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手，亦时苦未能尽窥其奥。所以在诊治上，千万要全面精察，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药准方，选方准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徇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是习用极少数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施老师的好友之子，要从施老师学习中医。施老师命师墨随便在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那是《内经知要》。施老师叫他把书首薛生白的序言，念读一下。因为那本书是木版的，没有句读符号，他念不下来。施老师宛转地对他说：你把中文再学上一个时期，再来跟我学中医，那就好了!从这里也可看到施老师对门生的要求是既严格而又全面的。这也说明：中医有必要学好中文，才有深入钻研祖国医学的工具，这同西医有必要学好外语，才能广泛吸收国际的先进医学是一样的。
回忆初从施老师学医时，对施老师治疗妇科崩漏病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煅龙骨，乌贼骨、棕搁炭，陈阿胶等不理解，请教他根据是什么。施师因我是初学，医学知识还幼稚，所以只用简单的物理比喻作解说：假如屋内墙壁坏了漏水，泥工补漏，须用泥土，稠胶和麻缕等掺合一起，才能补牢。对功能性子宫出血症，如其症候宜用涩法，要达到补漏止血的效果，就必须采用质粘而性涩的矿土赤石脂、禹余粮，质稠而善补的阿胶和纤维韧密而性能敛涩的棕榈等，综合施用，始能奏效。《伤寒论》第92方赤石脂、禹余粮汤主治下焦滑脱性下利，亦是取其填涩作用而已。
对天癸的解说，施老师曾经指出：天癸是男女共有的，似乎是指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谓主导生殖的性激素类内分泌。但有人常把月经称为天癸。《中国医药大辞典》亦竟有今人则专指天癸为月经徇俗从讹的按语，可发一笑!
关于八纲名称问题，师墨认为八纲名称欠妥，应改为一纲六目才对。阴阳为天地万物之纲纪；表、里、寒，热、虚、实，俱为阴阳总纲下之项目，岂容纲目混淆，等量齐观。施老师亦认为：八纲之称不当，应改为一纲八目，六目之上应再加气、血二日，始更正确而包涵周到。
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施老师约早在六十年前就已提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使其融会贯通。西医应该学习中医，中医也应学习西医，知已知彼，取长补短。
师墨自出师门凡五十年，对上述教诲，终生牢守，奉为圭臬。故自执业以来，虽乏殊功，亦罕重衍，尚能未辱师门，问心较安，且虽仅咫尺之长，纤屑之就，而幸有薄获，亦岂能少忘师门培育之厚惠!
最后，特附陈纪念施师百岁诞辰《悼师》长律一章如下；
一旦愕音至，百年生谊终!悲伤深且切，
感仰永而隆!生谊非无限，遗徽却不穷。
声名南北重，方技古今雄。诱掖成人美，
勤劳济世功。中西能结合，新旧自交融。
实践证真理，推陈启迷蒙。倡新一贯志，
临殁尚萦衷!先哲典型在，后贤传统同。
际兹崇四化，更恸失斯翁!
