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争的发起者，德国还要为自己的失败付出1 32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这相当于4万多吨黄金。这笔巨债会不会让德国走上绝路？这在当时的世界引起了广泛争论，在德国，对于条约的反应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卡尔-路德维希·赫尔特弗雷里希：
看看他们都对德国做了些什么！这对我们是不公平的！那时候我们被设了伦敦最后通牒，我们没有机会去谈判。
黄金换铁的告示
巨额赔款就像一枚青果，让整个德国难以下咽，况且战争本身已经耗费巨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处于一个以黄金换铁的时代。德国政府发布告示，号召百姓把黄金捐赠给政府，以此筹集资金来制造战争用品，捐赠人将得到一块铁牌，或者是一根铁制的链子。
德国货币收藏家艾伯哈德·乌勒：
人们对铁牌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拥有铁牌的人会觉得很自豪，他们把铁牌戴在胸前，以便每个人都能看到。“啊，这个人戴了一块铁牌，他已经向皇帝捐献了他的黄金”。人们对此感到极为自豪。
艾伯哈德·乌勒在镇上小有名气，因为他收藏了德国面值最大的货币。
大额的货币源自于《凡尔赛条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19年11月，剑桥大学年轻的教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提出质疑，他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从此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凯恩斯在书中写道：“想从德国‘挤奶’，首先得让它活着。”
凯恩斯担心各国从德国索要的赔偿太多，超出德国自身的能力，以致酿成更大的悲剧。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把苦果带给了别的国家，自身的痛苦也在不断升级。
德国鲁尔区是东西欧之间往来的核心地带，也是北欧通向中欧、南欧的便捷通道。莱茵河与鲁尔河编织起发达的水路交通，与铁路和公路交通一起，为这里的能源开发提供高效的运输体系。
鲁尔区是德国工业的龙头，这里的煤炭占德国煤炭总含量的3/4，曾经创造了德国40%的国民生产总值。1919年，《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用鲁尔区的煤炭向法国作出赔偿。1923年1月10日，法国、比利时的10万联军占领鲁尔区，理由是德国没有按时赔款。
德国鲁尔区
鲁尔区已经被占领，德国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赔偿的呢？无钱可还的德国政府开动了印钞机，这是由30多家纸厂、133家印刷厂、1 783台印钞机组成的庞大的生产线。
德国鲁尔区博物馆研究员索科尔·费尔科尔纳：
政府作出的回应是全面开动印刷机，市场上的货币开始膨胀，目的是资助人们起义，也就是人们说的消极抵抗。这导致了1923～192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100万马克面值钞票
1922年，德国印发了1万亿马克；1923年的前6个月，德国印发了17万亿马克。政府为了化解一个危机而出台的货币政策，却为另一个危机埋下了种子。
艾伯哈德·乌勒：
德国有意通过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是故意造成的，而不是出于疏忽——来摆脱战争赔款。
克里斯托夫·库珀：
德国政府和央行都认为，应对公共债务的最好方式就是实行某种程度的通胀。
印发钞票解决了赔款问题，但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23年12月，德国的物价比4年前上升了4 800亿倍，生活必需品均以10亿为单位定价：1公斤黄油的价格为2 500亿马克，1斤熏肉的价格为1 800亿马克。
在此期间，美元与马克的汇率从1∶5.8上涨为1∶42 000亿。德国创造了金融史上通货膨胀的世界纪录。
卡尔–路德维希·赫尔特弗雷里希：
所有人都想马上摆脱货币贬值的速度。比如有人会去酒吧点上一杯啤酒，服务员为他端上啤酒，还没等喝上一口，他又点了第二杯啤酒，因为就在他喝第一杯啤酒时，啤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工人们拿着皮箱装工资，成箱的马克却毫无价值。孩子们用成捆的钞票堆积木，妇女们用钞票点火做饭，黑市上商品的价格奇高无比，德国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还债之后的轻松荡然无存。
1923年11月，一个年轻人在慕尼黑的啤酒馆发动政变，他号召民众撕毁《凡尔赛条约》，挽救德意志民族。这个年轻人叫阿道夫·希特勒，他写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书，在书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独裁的欲望。
德国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一旦停止印发，德国政府就完蛋了。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欺骗民众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德国的媒体和公众认为，德国已经不能依靠原有的社会秩序重建家园，他们将通货膨胀归因于政府的软弱无能，要求德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这为希特勒纳粹独裁主张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克里斯托夫·库珀：
通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得德国政府难以挽回民众的信心，特别是德国中产阶级，即那些有一定现金或者是债权储蓄的德国人。实际上，这些人的储蓄基本一夜蒸发了。
卡尔–路德维希·赫尔特弗雷里希：
中产阶级可以是农场主以及农业领域的从业人员、私营企业主、私营手工业主，也可以是部分官员。他们的收入变少了，他们成为纳粹党的大批支持者和选民。
通货膨胀下的民生艰难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幕后推手，纳粹党迅速成为德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通货膨胀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拉长了战争的持续时间，让更多无辜的生命被屠杀。
