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我的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向师友请教。因伯父也在上海开业，有时就向他请教。有一次，遇到一个疗疮生于右侧鬓角耳门前的病人，前医诊治未效，日渐加重。我去诊治时，疮头干陷无脓，肿势上至头顶，下至下颌骨，右目因肿胀而紧闭，整个右僦面部坚硬如石，伴有十余处如黄豆大的软点；神志尚清，身热起伏，病程已十余天。前医初用五味消毒饮、化疗内消散加减，最后用犀角地黄汤合解毒大青汤加紫雪丹。思考前医治法均符合「疔疮忌表」的治则，为何未能起效，实属费解；症势垂危，又不便更改前法。于是，我请伯父会诊。伯父诊察之后，认为病起于少阳经，病程十余日，局部如此严重，而未见走黄昏迷之象，说明是风热证，非火毒证，应该解表托毒，方可挽回。即予以荆防败毒散去羌独活、生姜，加皂角、锻花。服一剂见脓，二剂脓大出，四围之软点均破皮出脓，肿势较减，身热亦退，经内外词治约月余而愈。通过这次向前辈请教，不仅使我增长了鉴别风热和火毒的见识，而且使我体会到前辈们的宝贵临证经验，往往是在书本中学不到的。
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和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和医案，浏览了现代医学的解剖学和外科学总论，以吸收现代医学有关伤、外科知识。总之，这一阶段的学习都是为了治好病，为了当一名好医生。实践证明，由于结合临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一个个病终于被治好了。病人的口碑是最有力的宣传。到了抗战胜利时，我的业务已经由每天三、四号逐渐增加到每天三十号左右。也可算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初步站住了脚跟。
(三)为提高伤科专业而学我在上海独立开业之初是内、外、伤科都看，但因我们施家祖传伤科素有声望，所以我的伤科病人也就逐步增加到每天近百号，无形中我成为一个伤科专业医生了。
此时，我对损伤疾患，大都能进行诊治，并且对其吉凶和预后如何，也都胸有成竹。但是，时代在前进，现代医学在发展，对照个人的中医伤科专业，虽有优点和长处，但也应该承认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某些骨折的断端对位不隹，或者功能恢复不够理想等等。过去父辈对此总认为「难免」，而我却觉得，作为一个专业伤科医生，决不能满足于现状，应该针对存在的缺点和短处，力求改进和提高。
首先我开始了对伤科理论的探讨。回想过去学伤科时，着重了解什么部位是什么病，归什么经，以及背诵《正骨心法》和《伤科补要》中的主要方剂。当时认为理论清楚了，伤科就容易做了，等到经过临诊，自会熟悉的。无可否认，要掌握伤科，必须先弄值中医基本理论；但是，要做好一个伤科专业医生，单靠弄懂基本理论还不够，有必要深入钻研专业知识。于是，我从《内经》着手，集中阅读了历代大部分医书，包括丛书和方书中有关伤科的论述和方药；使我对伤科的源流以及手法、夹缚，内外药治的起始和发展，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同时，我根据临证经验，对伤科用药和内、外科用药进行了对照和玩味，深感伤科中的骨折起因于伤从外来，卒然身受，其整个病程与内科时病、外科急性病相类似，其中有一个传变的过程。所以对骨折的治疗，理应找出一条可以遵循的分期施治规律。参阅古人有关治则，一般是初期施攻，后期进补，所用方药则见仁见智，各有长处。个人认为，骨折治法在攻与补之间，应有一逐渐转化的阶段。通过进一步思考，我在张介宾《新方八阵》「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的启示下，以攻、和，补三法交替，提出了「闭合性四肢骨折三期分治」的论点如下：
骨折初期；骨折后，经脉必同时受伤，气血离经，凝结成瘀，而为肿痛。治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为主。
骨折中期：一般骨折后一周刘十天，肿势接近退尽，瘀血基本消散,此时骨折断端正在生长和接续，本应补肝肾、养气血，促使断端及早愈合，惟以炉烟虽熄，犹恐灰中有火，骤进滋补，势将滞瘀，继以攻瘀，难免伤正。治宜和营续骨、舒筋通络为主。
骨折后期：断端已初步接续，一般会出现患肢功能恢复迟缓，局部肿胀，或肌肉萎缩，皮温清冷，舌苔淡白，脉多虚软等见证。此乃病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之象。治宜益气养血、温补肝肾、壮筋坚骨为主。
