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主动跑到南京大学找人说英语。
“我感到最不愉快的是西安，那里想赚游客的钱的人太多了，弄得我们没法和平常的人接触。尽管西安的名胜古迹不少。这种现象却破坏了我们的兴致，我除了去一般游客通常去的地方外，还想了解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要是随旅行团一起游，汽车进，汽车出的话，大概接触不了多少普通中国人。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自己骑车闯闯的缘故。”
陈其贤，祖籍福建，来自马来西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在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过工程师七年，曾获发明水下油管高压连合器的专利。广游欧洲、亚洲和澳洲。爱好烹调，打橄榄球和冲浪运动。
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获“贝克学者”称号。
“我是福建人，祖父是一个村的村长，村里人都是亲戚。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他带了全村人逃到马来西亚。祖父还健在，前几年回老家去过。我小时候经常听祖父母讲中国的故事，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家共有六个子女，父亲是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母亲开裁缝店。他们一向重视教育，因此我们六个孩子都在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受过大学教育。小时候我成绩不好就要挨打，父母经常议论别人家的哪个孩子在外国读书读得好。要我们争气。
“华人在马来西亚经济上很成功，马来人政治上较精明。政府照顾马来人的政策我没有意见，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贫富太悬殊，必然不能长期稳定，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也不可能和谐。当然在具体执行政策时，对华人在教育上、商业上作不公平的限制，又是另一回事。马来西亚的华人到国外留学，这也是部分原因。
“我去英国是壳牌石油公司给的奖学金。在英国我学会要有创造性，英国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英国同学发明性强，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鼓励学生怀疑成见，大胆创新，提倡造反精神。英国众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有利于学生丰富知识，开阔思路。学工程时，我懂得了当有人要你设计一座桥时，你首先要搞清究竟需不需要桥。壳牌公司在马来西亚有许多炼油厂，由于热带气候，炼油厂周围的草地的草长得很快，需要经常整剪，因为炼油厂附近严禁烟火，不能用刈草机，向来只用人工除草。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养几只羊来解决问题呢？羊吃草不算什么新知识，可是炼油厂养羊就是创举。
“中国的传统一向提倡青年服从老年，不准随便怀疑长辈。我希望向老人的经验学习，把老人的智慧和年轻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我的上司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好心人，他鼓励我发挥创造力，容许我犯错误。他让我负责一个五亿美元的北海油井栈桥项目的设计工作，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我发明的自动连合器其实只是把两种现成的产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产品。我发明这产品也冒了很大风险，我那时有好几个主意，我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后，就大胆着手实验，我不相信作无休止的分析。新主意要在实验室尝试，通过实验提高。
“我到哈佛来，是我对壳牌公司的工作感到厌倦了，工作虽然有挑战性，但是做了六、七年工程师，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的工作仅限于工程技术方面，但我感到自己可担任管理方面的工作。壳牌公司太大，有十六万雇员，我非得在技术岗位上工作许多年后，才有可能担任管理工作。我一向想进管理学校，我到哈佛来是因为我感到担任工商管理工作之前需要学习管理经营。正像如果没有受过工程学教育，我也不愿意当工程师。我很重视正规教育。
“美国教育注重广度，不注重深度。课程的知识面较广，但不及英国教育专业程度深。哈佛实例法与英国的教学法截然不同，我最初对实例法很不适应。华裔学生向来是被动的，但在哈佛经理学院要是你等别人请你时才说话，你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竞争强有积极的一面。我从未遇到这么多一流的人才集中在一一 个地方，年轻一些的同学对付压力较难，他们过分关心坐在什么位置，讨论程序如何等非实质性问题。他们重形式于内容，以致忘记了最终的目标——在友好的气氛中学习。我班开学时发生的抢座位事件就是同学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很有才智的同学因为揣测得不到“贝克学者”的称号，就泄了气，失去对学习的兴趣，是很可惜的。非但他们学到的东西少了，别人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也少了。我觉得到哈佛来如果不最充分地利用机会就是一种犯罪，我本人学习的动机非常强烈，因为我离开了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希望在个人事业上更有进取。
