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课程你很感兴趣，你分析实例得心应手，也许说明你可以考虑类似的工作；有的课程你觉得沉闷乏味，视为畏途，也许你就应该回避这类工作。
到了二年级，如果对自己要干什么还不清楚，可以找MBA 咨询服务处的心理学家请教。除了帮助择业以外，该服务处还帮助同学克服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心理障碍，如上课发言有困难，不适应实例教学法，注意力不集中，考试怯场，以及MBA 课程的压力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困难。据说每年有六百多位同学登门求教。我虽从未问津，却不是因为我小视心理学，而是出于对心理学的天生兴趣，当了自己的心理学医生。
谋职的第二步是写个人简历。哈佛择业办公室专门准备了《学生简历撰写指南》。简历列举自己的背景、经历、成就、兴趣、特长，力求用词简练、准确、鲜明。经理学院崇尚实于，择业办公室特地挑选了一百五十个“行动”
词供学生采用。为避免歧视，保证就业机会均等，哈佛不准学生在简历中提年龄、出生地、宗教信仰、性别、种族、肤色、国籍、残疾，不准夹照片。
个人简历可以说是一份自我广告，尽管单靠风格和语言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一份马虎的简历很可能使学生丧失中意的工作。择业办公室还组织了帮助同学撰写简历的写作班子。我的简历除请写作班子过目外，又征求了教授和同学的意见，反复推敲了一番才定稿。
简历可由哈佛负责印刷，也可在校外自找人印。每位同学的简历印五百份，其中四百份由择业办公室装订成《学生简历册》，出售给有意来我校招聘的公司。
从九月份起，各公司就陆续派员来校游说，往往是总裁亲自出马，随员中一定少不了经理学院的校友。这些公司在豪华的酒店竟相举行招待会，有的在开会前向每个出席的同学赠送礼品；有的邀请小批同学与公司头面人物聚餐。一个MBA 学生往往有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竞相争取。
学校的职业咨询服务处每周出版职业通讯简报。该处各有一千三百多家公司的背景材料、年度报告、报章摘要、招聘职称及其他有关资料，还按行业、职称、地区、工作内容将各公司分门别类。咨询服务处备有大量录音录像带，为同学熟悉某公司某项工作提供进一步的感性知识，并公布各行业各职称的工资标准，让同学谈判时心中有数。此外，经理学院还将历届MBA 毕业生按公司汇编成册，应届毕业生可直接向一万多名校友打听情况，征求意见。学生会和各专业俱乐部还举办专题讨论会，邀请三四年前毕业的校友来校现身说法，介绍他们在各行各业的经历和成就，如何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经理学院自己也参加招聘，且是最大的雇主之一。
美国二十多所重点管理学校公认，哈佛经理学院为学生谋职提供的服务，是全美大学中最先进最全面的。
二年级的功课不比一年级轻，谋职的压力使生活更加紧张，但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紧张，写求职信，面谈、出访，都要在课余进行。万不得已，才顾此失彼。
如果当天的日程表有谋职约会的话，出门前就得按一套不成文的衣冠法打扮一番，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去赴约，会引起对方怀疑你谋职的诚意。在谋职的高潮期间，课堂上每天总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衣冠楚楚。
平常穿戴鲜艳的女同学到了这天，往往像男同学一样，穿上深色的服装，耳环、项链是唯一的女性标志，女生的这种打份几乎千篇一律，就像制服差不多，来校招聘的女校友亦是如此。
关于这个现象，我们曾有机会在上“零售学”时讨论了一个实例。由于女性解放，进入经理阶层的女子逐渐增加，许多职业妇女不约而同地穿上男装。但一般百货公司和妇女服装商店没有专柜经售妇女的职业装，于是有人开了专为女性经理服务的服装店，想乘机捞一把。实例文后还附有预期销售量的统计数字，显示这是一个有厚利可图的市场。
我当时发言说，在女子解放的今天，出现这种女着男装的现象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它反映了女性希望归宿男性的世界。经理阶层本来是男性世界，女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向男人投降，靠男装为自己壮胆，实际上掩饰了一种内在的不安全感，有点欲盖弥彰。如果女子真的有自信心，有才能，她们没有必要在服装上向男性靠拢。反之，再男性化的服装也无法掩饰自信的缺乏。
我举出英国首相撒切尔，美国前副总统竞选人弗拉萝，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柯尔帕待丽克等人，她们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然而却从来没有穿过男装，也许今天热衷男装的女士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实例中，那个靠向女雅皮士推销男装的如意算盘可能落空。
我的发言招来了身着男装的丽莎的反对，她振振有词地宣称她不是向男人投降，而是在行使自由意志。可是坐在我旁边的伊芬非但赞同我的观点，而且说自己穿上男装的动机是希望抹去自己的女性，使自己在顽固的男性世界里表现得像男人一样。她承认这种现象与妇女解放有矛盾。
一月份开始，谋职过程进入持续三个月的高潮，这是一个巡回演出，巡回赴宴，巡回旅行的季节。
招聘面谈有两种。一种是开放性，公司代表约定来校时间，人人可以去谈，不用事先联系。一种是封闭性，是对方收到同学的求职信和简历后决定面试的。职业咨询服务处准备了大量招聘人员在面试时常问的问题，还举行示范表演和放映面试录像带，帮助我们作面谈的准备。
找工作中，我们既是卖方又是买方。买比卖更重要，因为一旦找到的是不适合你的工作，你被迫辞职时更痛苦的不是雇主，而是你自己。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宁可挑剔一些，越了解招聘公司的情况越好，只有知道对方的需要，才能决定自己有什么特长可以贡献，以及将来的工作环境是不是令人愉快。可是谈的 公司越多，准备工作就越难面面俱到。
