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自我提高努力提高自己，保持求知欲，尊重知识和学习，不怕承认缺点和无知；能作自我反省，也能省察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环境；善于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能楔而不舍地为寻找正确的答案而努力。
自重重视自己的长处，正确认识自己的短处；能接受批评；能应付逆境；能从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能承担责任并与他人分享权力；能独立思考，有自信而不傲慢，不必依靠外界的表扬来保持自信。
行动在复杂、不稳定，甚至有冲突的情况下，能作出决策并付诸实施；能容忍模糊性；有决心取得实绩；懂得何时当为之，何时不当为之。
凭心而论，这些要求不能说不高。然而，“选之艰则材者出”，哈佛经理学院所培养的是未来工商企业的栋梁之材。哈佛经理学院所期望的是成为所有工商管理教育的指路明灯。
二十二 风华正茂上帝在我们的心灵和个性中，储藏了我们需要的一切能力和力量，使我们人生有所建树，而发掘和发展这些能力要靠我们自己。
——诺尔曼·皮尔哈佛经理学院放眼于未来，同学们都向来习惯朝前看。不过，怀旧具有某种精神净化作用。本章我请几位同学回顾了一下毕业十年的历程，经验之谈，见仁见智。我的自述部分乃取自最近的答记者问，不计粗拙，一并献曝。
刘荫华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波士顿顾问公司副总裁，现住香港。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橄榄球和网球。
“我们提供咨询服务的目的是帮助客户提高竞争力，提高利润。许多中国人、韩国人经营的家族公司已经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功只集中在某一工业或某一国家。现在他们希望全球化，把企业扩展到别的国家去。然而这种新的投资往往有风险，所以在大规模投资前，就先请教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咨询公司。
“许多中国人的公司是家长制，作风较为专制，这也许不符合公司将来的发展需要，因为去海外拓展，公司的权力应该下放才行。
“咨询服务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作法很不相同。咨询在亚洲是一门新兴行业。中国人出钱付咨询费不大常见。他们宁可请人吃饭，希望得到免费咨询，以为索取信息、征求咨询意见可以不花钱。这种情况现在正在改变。
“去海外拓展的，一般是中国人家族企业的第二代。这种现象在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一样。他们认识到咨询服务的价值，其中有的人还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除了国际市场之外，这些公司还希望提高本身运作的效率，因为在香港，甚至在中国大陆，企业的成本正在迅速上涨。中国大陆劳工成本低之类的老观念未必符合现实，所以这些公司希望下面的管理人员能提高效率。
“所谓‘企业重设计’现在风行美国企业界。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解雇员工的代名词，但在亚洲。‘企业重设计’的目的是使现有员工工作得更有效率，使企业成长更快。例如原来要经过五六个部门的决策或程序的，现在精简为一二个部门。
“美国企业管理决策过程较慢，研究问题比较彻底，分析较多，但冒险精神不够。亚洲企业较有决断性，但决策过程信息不足，分析不足，冒险精神似乎过多了一些。还有，西方比较着重书面文字，要求合同法律的严格性较高。中国人则着重人际关系，合同只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起点，更重要的东西并不在文字上。
“我为一家著名的香港贸易公司担任过一个咨询项目的负责人。每次我将报告传真给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时，他总是在几小时之内就亲自答复我。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公司得事先安排时间让我们去作正式报告，然后公司内部再开会，层层决策。我们一般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才能得到答复。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企业反应迅速，直截了当，并不重视理论分析而只看实效如何。
① 诺尔曼·皮尔（1898─1993）．美国著名牧师。著述甚众，以《积极性思维的力量》一书最有影响。曾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多种嘉奖。
“在美国，我们的客户是大公司的经理，他们大多数是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白人，属中上阶层。他们上过大学，衣冠楚楚，谨慎保守，害怕风险。
我们亚洲的客户则多是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我深深体会到中国人是最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不怕风险，善于谈判，极重视个人关系。中国人的企业所有者一般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这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企业经理未必是股东，所以美国企业有如何使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号称太平洋世纪。的确，下一世纪亚洲的经济力量会变得更重要，但是不会凌驾全球。先进技术和社会进步仍主要来自西方。相反，疾病、环境污染、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乏、医疗保险制度的问题、法制不足、失业等等问题如下加以解决，势将阻碍亚洲包括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维护法治，坚持市场经济，以在世界上竞争。
“香港社会看重的是短期利润，有一种赤裸课的贪婪作动力，是一个自我膨胀的经济实体、但是，它缺乏某种道德价值的核心，某种社区感。