在此期间，凯恩斯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想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货币贬值更绝妙、更可靠的办法了。
80岁的阿尔贝特·韦策尔出生在中国天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德国。当时的德国正经历着战争之后的通货膨胀。
德国教育部退休公务员阿尔贝特·韦策尔：
1946年，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我和母亲、姐姐、哥哥一起外出吃饭。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埋单时我的母亲拿出钱包，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纸币，双手开始发抖。我说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什么了？
一家人去一次饭馆，却花掉了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而此时，阿尔贝特另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中国，也正经历着战争之后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何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如何预防、治理通货膨胀，尤其在和平时期，这成为让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困扰的问题。
如何把握通货膨胀的度是一个难题
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学校，从这个学校走出了8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崔琦。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是这里的老师；还有一位叫弗里德曼的学者，他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他发表的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影响至今。
美国芝加哥大学
克里斯托夫·库珀：
弗里德曼是强烈反对通货膨胀的，他认为通胀是不合法的税收，超越法律之外。他强烈主张建立一个严格的、量化的货币政策，就黄金在货币基础上的价值制定严格的指导方针，通过这种方式打击通货膨胀。
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谁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受害者和受益者。
政府想修建一条铁路，但是没有资金，官员们选择了印发钞票来支付修路的费用。
铁路修建好了，筑路工人得到了工资，家庭收入增加了；制造铁轨、枕木等材料的企业的销售收入也增加了；便利的交通还让铁路沿线的宾馆、餐饮业等繁荣起来。公众收入的增加为政府官员们带来更多的选票，让他们获得了连任。
表面上看，好像大家都得到了好处。然而实际上，增发钞票导致货币总量增加，物价开始上涨。人们发现，收入的增加是虚假的，因为同样多的钞票能够买到的东西少了；而真正获益的是政府官员们，他们获得了连任。
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不同，在凯恩斯看来，温和的通胀对就业有利，当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刺激就业。为此，凯恩斯写下了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专著，他拥有许多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政治家的赏识。
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就是，轻微的通胀能够刺激经济发展，为企业、家庭创造更高的收入，也带来更多的花费，尤其是消费方面。因为它为企业带来利润，而企业也相应地花费更多，如此类推，经济活动就会越发活跃。
王吉绯：
凯恩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认为当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就应该加大货币供给量，就应该多投放钱，使得总需求相对充足。我们走进的怪圈是，我们不印钞票，总需求会不足，印多了钞票又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这个平衡点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
在学术上，弗里德曼与凯恩斯是两位并驾齐驱的大师。但在货币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弗里德曼主张控制货币发行，而凯恩斯主张增发货币，以刺激经济增长。
当今社会，各国的政治家们更愿意采纳凯恩斯的主张。凯恩斯在大萧条中开出的这一处方，成了许多国家刺激经济增长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楚钢：
凯恩斯主义在一个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效果，政治家也能够在短期内看到政绩，所以两者一拍即合。同时，凯恩斯主义又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这也是政治家想做的事情。
王巍：
政府单方面增发货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这种做法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决策最容易，而恶果显现得相对最慢。因为分散，等恶果显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很多年之后了。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都增加了钞票的发行量。截止2012年5月，美国增发2万亿美元，中国增发44万亿元人民币，日本增发82万亿日元，英国增发5 350亿英镑，欧元区增发8 820亿欧元。
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在使多数人变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楚钢：