这一论点，于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先后在上海市中医学会主办中医伤科温课班的讲课中和上海市中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分别举办的「骨折的诊断与治疗」学术报告中提出。经过伤科同道实践，一般认为骨折三期分治论点的提出，有助于恰当掌握骨折治疗的进程。
在探讨伤科理论的同时，我吸收现代医学的复位原理和手法，进一步思考如何依据石膏固定的原理以改进中医的某些夹缚方法，并对近关节骨折如科雷氏骨折，肱骨髁上骨折，髌骨骨折等，进行了重点探讨。我发现，祖传的方法和伤科同道习用的方法，关节功能的恢复一般还可以，但每能形成畸形愈合，而石膏固定虽可减少畸形愈合，而又往往会造成关节强直。据此，我采长补短，逐步改进了中医的复位手法和夹缚方法。同时，我置备了人体骨骼模型，仔细揣摩全身骨骼的位置、形态和体表标志，又与放射科医师协作，为我诊所的骨折病例作x线摄片，以明确诊断和复查。这对弥补中医伤科的不足和提高疗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学一九五八年，在党的中医政策光辉照耀下，我响应党的号召，结束了个体开业，进入卢湾区中心医院，担任中医科副主任。这一转变，使我感到光荣，感到欣慰，决心以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己任。其时，我正当壮年，夜以继日，毫无倦意，把学习重点放在进一步发掘整理中医伤科理论方面。
进了医院以后，设备条件齐全了，对骨折病人的处理从以往的手摸心会到运用x线下手法复位，大大提高了效果，也逐步发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之处。一九六二年春，我院开设了伤科急诊和病房，病种明显增多，重病号也多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我认识到这是发掘整理中医伤科医学的极好机会，同时又感到自己的知识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我除了争取机会参加各项学术交流和阅读杂志发表的每篇报道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外，先后学习了过邦辅译华生·琼斯《骨折与关节损伤》，但巴玛《骨折与脱位处理图解》、刘润田《骨折与脱位治疗图解》、黄家驷主编《外科学各论》的骨折部分，重点就骨折的修复、连接迟延和不连接、粘连和关节僵硬、骨化肌炎和损伤性骨化、骨的无血管性坏死以及各种骨折的整复和固定方法等章节，进行仔细阅读。与此同时，我们还就现代医学骨科临床普遍感到难于解决的问题，运用祖国医学理论进行重点探讨，并在以下几个课题上逐步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1．针对现代医学有关血液循环供血少的部位骨折不易生长的理论，根据祖国医学关于筋骨依靠肝肾精气和气血充养的指导思想，提出掌握时机及早补肝肾，养气血，以促使断端生长接续的治疗原则。经过临床对股骨颈囊内、腕舟骨、足舟骨、胫啡骨下1／3等供血不足部位骨折的内治，尽早地采用补法，收到了缩短愈合期的疗效，并曾总结发表了《股骨颈囊内骨折的中医疗法》一文。
2．有关石膏固定拆除后患肢肿胀的问题，经研究，主要是由于石膏长期固定未用活血化瘀药治，加之石膏性寒，以致寒湿夹瘀，凝结不散，而为肿胀。每用散寒活血法进行药治，均收到肿胀加快消退的效果。
3．关于损伤关节面骨折每多后遗损伤性关节炎的问题，我们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伤痛久不愈者，风损也」的启示下，主张治疗损伤关节面的骨折，除力求关节面复位平整外，初期必须活血化瘀，使瘀能尽化，后期应补肝肾，养气血，使正气充足，邪不得入，从而避免损伤性关节炎的发生。临床治疗不少此类病例，因及时化瘀、补正，取得显效。而且，实践证明，即使关节面复位不尽平整，如能按期药治，亦能避免后遗症。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被任为我院副院长兼中医门诊部主任，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中医学会伤科学会主任委员。业务上，我着重就脑震伤后遗症和腰腿软组织损伤等课题作了探讨。
脑震伤后遗症，在现代医学看来，认为除予对症治疗外，没有什么特效办法。我针对此症的头晕、头痛、泛恶、嗳气等主要见证，查阈历代文献有关记载，根据瘀血内结、败血归肝、木失条达，克土犯胃、胃失和降、内风上扰等病理机转，采用平肝熄风、理气和胃内服、活血化瘀外治为主的治法，初步治愈了有些罹患多年的重病例，现正继续探索中。
