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折腾后，有的日本人挖苦他说：“我们不懂美国人的工作作风，也不想懂。”
“日本人的目的是什么？”艾丽丝小姐问。
“是在不替换职工的情况下改变整个工厂的面貌。他们接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留用原厂所有的职工以安定人心。”一个同学说。
另一个同学认为，日本人的目的是提高产品质量。他们把负责质量控制的经理提升为厂长。是向全厂上下发出一个强烈信号：改进质量将是今后的首要任务。
“日本人精益求精，不满足于百分之九十五的合格率，即使废次率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他们也不满足。”
艾丽丝把同学的发言要点写在黑板上，又问：“日本人是怎么改变整个工厂的呢？”
有人说，日本人没有什么神秘，只是做好了基本功。他们把工厂打扫得一千二净，人的精神面貌自然振作了。他们的机器保养得比我们好，因而故障少了。他们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个个问题。
有人说，他们凡事先作准备，尽量消除可能发生的差错。厂里没有危机气氛。反过来，美国经理好像喜欢危机，似乎只有发生危机才能充分显示自己有本事。危机的戏剧性使美国经理感到工作有趣。他们好像从解决危机中才能得到快感。事实上危机的出现是管理失败的证明。生产管理的目标应该是无差错作业，更不应该有危机。
讨论进行得很活跃，不一会儿整个黑板就写满了。
“美国企业往往提拔那些在金融、会计、销售、法律方面有经验的人担任高级经理，而不是提拔那些有实际生产经验的人。这样就造成一种轻视制造业的心理状态。美国企业对生产现有的产品不重视，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发展新产品、包装、广告、市场营销、扩大销售网上面，忽略了根本。”
“美国经理关心他们不认识的股东，要胜过他们每天接触的工人，这事想来真奇怪。日本经理和工人的接触多，关心工人的生活，他们和工人一起分享公司的成功。”
“看来生产率跟产品质量有密切关系。废次品一少，工厂里就用不着许多质量检验员；需要返工的产品少了，工厂就不用设专人修理退回的产品，产品成本也就低了；没有次品，工人的心情舒畅了，劲头也就高了，生产就容易上去。”
“日本人有质量第一的概念，所以管理质量的人当了厂长。日本人不但对买进的原料进行百分之百的检验，还帮助供应商改进质量，跟他们建立起伙伴关系。”
说到这里，艾丽丝小姐插问：
“质量第一真的是日本人的概念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谈到日本制造的产品质量有今天的声誉，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爱德华·德明的美国人。三十多年以前，德明博士是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统计学家。他发明了一套利用统计学原理来控制产品质量的方法，可是那时美国工业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没有人要听他那一套。
一九五○年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合会邀请他去讲学。当时日本产品粗制滥造，声名狼藉。德明告诉那些听课的日本企业家说，日本工业复兴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品质量，如果他们使用他的统计学质量控制法，日本五年内就能生产出全世界最高质量的产品。德明是当时唯一对日本工业有信心的人。
因为召：时连日本人自己都没有信心。德明估计日本需要五年，可是日本只用了四年工夫就摘掉了“质量低劣”的帽子。从那时起，日本产品开始夺取世界市场，而且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德明因此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每年一度的“德明质量奖”是所有日本公司垂涎的产品质量最高荣誉奖。裕仁天皇曾授予德明圣宝勋章，以表彰他对日本经济的贡献。
德明十四点法的要点是：每一个过程不管是生产过程还是服务系统的流程，都会发生离开理想标准的偏差。利用统计学原理可以有系统地发现引起偏差的原因，加以排除。使整个过程逐步完善，达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目的。德明发现引起偏差有两种原因。其中百分之九十四属于共同原因，百分之六是特异原因。特异原因指的是工人粗心大意，或者某一批部件有毛病。
共同原因是整个系统有弊病，生产过程出现规律性的偏差。如生产丁具不台标准，车间室温不对，原料有问题等等。找出发现偏差的原因首先要监测整个过程，排除特异原因。然后借助统计学工具和图表对整个过程进行分析，重复多次直到找出产生偏差的原因为止。德明说生产第一线上的工人往往比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更了解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因此他鼓励工人提出改进过程的建议。
如今，德明的质量控制论已受到全世界的重视，请教他的企业、大学，政府机关从台湾到土耳其，从南非到法国，从墨西哥到加拿大，比比皆是。
今年八十五岁的德明博士精力旺盛，赛过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月的行踪可以遍及底特律，佛蒙恃、洛杉矾。不是参观工厂就是举行讲座，每个周末他总是返回华盛顿，在家休息。平时还抽空写书。
最后艾丽丝小姐拉下屏幕，放了一段幻灯片。幻灯片由一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考察日本和美国冷气机生产的经理学院教授制作，他发现连最差的日本工厂产品的不合格率，也比最好的美国工厂低一半。
