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但是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说：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而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吐下，而以调理清养，立法处方，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盖取其有生发之气耳。
上述是他临证时的主张，但他是不拘一格的，临证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证，多采用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朋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祖父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倩，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祖父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三）无门户之见，提倡中西医结合
祖父从医不泥古，不非今，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
祖父虽德高望重，但非常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换学术思想，共为挽救中医事业伸张正气，共为发展中医教育贡献力量。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他们从不自以为是，为了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目的，他们常在一起合诊，这一点确实值得后辈学习。
祖父治病不拘于汤药，如需针灸者即配合之。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就是经祖父推举而成名的。在平日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时需用针者，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并大力向其推荐病人，而且向其传授脉学，故孙先生能成为名针灸医师，与祖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这也说明祖父善于发现人才。
祖父在世时，家人生病也不包揽，而是博采众医之长。记得祖母患病，经常请徐右丞先生诊治。徐先生比祖父年长几岁，行走不便，每次来诊，祖父均令人用椅子把他抬到屋中，亲自接待。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我患肺炎，祖父让父亲请来在西鹤年堂(北京西单一大国药店)坐堂中医、善看时令病的王仲华医师给我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祖父总是与他亲切交谈，并给予充分肯定。祖父对蒲老辅周也很赞扬，姐姐患有风湿性心病及头痛病，祖父一直给其治疗，效果亦佳。但自蒲老从蜀来京后，祖父立即指示大伯父带姐姐到蒲老家去诊治，后来也一直请蒲老诊治，直至一九七二年年底蒲老病重之时。
祖父力倡中西医结合，曾屡发议论，前面所记三首七律当中即已提到。他撰的《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说到：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他从不故步自封，对西医也很信赖。他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晚年患病都是请钟惠澜医师（原中央人民医院院长，黑热病专家）诊治。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也常促膝谈心，各抒己见。祖父后来生病一直住在中央人民医院九病房，直至病逝。在此期间钟院长对他关怀备至，精心治疗，祖父也很服从治疗。那时《人民画报》记者曾来医院采访，并为祖父及钟院长合影，刊登于《人民画报》，显示了中、西医亲密无间的情谊。老一代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实为我们今人学习之楷模。
祖父勤奋学习，博学多识，不仅是一位名中医，也是一位文史学家，又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画家。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祖父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
他每天凌晨五点起床，除读书外即练习书画，天天如此，持之以恒，直至年逾九旬卧病不起时方才停止。
他善读书，多批注，勤求古训。他的书法也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不仅喜欢为别人看病，也非常喜欢为别人写字，解放前曾有人用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脉案方书，裱起来当作艺术品欣赏，这一点并不亚于当年的傅青主先生。我的姑姑肖琼(又名重华)女士是当今有名的女书法家，真、草、篆、隶均有基础，她就是自幼随祖父学习的。目前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尚展有他父女二人的书法作品。祖父龙友先生写的对联是；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姑姑肖琼女士所作字幅是；千变万化，别具一格。