腰腿软组织损伤也是现代医学认为比较棘手的常见慢性病之一。在祖国医学中，属于腰痛或腰腿痛的范畴。为了摸索出中医治疗率病的规律，我查阅了历代医书、方书中有关腰痛，腰腿痛的记载。因见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所载「卒腰痛候」、「久腰痛侯」和「腰脚疼痛候」的立论精辟，颇多启示。归纳巢氏论点，不外本病起于劳伤，导致肾气虚损，应属正虚之证，而肾气既虚，风寒得以乘虚侵袭，可转为正虚邪实之证。据此，我试将本病分为急性发作型(正虚邪实)和缓解型(正虚)两类。前者辨风寒孰甚，风甚者祛风，寒甚者散寒；后者分胡虚，阳虚，阴虚者育阴，阳虚者温肾。两年来已治疗数十年来，疗效满意，在进行随访总结中。
结语
回顾个人学医数十年的历程，深切体会到：学医和学其它专业一样，一要持之以恒，终其生不稍懈，二要经常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作为奋发学习的动力。我虽年老多病，但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仍坚持上述两条，愿以有生之年，不断钻研，在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道路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医途回首五十年记
黑龙江省祖国医学研究所高式国
【作者简介】高式国(1902～)，河北省宁河县入。一九二。年中学毕业后曾任塾师，同时自学中医。先后师事予吕秦交、蒋鹤青、吴道善等人。毕生穷治医经，对针灸学说亦有较深入的研究，着有《内经补正》、《针灸穴名解》等。
我于一九二。年毕业于依兰道立中学校，因无力升学，居家闲散二年。一九二二年，邻右父老凑集五个儿童，强余教授，非所愿也。时当乱世(军阀混战)，人喜言兵，余亦窃读六韬孙吴等书，并重温史地，思以追随时势。转思学此下技，何以致用，即便小成，亦只听人指使助纣殃民而已，遂即中止。次年生徒加多，内有中医之子，其父商余教以医书，余遂先买《本草从新》备课。此为余乎生阅读医书之始，亦即望见医途之始。此后常虚心向药店老医请教。药店老医不善讲授，且猜余有意刁难之也。独有老中医吕泰交(宇际安，山东昌邑人，清末附生，年六十余岁)视余可教，热心传授。有时携卷来塾，指示要点，惟恐余之中辍也。余喜极，师事之。吕与余互约，午课余就彼，晚课吕就余，以此为常，此为余在中医路上初学迈步也。但未敢依此为业。师弟相处，意气投洽，研医之外，兼习经史。吕师最喜《周易》及《左氏春秋》。快意时则畅谈时势及古今英雄成败，常夜深忘倦。吕不喜谈文，常日：文章诗赋，乃小儒事也。又日：《诗经》民情也；《书经》政治也，《春秋》司法也}「礼记})教育也《易经》科学也。有时谈及《内经》。余日：文字太深，使人难懂，吕日：凡关理论之书，着重在悟。只要把《内经》的「内」字悟透，则全部经文如同白话。余问：古人有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何也?师日。比如修道，多读书而能明道者渐法也；不读书，而能明道者，顿法也。即朱子所谓「用力之久，豁然贯通」者也。此后，余常怀念《内经》之「内」字。又常默然自问：内之，内之，不知内到何处为止7．师日：「内到无可内为止。」闻言之下，更为茫然。不知所淡者，为医学耶，为道学耶?师弟相亲，倏忽数载，竞忘年有所加，学有所进也。此无他，学不厌，教不倦也。在此数载期间，计所讲授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瘟疫明辨》、《寿世保元》、《嵩崖尊生》，于《内经》、《难经》则择其大要，他如《医宗金鉴》、《中西汇通》、《千金》、(《外台》，陈修园、张景岳以及《沈氏尊生》、《世补斋》等等，涉猎而已。同时又有老医吴道善(字得之，山东蓬莱人，年亦六十余)亦常蓟塾赐教。其人善用经方、简方。常以少药治重病，犹兵家之以少胜众者(如以灯芯炭止血，猬皮炭治寒淋)。常日：药必真实、足量，乃能胜病。不然，徒茹苦耳。其人生性正直，多为病家设想。依人檐下，无以行其志也。又有蒋鹤青先生，曾从事税务，晚年皈依佛教，后半生以施医舍药结大缘法。当其未出家时，余亦得其训诲。其人喜谈气运。蒋、吕相遇则畅淡不倦。三人言行，皆我师也。
一九二八年，邻伯方君，宦游归来，见余教书，以为不可。彼云，教私馆，乃老年儡者之事。青年人日与孔孟相处，将来何以应付社会?甚至「应对进退」都不合时宜。必须出外作事，练达人情皆学问。此古人所以尚游学也。时吕师在座，深以为然，余亦久蛰思动。窃愧无力资斧耳。吕日：人有薄技在身，胜过腰缠十万，况汝学医数载乎?!余闻言胆壮。