两国汽车制造业的对比更令人咋舌。美国人原以为日本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打败后因祸得福，有机会建立新工厂，应用新技术制造汽车。这位教授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汽车制造厂在技术上比日本先进，自动化程度更高。
日本工人的工资并不比美国人低。但是制造一辆小汽车，福恃公司需要八十四个人小时，日产公司仅用五十一个人小时，造出来的汽车比美国的质量好而且便宜。汽车装配车间里两者的差别更大。日本工厂一小时可以生产一部发热器，美国工厂需要五天；日本工厂二小时可以生产一部水箱，美国工厂要五天；日本工厂一个半小时可以生产一部制动闸盘，美国工厂要三天；日本工厂生产一个保险杆只需一小时，美国工厂需要八天。
悬殊如是，原因何在？
下课时间已到。艾丽丝说这个问题也许一时解答不了，让我们自己去思考。
十 一张一弛理性决不会阻遏快乐。在抑郁不欢中间没有什么较高的道理。
——罗素上午的课在十一时三十分结束，下午的课一点钟开始。
我第一年住在宿舍里，离教室仅五分钟路，有时候我回宿舍做一些三明治，有时上克莱斯奇楼的学生食堂吃饭，那儿有正餐、小吃。快餐、熟食四个部门，中午的就餐者特别多。有时我到图书馆附近的小酒吧买一点点心，或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哈佛广场附近的餐馆吃特色午餐。这种特色午餐往往价廉物美，专门供应给中午时间有限的顾客。
学校宿舍里没有厨房，校方规定不准在宿舍里烹炊，这使我们感到很不方便。于是有的同学悄悄地买来电炉，偶尔偷偷在房里烧一顿小灶，调剂一下口味，我有时也“知法犯法”自己动手，虽则有点提心吊胆，倒也自得其乐，别有一番风味。
我住的是三人宿舍，因缺一人，故多了一间房作为客厅。邻居是I 班的同学，性格较内向，平时沉默寡言，最爱爬山游水。住在宿舍的最大好处是租金较低，上课方便。此外，宿舍是结识他班同学、进行课外活动的良好场所。可是宿舍毕竟是宿舍。早上你想多睡一会儿，邻居的闹钟却将你吵醒。
有的同学习惯于清晨工作，五点钟就起身准备功课，需要闹钟；有的同学晚上学习到深夜，早上起来也需要闹钟。这样从早上五点到七点，闹钟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有时邻居在专心准备明天的功课，你却想轻松一下听听音乐；你想安静一会儿，清洁工又来打扫了。特别是我下午午睡时，更不堪其喧宾夺主之苦。午睡其实是很合理的。睡眠像工作一样，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效率，午睡醒了，一日之中等于有了两个清晨。偶尔，夜里还发生莫名其妙的火警，每回都是虚惊一场。住在宿舍里，邻居能互相体谅、互相容忍倒罢，否则生活上的小摩擦，会使你学习分心。
尽管如此，宿舍还是供不应求。事实上整个坎布里奇地区的住房都很紧张，我的宿舍还是我在英国时申请的，宿舍的租约一律以九个月为期，学生暑假期间不能住在宿舍里。
从二月份开始，许多同学就要为下一学年的住房张罗了，我打算第二学年换一下环境，住到河对岸的皮宝地公寓里去。皮宝地公寓不属于经理学院，是哈佛大学的产业，每年申请的人更多。哈佛大学供给师生租赁的房屋并不多，哈佛住房办公室给同学的房屋申请表上有三个选择，我三项统统填了皮宝地公寓，早早交上去排队。当然你不必非住哈佛的房子不可，但是要找到一处在各方面满意的私人出租房屋，就免不了一场辛苦的奔波。
找工作也从二月份开始。一年级学生夏天的工作比毕业以后的工作难找，夏天需要人手的公司一般不多，短短三个月也许只够得上你熟悉一个公司的环境，当聘用你的公司能真正派你用场的时候，你差不多得回哈佛了。
所以从聘用你的公司来看，你所能贡献的似乎很有限。
暑假工作是我们实际运用一年级学到的各种知识的一个良好机会，而且我们也能借此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
① 罗素（1872—1970）， 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1920 年到中国讲学，颇得好评。他在政治上极端注重个人作用，在哲学上主张新实在论，提倡科学方法与逻辑分析。与怀特海合著之《数学原理》是二十世纪划时代的逻辑学巨著。
为了不影响一年级学生的学习，校方规定一年级学生找工作从二月份才能开始，所有的谋职面试都应在课外进行，不能影响上课。作为唯一的中国大陆学生，我虽然有点奇货可居，可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写了不少求职信。
找工作给了我们一个旅行的好机会。如果有公司邀请你上他们那儿去，他们一定会负担一切费用，不管最后结果如何，你已经捞着一个机会旅游了。
遇上这种好机会，谁都高兴。四月初学校放春假，我应华盛顿的一家贸易公司之邀，前去面试。
华府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四月，春光明媚，是游览的最好时光，樱花盛开，更替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妖烧。华府市容异常整洁，新盖的高楼大厦，多为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常驻京城的院外活动机构的说客办公的地方。华府的居民大都是政府雇员，文化修养程度较高。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个性，华府的气氛近似伦敦，与纽约那种弥漫的不安全感不可相提并论。我除了参观白宫、国会、五角大楼、林肯纪念塔、博物馆等市内著名建筑物外，还瞻仰了弗吉尼亚州的乔治·华盛顿故居。华盛顿的庄园，若按今天的标准来评比，可说是豪富。华盛顿抛弃了宁静优裕的田园生活，投身美国独立革命，没有一股理想主义的勇气和远见是难以想象的。
忙碌一阵的结果，华盛顿的那家贸易公司没有聘请我。提出的原因是他们太忙没有时间培训我。欲加之“拒”，何患无辞！我决定夏天上纽约的一家公司当三个月的管理咨询。纽约是一个我愿意尝新的城市，咨询工作也很新鲜。双重的新鲜，使我倍感兴奋。
咨询工作除了重视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以外，很讲究文才。口才和耳才。
勿庸赘言，这三才在今天的社会，是决定生活优劣与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
