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的孙子，华尔街大通银行的掌门人。他师
承祖训，勤奋、勇敢，工于算计，富有商人的冒险精神。41 岁即任大通银行
董事会的副董事长。在他的努力下，大通银行和曼哈顿银行合并，构建了全
美最大的银行。老洛克菲勒及其家庭背景对于大卫来说只不过是发给他的一
手好牌而已，为了打好这副牌，大卫付出了很大代价。
个人档案
大卫·洛克菲勒，1915 年生，老洛克菲勒的小孙儿，1936 年毕业于哈佛
大学。以后的时间里，他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课程。他参加过二次大战，担任
过战地情报官。由政府小公务员到银行小职员，由部门业务主管到全美最大
银行的首脑，大卫在华尔街创造了并不亚于老洛克菲勒的商业奇迹。
通过控制自己的时间和思想，你将懂得如何控制生活，控制世界。
——大卫·洛克菲勒
1.从家族里成长起来
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恐怕没有不晓得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是财富的
代名词，洛克菲勒家族是财富的储藏库，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运用它的金钱为
它赚回更多的金钱。上帝若把谁投生到洛克菲勒家族，那么这个人的一生也
就同时注定了——守一辈子财，赚一辈子钱。对于这个家族的人来说，金钱
就和空气、水和食物一样，不可或缺但又极其平常。用中国的古话说，“富
不过三代”，但洛克菲勒家族却将财富和赚钱的技巧传了一又一代。全美国
及至全世界的人都渴望了解这个家族，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家族的明
星。
大卫·洛克菲勒就是这个家族的一颗耀眼巨星。
大卫生于1915 年，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他的父亲小约翰·戴维森·洛克
菲勒是家族财富的第二代传人，他生于1874 年，卒于1960 年。大卫的祖父
——洛克菲勒家族事业的第一代创始人，名叫约翰·D·洛克菲勒。他完全属
于上个世纪的人，比大卫早76 年来到人世，他生于1839 年，卒于1937 年。
洛克菲勒的神话最早起源于他。
约翰·D·洛克菲勒从石油上发家，最后成为世界商业巨子。1870 年，
在三十而立之年，创办了“标准石油公司”。
小约翰，即大卫的父亲，承接老约翰的衣钵，青出于蓝胜于蓝，27 岁时
已成为美国17 家最大的金融和工业企业的董事。
洛克菲勒家族有着优秀的家规和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从这个家族中出来
的人都彬彬有礼，成府在胸。更重要的是，都具有作商人的良好教养。
从下面的故事可看出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是如何教化的。
大卫兄弟中除约翰三世外，都曾在林肯学校就读。然而，当大家说起“令
人讨厌的洛克菲勒”时，一般指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
在年少时，小约翰要求孩子们要谦虚谨慎的戒条显然没有在小儿子大卫
身上起充分的作用。他以自己的姓氏为荣，“我们洛克菲勒家⋯⋯”已成了
他的口头禅。
大卫注定要为此吃点儿苦头。在林肯学校的一次晚会上，当大卫又向一
个女生夸耀，说“我们洛克菲勒家⋯⋯”时，那女生非常不耐烦地对他说：
“你只不过碰巧生在这个家里罢了，除了你爷爷赚来的钱，你还有什么？”
大卫无言以对，讪讪作罢。
小大卫虽然在为人上有点不太招人喜欢，但是对于他的聪明和用功大家
都是一致肯定的。他有较高的分析能力，思考问题有条有理。性格也很好：
沉着稳重，果断干脆。他的昆虫学老师对他的评价尤其好：“大卫很聪明，
而且难得的是他能够静下心来做事。他为了一个小昆虫标本可以花上一下午
的时间，对他那个年纪的人来说，这实在不容易。”
大卫还有一种韧劲，他希望自己成为最坚强的人，能承受旁人无法承受
的考验，做别人做不好的事。在潜意识里，他仍同几个哥哥没什么区别。所
有的洛氏兄弟者试图证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能力。他们想让世人知道，
他们之所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依靠的是他们的才能和勤奋，而非洛氏的财
富和权势。
选择哈佛大学可能就是这种追求“最优”的结果。林肯学校中种种不愉
快的经历促使他反思自己的毛病。他开始弄明白，向不如自己的人吹嘘自己
的长处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他的三个哥哥——纳尔逊、劳伦斯和温斯普
之所以很得人缘，就在于他们不把自己打入洛氏家庭这个名人册。“我该向
他们学学呢，”大卫这样想。
他的这种检讨真的起了作用。不管心里怎么想，他不再在嘴边挂着“我
们洛克菲勒家⋯⋯”。在林肯学校，他的成绩也不错，但是，拿“全优”的
只有昆虫学这一门，其余的课程则大都是“良”。
1936 年毕业时，大卫已经成了一个成熟英俊的小伙子。棕色的眼睛，沉
着、镇定，又不失风趣。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感到一种不可动摇的自信，
这不能不说是他改造“洛克菲勒式的优越感”的产物。
小约翰·D·洛克菲勒为这个小儿子做的安排是让他到麦肯齐·金那里学
习取经。就是那位曾帮助他渡过了一场大危机的能干律师，现在已经成为加
拿大的总理了。他为儿子安排了行程，并叮嘱他说：“麦肯齐·金先生是位
能干的人，而且，作为长辈也有丰富的经验，你去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少说
多听，孩子，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噢，是的，爸爸，”大卫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他说，“我会像树上
