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浅注·本输篇第二》
[解字]
俞：此一字有三音，音不同，义亦各别，分言之如下。
(一)云俱切，音臾，通作愉。
《礼记》男唯女俞，有内应外达之义，《论语》情愉如也。注：和悦也。
(二)音输，与输音义并同。
《左传》载：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外而内，补其不足。与此篇名本输，言天者求之本，天生万物之本质，输之于人之四未，亦自外面内，补其不足。俞与输通，读平声，俞即输之本字也。
(三)音戍，乃输之去声，孔穴名也。
俞读去声，指一穴位而言。本篇云：所溜为荥，所注为俞。五藏五俞，大渊、大陵、太冲、太白、太溪，亦三焦所止为原之处。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亦有男唯女俞，内应外达之义。脉会大渊，有来有去，皆在一隅，与五藏六腑，概括各经脉数穴而言者不同，故人迎动脉．秋喻在膺中，
亦指教穴而言。腧与俞一为广义，一为狭义。注《灵枢》者，搜《康熙字典》者，将腧俞二字混为一谈，有乖经旨，特此正之。
《灵枢浅注·邪气脏腑病形第四》
[释词]
虚邪：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辟之有时，统名虚邪。分言之有微邪、贼邪之类。如春日起西风，夏日起北风，此金来克木，水来克火。请言赋邪，如秋日起东风，冬日起南风，则我所能制者，此为微邪。且有匹正四隅之分，如春夏之交，起西北风，夏秋之交，起东北风，秋冬之交。起东南风，冬春之交，反起西南风，皆为虚邪。正邪：四正四隅，名曰八正。风从正面来，以天之六元起之。太过而病人也，为六淫之正邪。合乎四时生长收藏者，则为四时五常之气。太过而病人，客于三阴三阳者，谓之六淫，皆正邪之称也。
《灵枢浅注·官针第七》
[释词]
官针：古称官者有六。天官、地官、四时之官。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工，天官曰稷，地官曰司徒，上下四旁，有一定规律，针而曰官者，以小针有九，法天、法地、法人、法时……推而为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应九野，大乙应中州，首头应夏至，腰尻应冬至，左胁应春分，右胁应秋分。立春夏于左足手，立秋冬于右足手，戊已太乙所在，是谓天忌，故曰官针。
遵经重道针药奇功
先师遵经重道，对医经有精深造诣。其用方药，一以仲景方为主，方小而效宏，且应用灵活，时人以经方家称之。又长针灸，针药并施，起死回生，治有神功。
民国初年，重庆军阀混战，时为六月炎暑，士卒日夜蹲战壕中，寒湿侵袭，病倒者甚众。病者谓寒冷难奈，虽复以重被，仍战栗不已。扪之则身若燔炭，汗出淋漓病不退。经治不愈，乃延先师诊治。思忖良久，乃悟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之理。《伤寒论》原文之后无方药，先师乃据古人论述，立案云：病原酷暑出征，枕戈露卧，以致寒伤骨髓，热淫皮肤。法宜专煎附子以祛伏寒，轻渍三黄，以涤浮热。当否，可请高明论证。拟方：制附子24克，黄芩、黄连、大黄各9克。按古法先煎附子二小时，以不麻口为度。将三黄待水沸时浸半分钟，将药液滤出，合附子汁混合，微温即饮之。服三次，表热退，寒战止，一剂乃瘥。
二十年代初，重庆兴修公路，线上掘荒冢甚多。一日归家途中，先师见一男子呼号腹痛难忍。止而诊之曰：此为《金匮要略方论》所附外台走马方汤证也。乃书医案云；因掘亲冢，腹痛难忍，此必启棺时为秽浊之气所伤也。拟方：杏仁2枚，巴豆2枚。用绵包缠，捣细如泥，溶于沸水中，捻汁滤渣饮。服后食顷，腹泻一次，痛渐解而瘥。先师云，读书不但要熟记正文，附文也应熟读默记，用时才能得心应手。该方原注通治飞尸鬼击病，是补正文之不足。林世雍按《金匮方歌》注释仲师阳走马汤一句是后人所附。仲师是汉代末年人，而《外台秘要》则梓行于唐代，何其颠倒如是耶?先师分析，令人折服。
先师活用古方，常能出奇制胜。抗战初期，重庆山洞地区麻疹流行。冬末诊一男孩，二岁许。病儿初时疹出身热不甚，不恶寒，微烦咳，纳呆神倦，大便二日未下，脉细而数。及至麻疹出齐后，忽昏愦喘促，病势危笃。先师脉证合参后谓，此可按《伤寒论》大病瘥后劳复者，枳实栀子豉汤主之。书方：枳实小者1枚(炮，小碎)，山栀子、香豆豉各6克，加米泔水煎药。仅服一剂即神清，再剂而喘定，三服则余热悉去，病告痊愈。先师谓：劳复多指成人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
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
抗战初，日寇于五三、五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退避山洞内。是年病疟者特多，服奎宁、疟涤平等无效，来国医药馆求治。先师分析道：此是洞中受寒，夏暑而汗不出，故病疟。他分别采用烧山火、透天凉之手法，按子午流注理论开时取穴，治愈疟病，不知凡几，深得贫苦市民赞颂。先师用针，活人以万千计，然勤于立德，疏于立言，在《子午流注说难》中，仅举了癫证、风中少阴重证、急惊风、鹤膝风、历节风、气郁结胸热痛等案。虽仅数案，亦可见其用针之神妙矣。