“香港1997 年回到祖国的怀抱当然值得庆祝。中国肯定希望香港经济继续繁荣。但今后一两年内可能有一段不稳定的时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香港的决策过程还不明朗，有些基本建设项目、房地产建设项目、电信项目需要政府批准。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变香港政府的既有决定，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司法是否真正独立，私有财产的保护、长期性经济项目的决策如何，合同双方有争议时解决程序如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尚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法治和人治中，人治的成分越多就越不稳定。香港是殖民统治，一向没有民主选举。我想，一般香港民众对法治的透明和经济自由要比对民主改革更为关心。
“我父亲刘遐龄是湖南人，出身农家，兄弟十一人中他是唯一念过大学的。父亲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华日报）的特派员和特约政治记者，并为《中央日报）撰写过专栏。后来是美国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现已退休。母亲是上海人，出身银行家族，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家五十年代末移民美国。
“我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相当反对中共政权。这也难怪，因为他的亲友中有不少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镇压。我一九九○年第一次去国内时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背景受到歧视，结果发现台湾同胞受到特别优遇。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阻碍中国大陆欢迎台胞投资。这种讲究实际的态度使我吃惊。
“去年（一九九五年）我们一家去了湖南，我们还有亲友在那儿。父亲的家乡变化很大，但仍很落后，交通也极糟，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我发觉中国城乡差别大得惊人。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使父亲非常感动。我想，那是父亲生平最幸福的时刻。
“八十年代初我去过台湾，那里的人有礼貌，人情味足。八十年代末，我又去台湾，发现人人关心的就是钱，是物质享受，是 炫耀财富。现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末的台湾。中国落后了人家几十年，许多人求富心切，我不以为怪。我只怕他们会失去一些传统的美德，诸如孝敬老人、中庸之道、重视教育等等。
“据说，中国有许多青年人不想上大学，都想赚钱，想炒股票。赚钱可以，希望不要以丢弃传统的美德为代价。”
迈克尔·贾尼尼波士顿东北大学管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任美国马里奥特国际公司副总裁。现住马里兰州。已婚，有三子一女。爱打太极拳。
“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我十二岁时就开始打工，因为家庭经济不好。三年以后，家里经济好转，我决定独立生活。父母答应了我，条件是我不惹麻烦，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于是十五岁时我就在外面租了一套公寓，边读高中边打工，每天工作六小时，周末也工作。
“我学习得很努力，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我在工作经验方面跑在别人前头。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如果我不必打工，如果我有时间参加各种课余活动，我个人的发展是不是会更充实更全面一些呢？说不定我会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当时在责任和自我发展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前者。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最大最老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担任总经理。哈佛经理学院毕业后，我进入马里奥特连锁旅馆公司工作。马里奥特公司有一个经理人员的培训班，学员从最底层做起，尽管我已经有工作经验，而且有哈佛的学位，我的第一个岗位却是大厅服务员，替人提行李。第一年我轮流做了二十个不同的工种，对旅馆业务的各个方面都有了第一手了解。培训结束后我先被提升为缅因州波特兰市马里奥特旅馆的总经理。在我两年多的任内，这家旅馆的服务质量和员工满意程度每年都是公司第一。我又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负责管理公司属下的三百家旅馆。后来我的责任扩大到全美五个地区，属下有九万名员工。我担任公司企业规划、战略设计方面的决策、制定营业收入的目标、利润指数、顾客满意的指标等工作。
“我的工作是总经理性质，哈佛教的就是总经理的艺术，所以我在哈佛学的东西很管用。
“我的管理哲学很简单：如果我们照顾好公司的员工，他们就会照顾好公司的客人。马里奥特旅馆固然有豪华的设施：高尔夫球场、海滩、宴会厅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这方面我们花了许多资金和精力。我相信这跟我们的高质量服务有关。美国还有比马里奥特更豪华的旅馆，但客人就是喜欢我们。我们旅馆的市场占有率为全美之最。
“马里奥特旅馆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他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在美国这很不寻常，因为一般美国人都认为服务性行业低人一等。美国立国的基础是独立。成功、地位、金钱受到尊重。但是马里奥特公司的创始人一开始就认定服务性行业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其次，我们公司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传统。
