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读书只知背诵得滚瓜烂熟，而无感情，又不联系实用，则难免旋得旋失，前读后忘。诊病者若忙得应接不暇，许多疾病难与过去所学相印证，则岂能得心应手。因此，余每将日问所治之病，夜间翻阅前人之各种记载，了解各家如何处方解决，其善者勤而习之，其不善者则引为鉴戒。余一生从无烟、酒、赌、弈之癖好，故有充分时间，翻阅中西医籍。至于西医书籍，既要看新书，又要看旧译，不可偏废。
记得一九五三年有一病者，在长沙得病，诊断为肺结核。回沪后，历医既多，摄片成堆，其人萎黄赢瘦，颈、股、腾淋巴结肿胀，高热持续，肝脾肿大，虽不断使用抗痨药物，而病势有增无减。余从多方面观察，诊断为结核病并发何杰金氏病。病家愕然，以为闻所未闻。余代延西医会诊，西医闻余诊断，笑为奇谈，转疑为黑热病，而查不出病原。最后经由红十字会医院做活检始确定余之诊断无误，但已不及治疗。余所以作此诊断，一是已用链霉素不少，而症状日渐严重，二是结核病至晚期所发热，非消耗热而为回归热样热型}三是肝、脾肿大。此病较少见，故新译内科学，记载简略，不若旧译《欧氏内科学》所述为详细。余以为新书当然要看，旧书亦有参考价值，故笃信温故知新。
陋室扁舟读书临证
为医不可不读书，不可不多读书。读书须幽静之环境，无俗客闲人干扰。读书又要有名师益友指教。记得余在随师学习时，因老师屋宇较多，便自择无人进出之后客堂一角，阅书动笔，顾盼自如。
随师临证，多坐扁舟，携书满箧，橹桨呵呵，绿水涟漪，开卷阅读，胜似与昔贤相晤对，至理名言，回肠荡气。吾师一枕醒来，奇文共赏，疑义皆析。且看病阅书，互相印证，不致书是书，我是我，浮光掠影，转瞬即忘。故余疆室读书，扁舟临证，自得至乐，所获独多。
治病必求其本
有朱姓妇人，右脸通肿，称疗疮而求治。余见其颊已有刀尖戳破六七处，细询起因。据云：五六天前患牙痛，昨就诊于某外科，以为疗疮，困急刺肿处，岂知面部肿痛转剧。余为掀唇察看，见龈肿脓熟，盖牙痈也。遂为刺挤排脓，敷金黄膏于面部。次日，肿消痛止而愈。
一妇产后不久，困幼儿通宵啼哭，引起失眠，头晕脑痛，不能支撑，乃来就诊。余问小儿带来否，其丈夫即抱小儿来前。余解其襁褓细看，见小儿腹背皮肤亦肿，即与针刺线勒，敷以香油。当夜小儿不复啼哭，产妇亦得安睡。盖产妇之失眠，乃因小儿患赤游丹肿痛，彻夜啼哭之影响所致。如不察儿病，则啼哭不止，安能治愈产妇之失眠。
有=十岁少女，头部脱发，十去其七，戴假发而来诊，据云在外治疗多年不效，精神异常紧张，细询经量殊少，经来腹痛，失眠多梦。余研究其年龄、情绪、睡眠与月经情况，如不作综合治疗，而仅注意其毛发之生长，必然徒劳无益，决难如愿以偿。由此，足见古人云「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喘生无耗气，精遗勿塞泄」，非故作惊人之语，实重视于治病必求其本。余于处方前，先作思想工作，首先保证其头发必可重生，但痛经与失眠多梦，应先治愈，精神切忌紧张，使之深信恢复健康不会旷日持久。余之经验，对此等病，医者切忌愁眉苦脸，应全面考验，以绝对乐观口吻劝慰，再加精心治疗。否则，仅仅患者之紧张情绪，便足以使内证加剧，而脱发亦将有加无已。
既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
对病人既要和蔼可亲，又要严肃认真。和蔼可亲，则病人能将所苦尽情讲明。盖主观症状，最关重要，如略无隐匿与疏漏，则为医者省得暗中摸索，似是而非。但也须严肃认真，使有些难以告人之病症。亦得无所顾虑，交代清楚。如此于诊断治疗，极有帮助。例如梦与鬼交之症(性器官触幻觉)，古代虽有记载，而近代医案则殊少提及。非今日已无此症，实因门诊病人众多，患者难以隐情相告。若为医者举止严肃而又认真为病人解除痛苦，患者为求病愈，便愿尽情倾吐。余曾治一子宫结核伴发梦与鬼交之患者，彼罹疾已久，身体赢弱，五年不能上班，抗痨药物亦未能解决问题，而恶梦紫缠，积年累月，至为痛苦。余只因摸清情况，治疗不久，即得痊可。患者喜而告余，比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何快如之。
急人之所急
旧时吾乡农民比较贫苦，在二十年代，识字者不多，罹病多求神乞巫。直至病人昏迷不省人事，或大热持续不退、胸高气急，或吐血、衄血或血崩不止，始在半夜三更，急叩医师之门求治。然城乡相距少则五里、十里，多则二三十里，加以配方、煎药，常因种种之耽搁而坐失抢救时机。
余学医毕业后，未忘师训，急人之急，如己之急。夜半闻病家敲门声，即披衣急起，问所患何病，并即嘱来人先购若干种应急成药(无钱即为代赊)，争取时间，以便救治。
有章某，修缸瓮为业，因与妻争吵，愤而饮所贮盐卤自杀。其女见状哭告邻人萧某。萧奔往附近西医许某处求救。许称此毒甚剧，且无治疗经验，拒不出诊。萧即转求于余。余令速购甘草四两，萧身未带钱，便以一元授之。随即赶至病家，嘱其邻居相助，取浴盆注入井水，浮大碗十余只，俟甘草汤煮成，便分注各碗冷却之。一面劝喻章某，使连饮数碗，再劝喝豆腐花数碗，因而获救。冷甘草汤救盐卤中毒见《重庆堂随笔》。
处方之外关心病人
为对病人负责起见，医生不应写出药方，便算了事。对病者煎药、服药，亦应关心。其牙关紧闭无法灌药者，须用开口器或鼻饲管，尽量灌入。如病家不善灌药，或因呕吐药汁狼借口外，须立即犍法补足，以免影响疗效，耽误病机。