为此，经理学院一年级设有一门写作讲演课，给我们班上课的是一个名叫南茜的女诗人。这门课有三个内容：开始的时候是作文。南茜让同学从文章的逻辑、结构、文体、语气和文字技巧这五方面互相批改作文；第二个内容是演说评比。南茜把全班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作演说评比。我们小组发挥团队精神，配合默契，谁执笔，谁开场，谁结尾，谁操作幻灯机，谁口答问题，都作了精心的准备，因此效果很好；第三个内容是个人演讲。
在演讲前两周，南茜给每个同学布置一道课题，如：斯但福大学的募捐活动，凯洛格公司的婴儿食品，西雅图公共电视台的秋季广播节目计划等。内容任由我们选择，演讲提纲在一周前交给南茜。我拿到的题目是：“一九六○——一九七○年的美国国际纸张公司”。
这次的讲演以十人为一组进行评比，根据讲演的内容和方式分优、良、中、差四等，演讲完毕，还要回答听众提问。
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任何一篇成功的讲演都是娱乐性。教育性和说服力的三结合，一开头就要抓住听众的兴趣，然后自然地过渡到正文。讲演时要发音清晰，咬字准确，神态自然，更重要的是通过眼睛与听众接触，用一举一动的体表语言来掌握听众的情绪，加强演说的效果。
为了短短一刻钟的演说，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对着镜子排练了好几回，可是讲演的时候心里还是慌张，眼睛不住地滑到手中的笔记本上。令人欣慰的是事后在观摩录像带播放时，发觉自己的语速、姿势比想象中的好，而且回答听众提问也处理得不错。答问比演讲更难。回答听众问题需要反应迅速，差不多像即席演说。说是一种技巧，听也是一种技巧，听的技巧往往没有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演讲有点像做戏，哈佛学生做戏的本领却远不止于演讲。四月初是经理学院一年一度的传统演剧节，这个传统从一九七四年起至今，年年不断。每年经理学院的同学自编自导自演一场音乐讽刺喜剧，以歌舞为主，音乐借用流行歌曲的曲调重新填词。
今年的音乐喜剧叫《查尔斯河旁的莫斯科》。执笔的五个同学有三人是我们H 班的。剧情梗概是：苏联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奉命设法使苏联的经济增长像美国一样快。但是他们不愿采纳波士顿咨询公司卖掉波兰买进加拿大的建议。经济计划委员会成员亚妮西施潜伏在哈佛经理学院担任副教授，最近被提拔为市场营销系主任。她阴谋利用一年级同学暑假在零售商店工作的机会，借刀杀人破坏美国全国的消费品经济。一位教授和一个学生识破了她的伪装，决心不让她得逞。
一百五十名同学参加了今年的演出。哈佛园内多才多艺的同学真不少。
就拿我班来说，有设计舞蹈的卡琴斯基，吹双簧管的希斯等。演出只排练了十天，却具有专业水平。《查尔斯河旁的莫斯科》在校内演了四场后又上纽约为校友表演。因为纽约是哈佛经理学院校友最集中的地方。演出的晚上不少家住费城、巴尔的摩和哈特福德的校友专程赶到纽约观看。美国广播公司在《美国，你早》电视节目里特地作了介绍。
这出戏借题发挥，有许多只有我们知情者才能会意的妙笔。幽默的台词、含蓄的讥讽、带刺的影射，引起了一阵阵笑声。嘲笑的对象不仅有校长、教授，也有我们自己。我们为经理学院感到自豪，也敢于嘲笑它，敢于嘲笑我们自己，这出戏就是一种幽默的自我写照。
四月中旬全体一年级同学参加了为时一周的“管理模拟竞赛”。每个班分成几组，每组是一个公司，每个组员分别担任生产、会计、销售、金融、人事等职务。演习的第一步，要求各公司就产品的价格、品种、是否发行股票、筹措资金等八个问题作出决定。电脑根据各公司的输入，作出决定，然后公布各公司所处的竞争地位。各个公司再随机应变，走下一步棋，直到演习结束。整个演习由专门指定的教授监督，每个公司的管理班子需定时向由教授组成的董事会汇报工作。这次游戏使我们有机会运用第一年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来管理企业。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单位的各种决定都是互相关联的，而每个公司的决定也互为影响。管理模拟竞赛加深了我们对整体规划、综合决策的重要性的认识。
游戏不仅在于输赢，更重要的是通过有趣的活动使学过的知识更加巩固。不过不是每个同学都把这次的演习认认真真当一回事的。到了这时，大家早已习惯了经理学院的生活，特别是一年级下学期期中考试以后，绝大多数同学都用不着担心触网。大可以轻松一下了。经理学院有运动场、健身房、跑道，还有十四个网球场，先来先打，凡哈佛学生部可以免费使用。学校对面的大学室内游泳池，每天免费开放到晚上九时，我午睡后总是约个把同学上那儿去。我还不时地到查尔斯河对岸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向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借些书来消遣。
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他的中文名字是梁启超之于梁思成教授送的。费氏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三十年代费正清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又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在哈佛大学创设了中国研究一课。一九五五年起担任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直到一九七九年退休。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九年曾两度重访中国。这位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我见到时他已七十六岁。他精神奕奕，口若悬河，谈锋机智幽默，一点没有权威的架子，特别爱和年轻人交谈。费教授同我谈到三十年代的中国没有很好地解决土地改革问题。日本侵华战争更破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邓小平及其同事正在做应该做的事，但是现代化理论在物质方面强而在文化方面弱。