同年七月，余持方伯信，到依兰高等审判分厅投差。荐为司书录士之职。暂寓父执郭芾卿家。此余在中医路上遇歧途也。当时官场，人浮于事，未能即妥，延久l延久使人不耐。郭伯殷殷劝慰，且露有留余行医之意。郭业医，设有药铺，铺中老医王汉臣，宿儒也。喜余知医，要郭强余在该铺应诊。余亦叹仕途多坎。且喜依兰多同学故友。尤愿与王医相处，便于学问，遂留止焉。一九二八年中秋节日起，余从事医疗事矣。此为余走中医道路开步起始。王医，山东莱阳人，年将七十，余师事之，而称之以伯。相处甚得，沾益良多。王曾指其床右书垛日，将来以此物累汝。余不敢诺，而窃自幸也。王死不久，逢「九·一八」之乱。依兰被炸，药铺遭焚，同人逃散，余亦流亡虎林、饶河一带，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乡。以医为业，乞食颇不为难。同行四人，亲如一体(内有一初不相识者)。仰余三指，幸得全活。当时山村无医无药，患喉症较多，余以针治之，问用土法。一时生活较为安定。痛定溯思，计遇匪者二次，均赖行医免祸(匪徒惯习，不劫医者)。绝粮者一次，余教以采玉竹根充饥，亦赖知医而得救也。疾病相扶持者二次，一为同行一人伤足踝肿，余告用土和尿敷之，痛减能行。当时同患难人，苦乐与共。孙子所云「风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果然哉l当此之时，．存家难奔，有国难投者多矣，个中滋味，余则备尝之矣。又忆师云「有薄技在身，胜腰缠十万」之言，今乃验也。此时囊中无钱，不足忧惧，囊中无书，殊感束手。临行仓卒携带者，只《温病条辨》，，《针灸易学》两书耳。此余走中医道路之厄运也。谚云「有书真富贵」，「书到用时方恨少」，「学然后知不足，用然后知困」，乃先我经验之谈也。回忆旧书遭损，实为痛惜，每一念及，必牵想到《内经》之「内」字，不知古人如何解释?拟日后详细考参之。两年后出山，同行只有两人，探讯前进，日行数里，不敢冒进，必先有投靠人家，以备盘诘也。一日信宿潘姓农家，黎明未起，忽然思路大开，认为宇宙万类。凡有生灭机能者，俱由幼壮衰老直至死亡消灭，顷刻不停，受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以及五谷六畜，影响损益消跃，而作生长收藏的变化。此种变化力量，含蓄在各个体之中。而《内经》书中所载者，为阴阳五行四时八节。在天则气运寒暑，风雨阴晴，星辰日月。在地则高下旱潦，五谷六畜以及虫鱼菌骚。在人则脏腑筋骨皮肉营卫血气情志，莫不包括。虽一毫一发之微，亦有相当生机在内也。即便一毫一发脱落死亡，其枯毫枯发亦有其逐渐消灭之变化在其内也。此种变化力量，约而言之，即「性命之道」也。以其无可名象，故强名之目「内」。或即吕师所告；「内到无可内」之意欤?于是喜而不寐，以为猜破古人之谜矣。忽又疑念顿生，不敢自信，窃虑先圣哲言，岂能如此轻易。思潮起伏，倏忽屡变。迨出山后，偶阅张景岳《类经》，见其名义自注，文中有言：「内者性命之道，经者载道之书。」乃自信所悟者与古人有略同也。因自恨学识短浅，若能早读此书，何致焦思如此之久。因又思古人有言：「思之思之，鬼神告之。」信不诬也。因又反复思之，所谓鬼神者，即吾心本有灵明，自然发动者也。。究竟何者为鬼，何者为神?则在自家念头之邪正耳。倘贤师友早期告我，省却多少思虑。然不思不虑，则易得易失。今经此一悟，乃出于自诚之明也。其殆师友玉成于我，行不告之教欤?余经此一悟，如在中医路上夜行，忽得明灯也。此后十数年来，医林浪迹，遇有学不通处，则商之契友，并加以思维，常收由点及片之效。从前游走山村，太感乏书之困。出山后，每副书店必不空回，凡遇爱好之书，宁可买而不读，不肯见而不买。如张寿甫陆渊雷、恽铁樵，时逸人、秦伯未、承澹庵诸前辈大作，读之如见海天之阔，其维新衍义之处，多由经典化出，其中意味深且长也。
光复后，国基大定。中医受到政府关怀，我得参加医卫工作。此余在中医道路如登坦荡之公路矣。当时正值百家争鸣，有拟将中药革新，单煎分贮，。然后按方配剂，商余可否?余譬以渍茶，乘热饮之，其味清香，功可透汗，凉而饮之，香味减，功则利尿，隔宿饮之，其色紫，其妹苦，功则涌揭矣。一茶之微，尚且如此，安知多数药味，煎后寒热新陈之变，功能或有不同乎?可进一步研究，务要巩固其功能再行酌用。不可徒革表面之新也。此后余改任针灸科主任，又值朝鲜人金凤汉研究经络得出实质，各地都作讨论，余又发异议之言。认为经是经过，络是连络，无法提出有形物质。譬如两山夹成一谷，两岸夹成一川，在人身由两条经筋，央成一条经络，在解剖上只能提出经筋，此经筋一被提出，则经络同时消失矣。又如房屋墙壁有裂缝，外可入风，内可通气，作用显然。试将此房拆毁，则砖石若干，土木若干，历历可数。而在未拆房以前，有日共睹之墙缝，则提之不出。爱我者急止我日；别在新生事物上泼冷水。我日：我的墙缝子也是新生事物，你也别阻拦我的发展。相与哄笑。有此辩论，犹余中医路上跄步趋行也。此后余改任整理古典医籍工作。我首先着手《内经》，摘其差误而补正之(于一九六四年印成《内经摘误补正》小册。作内部交流。后又加以补改，拟名《内经补正》)。