一九四0年病者温仲禄患斑疹伤寒，种昏痉厥，其状可怖，所延医师皆望而却走。至夜半，延余往治，余询得症状，急令买至宝丹四丸，但家属灌药不得其法，药汁流出口外。余即用开口器抉灌之，药汁留咽不下，则振动其颈部，始得入腹。余坐候一小时许，初闻肠鸣，后见睛动眼眨而苏。先后以清瘟败毒饮加减调治获安。为医者临危用药，犹如救火，不能顾虑太甚，在向病家说明其病情严重后，即应沉着应付。如畏首器尾，贻误必多。
旧时我乡农民不讲卫生，苍蝇极多，霍乱大流行时，患者吐泻物随意倾入河中，污染转使疫情加重，常见全家死亡。有挑痧老医王坤玉，在一村挑痧回家后，即吐褥致死，故谈虎色变，人人自危，致车夫拒绝载余至农村出诊。经再三劝导，始允驾车至村前为止。余进村后，见家家门前皆置棺木，人烟稀少，触目惊心。患者八口之家，已死七口，仅剩一奄奄一息之青年，经施治，才得存活。因悯病家不知此病传染之烈，与苍蝇之危害、饮水之污染，最有关系。诊病后，余与村人反复讲解卫生之重要及预防之方法。
三十年代前，吾乡不信西医补液之治疗，而霍乱患者之家属亦怕请中医服药，因一般处方日服汤药一剂，而药汁入口随即吐去，鲜能奏效。病家以为徒然，故多主挑痧、针刺。余鉴于此，每嘱病家一欢购药五荆，先煎三剂，吐出再服，务使有相当药汁摄入。如此，则往往不及五荆，吐羁即止。
为医不可不识药，尤不可不懂贵重成药之配伍是否可靠，剂量是否准确。如局方至宝丹，多用于严重昏迷病人，如成药质量有出入，生死立判。其它抢救必用之药，无不如此。
余曾诊治一昏迷女孩，见病家所买之至宝丹成分不佳(并无冰麝香味)，即嘱换到真货，亲为研调灌服，数小时后即清醒。又有昏迷病人，前医已给服至宝丹，但过夜尚未回苏。余细究其因，认为药轻病重，无济于事，因倍量再灌，才能获救。
胆欲大而心欲小
李挺日：「唐时医道大衰，孙思邈困知医而贬为技流。朱子惜之，故小学引其言日『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太而心欲小』。此真医学之秘诀也。世有善记诵古今医籍而治人无效者，非失之方而不圆通，便失之心粗而胆小耳。」看病以治愈病人为重，切忌瞻前顾后，太为自身的利害打算。故既要胆大，又要小心。如胆大而不小心，则迹近妄为妄为则以药饵为刀刃也，与心粗胆小之为害无异。
一九二七年余仅二十七岁，行医只四年。有某局长之妻，因小产误眼破血去瘀药太多，血崩不止，大便溏泻，面无人色，筋畅肉嗣，昏晕懒言。所延妇科医师皆见而辞谢，不肯处方。余为诊脉后，说明患者去血过多，令速弃昔草汤(即益母草汤)等破血药，改以香砂六君加黄苠、当归、白芍、肉果、破故纸煎汤服之，幸得转危为安。妇科医师见而却走，实因患者丈夫为局长，病势又重，如挽救不应，深恐被累。如此只替自身打算，不顾病者危急，乃胆小心粗之故耳。
想方设法为病人为医以替病人解除疾苦为惟一宗旨，故应想方设法去为病人。余开始在嘉定行医，了解乡间多数病家，进益有限，生计困难，故不定诊例，用药则选有效而价廉者为主。如脑脊髓膜炎流行时，当时医家动辄用犀角、羚羊，一剂数十元，不足为奇，而疗效并不显著，中等之家往往倾家荡产。此等处余极注意，不用犀、羚、珠、黄等贵重药品而能解决问题时，坚决不用。三十年代，苏北逃荒来我乡者，多靠劳力度日，生计艰困。某日，一十四岁苏北女孩患臀痈来就诊，因肿势甚剧，高热弯腰，由其父搀扶而行。余即闻：病得如此严重，为何不请老专家治疗?其父嗫嚅久之，云；已走几家，皆拒不医治。良以当时医家，惧万一出事，便多麻烦，故拒绝治疗。余以为不急治，恐无生理，便为开刀，出脓半痰盂，再赠以黄芪内服。脓净肿消，热解而愈。
又我乡间渔民笃信割螳螂子(乳儿两颐内肿胀，不肯吮乳，俗称螳螂子)，往往因割伤血管，出血不止而死。徐灵胎有斥海滨妖妇割螳螂子误伤人命之记载。余用林屋山人法，将生地黄酒浸捣(贴脚心，男左、女右)，赠送病家，以抵制割螳螂子之风，免于枉死。
农民离城镇较远，有病求药比较困难。一九六五年，余在上海七宝镇附近农村巡回医疗中，见农村中草药为数不少，因在一次为农村卫生人员讲课时，提出几十种有效单方，以「就地取材，俯拾即是」为题，详为硅}解。例如香葱捣烂炒热敷跌打损伤形成之血肿；麻油内服外敷，治汤火烫伤；蒲公英捣涂，治痈肿热疖}脱力草煎服，治贫血萎黄夏枯草与肉骨头煮汤，治肝、胃气痛}茅根煎服，治鼻衄、尿血等等。信手拈来，即可解决问题，故听者欣然有昧。
结语
余觉少壮之年，精神最为充沛，所读之书不易遗忘。故为一生晟宝贵之岁月。自古有为之青年，皆知于此努力勤奋，以图有所成就。如诞谩悠忽，轻易放过，至为可惜。语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实为若辈敲警钟也。余觉少壮一过，婀人事日烦，精力渐减，即有阅历，亦易遗忘。但此期间，难免有种种之干扰，需善加克服。至如烟、酒、赌博、戏谑闲谈之类，宜避而不涉。否则，所谓宝贵之岁月，又能剩几何耶?故惟专心致志，泰山崩而色不变，麇鹿游而且不瞬者，足以保证耳。韩昌黎云：「业精于勤，荒于嬉。」旨哉言乎余虽垂老，觉须学之事尚多，真有学到老，学不了之慨，而祖国四化之实现迫于眉睫，因愿与诸同志共勉
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一
