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伪善”运用得当
有时候，适时的“伪善”行为，的确能让人赢得更高的评价。千万别忽略“伪善”的力量，只要运用得当，它不仅能帮助你抬高身价，还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喝采。
很多人会认为“伪善”是一种坏习惯，但是别忘了，生活中到处充斥的高尚行为，有时候也是一种伪善。
所以，只要运用得当，适时的“伪善”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
2000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中，有一场比赛是埃弗顿队对西汉姆联队，比赛的过程十分激烈，在最后一分钟时，场上的比分仍然是一比一。
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埃弗顿队的守门员杰拉德因为不小心在扑球时扭伤了膝盖，瞬间倒地不起，于是，球就落在潜伏在禁区里的西汉姆联队球员迪卡尼奥的脚下。
球场上沸腾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迪卡尼奥这时离球门只有12码，在这样近的距离下，不需要任何高超的技术，只要施一点小力，就可以从容地把球踢进没有守门员的球门里，而西汉姆联队也就能以二比一的比分获得胜利了！
反观埃弗顿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连续败了两场，只要这个球一进，就落入了“三连败”的命运。
现场数万球迷都等着看迪卡尼奥会怎么做。在众目睽睽之下，迪卡尼奥并没有踢出“致胜的一脚”，反而弯下腰来，把球稳稳地抱在怀中。
这一举动让全场太过惊讶而出现了片刻沉寂，接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赞美迪卡尼奥这个不愿意乘人之危的高尚行为。
这一球不需要什么高难度的技巧，所以即使迪卡尼奥踢进了这一球，也不见得能提升自己多少名气，所以他选择不踢，逆向操作的结果，反而让自己声名大噪。
我们再来看一个“伪善”表现得不好的例子。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年，齐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国内民穷粮缺。一大批穷人由于缺粮少食而被活活地饿死，活着的人也被饿得奄奄一息。
这时，有一位名叫黔敖的贵族，想发点“善心”。
于是，每天一早，他便在大路旁摆上一些食物，等着饿肚子的穷人经过，然后施舍给他们，以显示他的“仁慈”。
一天，黔敖又坐在路旁的车子上，等着有人经过。正在这时，一个饿得不成样子的人走了过来。他用袖子遮着脸，拖着一双破鞋子，眯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迈着步子，身体十分虚弱。
黔敖看到后，认为显示自己“仁慈”的时候到了，便左手拿起食物，右手端起汤，傲慢地叫道：“喂!来吃吧!”
他一心以为那个饿汉会对他感恩不尽，感谢他的好意和慷慨。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那个饿汉抬起头，抖了抖衣袖，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说道：“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嗟来之食’才饿成这个样子的。你以为一个人为了食物，就会抛弃自己的尊严，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吗？你还是收起你那假仁假义的一套吧!”
说完，那饿汉扭头就走，最后，他终于因为饥饿而死于路旁。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在所有堕落的行径中，没有比伪君子的所作所为更加邪恶了。伪君子总是在最虚假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装出最善良的样子。”待人接物切莫有轻侮之意，尤其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更要小心顾全对方的自尊，否则，反而会惹得对方生气，岂不自讨没趣。
当我们想助他人一臂之力时，千万不要抱持施舍的心态，也不要骄傲自大地期望别人感激涕零地给予你回报。否则，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让人觉得纯粹是小人行径。
2.“墙头草”的生存智慧
“墙头草，见风倒”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见风倒是为了永远不倒。这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一大法则。所谓“思圆处方”、“刚柔相济”、“难得糊涂”、“韬光养晦”、“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都是对这一法则的最好诠释。
中国官场上有一种被称作不倒翁的人，之所以称他们为不倒翁，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论换了几任领导，他们都照样屹立不倒，巍然而立。虽然谈不上大红大紫，但却能经久不衰。是什么使他们能在险如江海的官场上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呢？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信奉中庸，哪边风势大，就倒向哪边。就拿清末民初被人称为三朝元老的徐世昌来说吧，慈禧掌权时，他做过军机大臣；载沣当政时，他做过邮传尚书；袁世凯任总统时，他做过国务总理；段祺瑞执政时，他做过总统。可以说，他是个地道的不倒翁。
