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组是资方。工会组组长卡尔·休伯碰巧是我的好友，我原以为我们的友谊可以使谈判顺利进展的，不料到了谈判桌上，大家不由自主地顶真起来，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哪怕在枝节问题上也争论不休，弄得大家舌敝唇焦，超过了规定时间还解决不了。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取得妥协，另?项双方争执不下，只好提交仲裁。
解决争端大致有三种途径。一是凭借实力，讨价还价。实力强的一方常常武断地规定解决争端的期限，利用一切机会威胁实力弱的一方，强迫对方就范。强者虽然获得胜利，但失败的一方仇念加深，心图报复。矛盾激化，解决的效果必不能持久。
二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争执。这种解决方法的特点是摆事实，重证据，客观性强。要求双方通过一定的程序提出理由，然后依法作出公正的判断。
不服的一方可以上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手段比仗恃权力解决争端，无疑是一大进步。
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有些矛盾单靠法律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而且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另一个新问题的产生。要真正解① 《关尹子》。周人尹喜所撰。《庄子·天下》将他与老聃并列，赞为“古之博大真人”。主张“在己无居，形物自著”。道教尊称他为”无上真人”。
决争端，双方必须实事求是，开诚布公，努力建立彼此的信任感，不回避矛盾，澄清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继而以各种方式增进相互了解，力求从双方长远利益出发来解决矛盾。这种解决方式很费时间，不适于紧急情况，可是取得的效果具有持久性。
人力资源管理学扩大了我们已经上过的组织行为学的内容。组织行为学研究的是如何处理一个企业单位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搞好上下级关系和同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同意见，如何用权等等。不知怎的，这门课我有似曾相识之感。它的范围局限于经理直接接触的人际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学的范围则扩大到了整个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学有两个中心主题。第一，作为企业经理不仅应该维护股东的利益，还要兼顾职工，关心所在社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一个企业的活动影响到各种利益集团。企业领导要学会处理多方面的关系，要搞好与政府的关系，也要善于应付公众舆论。第二，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人。职工的素质，推销人员的能力，科研人员的水平，都是企业的竞争武器。企业管理的任务是把人力资源管理与竞争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上创造竞争优势。这要求企业领导把奖酬制度、工作设计、企业的社会地位、政治活动都作为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来考虑。
经理学院的学生虽然还没有当上经理，但在心理上已跻身于经理阶层。
哈佛要培养的正是这种凡事作“总经理”观的思想方法。如何管理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流行着两种理论：X 论和Y 论。X 论的出发点是：人生来好逸恶劳，因此，企业为了完成生产目标，必须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认真干活。一般人回避责任，图安求稳，甘愿听他人指挥。企业领导要通过行政措施、奖惩制度，必要时用威胁手段施加压力来达到严格控制雇员的目的。Y 论不同意人天生好逸恶劳的说法。而认为不管是脑力劳动抑或是体力劳动，都是人的自然需要。工作是受罪还是享乐，取决于环境。一般人不仅愿意接受责任，而且喜欢担任重要的职务。人的最大需要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满足成就感。但是现代企业里，人的潜力只发挥了一部分，因此主张企业权力下放，丰富工作内容，让工人参与治厂，实行企业民主化。
至于后来的之论，则是加州洛杉矾大学大内教授关于如何将日本的企业管理法应用到美国的研究。
有趣的是，班上有的同学有组织工会的经验，有的同学有瓦解工会的经验，人力资源管理课的教授有一次请斯各特先生现身说法。斯各特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专攻劳工关系。后来在一定食品工厂担任人事部主任，负责管理两百多个工人。他介绍了自己如何降低工人缺勤率，减低劳工成本，稳定现有职工情绪，减少补缺率，设计奖励制度等一系列实绩。他最得意的是经过一年半的艰巨努力，成功地挫败了厂里有人组织工会的企图。斯各特在课上散发了他当时使用的各种斗争武器：一本本小册子，一张张传单，一篇篇文章。每份材料图文并茂，极尽攻击工会之能事，全面否定其作用。斯各特说，每份宣传品都针对工人在某一阶段的思想现状而有的放矢的。由于他散发这些材料时掌握工人的心理状态，掌握时间性，故而效果显著。我们想不到平时寡言少语的这个大块头有这么一手，举座无不为之哗然。