我向几十家公司发了求职信，有的同学甚至发了一百几十封。一天上课完毕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信箱，我从不指望封封信都落实，所以拆开信封凡有“很抱歉”字样的信，一律不卒读，有的同学还把这种信贴在大门上“祛邪”。回到房里打开亮着绿色信号灯的电话录音机，上面留下的通常是某公司愿意约见的口信，有时一天要谈好几家，的确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回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在约见前半小时匆匆赶到资料室查阅该公司的背景材料，强记一通后即披挂上阵。有的同学由于约会太多，以致面谈时张冠李戴，闹出笑话来。
虽然大多数同学一开始采取万箭齐发的战略，可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毕竟需要高明的口才和可靠的记忆力，故作姿态的表演即使混过了一二次面试，几次以后总要原形毕露，对方仍会察觉。再高明的口才也代替不了情发于中的诚意。诚意只能来自你对所谋工作的真正兴趣，问题不在于你拿到几份聘书，而是你是否拿到那份你最向往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常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次面谈一般只有半小时，这半小时里，你的任务是充分表现自己，而最初的几分钟特别重要，握手的方式，视线的接触，紧张的程度，外形仪表，都是表现一个人的无声语言。“第一面印象”在整个面谈过程中或得到加强，或削弱或保持下变。。
无论你能力多强，只要对方认为你对所谋工作的兴趣不大，他就不会聘用你。招聘者首先要确定是否喜欢你作他将来的同事，所以谈话一开始，彼此合不合得来，势必攸关全局。
应聘者心理紧张，其实招聘者也紧张。有的招聘者对自己的问话技巧信心不足，不知问什么好，有的对判断应聘者的性格没有把握，唯恐雇错人，因而你自己一定要显得充满信心。如果对方局促不安，你就要主动一些，谈点家常话，使对方轻松。你也许不得不暗暗地控制局面，做到这一点，事先得有充分准备。就像打网球一样，你不必老是被动防守，而要伺机主动发球。
对方需要了解你，你也需要了解对方。你提问题的质量很重要，问号是使对方开口的百宝匙，问什么要胸有成竹。有关工资、工作单位的风气，领导的作风等微妙的问题，如何提法就看你老练不老练，圆通不圆通了。这也是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类是理智的动物，但更是情感的动物，能够操纵情感的人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应征工作的面试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单凭职业能力被聘用的。你的态度要自然、诚恳、稳重、温雅，要充满自信而不骄矜，要轻松幽默又热情坚定；既不轻佻又不僵硬，既不散漫又不拘束。
招雇者的能力有大小，一般来说，使用的策略不外三种。
一、高压性面试。此时对方出题难，问话直截了当，观察你如何应付压力，你就要保持镇静，沉着应对。我在纽约和一家大商业银行的人事部主任面试时，即发生过这种情况。对方始终板着脸，我也不苟言笑，从容答话，有时还反诘几句。但我很讨厌这一套，终于觉得不值得为“五斗米折腰”。
二、间接性面试。此时对方往往让你自由发挥，你准备得越充分越有利。
对方观察的是你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观察你如何处理捉摸不定的场面。你不必侈谈自己的经历，但要以自己的性格、才干和取得的成就，向对方表明你能胜任愉快。
三、结构性面试。此时对方事先准备好问题，你的回答要力求生动有趣，不同凡响。
大多数面试是一种或几种策略的混合使用，有时你得提防一些非常规问题的袭击。如一家公司的来人问同学：“如果你被迫在荒岛上呆上一个月，允许你带三本书和三张唱片的话，你打算带哪些书和唱片？”另一家公司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在驾驶一辆只有两个座位的汽车，遇到三个行人都需要搭车，其中一个是你的上司，一个是拄着拐杖的老太太，还有一个是很有吸引力的异性。你怎么办？”有的同学回答说让老太太上车，因为她最需要帮助；有的同学提议让上司开车送老太太，自己则陪那位漂亮的异性步行。
每次面谈后，聪明的作法是写一信给对方表示感谢，既让对方知道你重视他们，又提醒对方不要忘了你。
哈佛学生总务委员会如发现来校招聘的公司因种族、性别、肤色、信仰等歧视同学，就会促请校方制裁违反规定的公司，它有可能被取消第二年来哈佛招聘的权利。
第一次面谈如果成功，对方将邀请你到公司所在地作一日游，会见公司其他要员，进行第二轮面试，以便彼此加深了解，而且更多的是你了解对方。
这也是一个旅行的好机会。我曾利用这种机会访问了旧金山、洛杉矾、布法罗、费城，甚至在二年级春假期间还去了瑞典。
一旦对方看中了你，“求爱”攻势就开始了，请吃饭成了惯例，平时对方还会找各种借口打电话给你。
“你还需要了解些什么？”
“你还要见我们公司的谁吗？”
“你要我们最新的年度报告吗？”
“哈佛和耶鲁的足球赛你看了吗？”
对这种“求爱”拒之不智，应付又费时间，自己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功课和新的招聘面谈，所以我在瑞典五天之游心情并不轻松。
四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离开斯德哥尔摩登上返美的飞机后，赶紧准备第二天要小组讨论的实例。那是一篇关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实例，篇幅很长，一路上我目不交睫，细心准备了一番。哪晓得仿佛有谁跟我恶作剧似的，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将那篇写满分析意见的实例留在斯堪的那维亚班机上了。