的老猫头鹰一样，听得多，说得少；说得少，干得多。”
他又追问：“可是，我该跟麦肯齐·金这位先生学什么呢？学习如何治
家理国吗？”
“不，”做父亲的断然说道”“你要学的是如何做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大卫带着父亲的“指示”飞赴加拿大。
麦肯齐·金如期约见了这个年青人。他的棕色眼睛与他父一模一样，在
第一次见面时麦肯齐·金这样想。在他眼中，大卫不失为一个举止稳重而又
得体的成熟青年。但是，他又觉得大卫有那么些过于自信，认为他能够做好
一切。
“年轻人，路才刚开始呢。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而且你也很难确定
你将面对什么——并为此做什么。你的家庭、才干使你会有很大发展，这一
点是确定无疑的，但在做出决定之前，为什么不再等等、看看呢？”
麦肯齐·金的一番话对大卫起了作用。回到美国之后，他下定决心再继
续学习。他先去了英国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后来又回到美国，在芝
加哥大学读完了经济学博士课程。
对于大卫来说，在伦敦的一段日子是美好的，也是重要的，在那儿，他
接触到了许多上层人物，美国政府在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举行鸡尾酒
会，他们总不会忘记邀请在伦敦读书的大卫·洛克菲勒。大卫与他们的关系
很融洽。这些外交官往往会乘着酒兴，大发评论，有的时候几乎是在唠叨，
而大卫总能耐心地把他们的话听完，这大得他们的欢心。“大卫是个好小伙
子，聪明又有耐心，他以后的前途无量。”许多人这么说。
其实，大卫对他们的那些话并不总是感兴趣，但他能够做到的是神情专
注地一听到底，而且绝无遗漏。大卫这种习惯日后帮了他的大忙。他自己曾
解释说：“难得有人不说废话，但是，一堆废话之中不见得一点有用的东西
都没有。没准也会说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事实来，粗心漏掉就太可惜了。”
1938 年，大卫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未用资源和经济浪费》。
这个课题的选择比较符合洛克菲勒家的清教徒传统——俭朴节约的治家理
念。他父亲和母亲对此大加赞赏。为了这篇论文，大卫呕心沥血，写了260
多页。内容涉及商业、工业、银行业、垄断事业、政治机构和自然资源等各
方面。论文答辩的时候，父母申请旁听，他们要亲眼看到儿子的出色表现。
论文答辩那天，大卫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带着一叠叠的资料，所有的资料
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棕色眼睛反射着内心坚定的自信。他的导师看他这
副样子，也不由得暗暗钦佩。正式答辩时，他口若悬河，言辞条理清楚，论
辩充分。老师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卫·洛克菲勒，能为我们谈谈你
现在站在这里的心情吗？”
“这个⋯⋯”他回身望了望父母——他们有几丝得意地看着他，显然，
他们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骄傲。
他又回过身来，接下去说：“我想，我终于证明了，除了这个姓氏之外，
我身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的价值不在于洛克菲勒，在于我自己。”
2.初出茅庐
1940 年，大卫回到纽约，并结了婚。
这时候，大卫开始他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大卫的父亲希望他能够从事
银行方面的工作。还在伦敦念书的时候，他就常在周末去大通银行的分行工
作，以便熟悉银行业务。这些工作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他只是肤
浅地看了看银行业务的操作过程，却没有深入。
但是，别人都认为他很有政治前途。在伦敦大使馆中，他与外交名流和
官场显贵相处愉快，他在其中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后来，他决定去纽约市
拉瓜加市长那里，在他手底下做个帮手，以便积攒点从政经验。他已见过银
行是如何被操纵的了，但却从未见过政府是怎样运行的。
头几个月中，他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处理好手边的事务。同事们很钦佩他，
纷纷向他讨教：“大卫，你怎么能做得又快又好？是不是一念口诀就会有神
仙来帮你的忙？”
“哪里，”大卫说，“只要不让老巫婆把你的时间偷走就可以了，这个
老巫婆的名字就叫做‘懒惰’。”
在那篇令父母得意的博士论文中，大卫明确指出，懒惰才是“最最严重
的浪费”，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对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划，
在某一时间段应该做的某事，会被清楚地标示在他的记事簿上。而且，尤为
重要的是，大卫是规规矩矩地按照这张时间表做事的。“有时候我真怀疑这
小子是不是有分身术，”他的一位同事说，“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地做
这么多事？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我也该试试他的法子。”
他的工作成绩很令上司满意，但是，他的“洛克菲勒自我中心主义”时
不时地表现出来，又让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例如，他一接电话总是回答说：
“市政厅，洛克菲勒在说话。”