给我班上课的沃尔顿教授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的权威。课上我们曾看了一部纪录片，介绍他在一家工厂蹲点时设计出的一套新型管理法。
影片介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柴油公司赛德里亚分厂实行的治厂新法。新法的要旨是重新设计工作，改革劳动环境。新法取消了原来多层次领导的管理体系，全厂从经理到操作工全部编成以二十人为一个单位的有半自治权的小组。全厂分成四十个制造小组。制造小组的成员有的在装配线上工作，有的在机床上加工零件。新法要求每个工人学会做各种不同的工作。装配工要学会切、削、磨、铣，机床工要学会装配，操作工要学会维修机器，人人要成为多面手。
每个制造组要学会管理“家务”，从事一系列所谓垂直性工作。如清点存货，采购原料，检验进货，记录生产费用，登记组员出勤率，工作表现，编制预算，监督安全措施等。每个制造组有权招雇新工人，电有权辞退不称职的组员。每个组员每年轮流担任不同的垂直性工作。由于柴油机部件构造不同，有的制造组如活塞组可以独力操作，有的则需儿个小组合作制造。装配线上有七个小组操作。这样的分组在无形中给速度慢的小组造成了一种压力。
每个组有一个小组顾问取代以前凌驾于工人之上的监工。他的任务是培训工人，帮助小组提高自治能力。顾问需要有丰富而熟练的技术知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其作用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激发组员的积极性，促使整个小组在技术上和管理上走向成熟。
制造组的成员如果不懂得如何完成某些垂直性工作，可以找科室专业人员帮忙。科室专业人员组成科室人员支援组，在产品设计、财务分析、材料使用、机器维修、原料采购等方面支持制造组。
全厂最高一层领导是一个由厂长和董事组成的工厂作业组。负责与美国柴油机公司总部共同制定生产任务，拟订全厂生产计划，作出政策性决定。
第二领导层是工人代表会。由工厂每一部门推选的二十名代表组成。工人代表会定期召集工人开会，讨论厂里各种问题。会上工人可以畅所欲言，不必害怕打击报复。工资制度、奖励规则、厕所卫生、小偷小摸现象、改进生产的建议，都是正当的话题。工人的意见由工人代表会带给工厂作业组。
此外，厂长每星期邀请小批工人促膝谈心。由于厂长注意保密谈话内容，很快取得了工人的信任。
赛德里亚厂提拔加薪的标准不是资历，而是取决于组员掌握儿门新技术，以及是否愿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学到的技术。每个工人要订出年度计划，规定自己在一年内掌握几门技术，完成几项任务。条件成熟的小组由集体在年终评比，不成熟的小组由小组顾问评定。
新法推行后，得到绝大多数工人的热情响应。单调的工作一下子变成了兴奋的挑战。有的工人情愿辞掉别处工资较高的工作来赛德里亚，有的工人明明可以提升为小组顾问却宁愿留在装配线上。新来的工人一律要参加为期半年的培训学习，以熟悉厂史，学习治厂理论，明确工作目的。
责任下放到基层小组固然提高了组员的责任感，但也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大多数人以前在传统性的工厂工作，来到赛德里亚后要自己定出生产指标，自己计算生产费用，编制预算，自己保养机器，周末还要加班补足缺勤的钟点。工作内容确是丰富了，灵活了，但对工人的要求也更高了，工作也更紧张了。有的工人坦率他说：“这儿的压力很大，很大。”有的工人回家后还念念不忘厂里的工作，以至无法让自己轻松一下，还有的工人真的以厂为家，甚而导致离婚。
总的来说，新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整个工厂面貌一新，生气勃勃。
与没有实行新法的美国柴油机公司所属比肯分厂相比，赛德里亚厂的缺勤率下降到百分之三，而比肯厂为百分之六；赛德里亚厂的机器利用率达百分之七十，比肯厂为百分之五十；赛德里亚厂产量质量提高，工伤事故减少，废次品率仅为比肯厂的四分之一。
赛德里亚厂的经验可在多大的程度上推广开去，是一个尚待探究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旧的对抗性的企业管理方法，已逐渐为职工和经理之间互相尊重、彼此合作、共同治厂所取代。丰富工作内容，工人参加治厂，已日渐普遍。
新的一代职工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不再接受上一辈人的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你好好干，我照顾你”的劳资关系。他们感到不需要对所受雇的企业像大马一般的忠心了。老一辈牺牲个人自由与尊严以换取工作保障的思想已被抛弃。新的一代职工既喜欢劳力也喜欢劳心。他们希望能设计自己的工作，更加关心职业生活的质量。
关于职业生活质量，具体一些说，体现在下述八个方面：
一、报酬公平合理；二、工作环境安全卫生；三、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四、有学习新技能，得到提升的机会；五、工作受到同事、上下级、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六、治厂民主化，职工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七、劳逸均衡，职业生活不影响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八、所服务的公司对社会有贡献，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