“压力固然能造就人，但有时候我怀疑哈佛施加于同学的压力究竟是不是完全必要。经理学院似乎以为有一套魔术般的公式要传授给学生，对学生搞疲劳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些的同学很容易全盘接受学校的那一套。
学习上的压力和找工作的压力还会使有些同学忘记道德准则。道德是个人的责任，也许无法教授，但是学校至少可以提高同学对道德准则的觉悟。哈佛在道德教育方面无意识地强调得不够。
“我的妻子为我来哈佛作了巨大的牺牲，我放弃在壳牌的高薪工作到哈佛来，是一个大转变、大适应的过程。妻子曾对我说：‘如果不去哈佛，你将一生后悔。’她是一个职业钢琴家，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又认为应该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因此，在哈佛的两年，我每天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我完全靠意志强迫自己学习。我在体力上被推向了极限，但家庭给了我支持，使我情绪稳定，能专心致志地用功。
“美国人非常开放，这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的特点。在美国，机会很多。我感到欧洲公司对亚洲人至少有一种下意识的歧视，所以我自认在壳牌公司的发展机会有限。美国人尊重亚洲人的成就。美国最好的大学里，亚洲学生占了主导地位，华裔在美国科技事业上很成功，可是这种成就会给美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华人只在科技方面强，殊不知华人在经营管理、咨询、金融上也能出人头地。
“我的事业心不受国界限制，我希望像王安那样自办企业，或者到一家大公司里大干一番。我夏天曾在王安电脑公司工作，发现那里的管理方法比较直觉，不够专业化、系统化。杰拉德·蔡以理财见长，当上了美国罐装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走正统企业管理的成功者。我的梦想是两者都兼备，我将来的公司既要有技术上的创新精神，又要具备专业管理水平。”
黄焕平，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来自加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
来校前曾在美洲银行担任企业金融经理人员，因负责设计预测美洲银行北美业务的电脑模型，获优异工作奖。曾获国际武术锦标赛第四名，新英格兰武术锦标赛第二名。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在哈佛经理学院求学期间，在波士顿先锋风险资本公司兼职。
“我大学毕业时，对于银行、法律、咨询这些吸引大多数同学的工作都不感兴趣。风险资本这一行似乎与众不同，风险资本公司的理财需要直觉，需要对明天的技术有远见，需要对人，对风险企业家有判断。风险资本公司的工作种类很多，电脑、生物技术、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这一切都赋予风险资本这一行以某种浪漫性。那时风险资本公司刚刚开始，但是我没有实际经验进不去。到美洲银行后，我意识到要改行非得先进管理学校不可。哈佛经理学院的名字有分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被哈佛经理学院录取后，有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同意聘用我了，因此我到经理学院的目的在进校之前已经达到了，但是当时我已作出来经理学院的决定了。
“经理学院告诫我们第一年的功课极其紧张，不要在校外工作，我却一边上课一边为先锋风险资本公司工作了两年。每星期工作二十到四十小时。
对我来说，工作是一种嗜好，把我从紧张的学习中解放出来，使我轻松一下，而且让我把学到的用在工作上。学习也受递减律的支配，花时间多，收效不一定大，如果我不工作的话，学习成绩也许更好，不过这是我有意识的取舍。
“经理学院的学生有一种自命不凡感，以为哈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进哈佛经理学院的确是件很光荣的事，但是经理学院每年招生八百人，绝对谈不上是一个独家俱乐部，不管竞争在哪个水平上展开，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强中还有强中手。一毕业就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能力经营大公司，作大投资，想大大整顿一下某个企业组织的人是得了‘MBA 综合症’。
“作为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别人对你，你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自然而然都高了。我个人的目标很高，我受家庭的影响很深，我家是个多子女的大家庭，连我共有十个孩子。父亲原是广州郊区的地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开建筑公司，一九六二年来美定居。我家先住在蒙大拿州，那里绝不是栽培学者、律师、实业家的乐土。