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成了美国公民。是在一家庄严肃穆的阿肯色州的法院里。当时，法院组织了各种庆祝活动，有二战时的残疾军人给我们讲述了他们为了捍卫世界和平而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有海陆空仪仗队表演了升旗仪式，当一位歌唱家给我们演唱美国国歌和“上帝保佑美国”的时候，墙上有荧光屏放着美国人前仆后继，为世界人们的自由而献身的历史画面。最后，我们举起了右手。我对着美国国旗宣誓：“如果祖国需要我，我愿扛起武器，和其它任何国家作战”。仪式完后，人们开始离开，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激情澎湃、热泪盈眶。几位参加我的仪式的朋友和同事们，拥上来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主持仪式的黑旗袍法官来到我的面前，他一定是被我的表情所打动。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祝贺你！从今后，这就是你的法院，你将会被挑到审判团的座位上为社会和人*张正义。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因为成为美国公民而激动。而是连我自己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仪式进行的整个上午，我的思绪象一匹奔驰的野马，跑到了很远很远……
我想起了临别前的母亲，拉着我的手，是那么地放心不下：当时的我，才十六岁，正在上初三。妈妈唯一的希望是我能从祖祖辈辈当农民的穷上沟考出去，去上大学，去当城里人，然后把城里的喜妇带回村子去炫宗耀祖。然而，她甚至没有等到我考上县一中、到城里去上学的通知书。
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他还没出世时，我十八岁的爷爷就因肺结核病故。他十四岁去当了新四军，由于身患肺病，吐血不止而被解队回乡。然而，村里干部一直认为我父亲是逃兵而将其进行了几十年的批斗和*。他好不容易熬到了尽头，看到儿子第一个从山沟里考上了大学。可正在他扬眉吐气的时候，他的肺结核发了，那时，我才在大学一年级。当时，医治父亲病的抗菌素早以在临床广泛使用，我家当时太穷。如果我当时有五十美元，就完全可以挽救父亲的生命。可我太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到贫穷从我年轻的生命中，夺走了又一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
我也想起了我大学的白头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的话：“你们知道吗，四个农民的血汗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你们要时刻记住你的祖国对你们的培养。”在毕业典礼上，白头校长显得比我们谁都激动，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将你们培养成材，现在是你们回报你的祖国和人民的时候了……”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如果他们能出现在今天的现场，痛恨美帝国主义一辈子的他们，看着他们的儿子放弃中国人而成为美国人，他们会是高兴还是悲伤？如果我的白头校长知道了今天的一切，他会愤怒地向我讨还四个农民的血汗钱呢，还是为我感到自豪呢？
第二天，回到沃尔玛总部的办公室里，我的员工们将我的办公室布置得简直象“爱国博物馆”，国旗、气球装饰着整个墙壁，办公桌上摆满了美国历史书籍，还有各种爱国歌曲的CD。还有一位同事，在广播里广播了我成为美国公民的消息，我一下子成名了，当时任沃尔玛CEO的大卫·格拉斯和国际部的总裁波毕·玛廷还特意到我办公室道贺。我一下成了那几天的新闻人物，近四千名沃尔玛总部的员工，似乎一下全认识我，不停地向我祝贺……我又一次感动了，真诚地感觉到了美国人们对我的欢迎。这似乎与在山村泥墙毛房里第六个呱呱落地、只有母亲和接生婆在场而降临人世、在中国人口的户口冊上显得那么多余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
很快，公司为我办了美国护照，我立即就象其他美国同事一样，畅通无阻地到世界各地为公司采购商品。记得1995年回深圳主管沃尔玛在中国的第一家商场，和我一起的七位美国员工在经过罗湖海关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行李比我要多，但他们都没有经过检查就被放行了。而我，唯一的一个被扣下来。海关人员要求我打开每一个行李，一件一件地准备详细检查。这时，我的员工们在外面发现我丢失了，便回来找我。海关人员问我：你是他们的导游？我说：不是，他们是我的员工。并有意亮出了我的美国护照。一直拉长着脸的那位小姐，一下变得和蔼可亲了，连忙给我赔礼道歉，并帮我关上还没来得及检查的行李。上车后，美国员工问为什么就我一人被检查，在他们眼中，我是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更容易与中国人沟通。我不想贬低我的同胞，所以我告诉他们，是抽查，今天正好碰到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