人都说乱世出英雄。可是徐世昌不是英雄，在那“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时代，他是一个一无兵将、二无地盘的文人，何以位及显要？
有人总结了徐世昌为官的4条经验。
一曰圆通。
也就是说，他说话圆滑，模棱两可，有伸缩余地；做事八面玲珑，能左右逢源。比如宣统退位之后，他依旧保持与“朝廷”的关系，不忘旧主，心念皇恩；同时又成了袁世凯的“相国”，两面讨好，双方互利。
二曰沉稳。
他遇事固守缄默，不急于表态，对于争议，故意回避，多听他人意见。在他看来，贸然出头会身陷漩涡之中，乃取害之道，因而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决不能轻举妄动。
三曰柔刚。
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必要时哼哼哈哈，转弯抹角，宁可做臭皮囊，软磨硬泡。
四曰机警。
专注风云变幻，既不为天下先，也不落人之后；时机不来，则耐心等待，时机到时则狠狠抓住。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一派是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一派是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这时，徐世昌仍然是超然于派系之外。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政府总理。
冯、段二人貌合而神不合，虽同出一门，共为北洋系，但二人手中都有地盘，都有军队，因此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虽说段祺瑞把持着政府，掌握实权，但据此想把冯国璋当作黎元洪一样成为他操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冯国璋同样也处处拆段祺瑞的台。
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想统一天下，派皖系军人傅良佐入主湘中，而冯国璋则指示直系军队不战而退，使皖系军队失利。
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梁士怡请徐世昌出面调解，徐世昌说：“往昔府院明争，我能解；今乃暗斗，我没办法，做不到。”徐世昌太聪明了，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南北双方再战，北洋军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一路取胜，一直打到衡阳。但不久，吴佩孚就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实亡国之政策”。
为了倒冯，段祺瑞表示要与冯国璋同时下野，这样给冯国璋一个面子。
正在双方斗得不可开交时，徐世昌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有人说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有人说徐世昌的总统是拣来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总统，虽然人人都说“宁给好汉子拉马拽蹬，不给癞汉子当祖宗”。然而，祖宗终究是祖宗，无论如何他也比孙子强得多。
尤其是徐世昌做官时间长，对上层的勾心斗角了解最深。所以他做官尽量避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对官员们能保则保，能帮则帮，是个“大好人”。但他一旦看清天下大势，也很果断，敢作敢为。大凡行“中庸之道”的人，一向性格怯懦，而徐世昌既敢作敢为，又行“中庸之道”，二者兼有，实属“难得”。
例如，徐世昌是1905年入值军机处的，在军机处，他仍行“中庸”的做官之道。
军机大臣当时是庆亲王奕劻，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当时与奕劻和袁世凯对立的是瞿鸿机。瞿鸿机在其任期内做了3件大事：
一是否决了袁世凯欲推奕劻任总理组阁的建议。
二是赞同新设立的陆军部收回北洋6镇。
三是弹劾奕劻父子收贿纳妾，向慈禧建议解除其军机大臣之职，举醇亲王载沣以代之。
瞿鸿机与袁世凯、奕劻对立，对徐世昌却颇有好感，他“独信徐世昌，谓其谨厚”。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又以乡谊与徐世昌亲近，因此徐世昌在军机处颇为得意。
徐世昌与瞿鸿机亲近，与袁世凯更近，在清末著名的“丁未政潮”中，岑春煊对慈禧痛言奕劻贪黩误国，要求罢免奕劻，但后来奕劻却保住了自己的权位，还与袁世凯一起反击，结果岑春煊被罢职。
袁世凯在给两江总督瑞方的密信中说：“幸大老（奕劻）平时厚道，颇得多助，复出此内外夹攻之厄。伯轩（世续）、菊人（徐世昌）甚出力，上（慈禧）怒乃解。”由此不难看出，徐世昌为保奕劻是出了大力的。