可是我家有五人考进了哈佛大学，两人考进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余的进了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我父母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也不懂得美国教育系统的那一套，他们跟一般的中国父母不同，没有在我们小时候强迫我们用功，他们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以为我们应当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不用做父母的叮嘱。只要我们学习成绩好，他们从来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学会管束自己，要是逼到非要他们来管教不可时，那一定会很严厉，事实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的中学是洛杉矶一所公立学校，质量很差，连半文盲的学生都可以毕业，我当时觉得上学简直是浪费时间，最后一年就索性不去了。最后一学期，旷了四十天课，老师上门告状，父亲问他们我的成绩怎么样。老师说全是满分。父亲说，‘既然如此，你们何必找他麻烦呢？他知道应该做什么。’
只要不使父母失望，他们愿意让我们独立管理自己。一方面父母存心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用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另一方面父亲在大瀑布城开了一家饭店，平时忙，也照顾不过来。我小时候他不常在家，母亲要照顾这么多孩子，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这里也有环境的因素。
“我练过五年武术，打过少林拳，练过气功，这是我个人修身的一部分，与我的事业心密切相关。我师傅武艺极高，武术教会我独立自助，不靠别人，使我体会到一个人的潜力有多大。我能赤手击砖，空拳破冰，使出我本来认为不可能的功夫，关键在于全神贯注，发挥技术。内功有三个阶段，起初是达到身体的极限，再是心理上的极限，最后是精神上的极限，使气在体内运转自如。我通过武术探索自己内在疆界，武术锻炼了我的直觉和敏感度，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因为在风险资本公司，我们经常探索前人未知的领域，我必须有自信又明白自己的限度，五年艰巨的训练给了我这种基本功。我想在工作上和学习上，掌握数据和事实是一回事，作出判断又是一回事。判断需要直觉。
“我在大学里读经济学时，读过关于五年计划、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文章。最近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个体经济很活跃，市场生气勃勃。我看到万里长城的照片有无数次，但不登上长城决不能领会它的雄伟。‘桂林山水甲天下’名不虚传，中国的风景太优美了。我是随一个美国旅行团去中国的，为了不让别人注意我是国外游客，我买了一套当地服装，这样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的生活。我发觉中国人在满足日常基本需要上花费了许多精力，在美国我从来不需要操心吃穿，因而可以把精力放在个人的事业、兴趣、家庭生活上，而中国人的日常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满足基本需要进行的。我相信中国有许多与我能力相仿或比我更强的人，区别在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我有时间和精力追求似乎更高一些的目标。
“中国人在美国开了许多饭店，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像麦克唐纳快餐馆那样的联业餐馆。中国饭店都是家庭自营，即使有财力，一个家庭的人力物力也有限，无法扩展。王安退休后他的电脑公司由儿子接替，但是从公司经营角度来看，他的儿子未必是最佳人选，这是由于中国人对别人不信任，只信任家里的人。而对别人不信任的根子又出在中国人一般不懂产生行为的原因。不懂如何促使别人为你工作。凡人都需要动机和刺激，中国人却不懂得只要给人以适当的激励，任何人都会为你努力工作。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弱点。
要办大企业光靠自己家庭的力量是不行的。美国罐装公司的总裁杰拉德·蔡是由于企业管理有方而被提升到这一要职的唯一华人，他经营的是别人的公司。我想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我希望今后一二十年，我们这一代能在美国打下真实的基础，进入美国社会的上层。追求成功的人总是有一点神经过敏。太平衡的人没有成大事业必需的冲劲，我愿为成功作一定的牺牲。成功需要代价，但决不能以道德为代价，成功还不够，还要成功得有风格。”
二十 毕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新约·马太福音》六月六日，坎布里奇洋溢着一种节日的兴奋。
今天是一年一度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有四千五百人将获得哈佛大学授予的学土、硕士和博士学位。从美国各地和外国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亲友多达二万五千人。
清晨，街上到处是头戴方帽，身穿长袍的哈佛生，坎布里奇仿佛回到了另一个世纪，回到另一个也许是更美好的世界。哈佛各院校的学生陆续来到哈佛园。上午八时半在乐队的伴奏下，参加毕业典礼的人分四组进入露天会场。
第一组是博士和硕士生的队伍，我们除方帽长袍外，肩上还披挂着表示学士学位的彩色垂布；第二组是学士生队伍；第三组是校友队伍，按毕业年代和班次排列。这次来哈佛的年纪最大的校友毕业于一九○七年。最后是手执银色指挥棒的米德尔赛克斯郡司法长官率领的校长队伍。博克校长和各学院院长、教授身着颜色鲜艳的长袍，肩披貂皮和天鹅绒垂布。六名校董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当他们经过约翰·哈佛的铜像，威风凛凛地进入会场时，喇叭齐鸣，乐声直冲云霄。按哈佛的传统，即使美国总统到这里来，乐队也只为校长演奏。