市长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过：“大卫，在接电话时可不可以换一种说法，
比如说——，呃——市政厅，我能帮您做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说
法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呃⋯⋯，如果考虑到大家的感受的话，是不是后
者更好些？”
人们都预料实习期过后，大卫在政治上将大有作为。这一行看起来与他
的脾气比较相投。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实习期结束，他的从政生涯也跟着
结束了。
这是什么原因？他后来说：“这一领域（政治）的危险在于它会把你的
全部时间都消耗在竞选上面。”也许说得准一点，他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而是对竞选政治不感兴趣。不停地讨好选民，由他们来决定他的政治生命，
这不太对他的胃口。他不是不喜欢在政治游戏中参与者所能得到的权力和随
之而来的种种乐趣，但是，他更欣赏一种能够稳定、持久地发生效力的权力。
1942 年5 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五个月，大卫也抱着为国效力的
想法应征入伍了。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并没有给他带来特别的优待，他进入部队之后，首先
接受的是严格的基本训练，这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是一个不小的打
击。他在军队调来调去，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上司发现他居然会养
马，还会说法语，就把他选拔为少尉情报官，派往北非，作拉尔夫·S·史密
斯少将的助理武官。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使他在与人交往之中获得了很大优势，不少自由法国
运动的高层人物都与他打过交道。当他们听到他的姓名后，常会这样问：“洛
克菲勒？创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D·洛克菲勒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祖父，先生。如果他在世的话，他最关心的一定是什么时候战
争才能在欧洲结束，什么时候法国才能重新自由。”大卫的这种回答常能取
得良好的效果。一个好的开头，预示着一个良好的过程。他在与法国未来的
领导人和欧洲各国的上层人物交往时，轻松而又愉快。他的许多情报就是这
样在早餐会、午餐会和晚宴上得来的。
史密司将军很欣赏他的才能。一次出游的时候，史密司将军与大卫坐在
同一辆车中，车行到半路，他转过身来对大卫说：“你干得真不赖呀，小伙
子。不过，我要是跟你干同样的活的话，我会嫉妒你的姓氏的。”
“噢，先生，”大卫笑着说，“姓氏是天生的，但也需要人恰如其份地
使用它才行。”
在史密司手下工作的这段时间，大卫对外事工作有了莫大的兴趣，周旋
于各国显要之中，与他们闲聊，再从看似琐碎的、不着边际的言语中提炼出
他需要的内容，这使他感到很有意思。的确，这是一项高级智力游戏。
3.小虾吞大鱼
战争结束后，大卫和兄弟们一起回到了熟悉的纽约和熟悉的洛克菲勒中
心。小洛克菲勒——小约翰·D·洛克菲勒问他，战后想干什么？他回答说：
“我还是干点儿最简单的吧。”
他到大通银行的海外部，任该部助理，这是最低一级的经理职位。两年
后，他被调到海外部的拉丁美洲处。这一调动与其哥哥纳尔逊在拉美的频繁
活动不无关系。不过，对大卫来说，因为谁的缘故调动都无所谓，关键是工
作。在任职期间，他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巴拿马开设分行，还创办了一份很
有影响的金融季刊《拉美要闻》。
大卫的提升速度是很快的，1956 年，他就当上了大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
事长，这一年他才41 岁。大卫知道很多人把他的提升与他的背景联系在一
起。他的态度是“这无所谓”。是非自有公论，凡是与他接触得多的人，都
知道洛氏的背景只不过是发给他的一手好牌而已，为了打好这副牌，大卫付
出了很大代价。
在最初的六个星期中，他巡视了国外部的每一个组，记下了每组的工作
任务及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之上，他草拟了一份改造现有结构的组织系统表，
并上报给他的上司谢丽尔·史密斯。他盛赞大卫的努力，但是关于该表的下
文，却始终不曾出现。
这没有关系，大卫接着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并不追问，机会在以后会
随时出现的。一位同事评论大卫说：“他对一切新颖的东西都有一种包容一
切的好奇心和兴趣。我猜想你可能说他是永恒的乐观者。”他就是以这样一
种劲头投入工作。
布雷顿森体系建立以后，美元成了主要的国际货币。各国银行争取美元
存款的竞争日益激烈，大通银行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它的业务集中在企业和
海外业务上。
大卫是对海外业务最为关心的，主管拉美事务期间，他经常去拉美实地
考察，一方面是扩展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他理解那里人们在想什么。
1951 年，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他要带领大通银行的一个小组进行计划
和发展工作，而且主要目标是在国内业务上。大通银行有28 家分行，但只有
两家设在曼哈顿，这对于吸收新兴的“中产阶级”存款相当不利。这些新兴