他认为，近百年来，中国吸收的西方技术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好。历史可以是负担，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障碍。他说，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经济特区的出现正在使中国社会走向多元化，如果个人自由在中国不能得到更大的机会，现代化的实现则可能成问题。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分中文部、日文部、朝鲜文部、满蒙藏文和西文部。以中文藏书最丰，有古典、宗教、美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类图书近四十万册；还有三千多种主要的中文专业杂志、学术刊物、大学学报和普通杂志，一百几十种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出版的中文报纸。燕京图书馆珍藏着宋版的扬雄《法言》和明《永乐大典》的部分原槁。从三十年代的《故宫周刊》到我小时候订阅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从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到傅雷的名译仁勺翰·克利斯朵夫》，收罗齐全；此外还搜集了七百多种“文革”期内出版的红卫兵报纸。燕京图书馆跟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一样，学生可以进入书库自由翻阅。看到那么多心爱的书，我仿佛见到了老朋友，常常会在那里呆上一个下午，乐不思返。有些美妙的东西，没有相当的寂寞就不能充分地享受。每次离开图书馆时我总留心一下门口的布告栏。上面经常有与中国有关的电影、演剧、讲座、聚会的通知。
十一 国策论一个无法改革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
——伯克一九八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了。虽然美国不庆祝这一节日，我班教室里却有着一种异样的节日气氛。墙上贴着斧头和镰刀的宣传画，久违的列宁像挂在教室正中。
原来经理学院有二十来个一年级同学利用春假访问了苏联，他们访苏的目的和我去华府的目的不消说是两码事。他们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里加等地，参观了百事可乐公司在苏联的工厂，一家白兰地酒厂，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苏联政府的经济部门。还会见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发现苏联到处有排队现象，商品质量差，供应紧张，机械化程度低，外币黑市活跃。美国大使馆代办告诉他们，由于多年来的宣传配合秘密警察的镇压，苏联目前的政权非常稳定。
这些同学去苏联的一个侧面原因是，经理学院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很少。关于苏联的实例一个也没有。尽管苏联和美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苏联资源丰富，领土广阔，地跨欧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市场。苏联是美国粮食最大的主顾之一。有的同学提出：正因为苏联是一个封闭社会，信息交流困难，所以更需要设法了解他们。例如为什么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推行了几十年还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七十年仍比“日薄西山”的美国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些什么实绩和影响？苏联工会有什么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内容如何？等等。
一年级的“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一课综合了经济、政治、历史、金融、法律、商业政策等学科的知识，研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不仅有美国，也有西欧、中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国的实例。时间范围上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下至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
教师要我们从总统助理。国会议员、财政部长、外贸部长等政府高级官员的角度出发，研究各国的国策。由于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我们既能比较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几个国家的国策，又能纵观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国策。
这门课程从经济实绩、历史环境和国家战略三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各大国的国策。