徐世昌不得罪奕劻，也不得罪瞿鸿机。奕劻与瞿鸿机暗斗，奕劻总想把瞿鸿机挤出军机处，袁世凯对瞿鸿机亦早有不满，奕、袁二人商议，以瞿鸿机当时兼领外务部尚书为由，派他出洋，他自然无法推卸，只能离京启程。但奕劻、袁世凯让徐世昌在军机处提出此议，这下子，徐世昌为难了。瞿鸿机听了徐世昌的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我老了，不能远涉重洋，还是让年富力强的人去吧！”徐世昌随机应变，立即改为自请成行，给了瞿鸿机一个台阶下。瞿鸿机对徐世昌十分感激。
后来，徐世昌见上层斗争太激烈，难以应付，就请调东北三省总督，避开了官场激烈斗争的漩涡。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溥仪入继大统，其父载沣做了摄政王。
载沣为了打击北洋势力，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在此危急关头，激流勇退，采用以退为进的方法，疏请开缺，清廷却以他向来办事认真为由驳回了他的辞职申请。
不久，徐世昌离开东北，入京就任邮传部尚书。
1910年，载沣又提任徐世昌任军机大臣，授体仁阁大学士，享受了清代文臣的最高荣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前去镇压，但北洋军“只知有宫保（袁世凯），不知有朝廷”，因而作战不力，很快南方各省纷纷独立。
这时，精明的徐世昌看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时机，必须靠他的密友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于是他开始加紧活动。
溥仪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大臣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并以辞职、不上朝相要挟，逼得载沣无策，最后只好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后来有人说，袁世凯下野后，徐世昌是他在北京的“灵魂”，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徐世昌却是由科举之路，靠“中庸之道”，左右逢源，一帆风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虽说有些做法颇具两面派的意味，但宦海风波，恶浪滔天，如果没有一点心机，光凭做个老好人，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3.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俗话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无论做什么事，对什么人，只有先察言观色一番，摸清对方的心思后，再付诸行动，才能做到得心应手，万无一失。
三国时期的曹操挟天子移都许昌后，对于前来投靠的刘备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依然不是很了解。特别让曹操不解的是：刘备是凭什么把非等闲之辈的关、张聚在自己门下。为了了解刘备，曹操来了一招“煮酒论英雄”，借与刘备谈论有关英雄的问题，看看刘备是否真有才华，是否具有野心。这是曹操识人的惯用方法。
识人的基本方法，无非是听其言观其行。观察一个人说话，能发现他的思想、性格等多种特征。因为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心里想什么，要想干什么，必然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上。但有些人的言行并不一致，如果仅听其言，就会受骗上当。所以听其言，同时必须观其行。
人常说：“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这话说得实在有道理。因为，人生在世有很多忌讳，如果你在无意之中触犯了别人的忌讳，就会在无形之中得罪对方。所以我们说，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千万不要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
清代的康熙皇帝，青年时励精图治，做过不少大事。但到了晚年，由于年纪大了，却产生了一个怪脾气——忌讳人家说老。如果有谁说老，他轻则不高兴，重则要让对方触霉头。所以，左右的臣子们都知道他这个心理，一般情况下都尽量地回避说老。
有一次，康熙率领一群皇妃去湖中垂钓，不一会儿，鱼杆一动，他连忙举起钓杆，只见钩上钓着一只老鳖，心中好不喜欢。谁知刚刚拉出水面，只听“扑通”一声，鳖却脱钩掉到水里又跑掉了。康熙长吁短叹连叫可惜，在康熙身旁陪同的皇后见状连忙安慰说：“看样子这是只老鳖，老得没牙了，所以衔不住钩子了。”
话没落地，旁边另一个年轻的妃子却忍不住大笑起来，而且一边笑一边不住地拿眼睛看着康熙。康熙见了不由得龙颜大怒，他认为皇后是言者无心，而那妃子则是笑者有意，是含沙射影，笑他没有牙齿，老而无用了。于是将那妃子打入冷宫，终身不得复出。