万里云天万里路
邓铁涛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作者简介】邓铁涛(1916～)，广东开平县人。幼承家学，及长又攻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曾悬壶于广州、香港及武汉等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等职。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州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秘书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长于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对中国医学史与各家学说亦有研究。先后参加主编和编写的主要著作有《中医诊断学》、《中医简明教程》、《中医学新缡》、《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辞典》、《中医辞典》、《学说探讨与临证》。其中某些著述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我生于中医家庭，先父名梦觉，毕生业医。自幼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乃有志于医学，及长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习五年，为中医学打下了基础。毕业时(1937年)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秋，国民党勒令我校改名为「中医学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乃为我们所接受。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广东谭次仲先生，上海恽铁樵与陆渊雷先生等，并正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前辈的著作，对我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
中医科学化，如何化法?限于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找寻出路。三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体会到中医不能停滞不前，但要发扬中医，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标，还要有方法，要大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餬口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青一辈了。2
正值思想傍徨之际，又逢日本侵华铁蹄蹂躏，先避大轰炸于乡，继而避难于香港。国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担。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啃了一点唯物辩证法。虽然学得既困难又肤浅，但深深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学习、钻研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发现中医学中有不少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从而增强了为中医学而献身的信心与决心。
先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他几十岁了，经常背诵《内经》作为一种乐趣。由于广东地处南方，湿热为病最多，所以在临证上，使用温病派的方药较多。他对吴鞠通、王盂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敬崇张锡纯先生。因此我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他主张我多跟师临证，因此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种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
自己临证实践后，虽然日积月累，有些收获。但对我来说，学术钻研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解放后我较早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对交给我的教学任务从不推托、选择，故先后任教的科目有好几科。教学相长。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给学生一壶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长时间的教学，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吸取营养，在理论上日渐有些收获，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能提出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见解。如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已二、三百年，当我在中医进修学校教「温病之研究」时，翻阅了不少文献，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些文献，初步认为；两派的论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温病学派实在是伤寒学派的继续发展，两者的理论与经验都是宝贵的，不应继续互相排斥。这一浅见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认可。