首先是居民的储蓄丧失了购买力，使居民的财富大打折扣，同时因为工资不能马上上涨，所以居民收入的购买力也打了一定的折扣。尤其是资产的价格，会在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的情况下，有不同的波动，使得居民的财富被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也被重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结果。
货币政策就像美丽的罂粟。人们看到了罂粟的美丽，却忘记了美丽与诱惑背后的毒性，或者说其毒性的大小根本没有人能去定量。
货币发行者让人们不再相信货币的本质——劳动，不再相信货币原本拥有的信用。通货膨胀伤害着每一个现金持有者，人们能做的就是不把财富的归宿只交给某一种金融产品，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货币市场的开放程度。
王巍：
对老百姓来说，只能是寻找相对保值的资产，比如土地、房产、黄金、耐用品。
今天，对普通公众来说，投资房产成为抵抗通货膨胀的普遍手段。这推动了房价在全球各国的上涨。
始于21世纪初的房地产市场投资热潮，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大部分工业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一倍以上。1997～2010年上半年，澳大利亚的房价上涨了2.11倍，爱尔兰上涨了1.87倍，英国上涨了1.85倍，瑞典上涨了1.65倍，西班牙上涨了1.62倍，比利时上涨了1.52倍，法国上涨了1.33倍，美国上涨了71%。
李国平：
房价上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印刷钞票的结果。首先，钞票印多了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房价当然也会跟着涨。其次，钞票印发太多就会导致通胀，在通胀过程中大家会抵御通胀。这种情况下，你会把钱存在银行吗？你不会。你会用它干什么？买房子。这又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
刘明福很骄傲，他认为拿黄金作比价是很先进的事情。但近年来物价的连续上涨，让他心里没底，他权衡许久，把一部分股份又卖给了别人。
刘明福：
因为我现在有1/3的股份，所以我想把股份卖掉，我已经50多岁了，卖掉股份套现，钱先花着。以后市场怎么变化，谁都说不清楚。
亚当·斯密
2011年8月，华尔街上，几十名经济学家举行了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会议。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有时就是人为的。这其中的危险是，如果实施通货膨胀，那么很多人就会受到损害。你希望刺激经济，有人说这是很好的，但实际上经济没有起色，反而遭人诟病。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过：“货币本身并非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在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在于生活必需品的丰富。”
PART 07
三条红线
雅典卫城山下，萨斯夫人经营一家快餐店已经超过3年，近年来小店生意异常冷清。
为此，萨斯夫人推出了新的菜单，并称之为“危机菜单”，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面临这场危机的不仅是萨斯夫人和她的客人们，希腊政府也正在经历一次大的财政危机。
希腊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主席劳卡斯·邹卡里斯：
希腊政府的债务规模确实大到纳税人无法支撑的地步。因此，必须要削减，削减的过程是痛苦的，于是就出现了民众的抗议和罢工。而这些都是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面对的。
缺钱的政府让整个国家步履维艰，几度面临破产。但希腊并不是唯一陷入窘境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过去的200年里，有大约90个国家和希腊一样，面临破产或者曾经破产，其中包括阿根廷、俄罗斯、冰岛等国家。
那么，国家的钱从何而来？为什么会走到破产的境地？
国家如同一辆马车，给马车提供动力的三匹马是税收、国债和发行货币。
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控制经济的节奏，或者依靠税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国家还能通过借债筹集资金。但是，这3种国家权力都有严格的控制范围和不能跨越的红线，一旦这3个权力被滥用，就会威胁到国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个国家的货币就会遭遇信用危机，国家就会面临破产。
那么，这三条红线究竟在哪里呢？
2011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意大利佩鲁贾面包店店主夏德娜夫人一家例行的家庭聚餐正在进行。在很多传统的意大利家庭中，坐在餐桌正中间的母亲是家庭的中心，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夏德娜夫人说：“我们每月要支付的账单包含保险费用、电费、燃气费、电话费、各种水费、清洁道路废水处理费等。所有费用都有最后的缴纳期限，得特别注意这些，要有计划地分配工资，否则就没有什么余钱可花了。”
夏德娜夫人的记账方式在家庭里普遍存在，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安排生活。国家和家庭一样，也有需要支付的账单，但是国家的情况更加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像希腊一样陷入混乱。
意大利劳动人民公会联合会副主席莫里吉奥·佩里乔：
现在不仅在意大利，还有希腊、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危机如此严重以致造成混乱，政府推动了对权力的控制。
政府随意印发纸钞无异于偷盗行为
2011年8月1日，美国公共事务电视台转播了一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投票决议，内容是关于是否允许美国联邦政府提高债务上限，换句话说就是商量是否同意美国政府借更多的钱。
美国国会大厦
此次投票举行前的一个月，美国政府的账面上只有737亿美元，这些钱只够支撑美国政府一个星期的运转，因为美国政府每个小时的开销就高达4.35亿美元。