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被服章」三字于上下文义不属。余意此三字，可移于「适嗜欲……」之前。读为「被服章，适嗜欲……」盖谓圣人以教化治世，遵服章之制，在朝不矜冠绅，在野不妆异服，混世合俗，便于教化也。如孔子为鲁司寇，老子为周柱下史，庄子为宋漆园吏，均不辞小官，志在行道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恶气不发」，「发」字或是「戴」字之误。若果恶气不发，则为郁结之痞，何贼风暴雨之有。今既贼风数至，暴雨数起，皆是恶气发泄之象也。前文言天道以藏德为务，「天明则日月不明」，是天失其藏德之职，而泄其自然之明，则日月之光为其所夺，有明不显(譬如白昼点灯，光焰不显其亮)。今既天遭失职，则邪气(不正常之气)侵害空窍，空窍受侵，则邪气无所归藏，邪气不藏，则不得缓其冲进之势。犹如四时失律，则春不生夏何以长，秋不晦则冬无可藏也。节节相因，总不外阴阳气化进行其生长收藏之道耳。今既生者不生，藏者不藏，故贼风因之数至，暴雨因之数起，俱因恶气不藏之所致也。原文下文自作解日，此。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俱失」也。故余疑「发」字为。藏」字之误。或「不」字为「大」字之误。，．
《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寒，欲如运抠，起居如惊，神气乃浮」段内：「欲如运枢」，烦也，「起居如惊」，噪也；「神气乃浮」，不安也。犹云病者内烦外躁，坐立不宁，神气困之浮越而不安也。如此症状，略合《至真要大论》「诸躁狂越，皆属于火」之义。可于「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三句之上加「因子火」三字。寒静而火动也。原文「因于寒」三字，可在「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之上。正合伤寒初起之麻黄汤证。本篇零乱失序者尚多，有待专文候教。
《素问·金匮真言论》「故冬不按麝」节内「春不病颈项」，以四季月份揆之，应作「仲春不病颈项」。飧泄而汗出也」一句，新校正云，上文疑剩。余意「飧泄」乃夏秋间常见之病，应在「长夏不病洞泄寒中」之下。两句联合，断句为「长夏不病洞泄寒中飧泄，而汗出也(凡长夏有汗者，多不病泄)。
《素问·阴阳别论篇》：「鼓一阳日钩，鼓一阴日毛，鼓阳盛极目弦，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张志聪谓「钩」应作「弦」，「弦」应作「钩」。盖谓肝(弦)心(钩)
肺(毛)肾(石)四经之脉以应春夏秋冬四时也。按一阳为阳之初生，其脉端直以长，长应春阳之象，故鼓一阳应日「弦」。迨阳盛至极，其脉当有汹涛回卷之势，故鼓阳盛至极，应日「钩』。宜从张氏改正之。但「鼓阳盛至而绝日石」句中之「阳」字当是「阴」字之误。按全文大意，鼓一阳者，春脉也，故日「弦」。鼓阳盛至极者，夏脉也，故日「钧」。鼓一阴者，秋脉也，故日「毛」。故冬脉之至，应作「鼓阴至而绝日石」也。若果鼓阳至而绝，则成浮数而散之象，何得目「石」?张氏徒见「弦删钩。之误，未审鼓阳至而绝之「阳」字为亦误，亦挂万漏一也。「阴阳结斜」，「斜」应作「邪」。或古「斜，邪」通用欤?「三阳结谓之隔」，「隔」应作「水」。「三阴结谓之水」，「水」应作「隔」。所以然者，三阳为太阳，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小肠外围为水，膀胱内容为水，两太阳结邪，乃为水病。故三阳结，应作「水」。三阴为太阴，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肺结邪，则气失运而不利脾结邪，则胃失助而不消。气不利，食不消，非隔而何?故三阴结应作「隔」。本篇末句「不过十日死」句下，新校正云：「详此阙一阳搏。」玩昧本节全文大意：「三阴俱搏二十日夜半死，二阴俱搏十三日夕时死，一阴俱搏十日死」。「三阳俱搏……三日死。三阴三阳俱搏……五日死。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由此观之，阴脉俱搏死期缓，阳脉俱搏死期速。新校正云阙一阳搏。余意「不过十日死」句上，正可补「一阳俱搏」一句。按一阳为少阳，少阳居半表半里，处于阴阳之间，若一阳惧搏，刚死期亦应在阴阳俱死期之间，即五日十日之间也。二数折合，得七日半。正符「不过十日死」之数。又旬中「不过」二字，非含糊词，乃肯定语。盖谓不得过十日而死也。
《灵柩·九针十二原》「写日，必持内之」，「写日」之下应补「迎之，迎之意」五字。乃与下节「补日随之，随之意」相应。「审视血脉者」，「者」字衍，宜删之。「必在悬阳」，应作「心在悬阳」。「及与两卫」之「卫」字，《甲乙经》作「衡」，未洽。古说「眉目之间日衡」(蔡邕《释诲》有「扬衡含笑」之句)。余意本节文意，重在审视血脉。考面部之荣于血着无过于颧。
而两眉两目之间，于血关系不大。若以「衡」字作印堂解，又不应有「两」。因疑原文「卫」字，或是「额、顺、颂」等字之误。提出浅见，以供参考。「血脉者在腧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十五字，似应在前文「剌之无殆」之下。「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句中「有六府」三字衍，可删之。读为「五藏六府有十二原」，乃易讲通。