为什么皇后在说话时明显说到“老”字，而康熙没有怪罪她，而妃子只是笑了一笑，但康熙却怪罪她呢？首先是康熙的忌讳心理，他不服老，忌讳别人说他老，这种心理实际上反映了老年人的一种普遍的心态，由于上了年纪，在体力和精力上都有所下降，但又不肯承认这个现实，而且也希望人们在客观上否认这个现实，故而一旦有人涉及这个话题，心理上就承受不了。再者由于皇后与妃子同康熙的感情距离不同。皇后说的话，仔细推敲一下，有显义和隐义两个意义，显义是字面上的意义，因为康熙与皇后的感情距离较近，他产生的是积极联想，所以他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知道皇后是一片好心的安慰。妃子虽然没有说话，只是笑了一笑，但她是在皇后的基础上故意引申，是把那只逃掉了的老鳖比作皇上，是对皇上的鄙视，因而是大不敬。所以，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环境，由于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理解便引出不同的结果来。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实际上究其原因，还是那个妃子没有眼色的缘故。
生活中，人没有眼色是个大问题。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把别人给得罪了。
汉景帝的皇后没有生男孩，于是生男孩成了当时后宫嫔妃所追逐的目标。
在后宫妃姬之中，栗姬最先生了个男孩。按规矩，这个长男就是皇太子，他的生母栗姬应该立为皇后。但栗姬的嫉妒心很强，给别人的印象很坏，皇帝了解后也自然和她疏远了。栗姬不但对此毫无察觉，反而因为生了男孩，更加得意忘形。景帝曾委托栗姬将来照应其他妃姬所生诸子，她很不高兴，出言不逊。景帝很讨厌她，只因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不能随便把她轰出宫。
妃子中有个也生了男孩的王夫人，对宫中这种情况了如指掌。一天她悄悄地对一个大臣说：“皇后的位子空着总不是事，我想去劝皇帝，让太子的生母栗姬当皇后，你觉得怎么样？”这大臣自然想当“栗皇后”的第一个推荐者以便将来得宠，于是马上向景帝进言：“太子的母亲栗姬不应该再和一般的夫人们平起平坐，臣以为宜立为皇后。”景帝正犹豫是否把栗姬轰出门外，却有人建议让她继皇后之位，自然勃然大怒，立即把那位大臣打入监狱，把太子也给废了。栗姬终于“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结果，王夫人升为皇后，她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实际上，这是典型的擢傻狗上墙，但是一样的人，那位大臣为什么愿意当傻狗呢？关键一条就是没有眼色，用俗语说就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然而可惜的是，生活中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人却大有人在。
俗话说：“出门观天色，进门看脸色。”观天色，可推知阴晴雨雪，携带行具，以免受日晒雨淋。看脸色，便可知其情绪。学会察言观色，实在是不可忽视的为人处世之道。
4.看透别人的心思
会用计谋的人，不仅要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计谋去对待别人，而且知道别人在用什么样的计谋对待自己。看透了别人的心思，才能让自己的计谋招招中的。
人只有在共同的目标之下，才有可能同心协力，其间的冲突、差异、争执也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成为次要问题，会自动退位。但是，当共同的目标完成之后或不存在时，团体成员间的个别差异性和个性需求便会自然浮上台面，成为主要问题。
这种“可以共患难，无法共安乐”的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角落，无论是国家、组织、团体、家庭或朋友之间，都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当冲突来临时，便是另一场斗争的开始，要让结局呈现什么样的景况，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与手腕。
汉高祖刘邦在天下大定之后，在一片等待论功行赏的气氛当中，却只先分封了20多名功劳最大的部将，其他在他眼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部将，如何分封都还在慢火炖烤、斟酌考量、伤透脑筋当中。
等待当然是一个煎熬的过程。这些自恃功劳不凡的部将个个无不拉长脖子，望眼欲穿，而且生怕论功不平、赏赐不公，天天红着眼珠，大眼瞪小眼，一个个显得焦虑难安，不仅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与刘邦之间也衍生出相当紧张的气氛。
有一天，刘邦正在南宫悠闲地散步，忽然远远地看见很多部将聚集在一起指手划脚、交头接耳。刘邦看了，心中觉得不安，难免开始疑神疑鬼，于是便传唤张良前来，想听听他的想法。
张良有些沉重地回答他说：“陛下来自民间，依靠这些人打得天下，过去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平起平坐。现在你成为天子之后，先分封的人大部分都是故交旧友，所诛杀的人是关系较疏远的人，不然就是得罪你、让你看不顺眼的人。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有可能是在讨论谋反的事情。”
刘邦听了之后，面色凝重，便问张良如果真是这么严重，该怎么办？
张良想了一下，便先反问刘邦说：“在这些一起打天下的部将当中，你最讨厌的人是谁？这个人不被陛下喜欢的原因，最好又是大家所熟知的事。”
刘邦回答说：“雍齿常常捉弄我，他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想这也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吧。”