五月底我刚从旧金山回来，接到美国一家大房地产公司的来电，称该公司的国际开发部主任将来哈佛，希望和我见面。当时我主意已拿定，但觉得见面谈谈没有什么不好，况且我对房地产很有兴趣。
我按约定的时间于下午六时来到这位罗宾逊先生下榻的旅馆。罗宾逊先生于一九八○年在哈佛经理学院毕业，这次来哈佛一方面参加毕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据说是上司要他找我。我们在旅馆接待台旁寒暄后，他让我坐在接待台和大门口近旁的一张沙发上。旅客川流不息，电话响个不停，清洁工正在打扫走廊，罗宾逊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公司。他本来就尖细的声音给压得很低，在一片人声鼎沸中，听起来很费力。
他说他们公司正在中国某大城市建造一商业中心，这是一项极其引人注目的房地产投资，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中国政府非让他们赚钱不可。他说这次约见我，是奉上级之命，他不清楚上司的意图，也不知准备雇我做什么工作。他本人经常来往于中、美，日本、香港，显得十分得意。由于他主动与过往的每一个熟人打招呼，我们的谈话不时中断。他勉强的笑容，有气无力的声音，使人觉得他已很疲劳了，可又不让我有置喙之机。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同于我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招聘面谈。为什么他选中这个地点？为什么他这么无精打采？为什么他不让我问话？堂堂国际开发部主任怎会不知道待人接物的基本功？他的一举一动只能是故意做作。我一下子觉悟到他的难堪的处境：一方面上司之命不得违，另一方面他已有先人之见，不愿聘用我而影响他自己的利益。
我索性跟他开了个玩笑，请他转告上司说我对他的公司非常感兴趣，但最后连他的名片我都没有接就告辞了。罗宾逊先生的上司派错了人。
一般说，如对方有意，聘书在第二次或第三次面谈后就会发出。为了保证所有来校的招聘公司机会均等，也为了减轻学生受到的压力，哈佛规定一月中旬至四月中旬为“聘书估价时期”，收到聘书的学生不必早早回复对方。
这样，我们可以较从容地作出抉择。急于成功的人往往没有时间思考成功的意义。
什么是成功？这个问题我们上课作过讨论。依我所见，成功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成功，一种是内在的成功。前者是金钱、物质方面的收获，社会的公认，名声的显耀；后者是幸福的家庭，健康的体格，与所爱的人的和谐关系，与朋友一起的良辰美景，是个人心灵的欢悦和平静。没有内在成功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一个人可以得到世界公认，看起来功成名就，但他内在的生活可能是空虚寂寞的。任何人以内在的成功为代价去追求外在的成功，获得的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成功。难道能让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下顾一切的追名逐利盘踞我们的世界，致使我们的生活失去温柔、慷慨和人情味吗？
追求成功是每个人的愿望，问题在于如何摆正外在成功和内在成功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并不对立。内在成功可以成为外在成功的源泉和动力，爱赋予人以走向成功的灵感；外在成功又丰富、扩大了内在成功，使之更为绚烂多彩。
矛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外在成功虽不一定保证内在成功，外在失败倒往往会影响甚至破坏内在的成功。也许保持内在成功需要一定的外在成功为基础。生命的律法在于取得某种平衡与和谐。
人生在于幸福。金钱、名声、地位、权力、成就，只是使人生幸福的手段，本身毫无意义。在决定接受哪家公司聘书时，工作地点，工作性质，自己是否喜欢，并尊重将来的同事、上司、下属和客户，工作环境舒适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上的成功，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你是不是适应工作环境。特别需加考虑的是将来的工作是否适合你的生活方式。经理学院一位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使事业服从天生的兴趣爱好，那么事业迟早会来；如果为了服从事业的需要而压制自己的兴趣爱好，你就永远不会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
爱情和工作是一个人获得满足的两大源泉。金钱和权力虽然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但今天的经理学院毕业生已开始重视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了。
美国公司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每年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招聘新员。但是除了这种方法以外，似乎没有其他途径。邱吉尔①说过，民主是一种下策，但是是一种舍此以外别无选择的下策。这里不妨把他的话套过来，招聘过程是一种下策，但是是一种舍此以外别无良策的下策。
一九八五年应届生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薪俸最高的聘请。最受欢迎的三个职业是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和高级技术电子工业。一半以上的同学毕业后到这三个行业工作。哈佛生选择工作的决定因素是：一、工作内容；二、今后① 邱吉尔（1874—1965），英国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及作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历任军政要职。