理论上有所收益，对于自己来说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实践。指导不了实践的理论、实践证明不了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或只是「设想」而已。虽然自己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临证治病，但真正给自己以较大锻炼的是一九六0年，我和几位教师与一九五九届高研班几十位学员到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协作搞「脾胃学说研究」之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在那里有机会参与危重症的抢救工作。该院谢旺政委十分支持中医药的治疗，决定病人开不开刀，往往要征求中医的意见，并尊重中医的意见。这使我们有机会，和该院的医护同志一起，为了坚持中医为主的治疗，度过无数个捏着汗守护在危重病人床边的日日夜夜。当时和「西学中」的同志一起还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因为解放以前医院甚少，床位更少，中医对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边进行抢救的，那时中医仍有机会救治危重病症。解放后，医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的附属医院病床又少得可怜，中医已失去抢救危重病人的机会。在一五七医院不同，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最少也有50％，有时达75％。因为当时的确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医院的信任与支持。如一个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师却为之一针而愈。又如一肠套迭已三天的患儿，经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考验与锻炼。我深深的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但可叹的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病床既少、设备也简陋，从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些改进，但进展仍慢。
学医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饥不择食地看书，文，史、哲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等都看，课外读书杂乱而无计划，贪多嚼不烂，化费了一些时间，但自己摸索着走路，付出了光阴作为代价，初步养成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还是值得的。读书乱不好，但读书杂有好处，今天我仍然认为，知识面既要有深度，也应有广度。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我们是社会上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生其它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因此在业医之余，也就成了我的爱好。
《内》、《难》、《伤寒》，《金匮》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就不细说了。《内经》这一古典著作这么重要，说明我国医学源远流长，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不足以了解几千年来的成就与发展。因此，我对医学史有兴趣，而医学史又和中国通史息息相关。中学时代的历史知识远远不够，不得不涉猎一些通史。《内经》充满哲理，其理论的产生和古代哲学有血缘关系。金元时代我国医学的争鸣亦与当代哲学上的争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简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而促使自己去读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史。当然，对通史、哲学思想史我至今仍属门外汉，但我认为这是要列入自己学习领域之内的必修学科。