张良马上提出建议：“那么，今天就先将雍齿封为王侯。这样一来，我看就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安定大家的心了。”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立刻宣布将雍齿封为“什邡侯”。
这件事果然在众多还未被正式封官晋爵的部将之间起了微妙的作用。在这些人的心里，或许认为，连皇帝最讨厌的人都有糖吃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于是，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果然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猜忌，往往是因为互不信任所引起的。为什么会互不信任？是因为彼此没有给对方足够的信任，尤其是在有关利益分配的问题上。
猜忌是因为生怕得到不公平的待遇，不安则是无法掌握不确知的情况和大局。张良这招“丑猫都能得道，忠狗何须担心升天”的手法，定下了分配的标准，给足了诸将的信心，当然可以暂时缓和不安的气氛，维持和谐的局面。
刘邦的性情及后来对待群雄的做法，在历史上有相当多的看法与争议。事实上，有关人的性情及事情因果的种种起伏转折都相当复杂，旁人及后人不易辨其真伪。但是，这则故事却同时呈现了“可以共患难，无法共安乐”的社会现象。
无论人处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要什么或不要什么，让什么或不让什么，有关尊严与欲求的应对进退，实在是门大学问，如何恰如其分，见好就收，全身而退或全身而进，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一个人。
5.清除障碍，不露痕迹
每个人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各种障碍和危机，能使暗力，用隐藏的手段清除障碍，比明枪实箭地大干一场要高明得多。
阴暗的地方总是蟑螂嚣张、鼠辈横行，甚至喧宾夺主，令人却步。任何团体也是一样，假如领导昏庸，律法不彰，就成了小人耀武扬威的舞台，将气氛搞得乌烟瘴气不说，更不可能有令人指望的前景。
如果你很不幸，毫无选择地必须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中，同流合污一起鬼混，当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不甘心，当然就得想办法进行“大扫除”，脱离苦海。
大扫除，最重要的是不能搞得烟尘弥漫，否则垃圾除不尽，却可能反而先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宋仁宗时有个宦官叫作任守忠，因为有巧言令色的本事，得到皇帝的信任，或许因为平常自大惯了，竟然自命不凡起来，以为自己也可以在权力场中呼风唤雨，所以逾越本分不说，还在宫中到处兴风作浪，成了宫中的麻烦制造者。
由于仁宗没有亲生儿子，王位继承当然成为各方思量的焦点。任守忠居然想尽办法希望由比较昏庸、没有才能的王室子弟继承王位，以方便从中控制、揽权。
后来英宗继了位，任守忠的妄想破灭，所以就迁怒英宗，常常在英宗与非亲生母亲的太后之间挑拨离间。例如，在英宗面前就说太后瞧不起他，而在太后面前则造谣说英宗不尊敬太后等等，搞得英宗与太后之间的关系非常恶劣。
时间一长，朝内大臣都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会惹出大祸，于是就想办法非除去任守忠不可。
但是，要除去任守忠这么一个已经党羽遍布的奸诈老狐狸也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事情败露，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化。
所以，宰相韩琦在征得英宗同意之后，决定给任守忠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致命一击。
为了避免风声走漏，韩琦首先拿来了一道空白命令，自己先签了名，然后派人送去给欧阳修、赵槩这两个参知政事会签。即使只是一道空白命令，欧阳修看了看之后，毫不犹豫地就立刻签了名，可是赵槩却面有难色，下不了笔。
欧阳修见状，就对赵槩说：“你跟着签名就对了，韩琦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会签完毕后，韩琦就把任守忠找来，要他站立在政事堂下，宣布他的罪状，说他本来应该斩首，但是皇帝念在多年情分上，即日起贬他为蕲州团练副使，而且必须立刻起程。
说着说着，韩琦才取出空白命令，将罪状与派令一同填上。此时的任守忠只有叩头谢罪的份，毫无反击的机会。
小人不见得有什么神通广大的本领，可是小人得势，必然大肆豢养狐群狗党。而靠着狐群狗党的张牙舞爪，更让他们具有一手遮天的搞鬼能耐。这个时候，任何“驱鬼”的行动，如果过于光明正大，恐怕鬼魅未除，自己已经尸骨无存了。
抓鬼当然不能点灯。鬼不见得怕光，点了灯反而让驱鬼的人曝光，成为群鬼攻击的目标。
韩琦采取一声不响、不露痕迹的方式，给任守忠措手不及的致命一击，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打击小人、驱逐鬼魅的佳作。
在现实的人生处境中，多得是群魔乱舞，当你想要有所行动前，可千万记得不要开大灯，任意招摇。
6.有多少情感，就有多少信任
对一个人的信任有底线，是“理性”；没有底线，则是“情感”。在情感的世界里，情义相交，有多少情感，就有多少信任。所以，与人交往，与其摸索建立互信，还不如先下功夫“搏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果只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顺着理性逐层分析，事实上很难避免出现瑕疵的纹理，因为人心毕竟不是一种经得起百般切割的东西，何况，理性也不是什么“天罗地网”的放大镜。