1940—1945 年为首相，率领英国对德作战，功勋显赫。1951—1955 年再度执政。195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被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
的发展前途；三、公司的待人之道。
十九 各言尔志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我的哈佛校友中，人才济济，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才干。我特地采访了几位同窗，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学习，对事业，对人生等的一些想法，录此以飨读者。
科莉丽亚·蒂尔尼来自新泽西州，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与俄国研究系。大学时期曾到苏联学习，并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助理。来哈佛经理学院前曾在纽约利曼投资银行任金融分析员。曾两度当选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区共和党委员会委员。爱好打网球，摄影和旅行。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经理学院女子足球俱乐部队长。
“我一直想进哈佛，哈佛的名气很吸引人。我家里都是搞金融的，我到利曼投资银行工作后对工商界发生了兴趣。我之决定到经理学院来，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哥哥也是这里毕业的。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要进入工商界没有学位很困难。
“我对经理学院的评价很高，人才是哈佛最宝贵的财富。哈佛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萃集之地，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愿到别的管理学校，只有斯但福大学除外。我来哈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向害羞，不敢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言，可是哈佛强迫我们发言，评分也取决于上课发言，这就给了我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经理学院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气氛。由于女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培养她们的竞争能力，哈佛的女生人数又不多，所以她们害怕。一部分女同学索性利用自己是女生设法占便宜，一部分女同学又矫枉过正，闯劲太足。
“我爱好运动，参加运动能发泄内心的攻击欲和挫折感。你运动好，男同学尊敬你，自己也感到骄傲，课堂上的竞争同运动场上的竞争差不多。学会应付比赛时的压力就能顶注学习上遭受到挫折，或者分数不够理想时的情绪波动，到谈判桌上也能沉住气。所以爱好运动使我能比较容易地对付男于的世界。经理学院不少女同学聪明有余，活泼不足，不够全面发展。她们容易紧张，往往过于认真。第一年的强制性评分的确造成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非常有刺激性，在你拼搏过来之后会给你一种巨大的自豪感。
“哈佛经理学院的最大缺点是它像一部机器，每年生产八百个MBA。一旦你从这里毕业，便自以为既然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有些工作就不屑一顾了。你毕业以后还在和同学竞争，当‘五年联欢’时，‘十年联欢’时，你想的是你有什么成就拿得出来呢？这种心理使你不愿冒风险。现在最时髦的是搞咨询或金融，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向往那两种工作，一般的印象是最优秀的学生才干那两行。由于自尊心作祟，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不考虑自己的长短好恶，就上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不惜抹杀自己的个性，这种思想方法害人。学校也有责任，因为学校没有鼓励同学走不同的道路。
“我父母都是共和党人，我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的影响。我①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湘军首领。平”太平天国”起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曾任两江总督，并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学祟程、朱，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的家庭教育严格，念中学时上的是传统的寄宿学校、但我有造反精神，读大学时，正值卡特执政，学生会多为民主党控制，我向来不愿随大流，担任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的职务挺有挑战性。
“我也许将来自办企业，因为我没有排除结婚生育子女的选择，到那时，自办企业比在别人的公司里工作灵活性大得多。我虽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但我相信自己判断能力强，有总经理的才干。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知道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它们。
