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4年1月，代宗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当时正是1月17日，天方破晓，百官都在朝房内等候皇帝临朝。即入朝，听到南宫太和殿上有呼噪声，都不知何故？徐有贞大声说：“太上皇帝复位矣，趋人贺。”百官震骇，各就班列。英宗在殿上宣告复位，命百官“任事如故”。英宗复辟成功后，废掉代宗，没过几天代宗就死在西宫。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叫做“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后，当即传旨逮捕于谦。
英宗复辟以后为什么要马上逮捕于谦呢？原来英宗被俘以后，希望明朝和瓦刺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抗击瓦刺，使他在瓦刺吃了不少苦头，便对于谦恨之人骨。于是他复辟之后，马上就把于谦逮捕起来，其实，于谦此次被捕与复辟的主谋徐有贞和石亨有着重要关系。
徐有贞是副都御史，因在也先入侵时，倡议南迁，被于谦所驳斥，为舆论所讥笑。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一直仇恨于谦。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了功。景泰3年任京营总兵官，提督十团营，佩镇朔大将军印，职任极重，但骄纵枉法，结党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的罪行加以奏劾，石亨本来嫉妒于谦的才智和地位在己之上，至此更积恨在心。
于谦焉有不败之理，他不但得罪了同僚，而且更得罪了皇帝，这样的事，在当今社会某些单位新旧领导接替时也往往会出现。
徐有贞、石亨因为复辟有功，都得到英宗的信任，掌握了大权。于是，英宗、石亨、徐有贞等首先诬陷于谦、王文等谋迎立襄王朱赡旭的儿子做皇帝。石亨扬言：“虽无显迹，其意则有。”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对于谦等进行严刑拷打。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止。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稍微严密，内中所藏的一定是金银财物，打开房门一看，原来里面珍藏的是代宗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明证。于谦被杀时，英宗尚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多么卑鄙的借口，与“莫须有”异曲同工。这也是于谦只认死理，不通人情惹的祸。
于谦死了，但他留给了后人许多东西，尤其是他那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格。
8.善意的谎言可以撒
“不撒慌未必比撒慌好”，这句话不只是小人的逻辑，在生活中也有着实际意义和用途。因为偶尔说一两句善意的谎言，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
说谎，连3岁小孩子都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可是，在大人的世界里，如果总是诚实地直来直去，有时候反而会吃大亏，因此，某些善意的谎言是有必要存在的。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善意的谎言最忌讳的就是过于夸张，而且要配合适当的时机和场合。这样一来，才能让善意谎言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在一次盛大豪华的舞会上，甲对舞会的主人———一位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的女士说：“看到您，不禁使我想起您年轻的时候。”
女士微笑地问：“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很漂亮。”甲回答。
“难道我现在不漂亮吗？”女士开玩笑地问。
没想到甲竟然非常认真地回答：“是的，比起年轻时候的您，您现在的皮肤不但松弛，缺少光泽，甚至还有不少皱纹。”
这位女士听完甲的回答，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十分尴尬地瞪着甲，刚才的自信完全消失了。
就在这个时候，乙适时地出现在这位女士的面前，他彬彬有礼地伸出手，对这位女士说道：“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这个舞会上最漂亮的女士一起跳舞呢？”
女士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接受了乙的邀请，两个人在舞池里跳起舞来。她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全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就像个漂亮的年轻女孩!