经济实绩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否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经济实绩的内容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生产值、就业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率、通货膨胀率、对外贸易顺逆差、外汇储备量等。将两个国家同一时期的经济实绩相比较，又对照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成就，得出的结论是颇有启发性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绩受到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政府体制、工商金融组织、劳工素质、文化水平是重要的内在因素。政治结盟、贸易协定、国际经济组织、货币汇兑率、相对的实力地位，是重要的外在因素。
然而，对国民经济发生最大作用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是政策制定者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1），英国政论家。悯辞令，擅文学。曾仟罗京汉首相秘书。著有《法国革命感想录》等。
的经济与非经济的目标。每个国家无不希望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关键是这个国家制定怎样的经济建设计划，采取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政治上是追求民主还是实行独裁？发展经济是通过市场调节还是靠行政命令？对外是开放交流还是闭关自守？一个政府的官样文章可能与其实际行动背道而驰的。
此外，政策制定者的素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门课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日本的国策。
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短时期内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工业先进国，它的经济奇迹震动了美国。哈佛经理学院有关日本的实例占很大的比重，特别反映在这门国际政治经济课上。我们发现，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抛弃了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日本当权者认识到日本有一亿人口，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发挥所谓比较优势，即发展劳工密集的工业的话，日本将永远摆脱不了亚洲型的萧条和贫穷。如果把技术、资本和熟练劳工动员起来，有选择地发展某些工业，那么日本就能力自己创造竞争优势。唯一的道路是重视人才、发展科技。日本决定优先发展钢铁、炼油、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电脑和机器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初一看，这似乎违反了经济学常理，但从长远上看，这些恰恰是需求量大，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能迅速提高，生产成本能不断降低的工业。要把日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欧美的标准，非得有这类工业不可。
尽管日本在科技发明上迄今相当有限，但在应用科技发明的成果上却很成功。例如半导体本是美国的发明，但新力公司把它应用到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产品上，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成功。现代企业管理、质量控制、顾客至上本来是从美国学来的，日本却青出于蓝胜于蓝，超过了美国。
日本的电子、机床、机器人工业发达的另一个原因是环境造成的。蕞尔岛国的地理因素造成日本人一切喜欢小巧轻便的心理，这种心理促进日本的企业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日本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领先，但是领先的领域正是适应社会心理环境需要的结果。
战后，日本的经济崩溃，但是明治维新为日本教育打下的基础，并没有瓦解。由于和西方先进工业国隔绝了十多年，日本的生产手段完全过时，因祸得福的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用担心国防了。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展，视日本为战略要地，主观上希望日本经济强大，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制度、企业结构、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接待了数以百计的日本考察团，对于日本的只出不进的贸易政策，以及某些违反国际贸易惯例的作法，也长期予以容忍。
战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给日本的政治带来了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民主选举，执政党与选民有一致的目标，官商得以合作，大学、政府、工商企业三位一体，同心协力，为发展经济而努力。日本的通产省是经理学院学生非常熟悉的名字，因为通产省在制定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中，起了非同小可的领航作用。通产省的官员来自日本最优秀的大学，其中不仅有技术专家，还有精谙法律和经济的管理人才。他们的职责是决定日本需要发展哪些工业，用什么手段迅速地发展这些工业。日本虽然名义上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可是为了贯彻工业政策，政府不时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干预性行动。