一旦缺钱，美国政府就只能关门，这将直接导致数以万计的政府雇员被迫离职，其中就有来自美国国防部、国税局等重要部门的雇员，进而影响到政府为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即使这样，只要涉及政府花钱，美国政府就需要得到国会的许可。
吴敬琏：
在美国不管是货币的发行还是征税，或者借债，都要在议会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最终，这场关于允许美国联邦政府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以赞成票269张、反对票161张获得通过。
美国政府终于躲过了这一次的破产危机。美国建国以来，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已经发生过800多次破产的情况。
为什么美国人宁可政府关门，也不愿放大政府获得钱的权力？
2011年8月10日，《货币》纪录片摄制组来到了美国华盛顿的雕版和印刷管理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印钞局，这是一个生产美元的地方。美国雕版和印刷管理局的管制严格，摄制组从申请到允许拍摄历经了6个月的时间，而且还不准许拍摄印钞局工作人员的面部和胸前的证件。
美国雕版与印刷管理局
当前各国货币的发行量不再依照国家持有的黄金量来决定，如果此时政府出现缺钱的问题，比如债务危机、财政危机等，理论上所有国家都可以用发行货币的方法来解决。但在现代国家中，这样极端的例子却极为罕见。
朱宁：
对于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各个国家来讲，它们都在通过立法或以凌驾于行政机关之上的法律的手段，来限制各个货币主管部门滥发货币。
美国的时报广场位于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游客们能在时报广场最直接地感受到美国的繁荣与活力。但就在不远的一个街区，那里的墙上安装着一部巨大的计数器，上面显示的数据很容易让人们对美国的繁荣景象产生疑虑。这部计数器就是美国的国债钟，实时更新着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和每个美国家庭所要负担的债务份额。国债并不需要个人或家庭负责偿还，所以普通民众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国债带来的压力。但如果美国通过发行纸币来偿还这些债务，那么引发的后果会直接影响到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由此引发的动荡就不是美国政府所能承受得了。
美国时报广场
陈志武：
通过印钞票来减少政府债务负担的方式，可以很快地转变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往往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2011年8月31日，美国的实时国债总量达到14万亿美元。如果用面值为20美元的纸钞堆叠，这14万亿美元的体积就相当于27座纽约帝国大厦。
美国国债钟
2011年，美国国内流通中的美元纸钞大约是两万亿美元。如果通过增加货币发行来偿还美国债务，美联储就要多发行14万亿美元，如果这些货币全部进入美国国内市场，那么美国国内美元的总量就会增加7倍，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物价可能会上涨7倍。从汉堡、牛仔裤、手机这些普通日用品的价格到汽车、房屋等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有美国的财政预算都会上涨7倍，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从普通民众到国家政府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划定货币发行的红线，就是为了保持货币的稳定，限制物价上涨。但是，当在客观现实中面对危机，各国政府都会不由自主地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过行使货币发行的权力，来应对国家缺钱的问题。2011年，美国增发货币9 193亿美元，日本增发货币31.9万亿日元，中国增发货币12.6万亿元人民币。
马基雅维利定义了国家的概念
20美元面值的美元纸币背后的图案是美国的总统府白宫，决定这张纸价值的是白宫，是总统，是国会，也是法院，所有这些力量都作用到这张货币上，货币也就成了一个国家信用的物证。
美国白宫
那么，国家是什么？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这些权力如何划定？我们需要到历史的长河里去寻找。
马基雅维利油画像
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一个村庄，距离托斯卡纳区首府佛罗伦萨的路程不到4公里。意大利最负盛名的奇安提酒就出自这个地区。
村庄里生产的葡萄酒，除了品质，更响亮的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来自于一位500多年前诞生在这个村庄里的名人，他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他最早对国家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他就是尼克罗·马基雅维利。
意大利历史学家曼福迪·皮科洛米尼：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指的不是今天英语里的解释，而是指一个熟知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伟大学究和学识渊博的人。马基雅维利非常热爱佛罗伦萨，所以将毕生都献给了佛罗伦萨。
马基雅维利生活在16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国家没有统一，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邦林立，内战不断。马基雅维利从29岁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里就职，负责外交和军政事务。
佛罗伦萨市政厅旧址
曼福迪·皮科洛米尼：
法国、西班牙在意大利发动战争，由于意大利在政治上未统一，所以易被外国势力侵入。
马基雅维利在出使各国时，切身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屈辱，这让他迫切地向往一个统一强盛的国家。然而马基雅维利还未来得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佛罗伦萨共和国就已经覆灭。新的统治者最终将马基雅维利驱逐出了这个他深爱的城市。