先师常叹：古之注《灵枢》，如史崧，马莳、张志聪、汪讱庵、黄元御等，文非不善也，理非不娴也。惜均不长于针刺灸芮（火旁）。认为针灸之道，登堂入室，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并认为只谈理论，而不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故理论联系实际，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垂暮之年操作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待病人获效，心乃得安。同时，他还针对针灸中只针不药的风气说；针法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须服用中
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培桃育李鞠躬尽瘁
为使祖国医药学昌明万代，造福人类，先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医药教育事业。
一九二九年，为与余云岫之流抗争，先师约集渝州同道三十六人，筹资九千元，于桂花街成立了重庆市国医药馆，亲任馆长职。该馆设各种门诊处、送诊处，并于楼上设住院部收治危重病员；晚上则约请医生会诊，讨论医疗方案，切磋技艺。使过去自守门户之见的医界贤达，济济一堂，开互相交流学术风气之先。继又创办国医传习所。先师任所长，邱明扬(成都中医学院教师，已逝)任主任教师。设《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妇科学》、《国医诊断学》等课程，抗战前即毕业了男生部、女生部各一班。
抗战期间，重庆被炸，传习所迁至郊区山洞，先师又积极筹建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当中医院奠基时，先师挥毫题诗作贺：
中医院奠基(庚辰正月半)
太平旧岁新花朝，父子西山插秀苗。试看他年垂茂日，葡萄累累绿荫娇。
为办学校、医院，先师历尽艰辛，方筹得资金四万元之谱，建成大小楼房三座。环境适中，地势宽敞光线充足，尤为壮观。殊知学校仅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海军部和银行巧取豪夺，强行征用。未毕业的学生只好迁至西山苗圃周宅上课。两年后，因伪政府的重重压迫而停办。先师怀着无限愤慨之情作诗记其事略：
卖母校(一九四二年壬午中秋丙夜)
抱璞陵阳类我痴，劳劳东逐又西驰。
抛将城郭远空袭，留得镃基待好时。
一室高明群鬼瞰，寸心暗淡几人知。
三年两卖母医校，何日长桑饮上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挑起内战，致使山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当此之时，师欲再办学校，已非易事。乃招小部分学生，在永生堂讲学，培育人才。他曾数次向市中区七星岗警察局交涉，要求归还校舍，但次次都是碰壁而归。一九四九年春，先师曾赋诗一首，记收回校舍之艰，培养学生之难；
花朝(一九四九年春)
萦怀字水溉三巴，块垒难消问酒家。
剪剪春风生意浅，何曾桃李绿天涯。一九四九年底，山城重庆获得解放。建国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但是共产党首先关心民生疾苦，平抑物价，使生产很快恢复，社会出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历了两重社会的先师，怎能不无限感激党，热爱新中国呢?先师以一技之长，为国为党分忧。一九五零年经重庆市文教局批准，在和平路创办、苏生国医院，又在通远门外归元寺成立了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一九五一年春，该所招生，高级班、初级班各五十人，全由先师筹集资金，自编教材，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年秋，党和政府为提高中医技术而兴办了西南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一九五四年先师被聘为该校教师。之后，又成立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先师受委为院长。一九五五年底，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向毛主席献《子午流注环周图》，当时先师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曾赋诗一首纪念：
献图碰杯礼
昔年伪政太昏昏，欲树长桑无处根。
三世医怀卞和璞，今宵一碰入京门。
会议期间，回首往事，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特别是他听到周总理的报告，党和国家要创办四所中医学院时，更是精神振奋，表示愿为培养后代，效尽绵薄之力。
成都中医学院开办，聘先师为医经教研组教师，后委以医经教研组主任，喜看夙愿得偿，祖国医药，后继有人，乃赋诗一首，以舒胸怀：