不论是洗碗碟，整理房间，还是管理整个旅馆，总有改进的余地。
“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工作时，远离公司总部，有很大的自主权。我研究了一下马里奥特传统的操作方法、管理程序之后，觉得可以进一步加以改进。虽然这些程序、方式、方法已有多年成功的经验，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重组了管理班子，将十九个高级管理职位精简到八个，撤掉了一些岗位，改变了管理方式。我让各个部门的主管直接参与旅馆的管理，而不是成天呆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又让经理人员直接与客人接触，在实地担任领导，不在办公室里搞分析。一年以后，我们旅馆的利润和营业收入都大大提高，由第三者所作的独立调查表明，顾客满意的程度我们旅馆是全公司第一。
“公司总裁比尔·马里奥特注意到我们的业绩，他亲自访问了我们。我告诉他我摒弃了公司的一些传统作法，采用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会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安全操作程序也作了改变，现在，每个经理人员负有更大的责任。
“比尔·马里奥特的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他本人干这行也已经有三十五年的经验。要他把过去的老一套经验丢掉，接受新变化，欢迎新变化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感到很兴奋，马上把我调到公司总部，让我在整个公司推行这些革新措施。由此可见，在一个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机构，即使维持现状对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有利，好的主意迟早仍会克服阻力。
促成变化，获得成功。比尔·马里奥特称我为公司的‘哲学家’。
“我在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波特兰都管理过旅馆，我常常接触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餐厅侍者，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会计，有的担任后勤工作。我发现这些年轻人不再有家庭、教会、社区、学校这些传统的结构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支持，工作单位变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稳定结构。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当咨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记得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帮助，或者请教别人，我会找父母、社区、学校、教会的。这大概是社会的一大变化吧。
“这也使得企业管理工作的性质变了。特别是服务性行业，人的因素更重要。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精神依靠。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们侧重的东西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物质和金钱较受重视，九十年代人们更保守一些，更重视道德价值，而不那么追求物质。马里奥特的客人和员工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跟上去。
“作为公司员工健康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带头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我的用意是想告诉员工：我们不要求大家做工作狂。工作过头会影响健康，甚至使人变得眼光狭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
久而久之，他们应付变化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要工作得有效率，生活得愉快健康。
“我每天都打半小时的太极拳。我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研究了多年。打太极拳给我的生活带来平衡，也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太极拳给我的影响不仅仅是一天半个小时，阴阳太极道家的哲学已成为我人生哲学的基石。一般西方人把工作、学习、休闲区分得很清楚。我认为它们是贯通的，不能人为地断开，否则是不自然的。我有许多同事一天下来很疲劳，感到工作压力太大，有精神负担。但我没有这种问题。我想这得力于太极拳给我的平衡。我感到工作轻松，心情很舒畅，我生活简单，也很幸福。
“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旅馆里有喜剧，有婚礼，有庆典；也有悲剧，如有人自杀，可以说旅馆是人生社会的缩影。世界虽然分为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是人的基本行为和动机都差不多。
我想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认识到人类的这种共性，这种普遍性。”
钱美仪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摩根·斯但利投资银行定息债券部主管，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女。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和弹钢琴。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名门世家，但是因为我在美国生长，所以到将成人时才有所了解。我的祖父钱思亮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多年，伯伯钱纯担任过台湾“中央银行”副总裁和“财政部长”，叔叔钱复为台湾现任“外交部长”。父亲钱煦是杭州人，母亲胡匡政是安徽人，他们于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我父亲是一位很成功的科学家，他现在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兼主任，母亲是儿科医生。我父母给我灌注了中国人传统的进取精神和成功毅力。但是因为我生长在美国，所以没有感受到在台湾长大会有的那种需要有成就的社会压力。