针灸与按摩，我学得很肤浅，但对于治疗危重病症，有时却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医讲究分科，有利于深入发掘与钻研，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绝对化。我认为一般中医都应懂得针灸与按摩，因为这些治疗手段在临床各科都有其适应证。特别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边用按摩方法救治过昏厥的患者，曾用梅花针抢救过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隐自、大敦救治过产后大出血的患者。遗憾的是我对这两科未登堂室。
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应该拿到临床中去验证，不能草率地批判抛弃。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块璞玉，经过加工，晶莹乃见。例如，李东垣阴火之论，张景岳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李氏治阴火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其源实出于仲景，只是说理上有些失当之处罢了。至于有人说他的「甘温除热法」是骗人的，这只因批评者自己缺乏经验罢了。一家学说，往往是其毕生学术经验的总结，我们宜把重点放在吸取其所长，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谬误，不能说不需要，但应持审慎态度，并应注意其所处之时代背景。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辩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也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回顾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很不够。
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彷徨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它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故以「万里云天万里路」为题。
(邓中炎整理)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王渭川
【作者简介】王渭川(1898～)，江苏丹徒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我是江苏丹徒人，生予一八九八年，未满三岁，即遭父丧，由母亲周氏抚育成长。祖父鲁直公是清末举人，那时已年逾六十，还设馆教徒。他既精于考据，又重理学，很同意湘人治学的旨趣。「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可惜体弱病喘，未能竟其志。他同时兼治医学，在家乡一带，颇有些名气。春风桃李中得有两人；一个是镇江的袁桂生，一个是丹徒的何叶香。前者重临床，后者精理论，他们各有不同的成就。
祖父视我为爱孙，虽爱之深，更教之严。我六岁时，他便首教《诗经》，口传心授，释以浅义，责以背诵。听我诵读到声清音朗之际，他便欣然赋诗。记得曾有两句：「不堪子夏伤明后，却喜娇孙诵读初。」由此，祖孙两代，食同桌，眠同床，耳提面命，格外用劲。九岁时，祖父又授以《春秋》、《左传》。我对左氏文章精义虽能了了，但对春秋当时情势，苦不能明。我曾询问祖父，答以「一读二讲，逐步自明。」正冥思茫茫，极端愁苦之中，恰表兄归自上海，买有《列国演义》一部。我翻阅一遍，不禁狂喜。这虽属稗官，但春秋各国情况，仅仅在一百回中就能使人了如指掌。于是我自读自笑，爱不释手。祖父感到奇怪，问我，我告以原因，他点头称是。由此，我有了体会：读古书，如有课外通俗读物辅助，则收效较大。祖父还曾问我：「《左传》每一篇用《诗经》一二句殿于文后，是何含义?」我回答说：「这是古人的归纳法与左证法。」他听了很高兴，抚着我的头说：「吾门继武有人了。」于是教授日勤，仅仅十余年时间，就使我学完了《四书》、《五经》，得以卒业。祖父还教我作文，先是教我学八股，后来废考，又嘱我学韩愈文。可惜他天年不永，我十七岁时，他突然患中风暴卒。
祖父逝世后，家中生活日艰，母亲以女红谋米盐。承袁桂生、何叶香两君厚意，主动来嘱我随之学医，并愿负担我学医经费。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向袁、何两师正式拜门学起医来。每天上午，随袁师实习门诊，下午，随何师听讲医典。
袁师门诊极忙，几乎户限为穿。他读书宏博，学术渊深，。经验丰富。他以望色凭脉为立方依据，复方多显奇效。他重视前人珍贵经验，但用古方，又往往师其意，酌情化裁运用，决不拘泥成规。同时，他很注意自己的经验积累，虽忙迫，也多详加记录，为后来整理验案作准备。他长于妇女调经，尤长于调理杂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等不少怪病，多能得心应手。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予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适当自我化裁有关。
何师上午门诊，下午为初级学生连我共六人开课。他以张、马合注的《内经素问》为教本，多半逐条解释。对于运气胜复，虽联系王冰、吴昆之说详加发挥，但张、马之注，毕竟是引经注经，范围不够扩大。同学中对《内经》研究有素者有人，对何师运气生化之旨的归纳分析不满，要求多采用其它有关《内经》的著作结合讲解。但何师年高体弱，对摸得熟的张、马合注本不愿更换。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中，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我动了一个念头：跑书店。