祖父与名画家溥心畲先生，齐白石先生均是好友，重华姑姑就是溥先生及齐先生的得意女弟子。祖父擅用手指作画，颇有气韵。我至今保存着祖父送给我的一把扇骨，是他于一九五六年八十六岁高龄时所作。扇子的一面撰写着李太白宫中行乐词，另一面是手指作的梅花，栩栩如生。梅花旁赋小诗一首：人老半身麻，带病度年华，指头有生活，随意画梅花。显示了他人虽老，但对生活仍然充满着热情，祖父确实是一位能医、能文、能书、能画的人才。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日，祖父不幸病故于北京中央人民医院，享年九十岁。他的一生为发展中医事业，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逝世后，人民政府为他开了追悼会，由傅连嶂部长亲自主祭，党和国家给予他高度的评价。
尊重他的愿望，我家将他生前珍藏的数千册宝贵医书，全部献给了中医研究院及北京中医学院。并将他多年来珍藏的珍贵文物古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为此，故宫博物院为他举办了展览会，并向我的伯父、父亲、姑姑颁发了奖状。
一九八零年，是祖父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及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有机会让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对我也是极大的鞭策。今天祖父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回忆祖父所走过的道路，使我激情满怀。现在我已是中医队伍中一名中年医师了。我决心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奋斗终身。同时我也希望有关部门，早日把祖父留下的大量丰富的医案经验整理出来，以供研究。
注：
1.张文襄：指张之洞．张在九零三年与张百熙、荣禄等合同订学堂章程，大学堂分科凡八，西医课程为其中之一，内容有拉丁语等．迨至民国后，仍沿用此章程。
2.褚：指褚民谊，为大汉奸，西医出身，彼时褚正在伪行政院任秘书长，故能弄权擅改条例。
忆龙友先伯
肖珙
先伯肖龙友前清拔贡，后在山东任过淄川知县和济阳知县(济阳一说枣阳，查山东并无枣阳县，系济阳县之误)。现在还有人记得他的政声，主要指的是先伯当年在办教案中，与外国神甫做斗争，颇得民心。传闻先伯在山东时曾在大明湖畔留有碑文。济阳自金朝设县治，明清皆属济南府，故留碑济南府是可能的。已故山东文史馆馆员左次修先生(我的大姐丈)戊子年(1948)诗《赠肖龙丈》中说：公登大耋我成髯，回首珍泉三十一年。司马高文宜寿世，元龙硕望鄙求田；今同良相生人万，昔为司财用士千。春雨杏林花正好，蜀山西望在云烟。诗文中回首珍泉是指济南珍珠泉。从一九四八年回推三十一年，当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左右；今同良相生人万自然是不愿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意思，昔为司财用士千是指先伯曾在财政部、农商部工作。从这首诗可以推见先伯一九一七年时尚在济南。
先伯诗词书画率皆能之，而其书法篆、隶、行、楷各体悉备。在今曲阜孔府中尚有先伯的联屏多幅。篆书对联上款为燕庭上公，下款时间为己未年在京师。是以已未(1919)年，先伯已在北京。楷书对联文为道德为师，仁义为友，礼乐是悦，诗书是敦。为癸酉年(1933年)所写。上款为达生上公。其行书体写的四联屏，末注明年份。我一九五零年在济南结婚时，先伯还亲书对联为贺，文为红鸾对舞珊瑚镜，海燕双栖玳瑁梁，下署八一老人，以时先伯虚岁为八十一。先伯与左次修姐丈常有诗文过从，在次修姐丈赠我的《甲骨文集联》中，有先伯用楷书写的诗稿，笔力苍劲，全文为：难得吾家有寿根，请从高祖溯渊源(高祖父七十二，高祖母八十三)。吾侪龄是双亲与(先父母刚六十而弃养，留寿与我弟兄，此虽数定，亦是亲恩，最可念也)，此后人将百岁尊。最喜弟兄能继美，都过指使并长存《礼记》六十曰耆指使)。况闻姐妹同年老(大姐年已七十九、二姐年六十有二)，南极星光照一门。第三句用《礼记》文王与武王之龄意。方骏初稿。查《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我父比二姑小两岁，时年已六十岁，写此诗时，当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
先伯与济南儒医王静斋亦有来往。王静斋先生著《养生医药浅说》，先伯曾参与校订。
关于如何学中医
先伯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由术入道。在其《医范十条》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道与术并论者也……《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先伯还告诉我们，中医贵在活，如果离开气化阴阳，就谈不上什么活。最忌呆，他说呆板是学不好中医的。先伯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就是活用中医理论，而要灵活运用，就必须深刻全面加以领会。他主张以学稽古，以才御今，体现了他对古今的辩证看法，含有古为今用之意。他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合，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肖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医论药举遗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运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阳大论补入经中，后世以为古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熟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先伯生前，从不侈谈运气，提到张飞畴的话很通达。