“父亲不涉身政治，我也像他一样。搞政治不容易，我很佩服我的叔伯。
我们家里平常也不谈政治。当我们偶然谈政治时，我的在美成长和教育背景使我基本上是从美国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
“我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能够和平地解决，但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我不清楚，不论怎样，解决的方法应是渐进式的。任何别的国家出主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都是困难的。我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采取某种平衡的立场。
“中国大陆和台湾就像任何两个群体，彼此既有些一致的利益，又有些不同的目标。通过文化交流、科学交流、经济联系，互相接触的机会越多，就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结果。问题的解决总得使双方都感到满意，都能够接受才行。我不知道这可能不可能，但应该是有希望的。人和人之间接触多了就容易学会相处，第一步应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我想，这也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
“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我爱好法语，也曾有志做一名钢琴家，可是我在大学主修经济学。这不是出于天生的爱好，而是取其实用性强，容易谋生。我外祖母上过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但我母亲学医，因为她觉得学医比较实用。母亲是一位坚毅的女性，我很感激，我秉承了父母的性格：我懂得要努力发挥自己的长处。
“我最后选择的事业途径是投资银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行业。近十年来投资银行业的变化不小，摩根·斯坦利公司还算稳定，我幸亏找对了公司。我主管的部门负责发行企业固定利率债券。我有五十家左右的客户，他们大多是《幸福》五百家大公司里面的。我的工作就是跟他们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当然是客户多多益善。有的客户公司已经跟别的投资银行有长期合作关系，甚至告诉我们插不进去。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与他们建立关系，不灰心。我们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创造机会，锲而不舍。有的项目就是这样被我们争取到手的。
“中国企业到国外募资，究竟是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要看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自有资本是否能维持其增长。目下（1995 年）国外债券市场对中国的风险估计不如一年半以前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企业来美国进行债券融资的利率就比以前高。尽管中国方面仍然按时支付债券利息，但这并不能确保债券价值不变。因为证券市场上许多人买卖债券，而债券的价值又跟人们当时对债券发行者的看法有关。
“发行股票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企业需要资金，可能的话应该通过发行债券来解决。任何企业需要资金应该首先试探债券融资的可能，至少美国企业向来如此。当然，发行债券必须掌握时机。今年由于利率很低，所以国外到美国来发行债券的企业大为增加。
“我丈夫是我大学的同学，美国人。我们相爱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他是白人，是美国人。我爱的是这个人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种族。我妹妹也是嫁给一位白人的。我与丈夫相识了九年才结婚。我们的结合并不是头脑热昏的一时冲动。我征求父母的意见时，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赞成。他们关心的是我们一生的幸福。
“我丈夫是篮球教练，又是中学教师。他的班上有许多来自破裂家庭的孩子。有的孩子母亲患爱滋病死了，有的孩子没有父亲。我丈夫虽然是篮球教练，却好像成了这些孩子的父亲一般。他教他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是这些孩子的榜样，给孩子们带来希望，他帮助他们重建对生活的信心，否则这些孩子也许会走上邪路。
“我的投资银行工作是给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运转加润滑油。虽然这对社会有所贡献，但是我不能像教师和教练那样可以具体指出对哪些人有直接帮助。
“我丈夫和我是一对现代式的美国夫妇，我们是合作的伙伴，很多传统式家庭里夫妇分开担任的工作我们是分担共享的。他和我是一条心。我丈夫非常支持我，我也非常支持他。他知道我由于成长环境，事业心很强。这大概是中国人的传统，大多数到美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欲望。他懂得我有成就欲，他愿意成全我。我们两个一起，又能发展事业，又能使孩子们得到父母的爱护。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对我的了解。