时代不同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那一套已经此路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某个领导的个人魅力可以激发下属的忠诚，也许会失掉历史感。那种一个人能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
要使一个企业加强竞争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就必须懂得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企业的人力资源，充分激发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要使工作对工人有意义，能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要。
任何人不管信奉什么理论，都会同意责任心越强的工人，工作成绩越出色。新出现的劳资关系是一种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企业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经理，也跟每个职工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民主治厂的目的就是要工人和经理同心同德为办好企业而努力。
说实话，我觉得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官把人当作土地、矿藏那佯的资源来管理，把人当作实施企业战略的工具来使用。但是人的本身应该有价值。诚然，关心职工生活，以促使他们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利润比高压手段要进步一些，但是怀着图利的目的，存心为善，诚非发乎干衷。试想，工人如果知道你关心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希望他们多多为你创造利润，将会有何感受。这种作法似乎有点玩弄人的意味，效果恐难持久。
关怀职工本身，应该是一个可贵的目标。只有发自内心的关怀职工，真正尊重他们，信任他们，人力资源管理才真正有意义。
八 麦克阿瑟院长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学校放假。
一六二一年秋，殖民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为了感谢上帝赐给他们在新大陆的第一个丰收年，保佑他们平安度过在美洲大陆的第一个严冬，一连庆祝了三天。华盛顿总统于一七八九年宣布感恩节不分宗教信仰，为全国性假日。
那天，班上的林奇邀我上他家玩。他住在波士顿西郊的高级住宅区贝尔蒙特区，老家在弗吉尼亚州。他来哈佛之前经营房地产。这幢二层楼的房子是他今年夏天为上哈佛特意买下的。他很有信心他说，两年后卖掉这幢房子赚回来的钱，大概足以支付在哈佛的全部费用。因为房地产增值得很快，生意上的成功无形中给了林奇一种与世无争，充满自信的悠闲神态。
这是一幢清静舒适、陈设讲究的寓所。虽然有暖气，屋里还生着火。仿古式的壁炉里火花欢腾闪耀，木柴劈啪作响。靠壁炉的一面墙露出褐色的砖块，存心不加粉刷，意在保留原貌的古朴。原来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怀旧之心，总想捕捉一点消逝了的岁月。
他的妻子莫莉是位色彩设计家。老家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两年前结婚，生了一个女儿。莫莉说什么样的人适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一番讲究。如何发挥颜色的感情作用，用颜色来表达个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
不过这不是她的正式工作。她的正式工作是在家照顾女儿莎拉。在美国妇女解放的今天，愿意留在家里当主妇的女子越来越少了。可是莫莉告诉我，她小时候，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母亲照顾不过来，她一个人常常很苦闷，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决心好好照顾莎拉。
我们先上他的邻居马歇尔太大家吃烤火鸡。然后大家一伙再回到林奇家吃南瓜饼。这叫做“进行式聚餐”。南瓜饼的味道极佳。美国人对甜食的重视不亚于正餐，主妇往往在甜食上花很多心血。
南瓜饼的制法并不繁杂。先将南瓜洗净除去瓜子烘熟。刮下瓜瓤加入适量的糖、盐、鸡蛋、牛奶、桂花、姜粉、丁香等配料制成瓜馅。用面粉、牛油、板油、盐和水揉成面团，摊在平锅内成为饼皮，然后倒入瓜馅，用高温约烘一小时至瓜馅不黏即成。食时佐以掼奶油，甚至可以喷上少许威士忌酒提味。
感恩节后不久，圣诞节临近。十二月十六日经理学院学生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联欢晚会。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穿上晚礼服，俨然一副绅士、淑女的打扮，神气十足地来到波士顿最大的夜总会——大都市夜总会。舞场大厅布置得五光十色，生气勃勃。学子咸集，佳朋毕至，觥筹交错，笑语喧哗。乐队在闪烁的彩色灯光下演奏爵士乐、摇摆舞曲和新潮音乐。歌星演唱流行歌曲。善舞者大显身手，不善舞者逢场作戏，跳累了就去喝上一会儿酒，喝累了又上场跳一会。晚会的狂欢差不多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