振兴中华医药(一九五七年秋)
回思十载苦蕉窗，乐此三秋课锦江。
掘展岐黄有夙愿，不甘祖国逊他邦。
院中老李殖秾辛，池上长桑青梓桑。
混混盈科看后进，放乎四海喜洋洋。
先师在校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受师生员工的赞扬。他感到党对自己太尊重，太爱护了，士为知己者死尚不足惜，况共产党完全是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他决心为党的中医事业奋斗终身，乃将在渝的母亲、妹妹、儿孙等迁来成都定居，时值向党交心活动之际，他向党表示决心，服从工作需要：派我上山，采药炼丹。派我下乡，服务农庄。许我返院(重庆)，又把脉看。留我授课(学院)，绝不缺课。写毕笑道：此言吾之志也，愿在党的领导下，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先师成为一代名医，与他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分不开。出诊或偶得小憩，他总要随手携带一个提包，内装医书、诗文数册，以备查阅。直到老年，仍查阅典籍，温故知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了学而不厌。
先师待人忠诚，和蔼可亲，对病人、学生、同事，娓娓而谈，百问不厌。每次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总是反复再三，犹恐不能理解。他常说：我要把所知的知识和经验全部交给下一代。课余时间，学生们到宿舍请教，他都热情接待，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故有人评论先师如金铎，叩之则鸣。
但是，象先师这样博学多才，心地善良的忠厚长者，十年内乱期间，却难逃厄运，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成都中医学院为先师平反昭雪，推翻了强加给先师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倘先师英灵有知，亦可含笑九泉了。
(本文承吴叔亮、吴迪祖，吴慎修、吴传先提供部分资料，又蒙彭宪章副教授、林森荣老师审阅，谨此致谢) 李斯炽教授治学纪要
李克淦
【李斯炽小传】李斯炽(1892～1979)，成都市人，生前系成都中医学院教授、院长。二十三岁在四川高等师范作理化助教时，便立志献身于中医事业。通过刻苦自学，终于夙愿得偿。毕生矢志振兴祖国医学事业，曾对汪伪政权扼杀中医行径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捐资，借贷办学，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材，为四川地区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六十年间，结合教学和临床，对古典医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医内科杂病》、《医学三宇经浅释》、《运气学说管窥》、《素问玄机厚病式初探》、《实用内经选释义》、《李斯炽医案》(一、二辑)、《医学歌诀三种》等二十余种。曾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余曾随先父习医多年，现仅就所见所闻，简要记述如下。
矢志中医不挠不屈先父于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随即留校作理化助手，时年二十三岁。因目睹庸医杀人，在董稚菴老师的启发下，立志以发扬国粹，改进中医药为己任。在有志者事竟成这一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他从事祖国医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当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薪俸微薄，购书困难，业余自修，时间甚少。但是他认为学习条件是可以自己创造的。他一面省吃俭用，从微薄的薪俸中抽出一些钱来，一面利用业余时间刻写钢板，领取一些补贴，用以购买中医书籍。他每天晚上都坚持在暗淡的油灯下学习古典医籍，直至夜深人静。他的跟睛虽然越来越近视，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却越来越增长，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