“不过与异族人通婚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孩子继承中国文化语言传统的责任只能落在我的身上。我丈夫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个任务很艰巨，我恐怕不能胜任，但我要勉力而为。因为孩子应该受到中国文化的薰陶，这太重要了。我丈夫说他也要学中文，这需要一个环境。我希望将来孩子长大了有机会去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那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地方。
“我读中学、大学时，周围的人都是美国人，就是想交际中国人也几乎不可能。我去过台湾，不知怎的，在那里总感到自己是美国人。我的发式、神态、走路的姿势好像都与他们有些不同。
“中国文化一向是尊重传统、尊重权威。这一点对于一个在美国社会中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要敢于向权威向陈规挑战。发挥企业家精神，发挥主观能动精神是好事。哈佛最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美国精神。这与传统的中国观念是相左的。虽然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要应付这些难题，我对我所承受的丰富文化和它给我生活上所增加的层面是非常感激的。
“毕业十年，我的见识增长了不少，也更成熟了。我现在与世无争，与己无争。我明白工作上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愉快。现在我感到工作顺手，家庭生活称心如意。虽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但各方面感到非常舒畅。我以前感到生活中总缺乏一点什么东西，没有孩子以前，我非常想有孩子。没有负责现在的工作之前，我感到自己的本领可能发挥得不够，现在我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如。
“我觉得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感受。毕业十年后，人生的一段摸索期已经结束。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于是找到与自己能力和爱好相适应的工作和环境，来发挥自己的特长。一旦做到了这点，他们就容易对人生感到满足愉快，所以同学之间相互的竞争也不像几年前那样强烈了，也许是知天命得其所哉吧！当然，竞争还是存在的。我想，再过五年，更多的同学大概会乐天安命，懂得并不需要拼命出人头地竞争才能得到满足。那时，我们恐怕都会变得老气横秋了吧！
莎拉·斯特恩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评论）杂志广告部主任。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子、一女，爱打高尔夫球。
“我大学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正逢经济不振，找工作很困难，后来我在一家公关公司找到了工作。但别人老是说学历史没有实用。我听厌了，就到哈佛经理学院来镀金。
“我大学选读历史是为了要让自己接受古典教育。那鲁大学的文科一向负有盛名。我选读文科不是为了我工作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视野。
“我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去东柏林旅行，跟当地的共青团员见了面。我们表示很有兴趣了解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对我们是怎样想的却不感兴趣，反而绝对有把握地告诉我们：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在街上乞讨。我们原来还以为在国内听到的那些关于东德的报道可能是宣传，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亲自接触到东德的青少年，他们的头脑这么僵化，实实叫人吃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的话，还是受到压力非对我们这么说不可。总之，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东德的制度有问题。我后来到那鲁大学决定学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到这一次经验的影响，因为我要研究一下苏联。东欧的制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哈佛的实例教学法教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怎样处理问题，实在好极了。
记得“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课期中考试时，我从历史角度探讨了考题，不料老师给了我一个“差”分。我去找他时，教授说如果是考历史，你的回答一定得“优”，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制订行动方案，解决现实问题。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哈佛经理学院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锻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哈佛毕业后，我不想进华尔街投资银行，也不想做管理咨询。我在那鲁的华裔同窗好友林璎一向默默无闻，她设计了越战退伍军人纪念碑后一举成名，连美国总统都征求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羡慕她的影响力。我进入《新闻周刊）杂志社工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对公众舆论有一些影响。新闻出版业的英才主要是记者，在企业管理方面较弱。我决定在这方面发挥自己所学，担任了《新闻周刊）广告、发行方面的工作。
“结婚后，丈夫工作调动到荷兰，我就辞职了，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两年。
荷兰的社会福利很好，税率很高，社会主义色彩很浓，一般人都是中产阶级，工作欲不强。我生第一个孩子时，因荷兰不准给产妇止痛药，所以大受其苦。
怀第二个孩子时就决定回美国生产，也没有再找工作。我觉得自己首先应该照顾好孩子而不是自己的事业。我丈夫当管理咨询，收入足够一家人的开支。