但是情感则不同，情感很绝对，“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恩恩怨怨、敌敌我我都是这种理性与情感的“信任”不同而造成的。
王猛带领前秦16万骑兵前往讨伐前燕，而首先遭遇的是驻守在潞州的前燕将领慕容评的庞大军队。
当两军对阵的时候，王猛派遣部将徐成前去侦察敌情，命令他在正午的时候，就必须回来报告，但是徐成却到了傍晚才回来。王猛勃然大怒，以贻误军情为由，准备要砍他的头。
徐成的上司邓羌求情说，当前情势是敌众我寡，而且明天就要开战，是否等仗打完了再行论罪。
王猛余怒未消地回答说：“如果不杀他，如何树立军威？”
邓羌坚持地说，徐成是他的部下，虽然误了军情，理当该斩，但他愿与徐成一起奋战以将功赎罪。
王猛还是不肯答应，于是邓羌带着怒气回到营区，摆开阵势，将矛头反过来对准王猛，不惜窝里反，摆明力保徐成的决心。
王猛看到邓羌态度如此坚决，就派人前去转告邓羌，准备赦免徐成。不久，邓羌亲自来谢罪，王猛拉着邓羌的手说：“我刚才是在考验将军，你对部将都如此爱护，何况对于国家呢？”
故事的结局，很显然是因为王猛深感事态严重，为了避免内乱而牺牲军令如山的尊严，不得不在顾全大局之下委曲求全。至于“考验将军”的说法，不过是些场面话。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邓羌与徐成的交情及利害与共的关系，绝对胜过与王猛之间的上下从属关系。
在这里，情感胜过一切，实力决定结局。
这个故事呈现的是，在各自为营、价值观混乱的时候，个人利益的结合绝对超过空泛的群体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种例子，各种形式的“党同伐异”，靠的是情感的结合，而不是理性的认同。
所以说，在打群架的时候，就很容易流于是非不明，到头来是烂仗一场。有实力的为王，没实力的为寇，至于是非对错，不过是属于历史的事后聪明罢了。
所以凡成大事者，无一不是以不得罪人为手段，以团结人成就事业为目的。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怎样才能得人心？毫无疑问，首先是会“搏感情”。
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项羽，就其个人能力而言，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的确，如果个顶个地进行比较，刘邦处处不如项羽，不但家族背景有天壤之别，便是个人素质也不可同日而语。项羽“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攻城则城池皆破，杀敌则敌胆尽丧。刘邦会干什么？在整个举兵灭秦和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没有一条计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一座城池是他自己攻下来的，也没有一场战斗是他亲自指挥的。他惟一的本事，就是会问张良、韩信、陈平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说，与项羽相比，刘邦一点能耐和本事也没有。难怪项羽会在骨子里看不起刘邦了：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天下？
事实上，刘邦最大的长处就是会笼络人心，善待和善用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曾和群臣讨论过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自己为什么会得天下的原因。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应军需，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才能，所以我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用，能不失败吗？”
这是实话。项羽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刘邦却能利用集体的智慧。所以刘邦虽然一无所能，却又无所不能。何况，刘邦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他至少还有三项看家的本领：一是忍，二是赖，三是痞。说开了，也只是得罪人与收买人之分。
谁都知道，项羽是败于张良、韩信、陈平之手，但韩信、陈平原本都是项羽的人。韩信出道晚，直到项梁的军队渡过淮河后，他才带着宝剑参加了项梁的起义军，还只是千军万马中的一个小兵。项梁失败之后，他又跟随项羽，可是由于他是一个小兵，谁也不怎么注意他。然而韩信的机遇在于，项羽见他比一般的小兵强，就封他做了个执戟郎，也就是个带班站岗的，跟随着将军，站在帐幕之外。好几回他向项羽献计，但因为人微言轻，项羽不但没有采纳，还辱骂他“胯下之夫”，使韩信看到项羽是个不成大器的人。后来在鸿门宴上，当他看到刘邦低声下气地向项羽求情，便开始可怜起刘邦来，觉得刘邦当时的情境与自己钻裤裆的情景非常相似，由此对刘邦有了几分同情，而且看准了刘邦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准能成大事。后来刘邦做了汉王，像充军一样被项羽逼着去了汉中，韩信认为投奔一个失势的主人准能得到重用，便决心投靠刘邦，并且在途中还得到陈仓有一条秘道的消息，从而为刘邦以后暗渡陈仓提供了重要帮助。