接踵而来的，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压力。在旧社会，中医在知识界是被人瞧不起的，特别是他这个进过新学校而又在大学里供职的人改习中医，更是为人讥笑。在伪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情况下，中医不科学的说法更是甚嚣尘上。但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了解到中医有其精辟的理论和可靠的疗效，群众基础是极其广泛的。他认为中医不是不科学，而是一些人不了解中医。应当用易懂的道理向国人宣传：中医是国宝，是玉璞，而不是顽石。对某些不切实用的地方也是可以通过研究加以改进的。而这些研究、宣传、改进的工作，不由一些具有较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去承担，又由谁来完成呢?他自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巨大意义的。在一片冷嘲热讽声中，他毅然地从教育界转入了中医界。
他改习医业不久，一九二七年汉奸汪精卫宣布废止中医中药，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再次下令取消中医中药，使祖国医药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是退缩转回教育界以明哲保身呢，还是为挽救祖国医学的沉沦而斗争呢?他的答复是：中医不可废，矢志哪能挠。他以誓与国医共存亡的决心，团结组织了一些有志于中医事业的同道，一面请愿呼吁，四处奔走，一面宣传中医，举办学校。一九三六年，他创办了《医药改进》月刊，兴办了四川国医学院。当时伪政府对他举办国医学校，以其非法而不予立案。他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指出立法必须合理，非理始为非法。尽管他说破喉咙，当局也不予理睬。为了挽救中医事业，他只好与同道们采取社会筹募、自身捐款、借贷度日、义务上课的办法，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将四川国医学院一直渗淡经营到解放前夕，尽管他自己负债如山，也毫无追悔之意。解放后，共产党给中医事业带来了光明，他个人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善于读书不泥于古
先父认为，学习中医当以自学为主，老师只能指路，不能代劳，故刻苦读书为学医首要关键。读书贵在明理，不应迷信古人。他的读书方法是：读书当细，思虑当深，先明其意，后析其理，然后证诸实践，才能辨其真伪，得其要领。他在阅读古典医著中，提出有四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注意书中的错别字句。由于古代的印刷术不发达，或刻之竹简，或辗转传抄，或毁于兵燹，背诵流传，脱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虽经所谓订正，然因受崇古尊经思想之束缚，特别是对经典著作，总不敢轻易妄动一字，注解者亦因之勉为其注，乃至以讹传讹。如读书不辨真伪，就会将错就错，贻害于人。如《伤寒沦》中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一段，显然系有脱漏和错字。表热里寒，即真寒假热之阴寒证，阴证而反现浮滑之阳脉，寒证而反投白虎汤之凉剂，岂有这种道理。
二是注意书中的记述过简。如《伤寒论》中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这是针对气阴两虚所出现之心中悸动，脉象歇止的证型而言的，原文则简而未述，其他证型亦可出现心悸动，脉歇止，若不加分别而一概用炙甘草汤则将铸成大错。如成都地区解放前一老中医，以熟读《伤寒论》自居，在治一青年女性因劳动后受热出现心悸动、脉歇止时，不加分析地投以炙甘草汤，以致造成死亡的严重事故。故先父常说；不读书不能明理，但不善于读书，则不如不读书。
三是注意书中的片面提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谈病机问题，都以诸、皆二字统括各种病机，即凡是某一种病，其病位都肯定在五脏中的某脏，其病因绝对是六淫中的某一种病邪因子。而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即以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论，眩晕病发自肝脏者，只是较为常见而已，绝不能说，所有的眩晕病都是发自肝脏。譬如临床上常见的眩晕病因，还有肾精不充、肾阳虚衰、清阳不升、营血亏耗、痰浊上蒙、瘀血凝滞、酒食中阻、水饮上干、外感风寒、表里实热等，这些大多不涉及肝脏，而仍然会导致眩晕。当然，古人因受时代限制，其立论不一定尽善尽美，但吾辈继承祖国医学，则应加以发展，力求使其全面地与客观实际相吻合。
四是应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古代医家所著医书能流传于后世，说明其医学知识是丰富的，是有科学价值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绝不可盲目崇拜，一概置信而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如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首方即选用桂枝汤，该条云：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恶寒者，桂枝汤主之。如以初起恶寒为主证而选用桂枝汤，则显系感受风寒，根本与温病无涉，怎能将此方列为温病之首方呢?究温病初起亦有微感恶风寒之症，然其病理应为温邪郁遏卫阳，而非寒邪束表，其致病因子为温热之阳邪，怎能用桂枝以热治热?况温病化热最速，伤阴尤易，保存津液之不暇，何堪再用桂枝劫其阴精?故善读书者，当于字句中深究之，临床中验证之。