的“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美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使得他们口袋里的钱
越来越多。
大通银行对此并不敏感，它的对手已经先行一步，在吸收这批人的存款
方面走到了前面。大通银行的存款排行由第一位降到第三位，大卫认真考虑
了以上问题，而且花了一定时间组织了一个市区分行部，大力扩充各分支行
的业务。但是，这些措施还不足以扭转大通银行面临的不利的竞争局面。
当时，温斯洛普·奥尔德里奇看中了曼哈顿公司银行，并拟定了一个吞
并计划，曼哈顿银行在全美只排在第15 位，这次合并恐怕有点门不当，户不
对。大卫对此大惑不解，找到舅舅讨教。奥尔德里奇问他：“大卫，依你看
大通银行的劣势在哪里呢？”
“就在市行数目不够这一点上。”大卫好像又回到了答辩会场一样，开
始滔滔不绝地引用有关数据、资料详细的阐释和论证他的观点。“你可提供
解决办法吗？”奥尔德里奇追问。“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发展市行。但是，恐
怕这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根基太薄弱了。”
“好，”奥尔德里奇接下去，“与曼哈顿公司银行合并就是一个省时而
又省力的办法。它有一个完善的分支机构网络，大都经营零售业务，这正是
我们所缺少的，合并能迅速有效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利无
害，这何乐而不为呢？”
“喔，不错，⋯⋯”“大卫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道，“看来以后我得多
转转脑子。”他与奥尔德里奇共同拟定了细节，交由董事会讨论。在1951
年8 月21 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它是“两家华尔街银行
正在考虑美国银行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并。”但更为惊人的消息是在第二
天的报纸上，报纸头版巨大的黑体字吹奏着谈判告吹的葬曲：“银行合并告
吹，谈判业已结束。”
当天，妻子问大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垂头丧气地
说：“我们看到了曼哈顿公司银行的营业执照，它上面写着，如果没有银行
全体股东的一致批准，曼哈顿公司银行不能并入其他公司。”事情就这么简
单，因为一张1799 年的执照，我们计划的、双方都会获益的合并计划就要告
吹。”
事情一放就是四年，奥尔德里奇与大卫，同全体经理人员们一直没有想
出好的对策。要知道，让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纯属天方夜谭。1953 年，米尔班
克——特威德律师事务所的约翰·丁·麦克洛伊接替奥尔德里奇成为大通银
行的董事长，这一让人头痛的难题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他曾与大卫商量过这一问题，他问大卫：“还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市行业
务的办法？”
大卫摇摇头说：“发展出曼哈顿银行那样完备的市行体系要花上极长的
时间，它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又有良好的声誉，合并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说服全部股东显然是不可能的，”麦克洛伊咬着下唇，又加了
一句，“而且也不能回到1799 年去改变他们的章程。”他转向大卫问：“你
还有别的主意吗？”
“没有，”大卫无可奈何地说，“遇到这种问题，连上帝都会束手无策
的。”
麦克洛伊不愿撒手不管。然而，有一天他忽发奇想：既然曼哈顿银行不
能并入大通，那就把大通银行并入曼哈顿，这就用不着它的全体股东一致同
意了。
他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想法，并立刻着手实施。1955 年，有16 亿美元资
产的曼哈顿公司银行吸收了有60 亿美元资产的大通银行，新成立的大通曼哈
顿银行成为全美最大的银行。报上说：“小虾吃了大鱼”，这一点丝毫不过
分。
在新成立的机构中，大卫提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并主管银行的发展部。
这个职位并不高，但对他来说合适极了。他和手下的一小班人马，对大通银
行的业务设置及组织机构中的种种弊端做过深入的研究，现在他们的任务是
提出整顿计划并着手进行改革。
4.下注华尔街
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大卫就将接替麦克洛伊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
的董事长，大卫对此不愿过多提及。他总是温文尔雅，少说多听，而且看起
来好象不愿意在银行内部事务中多出头似的。
但份内的工作他总是做得让人无可挑剔。他的旺盛精力是别人无法比拟
的，有时一天的工作时间竟达18 个小时。“我感到吃惊，竟然会有人那么卖
力地工作。”他的一位同事说，“如果你在他出席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时看
到他的日程表，你不会相信它。我看着这张日程表不禁自己想，如果我是大
卫·洛克菲勒，我会把它退还给秘书。那简直使我连让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了。”
的确，洛克菲勒家庭是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大股东，但他们实际持有的份
额并没有超过股票总额的5％，因而，他们没有决定权。而且，董事会的其
他成员，也都是具有相当实力和资格的人物，由洛克菲勒家族来指挥一切是
行不通的。在这样的银行中，人们要求于领导的是才干，而并非努力。即使