丈夫也主张家庭第一。他每个月要出差几天，并不算多。夫妇有时分别几天，也许对婚姻有好处。
“工作别人可以代替，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做母亲的责任。读书的时候老师常说现在男女平等，都一样，但实际上男女并不一样，也并不平等。
道理很简单，怀孕的是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是我，而不是我丈夫。这是造物主给我的任务。
“有的女士认为追求事业，爬攀高位是自己天生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至少这在我是觉得有困难的。男人的情况就不同。
“许多人总是怪父母这不好，那不好，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好。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好。把家庭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我们犹太人的传统。我现在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
“我怀第三个孩子时，《评论》杂志的负责人希望我出来工作。我决定出来做半职工作。《评论》不是上厕所时读的那种杂志，它是一本美国新保守派智囊精英的杂志。读者的层次较高。例如里根总统就是读了柯尔帕特丽克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决定任命她为驻联合国大使的。参议员莫尼汉在《评论》上发表文章后也被任命为大使。克林顿总统最近读了《评论》杂志有关协助警察发现犯罪分子身上是否藏有枪支的新技术报导，于是要求司法部长为联邦调查局购置这套新技术。所以我知道这本杂志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
“我们的杂志只有二万五千名订阅者，读者群不同于《时代》、《新闻周刊》。《评论》的注意力不是每周每月的时事，而主要讨论社会的动态、政治的趋向、国家的前途等严肃课题。
“我感到自己在做一点有用的事。我只做半职工作，杂志社里又数我最年轻，但我的意见总是受到尊重。我想这要归功于哈佛的学位，否则人家是不会认真看待的。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族裔分裂。部落主义。从历史上说，新移民到美国开始生活在自己族裔的圈子里，以后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然而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思潮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种族，他的肤色，而根本无视人的共性、社会性。这种思潮的兴起，跟政府实行的优待黑人，优待少数族裔的政策有关。有人靠自己的肤色、种族可以享受优遇，造成他们一种不工作也有权享受这、享受那的心理。
“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种族、肤色而享受特权。以自己的种族而自豪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判断一个人主要应看他本人的才能、成就和品行，而不是他的肤色。优待某些族裔的政策窒息了其他族裔有才能的人。明明有才华的黑人也因此受到误解，别人以为他的地位是靠他的肤色取得的，而不是由于他本人的成就。尼克松政府倡导优待黑人的政策，原希望弥补黑人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且打算到一定的时候予以取消。
现在早已矫在过正，却仍未取消。
“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例如现在有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件坏事。因为他的发现，使得许多印第安人传染上天花而死。
可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件不幸的事。现在公立学校对孩子们灌输这种糟粕，他们怎么可能受到好教育呢？
“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孤立主义的倾向也令人不安。不是说美国应该充当世界警察，但当用实力干预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干预。例如对付伊拉克的侵略，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等场合，就应该加以干预。
“现在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但究竟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还是个未知数。”
迈克尔·弗莱彻纽约州科尔盖特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美国埃柯烘盘制造厂总裁，现住田纳西州。爱打橄榄球。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刚果（法属刚果）大使馆工作了两年。刚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军事独裁政权掌管一切，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管好。刚果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俄国或中国输入，而是从法国传过去的。法国人培养了一大批刚果政府官僚，灌输的就是法国的那一套：凡事都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那时刚果发现了油藏，可是我一看政府的预算尽是些没有用的基本建设项目、大而不当的政府办公楼等等，就打报告给国务院说，长此以往，刚果的石油收入将会枯竭，国家将会破产。那是1981 年的事。
前几年，刚果果然破产了。
“刚果人民非常友善。全国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却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方言。刚果其实是法国殖民统治者强行拼凑起来的一个国家。