“我的一家都非常幸运，父亲、祖父、曾祖父工作非常努力，因此很成功。家里有钱让我进一流的大学受教育，我到过许多国家。最近去过中国，在中国旅行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国和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两国人不同。
我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非常尊重，作为一个游客，我很希望多多看到中国的文化古迹，可是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看到的可以说并不多，大概不少宝物毁于战火或被人掠走。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许多珍品遭到劫难。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印度有悠久的古代文明，但没有经历过暴力革命，权力从英国人到印度人的过渡较和平，所以名胜古迹保存至今的很多，触目皆是。
“在中国旅游时吃的东西比俄国还要差，全北京只有长城饭店有一点夜生活。香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香港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世界，资本主义也许在香港搞过了头，香港是一个十足的金钱世界。追求个人自由发财致富的欲望是推动香港社会的主要动力，那里人人拼命工作，穷人自认倒霉，这种一心一意发财致富的努力缺乏人情味。从这点上说，香港社会是一个残酷的社会，社会的底层需要温暖，需要有人照顾，香港的贫富悬殊，令人担忧。
将来中国接管香港后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将是十分有趣的。
“旅行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更加珍惜自己享有的东西，珍惜我们这个自由、稳定、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并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这一切，大多数美国人不懂得珍惜他们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欠祖国欠社会一份债，应该还给祖国，还给社会。当初我考虑进中央情报局工作也是出于这种动机，希望报答祖国。可是我不愿意住在苏联，又是一个女的，大概永远当不了我想当的特工人员。现在我进经理学院，进入了工商界工作，也许能更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经营好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利润，做一个好公民，也是对国家在尽义务。我没有排除最终进入政界的可能，我进入政治生活的动机还是因为我非常爱国”。
道格拉斯·希斯来自科罗拉多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科学系，来校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财政委员会数据处理与政策分析员。爱好骑马，打篮球，爬山和冲浪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母亲早故，父亲是退伍的海军舰队长。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那儿大多数人眼光狭窄，从未见过世面。但父亲随海军到过世界各地给我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干什么，但不愿在乡村生活下去。我中学的数理化成绩很好，海军军事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不打算参加海军，就拿了海军奖学金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样毕业后灵活性大些。
进校之后，我很快发现麻省理工学院象牙之培中的理论研究与我科罗拉多乡村日常生活相距实在太远，我对学工程又不感兴趣，因此转到了管理科学系。
“我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我不懂工商业，总认为那是一种肮肮的赚钱勾当，所以我去州参议院工作。我的上司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使我懂得真正能学到管理法的不是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如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是像哈佛经理学院那样的正规管理学校。在现实世界里，政府官员优先考虑的不是管理，政策的制度也并不都合乎政治科学的逻辑，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政府里最杰出的官员通常不是来自一所专门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而是来自法学院或经理学院。
“经理学院给予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信。你置身于美国最有才智的人群中，这些人是未来美国的一流经理人才，你自己既不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是最落后的，而是最优秀者的中游者，意识到你有能力跟这些人竞争，这一点，不管你将来做什么都给了你无比的自信。