圣诞节放假的前几天，我和其他六个同学应邀与院长约翰·麦克阿瑟共进晚餐。这是院长与学生定期见面的一种形式。学生见到麦克阿瑟的机会实在不多。经理学院每年有七万人访问。近四千人参加工商管理硕士、工商管理博士和在职经理人员课程学习。学校有近二百名教师和一千五百多名职员。每年又招雇三四百人。哈佛经理学院在世界各地有八十个校友俱乐部。
许多人对哈佛经理学院有兴趣。都想见见院长。麦克阿瑟校务在身，不可能会见哪怕是一小部分想来拜见的人。尽管如此，他平均每天还是要接见二十人。
院长府邸明亮华丽，陈设典雅，是一幢具有英国乔治王朝风格的房子。
晚餐在轻松的莫扎特乐曲声中举行。麦克阿瑟是经理学院的第七任院长，他是加拿大人。一九五九年获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继续留校攻读工商管理博士学位。一九六三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教金融学。一九八○年哈佛大学校长博克从一百多名候选人中，挑选了当时任副院长的麦克阿瑟，接替有意重返教研工作的弗雷克担任院长。
麦克阿瑟以办事果断，柔中寓刚，善于外交著称。我发现这位体格敦实的院长平易近人、坦率热情，没有一点院长的架子。他对我们说，哈佛经理学院的成功不是因为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学生毕业后有所作为；哈佛经理学院毕业生成功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到经理学院来镀过金，而在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学生在来到哈佛之前已经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了，造就他们的不是学校，而是学生自己。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不知所措。这时有同学说MBA 课程有意给学生施加巨大的压力。请问院长同意这种说法吗？麦克阿瑟说这种说法不公平。
“我认为学生自己在向自己施加压力，又互相施加压力。这恐怕是因为我们录取的学生都雄心勃勃、精力旺盛，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而教师对同学的期望总的来说也很高，因为我们的教师也是有高标准的人。如果一个地方有七八百个出类拔萃的、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压力就自然产生了。”
麦克阿瑟还说，最有意思的是，在职经理人员上课虽然不记分，也没有考试，他们学习起来却极其努力。
麦克阿瑟接任后，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发展了几门新课。着重研究工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以及企业道德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经理学院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说实话，我来到美国之后，感到美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虽然没有到井底观天的地步，但谈到国际问题时，总有点“外行人”味道。未来的企业经理不放眼世界，势难胜任愉快。因此这门课弥补了一大缺陷。近年来，学生对自办企业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麦克阿瑟力排众议，亲自关心组织了以青年教师为核心力量的教研小组，开设了三门有关自办企业的课程，满足了学生的要求。
对于有才华的年轻教师，麦克阿瑟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保护他们不受学校里传统势力的攻击，俾能专心治学。例如几年以前有人指责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出成绩太慢。但麦克阿瑟始终信任他。结果波特写出了轰动美国企业界的《竞争战略》一书。这本书现在是经理学院一年级企业战略一课的教材。
我们请教麦克阿瑟是怎样激发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他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能激发教师的东西很多。经理学院与哈佛大学的其他学院不同，终身教授的职位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条件符合，青年教授就有希望被聘为终身教授。他们的提升并不取决于多少老教授退休。高质量的学生，和睦的同事关系，有趣的课程，供教研用的各种设施，哈佛的名气，都是鼓励有志于教学者留在哈佛工作的因素。即使他们离校他去，在哈佛经理学院任过教的经历，也能力他们打开许多机会的大门。哈佛所教的课程和使用的教学方法，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又是经理学院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喜欢研究那些处于理论和实践边缘的问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校屈指可数，而哈佛经理学院就是提倡这样的研究。教学不是什么副产品，许多教师和我本人都真正以教为乐。可是并非每所名牌大学都如此。此外，波士顿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城市，新英格兰的大自然未经污染，保留着一种纯洁的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爱在这里生活的原因。”
