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回中国深圳去负责第一家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开业的时候，我被聘为中国内贸部顾问，并经常受邀到全国大型会议上去讲课。有一天，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讲完课后，一位公司的老总请我去吃午饭，并让他公司几位副总经理和他年轻漂亮的秘书一起相陪。在整个午餐中，那位秘书含情默默地偎依在那位老总的身旁，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们俩的那股亲热劲，看上去简直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我想起了刚回国时，人们告诉我中国公司的“三包”秘书。记得其中的“一包”就是包睡觉。看上去就知道，那位秘书小姐，肯定将“三包”工作做得至善至美。吃完中餐后，那位老总友好地派他的司机送我到宾馆。在回宾馆的路上，当只有司机和我时，司机突然问我：“您在国外当总经理真是好。”我说，都一样，压力也很大。他于是一本正经地说：“您的秘书一定是一个漂亮的洋妞，多过瘾。”他鬼鬼祟祟地一笑。我感到很突然，为什么他一下问出这样的问题。但想了想中餐时的情形，我猜到了他的心思。我告诉他，国外管理很严，我们这样做会被炒鱿鱼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像他所想象的“三包”秘书。他半信半疑，说美国是个性自由的国家，怎么这样不自由。
回到宾馆里，在午餐上的两杯啤酒后，我感到有点头昏。躺在床上，想睡上一觉，可脑子里一直浮现一个人的身影。是的，我曾有一个“洋妞秘书”，她也对我很好。如果公司没有这么多清规戒律，如果我从来没有结婚，如果没有我的太太，如果我大胆地去越雷池一步……
那是我被调到沃尔玛总公司的第一天，我遇到了我的秘书玛莎。在沃尔玛，我们把秘书叫助理。她二十有余，一米六、七的个子，苗条的身材，一头黄色的披发。她伸出她的手，主动与我握手。当我握着她的手时，只觉得她的手特别的纤细、柔软和美丽。西方女性的美，在她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对蓝色的、圆大的眼睛，深嵌在她高耸的前额和鼻梁之间。她满脸微笑，语气和蔼可亲。
从此，每天至少八个小时，玛莎工作在我的身旁。她帮我和厂家联系各种商品的进货，帮我给各个陪送中心了解货物的进出，帮我整理各种销售数据和信息。她的电脑打字速度快得惊人，打字的声音象是一匹飞速奔腾的马的脚步声。她对电脑的各种文档的运用了如指掌，很快，在工作上我越来越依赖着她。
那是1995年的一天，美国俄克拉何马市的联邦政府楼被炸，一百六十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我们都拥挤在公司走廊里看电视，我们的心情都十分的悲伤，为死难者的家属，为联邦政府的其他人员的安全，为整个美国的前途。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发现其他人都到走廊去了，只有玛莎坐在她的位子上抽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伤心。一直在我心中高贵、矜持的她，似乎在默默的呼唤着安慰。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看着我，以为我需要她做什么。我凝视着她，只见她两眼已经发红，眼上的化妆品被泪水洗掉，她依然用手中的面巾纸不停地擦泪。我说：“别伤心，放坚强点。”我不知道再怎样去劝说她。她定了定神，竭力想让自己走出她悲痛的内心世界。她说：“你说得对，我们都要坚强起来。”她站起来，伸开双手，示意要给我一个拥抱。我也站起来迎了上去。她拥抱我的时候特别的紧，然后凝固了几秒种，她在我的耳边柔情地说：“谢谢你的鼓励，我一下感觉好多了。”她金黄色的头发撒在我的脸上，她身上独特的一种清香沁入我的肺底，渐渐地坠入我的心底。这是我和玛莎的第一次拥抱。
那年的圣诞节，按照沃尔玛总公司的惯例，当时总公司的近四千员工全部在一起共进圣诞晚餐。一名公司副总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祈祷仪式后，我们开始用餐。我们是以各部为单位集中的，所以玛莎坐在我的身边。吃饭时，她问我，第二天的圣诞节准备怎么过，我告诉她，给中国的太太打电话。她问我准备打一整天吗，我告诉她，电话费刚降价了，打一天也可承担得起。她笑着对我说，那真是太浪漫了。但我观察到，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失意。我问她准备怎么过，她说她不知道。
第二次拥抱玛莎的时候是我准备启程回中国了。临行前的一天，玛莎一下变得沉默寡言。下午五点钟到了，该是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可她依然帮我不停地整理着回中国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六点半了，公司的人渐渐变得稀少，我几次催促她离开，她都不愿意。七点钟到了，我收拾好了一切可能用得着的资料，准备离开办公室。玛莎向我靠近，向我深情地伸出了双臂，这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紧紧的长时间的拥抱。她默默地在我耳边说：“我会很思念你的。”她的脸挤压着我的，我感觉到了她冰凉的泪珠流到了我的脸上。“你一定要记住给我写信和打电话。”她象叮嘱一个孩子般地告诉我。我默默地点着头。她帮我拎着包，将我送到我的车子里，然后，离开了……
回到中国后，招工、培训、开业等焦头烂额的工作，加上和太太久别后团聚时的激动，虽然回国已半年了，还只是刚刚从美国到香港时给玛莎写了一封简单的电子邮件，告诉她我平安到达。
我想起了给玛莎打电话，我还一直把她的名片装在我的钱包里，名片上有她亲手为我写下的她的家里和手机号码。当时是中国星期一的下午两点，而玛莎所住的美国当地时间是星期一的早上一点。我知道她会毫不介意地被我把她从梦中叫醒。我掏出了公司给我回拨美国的电话卡和她的号码，拨完一半号码我停下了。我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深更半夜给她打电话呢？如果她有个男朋友正睡在她的身边，他会理解吗？如果我的太太知道了，她会原谅我吗？如果公司知道我用公司的卡，在凌晨一点去给自己原来的异性助理打电话，我会解释得清楚吗？想到这些，我将电话卡收了起来，将玛莎的名片拿在手中，凝视着她的名字，看着她的字迹，眼前又一次呈现她写字时的身影。她是左手写字，拿笔的姿势就象拿叉子吃西餐的样子，看上去特别的可爱。这也和美国的文化有关，老师从来不教拿笔的姿势，让孩子们任其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