名老中医之路二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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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医一生
天津儿童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何世英
【作者简介】何世英(1912～)，天津市人。早年自学中医，一九三六年卒业于华北国医学院并悬壶于天津。毕生致力于中医内科和儿科，临床经验丰富。着有《儿科疾病》、《何世英儿科医案》等。现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常委、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出身予贫苦家庭，小学卒业后，父亲叫我去学徒，我不同意，勉强继续升学。嗣因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失业大军日益扩大。为了免于冻馁，只好学点技术餬口，这是我当初学医的目的。为什么选学中医呢?因为学西医，一是学历不够，二是学不起。
我先在一位中医帮助下进行自学，前后背诵了《濒湖脉学》、《药性赋》、《本革备要》、《汤头歌诀》，并浅尝了《内经》，《伤寒》、《金匮》等书。后值施今墨先生创办华北国医学院登报招生，便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该校学习。
进入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的第一天，施今墨先生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两点：一为中医一般技术水平太低，滥竽充数较多。一经错误治疗，虽然不见得马上致命，但病情逐渐发展，以致最后死亡，而病人无法察觉，这就叫「庸医杀人不用刀」。一为中医必须发展提高，走科学化道路。它好比破旧王府，已经不适合时代的要求，如能利用原来良材改建为新式楼房，既壮观又坚固实用，岂不更好?办国医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骨干力量改进中医。施今墨老师的讲话，对我影响很大。
施先生认为，中医应该走结合西医、以西医之长补充中医之短的道路，主张中西医学熔于一炉，不能有门户之见。因此，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是中西医学齐头并进，而以中医为主。执讲者皆当时医界名宿，如周介人、朱壶山、方伯屏等。西医课多由平大医学院教师兼任。施先生由于诊务繁重，仅担任高年级医案课并亲带实习。，
由于学校成立较短，图书馆尚未建立，为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多读一些书籍，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到西四牌楼一带街旁粥摊吃顿简单晚饭，便到北海旁国立图书馆看书，一直到闭馆。阅读的书籍，除医学典籍外，还浏览一些文学、历史等书，坚持三年之久，笔记积累了百余本。
这个学校是四年制，当我上满三年时，参加天津市官厅举办的中医考试，侥幸考中并名列第一。在毕业以前，我就领照开业了，由于学校的特殊照顾，准许我参加毕业考试，并取得毕业证书。
开业之后的考验
我正式开始行医，是在一个药店坐堂。当时自己感到很空虚，治病没有把握。逢巧开业就遇到了三位疑难病人：第一位大概是心肌梗塞，来诊时行走自若，只是稍感胸闷，精神比较紧张，但脉象未见特殊。病人回家后，药未入煎，突然死亡。当我听到死讯，一惊非小，及知尚未服药，心情才平定下来。第二位病人是晚期肺结核已临垂危。出诊一次，并未回头。病人与当时某名老中医是朋友，这位老中医为了考验我的医术，特向病家推荐。后来我知道原委，感到很羞愧。第三位病人是精神疾患，已经五年。症见经常嗝气，两手垂放，不能贴身和接触外物，触即打嗝。面部觥白虚肿，食欲不振，身软无力，精神抑郁悲观，自谓必死。遍历全市中西医，治皆无效。我先后予以舒肝理脾、调气降逆之剂治疗十余日，毫无效果。
这三位病人给了我很大压力，甚至使我产生了后悔不该学医之念。但同时也使我想起《东莱博议》中「楚人操舟」的一段，认识到遇见逆风，正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假若开头就逢顺风，极易产生轻敌思想，容易招致身败名裂。最后认识到，正确对待困难和战胜难关，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水平。随着思想的改变，也就开拓了新的思路。
我认真分析了第三位疑难病症。根据具体症情，肯定是精神疾患。看来单独靠药物治疗，已无能为力。朱丹溪曾有对精神疾患者「宜以人事为之，非单纯药石所能全治」之语，可见古代医家也早有这样的见解。当时发现病人每次打嗝，必先躬身低头。我想病人如果主动不躬身低头，则打嗝有可能控制住，但又考虑打不出嗝来，必然气滞胸闷，那只好说服病人了。于是我决定停开药方，改做思想工作。