舞会过了没几天，甲和乙同时收到一封讣文，那位女士突然死了。
不过，乙比甲还多收到了一封遗嘱，这位女士在遗嘱中注明，将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乙。
有一句西洋谚语：“一滴蜂蜜能比胆汁招来更多的苍蝇”，说明了甜言蜜语比毫不留情的实话更能够吸引别人。
虽然说谎不是好事，而且谎言一旦被拆穿，下场往往比说实话还惨，但是偶尔一两句善意的谎言，会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
不善于说谎的人，一说谎总是害怕别人识破，所以撒谎时心里特别紧张，一紧张，表情就不自然，语言也结结巴巴、嗯嗯啊啊。更有甚者，还会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别人一见你这副样子，哪怕你说的是真话，也不敢相信了。
美国有句谚语：“就想你正走着的这一步，别想下一步。”这对于说谎者来讲，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方法。说谎的时候，你只要想好你的谎言，其他一切你都不要去牵挂。
其实，真正要说谎，首先就得镇定自若，这样才能给人以最基本的信任。
拿破仑有一次检阅军队，按照惯例，值日官应在检阅前向他报告点名的情况。
军乐声中，拿破仑正步走上检阅台。值日官跑步到拿破仑跟前，以非常清晰的口齿报告：“报告将军，本部已全部集合完毕，本部官兵应到3444人，实到3438人，请您检阅。”
拿破仑非常满意地点点头，说：“很好！”回头对他的参谋说，“记住这个值日官的名字，数字记得这么准确的人应该受到重用。你们以后也得向他学习，给我汇报时尽量用精确的数字说话，不要用‘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这样的词。”
这位以谎言博得拿破仑好感的值日官说谎的时候真是干脆利落，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一点也不打顿，可见其说谎的本事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惟有如此，谎言才会真正产生好的效果。
9.判估现实，先要符合人性需求
能对现实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估计，不见得是“好”事，更不一定是“对”的提议。“对”的提议除了判断要正确外，还要注意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要符合人性的需求。
一个人能对现实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那只是聪明；如果能对掌控现实形势的人进行分析并随机应变地处理事情，则不失为一种智慧。
我们来看一个反面的例子。
公元279年，晋国讨论是不是应该对吴国发动战争，官员们的看法有分歧，以贾充、苟勖、冯统等人为首的宫廷派，主张应该保持原状，不可以出兵；另一派以镇守襄阳的军事将领杜预为首，主张应该采取攻击行动，对吴国动用武力。
益州督导官王浚上书陈情：“孙皓荒淫凶暴，我们应该迅速讨伐。万一孙皓死掉，他们拥立贤明的君王，这件事情就难以成功，恳求陛下，不要丧失良机。”
晋国第一任国王司马炎，于是准备出兵攻击吴国。恰好安东将军王浑上书警告：“孙皓打算北上攻击我国，边疆守军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司马炎又改变主意，延后对吴国采取军事行动。
王浚的参议官何攀刚好在首都洛阳，立刻上书说：“孙皓绝对不敢出兵，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备战形势，让袭击更容易成功。”
杜预也上书说明：“吴国的主力部队，并没有西上增援，依常理判断，他们已经是束手无策，才不敢出动军队，让首都建业陷于空虚。陛下误信奏报，放弃攻击行动，留下后患，实在非常可惜。我的筹划非常详细，成功的话，可以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即使失败，也不会造成国家重大损失，顶多只是浪费一些时间而已，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如果军事行动往后延缓，以后的天时、人事，恐怕不会像现在这么有利，那么要取得成功，将更为困难，请陛下明察。”奏章呈上后，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消息。
杜预再一次上书陈情：“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比较它的利害得失。这次大军南征，利有八、九，害不过一、二，最糟糕的情形是徒劳无功。问那些反对的官员们，他们也说不出我们会失败的理由。只因为这项谋略，不是由他们提出，他们得不到功勋，才会反对到底。自从入秋以来，全国动员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如果突然中止，恐怕会打草惊蛇。孙皓万一因为恐惧，而把首都迁到武昌，再加强边疆的防御工作。到时候，即使我们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恐怕一切都将为时已晚。”