任何公司也不敢忽视政府的“行政性指导”。日本政府意识到国家过分控制将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无效率等弊病，所以通产省鼓励日本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许，日本的经济成就不能仅仅用经济政策的成功来解释。在谈到日本成功的原因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经济学教授森岛道夫，曾说日本向来对中国抱有一种民族自卑感。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地大物博，人丁兴旺，一海之隔的日本与之相比，不免自惭形秽。这种自卑感转化成一种非要胜过中国不可的集体意识，难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国策一直以中国为对手。
我看到过日本中小学课本里有关中国的介绍是十分详细的。经理学院的一位日本同学甚至能背诵唐诗。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民族自卑感对后来日本经济奇迹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综观一百多年的历史，日本确实保持着某一种一贯性。明治维新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侵华战争的目标是建立以“大日本帝国”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次大战后，日本成为军事强国的梦想破灭了，于是经济强国就成了日本的奋斗目标。
日本的经验证明，相对竞争优势是能够通过人为的制定计划，有意识地创造而取得的。日本把传统的经济理论真正搞活日美两国的贸易逆差的鸿沟不断扩大。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向日本出口的最大三宗商品为玉米、大豆和煤。
而日本向美国出口的最大三宗商品为汽车、卡车和电视录像机。一个国家以原料和粮食向另一个国家交换工业产品，照克莱斯勒公司总裁艾科卡看，是典型的殖民地贸易，难怪他到处大声疾呼，企图“唤醒民众”。
汽车大工亨利·福特的国家无法在汽车工业上与人竞争；石油大工洛克菲勒的国家出现能源问题；钢铁大王卡尼基的国家难于在钢铁工业上与人争一日之长短；发明大王爱迪生的国家却从国外进口大部分电视机、录像机、收音机。为什么出现这种令人哀叹的局面呢？我们上课时进行了热烈讨论。
或许因为我们班上没有日本学生，同学们不加掩饰地对日本表示轻蔑和反感。有的同学认为四十年来，日本处心积虑地建立了一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因而要打进日本市场就很困难；有的同学指责日本忘恩负义。寡廉鲜耻，要日本自己负担国防；有的同学认为日本既然阳奉阴违，不择手段地刺激出口、刁难进口，我们就应该抵制日货；也有人说这与美国自己缺乏国策不无关系。美国信奉的自由贸易在现今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自由贸易不能靠美国一厢情愿。
轮到我发言时，我提出美国和日本无论在历史、文化和心理上。还是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上都不同，这种区别表现在美国重视形式、日本重视实质。美国关心的是一件事在手续上、在技术细节上是否符合法律和规章条例，而日本关心的是实质性结果是否符合其工业政策，形式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这种区别不仅反映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上。
因而美国和日本无论达成什么原则上的谅解，到头来只会是一纸空文。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将宏观与微观政策密切结合，一方面确定与日本的贸易原则，另一方面订出具体的计划，让日本定时定量甚至定类地扩大进口。光定下原则，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吃亏的终将是美国。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艾科卡振振有词地指责日本，在开放国内市场上口是心非，官商勾结，阴一套，阳一套，只道出了问题的一面。美国产品要在日本取得成功，制造商必须了解日本消费者的心理，例如美国的汽车体型大，日本人一般不习惯。产品质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日本汽车的售价虽比美国汽车高，而销路仍好，原因是顾客认为日制汽车质量高。美国凡买车者都参考《消费者报告》月刊。该杂志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对美国市场上各种商品从牙膏之微到汽车之巨均一一加以评比，按其质量优劣分门别类。美国所有的报刊杂志都靠广告维持营业，唯独这份杂志为了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不登任何广告。《消费者报告》每年要评比几十种新问世的小汽车。近几年来向读者推荐的都是丰田、日产、本田等日制汽车和大众。平治等德制汽车；即使旧汽车，推荐的也大多数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对美国厂家生产的一些汽车、该杂志却要读者避免选择。由此可见，美国工业岂不应在质量上好好下一番工夫吗？
我们转而议论美国国内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成为债务国。目前美国的外债高达二千亿美元，主要祸因是联邦政府经年累月地入不敷出；美国国债从一九八○年的一万亿美元已翻了一番，变成一九八六年的二万一千亿美元。
