如此而不为病人所爱重者，未之有也。
余学医五年，至第三年即为师代诊。从此亲友邻居毖诊者，与日俱增。至一九二三年毕业后，即在嘉定行医，并设分诊所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国民党废止中医药之决议，吾师响应上海医药总联合会之号召，邀集同仁成立嘉定县支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余任执行委员兼会刊主编。此为嘉定县医药界有公会之嚆矢。是役也，由于全国医药界同志之共同努力，炎黄大业，未至失坠。
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发，嘉定县首当其冲。余于秋半避难来沪，虽时只三月，但与上海病家接触渐多。至一九三二年，又因「一·二八」事变，再度避沪。由于治疗流行病及疑难病得手，业务益见忙碌。逮抗战军兴，余乃携家在沪设诊所于凤阳路寓所。
珍惜光阴
光阴最应珍惜。古人惜寸阴、惜分阴，自有至理。余在舞勺之年即觉时人多喜斗麻雀、斗纸牌，夜以继日，虚耗光阴，至为可惜。故余自幼未尝插手赌博。一九一八年习医以后，见祖国医学典籍，浩如烟海，虽享大年，亦难卒业，乃对时间之宝贵有进一步之认识。且觉吸烟(包括当时之吸食鸦片)之虚耗光阴，未必亚于赌博，而于精神、肉体为害尤大。但』日社会，病家请吸烟(包括鸦片烟)、招赌博以表敬意，不足为奇。因而不能早起，呵欠频仍，懒于事事。且耸肩缩颈，康强难保，遑图长寿。抚今追昔，觉新社会移风易俗，伺其幸福。青年如能珍惜光阴，前途何可限量。
年少未免好奇，好奇须防为一切恶习所侵袭。族伯邮亭公嗜鸦片，年才六旬，骨瘦如柴，不离床榻。
一日谓余日；「鸦片吸几口，不会上瘾，汝不妨一尝，可知其中有何乐趣。」余笑辞日：「余腹中由它少此一味可也。」族伯叹日：「我只为好奇而无决心，一试再试，以致终身受累，有苦难言。」散年少时，对有害事物应深恶而痛绝之，不能存有好奇之心。务必将有限之时间、精力，集中于毕生事业。
择善而从
余一向认为，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应取长补短，辑善而从。只要于病者有剥，欢迎中西结合，中西会诊。余最初行医时，即采用体温表、开口器、灌肠器等等。解放前，每隔数年，即有一次霍乱大流行。由于霍乱患者吐泻脱水，身冷如冰，脉伏神困，医者率投热药，鲜能获救。余根据烦渴引饮、热深厥深，且以肛表测得40。c左右之体温，乃用黄连香薷饮、驾轻扬、天生白虎汤等，吐去再进，多得转危为安。
肠伤寒甩下药，易致肠穿孔与肠出血，以致不救，故怕事者竞一任病者便秘。曾遇一患者，便秘=十余天，高热持续不退。余急用甘油水为之灌肠，出大量结粪，热度随即下降。《伤寒论》早有猪胆汁导、蜜煎导，后世又有酱姜导、酱瓜导等通便方法，自亦可用。但不如甘油水、甘油锭使用方便，故不妨代用。若=十天、三十天使秘，犹置之不理，难免产生不良后果。故余主张急病人之急，择善而从也。
不尽信书
《医宗金鉴》称：外科若无危隆二丹，决难立刻取效。余屡用二丹于蚀漏管死肌，生肌收口，功效卓著。但某些对砒、汞过敏之患者(用后赤肿痒痛、腐烂加剧)，应立即更换他药，不可勉强。然徐灵胎、王洪绪、张梦庐等名家，只知其祸，不信其功，概以为烂药，相戒勿用，强悃匡此良药矣。所以，为医宜联系实践，不能听信一偏之见。再如苍耳一物，其实有毒，而《苏沈良方》谓：「花叶根实皆可食，食之如菜，亦治病，无毒，生熟丸散无适不可，多食愈善，久乃使人骨髓满，肌理如玉，长生药也。」《救荒本草》谓：「苍耳嫩苗，蝶熟水浸，淘拌食，可救饥。其子炒去皮，研为面，可作烧饼食。」然一九五九年吉林省通化民间食苍耳子粉所为饼，致三十五人中毒，七人死亡。该省向上海卫生局告急，余曾参加抢救之会议。又上海某医院根据《千金方》治大腹水肿，煎服苍耳一两者中毒，几至毙命(《救荒本草》及《千金方》所述，并见「本草纲目」苍耳条下)。番木鳖有大毒，用量稍大，即可致人于死。《本草纲目》竟言无毒，而《中国医学大辞典》承讹袭谬，未予纠正。以上两书为医家日常用书，故尤其值得注意。
古法以五铼钱抄药粉不落为一钱匕。故一般药粉一钱匕不等于一钱，约合目前二分左右。而今某手册，竟改十枣汤每服一钱匕为一钱。十枣汤中，甘遂、大戟、芫花皆为毒药。《伤寒金匮方》之用十枣汤进下，正欲缓和其毒。现无故将剂量突增五倍，岂能避免中毒。又备急丸每次剂量为小豆(指赤豆)太三丸，约合今六厘左右。丸内有巴豆，过量易中毒。而今某手册改为每服五分左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略举数端，说明学医者看书之难，难在书难尽信。仲景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看来尚嫌不够。即现代一切医药报道、国外记载，均应关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