镇江鱼巷的「京口善化堂」是个有二百年历史的老书店，与南京的「李光明」齐名。有一天，我请了假，专往善化堂去。在柜上，我看到了《黄帝内经索问》、《内经素问校义》，《内经博义》等许多刻本，字大行稀，便于阅读，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张、马合注本。特别是清人姚止庵注的〈〈素问经注节解〉〉一书，在每卷之前都加谨按，把这一卷的内容提要钩玄以阐发经旨，在每节之前，也都作扼要的提示，读了很有启发。我当时想，这是读《内经》入门的通俗读物，不能不买。但又一想，自己囊空如洗，拿什么买呢?于是就只有站在那里看，一直看到全市开始上灯，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将书交柜，说改日再议。柜友欣然同意，我却自觉汗颜。过了几天，厚着脸皮，又偷偷带了墨盒去。柜友开始很客气，以为我是带钱买书来了，就一下子把四部《内经》都捧上柜来。我先翻了一下，随即风驰电掣般地抄了起来。时间又到了上灯时分，柜友看我一直埋头抄书，不耐烦了，问：「书要不要?我们要收书了。」我回答：「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柜友感到惊奇，问我现任何事。我告以实际，他转而为喜。柜友之友父，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正无法去袁师处挂号。于是与我约定，次日带病人去会诊。我为病人解决了病痛，以后柜友就格外照顾我，不仅让我进入珍本书室翻书，还允许我借书阅读。借书一部，十日归还再换。就这样，我在投何师首尾三年期间，不仅听何师讲授《内经》、《难经》，《金匮》、《伤寒》和《温病条辨》，而且还在「善化堂」柜友的帮助下，阅读了许多不经见的书，使我增加了不少有益的见闻。
一九一九年，我二十岁，离了袁、何师门，借何师「人文书屋」，独自开业。设诊之初，由于年轻，门可箩雀。母亲不放心，常来看我，见我读书临池，倒也宽慰；见我门庭寂寂，前途茫茫，又为之担心。我用两句旧诗安慰她：「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母亲说：「但愿如此。」又宽慰我说；「今天苏州绣货店交来一批货，可做几年，家事你可不考虑，专心温课，我也放心。」
这一时期，我还是常去「善化堂」翻书、借书，抄书，并以此为无上至乐。抄书无钱买纸，有一次将家中木刻本的《三国演义》拆开翻过来作纸。但看看金圣叹的批，又为之惋惜。正提笔四顾，踌躇不定之际，何师急促来找我面谈。他说：「我往苏州去看岳母之病，返时在船上感受风寒，哮喘频发，不能平卧，要养病。明日起门诊由你代诊，下午有新生四人，由你代讲《内经》，仍用张、马合注本。家中有藏书，由你来取参考。过去你是学生，书不能借，现在你是医生，可以借了。」自此以后，我为何师代诊代教三月，在具体实践中，又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所学不到的东西。
中医临床诊断，关键是望、闻、问，切。我在望诊时，根据《内经》所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道理，注意了观察病人色、神、形等几个方面，逐步摸索了一些规律。如见患者面部黑色素沉着，牙龈亦黑，我就根据《内经》「肾主骨、肾主黑」的精义，断定是肾病的范围。倘再考查有体重减轻、畏寒眩晕，脉迟细等症候，则可进一步断定为《金匮》所说的黑瘅或女劳瘅之类，其病机是命门之火大衰，有脾肾阳虚和肝肾阴虚两大类型。患者皮肤发黄，连及巩膜，这就要疑有黄疸病的发生，但要与溶血性黄疸相鉴别。对于痰饮，如见患者左眼上下灰黑如煤烟，就知属寒痰；见患者眼泡暗黑，知属热痰，见患者四肢多痿痹，屈伸不自如，知属风痰。上属各病，何师门诊甚多，服何师方有效有不效。我因在望诊中摸索了一些规律，辨证准确，所以投方辄效。师姐何小香当时负责挂号，曾密告何师，说我：「怪论百出，大放厥辞。」何师问清了实际情况，回答说：「这就是青出于蓝的道理。」我从师母那里偶然得到了这一句话，受到鼓舞，于是对望诊进一步细加揣摸。六十余年来，以此助我判断，解决疑难，成例不少。如川棉一厂一女工，曾患眼底血管硬化出血，左眼视力仅见手指，右眼视力0．1，经治疗无效，来我处就诊。我望见她步履蹒跚，问「关节痛否?」答以「剧痛」。查血沉为140毫米。我就断定她的病本是风湿，失明只是病标。治标既无效，就应转而治本。于是毅然放弃眼科方剂，主独活寄生汤加蜈蚣、乌梢蛇、仙鹤草、麝香以祛风化湿、活血通络化瘀，结果病人两周即视力复旧，以后历七年而未发此类病症。又如，一位唐姓胃痛病人，曾经汉、沪、京、粤等地治疗无效。就诊于我时，见他两手按胃，两脚跛行，诉胃痛数年末愈，查血沉极高，于是审证求因，亦断他病根在风湿，投祛风湿药而愈。
切脉认病，原本《内经》。至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作脉经十篇，析脉二十四种。传至阿拉伯，又经阿维森纳增至四十八种。我在临诊初期，只对浮、沉、迟、数、细、弦较易辨认，余多茫然，颇有王叔和所谓「胸中了了，指下难明」之感。后来临床既多，又参照程杏轩论脉医述细细揣摸，才逐渐掌握八脉大意之外还有许多兼脉，它们与五脏六腑的病症均有一定的联系。比如浮脉，兼脉就有六种：浮缓、浮紧、浮虚、浮芤、浮数、浮洪。因此，在临床诊断中，我既以八脉大意为主，但更重视兼脉。它对我辨证施治，确帮助不少。
总之，我在为何师代诊的三个月中，借何师拼案，开我康庄。从此，个人业务日渐有起色。加上我对病人有两大方便；①我医不好的病，请袁师会诊解决，②寻常人邀我出诊，我不坐藤轿，自己走路。人孰无情，于是声誉鹊起，一时极车水马龙之盛。