杜预的奏章送到时，司马炎正好在和张华下棋，张华马上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明!晋国现在国家富庶，兵力强大。孙皓恰好相反，凶暴淫乱，诛杀贤才。现在出兵征讨，可以轻易取得胜利，请陛下不要再迟疑。”
司马炎于是下定决心立刻出兵，任命张华负责军粮运输。贾充、苟勖、冯统等人，仍然声嘶力竭地提出种种反对的理由。司马炎勃然大怒，贾充等人才脱下官帽，请求原谅，不敢再反对。
征讨吴国的行动，果然如杜预判断的一样顺利，晋国没有多久就灭了吴国。
张华的才干和见识都十分卓越，拥有很好的声名。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担任“三公”高官。苟勖、冯统因为张华当初坚持讨伐吴国，让他们丢尽颜面，对张华恨到极点。
正好有一天，司马炎问张华：“如果我死了，谁可以托付后事？”
张华回答：“齐王（司马攸）品德高尚，又是皇家至亲，是最适当的人选。”司马攸是司马炎的弟弟，司马师生前并没有生下儿子，因此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本来司马昭要把王位传给司马攸，因为参谋何曾、裴秀、贾充阻止，司马昭才把王位传给司马炎，所以司马炎一直都小心提防司马攸。
司马炎对这个答案失望极了，心里开始恼怒张华。
苟勖抓住这个机会，挑拨司马炎和张华的信任关系。司马炎于是把张华贬到幽州。张华治理幽州成效卓著，拥有了更高的声誉，司马炎又打算把他调回朝廷。
有一天，冯统跟司马炎谈到钟会叛变的陈年往事。冯统说：“钟会谋反，太祖（司马昭）要负责任。”
司马炎拉下脸来，说：“你说的是什么话？”
冯统脱下官帽，请求原谅，说：“我听说一个优秀的马夫，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拉紧缰绳，什么时候要放松缰绳。刘邦推崇韩信、彭越等人，封他们侯爵，最后却把他们诛杀。刘秀一直抑制各将领，不交给他们太大的权柄，将领们却都安享天年。并不是位居高官的人‘仁慈’，也不是惨遭杀戮的人‘愚蠢’而是权力的放纵和约束之间不同，才会导致不同的后果。钟会的才智有限，太祖却对他不断夸奖，把他擢升到重要的位置，又交给他庞大的军队，使钟会产生了错误的印象，认为自己的谋略从来不会失败，才会产生叛变的念头。假使太祖节制对他的赏赐，用权威来慑服他，他根本不可能产生那种叛乱的思想。”
司马炎想了想，说：“你说的有理。”
冯统叩头说：“陛下既然认为我说的有理，就不应该重蹈覆辙，让像钟会那种人发生同样的事情。”
司马炎问：“现在还有钟会那种人？”
冯统回答：“陛下的智囊，还有那些拥有卓越名声或者统领部队建立大功的人，都应该一个一个考虑分析。”
司马炎于是不再说话，也不再提及征召张华回京的事情。
张华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恶果呢？因为张华提出这个建议时忘了一件事，他忘记了当初司马昭本来准备把晋王的位子传给司马攸的。司马攸的品德高尚，又是皇家至亲，才更让司马炎担心。
张华对司马攸的评价、判断都很正确，但是却完全不符合司马炎的人性需求，才会使司马炎对他失去信任，也让他自己永远都不能翻身。
10.宁可犯错,不可犯忌
成功之前要与众不同，但一个人成功之后又很容易树大招风。这时你就不能太张扬,自我膨胀，装腔作势，过分炫耀，或者不经意间挡住别人的阳光，挡住别人的道路。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宁可犯错，不可犯忌”。
一般说来，人不怕犯错，最怕犯忌。犯错，可以说是“各人造业各人担”，可以避免；犯忌则是“花飞花舞花满天”，只要有花香，便容易招蜂引蝶，被叮得满头是包，尤其是不知藏拙，尽情花枝招展的时候。所以，或许可以这么说，犯错是疏失，犯忌则是招惹是非。
以下便是一个以古鉴今的好例子。
马超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后代，曾经与曹操、刘备的大军交过手，皆不分胜败，可以说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刘备招降他之后，对他相当赏识，没多久便任命他为平西将军，且册封为都亭侯。
马超以“新贵”的身份备受礼遇后，便开始自命不凡，显得十分志得意满，自觉形同刘备的知己、手足，也不太注意君臣应有的礼节。
有一次，他和刘备谈话时，居然在满朝文武面前，直呼刘备的名讳，左一句“玄德”，右一句“玄德”，听在与刘备一起打拼多年的众“核心幕僚”耳里，实在十分刺耳！
关羽实在气不过，想要杀了他，但刘备不同意。这时，张飞说：“如果不杀他，也要教教他懂点礼节，注意点分寸！”
言教不如身教，所以，他们决定给马超来一次“机会教育”。
第二天，刘备召集所有部将开会，关羽和张飞都刻意提前到达，而且持刀恭敬地站立在宫中的两旁，让君臣的从属关系看起来真的是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马超进来后，看见“前辈”关、张二将直挺挺地站在一旁，并没有就座，这才恍然大悟，心想以关、张的身份地位，都不敢造次，自己算老几？于是他便有些尴尬地退到一旁。从此之后，马超再也不敢太过于嚣张，还成了刘备蜀汉朝中不可或缺的大将。