美国人仿佛债多不愁，债台越高，消费越大。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已从一九八○年的一万二千亿美元，膨胀到一九八六年的二万二千亿。虽然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纳税后个人可用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可是消费者债务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他们不爱储蓄爱消费的习惯积习成瘾，难以革除。
因此只好用寅吃卯粮的方式维持高生活水平。美国人购买的进口货超过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货。美国的贸易逆差一九八五年为一千六百亿美元。一九八六年为一千七百亿，特别是对日贸易从一九六五年以来江河日下，年年逆差有增无减。
美国的国债己不只是自家人欠自家人了。过去是别国欠美国，如今是美国欠别国。外债从根本上说，意味着美国国民财富的减少。
面对衰落中的美国制造业，有人天真地认为，这样一来美国反倒落得干净一些，大家都可以到没有污染的劳务性行业或高技术工业去找工作。殊不知离开了制造业，高技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市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技术如果不能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去，岂下成了昂贵的玩具了吗？即使劳务性行业越来越重要，工农业仍是国计民生的基础。
美国的一些劳务性行业，如银行金融业，其利息收入固然可观，而且填补了不少贸易逆差，但是它们的收入来源是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这怎么能令人放心呢？
美国的贸易赤字，用美元比值过高，贸易伙伴玩弄不正当的手法来解释，只能说明一部分原因。事实上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从六十年代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我们在讨论时谈到美国企业经理关心的首先是利润，而不是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赶超竞争对手的技术，如何使顾客满意。华尔街急功近利的作风，给企业造成压力。如果企业不在短时期赢利，就有被“企业劫掠者”收购的危险。股东分不到股息就不满意，总经理就有丢职之虞。因此即使企业经理人员明明知道生产设备应该更新，他们也不愿作长远性战略投资，哪怕是有远见的经理也受到很大压力，被迫舍本逐未，拚命提高短期利润。在美国，许多企业的投资者和管理人员不晃一家人，经理人员的奖金数取决于企业的每年营利。这种现象促使后者产生乘在职期间捞一把的心理。要改变这种局面，非一朝一夕之功，如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则有朝一日美国会变成外国公司的加工场。
日本的工业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在不损失效率的条件下，企业间以合作取代竞争。衡量一个日本企业的成功不是短期利润，而是这个企业保持全员就业，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展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实绩。
所谓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在自由公平的市场条件下，生产出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包括服务），同时保持或提高其公民实际收入的能力。
关于如何恢复美国的竞争力，重振美国工业，目前有两派意见。这两派意见也反映到经理学院里来。例如教我们国际经济学的教授是工业政策派，而教商业政策的教授则是反对派。
主张美国采取工业政策的人士认为，十八世纪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英国得力于工业革命而所向无敌。可是今天的经济地平线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国政府目前都积极采取措施支持本国公司在国际上竞争，美国本应起而效之，但里根政府一个心眼地相信自由经济的教条。尽管政府是国防工业、医疗工业的大主顾，是衣产品的大买主；尽管政府担保外债，制定税务政策，但是美国没有一个全面的经济战略，盲目地信奉自由经济，只能是误国误民，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这派人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政府的能量大于私人企业。美国企业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在政治上有组织的国外企业竞争，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结成伙伴关系的时候了。美国十九世纪末的反托拉斯法的确打破了少数几个大公司对市场的垄断，促进了自由竞争，使美国工业日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此法案在今天已成为阻碍美国企业互相合作，共同与国外大企业竞争的绊脚石。