首先对病人解释不开药方的原因及本病预后良好的道理，然后要求病人尽量克制躬身低头的习惯，鼓舞勇气，挺胸竖头，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努力与疾病作斗争。试做一次，病人立感憋闷，痛苦难忍。鼓励其回家继续试做，并再三对病人讲：「意志坚强与否，是决定这一痼疾能不能痊愈的关键。如努力为之，虽五年之病，旦夕可瘥。」经过病人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两天，打嗝基本停止?面容及精神也明显好转。后遇心情不快，间又发作，卒以意志坚决，终获痊愈。
这一病人的治疗结果，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努力提高技术，积极解决疑难病症，增强了勇气。
经方、时方与综合运用
在我早期临床中比较地侧重以六经辨证指导外感热病及其变症，不少病人有显著疗效，深受患者好评，例如：
患者，男，三十岁。素有痰饮留伏的哮喘宿根，困受外邪而复发，半月不解。中西医药罔效，病势垂危，已准备后事。证见喘息鼻扇，张口抬肩，胸高气短，头汗如珠，面色发青，烦躁不安，舌苔白腻，两脉滑大而数，沉取无力。据证论治，认属痰气交阻，闭塞气道，邪盛正衰，肺气欲绝。乃以扶正降逆定喘化痰之法，投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啼汤加重剂人参治之，药未尽剂而喘已定。
某老翁，初秋突发高热，日泻十余次，中西(日医)医共治疗三天无好转，病势危殆，乃约余诊。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遍身炽热有汗，泄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着，纳呆不吐，溲少而赤，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当时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而以葛根黄芩黄连汤冶之，一剂而瘥。
一老妇年近古稀，外感高热四天，热退匝月，日夜不能合眼瞬息，西药安眠、中药安神俱无效。精神烦躁，痛苦难堪。舌质光红而干，脉弦细而数。当时按少阴热化、水火未济，而以黄连阿胶汤治之，一剂酣睡，再剂乃安眠。
又患者，男，五十岁。先发热十天，退热后二十天不饮，不食，不语，仰卧，昏睡而不闭日，有时长出气，半月无大便，舌苔白腻遍布，两手俱无脉。中西医均拒绝治疗，已备好衾棒，等待气绝。余按邪热内陷、痰热郁结、阻滞中脘、气机痞塞论治，而予小陷胸汤原方。服后二小时，病人即能闭目深睡，减少了长出气。翌晨突然坐起，诉饥饿，索食物，家人反而惊惧，以为「回光返照」。疑惧稍定，姑与之食，见其食后又安睡，知其已有生望，于是由惧转喜，再邀复诊。继续以小陷胸汤加元明粉予之，翌日得畅便。由此神态自如，其病若失。
经方用之得当，效如稃鼓，这是历代医家共同的体验。但我通过临床认识到，同于经方一隅，是不能解决一切外感热病的。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温病辨证及应用时方才能取得效果。例如神昏一症，完全按照《伤寒论》胃家实处理，是不符合实际的。又如外感热病初期之属于温病的，依然坚持「一汗不解，可以再汗」，及「下不厌迟」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更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如以六经辨证，则只能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在把好乙脑三关(高热、惊撇、呼吸衰竭)中，即使对退高热有利，但也不能控制惊厥和呼吸衰竭，何况乙脑在临床上常表现为暑温证和湿温证不同的类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指导，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由于历史的条件，《伤寒论》决不可能概括万病，它的理法方药，也决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一切外感热病。温病的学说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都代表外感热病。从整个发病过程中，由初期、中期到末期，都有其不同的临床特点。可以说，伤寒与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每一类型包括若干病种，同一病种也可能在病程中出现不同的类型。这两个类型既有所区别，又各有特点，而且它们的理论核心，都是落实副脏腑经络之上，《伤寒论》一些方荆，仍为温病所沿用。因此，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征应该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不应继续存在几百年来所谓寒温门户之见。个人早期临床既在经方上有所收获，但以后也常应用时方而收效。因此，我个人既不是经方派，更不是时方派，而是综合派。