“搞不清楚状况”是官场、职场中的大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凭着受到上司的赏识与重用，便不自觉地得意忘形，“忘了我是谁”。
虽然这种意气昂扬，大都是“粗线条”的个性，并没什么不对，但自以为已是权力核心的“入幕之宾”，进而睥睨群雄，甚至与上司“称兄道弟”起来，便可能为自己的职场、官场生涯种下危机而不自知。
当然，如果这种人所处的“办公室文化”，上上下下一向平起平坐，倒无所谓。假若不是如此，他们的种种“不得体”的举动，即使上司不太在意，身旁众多的各级长官、同僚、竞争者，难免会因为“刺眼”而兴起“你算老几”的不舒服感受。
此时，“新贵”终将成为被“孤立”的对象，一有差错，铁定遭到围攻，而难以继续混下去。所以说，得意之时可不能随意，否则恐怕很快就会变成失意，落得前功尽弃。
下面再看一则精彩的故事。
唐朝安史之乱时，名将李光弼与史思明隔着黄河对阵。心高气傲的史思明为了展现他雄壮的军容，故意每天将他所拥有的千匹上选好马，分批放牧在黄河河边吃草洗澡。
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具有挑衅性质的“溜马”行径，李光弼觉得他既幼稚又好笑，于是想给他一点教训，杀杀他的锐气。
李光弼便命令部下找来五、六百匹母马，等到史思明再次“溜马”的时候，便将这群母马全部放牧在城外，然后又将这些母马所生的小马拴在城内。
由于母马与小马分离，便群起在城外嘶叫。有趣的是，对岸的马匹受到震天马鸣的影响，像是受到召唤一样，竟然纷纷浮水渡过黄河而来。
这时，李光弼命令将城门打开，眼看着一群群的马通通蜂拥进入城内，全部变成自己的马，不禁露出得意的微笑。
而在河的另一边，喊破喉咙的史思明却因为无端端地失去了近千匹好马，气得差点吐血。
炫耀，虽然只是突出自我的一种表现，不过却带有攻击的性质，因此，很容易碍人眼、刺人眼，而遭到悲惨的命运。
故事中的史思明，显然想借着“溜马”来展现自己兵强马壮，企图给对手造成心理压力。不过，李光弼棋高一着，让史思明炫耀不成，反而失去了千匹好马。
有花香，便容易招蜂引蝶，在竞争的领域中，当自己足够强大时，炫耀则是另一场更激烈竞争的开始。毕竟，竞争无非就是争奇斗艳，谁又甘心居于人后？
所以，任何有意或无心的炫耀都是犯忌，都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与麻烦。请记住，爱炫耀，可别摔得哇哇叫。
11.交一个人比得罪一个人强
人们常说圆滑善变是小人行径，但同时又说能屈能伸乃君子气概。那究竟怎样是小人，怎样才是君子呢？其实，这一互相矛盾的说法正好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现实中君子有时候也不得不用小人的心机。
有人说老好人其实也是老坏人，因为他们不分敌友，一概点头哈腰，和平共处。但也不尽然，这要看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居高临下时可以说上几句；一旦处于下风，或者没有必胜把握的时候，就不能不圆滑一点了。
公元前490年夏，齐景公的身体逐渐衰弱下去，诸位王公贵族大臣名门，都担心齐景公立最年幼的荼为太子。因为荼的母亲芮姬虽然是齐景公的宠姬，但她的出身却十分微贱，不属于当时齐国几个大家族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荼被立为太子，就意味着这几大家族谁都没有完全的把握控制住他，而且他年纪也太小，且十分顽皮，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正人君子标准。所以，这些王公贵族们都希望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其他王子中选出一个太子来。可齐景公虽然年纪老了，却仍然不服老，所以特别讨厌别人提立太子的事。再者，也许是年老国君的通病，齐景公特别宠爱芮姬，也有意让她的儿子荼出任太子，但齐景公知道王公贵族们都反对立荼为太子，自己也就不好亲口说，就只好采取拖的态度，他经常对手下人说：“着什么急呀，以后再说吧，只要齐国在还怕到时候没有君王吗？”
就这样，立太子的事也就拖了下来。
转眼到了秋天，齐景公的病情越来越重了，眼看着就不行了。齐景公这才下令让国惠子和高昭子拥立荼为太子，并下令驱逐其他的王子。
荼终于当上了齐国国君，他就是历史上的晕孺子。
当时，齐国的田乞家族虽然也算大家族，但比起国、高两大家族来说，却还差得远。因此田乞一直梦想着能够替代国、高两姓在齐国政务上的作用。这次国、高两姓受齐景公的嘱托，拥立晕孺子为齐国国君，正为田乞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他一方面极力地巴结国惠子和高昭子，寻找各种机会与他们拉拢关系，还装成知己的样子对他们说：“你们得到了国王的信任，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许多大臣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感到失去了国王的宠幸，都在图谋反叛。你们可一定要多加小心才是。”