项羽不知道好花还得绿叶扶，不知道一项事业的成功需要依靠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凭着自己的好恶，凭着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伙伴一步步推给了自己的敌人。
其实，这怪不得别人。因为中国自古就有“良臣择主而事”一说，更何况项羽的政策本身就是联邦制，不是中央集权。俗话说：“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再加上他根本就无视别人的存在，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得罪一两个人没啥，久而久之，使手下的人离心离德，离他而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7.投其所好，意在掳之
用金钱来迷惑人并不稀奇，用思想来迷惑人同样不稀奇。只不过金钱是有形的,很容易使人见利忘义,但很多人知道如何提防；而思想则无色无味，在无形中渗透，潜移默化，让人不易提防。
在道德的领域中，“逢迎富贵”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在现实的人生里，从古至今，我们却看到权贵门前仍旧是车水马龙，排场愈来愈大。
毕竟“富贵”是欲望的磁石，从来不曾消磁。只要人企求“富贵”的欲望还在，就愿意参加“逢迎富贵”的游戏，希望在“富贵”之地沾染“富贵”，扩大“富贵”的基础。
“逢迎富贵”，当然需要心机，而不只是哼哼哈哈、打躬作揖而已。
下面是一则“放长线钓大鱼”的故事。
东汉时，宦官张让在桓帝当权期间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当时还是小商人的孟陀，当然很想拉上这一条线来扩大自己的声势。在一阵摸索之后，灵巧的他便把脑筋动到张让的一位管家身上。
孟陀不断地以金钱攻势来巴结这位管家，管家当然是受宠若惊，很是感动。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久浸权势核心，看尽逢迎本质的管家，自然心知肚明这种道理。有一天，他便问孟陀到底有什么要求。
孟陀回答说：“我的要求很简单，不过是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你能向我叩拜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样的要求，管家虽然一时无法领悟其用意何在，但还是满口答应了。
张让呼风唤雨，求见的公卿大臣自然很多，没多久之后，孟陀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前去张府，想要求见张让。这一天，人多拥挤，“生面孔”的孟陀自然沾不上边，这时那位管家看见他后，便急忙率领众多奴仆前来迎拜，并亲自陪同孟陀一起进入大门。
众多宾客看见这种排场，当然对孟陀刮目相看，认为孟陀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于是纷纷上前攀交情、拉关系。
孟陀经过这一番“高格调”的洗礼之后，身份和地位顿时水涨船高，以后便俨然一副“重要人物”的模样出现在各种交际场合，而靠着这种虚张声势的人脉网络，做起生意来当然更加顺手，从此累积钱财的速度，就更加惊人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一般人的眼里，管家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即使是权贵身旁的管家，也只不过是多了点狐假虎威的虚荣，没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孟陀却看见了“虚荣”的妙用，供对了管家这尊“土地公”，发挥了海汇诸神、众仙相迎的效果，省却了到处去求神拜佛的麻烦。
这种手法等于是烧对了香，自然就不必再到处去烧香。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可是，做生意却不能抱着这种心态，当然是愈出名愈好，毕竟，知名度可以说是生意是否能够愈做愈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广结善缘、人脉通达更是自古以来生意人苦苦追求的目标。
在商业世界里，讲究的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益”。当然，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孟陀将之运用在“打知名度”上面，而且运用得出神入化，实在叫人啧啧称奇。
唐玄宗时，姚崇和张说同朝为相。张说素以“大手笔”闻于朝野，故为姚崇所嫉妒，两人经常明争暗斗，有时连皇上也觉得难以调解。
这年，姚崇患了重病，日甚一日，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便把儿子召至床前，说：“爹爹就要撒手归天了，审视一生，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只是有件事我甚不放心。张丞相与我同朝为官多年，言来语去，多有磨擦。我在世时，他不敢怎样，但我死后，他会罗列罪名，毁我名声。一死万事休，任他说什么，我倒没什么，只是放心不下你们几个。若我一旦获罪，肯定会株连你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应付吗？”