“我喜欢实例法，不过要是我没有念过数学性很强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会去斯但福大学的。因为斯但福经理学院的教学走的是中间道路，把课本知识和实例法结合起来，这样较平衡。有的课用实例法教学效率很低。
“经理学院的强迫性上课不合理，每个同学不管来校前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律要上课。有时我读了实例后明明已懂，却还是要去上，而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可以随时进入课堂，随时离开。如果我听了一半就懂了，完全不必枯坐在教室里，教授绝不会见怪。哈佛的强迫性上课造成一种大量生产MBA的印象，有的课如管理经济课，我干脆闭目养神，舒展一下肢体，这是我反抗这种制度的一种方式。教授有几回看见我懒洋洋的模样，会心地朝我笑笑，他知道我的学历。我想教授也许喜欢个别同学不随大流，敢于轻松一下。周围神经紧张的同学已经够多了，教授也吃不消，大多数同学拼命想使自己适合哈佛规定的模式。
“评分法也需要改变。现在得好分数的同学往往在来校前已对那门课程很熟悉，分数不好的课往往是来校前懂得最少的。因为得“良”很容易，对某门课程原来有基础的同学大可以努力一下争取到“优”，他们本来应该在原来没有学过的课程上多下一番功夫的。所以，学生的成绩和真正学到的知识成反比关系。现在的优、良、及格三等分太笼统，应该再细一些。
“教授上课时千方百计地鼓励同学发表不同的意见，通过辩论，提高共同认识。有一次上市场营销实施课，一个同学的发言在我听来全是胡说八道。
我暗里嘀咕了一声：‘放屁’。没料到教授恰坐在我身旁，他大喝一声：‘放屁！？你这是什么意思？’顿时全班怔住了。我给他搞得很狼狈，我没有准备发言，但总算很快恢复了镇静，说出了一通自己的道理。实例讨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集体辩论来学习，每个人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发表的看法要是站不住脚，就会给人嘲笑，这迫使你作充分准备，而且准备得越来越好。
“一般人认为，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能力较差，不是没有道理的。纳税人不愿给政府官员多付薪水，政府就难以吸收杰出的人才。然而，政府中不乏理想主义者，他们有才干，有理想，愿为社会、为大众谋福利。政府里有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政府部门的管理比工商企业难得多，因为政府工作的社会效果很难测量。工商企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创造利润，多多益善。政府部门的目标经常变化，一个人非要在政府里工作一、二十年才能真正成为里手。政府部门的工作比工商企业更有挑战性，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价值、人的能力和钱等同起来，可是一个人的成就和他挣的钱往往没有关系。
政策制定者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作出的决定影响很大，只要决策正确，他们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他干的工作挑战性强不强，他的贡献有多大。
“当然钱不是不重要。记得经理学院一位教授曾要我们总是准备好足够六个月开支的生活费。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摆脱危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忍气吞声，牺牲原则。钱给予你这种自由。
“除了钱和事业外，人还有精神的一面。经理学院给我们的负担太重，使我们没有时间考虑精神上的成长。其实，专业能力对人生关系并不大，钱和事业归根结蒂是幻影。生活方式对我很重要，我不爱大都市，喜欢大自然，愿在山水之间生活，生命的真谛不在于物质。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精神上的成长。”
爱德温·林奇来自弗吉尼亚州，家庭合伙经营房地产，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他毕业于加州西方学院政治系。爱好钓鱼、打猎、旅行、曾远游苏联、欧洲与东非。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到哈佛经理学院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家庭房地产事业办 得毫无生气，差不多在死胡同里徘徊。我家产业虽多，但没有好好地利用，老一辈的人不愿探索新机会，经营方式很被动，光在吃老本。我可以不动脑筋，坐享其成，但是我不适应那种环境，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没有受到重视。父亲、叔叔、姑母等都六十多岁了，我是年龄最小的合伙人。老一辈的人坐井观天、墨守成规，还在用三十年以前的一套方法在经营。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这一行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任何行业都兴旺，所以要他们改变成见很难，即使你知道别人发家的资本没有你家多，但经营有方，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结果远远比你成功。