可背地里，田乞却四处鼓动王公贵族们起来反叛。他对大臣们说：“高昭子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让他掌权，我们哪里还有活路啊！大家坐着等死，还不如趁着高昭子还没来得及迫害我们，我们先杀了他。”
就这样，田乞很快就获得了诸位大臣的拥护，于是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公元前489年6月，田乞组织发动了宫廷政变。晕孺子被废黑出，高昭子被杀，国惠子逃到了别国。其他反对政变的王公贵族也是死的死，逃的逃，田乞终于掌握了齐国的控制权。
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能够更名正言顺地掌握齐国的大权，田乞派人到鲁国请回了王子阳生。可是阳生毕竟不是齐景公立的太子，田乞恐怕大臣们不服从，再生出别的乱子来，所以就先把阳生藏在自己家中，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再让其出来登位。
到了10月，田乞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便四处邀请诸位大臣到家中做客，他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家的祭日，我的妻子已经在家中准备好了菲薄的祭礼，敬请各位光临。”
谁都知道田乞当时在齐国的地位，哪里还敢说个“不”去，有些人想去还愁没有机会呢。
等大家的酒正喝到兴头上的时候，田乞令人抬出了一个大口袋，里面鼓鼓的不知装的是什么。田乞让人将口袋小心翼翼地放在座席的正中央。众人不知田乞在玩什么鬼把戏，心里直犯嘀咕，嘴上却什么也不敢说。
还是田乞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他先对着大口袋行了重礼，然后打开口袋，对众人大声喊道：“齐国国君到了，诸位还不赶快行礼。”
众大臣一看，可不，王子阳生从口袋里站了起来，这一惊可非同小可，诸大行慌忙就地下拜。
田乞就势要大家盟誓共立阳生为齐国国君。为了能够更有力地说服众大臣，田乞趁着齐景公时的重臣鲍牧已经喝醉的机会，欺骗大家说，拥立王子阳生为国君的主意是自己与鲍牧两人共同策划的。
谁知鲍牧是人醉心不醉，听田乞以自己的名义欺骗大家，情不自禁地反驳田乞说：“胡说，难道你忘了齐景公的遗命是立荼为齐国国君吗？”
诸大臣一看鲍牧首先带头反对立阳生，许多人又想随着反悔。
阳生一看形势不妙，同时，他也确实搞不清楚自己当国君的可能性有多大，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被立为国君，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了。为了能够保住性命，阳生急忙上前一步，冲着鲍牧猛地就跪倒在地，叩起头来，口中还不停地说：“能立我为君就立，不能立也就算了，诸位千万不要勉强。”
然而这一下，鲍牧又害怕了。堂堂一位王子，也许马上就是一位国君，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了自己脚下，作为人臣的怎么能担当得起呢？回头一想，田乞这次既然请大家来了，就必定早已准备好了。如果自己坚决反对的话，只能是弊多利少，并且丝毫不能阻止阳生当上齐国国君。更何况“是君就能管住臣”，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呢？好在鲍牧已经醉了，好歹有个退路，于是便趁着醉意对阳生说道：“什么可以不可以的，都是景公的儿子，谁当国君都可以嘛！”
田乞和阳生虚惊一场。
众人看到鲍牧表示赞同，也纷纷表示拥护阳生出任齐国国君，并当场盟誓。阳生也就是后来的齐悼公。
鲍牧的手法就是圆滑变通，可是能说这种老好人不该当吗？所以，在大势所趋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能不说是智者的明智之举。交一个人总就比得罪一个人强。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不得罪人的策略确实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
12.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能有陷阱，凡事进易退难。一旦惹事上身，再想脱身却不容易。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失为一良训。即使必为之事，也要谋定而后动才是明智之举。
