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考虑十分周到，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在奏折中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潘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正在朝廷琢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清廷仍然委任他为两江总督。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12.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都是围绕着各自的长远利益而展开的。不说军国大事、国计民生要长远考虑，早做准备，就是普通百姓、“平凡”小事也不能不下一番苦功，精心打算，才能有备无患。所以，善用心计不仅要想得细、看得准，还要看得长远。
事无巨细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有备无患。
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军事将帅还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领导者都要深谋远虑，居安思危，保持常备不懈，才能有备无患。只有做到不固步自封、得过且过，保持适度的危机感，我们才能在激烈竞争的挑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公元280年，西晋灭亡吴国后，晋武帝司马炎认为不会再发生大的战争，主张军队将领们不必再去从事军事活动，而让他们转业去管理行政事务，并下令解散州、郡的部队。但是，杜预引用古代兵书《司马法》中的话告诫晋武帝“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不能因为吴国的灭亡而高枕无忧。作为军事统帅，杜预在与吴国作战结束后，立即还镇襄阳，坚守要地，交错屯兵，戒备森严，“视无事如有事”一样，从而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定形势。杜预死后，晋军备废弛，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不久，天下大乱。
有备无患作为统御的策略原则在经济领域也大有用武之地。经济领域的竞争之激烈不亚于战场。经济领域的有备无患涉及方方面面，从产品的立项到后续产品的开发，从产品的图纸设计到生产中的质量管理，从专利到商标，在这些环节上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全盘皆输，都要有备才能无患。
胜家公司是美国首家国际性公司，他所生产的“胜家”缝纫机操作简便，倍受人们喜爱，是风靡世界的名牌产品。然而，到了1986年，胜家公司董事会不得不沉痛地宣布：胜家从此不再生产缝纫机了。胜家公司为什么在市场上败得这么惨呢？原来，胜家公司在成功后，过分相信传统产品，没有进行新产品开发，到1985年时仍在生产19世纪设计的产品，而此时，其他竞争者纷纷开发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产品。如日本厂商研制出会说话的缝纫机，在操作失误时会发出声音提醒改正；瑞典厂商生产出一种电脑缝纫机，它可以根据布料的特性自动地将缝法、针脚长度、缝纫紧度等调到最佳状态。胜家缝纫机当然敌不过其他竞争者，其市场逐步被其他厂商抢占，最终被排挤出局。
做人当然也是如此，只有凡事精心打算，考虑长远，做到有备无患，才能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3.预留后路，全身而退
俗话说：“狡兔三窟。”兔子尚且知道多留几条后路，以规避风险，何况是工于心计的人呢。从长远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成功不仅在于曾经得到过什么，更重要的是能够功成身退。
刘伯温是一位历史名人，也是一位很善于避祸自保的智者。
当他为朱元璋平天下，治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其原因亦是主动与被动两种因素相撞促成的结果。
1371年，朱元璋授予刘伯温弘文馆学士，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诚意伯。刘伯温为了免遭朝廷官场斗争的不测之祸，随即上书明太祖，要求辞仕过隐居生活。原因有二：一是青少年时期立下的报国之志得以实现，位至开国功臣之列；二是他生就这种豪爽刚正、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为朱元璋出谋划策时曾得罪过不少人，比如丞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就是对朱元璋本人他也常常直谏不讳。因此，他想尽早从官场的漩涡中抽出身来，激流勇退。1372年2月，刘伯温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故里，在乡间每日读书吟诗，饮酒弃棋，谢绝同一切官员来往，静心修养，乐哉快哉。说刘伯温上书请求辞职含有被迫的因素，还可以从他后来被朱元璋剥夺俸禄一事加以佐证。
1373年，胡惟庸当上了丞相，他对刘伯温曾经在朱元璋面前不同意自己担任丞相一事怀恨在心，故诬陷刘伯温在故里谋占有王气之地作为自己的墓地，意欲图谋不轨。朱元璋因疑心极重，遂于第二年下旨剥夺了刘伯温的俸禄。刘伯温被迫忍气吞声进京说明真情，不想在京积忧成疾，重病不起，被送回乡里后很快就逝世了。如果刘伯温在朱元璋登基称帝的前夕，不待封官列侯即隐退故里，恐怕也不至于后来遭到剥夺俸禄的冤屈。
由此看来，政治斗争中的急流勇退宜早不宜迟。否则，虽辞职也难保全终身。
战国末期的范蠡也是一位善于功成身退者。
越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在贺台之上大摆宴席，招待各位大臣，但其神态反常，面无喜色。范蠡私下感叹道：“有功之臣又该倒霉了。大王这种人可以和他共患难，而不可以与他共安乐呀!”
第二天，范蠡入见越王辞行，说：“我听说过，君主受了屈辱，臣子也就不能苟且偷生。过去，大王在会稽被吴王夫差打败，做了俘虏，蒙受莫大的耻辱，我之所以未能死而保节的原因，是想忍辱负重，帮助大王完成复国安民的大业。如今，吴国已经灭了，我请求大王能开恩赦免臣子在会稽犯下的死罪，留下一条生路，让我归老于江湖之间，以了却残年。”勾践好言相劝，再三挽留也不成。第二天召见范蠡，范蠡已不辞而别了。
后来，范蠡经商，致富后就周济亲朋，曾三散千金，历史上称他为“陶朱公”。而另一位大功臣文种却落得被勾践赐死的命运。
下面讲一个国外的例子。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主动辞去大陆军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蒙特维尔农庄当他的种植园主，重新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绿荫下享受宁静的生活。后来，华盛顿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又主动辞去总统职务，不搞终身制。可以说，华盛顿的任职与辞职都是为国为民，不存在为个人索取什么，这充分体现了一个伟人的坦荡胸怀和一位将帅的崇高品格。
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已结束，胜利后不久，一些阶层和集团都主张华盛顿效仿英国政体——君主制，“登基”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王”。华盛顿统率的军队也表示支持。对此，华盛顿坚决反对。他挥笔疾书：“让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对你们的国家还有一丝尊敬之情，如果你们还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或者你们还尊重我的话，那么就从你们的头脑中彻底清除这种念头。我认为这个念头包藏着可能降临我国的巨大灾难。”1783年12月23日，华盛顿在安那波利斯正式交还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回到蒙特维尔农庄与家人团聚，恢复了一个平民的身份。
美国独立后，软弱的联邦政府毫无实权，国库空虚，负债累累，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广大民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786年秋，在独立战争发源地的马萨诸塞州爆发了一场谢斯农民起义。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正“濒临混乱和毁灭的边缘”(华盛顿语)。为此，华盛顿决定再度出山。1787年，华盛顿主持制定宪法会议。1789年，华盛顿又因他的特殊地位、荣誉和声望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宪法规定，每届总统任期4年。华盛顿连任了两届后，就主动辞职了。1798年，美法关系恶化，战争一触即发，已经卸职回到蒙特维尔农庄的华盛顿，又应新总统的召唤重披戎装，担任一支新建军队的总司令，继续为国效劳。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华盛顿任职与辞职的本质所在！
人生进退的意义各有不同，但激流勇退，无疑是智者的英明抉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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