谈到他本人的作用时，麦克阿瑟说：
“我不想和教师争出风头。当归功于教师的就要归功于教师。我设法为那些梦想有所作为的人创造机会，并注意使他们的负担不过重。我认为，让教师们感到学校是他们的地方，这点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个人崇拜不感兴趣。”
曾是足球运动员的麦克阿瑟，每天六点钟到校，晚上八九点以后才离开。
一天工作十四小时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周末他从来不工作。他说他愿意一个星期为学校工作五个白天和五个晚上，周末则属于他的家庭。他不住在院长府邸，而住在波士顿郊区。他爱好旅行、阅读、园艺、养马和走访朋友。
麦克阿瑟还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人民捷运航空公司等四家公司的董事，和美国、加拿大、欧洲一些公司及政府机构的咨询。有同学问院长根据什么标准决定担任一家公司的董事。他说有的是师生关系，有的是朋友关系。
如人民捷运公司的总裁是他过去教金融学时的学生，要他参加董事会助一臂之力。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有二百多家公司愿意请他作董事。麦克阿瑟担任过三十个公司的董事。麦克阿瑟不愿只挂个名，他到一家公司任职，总是那儿有与他同过事的人为了一项明确的目的需要他。当任务完成以后，麦克阿瑟就到别的需要他的公司去了。
经理学院像麦克阿瑟那样身兼数职的情况很普遍。教授生怕别人说：“要是你真有本事，为什么不大于一番？”学校鼓励教师用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在外兼职。哈佛教授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在躬行”的原则。
这样非但增加了收入，而且实际经验赋予他们一种单纯搞专业理论研究所无法获致的权威。
随着电脑在工商界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经理学院感到必须适应未来经理的需要，学生也希望掌握这一强大的工具。经过两年的酝酿，从一九八四年起，经理学院规定新生一律要学会使用个人型电脑。现在电脑已成为分析实例的必要工具。一年级三分之一以上的实例都要求用电脑准备。为了让每个新生都买上一部，经理学院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达成协议，按优惠价格供应给学生。
风闻经理学院有意在今后不再以管理能力测验（GMAT）的成绩，作为决定录取新生的一个标准，大家都很关心这一决定的长远影响，麦克阿瑟说：
“现在的录取决定太依赖所谓书面证据。
GMAT 的分数和学生在校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不能完全凭此断定学生今后一定会成功。不能说功课好的学生一定也感情健康、诚实、精力充沛、有创造性、乐于帮助别人、善于合群。我们发现分数好的学生往往是因为数学成绩好。这实在没有提供关于这个同学的什么新信息。取消GMAT 的成绩可能使整个录取过程对更多的人更加公平一些。应该给予每个申请入学的人以合理的机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重要的是发现一个新生是否具有领导才干和经营管理的能力。经理学院打算在今后三四年内面试所有的新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公司不会聘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经理学院也应该有机会在录取学生之前与他们见一次面，谈一通话。录取的决定不能单凭一份入学申请书。当然我们不可能面试所有申请来校的人，但是那些我们认真考虑录取的人应该设法与他们见面。我希望取消GMAT 分数的决定，从长远上能进一步扩大招生面，提高新生的质量。”
哈佛的祖传教学法——实例法已沿用了七十五年。实例法应用归纳与推理，让学生在大量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找出一般规律。在课堂上从总经理的角度讨论企业在实际中曾经遇到的问题，研究出解决方案，然后再与这个企业当时采取的解决办法作比较，从中汲取教益。麦克阿瑟认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日趋复杂，死抱住一种教学法无异于固步自封，每门课都有自身的特点，关键是找到最适于教这门课的方法。他有意改变实例法一花独放的局面。
麦克阿瑟和我们谈到风起云涌的美国管理学校。一九五○年，美国全国工商管理学院才五十所。一九八五年己有六百三十所了。每年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生，从一九八○年的四千多人增加到一九八六年的七万浩荡大军。如此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岂不是人人都有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头衔了吗？麦克阿瑟对于这些学校的质量表示怀疑。他说：“工商界也认识到大多数管理学校实在不够标准，每年来哈佛经理学院招聘的公司确实太多了，大多数的公司年复一年来校招聘，年复一年却聘不到一个哈佛MBA，同时又不信任其他六百多所管理学校的质量。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索性到大学里招学士毕业生了。”