俗话说：“管闲事落不是。”所以事不关己，莫若高高挂起。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本来身居是非之地，却自以为精明，对看不惯的事情横挑鼻子竖挑眼，非要刨根究底，把其中的是非弄清楚不可，以致把人得罪了还浑然不知。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高宗临终遗诏说：“军国大事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也就是说，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次，中宗想让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宰相裴炎觉得不妥，跟中宗争执起来，中宗年轻气盛，发怒说：“我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关你什么事？”裴炎感到很害怕，就跑去告诉了武则天，为了防患于未然，武则天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
这里，我们不想评论谁是谁非。但中宗的话却十分精辟，即“我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关你什么事？”是啊，话不在多少，说到了点子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己的毛驴，愿意从鼻眼喂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某些人太好生事和多事的毛病。
实际上，生活中也确有这样的人，他们无论说话办事，总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本来与自己不相干的事他们却摇唇鼓舌，说三道四；再不然就横生枝节斜插一杠子，以为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就不能存在，殊不知这种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受累不讨好，惹人嫌。他们以为自己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但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三国东吴赤乌4年（公元241年）5月，吴国太子孙登去世。翌年1月，孙权另立儿子孙和为太子。8月，孙和的同母之弟孙霸被封为鲁王。
孙霸很受父母的宠爱，因此孙和虽贵为太子，却仍需与孙霸共同居住在一个宫室内，礼仪与俸禄也没有什么两样。对此，群臣多有异议。尚书仆射是仪上书劝谏说：“鲁王天资拔群，德行美好，文武双全。臣认为该让他外出镇守边关。”
孙权没理会，是仪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始终也没有得到回答。
外界议论沸沸扬扬，愈演愈烈。直到赤乌6年1月，孙权靠闭目塞听已无法应付了，才不得不命令孙和、孙霸分宫居住，俸禄僚属也加以区别。为此，太子和鲁王产生了矛盾。
这样，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兄弟二人，从身边侍臣到宾客幕僚，都分成了两派，一个个敌视仇党，怀疑猜忌，勾心斗角，并且逐渐地蔓延到朝廷大臣，举国上下都分成了两个对立党派。
孙权当然明白儿子之间争斗所潜伏的政治危机，但鉴于十个手指咬哪个都疼的缘故，他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命令他们断绝与宾客的来往，而对外只说是让孩子们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
树欲静而风不止，孙权的大女儿长公主跟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有隔阂，孙权要立王夫人为皇后，长公主便阻挠。但长公主又怕因此跟太子结怨，心里不时有点害怕，于是也多次设法进谗言毁谤太子。
有一次孙权患病躺在床上，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的祭庙去祈祷赐福。太子妃的叔父张休住在桓王庙附近，他邀请孙和顺便到家里叙谈叙谈。
长公主私下派人观察，趁机又打了太子的小报告：“太子受遣前往长沙，不到桓王庙祈祷，专门到王夫人家商议计谋。”又说：“王夫人自见皇上重病卧床，高兴得喜形于色。”
孙权听了这些话，龙颜大怒，斥责了王夫人。王夫人忧心忡忡，抑郁而死。这样一来本来就不怎么受宠爱的太子孙和就更得不到孙权的欢心了。
孙霸认为谗言中伤太子的时机更加成熟了，其党羽一哄而起，大肆诬陷孙和，于是孙权的信心就更加动摇了。陆逊目睹两宫对峙，深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他怀着一腔忠诚，上书劝谏吴主：“太子的正统地位，应该像磐石一样不可动摇；鲁王是藩国之臣，给他的宠爱和俸禄应当跟太子有所区别。各得其所，上下有序，才能安定。”
孙权听了很不高兴。太子太傅吾粲又提出劝谏，请求让鲁王孙霸率兵镇守夏口，放逐鲁王党羽。
孙霸听到了风声，马上组织反抗。
孙权听了孙霸的话，禁不住怒火冲天，当即命令把吾粲抓起来处以极刑。然后，又多次派人责问陆逊，陆逊愤懑而亡。
孙权的妃子会稽潘夫人当初受到宠幸，生下了少子孙亮，孙权很喜爱他。
长公主跟太子孙和有了裂痕，所以就想跟孙亮结交，并极力奉承孙亮，说他是个美男子，还把自己夫家的侄儿全尚之女嫁给了孙亮。
渐渐地，孙权认识到鲁王孙霸一直在笼络党羽陷害兄长，心中十分厌恶。