当然，业务愈好，困难也与日俱增。许多疑难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肝硬化、癫痫、脱疽等等，也都纷至沓来。我当时想了个办法：这类病每诊给方二剂，按时易方。这样一来，我就留有余地，多向袁、何二师请益，同时查阅历代名医类案，考查前人有无这类记载，以获得启发。在临床中，我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比较欣尝。袁、何两师鼓励道：「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古训昭然，人所共知。你对王清任的通窍活血汤，是一条路子，可继续走。最好能用虫类药，其效更显。」何师还提供了运用虫类药的依据，他说：「《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内都广泛地用了虫类药，至于《金匮》中的鳖甲煎丸和《温病条辨》中的化症回生丹，更是以虫类药为主。」我谨记师教，用于临床，确能收到意外之效。因为麝香比较贵，后来我还逐步用虫类药代替麝香，疗效仍然非常满意。
在为何师代诊期间，我每天下午又代授《内经》。由于有感于何师讲张、马合注本，学生不感兴趣的教训，我在教课时改弦更张，又用了胡萤甫的《内经校义》，罗东逸的《内经博义》和姚止庵的《素问经节解》为学生课外读物。结果学生比较欢迎，既不为繁文难句所阻，又觉得兴趣横生。次年春节后，何师哮喘又发，又委我代讲《金匮》。我因对《金匮》研究不够，所以又用《金匮心典》为教本，《金匮玉函经二注》和《金匮方论本义》为辅助书，认真备课。因细考《金匮》中有脏腑经络生克制化的认识，同时还有一部分传染病掺杂其中。因此，一面备课，一面又写成「生克制化在《金匮》中的运用」和「《金匮要略》内容简介」两文，在正课开讲前先作了两个精简的报告，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消除了畏惧感。《金匮》中有「阳毒之为病」一条，历代医家都没有确实的辨病。我结合临床经验进行研究，认为中医通常说的烂喉痧即是其病之一。本病特征是发高热，咽喉剧痛，易化脓，舌如复盆，全脸红疹带肿，与《金匮》中「阳毒之为病」条文相适。我主犀角地黄汤加升麻、大青叶、板蓝根，温度不降佐紫雪丹、至宝丹等，同时用西牛黄吹喉，良效。当时我以此解释阳毒，学生疑信参半。恰为时不久，镇江流行烂喉痧，洪仁医院断为猩红热，取本人用方良效，大家方信而无疑。
自为何师代讲《金匮》以后，一九二四年，我就婚芜湖，遂就芜湖开业。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我举室西迁至汉口生成里设诊。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进入田家镇。我行年四十，再度西迁入蜀，在万县设诊十余年。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我在万县卫生学校担任医学史教学，编写《中国医学发展史概况》教材。一九五六年我由万县奉调来成都中医学院至今。初任学院妇科和《金匮》两门课程的教学，编写妇科和《金匮》的教材，后又专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坚持临床。尔来四十四年，虽历尽人问沧桑，但在悠悠歧黄路上，我坚守袁门家法，力求广取各家之长，而又不墨守成规，对于许多医界治疗尚感棘手的疑难病症，则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又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终于有所收获，有所前进。在理论上，我恪守辨证论治，随证施治的原则，根据古代医典提供的正确原理和本人经验，返博为约，对内科各种疾病归纳为活血通络化瘀、活血化瘀舒筋软坚、补虚化瘀理气，清热化湿消炎，熄风通络、疏肝通络消胀等六种治疗途径，简称「内科六法」。我用以通治脑震荡，脑垂体肿瘤、桥脑失调、静脉曲张、血栓性脉管炎，雷诺氏病、脑肿瘤手术后半身麻痹、侧索动脉硬化，红斑性狼疮、高血压、脑溢血、冠状动脉硬化、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宫外孕，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风湿性心脏病、象皮腿、硬皮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腹水、肝脾肿大，阿迪森氏病、盆腔炎、子宫内膜炎、肾盂肾炎、肾炎、膀胱炎、大叶性肺炎、急性黄胆肝炎、胆囊炎、白血病、胸膜炎、癫痫、子病、神经分裂症、夜游症、乳核、胰腺炎、眩晕、腹胀等四十二种疾病，临床均有一定成效。对于妇科各类疾病，我又归纳为温、清、攻、补、消、和的治疗六法。用温法以温肾运脾通阳散寒，治疗寒性病用清法，以清血热，熄风润燥，治疗温毒病和肝阳旺盛或肝火上扰所引起的头晕目眩等症，用攻法以攻坚消积化瘀，治疗子宫肌瘤：宫外孕、卵巢囊肿、乳腺瘤、瘀血凝结等包块、包括堕胎用补法以补气血，益肾水、滋养机体、消除一切衰弱症候，用消法以消导软坚，治疗胃肠阻滞，食积内阻，脘腹胀满或症瘕积聚、乳核等症；用和法以调和肝脾，治疗月经不调，妊娠恶阻，均能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至于本人根据《金匮》中的「升麻鳖甲汤」和《温病条辨》中的银翘散化裁而成的「锻甲合剂」、「银甲丸」用以治疗妇科下焦各慢性炎症，均有显效，曾被卫生部和有关中医书刊推广。以上这些，先后整理成《王渭川临床经验选》和《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两书，已分别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在长期临床和教学过程中，我还发现：《金匮》一书，虽是古代治疗杂病的典范，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也仍然是每一个中医学习者的必读书目，但由于经过历史上的长期战乱，原书脱简错乱之处很多，加上当时科学发展有限，作者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显然其中有些理论和药方已不能适应今天医学实践的需要，如照搬成规和原方，往往临床效果不佳。因此，又作《金匮心释》一书，试图结合个人从医六十年的经验教训，运用现代医学的成果，对其中的精芜之处作一解释，以供学者参考。