他说管理学校不像医药工业，只要有专利权就可以扩大生产。学校的质量取决于整个社会产生优秀师资的能力。他表示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来经理学院学习。
与英国相比，美国教育确是得了“肥胖症”。教育是英国的卓越传统，我在英求学三载亲身感到英国大学治学严谨，学术标准高，学生基础知识牢固。英国出版过一本由教育大臣约瑟夫爵士作序的《管理学校指南》，介绍世界各国的管理教育。承英国人看得起的美国管理学校只有二十一所，即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卡尼基·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达慕斯学院、伊利诺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堪萨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西北大学、佩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匹兹堡大学、南加州大学、斯但福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
哈佛经理学院培养的是总经理人才。这一宗旨七十五年来从未改变。麦克阿瑟说，工商企业需要会计师、市场分析专家、生产计划专家。哈佛虽然深入地研究这些学科，但培养的不是单有某一方面知识及技巧的专家或理论家。哈佛之所以有非同凡响的影响，是因为学校抱着以培养总经理为己任这一坚定不移的宗旨。这就是哈佛的使命。
哈里斯民意测验所最近向五百名美国大公司的高级经理调查的结果表明，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认为哈佛经理学院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管理学校。百分之十八的人认为斯坦福经理学院最好。而推许宾夕法尼亚、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者的总和只有百分之十四。
麦克阿瑟院长关心的不是哈佛经理学院如何与人竞争，而是如何继续使之成为一所培养世界工商界领袖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一流学校。继续使之成为一所愉快、健康，同时又不自我陶醉的高等学府。
九 基本功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
——顾炎武第一学年下学期一九八四年一月开始上课。新课有国际政治经济学、企业战略、金融学和生产管理。教我班生产管理的是一个四十开外的老小姐，刚来经理学院不久。
当她一扭一歪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觉得她与众不同。她穿了一双鞋跟又尖又长的高跟鞋，戴着一副长长的天蓝色镶金边的耳坠，布满皱纹的脸上敷了一层薄薄的脂粉，鼻梁上面有两道深红的印痕，她显然戴着隐形眼镜，老小姐自我介绍名叫艾丽丝。
时间一长，我们发现她的确异样。艾丽丝说起话来，节奏单调。头却摇晃得厉害，仿佛要弥补声音的平板一般。两个几乎垂肩的耳环这时就不由自主地前前后后晃个不停。当要强调某一论点时，她会突然提高声调，从平板遽升到尖利，中间没有过渡，让人防备一下。她常常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旋体动作，冷不防向坐在身后的同学发问，叫人措手不及。离她近的同学常常受到她唾沫的光顾。艾丽丝的衣着每次上课都花样翻新，可是总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别扭感。有时她讲得兴奋，会手舞足蹈，近乎歇斯底里，我们大伙都会忍不住暗笑起来。
让她来上生产管理课的人真有点存心在开玩笑。与其说艾丽丝小姐是生产第一线上的经理人物，不如说她更像狄更斯笔下的滑稽角色来得确切。
她所教的生产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生产牵涉到人、技术、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这门课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有关生产过程、操作方法、生产能力利用率、作业规划、新工艺采用、质量控制多方面的实例，使我们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人力、财力、原料、机器，以组织日常生产活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投资收益率，并学会制订远期生产战略和技术开发战略。
美国的企业近十几年来，不断受到国外竞争者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挑战。美国的企业往往把外国企业的成功归因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习惯和风俗，因此自己可以开脱一部分责任。但是我们在生产管理课上读到的一篇日本三洋电气公司的实例，说明这种观点并不能站得住脚。日本的经济不一定受国界限制。三洋公司的成功不仅在其本国，而且也在美国，在三洋公司阿肯色州弗雷斯特市的工厂里。
三洋的美国分公司原来是一家名叫澳维克的美国电气公司，成立于一九六四年。这家公司所属的弗雷斯特市电视机厂与美国最大的零售百货商西尔斯公司组成合营。当初的如意算盘是你产我销，各得其便。电视机厂不必为推销产品费神，零售商也不必为采购电视机操心。六十年代，弗雷斯特电视机厂产量激增，职工超过二千五百人。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他们发现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遇到了强大的竞争，而且越来越敌不过别的厂家。西尔斯公司尽管是台营伙伴，却转向日本电视机厂定货。