为此他想废掉太子，驱逐孙霸，另立孙亮为太子，但遭到众大臣的反对。骠骑将军朱据义不顾死，执意谏诤。他与尚书仆射屈晃带领着武将文官用烂泥涂抹头脸，反绑上双臂，到宫门前为太子孙和请愿，一连数日，天天如此。
正好有一天，孙权登上白爵观，一眼望见，非常憎恶，专门颁了一道诏令，让朱据、屈晃“不要这么急急匆匆，莽莽撞撞”。朱据、屈晃置诏书于不顾，依然泥头垢面坚持进谏不止。紧跟着无难督陈征、五营督陈象也跟着上书力保太子，言辞急切。
孙权见这些人居然敢冒犯王法，不由得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斩了陈征、陈象。
恼羞成怒的孙权还愤恨不解，又传令让人把朱据、屈晃捆起来，像赶驴牵牛一样，把他俩带入殿中。
朱据、屈晃不屈不挠，双膝跪地，把头叩得嘭嘭作响，血流满面，义正辞严地为太子鸣冤叫屈。
坐在龙墩上的孙权给气得如火烧身，他大喝一声：“打，给孤打！打他个100杖！狠狠地打！”于是这两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
最后，他下令将朱据降职为新都郡丞，屈晃撤职驱逐回原籍做平民百姓；朝廷各部门因谏诤获罪被诛杀放逐的官吏有几十名。
太子孙和被废为平民，迁徙到故县；鲁王孙霸被赐自尽而亡。
13.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在人的一生中存在着许多变数，因此做人办事都必须从长远打算，为自己多留条后路。在迁流不息的社会生活和复杂诡谲的人际关系中，只有多交朋友，少树敌人，才能有更大、更自由的生存空间。
人生可以没朋友，但绝不能有敌人。因为谁都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敌人少堵墙。更何况朋友与敌人的差别之大实在难成比例。
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虽说满腹经纶，但因家徒四壁，无人引见，也只好空怀壮志，寄居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充当食客。
不久，魏王派遣须贾出使齐国，范雎以随从舍人的身份一同前往。实际上须贾是带着一定使命赴齐的。当初，齐王无道，燕国大将乐毅联合四国，一同伐齐，魏国亦发兵助燕，联军气势汹汹直逼齐都临淄。不想被齐将田单打败，齐国复兴。齐襄王即位后，国势日强，魏王担心齐国报复，才命须贾至齐修好。齐襄王对须贾很不客气，责问魏国反复无常，并说先王之死与魏有关，令人切齿痛心。须贾嗫嚅而无言，不能应对。范雎见状，从旁代为辩驳，义正辞严地指出：“齐湣王骄暴无戾，五国同仇，岂独魏国？今大王光武盖世，不思重振齐桓公、齐威王之余烈，反而斤斤计较齐湣王时的恩恩怨怨，恐怕又要重蹈齐湣王的覆辙了。”齐襄王早就听说范雎素有谈天说地之能、安邦定国之志，听了他这一番不卑不亢、在情入理的雄辩，内心甚为敬重。当晚齐襄王就派人去游说范雎，欲留他在齐，并以客卿相处。范雎坚决地推辞说：“臣与使者同出，而不与其同入，不信无义，何以为人？”齐襄王更加敬重他了，特赐予他黄金以及牛、酒诸物。范雎身在异国，肩负通使重命，岂敢擅自收受私馈之物，一再坚辞不纳。须贾身为正使，却遭遇冷落，而随从却受此视遇，心中很不是滋味。范雎如实相告后，须贾令他归还黄金而留下牛酒诸物。范雎惟命是从，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出使异国不为利禄所诱的一身正气和高风亮节却会遭到小人的攻击，以至于差点丧命。
回到魏国后，须贾向相国魏齐指控范雎私受贿赂，向齐国出卖情报，有辱使命。魏齐大怒，命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把范雎打得遍体鳞伤，血流满面，肋折齿落，惨不忍睹。
范雎胸怀大志，未施展才华，岂能就这样白白地冤死，便佯装气绝，企图脱身。魏齐亲自下视，见其断肋折齿，体无完肤，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中动也不动，便命仆人用苇席裹尸，弃于茅厕之中，让家中宾客在尸身上洒溺，不容他做干净之鬼，用以告诫后人。看天色已晚，范雎从苇席中张目偷看，只有一名仆人在旁看守，便悄悄地对这个仆人说：“吾伤重至此，虽暂醒，绝无生理。你如果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殡殓，他日定当重金酬谢。”仆人见他可怜，图钱财，便向魏齐谎报说范雎已死，恰逢魏齐正在大宴宾客，酒酣中命仆人将范雎尸体弃于郊外。
范雎乘夜返家，让家人将苇席置于野外，以掩人之目。同时通知好友郑安平，帮助他藏匿在民间，后化名为张禄，并嘱家人明日一定发丧，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范雎的估计果然没错，第二天魏齐酒醒后，即疑心范雎未死，见野外仅存苇席，便派人至其家搜查，恰逢举家发哀戴孝，方信范尸为犬豕衔去，从此不疑。
半年后，亦即周赧王44年（公元前271年），秦昭王遣使臣王稽出访魏国。秦国有个传统，荐贤者与之同赏，举不肖者与之同罪连坐。秦国的有识之士，都随时留意访求人才。
