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意见调查，迫使公司的各层领导不搞特权，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员工。下面一个发生在我工作中的事件，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我雇佣的中国员工。
我正在商场进行清早的例行检查，一个中国女的迎面向我走来。她大约三十多岁，脸上挂着几丝兴奋，“你会说中国话吗？”她用带有浓厚的中国口音的英语问我。“会呀。你一定会说中文，对吗”？我用中文回答。她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我看见你挂在前面的像片，您的姓‘石’一听起来就是中国人，所以我就想找到您”。她象找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高兴。她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叫刘静（请原谅我将她的名去掉了一个字），中国南方来。
在我当时住的一个小镇，中国人很少。唯一的一个中国餐馆里的经营者是朝鲜人，厨师是墨西哥人，服务员是美国人。中国菜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能在那里找到中国人，算是一大奇迹了。一个星期后，刘静邀请我们全家到她家去吃饺子。为了礼貌，我们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只有我和我太太去了。刘静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长得眉清眼秀，十分漂亮。她们约三个月前从中国来。刘静的丈夫是美国人，他们在网上聊天认识。后来，她丈夫去中国和她领取了结婚证，然后，她和儿女一起来到了美国。我们去的那天，他的丈夫去上班了，没有见到他。但看到了墙上挂的他的照片，他看上去至少比刘静大二十岁。
几天后，刘静给我打电话，说想找一份工作，问我们商场能否用上她。我有点忧郁，但考虑到她初来咋到，英语又差，一般的地方是不会收她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不帮她谁帮她？我告诉她，她当时的英语状况只能是在夜间上货，这样就不会和顾客打交道。我要她来办理上班手续。我一贯反对使用任何特权，所以在刘静身上，我也只能公事公办。在她的工资上，我也只能按照同部其他人的工资标准对待。但在我力所能及的方面，我依然默默地帮助着她。当她不会在电脑上填报时，我教了她。
一个月后的一天，人事部经理告诉我，刘静近来经常迟到早退，部门经理对她意见很大。由于她的英语不好，很难和她交流。而部门经理和其他副总经理又考虑到她是我的中国朋友，所以不敢去管她，但他们对我是敢怒不敢言。我告诉人事经理，公司的一切规章制度是对事不对人，对刘静的行为要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处理，不应该看在我的情面上讲私情。 人事经理告诉我，刘静已经连续三天没有上班，也没有请假。按照公司的规定，她应该以“主动放弃工作”为由被解雇。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公司，希望能在刘静下班前找到她。正好那天她在，我把她叫到了办公室。她显得非常的疲惫和沮丧。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说没有，一切都好。我将解雇书拿出来给她看，用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口气说：“刘静，我看到咱们是中国人的份上破格雇用了你。可你呢，一点都不珍惜你的这份工作，一点都不为你自己争口气，这是美国，不是中国！你以为我是总经理你就能任其自由。你把我的名声败坏的一遍狼籍。”我越说越变得有些激动，“我现在就炒你！我看你再到哪你去找一份能和这相比的工作！”刘静开始哭了，她越哭越伤心，后来，她给我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
刘静的丈夫是心理十分变态的性狂暴者，曾为*一个邻居的小女孩而蹬了几年的监狱。自从刘静在我公司上夜班后，他就开始*她十二岁的女儿。并威胁她说，如果她告诉了她妈妈和其他任何人，他就会把她妈妈和她一起杀掉。一个星期前的一天早上，当刘静回家时，发现女儿痛哭不止，才最终发现了这件事的真相。刘静立即报了警，警察来到她家调查了情况后，马上将她的丈夫逮捕。后来，他才知道了丈夫以前的犯罪历史。她丈夫在对警察的口供中说，他之所以和刘静结婚，不是因为他爱上了她，而是她的女儿。
1996年，新泽西州的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名叫玫根，她被一个刚从牢里出来不久的性变态者的邻居*和杀害。于是，她的父母掀起了一场保护孩子的运动。该活动受到了全国人们的积极响应，美国各地爆发了*示威，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从立法的角度来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当年的5月17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一个名叫玫根的法律，内容是：各地警察部门，将登记、追踪所有犯有*罪的人，并立即将*犯的住址告诉给附件的邻居、学校、幼儿园等。我问刘静，犯有*罪的人，即便从牢房回来后，也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她怎么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呢？她告诉我，当时是来美心切，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前提下，被他在网上的几句花言巧语而打动。来到这里后，她人生地不熟，加上语言不通，就完全任她的丈夫摆布。
以前住休士顿和波士顿的时候，偶尔听说那些因语言不通而走不出唐人街的一些中国人的不幸遭遇。他们不是因读书来的美国，由于语言的障碍，很难溶进美国社会，他们往往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不幸的是，现在的网上婚姻，竟把一个天真的美国梦，做到了一个异国他乡的恶魔的手上。
我很同情刘静的遭遇，但我不得不告诉她，由于她三天没有请假而旷工，我必须解雇她。她简直象是失去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希望，请求我说：“没有工作，我怎么能够养活我和女儿，你可是我在美国的唯一的朋友，我知道我违犯了公司的规定，但你开除了我，我再到哪里去找工作呢，谁会找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呢？”我告诉她，美国的公司是十分*的公司，公司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连总经理也得照章办事。否则，在员工意见调查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不公平，搞特权，带头违犯公司制度，并炒我的鱿鱼。她听到这里，似乎理解我的处境。于是我告诉她，她应该好好在家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我劝她还是应该回国，因为她们来美国的时间虽短，但美国给她和她孩子的心灵的伤害已经太重。她应该回到国内亲人的身旁，重新找到爱，找到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