《灵枢·经脉第十》「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以下全文，应是《经别第十一》文字。应将下篇篇目「经别第十一」五字，移于「手太阴之别，名日列缺」之前。否则，张冠李戴矣。余于《灵》、《素》两书择出疑误之点，约一千余项。有待缮清敬烦同道指正。
余在主任针灸科室期间，曾解释经穴命名意义。
以任督二脉为人身阴阳经络两大纲领。比之乾坤两卦，其它太、少、明、厥，阴阳各六，则犹震、巽、坎、离、艮、兑六子也。即《奇经考》所云「督脉为阳脉之总纲」之意也。故余拟以督脉为十四经之首。又以「长强」穴为督脉各穴之首，亦即十四经所有诸穴之首。
推究经穴起源，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察其流、注、敛、散，而识其性能。两者之义，俱由自觉而得。或喻之以物象，或证之事功，取两三文字之义，标示体用性能，而定其名称。若云必表而出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释「长强」。循环无端之谓长，健行不息之谓强。不然行程万里，终有尽时，力扛千钧，终有倦时。总归有限，何长、强之有?关尹子云：「营、卫之行，无顷刻止。」即指周身血气行动，统而言之也。吾人经常处此长、强之中，又经常行此长、强之事，须臾不离，人尽可知，而不暇自觉。惟养生家从而加以体会，得出无边妙用，而创成经穴学说。问何以证其然也?日l三l其功用能促进循环，资助健运也。
释「腰俞」。「俞」为「腧」之筒。「腧」为「输」之变。以字义推之，「俞」即「输」也。名「腰俞」者，以其为全腰之枢也。中医病理，崾有病多求之肾，俗呼内肾为腰子。故本穴又名「腰户」。剐其应证可想知矣。
释「阳关」。督脉为阳，卫旁傍足太阳之脉，本穴横平足太阳经之「大肠俞」。为督脉与足太阳经交通之隘道，故名「阳关」。灸本穴觉火气直入腹中，分布内脏，可证本穴有如关隘之用也。又如大肠有燥粪，则热及于脑，而现诸躁狂越之证，病名脏噪。此乃大肠郁热之气，由「大肠俞」传之「阳关」。又复循督上脑也。不然，大肠为贮粪之器，于脑何关?在治疗上取此穴以治此症，是明证也。
释「任脉」。滑伯仁日：「任之为言妊也。行腹部中行，为妇人生养之本。」又言「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也……分之于以见阴阳之不杂。合之于以见浑沦之无间，一而二，二而一也。」(见《十四经发挥》)余补充此意：任者，任重而道远之意也。人在爬行时，任脉在下，担负全身，故名之日「任」。
释「会阴」。任脉属阴，与冲脉惧起胞中，而任脉居于腹部之中。任脉两旁为足少阴经。冲脉循足少阴经上行。任冲肾俱属阴脉。故日任脉总摄全身之阴，而名其首穴为「会阴」，犹云诸阴经之总会也。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予所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干元、坤元」也。研讨本穴，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释「紫宫」。洛书；「离为九紫」。在人身属心，紫为阳极之色，物极则反，而现胜已者之化。故紫较赤为黯，黯近于黑，黑属水，水克火，故日胜己。宫为尊长之居(心为君主之官)，故日「紫宫」，穴在「华盖」穴之下。《黄庭经》华盖注；「华盖之下多清凉……引动肾气，上布『紫宫』。盖以其两旁为肾水之经也。」看来人身阴阳，天生相济，十四经穴，同此一义。针灸推捏，亦即助使相济耳。余白愧才乏，此志不逮。谨将穴名，草创初解，提出数个，请同道哂瞥，权作谈心笑具耳。其中师心白是不治实际之处，诸希高明删正之。
余又常窃默，我年八旬尚能走中医道路，不禁自笑，喜顽躯尚健，未知老之已至矣。又常有所忧，虑老不知途，恐累友朋提拽也。只好尽我寸心，竭我绵力。
偶忆两事，附记如下：
(一)余在学医时，蒋鹤青先生自峨嵋还，叹说蜀道之难，外人行之，无时不戒慎恐惧也。吕师日：行医道之难，甚于行蜀道。戒慎恐惧之外，并当代病家忧患。二人大笑。余鲰4惕然有感，以为将来置身忧患恐惧中也。富贵玩乐，与我绝缘矣。五十年来头脑中多是病人苦况，眼中手中俱是书本子、笔杆子。人以为自苦乃尔，自以为责无旁贷也。古诗有云：「其人或有相思病，笺时偏少默时多。」可谓为我写照。大约同道前辈同学同志有甚于我者。