郑安平听说秦使臣来魏，认为时机已到，假充仆人，在公馆里服侍王稽，应对敏捷，颇得王稽欢心。一次王稽悄悄地问他：“贵国是否有还未出仕为官的贤人，愿与我一同归秦？”郑安平便回答说：“有一位张禄先生，智谋过人，只是有仇家在国中，不敢白日活动，否则早已仕魏，哪能等到今天呢？”王稽连忙表示，白日不便，可于夜间前来。
郑安平让张禄假扮成仆人模样，夜深之后悄悄来到公馆，拜见王稽。王稽和他促膝畅谈天下大势，范雎指点江山，如在目前。未待话谈完，王稽已确认范雎是个难得的人才，便与他相约，待王稽公事办完归秦之日，请范雎在魏国边境的三亭冈处等候，乘车返秦。
王稽完成使命后辞别魏国君臣，驱车回国。当行至三亭冈时，忽见林中走出二人，正是张禄和郑安平。王稽大喜，以车载之，西行而去。
范雎到了秦国以后，渐渐得到秦王的重视，鉴于当时“枝强干弱”的秦国内政和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范雎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先站稳脚跟，他首先提出“远交近攻”这一留名千古的外交策略，于昭王42年（公元前265年）鼓动秦王攻打韩国，结果大获全胜，使韩国成了秦国的附属国。从此，秦国实力更加强大，从而使得各诸侯国再也不敢不另眼相看了。
外交上的胜利使范雎的地位日益巩固了，于是他又帮秦王在内政方面进行改革，即面对“奴大于主”的不正常现象实行“固干削枝”。他指出：“今穰侯（原秦相，魏冉，秦王之舅）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秋万岁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一句话正打中秦王的要害，秦王早就担心这个局面，于是更加信任范雎，便罢穰侯之相，驱逐回籍，又安置太后于深宫不许参与政事，并拜范雎为相国，封以应城，号为应侯。
有仇不报非君子，范雎终于出人头地，有了复仇的资本了。于是，他便奏请秦王发兵伐魏。当然，直到这时魏亦不知秦相是范雎，还以为张禄就是张禄。严格地说，当时也许只有郑安平一人知道，可是郑安平并未告诉任何人。
魏王闻知秦王采用张禄丞相之谋，将要东伐韩魏，急召群臣相议。王弟信陵君无忌力主发兵相拒，相国魏齐则认为秦强魏弱，不宜硬抗，主张遣使求和。魏王遂派中大夫须贾赴秦求和，这真是冤家路窄了。
范雎得知须贾来了，换去相服，装作寒酸落魄之状，潜出府门来到馆驿，徐步而入，去见须贾。须贾一见，大惊道：“范先生固无恙乎？我以为先生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回答说，当年被弃尸荒郊，幸得苏醒，为一过客所救，亡命于秦，打工糊口，聊以为生。须贾不觉动了哀怜之意，留之同坐，以食赐之。时值冬天，范雎衣薄而破，战栗不已，须贾见状叹道：“范叔一寒如此！”又命从人拿出一件绨袍给他穿上，范雎称谢不已。须贾初到秦国，没有熟人，便问范雎道：“当今秦国丞相张禄，权势盛大，我欲拜见他，可是没人引见。先生在秦日久，能为我通融一下吗？”范雎谎说自己的主人与张丞相关系甚好，自己也常出入相府，可以为其引见，并同意为须贾借得大车驷马，供其驱使。
范雎回去后真的亲自为须贾执辔御，赶着马车来了。街市之人，望见丞相驾车而来，全部拱立路旁，或者疾走回避。须贾感觉颇为奇怪，既至相府，范雎说：“大夫稍待于此，容我先去通报一下。”须贾下车，立于门外，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消息，便问守门者说：“我的故人范叔入府通报，久而不出，您能为我招呼一下吗？”守门者奇怪地说：“这里并没有什么‘范叔’，适才驾车的御手是当今丞相啊！”须贾大惊，如梦中初醒，心坎突突乱跳，于是脱袍解带，跪于门外，托守门者报告说：“魏国罪人须贾在外领死！”范雎在鸣鼓之声中缓步而出，威风凛禀，坐于堂上。须贾跪伏，连称有罪。范雎历数须贾三大罪状后说道：“你今至此，本该断头沥血，以酬前恨。然而可怜你还有点人味，以绨袍相赠，所以苟全你的性命。”须贾叩头称谢，匍匐而出。
范雎入见秦王，将往事一一报告，并说魏国恐秦，遣使求和。秦王大喜，同意范雎意见，准魏求和，须贾之事，任凭他随便发落。
过了几天，范雎在丞相府大宴宾客，尽请诸侯之使，济济一堂，酒菜甚为丰盛。而将魏使须贾安排在阶下，派两个黥徒夹之以坐，席上不设酒食，只准备些炒熟的料豆，两黥徒手捧而喂之，如同喂马一般。众宾客甚以为怪，范雎便将旧事诉说一遍，然后厉声对须贾说：“秦王虽然许和，但魏齐之仇不可不报，留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魏王，速将魏齐人头送来。否则，我将率兵屠戮魏国，那时悔之晚矣。”
须贾归魏，魏国丞相魏齐十分恐惧，弃了相印，连夜逃往赵国，藏于平原君赵胜家中。秦昭王闻之，欲为范雎报仇，设计诱骗平原君至秦，以为人质，如不送魏齐人头至秦，将不准平原君还赵。魏齐走投无路，怒而自刎。
范雎报仇雪恨之后，想起自己的恩人王稽和郑安平，便晋见昭王，奏曰：“臣本魏一亡命之人，如果不是王稽忠于大王而纳臣于秦，如果不是大王英明圣贤，臣安能富贵如此？然王稽至今仅为谒者，当年救臣于水火之中的郑安平亦未受重用，请大王恩赐。”秦昭王于是任命王稽为河东太守，任命郑安平为将军。
司马迁在为范雎作传行文至此时，有一句颇为有名的感慨：“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