先伯虽不谈运气，却颇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殊砂，小便黄加鲜荷叶。先伯说山东的滑石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那时北京小学生练刻图章亦用之。查张元素《医学启源》益元散项下：桂府滑石二两(6O克)烧红，甘草一两(30克)。右为极细末，每服三钱(9克)。蜜少许，温水调下，无蜜亦得。或饮冷者，新水亦得。或发汗，煎葱白豆豉汤调，无时服。此滑石与甘草的比例为二比一，而非六一之比。六一散又名益元散、天水散、太白散。刘河间《伤寒直格》言：通治表里上下诸病，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查《本草纲目》：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瑶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北京用者，色青白，系白滑石，或即纲目所说蓬莱所产者。
先伯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不能知医之高下，药之当否，不敢以身尝试，则莫若择平易轻浅，有益无损之方，以备酌用，小误亦无害，对病有奇功，此则不止于中医(指中等的医生)矣。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先伯或受其影响。忆北京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甚效。又疰夏不思食，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考《本草纲目》，粥专列一项，计有四十四种。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推陈致新，利膈益胃(如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泻痢，薯蓣粥，补肾精，固肾气等)，但有荷叶烧饭而无荷叶粥。李东垣师承洁古在仲景枳术汤基础上创制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
他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温病条辨》清络饮中有荷叶。先伯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我小时即用过，效果很好。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另外，家中亦备有夏天用的露，如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小儿慢性腹泻，用暖脐膏贴脐部。总之，因病情不同而采用相应的剂型。
先伯常说，凡中病而效者即为秘方。先伯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散最为详细。序中有曰：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关于蒿虫散，查《本草纲目》原引自《保婴集》，此方用治惊风，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朱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1丸。乳汁服。时珍。大伯父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痘麻。北京家中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当然，我们小时也是种牛痘的，但其时尚无麻疹疫苗。《纲目》引《保婴集》诗，与先伯所引，文词有出入，或因版本不同，或先伯诊务忙未暇查对原书。但比较起来，妙用不离亲娘血，较诸生人血似更明确，且青蒿虫7条，分量清楚。朱砂，轻粉各O．3克，治不在惊风，少用些甚是恰当，是在学古中又有变通和发展了。
先伯注重预防，说过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查《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小儿停食常见，防止过饱很是重要。一般人皆知防小儿受凉，因之穿着过厚。而小儿喜动，汗出之后脱衣更易受凉。且穿着愈厚，反而愈不胜风寒，全无抗力，动辄伤风感冒。徐氏《慎疾刍言》有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先伯所谈颇近。