马基雅维利毕生都盼望能用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但仕途坎坷，一直不得志。晚年马基雅维利回到了他出生的村庄，过着清贫的生活，这时的他潜心撰写《君主论》，探讨国家制度和君主的关系。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不能认识人民的统治者是暴君，将因暴政而亡；不能认识统治者的人民，将永远是奴隶。”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开篇部分，使用了一个意大利语代表“国家”的概念，这也成为其他语言中“国家”这一单词的雏形。
资中筠：
Country，只是一个乡土的概念，而不是政治上国家的概念；Nation，是从欧洲战乱中打出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按民族划分；State，是政治统治的概念，在某一个制度下有了一个政权来统治一个国家。
在英语中，有3个单词可以代表国家的概念，分别是领土、民族和政府。在这3个单词里，State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它代表政府，但是政府并不等于国家的全部。所以，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国家破产，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破产。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的意愿制定法律，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提供公共产品。
吴敬琏：
政府应该管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包括法规、执法、宏观经济稳定、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
1513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完成；1609年，荷兰独立，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第一个民主国家；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911年，中国也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开启了第一次对建立现代国家的探索。
马基雅维利确定了国家这辆马车上承载的主体是政府机构，而拉车的马匹则是国家运行需要的动力，在当时国家的主要动力来源就是税收，那么税收的红线是如何被确定的？
意大利财政部
沉重的税赋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
从17世纪初开始，欧洲大陆的人们陆续到北美大陆定居。随之而来的还有欧洲列强，北美大陆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英国是其中最大的殖民者，他们要求殖民地的居民遵守英国法律，并向英国上缴税收。
1760年，情况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英国在争夺美洲殖民地长达7年的战争中获胜，但是庞大的战争开销，让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陡然增加。为了减轻英国国内的经济负担，英国政府开始大量增加对殖民地的税收，这一举措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让他们更为不满的是，他们没有说“不”的机会和权利。
陈志武：
美国之所以要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独立，就是因为他们反对英国国王只在当时北美的13个殖民地征税，但是这13个缴税的殖民地在当时的英国议会里却没有任何席位。
在美国，喜欢历史的人们会组织在一起，再现以往战争的场景，借此体验先辈们的热血和激情。独立战争是他们最热衷的主题之一，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在缔造了一个国家的同时，也缔造了每个公民的权利。
1776年7月4日，北美殖民地的代表们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声称，英国“未经我们的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如此斩钉截铁的表达，是为了强调个人的权利和政府的关系。《独立宣言》所代表的这种精神，来源于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开始起草《政府论》的那一年，距离英国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法律《自由大宪章》的诞生已过去400多年，《自由大宪章》确立了任何税收都需要经过纳税者同意的原则。这部被称为英国君主立宪制基石的文本，也是约翰·洛克现代政府理论的基础。
约翰·洛克油画像
莱昂内尔·巴贝尔：
早在13世纪的时候，英国国王的权力就开始削减，之后在17世纪的内战中进一步降低。因此，约翰·洛克的成就是有一定基础的。
荷兰是约翰·洛克的流亡地，也是他撰写《政府论》的地方。
享受奔跑的荷兰人，天生向往自由和冒险，这些都是成为优秀商人的要素。在17世纪的荷兰，商业氛围充足，人们更相信资本的力量，股份制和金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荷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适合货币生长的土壤。
当时欧洲众多追求自由的人都向往荷兰，在这里，约翰·洛克开始总结政治生涯中的体会，继续完善现代政府理论。
在荷兰，约翰·洛克依然担心因为《政府论》而引来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他把书稿藏在亲戚家里，在书信中，他小心地用“梅毒”这种病毒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书稿。因为他认为当时英国的体制如同这种病毒一样顽固，容易反复。几百年来，《自由大宪章》在英国被反复颠覆的遭遇，证明《自由大宪章》的药力尚不足以治愈它。
吴敬琏：
《自由大宪章》从1215年以后，不断地被国王抛弃，经过斗争又重新建立，一直到1688年以后，才正式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制度，即国王在宪法之下。