当然，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医林涉足，无不如此。本人从医六十年所得的点滴成就，恰如沧海一粟，遂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但我还有志于青山夕照，以现今八十四岁之年为新的起点，争取为祖国四化再多做一点新的贡献。小诗一首，聊表寸心：
诗无寸卷留天地，
医有三编付继人。
暮岁但求争四化，
不辞风雪走风尘。
闯出一条新路北京儿童学院副教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王鹏飞
【作者简介】王鹏飞(1911～)，北京人。从事中医儿科临床近五十年。医术祖传三代，遣方用药，独具风格，是北京地区闻名的儿科医师，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小儿王」。现任北京市政协卫生组剐组长，着有《王鹏飞儿科临床经验选》等。
我家从祖父起就从事中医儿科。祖父王润吉早年除在北京临诊外，每年还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到云、贵、川等地区，在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疾病痛苦之余，还向当地的草泽医虚心学习验方、秘方。民间医药之丰富多采，使用药物之简便，疗效之神速，使祖父大开眼界，并深为惊叹。因此，在以后诊断用药方面，也慢慢地转向简、便、廉、验，并开始自己制备成药，急病者可以立服，药价便宜，效果迅速，影响日见扩大，开始被誉为「小儿王」。我父亲王子仲承继家学，奋发图强，勤学苦研，尽得祖父之心传，医名渐噪，求诊者亦络绎不绝。解放前曾任北平国医公会(即北京中医学会前身)会长等职。
我生长在中医世家，从小耳闻目睹，并亲身体验到了中医中药为重多的患者解除痛苦的生动情景，使我爱上了中医事业。十八岁时我正在北京民国大学预科学习，先父因急于传授家学，就让我开始习医，先让我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我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以及《神农本草经》等，并时常向当时的北京名医前辈如汪逢春、马佐良，袁鹤侪等请教，受其指点，亦获益不浅。对于学习经典著作，当时是一边阅读，一边背诵，直至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内经》的大部分条文，时隔二十多年我仍能完整不缺地背诵下来，这完全得益于那时练过死记硬背的基本功。学完了经典著作，家父又让我精读《本草纲目》、《本草经疏》、《本草备要》、《要药分剂》、《温热经纬》、《寿世保元》、《幼幼集成》、《婴童百问》、《食物本草》等书籍。此外，他常说「临诊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又让我细读《孙子兵法·十三篇》等书。其目的是要我多读书，广泛地阅读其它医家的著作，尽量把前人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继承下来。扎实的基础理论学习对于以后应付繁忙的临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临床侍诊阶段，先父的处方用药使我一时难以理解与接受。中医自古以来用药即有经方与时方之分，如治外感热病，非辛温之麻黄、桂枝，必辛凉之桑菊、银翘，那种不懂得汤头开口动手便错的传统，已被中医界视为准则。可是家父用的却是非「经」非「时」的独自刨制的六味小方，药也是一般医师所鲜用者，但患者仍门庭若市，拥挤非常。我家祖传之方药，不少来源于民间有效的方药。民间验方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而取得的，它保存着许多劳动人民与医家在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祖父「博采众方」，兼收并蓄，又不泥于常法而加以创新。我国历代医学家如孙思邈、李时珍、赵学敏、沈括等，都十分注意吸收民间传统的治疗经验，常以小方小药为患者解除痛苦，在他们的著作里记载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实践经验。这样，他们既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又丰富了自己的医疗实践，对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我的行医过程中，有的同道说我有「离经叛道的趋势」。但看到祖传之医术，历经几代其势不衰，使我相信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倒如对于小儿常见的腹泻、痢疾，我常用温中固涩的肉蔻、丁香，赤石脂，实际这是宗医圣仲景之法则。在《伤寒论·少阴病》中，他曾多次地指出：下利不止，便脓血者，用桃花汤或赤石脂禹余粮汤。此处下利均因里寒而下焦不约，用赤石脂的甘温固涩止泻。以肉蔻、丁香之辛温易干姜、禹余粮之辛热，加强了温中健脾之力，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止泻效果。