刚果都是黑人，但不同的部落之间关系紧张，就像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特别是矮人族受到其他部落的种族偏见歧视。我想人性中有某种东西天生排斥异己者，凡模样与我们不同、行为与我们不同的人都会引起我们的不信任感，这是人性中可悲的一面。
“回国以后，我继续在国务院工作。我感到在政府高层工作，当一名高级长官的助理是有趣的，但在中层工作就没什么趣味。所以在我被提升到中层后，就决定离开政府，申请来哈佛经理学院。
“哈佛毕业后，我在麦肯齐咨询公司工作了五年。后来我和另一个也是搞管理咨询的同学决定自己成立公司，专门帮助有困难的企业进行改革，扭转局面。我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靠储蓄生活。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考查了差不多五十家公司，最后得力于哈佛的关系网，找到了田纳西州的埃柯烘盘制造厂。这家公司专门生产工业用的大型铝钢面包烘盘，并提供售后去垢上釉服务。产品有很高的知名度，市场占有率达百分之四十。
“一九八七年公司被人收购，但收购集团事先没有做好调查，收购后才发现工厂问题很多，却又一直没能找到称职的管理人员，因此经营情况每况愈下。到我们一九九二年接管时公司已经亏损了好几年。股东集团之所以给我们股权，让我们接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家工厂已经没有希望了。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公司可以起死回生；如果不成功，我们也不可能再给它带来新的损失。
“接管后，我们首先将高层经理人员和一批中层经理人员解职，重组了中层管理人员班子，被解雇的占全体雇员百分之二十，但其中没有一个工人。
我告诉工人：工厂问题这么严重，不是他们的过错，错在管理人员身上。在我们接管前的五年，工厂每年平均有十四起严重事故。我宣布：工人应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来提高生产效率，工人有权拒绝从事他们感到不安全的作业，而不必害怕被解雇。我巡视车间时，要是发现某项作业太危险，就下令停止作业，直到采取适当安全措施后才予恢复。现在工伤事故已减少到每年只有四起。
“我们发现这家工厂的生产管理还停留在五十年代，就重新设计了生产流程，让二百多道工序每道都由专职工人负责。尽管机器有多种用途，但我们将每部机器的用途固定化，彻底改变了原来不分工种，过于灵活，结果是一片混乱的情况。
“生产流程合理化后，浪费大大减少。有的工序从原来的十二小时缩短到十三分钟。半成品的堆积大为下降，我们关掉了多余的一个仓库。在改变生产流程中，为了说服工人，我甚至用玩具模型作示范。有的工人不一定懂，但是他们信任我，于是就照我说的办。对于头脑不善于分析的人，培养信任感很重要。跟工人一起工作，最重要的是赢得他们的信任。一旦失信，就再也不可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中层管理人员往往抵制变化，问题常出在他们身上。我自己下车间向工人作解释，就是要让中层管理人员感到变在必行。
“在市场营销方面，我们也作了一系列改革，降低了价格，保住了下滑的市场占有率。不过由于生产成本降低了很多，产品利润率反而有所提高。
在我们接管十四个月以后，已经反亏为盈。这家工厂营业收入每年达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美元，利润率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工人已经加了两次薪。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特点，但也不能过分强调独特性。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一切成功的企业都有相似之处，而一切不成功的企业部有各自下成功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管好企业未必非那个行业出身不可。当一个企业发生危机时，陷在这个行业里太深的人，反而可能无法打破僵局，扭转危机。这时，需要外来者的冲击。
“一家工厂一旦管理上有问题，往往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我相信企业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有没有促成的过程、程序和制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就是制订出一套导致成功的过程。埃柯厂的原领导因企业负债过多，穷于应付，而忽视了领导作用，导致企业情况逐渐恶化，问题越来越多，差不多每天出现危机，以至经理人员不知道从何着手解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外来者，我们没有条条框框，终于把问题按轻重缓急逐个解决。
“我很幸运，可以算干得还成功。我想幸运的人应该为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创造发挥他们能力的机会。我们为埃柯烘盘制造厂的员工们创造了机会。现在，埃柯厂的工人、管理人员、客户、投资者都是赢家。唯一的输家是我们的竞争者。他们的生产管理还是旧的一套，这要怪他们自己。
“埃柯已经走上正轨，不需要我太多的精力了，所以我正在寻找新的类似的有困难的企业，希望能帮助他们进行改革，创造机会。这就是我的使命。
“当我辞去咨询工作时，有人说我冒的风险太大，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深有自信。父母从来没有说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只是要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要有自信。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决定，往往只看结果，这是不对的。作出决定的过程同样重要，不能只以成败论英雄。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测。正确的过程导致正确的决定，当然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失败也不能说明当初的决定就一定不对。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让我们所消费的超过我们所创造的。这对个人，对社区，对整个国家都一样。消费多于创造是不道德的。美国的国债是消费高于创造的最恶劣的表现。我们必须致力于建设未来，必须改变向政府伸手的习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应该为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消费低于创造。这样，水涨船高，才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好处。”