继承师学与独立思考
施今墨先生治病，博采古今南北各家之长，遇有疑难之症，必参合医理，穷源溯流，深思巧构，疗效突出。其临床特点很多，外感内伤均所擅长。举如急性传染病、呼吸、消化、循环、泌尿，特别对神经系统疾患，均有独到之处。施师尤擅长妇科，特别注意调理气血，强调「气以帅血，理血必先理气」之旨。对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脱垂、闭经、滑胎、妊娠恶阻、盆腔急慢性疾患等，疗效极为显著。
施师处方，喜开「对药」，如厚朴花与玳玳花连用，大生地与大熟地连用，砂仁壳与豆蔻壳连用，苍朮与白朮连用等。用药剂量非常谨慎，麻黄均用蜜炙且份量极微，一般O．9～1．5克，很少用至3克。常谆谆告诫同学慎用葛根，必要时以青蒿代之。
我多年来秉承师法，每获良技，但有时也要跳出老师的框子。施师慎用葛根，而我经常习用，并无副作用发生。施师对某些药使用剂量甚微，而我根据病情需要，往往超量应用始能奏效。例如施师用葶苈子经常不超过1．5克，而我则用至9克。又如麻黄定喘，对急性呼吸道疾患，虽小量亦效，但对慢性者，墨守微量，往往无济于事。施师治疗头风证中的神经性头痛，喜用虫类平肝熄风药，一般地用地龙、殭蚕，稍重用全蝎，特重用蜈蚣。施师用蜈蚣，每剂从未超过一条，我则根据病情需要，每剂最多用至十六条，并未发生中毒反应。举例如下；
宋××，男，三十一岁，某面粉厂工人。1956年2月15日初诊：头痛四周，阵发性，痛时剧烈难忍。
一周前头痛突然昏例，手足厥冷，当时由厂医送往某医院晒系科住院检查。医院考虑脑肿瘤，决定开颅探查。患者不同意手术，于术前一日自动出院来诊。
当时精神紧张，头痛时额汗如珠，常有幻视，夜梦纷纭，不能酣睡。舌质暗红，苔少，脉象弦数。证属肝风上扰，头风重证。宜镇肝熄风。
处方：天麻、猛莶草、菊花、白蒺藜各g克，桑寄生15克，代赭石18克，山慈菇0克，锻磁石30克，川连、胆草各4．5克，蜈蚣3条，全蝎g克，水煎眼。
上方加减服至2月28日，头痛好转，但头部有时有上撞感。睡眠时间略长，但梦多、幻视已轻，脉象弦数转缓。改定处方：紫石英24克，锻磁石30克，生龙齿、代赭石、茺蔚子各15克，生石决明30克，全蝎9克，殭蚕、胆草各4．5克，菊花、地、坨、勾藤、天麻、稀莶草各9克，蜈蚣4条。
从2月28日起，依上方加减服至4月4日一个多月中，蜈蚣用量陆续增至16条，头痛全止。再服五、六剂后逐步减量。一般情况仍好，乃停药观察，后封某医院脑系科复查，已无阳性体征，恢复工作。
当然，在临床方面，每人经历不同，故有不同的经验积累。但是新的经验积累，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我喜用葛根，系我的启蒙老师天津市已故名医陈泽东亲传。陈老以善用温燥药而闻名，里证动辄姜、附、桂，表证常用苏(苏叶代替麻黄)、葛、柴。我虽然投入施门，但对陈派用药已先入为主，故对施师深恶葛根，反滋疑窦，而我以后在长期临床体验中，葛根用之得法，其妙无穷。因此，兼采各家之长，又要独立思考、推陈出新，才是治学治医的必由之路。
儿科特点与提高方向
在我学医时对儿科比较感兴趣。学校聘请施师胞兄光致先生主讲儿科。光老对儿科很有造诣，临床经验丰富，个人受益匪浅。
自专业儿科后，发现存在许多阀题阻碍着中医儿科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剂型问题。小儿服汤药很不方便，煎多了无法吞服，煎少了又容易炭化。其实这一实际问题，早就引起古代一世纪《小儿药证直诀》中所载一百二十四方属于丸、散、膏、服易用的剂型。这种适应小儿疾病服药传统有效方法，是应该继承的.过去虽有一些儿科古方和验方删改，多数盛称百病皆冶，疗效不专。解放后经过审订，淘汰了一些品种，现有仅能治疗小儿部分疾病，大部分疾病缺少专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一九六0年开始，总结个人经验，筛选出疗效比较满意的方剂，由本单位制成便于服用的成药，包括片、丸、糖颗粒、糖浆、水剂、散剂、软膏等二十余种，一般常见病几乎都有专药(参阅《中医杂志})1965，11、12两期)。其中大部分作了系统地临床观察，并反复修正了配方，经过长期临床应用，颇受患儿及家属的欢迎。当然，成药有它的局限性，至于病情复杂等特殊情况，仍需要服用汤药，不能削足适履。
配制成药的目的，固然是解决剂型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临床疗效。以最常见的急性扁桃腺炎来说，由于对抗菌素敏感的减弱，有些病儿往往服用西药多日不能解热而转看中医。我观察到患本病的小儿，除局部病变及全身的高热外，多数伴有口唇特红、脐腹疼痛、大便秘结等特征，这是西医儿科教材所没有，中医儿科教材有也叙述不全的。从患儿多数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来看，风热相搏，来势甚暴，其病机则里热偏重。据此治以清热解毒、化瘀通便，配制成「清降丸」一药。服后一般翌日或当日必大便，便后热退，局灶随之改善。仅此一药的推广使用，便节省了大量的抗菌素。