广问博收精心提炼
先父常说：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是死的，人群中的医疗经验则是活的。要想学到人群中蕴藏着的丰富医学知识，首先必须放下架子，广问博收。其次是独立思考，精心提炼。询问的对象首先是老师。老师大都见多识广，但在旧社会的老师多缺乏耐心，加以师道尊严，多问则不免失礼，故只能对关键问题提问，主要还应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如先父早年曾诊治一洛江何某，初患腰背疼痛难以屈伸，诸医皆以湿痹论治，投独活寄生汤、羌活胜湿汤、小续命汤之类，愈服愈剧，且日趋佝偻，身踡屈难伸，整日疼痛不休。先父初诊时，亦认此证初起应属寒痹，其所服诸方无效者，因寒痹不解复感于邪，已内舍于肾。乃取《类证治裁》安肾丸方意加减调治，时过月余，亦毫无效验。先父乃问询于太老师董稚菴先生，董老提示说：治痿者，独取阳明。先父始悟及《素问·痿论》中明言：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一段，但对肾热骨枯之骨痿，为何不取少阴而独取阳明，仍惑然不解。乃再询问于董师，董老颇不耐烦地说：《内经》中早已明言，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先父退而再思，始悟及阳明乃五脏六腑之大源，阳明得养，五脏六腑均得受益，筋骨关节自能荣润之理。然处以何方，仍犹豫不决，再请教于董师。董老声色俱厉地说：
良工只能示人以规矩，不能令人巧。学问之道，不思则罔矣！父唯唯而退。清夜思之再三，始恍然大悟。夫阳明者胃也，润者滋养之义。肾气热，骨枯髓减，与热甚伤津同义。津枯液涸，不得用苦燥清热，当以甘润生津，主以益胃之剂，则宗筋得润，筋骨关节自能通利。于是以大剂益胃汤为主方，加入葛根、淮山药，不数剂而腰脊疼痛大减，后以此方加减调理数月而愈。
其次是向同道学习。同道中经验宏富者亦不乏人，只要肯虚心请教，大多能谈其一般心得。但在旧社会因受保守思想之束缚，其关键处则多秘而不宣。对学习同道中的经验，先父采取的办法是；促膝谈心，互相交流，实际观察，临床验证。在他多次组织的义务医疗队中，即以虚心诚恳待人，收到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良好效果。如壬申年成都地区霍乱流行，家父组织壬申防疫队，同道者二十余人参加，互相推诚相见，争献秘方。经过临床证实，以蚕矢汤和防疫避瘟丹疗效最佳。这不仅对控制疫情起了很大作用，也给先父以后治疗霍乱、中暑痧症、闷乱呕吐、腹泻等症提供了有效的办法。又如同道谢某，惯用升降散加减治疗多种外感疾病，先父虚心求教，谢某以实告之，用于临床，确获显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是向广大群众学习。先父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医学本身也是从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群众中的单方、验方更不容忽视，如能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从适应证上加以鉴别，准确地用于临床，常能获得奇效。如先父在四川高师工作时，曾闻一工友谈一止鼻衄奇效方，即用干姜烧黑煎水急服，父即笔录之以待验证。一九三一年，先父因探望叔父去中江。叔友孙某，长期患鼻衄，反复发作，经服清热止血药，愈服愈烈，当时突然暴出不止，血色暗黄，面色苍白，手足厥冷，诊得脉细而迟，舌淡而紫，病属垂危，以为气寒血凝，血不循经而妄行，溢出上窍而发之鼻衄重症。因思工友所告之止衄验方，正合此种证型，乃令急煎炮姜炭15克以暖气摄血。服后鼻衄顿减。先父由此而悟及《金匮》所云：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其方由干姜、艾叶、柏叶组成。此虽为气寒吐血而设，然此类吐衄均为气寒，血出上窍，故可通用。复诊时乃用干姜、艾叶炒黑，以增强温摄之力。
此症虚寒已极，重点在温，故未用柏叶而加用附片。又仿《千金方》柏叶汤加入阿胶以养血调理，再加红参以补气摄血。服此方数剂后即鼻衄全止，未再复发。后先父以此方活人甚多，皆得力于群众验方之启示。
知难而进百炼成钢