儿子们你看我，我看你，觉得没有什么良策对付。姚崇继续说：“制人，要因人之性，借人之手。若能让张丞相来为我盖棺定论，出于时风所碍，他不会不说话的。这样吧，等我死后，张丞相依照惯例会来祭奠。他来之前，你们可把我平生搜集到的佩饰玉玩都摆在供案上，见机送给他。等他收下，就请他为我写碑文。一旦拿到碑文，就速禀报皇上批准。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姚崇死后发丧，张说果然来吊唁。刚进灵堂，他就盯上了在灵案上的诸多宝玩玉器。连行礼时，也心不在焉。姚崇的儿子们心中暗喜，忙按爹的生前指教，将宝玩玉器尽数送给张说。张说假意推辞了几下，最后欢天喜地地收下了。
宝玩玉器送到张说府上，张说还顾不上看个遍，姚崇的长子便前来求见，见面一问，原来是请求为父撰写碑文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这点事情，当然应该效劳。张说二话没说，就一口答应了。姚崇的长子千恩万谢地走了。
死人的碑文是等着用的，说写就得写。再说，张说也想赶紧应付了此事，好细细品玩那批稀世珍宝。于是叫下人磨墨，挥笔写下了不少赞誉的话。
碑文刚写完，就有姚府的人等着取。姚崇的儿子们见到碑文，忙按父亲的吩咐呈奏皇上。皇上御批“可”，便速请人刻在石碑上。
过了两天，张说从偶得宝玩玉器的狂喜心境中平静下来，仔细品味，才觉得此事有点不对头，他姚崇家为何平白无故地送这么多珍贵的宝玩玉器给自己呢？又一想所写的碑文，才大呼“上当”，忙派人去姚府，说前日所写碑文有点不妥之处，请求取回去修改。听家人回话说那碑文已奏过皇上并已刻在碑上，张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又让姚崇这匹夫算计了！”
姚崇深知张说贪图宝玩玉器之性，才因其性而巧施贿赂，让自己的政敌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说好话，避免政敌在自己死后对自己进行攻击，也为儿孙们免除了一场大劫难。
8.等距离外交，谁也不得罪
工作中，人们有时会无端地被卷入对立的两派之间，而两边又都得罪不起，但是你又不能不表明态度和立场。这时候，就得用点计谋：等距离外交，谁也不得罪。这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高招。
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大多爱找上别人以便给自己作个证明。有时候，因为领导与领导之间出现矛盾需要你作出选择，这时候你千万不能轻易表态，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边谁都别得罪。因为你惹恼了任何一方，他们可能都会给你点颜色看看。
清末陈树屏做江夏知县的时候，张之洞在湖北做督抚。张之洞与抚军谭继询的关系不太合得来。有一天，陈树屏在黄鹤楼宴请张、谭等人，座客里有个人谈到江面的宽窄问题，谭继询说是五里三分，张之洞就故意说是七里三分，双方争执不下，都不肯丢自己的面子。陈树屏知道他们明明是借题发挥，是狗扯羊皮，说不清楚的。他心里对两个人这样闹很不满，也很看不起，但是两人都比自己官大，自己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灵机一动，从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词谦恭地说：“江面水涨就宽到七里三分，而落潮时便是五里三分。张督抚是就涨潮而言，而抚军大人是就落潮而言。两位大人都没说错，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张、谭二人本来都是信口开河，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自然无话可说了，于是众人一起拍掌大笑，不了了之，停止了“争辩”。
在本则故事中，张、谭二人因江面的宽窄问题而争执不休，致使宴会大煞风景。其实根本上是二人的较劲心理在作怪。
究竟怎样与互相有矛盾的上司相处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离距外交”，因为“等距离外交”不得罪人。
“等距离外交”的意思是指无论在工作上或生活上，你与所有的人都大致保持相同的距离，大都处于关系均衡的状态。但是“等距离外交”绝对不是说你没有主见，而是因为你处在夹缝中得罪不起人，不采取这种方法，你就将面临危险。用某些人的话说，不能上九天揽月，还不能下五洋捉鳖吗？一旦一方斗败了，你就会被无情地当作老鳖给涮了。
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某人与自己的直系亲属闹矛盾，需要我们从中调解，这时最好的策略就是“好好好”，这不是不负责任，因为成语里有“疏不间亲”之说，即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时看似矛盾，但如果你真正插手其间时，就会发现你一定会面对其联合起来的阵势。更何况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彼此的矛盾毕竟不同于敌我，他们不会永远仇视下去。例如，古人苏秦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外为官的小吏，其妻与人私通，到了小吏回家的日子，其妻很担忧，就和通奸者商议对策，决定以药酒毒死小吏。小吏回家的那天，其妻就让小妾端着药酒递上去。小妾已知他们的奸计，想说出酒中有毒，又怕得罪女主人；不说出来，又怕药酒毒死男主人。无奈只好端着酒假装失手摔在地上。小吏正在高兴老婆让小妾送酒，却被摔了，十分恼火，就痛打了小妾一顿。小妾满怀忠信，却要受皮肉之苦。