他们主张美国采取明确的措施支持出口，保护美国市场不受那些执行有效的工业政策的国家任意入侵；美国的政府、企业、劳工、金融界、学术界应通力合作制定美国的工业政策。决定重点发展的目标，扶植新生工业，保护虽已成熟老化但有战略意义的工业；政府要利用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工具鼓励科研。鼓励企业为实现生产现代化而投资，要采取措施避免企业间不必要的竞争，避免搞重复的科研；美国要保持竞争优势只有集中大量的资源，选择最有前途的工业大力发展；技术革新一定要以大量的资本为后盾，制造设备和企业组织结构要紧跟上去，密切配合，技术革新才能真正发挥威力；工业政策应该保护的不是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行业”，而是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弱小工业，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减少他们在新生时期的风险，直到羽毛丰满，能独立竞争；自由贸易不等于任其自流；支持弱小的新兴工业不是抑制竞争，而是促进公平的竞争；政府要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改进教育制度，提高教育质量应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以确保明天的劳动大军掌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技术；奖学金应用于鼓励学生学习科学、数学和外语；政府还应制定法规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总之，他们主张政府必须集中努力帮助受到外来威胁最大的制造业。
反对派认为，这样一来，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将受到威胁，他们举出苏联计划经济实绩可怜，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化政策收效微小，说明工业政策行不通。他们担心政府的工业政策会受政治权宜之计的左右；有选择地支持某些工业不啻于变相津贴那些没有效率的工业；此外，怎么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合理，也是一个问题。
我想，在美国实现一项全面系统的工业政策，一定困难重重。我发现美国人对政府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这也许是当年不信任英国圣工会的新教徒带到新大陆来的怀疑心理的后遗症吧。一般美国人的看法是政府机关效率低，工作人员素质不及私营企业。经理学院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曾在政府机构里工作过，也很少有人毕业后愿去政府部门工作。尽管里根总统威信很高，一般企业对政府仍采取消极态度，与政府关系疏远。
看来美国要对付外来竞争，恐怕先要从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全面合作关系着手。
十二 纽约的夏天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傅玄五月下旬，第一学年下学期的期终考试结束，我们大家立即奔赴夏天的工作岗位。去纽约的同学比别的地方都多，因为纽约地区经济发达，工作机会多。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班机差不多每小时有一班，甚至几班，即使将两地来去机场的时间计算在内，也只需两个多小时。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矗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是新移民的希望的象征。纽约是一个岛城，它的五个行政区为曼哈顿岛、斯泰顿岛、长岛西部的皇后区和布碌仑区，以及纽约州南端的布朗士区。
谈起纽约，我们都知道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百老汇大街有驰名全球的剧院，麦迪逊大街是美国广告业的心脏，公园大街的豪华公寓，世界贸易中心的摩天楼，第五街的奢华时髦的商店，下城的华埠和上城的哈莱姆，都集中在曼哈顿。因此，谈到纽约，我们无意中指的是曼哈顿，至于其他几个区，不过是曼哈顿的“卧室”。
大多数公司设在曼哈顿，如果你不住在曼哈顿，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铁。乘地铁别有一番滋味，走进昏暗不明的地铁车站时，得小心别踏到睡在过道里的无家可归者身上。到了车站里面，一股臭味扑鼻而来，铁轨两旁厚厚的污垢和垃圾仿佛有一个世纪没有清除过。纽约的地铁已届百年，积重难返矣，抬起头来迎面墙上涂满了幽默话、下流话、政治口号、广告乃至痴人梦吃。不少列车陈旧破损，里里外外全被涂鸦，甚至车厢内的天花板也不能幸免，其铺天盖地之势，有点叫人透不过气来。大多数乘客毫无表情，这情景他们大概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作案者”多用黑漆喷写，很难擦净。纽约市曾花了几十万美元清除这些污染，但刚一清除，成群的“作案分子”便重新出动，结果清洁运动只好以失败而告终。清晨乘坐这样的列车去上班。无论是精神多么振奋的人，也不由得沉静下来。有人将这些蓄意制造精神污染者誉为“大众艺术家”，不仅是对艺术的不恭，对民众也是一种侮辱。
我在曼哈顿中区的西部租了一间公寓，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总算逃避了乘地铁的活受罪。
聘我担任咨询的是一家化学公司，在中国大陆有一合营企业，经过几年艰巨的谈判，这家公司满以为合同签订后万事便会大吉，却没料到麻烦便开始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对我说，存在的问题井非语言上的障碍，而是在基本认识方面的差距与基本经营思想上的分歧。合营公司成立以来的一年多一直在赔本，他不懂，为什么原料非要配给，合营企业自己却不能采购？为什么原料质量不稳定，供应也成问题？为什么国内有需要，向国内用户销售却受到种种限制，而使用的设备却要靠进口？为什么部分企业人员素质低，但合营企业不能自由聘用和辞退雇员？为什么合营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工人得上交一部分，而影响其劳动积极性？为什么来美培训人员中夹有与业务无关的政治干部？为什么中国决策机构互相踢皮球而不是精诚团结，互相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