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先伯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第一味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肺气上逆之血)，惊气(心火犯肺)，除寒热(肺气失调之寒热)，补中(肺主气，肺气和则气充而三焦实也)，益肺气(色白体轻，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气清和之效)。又说：肺主气，故肺气之药气胜者为多。但气胜之品，必偏于燥。而能滋肺者，又腻滞而不清虚。惟沙参为肺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也。徐氏对沙参评价之高有如此。先伯推崇徐氏，或受其影响。伯父对山东名医黄元御亦颇推崇。黄氏《玉楸药解》中论沙参；补肺中清气，退头上郁火，而无寒中败土之弊，但情性轻缓，宜多用乃效。山东辽东者佳，坚脆洁白，迥异他产。考南沙参肥大而松，特别是浙江一带所产，先伯用空沙参系指南沙参。山东沙参，全省各地皆产，胶东的好，与其土质是有关系的。先伯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12克，有时用至24克。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较著。
我母亲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先伯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玫瑰选用含苞未放者，七至十朵即可。玫瑰行血活血，疏肝止痛，与人参一气一血，搭配得当，用后效果很好。考玫瑰花一药，《本草纲目》末载。《本草纲目拾遗·花部》，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又引《百草镜》云；玫瑰花立夏前采含苞未放者，阴干用，忌见火。关于性味，《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血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又引《救生苦海》治吐血用玫瑰膏。先伯主张与古为新。说；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与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先伯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先伯为《中国药学大字典》(世界书局版)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查《本草纲目》确无马宝之名，而有鲊答。[集解]时珍曰；鲊答，生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许，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栗如棒，其状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重叠。查《本草纲目》鲊答前有牛黄，后有狗宝。鲊答是蒙古人祷雨石子以及牛黄、狗宝等的总称。而马宝一名，始见于《饮片新参》。
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马宝异名鲊答。把马宝与鲊答等同起来，似不够妥当。关于马宝的性味，《中药志》：甘咸微苦凉；《四川中药志》；性凉味咸微苦，有小毒，入心、肝二经。关于功用主治，《饮片新参》：清肝脑，化热痰，冶痉痫，止吐衄；《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先伯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作者五十年代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先伯论马宝的启发。
先伯用药，很注意道地药材。如秦艽，陕西、甘肃等地的好，他处方用西秦艽；防风处方用西防风，那是指山西等地所产，又如石决明有七孔、九孔之分，处方都加以注明。厚朴理气药，治偏热、偏寒，而有连水炒川朴与姜川朴等的不同。对药物采摘时间也很注意，如桑叶下霜后的较肥厚，他处方时常用霜桑叶；对入药部分，也分得很细，如薄荷梗，不如叶发散力强，却具理气通络的作用。伯父常善用水果类为药引，如秋天燥气咳嗽，用秋梨皮一具为引。生荸荠能消积利膈，开胃下食，在荸荠上市时，先伯常告知家中买给小孩使用。在鲜百合上市时，常用冰糖煮用以润肺宽中，治阴虚久嗽。
养生与医德
先伯享年九十岁。八十多岁时，手不颤，尚能写小字。他养生的办法；很少用药，饮食也很一般，但从不过量，有时吃些银耳、莲子之类。饮酒不过一盅。伯父心胸开阔，修养好，从不动怒。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书法从年轻时即练就臂力好，腕力牢，而且指上有功夫，他说这就是很好的运动。他常说世上无长生之人，因此亦不可能有长生之药，有的就是卫生之道。常说：有卫生之道，而无常生之药。哪有什么有益无害药物?饮食不当，尚可致病，况药物乎!
先伯的书法，师受甚广，隶书临曹全碑，篆书临用周·伯晨鼎，草书临唐·贺知章等。京师内外，对先伯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除了学习其医道之外，珍惜其书法，亦是一端。一九五三年在其八十四岁高龄时与伯母结缡五十年的照片上，有用蝇头小楷写的题赠。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儿科学》作序的信，虽已八十六，而行书仍颇有神韵。一九五九年二月为《新中医药》八周年始刊纪念题签，落款为八八翁肖龙友题签，老病手强，不能作书。此恐为先伯逝世前最后的遗作。
先伯很重视医德，他推崇《慎疾刍言》一书。一方面因为该书是徐灵胎晚年作品，阅历既深，言皆老当。徐氏治学态度严谨，堪为后世师法。以徐氏造诣，博学大家，尚能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且自谦其言如刍草，其用心良苦，令人敬佩。另一方面，该书是醒世之作，对学医者是很好的医德教育。