先父常说：治学当知难而进，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他常以亲身的体会告诫我们，学中医要有四不怕，才能有所收获。即不怕难治之病，不怕难答之题，不怕难讲之课，不怕难写之文。他在临床上遇到难治之病，即动员病家与之配合，治不好绝不轻易罢手。他认为治疗疑难病症，常有无限乐趣。即能探索复杂的自然规律，此一乐也，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此二乐也；能丰富自己的学识经验，此三乐也。他在从事中医事业的早期，即在他创办的《医药改进》月刊里，增辟医药顾问专栏，以供中医界及广大群众提出问题。当时多种医药难题接踵而至，使他不得不在诊病之暇，查阅大量资料，通过思考，一一作出解答。他认为这是鞭策自己进行深入学习的好机会。解放前，他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期间，对难于讲授的中医课程，凡是其他人不愿讲的，他就主动承担。他说；这并不是我比别人懂得多，而正是感到自己不足，主要是运用教学相长这一道理，来锻炼提高自己。自己若不首先弄懂，又怎能去教会别人呢?这正是促进自己学习的好机会。他还认为，学习中医不但要会临床，会讲授，会解疑，而且要学会写作。通过写作才会使自己的思想条理化，才能系统地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也才能有讲授的教材。古代没有通俗的中医教材，全靠自己消化古书，才能写出讲义来。他所写的《金匮新铨》、《内科杂病讲义》等书，都是抱着这样一种学习态度写出来的。通过写作，也更加丰富了他的祖国医学知识，也为他后期写作的大量医著，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诸家兼采推陈致新
先父在学术思想上主张诸家兼采，推陈致新。如他在总结治疗中风经验时说：古代治疗中风，有主火者，有主痰者，有主气者，有主阳虚者，有主阴虚者，有主血瘀者，有主肝风者，凡此种种，都是根据他们当时临床所见而总结出来的，均有其实践根据。绝不能以为一家之偏见面扬弃之，亦不能无视具体情况而偏守一家之说。虽然古代医家各执一端，但证之临床则多合并数因出现，或呈连锁反应。在临床上应把握本病当时所出现的突出证型，分别选用古代医家之法。对证型复杂者，还可综合选用数家之法。对古代医家尚无论述者，则当依据辨证，灵活选用方药。应有敢于推陈致新之精神，使祖国医学不断得到发展，但其基本点应始终着眼于具体证型。
他在：临床上则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对各种疑难杂证，常以四两拨千斤之法取得显著疗效。他在运用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选用补阴分而不腻，除湿热而不燥的药物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均有其独到创新之处。这些都证实了先父在学术上的指导思想，确有其实用价值。忆肖龙友先生
肖承悰
【肖龙友小传】肖龙友(1870～1960)，名方骏，以字行。四川省三台县人，为前清拔贡，名中医师。精通文史，医文并茂，自学成医。一生精研历代中医书籍，理论联系实际，临床经验极为丰富，疗效甚高。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医院顾问等职。
我的祖父肖龙友先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有北方肖龙友，南方陆渊雷之说。
我从小生活在祖父身边整整二十年，他慈祥的面容，刚直不阿的性格，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中医大师。这篇文章仅仅是我亲自的感受及手头掌握的材料写成的，远远不能反映龙友先生的全部情况，疏漏和错误之处，望了解龙友先生的前辈和同志们不吝指正。
扎实的基本功
祖父肖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祖籍四川省三台县人，一八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四川雅安。
我的曾祖父肖端澍，为清光绪戊于(一八八八年)科举人，曾先后任武昌、大冶两县知县。祖父龙友先生出生之际，正值洪杨革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欧西新学输入萌芽之时。当时士大夫阶级仍以科举考试为生路，而祖父又为曾祖父的长子，故自幼严受父教，每天诵习诗书，直至深夜，熟读四书五经、诗赋帖括、四史诸子，同时书法也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每当家中来客人时，曾祖父令其背诵，作为待客之礼，深受祖辈的喜爱。故对中国的历史、文学、语言知识，从小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弱冠之后，祖父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词章科，考试每获第一。此时博览群书，中医书籍也多涉猎。学习当中古文水平不断提高，中医理论知识不断丰富，这为他以后自学中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这也启示我们要学好祖国医学，必须要学好中医经典著作，必须有过硬的古文知识。
动荡的仕途生活
祖父二十七岁时(一八九七年)考中丁酉科拔贡，遂即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其时正值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祖父饱经忧患，曾被迫给洋人背粮，又曾在琉璃厂卖字以度生涯。