只有一次经营失败，也是不能容忍的。大卫的种种背景条件使他处于有利的
竞争地位，但他必须拼搏才能如愿以偿。他把自己叫做“白手起家者”，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事实真的就是这样。
银行业务只是大卫日程表中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洛克菲勒，他还有自
己的家庭事务要处理；而作为他的爱好，他在对外关系领域投入了许多精力，
如对外关系协会，大卫长时间是其中的一员。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大
卫面对这众多事务却能应付自如。他绝不会把这些事务搅得到一块，它们彼
此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在下了班回到家中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好丈夫和好父
亲。“工作和生活是两码事。”他常这么说。
认真并且能干，大卫的这两种素质使他父亲认定他将是洛克菲勒医学研
究所最合适的领导人。1950 年，他担任了这家研究所的所长，三年之后，他
辞去所长职务，成为理事会的理事长。大卫不喜欢旧组织按它原来的面貌一
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他支持研究所进行了改组，使他成为一个大学研究院和
一个科学研究中心的混合体。
然而，大卫最最投入的事业是对曼哈顿的边缘地区——莫德赛宁地区的
改造。在以前，他就曾积极介入过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工程。
莫德赛宁高地是建在山上的纽约的卫星城，它居高临下，俯瞰着哈德逊
河。高地上座落着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等一系列教育、文化和宗教机
构。大卫的父母又在其中添加了两个庞然大物——国际大厦和河边教堂。而
在这些庄严的建筑群的下边有一条带状区域，这是一个情况日益恶化的地
区，就像风雨之中的小木屋一样摇摇欲坠。高地与低地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
差。
还在1946 年，他就雇请了一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社会学家对国际大厦的
情况做一次独立研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位社会学家在报告中说道：“如
果周围环境持续恶化的话，国际大厦实在没有什么得力之处好说。”这是一
种必然的发展线索：环境恶化、投资的收益减低。在一个日益要变成贫民窟
的地方，谁愿来投资呢？大卫的父亲在高地上有大量的投资，为了维护这些，
必须做出有力的措施改造低地。
“制定目标，提出方案”，这是大卫给自己下的任务，但执行起来谈何
容易。许多穷人因为改建而被迫搬离现在的住址，而计划中的公寓楼群又并
非他们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人举行了抗议示威，他们说：“不要侵占穷人
的土地和房屋，”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却把这当作进行市容改造的典型。争吵
无休无止，有时候大卫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市政府呈交他的委员会的报告。
他说：“我希望当局能够公正地不带偏见地阅读这份计划，因为这关系到这
一地区的未来。”也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抵制住反对力量。最后，城市当局
同意把3000 多户居民从10 英亩土地上迁走。从开始为此事奔走到第一户居
民迁离贫民窟共花去了8 年的时间。1954 年，恰逢哥伦比亚大学200 周年的
校庆。为了表彰他为改善这一地区环境所做的种种努力，哥伦比亚大学授予
他荣誉学位。
华尔街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大卫甚至想在这里小试牛
刀。大通银行因为发展迅速，原先的业务大楼已容纳不下全部机构，结果行
政部门不得不分散在8 栋大厦之中，这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
银行董事会做出了搬迁决定，但是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地址。大通银行
如果离开华尔街，又有谁愿意守着这块“昔日宝地”呢？这种搬迁之后，华
尔街寸土寸金的地价将会迅速下跌，而大通银行在这一地段的4000 万美元地
产投资也要大受损失。
威廉·泽肯多夫回忆了决策过程。他是大卫请来的高参，是建筑产业的
顶尖人物，曾参与过联合国会址的选址工作，并且设计过在华盛顿的儿童广
场。据他说，是大卫促使大通银行决定在离华尔街只有一个街区的自由大街
和拿骚大街的街角建立一幢新的总部大楼，他坚持说，就在他被召去参加大
通银行关于大楼建筑计划讨论的那一天，这个决定才确定下来。在此之前，
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没有谱。
谁也没有料到事情能这么快就定下来。“简直就是大卫在领导这个会，”
泽肯多夫写道，“他很婉转地提出这个建议，因为这是他的方式，而且也因
为在这屋子中坐着的许多人，在大通银行中比他更有资格说话。但是，是大
卫他自己领导大通在华尔街下注，以促进它的稳定。”这一措施的意义是很
深远的，有人称大卫是在“维护供给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血液的心脏。”
5.荣登董事长宝座
泽肯多夫忙于兴建大通银行的新总部，而大卫又开始在别的地段打主
意。他想在南部的曼哈顿市中心建一幢“世界贸易中心”，具体位置在曼哈
顿地价最昂贵的一段，他准备在那里建起两座110 层高的摩天大楼。