1688年12月，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推选了新的君主，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世界上，国家的更迭主要依靠暴力流血来完成，“打江山，坐江山”是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同的改朝换代的方式，而英国这次革命并没有通过流血的方式来获取成功，因此英国人自豪地称之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后第二年，约翰·洛克回到英国，随后出版了《政府论》，让人们看清了现代国家的原理，他反复强调人与政府的契约关系，强调了政府权力的来源，明确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
吴敬琏：
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社会的工具，必须把它的整个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规则之下。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指出，国家的税收权力来源于人民，所以人民可以使用法律的缰绳，来约束税收这匹马的行进速度和方向。
美洲殖民地人民传承了约翰·洛克的思想，他们开始驱逐英国政府，因为英国政府跨越了税收权力的红线，影响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
独立战争十分艰苦，战争经费无从筹措。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反对英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这决定了从此以后政府的开支都不能靠大规模征税来弥补。事实上，从独立战争开始，直到1789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生效前，大陆会议一直都没有征税的权力。
大陆会议债券
不能征税就只能发行货币和募集债券。但是没有稳定的税收，人们不会相信一张纸，不管这张纸的面值是多少，人们也不会愿意借钱给政府，因为看不到偿还的保证。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石弘光：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没有税收来源的国家，就会灭亡。税收就是如此重要。
美国建国时的首都是费城。1787年，就在费城曾经的州议会大楼里，各州代表举行了制宪会议，并通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这版宪法中有5项条款是关于税收事项的：“有关税收的所有法案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中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法案的方式，即以修正案提出建议或表示同意”。
美国费城独立厅
在这个因为抗税而建立的国家，征税的权力被认为是事关毁灭的权力，如果被滥用，失去的不仅是国家的信用和人民的福祉，更有可能导致政权的更迭。在世界其他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了对国家税收权力的约束。其中，日本战后税收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就是由美国人主导的。
增税在民主国家永远是敏感话题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经过3个多月的统计，日本政府公布地震造成的损失高达1.36万亿人民币。为了重建，日本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增税来筹集资金。
今古贤二作为全日本教职员组合的书记长，强烈抗议日本政府为筹集灾后重建资金而采取的增加税收、削减教职员工工资的措施。今古贤二说：“日本政府的措施，我们是很反对的，现在也在进行进一步的努力。首先，这10年来教职工和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已经在不断下降，这一方案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压力。其次，政府出台这一方案并没有充足的依据。”
日本教职员游行
增税在民主国家永远是敏感话题，即使增税的目的显得非常必要，也不能减少人民的抵触情绪，毕竟税收的钱来自人民的口袋。今古贤二说：“下调公务员工资的影响比较大，这不仅关乎我们的生活，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游行的人才这么多。”
日本人对税收的敏感性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产生的。那时，美国积极参与了日本的重建，为了彻底摒弃日本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美国人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日本临时政府用一年时间起草出来的宪法，强制推行美国的民主，其中的重点就是作为现代国家标志的税收民主化，即征税需要得到人民的同意。
石弘光：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了，那时日本的经济一团糟，国家的情况很糟糕，税制也很糟糕。美国的盟军总部派出了访问团，那是日本税制改革的起点，是基于美国的民主。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输了就是可耻的”，这是对武士道精神的简单概括。当面对美国推行税收民主化的强力举措时，日本就像面对对决中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抗争，但最终日本还是以倔犟的姿态屈服了。
根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税收需要国会根据人民的意愿来确定。所以，日本政府出于灾后重建的需要提出增税的要求，也被国民反复讨论。
石弘光：
关于增税，日本国民会询问，征收的税款怎么使用？会不会被浪费了？是用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还是用来扩建办公机构？政治家们怎么用这些税收？大家关注的是这些方面。
税收的适度与公平，以及税款使用的透明与公正，是国家在行使税收权力时不应跨越的红线。
世界各国的税收水平因为各国经济状况、使用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别。按照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计算，北欧的挪威、瑞典等国家通常为40%以上，用以维持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2011年，希腊为33.5%，美国为26.9%，日本为28.3%，中国为17%。