(二)亡友王哲言：其师高学良(辽宁人)往诊归来，额棱肿破。弟子问之，日碰电线杆子上。生日；师老矣，行路要小心，再出门须人侍从。师日；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也。问师又想何书?日为重病谋治法耳口问何病?日血崩。用何药?日四两红花。当时忙为敷药，不即下问。迄今多年未解此义。虽有通因通用之法，何至红花四两之多?余日或此药另【有制法也。王急日；勿多言，你我演「火攻计」。一试所猜同否?因背坐各写所拟。余在凝思，王目我得之矣。余仅写出「童便炒」三字，转身见王写「用童便炒黑，研细分多次服」十一字。王日：多年疑团，一旦而解，启余者商也，值得痛饮。余臼未知令先师同此意否?王日靡错。待将来问之地下也，同大笑。饭后出门，王又戏日：小心电线杆子。余日，我还不到程度。叉复大笑。此事微不足道，犹中医路上一段美景也。今日思及，尚觉高兴。笔下有感，顺写七言两旬；「同是中医路上人，谈心何必曾相识。」摹古人意也。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索肿瘤的治疗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钱伯文
【作者简介】钱伯文(1917～)，江苏无锡人。有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曾任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对于肿瘤的治疗，主张从调整整体着手，充分发挥正气的抗癌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总结了肿瘤妁辨证施治规律，用于临床行之有效。主要论著有《研究祖国医学，探索治癌规律》、《肿瘤的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钱伯文医案》等，其中《肿瘤的辨证施治》一书尤受欢迎。
我家世居无锡北门外，父亲务农兼营小船运输，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
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求学和行医
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
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
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
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
研究肿瘤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呕吐渐渐停止，头痛也明显好转，这样接连治疗两年多，患者已恢复了工作。这一瘸侧，使我增加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信心。
由于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且至今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成千上万的病员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早日探索出一个防治肿瘤的规律。
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防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内经》中所述的「肠覃」、「石瘕」以及《难经》中的「积聚」，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症疲」、「石痈」等等，有些就是属于胃肠、子宫、肝、肤等肿瘤。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持》中，就使用了「瘟」字，并对癌作了朴素的描述。还有汉、唐医学家所论述的「噎膈」、「反胃」，很像现代的食道瘟和胃癌}「茧唇」和「舌菌」则很像现代所说的「唇癌」和「舌癌」。由此可见，肿瘤并非近世才为人们所认识，发掘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方面的经验，对医治肿瘤和筛选抗癌中草药，均可提供一些线索。
可是正当进一步搞好肿瘤研究工作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也受到了冲击。但我仍怀着攻克肿瘤的信念，二面被批斗，一面仍然考虑着攻克肿瘤的设计方案。在安徽干校劳动时，晚上躲在帐子里，或查阅资料，寻找有关的抗癌药物，或书写笔记，记录自己在白天所考虑的设想，探索治癌的规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才又有了安定的环境，继续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研究。