仅一九七五年一月，该厂卖给西尔斯公司的电视机销售额，就从一亿六千万美元一下子跌到七千一百万美元，造成亏损九百万美元。与此同时，西① 顾炎武（1613—1683），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又称亭林先生。曾参加抗清复明活动。博通典章制度、天文仪象以及河漕、兵农的实务。又精研考证，笃志六经，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
尔斯公司的国外订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弗雷斯特电视机厂的经理认为，销售下跌主要是国外制造厂家竞争激烈，消费者需求量下降这两重原因造成的。由于资金匮乏，工厂无法添置新机器设备，质量问题严重，按期交货越来越困难。到一九七六年，澳维克公司被迫停止生产彩色电视机，关掉了四条生产线。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三洋电气公司接管时，只剩下五百名职工了。
这家工厂的电视机质量问题，起因于六年前所作的一系列设计改变。六十年代早期澳维克公司比同行旱十四个月开始生产电视机，颇为沾沾自喜。
到了六十年代末，大多数别的制造商采用晶体管的新设计，走到了澳维克公司的前面。澳维克公司急起直追，突击设计出一种晶体管和电子管组成的杂交电视。但结果并不妙，差点造不出东西来。
一位经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杂交电视机的‘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一架电视机装配完毕能开亮就是胜利了。可是电视机送到了西尔斯公司的产品陈列室，或者更糟的是到了顾客的家里就成了一块废物。西尔斯公司差不多气疯了。每当问题一发生，澳维克公司总是急匆匆派人到西尔斯公司解释一番，保证改进质量。但是根子是在设计上有毛病。杂交电视机在实验室里造上个把也许能行，可是大批量生产就行不通。”
澳维克公司一旦意识到问题出于设计上之后，便立即开始了新的突击性设计。这一次他们用了三年时间设计出一种全晶体管的电视机，质量大有改进，而且便于大批量组装。可是已经迟了，西尔斯公司对他们失去了信心，认定弗雷斯特电视机厂已不可能作为其主要供应商了。西尔斯公司建议三洋公司接管该厂。
三洋公司起先有顾虑。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终于接受了西尔斯公司的建议，工厂改名为三洋制造公司。三洋的总裁中井一说，三洋既名三个海洋，就要向世界各地发展。三洋决定来美，是因为面临美国限制彩色电视机进口的威胁。另一用意是希望和西尔斯公司拉上关系，同时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一整套电视机生产设备和雇到一批熟练工人。这将给三洋熟悉美国环境，打进美国市场提供新的机会。三洋公司创立于一九四七年。如今它在国外有三十家工厂，其中十二家生产电视机。一九七六年三洋的世界总销售额达二十亿美元。三洋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是靠其竞争力。一九七四年三洋的对手松下电气公司买下了美国摩托罗拉电视机厂。三洋公司的效法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西尔斯公司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它，三洋当然乐意为之了。
三洋制造公司于一九七七年一月正式开工。原来只剩下一条生产线的工厂一年内即增加了四条新的生产线。公司重新聘用被辞退的职工回厂。电视机的产量增加了，全厂的气氛改变了。工人原来忧心忡忡，现在则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一切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
一九六九年三洋公司与西尔斯公司达成了一项为期五年的供货协议。从一九八○年起，西尔斯公司供销美国市场电视机的百分之七十将由三洋提供。事实上，三洋制造公司生产的电视机百分之八十二都卖给了西尔斯公司，其余由三洋总公司承销。
到一九八二年，全厂职工已达二千人以上，年产彩色电视机八十万台。
九位高级经理中五位是日本人，另外有十六个日本人在厂部作其他工作。
在三洋公司接管弗雷斯特厂之后的四年里，美国电视机制造业的竞争愈演愈烈。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荷兰菲力浦公司、日本的松下公司、东芝公司、日立公司等十八家制造商，在价格、售后服务、质量保证、产品性能上展开了激烈竞争。三洋的市场份额占百分之七至八，为七大制造商之一。
三洋公司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把一个濒临破产的美国公司挽救过来的呢？
首先，三洋决定留用所有的原班人马，任命原厂负责质量管理的主管经理为新厂长。新的领导班子的第一件事是利用周未率领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大扫除。整个工厂顿时窗明几净，焕然一新。厂方将装配程序作了新的调整，使每个工人装配周期大大缩短。在产品质量方面强调防患于未然。
一位美国经理说：
“过去，产量和成本的考虑压倒质量。如果发生质量问题，我要求多添几名人手的话，车间主任就会竭力反对，因为厂方明令要降低成本。现在生产线上一发生问题，我们就马上增加入手协助，不用担心成本。”