现代国家中，税收是权力的成本。征收多少税，实际上反映的是如何处理国富和民富的关系，考验的是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国家的文明水平，决定了政府的质量和人民的福祉。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福利制度的发展，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税收“这匹马”所承担的压力也将被越来越多地分散到国债“这匹马”的身上。
穷政府，富政府
“香肠”是一条雅典的流浪犬，它曾经入选过《时代》周刊的年度评选，它入选的理由是它的爱好——游行。因为这两年游行似乎变成了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仅在2010年，希腊就有将近800次的游行。
希腊公务员工会游行
一个昔日文明的发源地，一个旅游业和航运业发达的国家，一个国人享受高福利的社会，一个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40多位的国家，如何陷入这般境地？
希腊财政部部长、雅典大学教授扬尼斯·斯托纳拉斯：
希腊是无法发行货币的，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当政府的收入无法支撑巨额支出时，就出现了赤字，为了降低赤字，就需要借款。但在某个时刻，人们突然，发现希腊债务太多、债台高筑，因此资金渠道中断，希腊无法再借款，这就是2009年发生的情况。
无法继续举债借款，无法发行更多的货币，也无法增加税收，三驾马车同时停顿了下来，现在的希腊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减少开支。但是减少开支的代价，让很多希腊人尤其是政府雇员无法承担。
伊莱斯·维雷塔科斯是希腊流行大军中的一员。他作为希腊公务员工会的副主席，为反对政府裁减公务员而组织的游行忙碌了很多天，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传达一种声音：“为了不被辞退而斗争！为了工作稳定而斗争！政府的举措不是在拯救希腊，而是在针对工人阶级！”
然而，游行队伍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庞大的希腊国债数量面前依然显得单薄、无力。希腊经济在欧元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3%，根据债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希腊债务总量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开始明显增加。这一年也是希腊政府扩张的开始。
扬尼斯·斯托纳拉斯：
（加入欧元区）主要的消极变化就是政府的扩张，即公务员数目以及公共领域职员数目的增长，其带来的工资增长远远大于通胀率和公共领域生产力的增长。
除了庞大的政府，希腊福利体系多年的超负荷运作，也是希腊危机发展到现在的重要原因。
劳卡斯·邹卡里斯：
希腊的社会福利体系不仅“大方”，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浪费。男性到52岁就可以退休了，女性到48岁就可以退休了。因此，这不是社会福利，这是一种浪费。
希腊福利系统的超负荷运作，很多时候是因为福利被政治家当成吸引选票的筹码，而不是量力而为。
扬尼斯·斯托纳拉斯：
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是要为错误负责的，而那些选他们的人也是有责任的。因此，这是所有人的一种集体责任。
抗议游行的人群并没有影响小贩们做生意的热情，对小贩们来说，赚钱要比抗议更可靠。类似希腊公务员工会游行这样一天两次的游行还会继续，因为此时还没有人能看清希腊的未来。
大多数国家为了应对开支，都要借债。2011年，希腊的国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0%，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较来看，并不是最高的，日本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同样身陷危机的意大利的债务占120%，葡萄牙的债务占107%，而美国的债务也占到了103%，德国的债务占92%，中国的债务占25%。
国债不同于税收和货币发行，制约国债发行的红线更不容易量化。当前，各国经济状况、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能够承担的国债总量的差异。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债发行政策时量体裁衣、量力而行，都可以帮助减少跨越红线的可能性。发行国债是今天政府的作为，是用人民的福祉、国家的信用和未来作担保的，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人们在消费子孙的钱，所以必须慎之又慎。
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最早明确了税收的红线，增税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
第八节规定，联邦财政部每次借债，都需要获得国会的授权；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规定，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金库中实际的金银数量为保证。三条红线从各自的起点出发，在货币的时空画出自己的轨迹，持续地影响着国家的进程。
人类曾经使用含金量来衡量货币的质量。而今，衡量国家货币质量的因素更为多样和复杂。其中，每一条权力的红线是否被跨越，都会直接影响货币的质量，继而影响到发行这种货币的国家的命运。
现代国家是为了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建立的，国家能获得多少钱应该取决于公共服务的需要。过度税收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超量国债透支国家的未来，过量发行货币则将人们的财富兑水。而且，三种方式需要相互协调，任何一种方式的失衡，都会使另外两种方式承担巨大的压力。这三条红线如何不被跨越，一直是现代国家诞生以来的重大命题。
PART 08
汇率之路
杨若谷是广州的一名初中生，今年13岁，与所有学生不同的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外汇交易，而且已经有5年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