临证心得
近来，趁养病休息之时，把多年来治疗肿瘤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对肿瘤病因病机的探讨和认识肿瘤的病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由于毒邪(致癌因素)的侵入，蕴聚于脏腑经络，内因是正气不足，情志抑郁，阴阳长期失调(体内某些化学元素失去相对的平衡)，气血运行失常(免疫机能降低)，致气滞血瘀，痰湿凝聚，郁结壅塞，而逐渐形成为肿物。
祖国医学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如《内经》中说：「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医宗必读·积聚篇》中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外证医汇编》中说；「正气虚则成岩。」等等。其中所说的积就是积块肿物，说明正气虚弱(自身免疫机能低)邪气(致癌因索)侵入，导致机体某一局部组织的破坏或增生，渐渐形成肿物肿瘤。
(二)扶正与祛邪的辩证运用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的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烈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因为那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之，如果片面地强调扶正，不用攻逐，那就舍姑息养奸。因此，在治疗中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_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一般地讲，癌肿病人在正虚为主的时候，治法应以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反之，在正气不很虚弱时，则应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觥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患者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瘀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咏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候是由干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朮、黄芪、附块、肉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未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枳壳、枸橘，归尾、赤芍、三被、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脾、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三)调整脾肾功能的重要性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无论消化、循环、视听等活动，都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
同时，脏腑功能活动决不是各不相关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其中脾、肾的功能在祖国医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李东垣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治脾胃叩所以安五脏」。健脾法不仅适用于脾胃虚弱，改善营养障碍}而且还适用于心、肝、肾的虚衰病症。补后天之本，充实气血生化之源，以扶助人体的正气和增强卫外功能。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了应用健脾益气药物，有刺激网状内皮系统吞噬活性的作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