事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到鲁后正值变法维新之始，行新政，废科举，省会设立高等学堂。祖父为之匣订章程，兼充教习。任知县时，他以办救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辛亥革命后，移居济南任闲职。当时祖父在大明湖畔还留下了碑文，一九六二年我去济南度寒假时曾去寻找，但未找到。
一九一四年祖父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
自学成医的道路
祖父为医，既无家传又无师承。他童年时因曾祖母多病，留心于医药，经常到族人所开设的药铺去请教，渐而在少年时期即能辨药真伪，以后在书院读经史之暇也阅览方书。在读老子及诸子学说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因而悟及岐黄之奥妙，加深了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信任及兴趣，进而认真反复地学习研究内、难各经。后因曾祖母血崩久治不愈，促使祖父更加努力学习历代诸医家名著，而略有心得。
一八九二年，川中霍乱流行，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棺木售之一空。很多医生因惧怕传染，不敢医治。而祖父不顾危险，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病人转危为安。
于是，声誉雀起。这是祖父以医药服务于人民的开始。
进入仕途后，虽在官守，也未间断研究医学。当时所译西医书籍亦多浏览，并在公余之暇以医问世，辄见小效。所以当时的内务部及主管卫生机关多聘请祖父为考试中医士襄校委员，并因而取得医师资格。复以自感数十年浮沉宦晦，于国于民无益，更加深了从医的决心。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南迁后，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园，曾撰《息园医隐记》一文刻于扇骨，以述其志。
附：患园医隐记
人必无所显而后得隐。余显乎哉?余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济，即以名位论，不过一中大夫耳。况当叔季之世，并此亦不能得邪?四顾茫茫，行藏莫测，内人告余曰：子非深于医者邪?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倘能合彼就此，我闻医亦大夫也。医虽小道，亦自利利他之道也．如果是，吾将与子偕隐约而终老。余曰：诺。乃卷藏退密而业大夫之业，因自署为医隐焉．是为记．时在壬子之冬(一九一二年)，越十七年己巳(一九二九年)刻于扇骨。
息公努力经营中医事业
(一)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祖父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则不包揽。现举一例说明之：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患病，不能饮咽，同事祖父给予诊治。检诊后，祖父断为病之根在肝。多
人苦求开方，因明知病入膏肓，非汤药所能奏功，故坚不与方药。后经解剖，证实孙中山先生所患乃系肝癌。此事说明祖父诊病非常准确，并具有实事求是的医疗作风。当时这件事轰动了社会，祖父的医名进一步流传开来。
(二)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祖父行医以来，理论联系实际，因此疗效甚佳。当时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之前身)之德国医师狄博尔，因闻祖父大名，经常约请祖父会诊。所会诊之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瘸、糖尿病、噎嗝病等。祖父不畏艰准，悉心予治，所会诊之病例
常单以中药而愈。在中医受歧视的旧社会，中医没有自己的医院，也没有资格进出医院，更不要说在外国人开设的医院服用中药。而祖父以他高超的医术；博得了西医界的信任和尊重，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为中国人民，特别是为中医界争了气，由此他的威望与日俱增。
(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祖父开业后，投医者很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有时还要应邀去
外地治病，终日忙碌不堪。他看病心正意诚，对待患者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祖父工作时，聚精会神，一句闲话不说，也不许家人打扰。每遇棘手之症，投药一时未效时，他总是反复思考，茶饭不香，甚至常于夜间翻阅医书，终宵不眠，直至考虑出更为妥当的治疗方案并取效时，始感轻快。每于出诊遇重病患者，回家后常多次用电话或其他方法联系，以了解病人服药后的反应及病情的变化，从而斟酌下一步的处理。总之，他的心中总是惦念着病人，他确实做到了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