先伯常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千金方》)教育后辈，诊病时非常严肃，从不旁及其他。平时对于女非常温和，从不大声呵责。诊病不问贵贱贫富，不以衣着取人，问诊颇为详尽，对贫穷患者，常施舍成药。他与徐右丞老先生、孔伯华、蒲辅周，钟惠澜等中西医专家关系非常融洽。常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教育后学。取人以才，从医疗实效出发。收弟子非常谨慎，很憎恶那些想假借伯父的声誉为招牌者，即使是子弟亲戚亦不例外。谦逊谨慎，鼓励勤奋，常说业精于勤，荒于嬉。
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之路二
名老中医之路一
名老中医之路二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四
--------------------------------------------------------------------------------
足行万里书万卷一生临证未曾闲
忆陈鼎三先生
江尔逊口述张斯特整理
[陈鼎三小传]陈鼎三(1974～196O)，字宗錡，四川乐山人。十五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著作原文(其中《内经》是重要篇章)，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博览群书，兼收并蓄，虽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亦喜用汉以后医家的独特经验。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壮年以后，热心于医学教育，诲人不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医。著有《医学探源》六卷(郭老沫若亲笔署面)、《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先帅陈鼎三世居苏稽镇，其父陈光先乃外科名医，尤精于治疗疔毒及刀伤。陈氏兄弟六人，他居第五，虽自幼聪颖好学，然禀赋不足，体弱多病。十五、六岁时，父令其改研歧黄之术，以期自医。初由其父指示门径，后拜师于邑中名医陈颖川先生。颖川医道甚高而秘不示人，因其子好中医外科，遂与陈光先易子而教，相约务传医之精要。自是陈老潜心于方书，终身不辍。
多读还须善悟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伤寒》、《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陈老主张背诵一些经典著作和经典条文，他能全文背诵《伤寒》、《金匮》、《本经》、《温病条辨》及许多重要注家之注。对《内经》的重要篇章皆能大段背诵，对注家更是如数家珍。所以，对学生和同道们讲解病机时，广征博引，令人叹服。中年以后，据自己历年来的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囿于背诵，但又不可不背诵，应该有重点的背诵。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晋书·杜预传》)。为此，他钩玄勒要地整理出《医学探源》一书，用以授徒，其中就包含这个意思。
陈老为什么主张背诵呢?他认为临床经验用文字表现很难全面，而读书人对同样的文字之理解，又会受到文化水平、临床经验、阅历、判断力和想象力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还原到作者所需要用文字表达的实际情况，其准确性就比较差。我们根本不可能走到已经作古的前辈名家面前，由他们通过实际病例讲解总结成文字的东西，既无名师亲授的可能，那么就只有通过精读，反复读，以至背诵，再在临床上去反复揣摩，从中悟出真谛，这是其一。其二，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先师常引朱熹语：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并认为所谓精思，其中包含善悟，不从中悟出些道理来，又何能谓之精思呢?古往今来，善于而且能够背书者不乏其人，但要学而有成，还必须善悟，不然只能成为蛀书虫。基于上述思想，先师教育我们读经典著作要注意三点：①原文是作者的思想，注解是注家的体会，读注能增加判断力和想像力，也就是说能增强悟性，要从这种意义去读注，②不要死抠字眼，要首尾相顾去读，方能得到较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任何文字都有局限之处，③要善悟，主要是通过临床去悟出用文字无法说明白的东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陈老行医六十余载，对每一病案，必坚持理法方药完整，严谨不苟。用药洗练，以经方为主，兼及各家；时方常用《条辨》方，很少杜撰自制，每方必有来源，加减必有依据。这是因为他一生以诊治坏症、逆症著称，其中有不少是因误治所致。他目击病人之苦，深惋医道之淹没，所以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为了自勉，为了育人，他把自己的诊所命名为是知堂，取《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含义。对此陈老一生，身体力行，自成一家医风。
在学术上，陈老推崇经方，可谓经方派，然亦赞赏汉以后的医家成就。虽极喜《伤寒杂病论》，但亦肯定温病学说，认为病无定体，千状万态，当用何方，各依情势而定，不可按图索骥。世上哪有照着书本条文去害病的道理呢?