杨荣文英国剑桥大学工程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卫生部长。已婚，有三子一女，爱好游泳、跑步和打高尔夫球。
“我祖父是中国广东省潮安人，家住庵埠村，从事橡胶业。父亲生在新加坡，一九三七年回家娶亲。芦沟桥事变后返回新加坡。
“来哈佛前我曾在新加坡空军服务。哈佛毕业后，我先在新加坡军队里工作，现在的军衔是准将。一九八八年我退伍从政至今。
“哈佛大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它与美国的政界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政界商界的领袖许多人都是哈佛毕业生。哈佛对美国社会有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哈佛大学，美国就将大为失色。正如没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国就会大为逊色一样。这些高等学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巨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全世界。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哈佛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服务的更大的目标，在于它对人类的贡献。如果哈佛只关心维护自己成员的特权，而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是管艺术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光靠市场，光靠经济来维系。艺术是凝聚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灵魂要靠艺术来保存。艺术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和共同遗产的一个支撑点。
“新加坡政府积极赞助艺术。有的人抱怨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但是搞艺术首先得有创造性的萌芽。只有蛋能孵小鸡，石头不能孵小鸡。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鸡蛋，但有时候发觉有的蛋原来是石头。在好的环境下，有创造萌芽的人一定大有作为。没有艺术萌芽的人，即使环境再好，也创造不出东西来。
“艺术家生活在社会里，不存在绝对的艺术自由。艺术家应该比一般人眼光更远，感觉更有深度，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艺术鉴赏总是有一定标准的。艺术自由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这条界限太松了不好，太紧了也不好。
我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贤达组成的委员会来划清这条界限。公众场合冒充成艺术的下流表演就不允许。英籍印度作家拉什迪的《魔鬼诗篇）不是完全没有艺术价值，但它践踏了信教者的情感，我们也禁止。文明就是要靠懂得怎么划清界限来维持。
“法国政府害怕美国文化的入侵，希望限制好菜坞电影的进口。但我觉得保护主义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亚洲各国有悠远的传统和遗产，虽然有的国家经济上比较落后，可是我不担心他们会崇尚西方文化到抛弃自己文化遗产的地步。个别的人或某一代的人可能过分崇尚西方，但社会迟早会纠正这种倾向。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亚洲文艺复兴的开始阶段，这是传统的亚洲文化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我不担心我们会全盘西化而丧失自己的文化。
西方的思想、西方文艺的确有某种发酵作用，不过我们艺术的本质将仍然是亚洲的。
“亚洲文艺复兴中，中国文化将起主要作用。中文将日益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凡经济越强的国家其语言的影响也越大。罗马帝国时，拉丁语盛行全欧；阿拉伯王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到东南亚都用阿拉伯语；过去两百年里，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经济力量使英语成了国际语言。经济力量的变化必将导致语言应用的变化。文化也是如此。
“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但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们必须照顾到少数族裔的感情，所以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排斥其它文化。我们以中华文化自豪，但也要包容其它种族的文化。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开放的时期。当时，长安有许多外国人，有清真寺，有佛庙，有祆庙，有基督教堂，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唐代贸易兴旺，文化影响遍及越南、高丽、日本、东南亚。唐朝不少大臣、高僧、将军都不是汉人。东南亚的华人至今仍称自己为唐人，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新加坡需要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模式的话，唐代的中国就是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