上午十时，米德尔赛克斯郡司法长官宣布毕业典礼开始，全体起立，大学牧师率领大家祈祷。合唱队唱起古诺作的圣歌《蒙主拯救》。
原来新英格兰在殖民主义时代公共娱乐很少，哈佛大学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就成了寻欢作乐的机会。当地的民众既饱览毕业典礼的盛况，又能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天。政府当局和学校担心这种狂欢会失去控制，所以让地方司法长官主持毕业典礼，在场维持秩序。
在挂满旗帜的主席台上，博克校长就坐在一把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椅子上，这把椅子从一七三七年起是每年毕业典礼时校长的宝座。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各院校校长和荣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称号的十位来宾。
圣歌之后，按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习惯，由三名学士生和一名研究生作演讲。
第一个演说的是一位女同学，她以当冰上曲棍球守门员为比方，谈了一通自己的理想。虽然题材有些别致，但语不惊人。
第二个同学有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身穿古罗马上身半裸的长袍，头戴橄榄叶制成的帽子，用拉丁语演说。他说，今天在这里接受学位的诸位同学肩负重任，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正义、真理和公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他说，“上帝赋予我们才能是因为上帝要我们为人类服务。”
代表各研究院毕业生演说的是我们经理学院的一位同学。今年是经理学院二十年来第一次争取到代表哈佛全体研究院毕业生作英文演说的资格。麦克奥立夫同学首先引用了哈佛校门上的铭文：“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① 《马太福音》乃《圣经·新约》中记叙耶稣基督生平和受难的四福音书的第一卷。据说是十二使徒之一出身税吏的马太所作。《马太福音》告示人们，耶稣就是上帝应许赐给人类的拯救者。借着他，上帝实现了他在《旧约》向他子民许下的诺言。然而，这福音不但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全世界的人的。
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走出去。”说这句话体现了哈佛的精神。哈佛的教育把我们带到了幸运的门口，而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便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不管我们选择什么人生道路，追求什么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贡献给这个世界的应当多于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拿走的。人生的门很多。让我们奋勉地走进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那扇大门。他那温和的幽默，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从容不迫的语速，发自肺腑的情感融成一体，聆听这篇演说，既是一次教育，又是一次享受。
演说完毕，合唱队唱起兰德尔·汤姆逊作的圣歌《哈利路亚》。博克校长走到台前，司仪向校长引见哈佛大学各学院院长，他们按学院建立的先后次序，向博克报告该院学生已完成学业。合唱队又演唱了威廉·坦塞尔和沃恩·威庸姆斯作曲的圣歌。博克依次宣布各学院学生获得学位，从而加入“受过教育的男女行列”。各院学生应声起立，表示接受学位。轮到经理学院时，出乎我意料的是前边几排同学突然手持美钞一张，振臂挥舞，发出一片欢呼声。我吃了一惊，难道这也是经理学院的传统？这番未富已骄、迫不及待的表演难免有点煞风景。
会场左侧，部分同学在黑色学士袍上套上白色臂带，部分同学手里拿着黑白色汽球，表示反对哈佛大学向跟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投资。校方没有干涉。
博克最后授予十名杰出人士以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称号，其中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英国小说家普利切特和心理学家斯基纳。
接着，全体师生唱哈佛校歌。基督教道德学教授为集体祈福。
校长队伍率先离开会场，乐队奏起卡尔·泰克的《老同学进行曲》。米德尔赛克斯郡司法官宣布早上的毕业典礼结束。
中午，经理学院以香槟、鲑鱼、鸡款待全体毕业生和他们的亲友。
下午，哈佛各院校分别在自己的场地举行毕业证书授予仪式。按哈佛的传统，下午的校际活动为毕业典礼演说。历年来曾到哈佛作毕业典礼演说的，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国务卿，西班牙卡洛斯国王，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苏联作家索尔但尼琴等。今天的讲演者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五十八岁的沃尔克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伦敦经理学院深造。在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政府内担任要职，素有“货币外交的基辛格”之称。