三十年代，我初学医时，有唐瑞成者，男性，年五旬，体丰嗜酒。一日闲坐茶馆，忽四肢痿软，不能自收持(弛缓性瘫痪)而仆地，精神清爽，言语流畅，诸医诊之不知为何病。陈老诊之曰：此名风痱，中风四大证之一，治宜《金匮要略方论》附《古今录验》续命汤。投方一剂，次日即能行动，后屡见先师用此方效如桴鼓，活人甚多。后我运用此方治疗多例现代医学所称之脊髓炎、多发性神经炎、氯化钡中毒等疾病，效果良好，有时称之效如桴鼓并不为过。如雷xx，男，十八岁，四川蛾眉县xx社工人，住院号18472，入院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患者于入院前二天晨起床时，突然颈椎发响，旋觉右上下肢麻木，活动障碍。一，二小时后全身麻木，并气紧，心悸，呼吸困难，尿闭。即送当地公社医院治疗二日无效，又转送县医院抢救，经抗感染及对症治疗仍无效后转来我院。经西医诊断为急性脊髓炎、上行性麻痹，收住内科病房。当时患者除上下肢麻木、不完全瘫痪外，最急迫的症状是呼吸、吞咽十分困难。除给予抗感染，输液及维生素等治疗外，还不断注射洛贝林、樟脑水和吸氧进行抢救。然患者仍反复出现阵发性呼吸困难，呈吞咽式呼吸，时而瞳孔反射、全身探浅反射均消失，昏迷。如此一日数发者六日，救治罔效，危象毕露，家属已再三电告家乡准备后事。为遂病人家属要求，乃于八月九日上午邀中医会诊。我诊时，见危象过后患者神志清晰，语言无障碍，自觉咽喉及胸部有紧束感，呼吸、吞咽十分困难，全身麻木，左上肢不遂，咽干，舌质红，苔黄薄，脉洪弦而数。断为风痱，治以《古今录验》续命汤；干姜3克，生石膏12克，当归9克，潞党参12克，桂枝4．5克，甘草3克，麻黄6克，川芎3克，杏仁6克。并针刺风府、大椎、肺俞、内关，留针十五分钟。第二天(八月十日)，服上方一剂后，左上肢已能活动，口麻、全身麻木减轻，吞咽、呼吸已不甚困难，停止了西医的抢救措施和药物。守方再服一剂，左上肢已较灵活，左手能握物，口、全身麻木消失，呼吸、吞咽通畅，能食饼干。唯胸部尚有紧束感。续以原方随症加减，连服四剂，诸证消除，继以调理气血收功，于八月二十三日痊愈出院。
我又曾目睹老师用十枣汤、控涎丹治疗顽固性全身严重水肿，大量腹水，小便极少，经多方医治无效者，先健运脾气，待胃纳正常时，配合十枣汤或控涎丹以攻逐，服后并不呈现恶心呕吐及泻下逐水作用，而是尿量骤增，浮肿腹水迅速消退。我在西医的配合下，运用先师的经验，对表现为顽固性的严重水肿、大量腹水的慢性肾炎或肾病综合征患者，每能起到较好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亦随之改善。这方面的体会，我在《河南中医》一九八一年第六期《对肾病综合征用十枣汤、控涎丹利尿消肿的经验》一文中已做了介绍，此处不赘述。
陈老虽以识精胆大、善用经方名噪遐迩，但却绝少门户偏见，对各家有效方剂亦常能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一九三四年，先母患大头瘟，头面焮肿，灼痛难忍，皮极光亮，眼不能睁。卧床旬日，在本地治疗无效。其时我正随陈老学医，家中来信，嘱请陈老诊治。陈老至，疏方为：银花、菊花各30克，鲜地丁120克，生甘草15克(名三花饮)。一剂显效，三剂而痊。我因素体尪羸，十余岁时，偶患感冒。咳嗽，胁部牵制疼痛，如翻身、转侧、深呼吸时牵引作痛，寒热往来，一日几十度发，每次数分钟或十数分钟不等。发时背心如冷水泼之，顷刻又如火燎之。服小柴胡汤加减无效，卧床不起，饮食不进，先师诊后，用《温病条辨》香附旋复花汤，服后则呕吐，吐出粘涎碗许，越半日，寒热、胁痛即除矣。后又曾外感，咳嗽痰多，胸部牵制作痛，用六安煎不效，改服香附旋复花汤亦不效，又数次更方，皆不中窽，病益剧。呼吸活动均牵制胸部作痛，仰卧于床，不可稍动；气喘痰鸣，痰稠粘如饴糖之筋丝状，咯至口边而不出，需以手捞之。七日之间，精神萎顿，势近垂危。先师诊之，谓此乃痰热伤津，燥痰壅塞气道，正唐容川所谓上焦血虚火盛，则炼结津液，凝聚成痰，肺为之枯，咳逆发热，稠粘滞塞，此由血虚不能养心，则心火亢盛，克制肺金，津液不得散布，因凝结而为痰也，豁痰丸治之。乃用豁痰丸为煎剂，因深夜无竹沥，权用莱菔汁代之，连尝两煎，病无进退。天亮后，急备竹沥几汤碗，仍煎豁痰丸，以药汁与竹沥各半兑服；下午三时服头煎，黄昏服二煎，至夜半，觉痰减少，气喘胸痛减轻，竟可翻身。又服三煎，次晨诸症大减。