又如治小儿黄疸及胎黄，我一直应用乳香、茜草、山楂、紫草、青黛等凉血活血化瘀为主，清热为辅的方药，乍一看似乎不伦不类，但只要细致的琢磨，就知道它的理论根据也是来源于张仲景的观点。分析《伤寒论》中的发黄症，按其病因而分，大体可归纳为田类，即湿热发黄、火逆发黄、瘀血发黄、寒湿发黄。前三者它们都具有瘀热在里和邪热伤血的特点，都是热证、实证。《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有四处均以瘀热论及发黄，证明发黄与邪热伤血直接有关，并阐明了湿热闭郁脾胃气机，邪热郁结于血分，导致湿热发黄的道理。仲景在使用治黄的方药中均兼有活血散结的功能，他启发我们在黄疸，尤其在阳黄的治疗中，应用活血化瘀之法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就是近人所谓「黄疸必伤血，治黄要活血」的论点。以同样的观点用于治疗小儿原因不明的肝脾肿大，也能取得好效果。
自古以来即称小儿科为哑科，其痛苦不能自自，然脏腑之色，皆荣于面，有诸内必见诸外，故望之可知疾病之起始，决预后之吉凶。至于闻、切二诊，虽在诊断上也很重要，但就儿科来说，均以望诊为主。先祖对患儿望诊时除望神志、体质、面色、精神，望二便，察舌苔、爪甲等外，还吸取了祖国医学中频于失传的宝贵经验望上颚的方法，能够从患儿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来判断疾患之寒热虚实，在临床中用以指导辨证论治和用药颇有得心应手之处。上颚望诊主要是观察患儿口腔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或是否有出血点、小凹点的出现。小儿患病后与疾病所相应的脏腑之上颚部位的颜色会起变化。尤其有脾胃病的小儿，其上颚部位颜色变化尤为明显。在小儿腹泻时，我必观察其上颚颜色而决定用药。若其颚前、颚后均为粉红色，二臼齿处乳白，中柱淡黄或乳白，多属脾胃虚寒，治宜温补脾肾，固肠止泻，多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九五四年，我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工作，党组织对我家祖传的临床经验予以极大的重视，不但派了学过中医的西医主治医师帮我总结经验，而且拨出三十二张床位专供我观察和研究之用。小儿肺炎喘嗽是常见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复杂，类型很多，全国各地都一直沿用《伤寒论》的名方麻杏甘石汤加减，以宣肺泄热、止咳定喘，获得了较好的疗效。仲景之方多适用于成人，其中温药初学者在应用于儿科热性病时常掌握不好，而时有失治或误治者。根据小儿脏腑柔弱，稚阳未充，稚阴未长，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等特点，我在诊治小儿肺炎时创制了宣肺降逆，清化痰热为治则的银黛合剂，即银杏、青黛、寒水石、地骨皮、苏子、天竺黄等六味药，应用于临床，多年来亦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用银黛汤剂治疗肺炎163例，治愈率为98．76％。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医科病房曾分阶段系统使用本剂治疗肺炎共413例，治愈、好转率达95。6%以上，其中曾分二组(共180例)各与抗菌素进行对照观察，两组在退热、喘憋消失、肺部罗音消失时间上进行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此方剂已被北京、上海、唐山部分医院临床所使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曾对本方抗菌、祛痰、平喘的作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关于腹泻，在《内经》中已分有洞泻、濡泻，飧泻及肠澼四种。自唐以来在认识上又有了提高，在儿科临床中又进一步把腹泻分为九种，有冷泻、热泻、伤食泻、水泻、积泻、风泻、惊泻、脏寒泻、疳积酿泻等，但名称似嫌过多，初学者不易掌握。我在临床中发现，婴幼儿腹泻之病因无不以脾胃虚弱为主，病邪居次，而作泻后致脾胃更虚，治疗上应以扶正治本为主。我在临床上主要将其分为虚寒与实热两型，其病虚寒者占十之八九。我不用附子理中、参苓白朮、四神丸一类药物，而以内蔻、丁香、赤石脂、伏龙肝、莲肉、寒水石为主，重者还可加用官桂等。自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五年曾治疗收住院的婴幼儿腹泻794例(对中、重度脱水者配合静脉输液等，不用抗菌素)，其中夏季腹泻385侧，逐年治愈率为62．2～82．6％秋季腹泻409例，逐年治愈率为91．8～95％。官桂与赤石脂据文献记载被列为「十九畏」之中，但据我体会，二药在配伍时，非但未见其弊，反有加强温中周肠之功，止泻效果显著。因此，对古代的文献不可不信，但亦不要迷信。要敢于在实践中予以反复地检验。再如嗜异癖一症，近年来此病患儿有所增多，如嗜食煤渣，土块、墙泥、砂石、纸片、火柴、钮扣或玩具上的油漆等。祖国医学对本病的描述多散见于有关疳证、虫积之类症候中，一直认为是因感染虫症和疳积所致，在治疗上也以健脾益气、消导攻积驱虫为主。我认为疾病初起为胃内有热，所谓「胃热者善饥」，饥不择食而误食异物，食久便成癖，又因异物积滞不化，脾胃受损，运化失常，积滞日久，便又郁而生热。所以，我认为嗜异癖不是疳证，也不是由于虫积所致，治疗时从不驱虫、攻积，而是清热为主。异物总是有毒的，进入体内日久，留滞血分，耗伤阴血，在治疗上应着重于清热解毒，予以青黛、贯仲、绿豆、紫草、白矾面等，若阴血耗伤较甚，面黄肌瘦、贫血明显者，可加黄精、白芨、何首乌等以活血养血，每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