经理学院的毕业证书授予仪式下午一时在奥尔里奇教学大楼前的大草坪上举行。麦克阿瑟院长在发言中首先回顾了他本人一九五九年毕业时的无比欣慰的心情。他认为，我们大多数学生都过高地估计了在经理学院的两年里学到的知识的重要性。
他说：“你们在这里亲身经历的一切已对你们今后的成熟、事业和机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哈佛经理学院的教育无疑将使你们终生受益。但是更加重要的还有好运气、体格与心灵的健康，幸福而稳定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在追求个人事业成功的同时，应该注意使我们的生活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关注。”
麦克阿瑟谈到一个有道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工商企业领袖，必须对历史、文化和美学有广博的知识，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他强调我们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性，敦促我们宽于待人，严于责己，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要爱人，要助人为乐。
麦克阿瑟称我们是一群幸运几，他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母校。不要忘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他说：“人的一生光做一个企业经理、银行家、咨询、学者、企业家，挣许多钱实在是不够的。除了单单在事业上成功之外，像你我这样幸运的人，应该设法帮助许许多多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被生活遗弃的善良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麦克阿瑟号召我们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竭尽己责。
最后他祝愿大家生活健康幸福。
接着，我们按班次排队登上主席台。麦克阿瑟院长和每个同学一一握手，赠予学位证书。这时我心里顿生一阵感触，我怎么会不然一人，成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毕业生呢？莫不该多有几位中国同学和我一起在这儿毕业的么？在我之前，本来应该已有好些中国校友，在我之后，也应该有不少中国同学。可是下一届的中国同学只有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一人。偌大的中国，这情景未免太寂寞了。想到这些，我不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感慨系之矣。
毕业典礼虽然隆重，不过大家的心情很轻松，当我拿到毕业证书时，感到两年艰苦曲折的努力，毕竟是值得的。人生有几个 高峰，今天我们仿佛登上了一个。毕业证书授予仪式结束唇为自由活动，有些同学参加经理学院校园里的聚会；有些同学包括我返回哈佛园听沃尔克的演说。他那篇演说很长，我们没有听进去多少，我们都有点心不在焉。温煦的阳光照临着欢悦的人群，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
毕业一词在英文里的原意是开始，这很有哲理意味。毕业既意味着一种结束，又意味着一种开始。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是中国古时劝人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一句名言。哈佛经理学院的莘莘学子反其道而行之，追求的是成为主持世界上一流公司的一流经理，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与金钱，荣誉与名声。不平凡的是，这些本来是平凡的男女青年愿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付出不平凡的努力。工作是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工作通常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一份称心的工作胜过十次惬意的度假。工作不应该仅是为了养家活口而不得不从事的单调劳动，应是一种完美人生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哈佛经理学院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大的自由，使我们更有可能按照自丘的意图来建立生活。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权。
商业政策课的一位教授上第一节课时，曾希望我能从自己的中国角度不时提出独特的见解。我当即表示在这种独特性之前，首先有的是我们之间的共同性。的确，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常常被人过分强调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如将这种差异性扩大井信以为真，那就会造成阻碍进步的心理屏障，如果这种差异主要是指语言的不同，那么就必须下一番苦功来弥补这一差距。美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口才的社会，哈佛经理学院尤其如此。尽管经理学院的评分在表面上仅一半取决上课发言，可是平时上课当着全班八十九位同学的发言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却远胜于考试时的一份书面答卷，老师对你的印象多半在考试之前已经形成。如果这种差异指的是非语言性的心理障碍，那么可以断言其中一大半只不过是臆想的产物。作为人，我们首先有的是共性，在认识共性的基础上，成功地巧妙地利用自己的背景，就能化不利为有利。