胸中之痰涎，既未吐，亦未下，无形中竟消失矣，并能知饥欲食。守方再进一剂，便可扶床行动，二日后即可出门。改用气阴两补合调理脾胃方药，病竟霍然。我根据先师经验，对急性支气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肺炎，特别是腹腔内各种手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出现咳逆上气，咽喉不利，痰涎稠粘，咯吐不爽，胸闷气喘，口干欲饮，入水则呛，舌红而干，苔黄腻，脉滑数无力者，用豁痰丸治之，效果颇佳。(具体内容可参考《河南中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陈鼎三、江尔逊用豁痰丸抢救痰热伤津壅塞气道危症的经验》文)
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
先师带徒临证实践时，非常注重理、法、方、药的一线贯通。尤其可贵者，诊后必于当晚与学生们一起回忆总结,解释疑难。先师每引经据典，结合实际，尽吐心得，对于自己几十年甘苦所得，俗话所谓过经过脉的临床经验，绝无保守,并且唯恐学生们学不到手。每遇疑难怪症，他总要通过师徒共议的形式来启发和提高学生的辨证论治能力。先师强闻博记,善于运用实际病例去讲解经文，以加强学生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先师通过活生生的临床去应证经文，每能使学生对干巴巴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
西汉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到：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先师授徒，以此为轴心，常常通过临床的实际病例使学生在理论上上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点不仅给他的学生，而且给与之相处过的同道和后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现夹江县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当地名中医陈泽芳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夹江县周xx患温病，起病急骤，高热汗出两天后，突然下利不止，四肢厥逆，大汗如珠，昏愦，面颊泛红，时而躁扰，两目暝瞑，气息微弱，家人悲痛欲绝，一面备办后事，一面急请先师。诊得六脉俱无，断为元阳衰微，命火将绝，急与大剂回阳救逆(白通汤加猪胆汁汤，附片用至两许)，一剂阳回利止，脉出肢温。次日气喘、咳嗽、痰多、舌苔白滑、胸闷，乃用苏子降气汤合三子养亲汤。此方一出，颇令人奇怪，因为白通汤用于温阳救逆已很难为时方派所接受，既然服后有效，就该守方再服，何以又改为降气化痰平喘之苏于降气汤呢?此方服后咳喘平，又见小便淋漓刺痛、口渴、心烦、舌质红、苔薄黄等症，又处以仲景猪苓汤。最后因口干舌燥、舌质光红，少苔、泛恶，纳呆，脉细数等症，用竹叶石膏汤收功。此病经先师诊治前后十天，易方四次，而疗效卓著，当地医生皆赞口不绝，但亦有不解之处。陈泽芳先生因问其故，先师解释说，中医治病必讲天时、地势、体质、病邪，并需将几者综合进行权衡，然后定出轻重缓急。周某高年肾虚，平素喜食厚味肥甘之品，乃是一肾虚脾湿之体。外感温邪，来势迅猛，壮火食气于此体尤烈，故立见亡阳。斯时用白通汤就不是治病，而是救逆了。当阳气略复，中上焦之痰湿又动，故用苏于降气汤平喘、化寒痰、温肾阳。由于病邪毕竟为温邪，所以痰湿去后，就渐渐现出水热互结、内热伤阴之猪苓汤证。此证的出现，反证了肾阳的恢复和水湿之松动，故服药后疗效颇佳，且病情迅即转归为许多热病后期常见的竹叶石膏汤证，用此方终于收功，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陈泽芳老先生至今回忆起来，亦觉先师音容宛在面前，不甚感慨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