我知道我家这一套不对头，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但我不清楚究竟缺的是什么，自己也提不出新办法让老一辈信服，所以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经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租者的经济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理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九十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经理学院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经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校，却自己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叫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经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 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校大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经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都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时已经三十岁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
“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感到时间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大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
“经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桥之隔，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经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经理学院前在贝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船、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十二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六十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到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GMAIT 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经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
“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社交，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人。
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
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四分之一，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机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
“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经理学院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题上他们采取共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课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竞选活动捐款。
人力资源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这是由于经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阶级观点所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后。我在经理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经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
“大考后，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五月份，我和男朋友一起到中国作了一次自行车旅行。中国之行是我迄今为止最愉快的旅行，最令人高兴的是人们主动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发现中国人处处开放，热情，乐于助人，我们还应邀去中国朋友家作过客。我们从杭州骑车到南京，第一天我曾从车上摔下来，擦破了膝盖，立即有人上来帮助我们。他们拦住了一辆过路的运货卡车，让司机送我们进城，到了城里的旅馆，我们不但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有人替我们洗干净衣服，缝补好刚才摔破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在朋友家里一样。
“我们没有向导，但每到一处总是有人主动表示愿意作我们的向导。每天都有人想和我们练习英语，差不多像搞疲劳战。但有几天，我们没有遇到一个想和我们练习英语的人，说也奇怪，我们反而感到寂寞了，那是在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