中国人的自卑与自大是一样地虚妄。人应自重，我们不必力自己正确的见解道歉，也不必因错误而害羞。中国人颇爱虚荣，所以孔子特别提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美国人上课时不怕讲错，不怕出丑，不成熟的观点不说出来，就永远没有提高的机会。所谓“抛砖引玉”，得到实惠的是抛砖者。
为了避免在现实世界中犯错误，宁可在课堂上多犯一些，在课堂上因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小得多。
谦虚是一种美德，但也是一种被人估价过高的美德。在更多的场合，“当仁不让”更是美德。哈佛经理学院的课堂上激流勇进，不进则退，没有温良恭俭让的余地。谋职时工资要得低了，对方反会以为你能力低。在美国，自己有十分能耐，就得说足十分，决不可过于谦卑。要当仁不让就必须有自信，自信来源于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事前作好充分准备。
中国人有求同的心理，哈佛则鼓励同学独立思考，发挥创造力，标新立异，互相赶超。只要自己胸有成竹，别人对你的意见怎么看法不用过多考虑。
驳斥别人时，不能心胸狭窄，对其谬误纠缠不休；承认错误时，要但然自若，真诚感谢别人的指正。我欣赏经理学院的强制性发言，它不仅迫使我们锻炼口才，而且锻炼心力，在哈佛的课堂上，嫉妒是没有市场的，嫉妒是一种软弱和自信不足的表现。正因为如此，精彩的发言常常博得全班自发的喝彩。
同学们真诚地赞许你的才智，你也为同学的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实例法是一种集体的交流和共鸣。互相勉励，互相支持是我们应有的风格。
我们干一件事，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运动，都需要一股专心一意的热忱。一旦择定目标，决不驰心旁骛，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患得患失。企业管理有其感情的成分，一个经理必须善于以情动人，感染他人与之共同奋斗。热情是一种生命力，推动我们力争上进的不是冷冰冰的逻辑，而是有目标的热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必认真到紧张的程度。人们欣赏的是，压力之下不失风度，竞争中犹有幽默感的那种人。要学会一点超然，才能清醒地对待成功，冷静地面对失败，超然只要不是一种变相的自大，能使我们保持内心的凝聚力，百折不挠，永远不因困难曲折而丧失信心。然而我们决不能让超然哲学冲淡我们热情的火力。
美国作家爱默生①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我们从哈佛经理学院获得的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对事业成功的自信。哈佛经理学院不仅教给了我们一套经营管理的技巧，还培养了一种达到成功所必备的态度。这是美国的出类拔奉之辈在哈佛两年里朝夕相处，切磋琢磨，思想交锋的自然结果。
这种自信将鼓励我们在企业管理上迎接新的挑战，探索新的领域，它将使我们受益终生。
哈佛经理学院的两年是时间与金钱上的一大投资，可是我相信，差不多每一位哈佛工商管理硕士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这是一项值得的投资。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出身牧师家庭。在其著作和讲演中宣扬自我道德完善，提倡接近大自然，认为伟大人物是“卓越灵魂”的化身，主张建立反映本国特点的民族文学。
二十一 十年之后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
哈佛经埋学院每年举行校友团聚，依毕业年级不同分别组织进行。凡毕业五年、十年、十五年乃至五十年者都应邀参加当年的团聚。参加今年（一九九五年）团聚的有一九九0 年、一九八五年。一九八0 年等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毕业的校友。早在团聚前三个月，校友团聚委员会就要每位同学写一篇短文简介近况，附上近影一齐寄给学校以汇编成册，在团聚时发给校友。团聚活动有两天半的时间。由于参力。者踊跃，坎布里奇的旅馆往往在数月前即被订满。今年的校友团聚活动按惯例于六月初举行。第一天主要是学术活动，大家都回教室去上课。有二十六位教授的课可供选择。这些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教授们近年来的教研成果。但每个人只可能有时间选听其中的四节课。我选的四节课内容是：金融工程和企业竞争战略的关系、提高企业管理中可预测性的重要性、如何促成交易和如何使谈判有成效。这几节课显然很受欢迎，去迟了的同学连立足之地都不容易找到。课桌上插满了同学的名片，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仿佛时光倒流，我一下子又回到了十年前上课的场景。令人宽慰的是我们不必准备功课，不必阅读实例，也不必争相发言了。
中午校方举行午宴款待，主菜是蛙鱼和芦笋。
当晚，各班同学分别在一位住在波士顿的同学家聚会。校方特别聘请的厨师和侍者分别在每班同学聚会的地点准备了酒食。同学们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分别了五年，但三言两语的交谈就使大家感到似乎从未分别过一般地亲近。