“成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他简单地解释说：“把
这一中心安置在为美国对外贸易服务的主要银行附近也很合适。”大卫的计
划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他的哥哥纳尔逊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也自然会助他
一臂之力。在1969 年，纽约州成立了“公共服务办公室”，以便强化它在曼
哈顿地区的办公机构。他们费尽力气找到了200 万平方英尺的空地，这是曼
哈顿地区低价格的最理想的地段。即便这样，世界贸易中心还是要花费巨额
的资金。据他们估算，在头40 年中，每平方英尺的维护费也要有4 美元。在
1971 年秋天，一位州官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没法预计在40
年后维护费用到底会是多少。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座世界贸易中心会帮助
我们节约许多费用，它还是值得我们花番力气的。”
州里决定，在中心建成后，把8000 名雇员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心南塔楼，
现在他们分散在全市的50 个租来的办公室内工作。纳尔逊也要把他的曼哈顿
办公室从西区15 街迁到这里。如今大卫办起事来心里更有底了，因为中心近
四分之一的面积交付政府使用，这无异于得到了政府的保证书。
住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筑地范围之内的住户对这个工程可并不欢迎，因为
他们也将像莫德赛宁高地的那些住户一样被迫迁到别处。但是大卫要按他的
计划办事，这样的反对意见他即使不是充耳不闻，也肯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大卫在银行中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麦克洛伊退休之后，乔治·钱宾出
任董事长，大卫升任行长。他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他需要的是处于顶峰
的执行权。
在麦克洛伊手下做事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还要他在钱宾手下苦熬度日
是他不能接受的。大卫向董事会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成为首席执行人
员，如果我还得在钱宾的指挥棒下再转上八九年，那我宁肯离开大通银行，
虽然我很喜欢这里。”钱宾也不示弱：“好吧，要么是大卫，要么是我，看
来我们两个注定要有一个离开这里。”
董事会对两人的争执大伤脑筋，在多方的劝说之下，最后达成协议：二
人都成为首席执行人员，但分工不同，各管一摊。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到1968
年，钱宾超过了65 岁的年限而自动退休，大卫如期登上了他渴望已久的宝
座，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控制着这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
银行。
6.兼作政治家
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
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
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
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
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
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
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
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
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
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
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
位于曼哈顿广场1 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
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
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
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
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
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
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
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
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
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