(四)发展中医教育披荆斩棘祖父不仅忙于诊病，并为发展中医教育苦心经营，力主举办中医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废止中医中药时，他克服重重困难，与名中医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北京国医学
院，与孔先生共任院长，亲临讲坛，以发展中医学术，造就国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费困难时，祖父倾囊维持，甚至与孔伯华先生在学院看门诊，把所收费用交给学院，以贴补经费的不足。历时十余年，毕业学员达数百人，对当时的中医事业起到了挽救和促进作用。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贯歧视中医，北京国医学院后来被迫停办。当该校停办，而焦易堂先生所主持的国医馆请设学校又不获准时，祖父义愤填膺，当即作《七律》三首，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不满。
七律
闻北平各医校因当局干涉，均已停办，感而赋此，意有所在，不计词之工拙也。
(一)
不重中医国必危，
当年保种是轩岐。
讲明生理人繁衍，
说透天元族大滋。
黄帝子孙盈宙合，
僦师徒众满中畿。
倘教知本同医国，
四万万人孰敢欺。
(黄种之人，实因黄帝讲明撮生之道，所以人种繁衍，至今偏重西医，未免数典忘祖。果使舍己芸人真有利益，何尝不可。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
(二)
中医无文误文襄，
彼对医经不外行。
社会虽开徒聚讼，
讲堂能设自多方。
欲从新化分科目，
须请明人改学堂。
倘不同谋存国粹
有心甘让刘邦强。
(张文襄)当日手订学章，于各大学增设医科，仅有西无中。柯君逢时曾质问之，谓宜中西并重。张曰中医太深，一时难求教材，取西医者以有现成课本可援，且与军事方面有关。中医稍从缓，再设专校可也。那知一缓至今，竟为学西医者作为口实。而教育部据此只准立医社，不准设学堂，嗣后国医馆请设学校，原系补缺，已由中政会通过之条例，而卫生当局竞串通行政院秘书长，将条例改变。以褚(2)为西医界之首领也，故有此权力，不知行政机关何能擅改立法机关通过之文，而当局竟引以为据，亦可怪矣。)
(三)
医判中西徒有名，
天公都是为民生。
学人何苦交相诟，
志士终归要有成。
友国维新真得计，
吾华蔑古太无情。
一兴一废关强弱，
不敢相从要品评。
(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道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国家如能提倡，不患崛起之无人，传法之不广。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才，十年之后，中医如不能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吾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
解放以后，祖父仍是念念不忘中医教育。他认为必须学校医院并设，使学习和临床同时互有经验，否则不易取得良好效果。一九五四年他以八十四岁高龄当选人民代表，不仅亲临会议，并积极提案设立中医学院。后来国家参照他的提案，于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创办了第一批四所中医学院，发展至今中医教育事业可谓朝气蓬勃、成绩卓著。想祖父在九泉之下，一定感到欣慰。
主要的学术思想
(一)临证详审四诊，最重问诊在临床上祖父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他在新刻《三指禅》
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皮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此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究，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不定，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又各人一状。例如南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致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致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
(二)立法因人而宜，准确灵活祖父临床治病，主张老少治法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