当厂方宣布各项生产指标时，许多工人都认为高得不切实际。但由于安装了新的机器设备，规定了新的操作程序，过去要两天才发现得了的问题缩短到一小时。新的传送带和材料输送装置提高了生产速度，职工们的顾虑才逐渐打消。
生产彩色电视机改用三洋的设计。印刷线路和主要组件从三洋在大阪的工厂进口，弗雷斯特厂的质量检查员抽样检查后，发现从日本进口的零件质量不仅在容差范围内，而且恰恰在正中。检验员两星期来没有发现一件次品，钦佩之余，认为检验是在浪费时间。
三洋决定自己生产一些原来需要外购的部件。为此，厂里购进了四台现代化的高产泡沫塑料模制机，结果弗雷斯特厂不但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有余力承接定货。不久，连电视机的木外壳也自己生产了。
对于尚需外购的原件，厂方规定一律提高检验标准，实行百分之百的检验。厂里购进的装运电视机的纸板箱颜色不统一，印刷不整齐，严重变形，使日本经理惊呆了。三洋的质量检验员到纸箱制造厂交涉时，对方却回答：
“你别开玩笑，你们不需要没有缺点的箱子，我们也造不出来。即使造出来，价格也会比它们本身的价值高。”只有当三洋的质量检验员明确表示，如果情况不改变，三洋就不打算再从他们那儿购买了，对方才答应试一下。在三洋的配合下，这家纸箱厂花了一年时间终于造出了符合三洋要求的没有缺点的纸板箱。后来夏普和东芝两家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也向这家厂订了货。
纸箱厂对三洋的质量检验员感激不尽。
一九八一年三洋感到已经为应付竞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自从接管该厂以后，电视机产量增加了十倍。废次率下降到以前的四分之一。顾客满意，工厂利润稳步上升。
成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三洋的总部在日本，很少有人在美国工作的经验。接管以后，三洋成立了一个由三个美国人和三个日本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但是由于美国经理事事要等日本经理下指示，日本经理又以为美国经理应该执行他们认为本来是很明确的指示，彼此常常误会，结果不利于生产。
后来三洋索性派了一个副总裁到弗雷斯特来负责全局。
弗雷斯特厂的大多数计时工是国际电工工会会员，他们支持三洋公司接管。可是一九七九年在谈判新合同时，工人举行了二个月的罢工。厂方责备罢工使那一年营业亏损。劳资双方一直存在旧嫌。一九八二年又到了谈判合同的时候。三洋的经理非常不安，有的经理人员认为造成罢工的原因是工会不愿在日本人面前示弱。有的认为工会想分享一部分利润。也有人认为工人对某些监工不满。尽管上级推行的是日本管理法，到了下面，监工仍然是相信调论那一套的老顽固。还有的说种族矛盾是造成关系紧张的原因。
一位美国经理说：“日本人认为闹罢工差不多是自杀。三洋公司是弗雷斯特市的最大雇主，刚刚扭转亏本的局面。整个地区的经济都靠我们厂。”
三洋公司在美国的总裁中井一说：“美国工人和厂方的关系比日本工人疏远。日本工会与工厂同舟共济。除非问题实在严重，从不轻易与厂方发生对抗。日本工会和厂方一起努力，因为工人的福利与厂方的前途息息相关。
现在的任务是向美国人灌输这个概念。美国工人必须懂得，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公司的繁荣直接有关这个道理。”
中井一解释说：“由于美国情况不同，三洋无法做到完全不解雇工人。
在淡季的一月份，我们不得不像其他美国工厂一样解雇一些工人。但是解雇的人数比以前少得多。”
从好的方面来说，工人的态度比以前有所转变。例如当三洋公司试图使全年生产量保持平衡，消除产量忽少忽多跟在市场后面跑的情况时，曾得到工人的大力支持。日本经理努力打破工人和他们之间的隔阂，劳资双方定期开会。日本经理显然比美国经理更加尊重工人，更加重视工人的意见。美国人注意到日本人有一股韧劲。有的工人说：“他们从来不发号施令。可是会坚持请求你做某事，一直到你完成任务。”
到弗雷斯特来的日本人，首先发现他们来到一个陌生而令人迷惆的环境。有的人把家眷留在日本，自己住在单身宿舍里。
除了语言、文化、种族的差异外，美国的工厂管理与日本有根本的区别。
日本人发现美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中井一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工人和经理人员紧密合作。质量问题的症结在于劳资双方不存在团队精神。日本的工人和经理关系很融洽，彼此经常对话。可是美国却工人搞工人的一套，经理搞经理的一套。可以说，在这方面日本的民主概念要胜过美国。
一位日本经理发现美国工人不愿检验同事的产品。美国人似乎觉得即使同事做错了，也不应该指出来，更不消说纠正了。抱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呢？
还有一位日本经理发现，美国工厂对按时交货的态度与日本不同。
“在日本，如果按生产计划本星期的产量是一千台电视机，到期一千台准交货。如果一星期内完成不了任务，工人会加班加点完成。可是美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工人不管完成不完成本星期的生产计划，时间一到马上回家。”
美国工厂的缺勤率通常达百分之五。日本经理对此大惑不解，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因缺勤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但美国经理却视为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