中医儿科也存在诊查方法问题。儿科又称哑科，既不能自诉病情，家属反映情况也不见得完全可靠；小儿精神容易激动，脉象也不稳定}儿科特殊诊法的指纹观察，又难以掌握标准。因此，中医儿科诊查方法必须扩大，诊查指标要求尽量客观化，应适当结合西医诊查方法。几十年前中医儿科很少使用体温表，现在不是普遍应用了吗?为了便于了解呼吸道疾患病情轻重以及心功情况，没有理由拒绝采用听诊器。为了有利于鉴别诊断，根据需要，还应作必要的化验室检查及其它检查。如肾炎，当临床症状已经消失，而尿化验仍不正常，如果只凭临床现象，主观认为痊愈，岂不误事?从病人实际出发，我认为中医儿科工作者必须打破保守，虚心采用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才能有助于提高疗效。
中医儿科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是没有接触急症及急性传染病的机会。像我单位门诊急症中医不能插手不说，由于未建立传染病科，平日既不收也不看急性传染病(只夏秋季开病房收治乙脑)。中医儿科本来长于治疗麻疹，现在也看不到了，经验成为书本上的空谈。长此以往，确实要像有人指责的那样：中医不会治急病。
上举三点，前两者可以通过中医本身努力来改进，但最后一点，涉及某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从长远看，这一点能否改进，是关系到中医儿科能不能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
扬长避短与发挥优势
诊断明确，应急措施多，是西医之长；辨证施治，灵活性强，是中医特点。两者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能提高临床疗效。以收治乙脑为例，从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八年间统计我单位共收治乙脑三百六十二例，通过中西医结合以中药治疗为主，平均病死率仅2．89，6(参阅《天津医药》1980．7，「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治疗体会」)。
中医中药单独治疗急性传染病，疗效还是比较满意的。一九五九年津市白喉流行，我单位接受临时收治任务。因白喉类毒素供应不足，除开两个西医病房外，又开了一个中医病房，专以中药治疗。当时合并症很多(主要是心肌炎)，症势险恶。我在临床观察中，发现这年白喉病儿有如下特征：发热不高，日暮较甚，既不恶寒，也不恶热，身软无力，口干不喜饮水，咳嗽无痰，咽痛不重，舌质光红微干，脉弦细而数等，无一不切合阴虚证。前人认为阴虚肺燥是白喉发病的病理基础，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于是在治疗上便确定以「养阴救燥」为治则，并以吹喉药配合汤剂治疗。对于合并心肌炎，则按病情轻重，辨证论治处理。这个病房共收治白喉病儿一百零七例，仅一例死于合并心肌炎，临床呈现阴分已竭，阳气虚脱的严重败象。另外，有两例病儿合并皮肤白喉(疮面培葬证实)而以吹喉药外用，迅速取得脓消疮愈的意外敛果(参阅「天津医药杂志》1960．7，「中药治疗白喉107例初步总结」)。这里附带说明，在治疗白喉的西医病房中，不少患儿对白喉类毒素过敏，而改用中药治疗，无一例失败。
中医儿科在临床上有很多经验可以补充现代西医儿科之不及。例如肠麻痹症，西医常需肛管排气，而效果有时不理想。中医辨证有属肺气不宣，大肠雍滞的实证，也有脾阳虚衰，运化失调的虚证。我对前者常用「小儿一捻金」或「牛黄夺病散」收效，后者则以温脾消胀之剂取胜。
清热利湿治疗新生儿高胆脂血症，凉血散瘀加镇摄治疗过敏性紫癜}清热解毒，逐瘀化浊之治疗肺脓疡；淡渗去湿，驱风止痒治顽固性皮肤过敏性疾患等，疗效均比较突出。
又如脑症昏迷病人的尿闭，不论程度轻重，只要指压利尿点(病儿仰卧取平，从脐眼至耻骨联合上缘，连一直线，在二分之一交点处)，立即排尿，而且通畅彻底。自从我在《天津医药杂志》1965年7期发表「指压利尿法治疗昏迷病儿伴发屎潴留八十例临球观察」一文后，我单位迅速推广，医护均能掌握，一直到现在，重复可靠，效果显著。
医学生涯六十年
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顾问陈源生
【作者简介】陈源生(1897～)，四川铜梁县人。中医世家，致力于中医临床工作六十余年。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床意义多有阐发,善于汲取各家学说的长处，对中草药的研究尤其心得。治病不拘成法，主张轻灵巧取，在内、妇、儿科临床上，有较深的造诣。着有《临床常用中草药选编》、《简便验方歌括》
在畸岖的医学道路上，我虽已经历了六十多个寒暑，但仍不敢妄言医道精微。只能把一些点滴的经验教训披陈如下，以与同道共勉。
由诵习方药入手，从流溯源