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 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
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一时半刻难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大卫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
地说，“因为情况太复杂，而且人们对核弹头就像你对曼哈顿的地价一样敏
感。”基辛格的话引得大卫哈哈大笑，他说：“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
我对曼哈顿地价是心中有数的，对核弹头却不敢这么说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释道：“我们的核战略基础是‘打击俄国人’，更准确
点说是要杀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要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制
造核武器，好象是谁跑在前面谁就更安全一样。可是，如果两辆全速行驶的
火车撞到一起会怎样呢？”
“同归于尽。”
“没错，大卫先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
大卫对基辛格的看法很感兴趣，他支持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积极地参与
讨论，并提出独特见解。《核武器和对外战略》作为小组的研究成果出版时，
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引起轰动。大卫向基辛格表示祝贺。从此两个人之间建
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者还曾作为纳尔逊竞选班子的成员为纳尔逊出了不
少力。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20 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
作。1972 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
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
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
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
获取利润。
60 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
生。1959 年1 月1 日，50 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
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
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
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
不久之后，大卫就走马上任，为“争取进步同盟”四处游说，并且推销
他个人在中美洲的种种计划和主张。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他说：
“拉美各国就像围篱笆一样把自己围起来，这样对谁有好处呢？”这个问题
难以回答，但是很明显，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场之后，跨国公司就不必再如此
费力地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场之外的，他反复对
工商界强调这样一点：“争取进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最为有
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
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
的方式。但在1965 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
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这一年，他与几位金融巨头，像尤金·布莱克（世
界银行行长）、麦克洛伊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
员会”。9 月9 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整版广告，上面刊有各位巨头的亲笔
签名，他们一同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定，并称“他们（越南人）应该拥有在
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式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
这个广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一些人也公开表
示要支持总统的决定。
“可是，爸爸，”他的儿子问他，“我们美国有什么权利去解决越南人
的问题？你们这不过是拿着刀枪把你们所认为的和平强加给他们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