第二天上午有两项活动可以选择：一是关于自办企业的讨论，一是关于九十年代的投资的讨论。我出席了后者，不过讨论的内容了无新意。
接着，麦克阿瑟院长在伯登大礼堂向全体校友作校情报告。报告结束后，他授予三位退休教授“杰出服务奖”，为六位校友颁发了“校友成就奖”。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工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张德勒。
麦克阿瑟院长于一九九五年九月正式辞去经理学院院长职务，由金·克拉克教授继任。
麦克阿瑟觉得现在是让下一代人接班的时候了。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在学校工作的最大乐趣就是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他决定辞职后不留在学校教书。因为他认为不担任领导工作以后还留在学校是不妥当的。新领导必然带来一些变化。这是任何一个健康的领导过渡过程中自然会有的现象。原来的领导不走，会使这种变化的过程复杂化。
他指出，全球市场的变化，通讯技术的发达，将深刻地改变学校教研的内容、方法和场所。美国的政治因素对于学术机构的干扰正在威胁学术自由。
纳税人、法院、政策制定者对学术机构的种种压力，将使哈佛经理学院面临新的挑战。但他深信，哈佛经理学院要比任何学校都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
麦克阿瑟院长十五年任期内治校业绩斐然，有目共睹：正教授的职位从五十名增加到八十一名，经理学院基金从一亿美元增加到六亿美元，用于教研活动的费用从一千万美元一年增加到五千万美元一年，经理学院的出版社和在职经理人员课程每年收入达一亿美元。麦克阿瑟院长讲话结束后，全体校友向他报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金·克拉克教授在哈佛经理学院已任教十七年。他是经理学院的第八任院长。他于一九七四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一九七八年获经济学博士。
教授“技术和生产管理”课，对汽车、钢铁、半导体、电脑、高级陶瓷等工业的技术革新、生产率、产品开发、生产战略和竞争都深有研究并有多种著作。
院长报告会结束后，校方再次举行午宴款待。
下午是自由活动，我走访了几位教授。漫步校园，新建的以校友——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谢德命名的现代化体育楼，里面有一流的运动设施，还有蒸汽浴和漩流浴设备。贝克图书馆和摩根楼已整修一新。麦柯拉姆楼、麦卡罗克楼和康诺克楼也进行了扩建。到处绿荫悦目，一片宁静幽美。
在这里学习真是一种几乎属于贵族的特权。
当晚，全体校友出席在波士顿著名的，有中世纪风味的公园广场城堡大酒店举行的晚会，与会者一律晚礼服出席。身披中世纪服装的哈佛大学学生担任晚会招待。他们个个殷勤有礼，笑容可掬。餐桌上北京烤鸭、鸡肉偎饭、烤牛脊、辣椒箭鱼、炙羊肉等佳肴美不胜收。晚会在狱筹交错，笑语不绝中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方尽欢而散。席间，摄影师为每一位同学拍照留念。散会时照片已经冲印出来，连同特制的银镜框一起赠送给校友。正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一切组织得有条不紊，精确无误。
惜乎乐队演奏的是非驴非马的现代音乐，一片嘈杂声，是为晚会美中不足之处。我爱跳舞，不由想到此刻如果奏的是维也纳圆舞曲，是探戈舞、狐步舞、伦巴舞、恰恰舞等舞曲，大家翩翩起舞，定会使晚会更添异彩。
校友团聚的第三天是星期日，除了集体早中餐外，别无其他活动。我趁机和住在波士顿的几位朋友见了面。
校友团聚既是同学们欢聚叙旧互通信息的时候，又是学校募款的良机。
哈佛经理学院有九十二个校友俱乐部，其中四十四个在美国境外。它们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每班都选有一名秘书和一名负责募款的同学。校友每两个月收到一本一两百页厚的《哈佛经理学院简报》，刊载学校的新闻，同学的近况以及校友会的各种活动简讯。
校友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募款。平时每年是小募，毕业班每五年的团聚则是大募的时机。凡捐款者皆列入印刷精良的《捐款者名册》。
一九八五年级毕业班的募款数达三十六万美元，为历年十周年毕业团聚最高量。募款最多的一九七0 年级毕业班达六百五十万元以上，为历年毕业生二十五周年校友团聚的最高量。今年经理学院创记录地从历届毕业生中共募得二千万美元。
除了院长换人以外，经理学院今年还有几个重要变化。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除了传统的九月入学的秋季班外，经理学院还开办了一九九六年一月份入学的春季班。秋季班的学生有暑假，可以找假期工作；春季班则没有假期，一口气读完四个学期的MBA 课程。秋季班和春季班同时毕业。这样所学不打折扣，春季班却比较省钱。不过大多数学生仍选秋季班入学。
这项措施如果成功，经理学院将考虑实行全年招生制，新生可在每年的九月、一月和五月入学。
美国法律禁止年龄歧视，许多大学教授终身任职却井无教研实绩的评估。这对站在工商教育最前列的哈佛经理学院来说是不可恩议的。麦克阿瑟院长认为经理学院不可能把教授保存在玻璃缸里二三十年而无视竞争激烈、变化迅速的外在环境。
经过数年的酝酿，学校决定每五年评审教授的教学实绩一次，而且设计了一套特别的退休方案，让教授们自愿择定。大家一致认为七十岁是教授退休年龄的上限，但不必等到七十岁才退。任何获得终身职位的教授（五十岁左右）事先表明在十五年后愿意退休的（六十三岁至六十五岁左右），可以多拿两年的工资；事先决定在六十六岁时退休的，可以多拿一年另五个月的工资；决定在六十七岁退休的，可以多拿八个月的工资。