我家世代以医为业。叔祖父陈济普，以内、妇、喉科见长，在铜梁一带行医数十年，名噪一方，家父及兄长皆从其学。我九岁发蒙读私塾，二、三年后，父亲就叫我在课余背诵《药性赋》。所赖年少，记忆力强，不多久，寒、热、温、平几百味药性背得滚瓜烂熟。紧接着又背诵了《药性四百昧歌括》。一切都很顺利，对医道兴趣倍增。．继而征得塾师之允，遂与儒书、医书合炉共冶。按照叔祖父安排，进一步就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因先背熟了药性，虽初读方书亦不感到陌生。叔祖父对我讲：「虽说『医不执方』，而『医必有方』。前人立方，皆遵法度，故学方易知法。法与方，犹藤与瓜之关系，欲临证者，当先从方与法入门。」之后，又读了《成方便读》、《成方切用》等方书。在熟悉了基本治法与方剂后，开始读《医学三字经》。背得了(《医学三字经》，叔祖父嘱我再读《医学心悟》。并说：「《心悟》一书，其精粹又在『医门八法』篇中，务必要熟读、精恩，最好背得。」确如其言，「八法」篇颇切实用，我临证以来，立法处方得程锺龄先生益处不小。除陈、程这两本书外，还陆续读了一些入门书籍，由此而具备了浅显的理论及一般的临证知识，为学习经典医著作了一些铺垫。
攻读经典的方法：相互参证，
学用结合，反复精思「不读《内》、《难》、《伤寒》，不可言医」。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学《伤寒论》是先从原文开始的。惜乎条文古奥，错简晦涩之处，实在不懂。还是经叔祖父指点，以《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与仲景原文相互参证，读而思，思而再读，反复多遍之后，感到见效确要快些。据我的学习体会，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有两把入门的钥匙：就是陈修园着的《长沙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两本书。陈氏方歌铿锵顺口，或概括重点条文，或列治法原则；既有药味组合，又详份量加减，对于理解和熟记条文、方药，皆有帮助。至今，这些方歌我都牢记未忘，我觉得这是一条学习仲景著作的快捷方式。
还是如上述方法，我从《内经知要》开始学习《内经》。同时又以张、马所注《内经》和张氏《类经》互勘互学。当时，长辈并没有要求我在短期内把《内经》学深、学精(事实上也不可能)，只是力求从概念上了解中医基本理论，为今后深入学习而奠定基础。
十年私塾之后，我即随叔祖父临证写方，并没有因家学必传后代而稍有懈怠。白天诊病，夜晚就恭候叔祖父身边，从临证病案所记，常究疑难于叔祖，必得晓畅理法而后可；而他老人家则是有问必答，更使我心悦诚服，获益良多。如此，学用结合将近两年时间。
悬壶知医难：疏忽与失误，难忘的病例
一九二0年，我开始在锢粱、凉水、侣俸等乡镇行医。假先辈声誉，尚未因初出茅庐而坐冷板凳。随着求治者日众，困难更增多。由于学未精深，临证往往缺乏定见，以致认证不准、方药失当者有之，迟疑不决、贻误病机者有之，反正失败的教训很多。那段时期，有几个病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乙卯年除夕之际，母亲患头痛甚剧，痛位偏重巅顶，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脉微几不应指，我认定是吴莱萸汤证，乃放胆原方书之。殊料药后病增而吐剧。惶然不解，求教于叔祖父。叔祖父日：「辨证无谋，方亦对路，而药后病剧者，吴萸之量过重耳。汝母素弱，得大剂辛烈之吴萸，故格拒不入，我寻常用吴萸恒嘱病家泡淡入煎，汝正疏忽于细微之处。现仍以原方，吴萸量减其半，泡淡，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导之，汝母之疾可一剂而安。」我遵嘱处理，果药到病疰。
我有一婶娘，孀居有年，素患饮疾，时感外邪，其证恶寒无汗，头身疼痛，胸闷咳喘，脉浮，既不缓亦不紧。再三思之，辨证为外感风寒、内停水饮，开了一张小青龙汤原方。那知药采尽剂即大汗出，胸闷咳喘加重。正祖父闻讯来诊，急投大剂真武汤救之。我当时还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叔祖父说：「误在诊断不详，虚宴实未分。汝婶素多带下，阴精暗耗，兼足中脉微，证属气阴两虚，凡见此证此脉断不可汗，仲景早有明示。小青龙汤虽有芍药、五味之缓，亦难任麻、桂、细辛之峻，加之药量过重，错上加错。程锺龄有云，『当汗不可汗，而又不可以不汗，汗之不得其遭阻误人者』，正此之谓也。汝虽读《医学心悟》，却未彻悟。初诊若能以扶正解表、理气豁痰之参苏饮治之，倒颇为合拍。」我回答说：「婶娘是老辈，不便询其经带，尺中脉微，并未细切，既然初治药量已嫌过重，为何真武又须大剂?」叔祖正言斥曰：「胸中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不真倒未可厚非。但是，『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难意断』。《十问歌》忘记了吗?老辈子就该舍去问诊吗?治病岂能分亲疏,汝婶初治以重剂辛温解表，是犯虚虚之戒；药后大汗出，已有亡阳之兆，必得重剂真武救逆而冀安，所谓『无粮之师，贵在速战』。用药的轻重，当权衡病之浅深、虚实及传变而慎所从违。『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经旨昭昭。看来，汝读书不求甚解，只知其然，未追思其所以然，今后须下点苦功夫才行。」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历今六十载，言犹在耳。
放眼百家，广开学路，博采众长
疾病总是千变万化的，同一种疾病可因时、因地、因人而证相径庭。徒执古人有限之方，以临夸人无限之病，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所谓「经方」．．「时方」之争，实际上乃伤寒与温病两大学派之对垒，这是阻碍学术研究的一种偏见。我临证以来，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
记得正是开业的第二年，家乡温病流行。我接治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位青年农民，其证壮热恶寒，口渴心烦，周身疼痛，咽喉肿痛，溲黄便秘，苔腻脉数。先投银翘散，继以白虎、承气，病势不衰。次日午后，旋即喉肿欲闭，水难下咽，证情恶变，我技已穷，不知所措，急请叔祖父会诊。叔祖父诊后，嘱开升降散加味煎服，外用家传吹喉散，很快痊愈其病。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杨栗山《寒温条辨》，也不知道升降散方竟有如此神效。、
一次，邻里一行商患泄泻腹痛有日，我以理中汤治之不中，乃执案求教于叔祖父。他告诉我；「再详审脉证，究明其属中焦虚寒，还是中气下陷,既然理中未效，或可升提为商。」果然，投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泻止痛安。当然，此侧失误在辨证不确，选方失当，非理中汤之无功。不过，也说明了补中益气汤治疗中气下陷所致之泄泻确有着效。此方并非「经方」，但是，根据「内经》「清气在下，则生飧泄」的病理变化，东垣制升阳举陷的补中益气汤不也是和仲景一样，源本(《内经》并发展《内经》而独具匠心吗?
实践告诉我。只有广开学路才能迅速提高医疗水平。程锺龄有两句话我很赞赏；「知其浅而不知其深，犹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从其言，首先在思想上屏弃「经」、「时」两派的陈观，以临床疗效为标志，对各家理论求实择善采之。中年以后，乃悟各家学说皆源同流异而已。从而认识到：对各家学说合读则金，分读则偏』去粗取精，扬长避短则可，盲从偏见，顾此失彼刚非。临床上断不可因麻桂治伤寒着效，而毁荆防银翘轻描淡写如儿戏；决不因补中益气汤之「甘温除热」就日「古方不能治今病」，而取代小建中汤。凡如斯者，皆宜共存以取长补短。
学问并非尽载名家论著。广采博搜，不嫌点滴琐碎，「处处留心皆学问」。举两个例子
同乡有李姓草医，祖传疳积秘方，以其简便验廉，远近求治者不少。该医视为枕中之秘。为学习伊之长处，乃与其结交至好，并于医道共相切磋，久之情深，伊知我乃方脉医，非卖药谋生，渐去戒心，偶于醉后遭出真言，日：「一味鸡矢藤研末即是。」事虽小而启发大。鸡矢藤一药，我儿十年来屡用于肝胆脾胃诸病，证实其有健脾消食，行气止痛，利水消胀的良好效果。
《金匮》治肺病、肠痈皆用冬瓜子，而冬瓜乃瓜果菜食之物，其子何能有此效?常见冬瓜子抛入猪粪坑中而不腐烂，次年凡施用猪粪之处可自然生长冬瓜。于秽浊中生长的冬瓜，其味甘淡，甚为爽口。我注意观察了这一现象，从而省悟此物极善浊中生清，其子抗生力强，更属清轻之品。根据冬瓜子升清降浊，轻可去实的特点，用治咳喘脓痰、肺痈、肠痈、妇女带下以及湿热病过程中出现的浊湿阻滞上焦和中焦的症状都有显著疗效。
由于理论的渐次提高，经验点滴积累，临证就踏实得多，治有疑难复杂痪病，一计不成，亦有他计可施，处方用药也自然灵活了。于是，愈信秦越人「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之言，淘不我欺也。
学贵沉潜，融汇贯通，执简驭繁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重庆行医。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名医先后避难到后方，一时间，重庆医界，高手云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如全国知名中医张筒斋在渝期间，我常从病人处研究其处方，发现张老极善轻灵，药虽一钱几分，每起沉疴。当时，我正盲目崇拜重荆，自谓「胆大」，对照张老经验，深有触动。我初到重庆，人地两疏，无名小卒较之诸名家，诊务清淡；正因为清淡，又造成了重新学习的环境。条件允许我每治一个病人都详细立案，反复推敲，病家服药后，必询疗效，甚至登门随访以察究竟。临证遇难，遍检医书以求答案,读书有悟，践之临床以期印正。如斯者约有三、心年光景，使我在学术上长进了很大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