经理学院希望以此能不断吸收有新鲜主意、有才华的新教员，年轻人。
与我进经理学院时相比，学生入学的年龄有所提高，实际工作经验也较丰富，外国学生和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大为增加，学费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以上。今年经理学院的学费已达22700 美元，加上书杂费和生活费，一年需要四万美元。可谓不货。
1995 年进校的新生情况为：
直接从大学进入经理学院者0％女性28％少数族裔20％外国学生25％已婚者22％入学年龄：
23 岁以下0％23—24 岁19％25—26 岁41％27—28 岁23％29 岁以上17％大学专业：
文科和社会科学50％工程学20％理论科学和数学2％工商管理23％其它5％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五十个国家，年龄在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之间，平均有四年的工作经验。经理学院的另一重要变化是重新调整了MBA 课程的教学方针、教授内容和课程安排。
第一学期先上基础课，内容有工商史，决策学，自我评价。然后再上有关企业管理的课程：技术和生产管理，市场营销，金融报告，领导艺术和组织行为。
第二学期基础课的重点是市场经济学，生涯发展规划，商业道德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上有关企业如何应付外部环境的课程：金融，竞争和战略，谈判，总经理，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
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仍然是学生选修。有会计，金融，总经理，市场营销，组织行为，技术和生产管理，商业、政府和竞争等七大领域的六十门课程可供挑选。
重组后的课程扩充了国际性内容，强化了学科之间的整合贯通，增加了学生实地研究和到企业实习的机会，对学生的生涯发展和毕业后如何继续学习，提高自己，也较前重视。
经理学院决定从1995 年开始恢复使用管理能力测验（GMAT）的分数作为录取新生的一项参考。
重组后的MBA 课程，明确要求学生在德智两方面达到下述最低标准：
技 能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能突破传统的框框和常规思维方式，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敢于创新，能辨识事物的规律和型式，举一反三，从个别事例引出一般结论；既看到局部，又看到全局。
严密推理的能力能在理论指导下运用逻辑分析，立假设，摆论据，定出明确的评估标准；懂得盖然性；能综合不同观点，所得结论经得起逻辑推理和实践检验。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研究问题时，能应用所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工具，发挥创造性，运用判断力，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并设计解决方案。
综合能力能认识并综合一项工作或一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认知它们之间的关联及对整体的影响，学会从整体考虑问题。
表达能力和谈判能力能有效地进行谈判。能筛选、组织各种纷繁的信息，能在文字和口头上清晰地表达自己，简洁地解释复杂的问题；能据理服人，在谈判时能与对方作建设性的对话，引导对方和己方一起共同解决问题。
团队精神能以成员和领导的身份与各种不同的群体一起有效地、有创造性地工作；善于观察和听取他人意见；能理解他人不同的背景和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能理解他人的动机、感情和所关心的问题；善于识辨他人的才能；善于获取他人的支持、合作和尊重；善于影响群体和社会。
企业家精神目光远大，能构想未来；能认识并创造机会，而且不受条件的限制去追求这些机会；能负起促变的责任。
领导才能能制定和表达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能鼓舞和激励他人；能创造条件给予他人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的动力。
知 识总经理精通至少一种专业，对工商企业的专业分工有全面的、系统的基本知识，充分理解各个专业的作用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对工商企业活动的各种环境和层面有明确认识。
专业经验熟练掌握一种专业的理论、方法、工具及其应用，懂得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放眼全球了解工商企业活动所在的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理解它们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能认识并解释全球趋势，能识别国际商企机会；学会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中管理企业。
懂技术懂得并致力于技术的生产性应用，懂得产品技术和工作场所技术的应用以及它们对工商企业和社会所产生的普遍影响。
道 德信守道德准则坚持基本道德原则，身体力行；对工商环境和决策中涉及到的道德问题有敏锐的认识；对个人、企业、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用对别人一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